《梁高僧传》，又称《高僧传初集》或简称《高僧传》，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部有系统的僧传。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土后，许多印度和西域僧人陆续来到汉地，至魏晋南北朝，来华僧人日多。随着佛教在中土的迅速发展及僧人在社会活动中影响的不断扩大，僧俗二界陆续出现了一些记述僧人之译经、弘法及其他活动的书（具体书目详见本书的“源流”部分）。这些书有的直接以僧传命名，有的以记叙寺塔为主，附载僧人之行事活动，有的则是在记述世间的鬼怪神异故事中附见僧人的事迹。但不管哪一类书，其所载之僧人或僧人之事迹，或仅举一方，或只限一时，或唯叙一迹，或偏重一行，或记述简要，或事迹缺略，某一僧人之主要事迹既难完全包容，更不能反映时代佛教活动之概貌，有鉴于此，南朝梁代僧人慧皎决意写出一部能够较全面反映自汉至梁僧侣活动概况之著作，于是有《高僧传》之撰著。
《高僧传》在相当程度上是前人有关高僧传记的综合，并加以创造性分类和编辑，它克服了以往僧传只限于一时一地、一行一迹之局限，而把佛教传入中土之后（汉明帝永平十年，即公元六七年）至梁天监十八年（公元五一九年）共四百五十三年间的主要僧人尽收其中，所收录的高僧达二百五十七位，加上附见傍出者二百多位，实收僧人五百多位，涵盖时间之长，所收僧人之多，都是以往僧传所无法比拟的。
其次，《高僧传》在体例编排上富有创造性，全传分为十科，先译经，次义解，此外还有神异、习禅、明律、忘身、诵经、兴福、经师、唱导等诸科。
译经者，亦即翻译佛教经典。佛教东传之初，此译经工作最是重要，因此，本传既把译经僧放于篇首，而且所收人数亦多，有三十五人，所占篇幅也大，共三卷（卷一至卷三）。慧皎之所以这么处理，是因为他认为：“法流东土，盖由传译之勋。”也就是说，佛教在中土之流布，经典的传译应该记头功。当然，佛经的传译往往不是一人之力，一时之功。如在本传中人们常常可以看到，某某经典之翻译是由某人口宣梵文，某人证文，某人笔受等，这是由于当时兼通梵汉的僧人甚寡，同时为了使所译经典尽可能准确无误，因此佛经的翻译往往须由多人合作而成。大致而言，一个译场常设有如下数职：一是译主，即坐于正面口宣梵文者；二是证义，即坐于译主之左，评判译文是否正确者；三是证文，即坐于译主右侧，审查译主所宣梵文之正误者；四是笔受，即将梵音翻为汉文者；五是参译，对照梵、汉文之正误者；六是缀文，即把文字连缀成句者；七是润文，即坐于南面饰润译文者。此外，还有专事削文定义之所谓“刊定”和把梵音如实写成汉字之“书字梵学僧”等。可见，包括本传在内的佛教典籍所说的某某经典为某人所译，一般是指主译，并非指整部经典的翻译都是由他一人完成。
所谓义解，用慧皎的话说，即“慧解开神”。通俗地说，亦即分析字义，解释义理。这在佛教东传之初也至关重要，因此，本传所收之僧人，以义解僧为最多，共一百零一人，所占篇幅亦最大，共五卷（卷四至卷八）。
神异者，慧皎在序中曰：“通感适化，则疆暴以绥。”亦即借助于神通感应之力量，惩恶扬善、抑暴安良，使正法弘扬，教化隆盛。佛教初传，神异作用颇大，因此慧皎颇重此科，共收神异僧二十人，占二卷（卷九、卷十）。
习禅者，即修习禅定，增长功德。本传于卷十一前半部收禅僧二十一人。
明律者，即于己持戒严谨，戒行精进；于律藏之修治、弘传，孜孜不倦，卓有成就，遂使律典日趋完备，修行者有所依止。本传于卷十一后半部收律僧十三人。
忘身者，亦即为了济生利众、弘扬佛法，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身心性命在所不惜，有如释迦之舍身饲虎，割肉喂鹰。本传卷十二前半部收忘身僧十一人。
诵经者，亦即讽咏、读诵经典。此法原为婆罗门六行之一，后来佛教亦因袭之，并有三时诵经、祝圣诵经、应供诵经之分。本传卷十二后半部收诵经僧二十一人。
兴福者，亦即行善积德，广种福田。慧皎在本科的论赞中道：“入道必以智慧为本，智慧必以福德为基。譬犹鸟备二翼，一举万寻。”此谓福德与智慧，有如鸟之双翼，不可或缺。在佛教流传初期，此兴福一门乃是佛教扩大社会影响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颇受当时佛教界的重视。本传卷十三前部分收兴福僧十四人。
经师者，本传中专指巧于讽诵经文之僧人。慧皎论曰：“自大教东流，乃译文者众，而传声盖寡”，但若“唯文而不声，则俗情无以得入。”因此讽诵经文应该声文并茂，经师之特点即是二者兼而有之，因而不但能传述义理，而且能表达情志。这种方法在魏晋南北朝时颇为盛行。本传卷十三中间部分收经师十一人。
最后一科是唱导。唱导者，慧皎在论赞中曰：“盖以宣唱法理，开导众心也。”唱导师常常借助于因缘譬喻，以增加讲演的趣味性，这是一种把讲经、弘法通俗化的好方式，六朝颇风行，出现了一些很有影响的唱导师。本传卷十三后部分收唱导师十人。
本传之卷十四为序录，包括慧皎自序及本书总目录并慧皎与王曼颖往返文书二篇。序文主要记述本传写作之缘起及内容构成，王曼颖给慧皎之信有若本传之跋，而慧皎之复信除了对王曼颖之推赞本传表示谢意之外，又复述写作本传之因由，首尾照应，体式完整。
第三，此僧传除了具有较完整的体系构架外，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即在各科末尾，都附有作者之论赞。论赞一般先叙大意，再辩时人，讨核源流，商榷取舍，是各科思想内涵点睛之笔，很值得一读。
第四，相对于以往各种僧传言，本传的长处是跨历之时限最长，涵盖之地域最广，收录之僧人最多，体式最完整，资料亦最丰富。但是，由于作者生当南北朝，天下分治，南北对峙，故本传所收，“偏在江左诸僧”，尽管其时江北也有不少高僧大德，但收入本传者，寥寥无几，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
本传作者慧皎，南朝梁代会稽上虞（今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人。据考证，他生于齐明帝建武四年（公元四九七年），卒于梁元帝承圣三年（公元五五四年），世寿五十八。至于姓氏，唐道宣之《高僧传·慧皎传》称“未详氏族”，今亦无从确考。对于他的生平事迹，其本传中也语焉不详，但从有关资料得知，他是一个“学通内外，博训经律”之高僧，曾住会稽（在今浙江省绍兴市）嘉祥寺，春夏二季弘法，秋冬二季著述，除本《高僧传》外，还撰有《涅槃经义疏》十卷及《梵网经疏》。可惜后两种著作早已亡佚。
《高僧传》全书十四卷，以如此之篇幅去记叙五百多年间中土之僧人，每个入传者无疑都是当时或该科之“高僧”，但因本书篇幅所限，这里不可能全部收录，而只能选录那些在整个中国佛教史上都具有相当影响的高僧。至于每一僧传之取舍，除个别篇幅较长的僧传采用节选外，其余的都取传记全文，以保持资料的完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