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杂记

中国哲学思想史专著。冯友兰著。分上、下两册，分别于1930、1934年由神州国光社和商务印书馆出版。此后主要版本有商务印书馆《大学丛书》本、“部定大学用书”合订本、1961年中华书局重印本、《三松堂全集》本等。本书上、下两册各为一篇，各有16章，总计32章，约50万字。上册称孔丘到淮南王刘安为“子学时代”，第1、2两章阐述了哲学的内容、方法、哲学与中国义理之学、中国哲学的弱点等问题，论述了子学时代的开始和终结、子学时代(哲学)发达的原因等；在第3—16章中，论述了先秦儒、墨、道、法、名家及其他各家、秦汉之际的儒家主要代表人物的生平、经历、政治、经济、哲学、逻辑等思想，阐述了各学派之间及各学派内部不同人物之间的相互影响、传承关系。下册称董仲舒到康有为为“经学时代”，对董仲舒与今文经学、两汉之际谶纬之象数之学、古文经学与杨雄、王充、南北朝之玄学和佛学、隋唐之佛学等问题作了系统探讨。本书主要采用当时最新的史观和方法，是贯通先秦至清末的中国第一部哲学通史。有英文、日文译本，在国内外均有较大影响。

本书原稿虽为严先生为香港中文大学学生授课撰写的讲义，然已足见先生于中国政治制度的思考与研究，亦是严先生唯一一部从上古至清代，完整论述中国政治制度的专著。严耕望先生一生致力于中国政治制度之研究，著有《秦汉地方行政制度》、《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略》等多部专著及论文，惟未及著就一部完整的中国政治制度史，实乃学术界之憾事。

1982年9月，商务印书馆出版此书。朱德熙著。作者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长期讲授现代汉语语法学，所用讲义经多次修改补充后成此书。作者运用描写语言学的一般方法分析了现代汉语语法的基本构造。贯穿全书的3个基本点是:第一，划分词类的依据只能是词的分布，即词在句法结构中占据的语法位置，而不能是词的意义;第二，句子与词组，它们的构造原则基本一致，句子只是独立的词组，这是汉语语法与印欧语语法的重大区别;第三，语法研究中形式和意义的分析应该是互相验证的。这部书以教材形式汇集了作者多年来对汉语语法的研究，突出的有:性质形容词与状态形容词的区分、语素“的”的分化、句法结构的同一性、“的”字结构组成的判断句、与动词“给”相关的句法问题、含有介词“在”的连谓结构的分化、句法歧义分析。在这些研究中，利用句式间的变换关系对句法结构和词类做细微的观察与分析，是作者在语言学方法上的一大特色。中国专门的语法研究比西方晚了两千多年。尽力摆脱西方语法理论带来的消极影响甚至制约，以朴素的眼光去观察分析汉语，同时又吸收西方语法理论的真谛，这是只有不到100年历史的汉语语法研究的中心所在，也是这部书的出发点。这部专著代表了当代汉语语法学的水平。

193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1984年上海书店重印。分5编11章。书中把我国文学从文体的角度分为6个时代：一曰骈散未分的时代，从虞、夏到秦汉之际是也。二曰骈文渐成时代，两汉是也。三曰骈文渐盛时代，汉魏之际是也。四曰骈文极盛时代，六朝初唐之际是也。五曰古文极盛时代，唐韩柳、宋欧苏等六家之时代是也。六曰八股文极盛时代，明清之世是也。这是从纵的方面来考察文体的变化。从横的方面来说，随着时代的不同，划分也就各异，如将战国时代的散文分为儒家孟荀之散文、道家应用之散文、杂家之散文等等；如将两汉时代的散文分为辞赋家之散文、经世家之散文、碑文家之散文等等；如将两晋南北朝时代的散文，分为藻丽派、帖学家、 自然派、论难派、写景派等6派。至于什么叫“散文”，书中并未作出科学的明确的答复，只在第三编第一章总论中说，“六朝时之所谓文，犹今人所谓诗赋也；当时所谓笔，犹后人之所谓文也。广义言之，当时之所谓文者，犹后世所谓诗赋骈文也；当时所谓笔者，犹后世所谓散文也”。在第四编第一章第八节中说：“至六朝有文笔之分，则言情者属文，说理者属笔；文即诗赋骈文，笔即今之散文也。”

讲中国人的书很多，讲述中国人的生存规矩的只有这一本！ 一个人要在社会上生存，必须遵从社会的生存规矩。在中国历朝历代中，皇帝有皇帝的生存规矩，官员有官员的生存规矩，百姓有百姓的生存规矩，每一个人都在当时社会制定的游戏规则里挣扎着，生活着。 在封建社会中，天子君临四方，万人朝拜，为了守住祖宗基业也要与众人博弈；官员们高人一等，外表风光无限，却也伴君如伴虎，整日提心吊胆；百姓总以为平平淡淡、安守本分就好，却不想反被层层剥削。著名历史学家吴晗以历史的眼光解读中国古人的生存法则，总结他们的生存智慧和经验教训。

回答了写好文章需要做哪些准备、该怎样组织安排文章的结构、如何开头如何结尾、如何议论如何抒情、什么样的文章算是好文章、文章该如何修改等等我们想通过文字表达自己时都会遇见的问题。此外还从生活需要而非应试教育的角度对老师怎样教、学生怎样学等问题，给予了精辟的建议。相信不仅是学生，只要是想写点什么的人都可以从中受益。另外，作者还从生活需要而非应试教育的角度对老师怎样教、学生怎样学等问题，给予了精辟的建议。

197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该书由上海文光书店初版于20世纪40年代，全书从《世说新语》、《梦溪笔淡》、《老学庵笔记》等九种占籍中选录近百则。为什么要编著这样一本书?吕叔湘先生在序言中介绍说：“笔记作者不刻意为文，只是遇有可写，随笔写去，是‘质胜，之文，风格较为朴质而自然，于语体较近，学习起来比较容易。”叶圣陶先生在荐序中评价，这个选本所选的，多半是记叙文，“内容富于兴味，风格又比较朴实而自然”，读者认真学习，不仅可以提高阅读水平，对写作也很有帮助。选文精当，是此书的一大特色；而选文后面的注释与讨论，则是此书的又一大特色。叶先生说吕叔湘先生真做到了“指导”，“处处不放松”，“使读者不但得到了解，并且观其会通”，读这样的书，“心胸常是活泼泼地”。

现代汉语语法修辞著作。吕叔湘、朱德熙著。1952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本书内容曾分篇连载于1951年6月6日至12月12日的《人民日报》，1979年中国青年出版社作为“青年文库”一种重新出版。全书约23万字，共分6讲:语法的基本知识、词汇、虚字、结构、表达和标点。第1讲阐述本书的语法体系，第2讲至第6讲为分门别类的关于语法、修辞和逻辑诸方面实际问题的分析。本书的写作目的是为普及汉语语法修辞知识，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提供一本教材或范本。内容着重分析语言文字使用中的实际问题，指出哪些格式是正确的，哪些格式是不正确的;某一格式怎样用是好的，怎样用是不好的。因此未作理论上的系统论述，所用术语一般也不作定义，只是采用当时比较通行的说法通过举例加以说明。所征引的例句，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明确性，而且它们大都来自通行的报刊、课本和一般书籍以及学生作文等，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和可接受性。此外，还附有练习题，亦便于教学和自学。本书只结合消极修辞讲语法，对积极修辞未作专门论述，可以说是一本从语用角度讨论语法问题的专门著作。以语言的病句为研讨的主要出发点，不仅在当时对语言规范化产生了较大影响，而且作为普及性的著作，确有实用的价值。

周振甫著，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部体系严密、“体大而虑周”的文学理论专著，对文学的起源、文体类别、神思、风格、修辞、鉴赏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系统论述。作者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在五十多年的时间里，一直没有间断对《文心雕龙》的研究。其两部专著《文心雕龙注释》和《文心雕龙今译》得到学术界的广泛好评。《《文心雕龙》二十二讲》收录了作者有关《文心雕龙》的数篇论文，对《文心雕龙》中的文艺理论与批评作了全面中肯的研究，是了解和研究《文心雕龙》理想的参考书。

吕叔湘主编。商务印书馆1980年5月出版。 本书是中国第一部讲解现代汉语词的意义和用法的词典， 也是第一部为非汉族人学习现代汉语或方言区的人学习普通话而编写的词典。 全书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现代汉语语法要点，它言简意赅，份量很大， 从总论、 词类、 句法、 句式等多个方面， 阐述了现代汉语语法的要点。 第二部分是正文。 这里所收词语约800余条， 既包括现代汉语虚词， 也有一小部分用法比较复杂或比较特殊的实词。每一个词按意义和用法分项详细说明，例证丰富，证据充分。书后附有名词、量词配合表，形容词生动形式表。并且编有笔画索引。

宋代陈骙著。王利器 校点，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出版，我国第一部修辞学专著。陈骙字叔进，临海(今属浙江)人。绍兴时中进士第一。宁宗时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所著《文则》现存最早版本有元代至正十九年(1359)陶宗仪刻本。分上下两卷。以常见的几部古书为基本材料，经过比较分析，归纳成系统的十章六十二条，系随笔性质。作者写书的目的，是探讨作文的法则。论述的内容包括修辞的原则、修辞的技巧、修辞和语法的关系、文体及其风格等内容。提出了“浅俗”和“贵简”的修辞原则，反对用古语来说今事。论及助词在修辞上的作用“犹礼之有傧，乐之有相”。论述的重点，一是修辞技巧，归纳出“蓄意”、“曲折”、“对偶”、“倒语”、“疑辞”、“取喻”、“援引”、“重复”、“答问”、“继踵”(层递)、“练句”、“同目”(反复)、“交错”(复辞)、“用一类字”、“上下相接”、“上下同曰”等二十多种修辞格。二是文体及其风格，认为很多文体均源于古代经典著作，可分为“载事之文”和“载言之文”两大类型，概括为八体:“一曰命，婉而当；二曰誓，谨而严；三曰盟，约而信；四曰祷，切而悫；五曰谏，和而直；六曰让，辩而正；七曰书，达而法；八曰对，美而敏。”论述每一问题时，既有理论，又有例证，而且创造了专门的术语。该书是我国古代第一部修辞学专著。尽管还不十分完备，但确是中国修辞学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对后世影响极大。问世后，元明清三代多次翻刻，流传颇广。

夏丐尊、叶圣陶合著。开明书店1928年4月初版，1941年4月桂林中华书局再版，1982年9月湖北人民出版社重版。本书冠有陈望道序，夏丐尊序。全书章节为:《句读和段落》、《开头和结尾》、《句子和安排》、《文章的省略》、《文章中的会话》、《文章中的静境》、《文章中的动态》、《所谓文气》、《意念的表出》及《感慨及其发抒的法式》。《文章讲话》中夏丐尊先生以名家名篇为例，解答了文章写作的各方面问题，对于如何安排文章中的对话、如何通过文章表情达意、如何写文章才有气势、如何用文字表现动态和静态，以及阅读什么、怎么阅读等青少年写作过程中都会遇见的问题，给予了精辟独到的意见。

本书是上世纪四十年代国学大师顾随先生课堂讲授的实录，由顾随先生的弟子刘在昭女士记录，顾随先生的女儿顾之京等整理。其中，顾随先生是叶嘉莹先生的老师，刘在昭女士是叶嘉莹先生的同窗好友。讲授的内容共分三卷，第一卷讲《诗经》，第二卷讲《昭明文选》，第三卷讲唐宋诗。 顾随先生谈论经学与文学，杂用中西理论，探求经典原意，颇多破旧立新、出人意表的观点。他吸收外国文学的营养，重新解读中国经典名篇，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可使学人从不同的视角诠释传统文本，甚至重新思考传统学问的面貌。 本书的语言通俗有趣，妙趣横生，却又意涵深刻，博大精深。本书将带您体验名师讲堂，从字里行间中感受国学大师传习人文、培养人才的情怀，于文采飞扬里体会中国经典的原有境界。

《中国古典文心》是20世纪国学大师顾随学问与人生的巅峰之作，由国学大家叶嘉莹精准详实地记录，并珍藏了六十多年才公之于世。这部著作把中西文化熔于一炉，把学问与人生融会贯通，把人生、文章融为一体，把学文与学道、作文与做人放在同一高度，使读者不仅在学问、写作、知识等方面得到启示，也可以在为人处世、修身养性等方面得到裨益。它是情与理的有机结合，蕴含着现实的人生哲理，洋溢着诱人的艺术魅力，闪烁着生活智慧的火花。在博大的中国文脉中，传承古典文化的精华，启迪当下生活的提升。

梁启超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选编的《节本明儒学案》一书，可能因为是"节本"之故，一向少被研究梁启超生平和思想者所注意，也未受到研究《明儒学案》者所研究。但从书本的内容以及著作目的等处看，此书与梁氏同年所著的《德育鉴》一书，其实与他在逃亡国外时期的政治志业有着莫大产系，而《明儒学案》原书正是他致力于维新运动时的主要思想源泉。

陈垣著。1940年3月作为《辅仁大学丛书》第6种出版，中华书局1962年第一版。该书作为中国宗教史的开山之作，主要考查了清初西南遗民避清逃禅活动。著者并不是将宗教视为一种信仰，而是作为历史现象，特别注意宗教和文化、政治的关系。在研究这一问题时，又对中国历史上流传的主要宗教进行了考察。所以，陈寅恪在本文的序言中写道:“严格言之，中国乙部之中，几无完善之宗教史。然其有之，实自近岁新会陈援庵先生之著述始。”此外，在史料整理方法上，陈氏还多有创见，他的《校勘学释例》(中华书局1959年版)提出了刊刻、传抄书籍中造成错误的42种原因及“校法四例”，即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理校法。

现代古典文学史论著。郑振铎著。1932年北京朴社初版。该书与以往同类著作不同，它所掌握的文学史料的来源及对文学史的看法均有某些独到之处。把注意力放在那些流行于民间的，为一般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通俗文学上是该书最大的特点。像“变文的出现”、“鼓子词与诸宫调”、“话本的产生”、“戏文的起来”、“杂剧的鼎盛”、“讲史与英雄传奇”、“明初的戏曲作家们”、“散曲的进展”等篇章，所论述的问题就是以往的文学史不予注意或很少注意的。这些篇章，运用了当时新发现的新材料，诚如作者所说，“本书作者对于这种新的发见，曾加以特殊的注意。”(《例言》)该书不同意以往同类著作将中国文学史按政权交替分为上古、中古、近古及近代四期的做法，而是按文学史自然进展的趋势，分为古代、中世及近代三期。每期为1卷，每卷各分章节，共64章。中古始于佛教文学大量输入的东晋;近代文学则开始于昆曲的产生及长篇小说发展时的明嘉靖时期。每期之中的各个章节，也都是就一个文学运动，一种文体，或一个文学流派的兴衰起落而论述的。附有大量插图也是该书的显著特色之一。其插图之丰富、名贵及作为古代文物珍品保存的价值都为其他同类著作所无法比拟。这些插图“可以使我们得见各时代的真实的社会的生活的情态”(《例言》)。本书曾于1957年、1982年两次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

都说巍巍汉唐，汉朝、唐朝的版图究竟有多大？历史上的中国范围如何划定、依据什么标准？七大古都是哪七个，它们凭什么成为首都？黄河以经常泛滥闻名，为什么在东汉至唐朝会有八百年安流？《楚辞》中浪漫的云梦泽到底在哪里？上海又是怎么从一片滩涂变成坚实陆地并逐渐繁盛的？

《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本书通过对一位“儒家修正主义者”的探求，提示了一种激发古代思想生机的哲学式态度，和一条传承文化资源的创造性思想。 康有为的名字，既象征着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又包孕着亟待发掘的丰富内涵。他忧患多思的情怀，使之在实践层面上居为疾呼改革的活动家；他超迈磅礴的才气，又使之在精神向度上成为富于创意的思想家。上述双重因素构成了有机的张力，激励他既在儒家价值范式之导引下渴望与时俱进的制度创新，以期当今世界能走向变法图强的中国，更在外缘文化的刺激下憧憬儒家思想的自我递进，以期其命维新的中国能走向未来的世界。

深厚的功力和独特的视角，才能使古老的历史学焕发生机；丰富的学养和精妙的取向，才能在论述重大问题时举重若轻。本书是汉学大师杨联升先生发表于《哈佛亚洲研究杂志》上的关于中国制度史和经济史的系列论文之结集，也是杨联升先生厚积而薄发的学术结晶。全书可谓篇篇精彩，字字珠玑，而平易流畅的文字使本书在极具学术价值的同时，又有很强的可读性。

《<资本论> 研究》由王亚南所著，初版于 1949 年。王亚南是中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教育家，他以深厚的学术造诣，为《资本论》在中国的传播与研究作出重要贡献。在内容上，该书以《资本论》为核心，深入探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书中不仅系统阐释了《资本论》的基本理论框架，从商品、货币、资本等基础概念出发，逐步剖析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规律，还结合中国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对《资本论》的理论进行本土化解读与拓展。王亚南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深入分析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揭示其经济落后的根源，为理解当时中国社会经济问题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同时，书中对《资本论》各卷的重点难点问题进行了细致的解读与剖析，结合具体的经济现象和历史背景，让读者能够更清晰地把握马克思的经济思想精髓。

中国现代关于中国政治思想的历史沿革和发展规律的著作。萧公权著。1945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82年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再版。本书分上、下两册，共70万字，5篇24章。第5篇原稿丢失，只存其目。再版时又增印《中国政治思想史参考资料绪论》，增编《引用书目》和《索引》。精彩之处略有：1.上自有文献可征的晚周，下迄辛亥革命，对2500多年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发展和演变，作了极有系统的叙述和分析，并有通贯全局的认识。2.论及古代学者60余人，皆就其原著取精用宏，以政治学观点分类引证，叙议得体，注释详明。3.从整体上看，全书是在一演进的历史间架上发展，自创造时期，而因袭时期，而转变时期，而成熟时期，即用历史主义的方法，从各个时期去了解政治思想历史的发展。4.对异说的批驳及新见的提出甚为可观。如在对孔、墨的研究中，得出了“墨子乃一平民化之孔子，墨学乃平民化之孔学”的结论。5.在增印的《绪论》中，对中国和西洋的政治思想进行了比较，提出了中国政治思想“重实际而不尚玄理”，“多因袭，少创造”的重要观点。本书出版几十年来，重印再版多次，中外学子争相购阅引用，被奉为研究政治思想史的经典巨著。美国汉学家牟复礼(Fredericr Mote)穷十余年之力翻译此书，由普林斯顿大学印行，被购买一空。其影响历久不衰，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文章修养》是唐弢先生“二十七岁时写的一本小册子”，当时即定位于“作为青年们的课外读物”。上编六章，漫谈文字知识和演变经过，从文字到文章，从文章到文学，从古文到白话文，基本上是偏于史的叙述；下编八章，专谈作法和修辞，既有字、词、句和各种修辞手法的具体运用、如何写会话等细节元素的探讨，也有搜集题材、确立主题和营造文气等文章大处的把握。 这本书的一大特色是平易、简洁而生动，没有教科书式的枯燥和刻板，也没有“八股气”。作者以史代论，大量征引感性的文学材料，包括诗词曲赋、古今小说和外国文学等，言必有据，富有说服力，又明白晓畅，设身处地地照顾到普通读者。

谢六逸著。世界书局1928年出版。127页。分为绪论、方法论、神话之比较的研究等四章。谢氏主要参考日人西村真次的《神话学概论》和高木敏雄的《比较神话学》，在本书中提纲挈领地勾勒出神话学的意义及其源流、神话的本质、神话的研究方法、中西方神话母题之比较等核心问题。同时，谢在书中将神话学作为一门系统的学科进行研究和分析。通过历史考察，他提出神话学就是民俗学或者民俗学就是神话学的观点。本书语言通俗易懂，实用性强，条理明晰，材料丰富；适合高校文学、文化学专业的学习者、研究者及对相关问题感兴趣的普通读者。

古典文学史著。郭箴一著。是王云五、傅纬平主编的《中国文化史丛书》之一。商务印书馆1939年5月出版发行。该书是继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之后又一较早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的著作，分上下两册，所收材料更为详尽，论述更加周密、系统。探索运用唯物论和辩证法来解释中国小说发生、发展的过程，是本书的一大特点。 该书第一章是长篇绪论，分别阐述“小说与社会”、“中国社会的轮廓”、“中国小说的演变”。作者认为，一部优秀的小说史“应阐明在社会发达之各阶段上，小说生产之形式及小说家创作地位，如何依支配底经济组织而变化”，同时也应注意小说的发生、发展、灭亡并不是与其依存的社会的发生、发展、灭亡“步调整齐、息息相合”的。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作者考察了从上古神话直至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前后中国历代社会环境下，小说的发生、兴盛和灭亡过程。正是着眼于小说与它所反映的那个社会的关系，作者认为《金瓶梅》“是一部最伟大的写实小说，赤裸裸地毫无忌惮地表现着中国社会的病态”，进而指出，“《金瓶梅》的社会是并不曾僵死的”，“《金瓶梅》的时代是至今还顽强的生存着”。作者大声疾呼:“像这样的堕落的古老的社会，实在不值得再生存下去了；难道便不曾有一个时候的到来，用青年们的红血把那些最龌龊的陈年的积垢，洗涤得干干净净?” 因此这是一部富有理想精神，斗争性鲜明的著作。这种鲜明的倾向性更集中表现在最后一章有关新文学的描述上。作者站在进步作家阵营，提倡“民族的大众的文学”、“国防文学”甚至“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