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知识

我国地理条件、气候条件十分复杂，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灾害多发的国家。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历朝历代都对灾害防治进行了积极的探索，积累并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治理理念和应对策略。理念：敬天与爱民灾害在古代是引起社会动荡，甚至政权更迭的主要因素之一。因此，当政者十分重视灾害的防治，提出了许多主张方略，其大都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着手，核心理念可以归纳为敬天与爱民。从预防的角度来说，古人倡导“天人合一”的理念。远古时期，以神怪之力来解析自然灾害是通行的方法。《左传·宣公十五年》言&l

《四库全书》的纂修，因为有乾隆对四库的“古今数千年，宇宙数万里，其间所有之书虽夥，都不出四库之目”的阐释，以及用四库合以全书为它钦定下的书名，注定了它世世的热闹。一乾隆三十七年（一七七二），乾隆置反对修书的声音不顾，下旨征书，揭开了四库修书序幕。第二年，正式下旨开馆修书。它的修纂成功，最终为乾隆一朝思想一统画上了完美句号。“达而在上，其单词只义，即足以歆动一世之士。” 从此，乾隆文治武功合一，《四库全书》也以其所承载的大清无限荣光，给自己带来了未来。确然，承

“大宋史”之说最初在四十多年前由邓广铭先生提出，影响深远，不过历来学界对其具体阐发不足，内涵或有未明，甚至偶有歧见。本文试从概念内涵、争议回应与研究举例等方面展开阐释，认为“大宋史”之本意与深意，乃是立足于10至13世纪中国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时空背景，倡导史学研究应该突破严格划分此疆彼界，统观全局，诸史兼治。当然“大宋史”观不是指研究议题非得横跨诸史不可，而是应该具有通览全局的整体观。研究议题不同区域间的不平衡、分析讨论具体议题的视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先秦秦汉是中华文明连续发展的重要一环。一般来说，国家形态是指国家的内部结构与外部特征，包括政权组织形式、国家结构形式、社会结构形式、空间分布形式以及主流意识形态等。其中，政权组织形式与国家结构形式是核心。国家治理是指统治阶级治理国家的方式、目标与手段，包括治理体系的建立、治理思想的选择、治理目标的制定、治理手段的使用与治理能力的培养等。其中，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培养是核心。国家形态决定国家治理的基本内涵，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与国家治理能力的提高，又对

禅宗自宋代之后逐渐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并开始了一个长期的圆融进程。这种历史进程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现象，不但对佛教产生了延续至今的深刻影响，而且对中国文化的总体特性与结构的形成具有重大作用，值得引起我们的充分注意。对这段历史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准确把握中国佛教的特色，并在此基础上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结构和未来走向。禅宗的圆融之路就是指禅宗与中国佛教其他宗派乃至中国文化中的儒道两家之间的融合进程。中国佛教各宗派的相互融合趋势自宋代以后日益明显，但直到明末以前，各宗对立的局面并未消除。禅、教之间，特

在中国禅宗史上，从如来禅为最上乘禅的提出到祖师禅的崛起，这一过程集中地反映了慧能禅宗一系的分化与演变，具有深刻的思想文化意义。中国古代禅师对如来禅与祖师禅的指称并不一致，且有的语焉不详，有的语意含混，以至影响了后人对如来禅和祖师禅两个名称的含义、两种禅法的差异，以及两者历史的分限的理解和认识，论说五花八门，莫衷一是，直至今天仍困扰着对禅宗史的深入研究。本文拟在充分理解古代禅师的有关用语及其思想原意的基础上，试图探讨和厘清以上诸问题，以求对如来禅与祖师禅的再认识。一、何谓如来禅？就现存的佛教文献来说，最早出

1264年，忽必烈自上都（开平）迁都中都（后更名大都），此后元明清三朝绝大部分时间都定都于此，表明以今北京为中心的幽燕地区，已正式取代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成为大一统王朝建都的首选区域。在古代中国世界观中，洛阳被视为“天下之中”，是大一统王朝建都的最理想选择，因此元明清时期幽燕取代河洛，成为大一统王朝建都的首选区域，就逐渐被理解为“天下之中”已自河洛转移到幽燕。相较于秦汉至隋唐，元明清是中国古代大一统观的定型期，近年来国内学界对这一时期大一统观的特征与重要

今天我讲这个题目，主要是感觉到，我们现在对中国的佛教，尤其是禅宗，在理解上还有很多不够清楚的地方。中国近代的高僧太虚法师曾经讲过，中国佛教的特质在禅。他所讲的禅，就是指禅宗。禅宗是中国佛教的一个宗派，在印度本土并没有这么一个专门的派别。禅本身只是一个修证的方法，而且在印度也不仅仅是佛教所独有的，是印度各个宗教普遍使用的一种修证方法，它是来让你的思想能够安定专一，是思维的锻炼方法。这种方法再加上一种理念的引导，比如佛教用佛法的理念来引导，其他教派利用其他的理念来引导，甚至于没有宗教信仰，而是用其他方面的精神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这样评论庄子：“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畏累虚》、《亢桑子》之属，皆空语无事实。然善属书离辞，指事类情，用剽剥儒、墨，虽当世宿学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庄子把老子思想中的虚空记忆特征发挥得淋漓尽致，道家和儒家、墨家之间的对立在庄子那里尤为显著。由于庄子本人是虚空记忆的成功实践者，其精神状态自由放纵，不拘形

公元228年1月，诸葛亮第一次出师北伐，大军出祁山，奔袭陇右，安定、天水、南安三郡响应，北伐形势一片大好。2月中旬，马谡与张郃在街亭展开决战，蜀军溃败，诸葛亮狼狈而归。事后，诸葛亮“戮谡以谢众”——即小说家津津乐道的“挥泪斩马谡”。第一次北伐以丧师杀将而告结束。令人不解的是，同为败军之将的诸葛亮与马谡两人，在当时的遭际，在后世史家的定评，在千秋万世百姓们的心理定位，实在是有天壤之别。一为千古罕见的道德楷模，至高无上的智慧化身，一为出尽

毛晋是明末清初著名的藏书家和出版家，汲古阁藏书之富、版本之珍、刻印图书之精，都是为世所称的。徐遵汤《和古人诗序》说：“自来藏书与著书蔚为两家，至吾社子晋而合。”有关毛晋的生平交游及汲古阁藏书的内容、版本、刻书情况，文献学界已有丰富的研究成果。一九四七年，钱大成在《国立中央图书馆馆刊》第一卷第四号发表了《毛子晋年谱稿》（下文简称《年谱》），依据陈瑚《为毛潜在隐居乞言小传》（《确庵文稿》，下文简称《小传》），毛褒等所撰《先府君行实》（钱大成：《毛子晋年谱稿》附录，下文简称《行实》），钱

慧远(公元334～416)年是东晋中后期继道安以后中国佛教的重要领袖。历史考验人，锻炼人，造就人。作为当时的佛教领袖，慧远面临着种种严峻的挑战。首先，东晋时南北对立，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互相攻杀，政治形势险峻，各类政治人物对慧远或奉承、拉拢，或施压、威胁。如何应对，成为决定慧远佛教生命的尖锐政治问题。其次，随着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佛教的学说、制度和生活规则与中国固有的儒道学说、礼制和生活方式的矛盾日益凸现出来，并引发王朝官员、士大夫的质疑、问难，急需佛教界对此做出回应、说明。复次，随着僧人的增多，良莠不齐

慧能创立的南宗把一切归诸心性，注重“道由心悟”，这一禅学思想和修行方法至马祖道一之后，又为之一变，开始出现一种由直指心源、顿悟见性向随缘任运、无证无修方向发展的倾向。 例如，马祖就说：道不用修，但莫污染。……但有生死心，造作趋向，皆是污染。若欲直会其道，平常心是道。何谓平常心？无造作，无是非，无取舍、无断常，无凡无圣。经云：”非凡夫行，非圣贤行，是菩萨行。”只如今行住坐卧，应机接物，尽是道。(注一)马祖此一&ldq

《荀子》有《性恶》一篇，提出著名的“性恶”说。学术界对这一说法有不同的理解和评价，但以“性恶”说为荀子人性思想的基本论说，一直是荀学研究领域的主流观点。值得注意的是，传世本《荀子》提到“性恶”的只有《性恶》篇。相比而言，《孟子》“性善”说虽主要集中于《告子上》《尽心上》，但其他篇讲述人性或政治问题时也常论及性善问题。①思想家对人性问题的主张应该在谈论政治社会问题时经常表达出来，因此《孟子》“性善&r

内地、港台的影视作品中的乾隆皇帝几乎都是正面形象，年轻时期的乾隆必定风流倜傥，中年的必定是洒脱幽默，老年的必定是慈祥悲悯。总之是个一点瑕疵也没有的完人。当然这也符合乾隆晚年对自己的认定——十全老人。这与我读有关乾隆史料得来的印象不同。无论从“高宗实录”还是从他老人家的“上谕”中，我看到的是一位把皇帝威风用得最足、视他人皆为奴才，而且对于“奴才”又十分冷血的皇帝。这在诸朝皇帝中是不多见的。这个问题很大，篇幅有限，

这里所说的禅法不仅包括对坐禅修行方法的规定，而且也包括对禅学的见解及其所依据的佛教理论。下面主要根据柳田圣山所校编的《达摩的语录－－二入四行论》(下简称《四行论》，凡引柳田校本用1、2等标出段落)并参照铃木大拙《校刊少室逸书及解说》中的《二入四行论》等，从四个方面概要地介绍达摩的禅法。(一)“二入四行”－－从禅观和实践两个方面使自己达到觉悟解脱“二入四行”是达摩禅法的基本要求。二入是理入、行入；行有四行。理入是纲，行入是目，纲举目张，二者相辅相成。何谓理入？

五戒虽是为佛教在家信徒制定的，但实际也包含在出家比丘、比丘尼的具足戒中，也包含在大乘戒的“十重戒”之中。因此可以说五戒是一切佛教信徒的戒条，也是他们用以指导自己行为的道德规范。在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佛教学者将五戒比附于儒家的五常――仁、义、礼、智、信，正是看到它们内涵中所具有的道德意义。他们有意将佛教的五戒、十善与儒家的伦理会通和融合，从而扩大了传统的五戒与十善的内涵，这有利于佛教向社会各阶层传播，扩大佛教对民众的影响。一、 佛教戒律与道德戒，梵文Sila的意译，音译为尸罗，意为惯

凭着成书于三十年代的《新唯识论》，熊十力跻身于现代最重要的哲学家之列。正是在这本书中，熊十力把探究真实的存在确立为哲学永恒的主题。在熊十力看来，真正的哲学必须建立一种本体的意识，才能获得自身存在的生命与根底，而本体意识的建立是与体用（本体与现象）的辨析联系在一起的。《新唯识论》明确地把“摄用归体”作为它的主题，它指出了这样一条通往真实存在的道路：从没有自性因此也无真实性可言的现象返回真实自立的本体。然而，五十年代中期以后，这样一条道路在熊十力那里遭遇到强烈的质疑，以至于被视为一种根

中国“大一统”的观念并不仅仅是自秦至清的皇权专制帝国时代所特有的意识形态，而是中国政治文明中的一个源远流长的根本传统，它“一以贯之”地存在、而又显现为“三时”即三个不同时代的历史形态——王权时代的大一统、皇权时代的大一统和民权时代的大一统。其“不易”与“变易”，皆渊源于中华民族的生活情感。然而今天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中国，其“民权大一统”观念

在先秦诸子百家中，墨家以逻辑严密、富有批判精神的思维方式，构建起一套较为完整的伦理政治思想体系，而有关理想人格的设计，便是其核心内容之一。立足于“义”的原则，墨家对圣人、贤人、君子等传统理想人格加以诠释，塑造了“总乎天地之德”的圣人人格、“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的贤人人格、“为义”的君子人格，并独创了“兼相爱，交相利”的兼士人格，乃至演化出一个以追求“兴天下之利，除天

风闻，此处指“风闻言事”，史籍中亦作风闻参奏、风闻参劾、风闻纠弹、风闻入告等，乃帝制时代朝廷赋予科道的一种特权。明代设六科给事中与十三道监察御史，通称科道、言官，清朝的设置大体相同。他们职司纠察百僚，可以依据听闻之事劾奏，不必交代消息来源，不用提供揭发人姓名，即便查明失实，也不受惩处。至其渊源，似可追溯到三代的“谤木谏鼓”，以及两汉的“采风”与“举谣言”，而在晋朝已然制度化，此后各朝虽有加减，大多相沿承。清朝定

赵翼《廿二史劄记》卷五“累世经学”：“古人习一业，则累世相传，数十百年不坠。盖良冶之子必学为裘，良弓之子必学为箕，所谓世业也。工艺且然，况于学士大夫之术业乎！”赵翼以孔氏、伏氏、桓氏三家为例，说明自周秦以来，特别是汉代四百年来家学的绵延不绝。赵翼所说言之有据，但过于笼统。周秦姑且不论，即令在两汉时期，家学也是有变化的。一、西汉家学盛于东汉两汉相比，西汉家学盛于东汉。《汉书》卷八八《儒林传》：士孙张学梁丘《易》，“家世传业”。韦贤治《诗

唯识思想传到中国后，对其的弘传与研究可分为古代与现代两个时期。本文所谈是中国古代唯识思想，且限定在古代汉传唯识思想的范围。严格地说，中国唯识思想包括汉传唯识与藏传唯识思想。但在古代，汉传唯识思想是自己独立译传与发展的。虽然它对藏传唯识有所影响，[2]但没有受到藏传唯识的影响，直到现代藏学的兴起，才有西藏唯识典籍的汉译。所以，后文中国唯识思想专指汉传唯识思想。一、印度唯识典籍的旧译与新译中国唯识学属于次生之学，是通过翻译，移植，再进一步发展形成的，但一般认为中国唯识学是印度佛教色彩极浓的一个学问，不能算作中

栾保群先生的《扪虱谈鬼录》里，讲到冥界的食料簿，谓中国怪谈界关于饮食的说法，盖有时间、空间二派。“时间派”是说，众生每日吃什么、量多寡，都有定数；不该你吃的，怎样也吃不得，该你吃的，想不吃都不行。“空间派”呢，是说我们这辈子的食物，总数上是一定的，随你自个儿计较筹量该如何分配。佛教的净土宗就依此而说：人的一生，福报资粮有限，平时要尽量省下来，吃穿用度越简朴越好，以把福报留到临终的时候，无病无灾，“往生净土无障碍”。由此看来，佛教应该是

中国佛教八大宗之一华严宗，又称贤首宗，奉《华严经》为根本经典。祖庭是西安的华严寺。华严宗早在南北朝时已有流传，到了唐代的时候正式立宗。华严宗的始祖为杜顺和尚，也有学者说第三祖法藏为实际创始人，龙树菩萨则为佛理的奠基者，被称为精神上的始祖。有一个传说，讲的是华严经本秘藏于龙宫，龙树菩萨运用神通的力量找到这部极为重要的经典，并且把它滚瓜烂熟地背诵下来，从此传播人间。（《十宗略说》）华严宗的主要教理为：“法界缘起”及“四法界”。智俨首倡“法界缘起&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