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知识

从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至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只有短短四个月时间，灭亡之速，实所罕见。清朝何以速亡？最好先看看武昌起义半个月后拥护清朝的民选资政院议员对时局的感受。10月22日，第二届资政院会议按期举行开幕典礼。至26日，湖北、湖南、陕西相继独立。27日，有议员提出“顺人心以弭乱本”具奏案。议员于邦华说明此案的主旨：“今日之患，在人心已失。如粤乱甫平，川乱又起；川乱未已，鄂乱随之；以至皖、宁、荆、襄、赣、豫，皆有不安之象，此即人心已去之明证也。今日第

大藏经，是将一切佛教典籍汇集起来编成的一部全集。起初叫作“一切经”，后来定名为“大藏经”，“藏”有“保藏”的意思。因其内容十分广泛，故称“大藏经”，又称“藏经”。其内容主要由经、律、论叁部分组成，又称为“叁藏经”，分别称为经藏、律藏和论藏。“经”是佛教为指导弟子修行所说的理论；“律”是佛教为信

当代中国社会的建设与发展离不开法治，当然也离不开道德。法治偏于制度，而道德则重在观念，两者毕竟有所不同。这主要表现在：相对而言，制度属于物质方面的建设，它主要是通过一系列法规法律条文或者说以法规法律的形式规定人们的行为，对主体行为予以限制，使其符合正常的社会规范，防止社会失范现象的发生。道德属于观念或思想方面的建设，它主要通过道德的力量对主体内心进行约束，以杜绝失范现象的发生，两方面角度虽然不同，但都期以达到稳定社会的目的。制度方面的建设至关重要，因其可操作，限制人们的行为，为防止失范现象提供制度上的保障

对于社会学者来说，中国是一个很好的研究对象。中国是第一代文明的幸存者和第三代文明的发源地，历史相对完整、脉络较为清晰，古代社会因为封闭而近乎典型，而且发育得非常成熟；尤其是近现代社会变化剧烈，使得研究材料异常丰富，所以中国应该是社会学者关注的重点之一。第一章古代史部分我们并不是要完整地阐述历史去详细地描述曾经发生过什么，那是历史学者的任务，我们只是要总体上说明过去发生了什么。第一节文明次代表（三代文明说）这一假说试图论证在古代社会人类共有三次文明的迭起，而这三代文明都具有鲜明的思想核心、创造了影响整个世界

1644年，立国二百七十余年的大明政权，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彻底摧毁，崇祯皇帝朱由检上吊自杀。大明王朝没有亡于外敌的入侵，没有亡于藩王的叛乱，没有亡于重臣的图谋不轨，却亡在一群乌合之众的农民手里，很有点“不该发生的事情发生了”的味道，令人感慨不已。有人认为，朱由检之所以落到这样的结局，是因为他的前任朱由校留给他的是一个千疮百孔、摇摇欲坠的烂摊子。而朱由校之所以会留下这么一个烂摊子，是因为朱由校当政时，宦官魏忠贤把持了朝政，扰乱了朝纲。魏忠贤对明朝的衰败和灭亡负有重大责任。然而，细读

曾国藩幕府之盛自古罕见，近世无匹。近20年间，他为了办理军政、粮饷及军工科技诸务，所设机构不下数十，招聘幕僚近于400，一则治事，一则育人，从中产生出一大批各类人才，其中不少人属于曾国藩集团的骨干成员，对该集团的发展壮大起了很大作用。他们不仅助成曾国藩一时之功，且于其死后将他的思想政治路线传递下去，使之影响沛然，长期延续。故研究曾国藩幕府和幕僚一题，对于进一步了解曾国藩集团乃至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皆有助益。然而，长期以来，这一问题的研究却相当薄弱。光绪年间始有其门人薛福成《叙曾文正公幕府宾僚》一文

岭南：打击政治对手的绝佳流放地宋神宗死的时候只有38岁。这个胸怀大志的理想主义者平生只做对了一件事情：发动变法。他也只做错了一件事情：停止变法。有人指责他没有推进民主体制，我以为这跟指责乔丹（国际篮球明星）为什么不踢足球一样不靠谱。他在他的年代，只能作出符合当时政治、经济、文化水平的选择。宋神宗撒手而去，留下了一个烂摊子给他的继位者宋哲宗。哲宗只有9岁。这样的年龄只适合赖在妈妈怀里撒娇，显然不适合坐在龙椅上对着群臣发号施令。因此，又一位女人娉娉婷婷地走上了前台——这种事情我们有一个专业词语，叫“垂帘听政”

中国禅宗的真正建立，是以慧能禅作为标志。而慧能禅的显著特色，即在于以心印心，不立文字，直指人心，顿悟成佛。这“不立文字”的“文字”，自然也包含佛教经籍。“身是菩提树，身如明镜台。时时勤拂试，勿使有尘埃。”（注：《坛经》、《大正藏》卷四八，348b。）神秀的禅偈，注重不间断的修行，包括阅读佛经，从经文中寻求解脱之路。而慧能的禅偈则与此相反，“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注：《坛经》、《大正藏

在道家和儒家之后，中国历史又产生了以慧能的《坛经》[1]为代表的禅宗智慧。禅宗作为佛教，不仅继承了印度大乘佛教的一些基本思想，而且甚至将自己的源头直接追溯到佛祖释迦牟尼那里。“世尊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是时，众皆默然。唯迦叶尊者破颜为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磐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乃嘱摩诃迦叶。”[2] 禅宗正是以心传心，惟论明心见性，因此称为佛心宗或者心宗。但禅宗有别于一般的印度佛教。与印度佛教的基本教义相比，禅宗去掉了其神秘性和思辩性，成为了一种生活的

古人常说“人心不足蛇吞象”，可有时候，让人贪、让人嗔、让人痴的，未必就是外头的世界，而是身体里住着的“内鬼”在作怪。这个“内鬼”，在道教里就叫做“三尸神”。别急，这不是妖怪小说，也不是现代玄幻设定。三尸神的说法，早在《云笈七签》《太上洞玄灵宝业报因缘经》等道教古籍中就有记载。简单来说，这三位“尸君”不是死人，而是寄居在人身体内的三种邪灵，它们不但会记录你的坏事，还天天跑到天庭去打小报告，

人死之后会去哪儿？古人讲，魂魄出窍，三魂七魄被引到阴司，也就是地府，由阎王爷主审，之后决定是转世投胎、升天成仙，还是下油锅、投畜道。可问题来了，地府那么多亡魂，阎王一个人哪管得过来？这时候，就轮到了一个重要角色登场：判官。说起地府判官，大多数人脑海里立刻浮现出一副画面：一位面色青白、身穿官服的老爷，手执判笔，一边看着生死簿，一边冷冷地说：“阳寿已尽，该你上路了。”这画面虽然有些夸张，但也不算离谱。地府判官，确实就是地府系统里的“公务员”，专职处理亡魂生死之事

我们今天常常听人说“金刚经讲的是空”，或者说它教人看破红尘、四大皆空。但这些理解，其实只摸到了金刚经的表皮，而没有深入到它的骨髓。佛经的语言本来就玄妙，再加上传统译文多是文言文风格，读起来艰涩晦涩，于是很多人只记住了几个耳熟能详的句子，比如“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却没弄明白这些话真正要说的是什么。金刚经真正想让我们做的，不是去执着于“空”，而是要破除一切执着，包括对“空&rdqu

一，儒家学说及其建制化五四以来，自由主义者对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更多的是采取一种全盘否定的态度，自由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分道扬镳，针锋相对，五四领袖之一陈独秀直接地说：“主张尊孔，势必立君；主张立君，势必复辟，理之自然，无足怪者。”⑴殷海光先生把“抨孔”列为判断现代自由主义的主要标准之一。现代自由主义对传统的这种态度的形成，背后有丰富的历史、政治因素。而近年来，一些学者，尤其是自由主义学者面对传统文化，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紧张，其理论体现，就是极力把传统的思想学

关于孔子的宗教（或者说孔子根本就没有宗教）这个问题已经引发了许多讨论。其中的大部分讨论都是围绕着一个西方词语所作的某种西方定义而展开的。既然西方对于宗教的定义大部分都是指向人与非人类宇宙中引起人们敬畏的神灵层面（而不是仅仅指向人的主观心境或神圣仪礼），因此，我将在这里着重谈孔子对非人类领域的态度。有人却认为孔子是“此世的”和“人文主义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两种提法都是正确的。可是两者都没有就此把孔子的思想和当时一些其他高级文明中的许多带头人物的思想区分别开

人类通过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努力和活动，目的是为了获得自身更多的自由。然而，其结果常常是事与愿违。人类通过各种努力和活动创造出来的成果，往往在给人类增加某些自由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更多的限制和烦恼，或者是只给一部分人增加了自由，而给另一部分人带来了更大的不自由。这种人类创造活动的事与愿违的现象，就是哲学上所说的异化（alienation）现象。人是自然界的产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随着人类征服自然界的能力愈强，成果愈大，人类离自然界也就愈远，人的自然本性也就丧失得愈多。同样，个人从社会中得到的权利和保障愈

两千五百年前，在孔子生活的时代，黄河流域的华夏族遭遇到第二次“洪水时代”。那人欲的洪流“浩浩怀山襄陵”1，吞没了当时的文明世界。在各文明民族中，注重历史与经验的华夏族最先在心智上发育成熟。随着理性的成长，周人所信仰的“临下有赫”2的上帝逐渐失去了仲裁万物作福作祸的威权。《诗》上说，“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丞民，其命匪谌。”3那象父母一样严格地督导着世人的“上帝”实是万物的主宰在华夏族童

我们知道，中国文明的包容性很强。一个最突出的例子，是它对佛教的吸纳。大家平时单纯地以为，佛教就是一种宗教。这样的认识有局限性。佛教不只是一种宗教，佛教的背后是一个文明，是整个印度文明。佛教传入中国不光是传入了教义、寺庙组织，还传入了一整套印度价值观，甚至还有很多印度的习俗和民间故事。中国民间流传的很多故事、很有多观念，都有印度渊源。所以引入佛教不仅引入了一个宗教，也引入了印度文明。今天讲的是中国宗教和文明对其他宗教和文明、文化的包容性。从佛教的传入和完全融入中国文明，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文明在根性上对其他文化

儒道佛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在历史上，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主要是由儒道佛三教所支配、所决定的。今天，儒道佛依然对中国社会文化生活有着广泛的影响。只不过，对不同社会领域和阶层的影响程度与影响性质有所不同而已。由于每个人的生活背景和文化程度不同，对这种影响的自觉程度及评价标准有所不同。这都是自然的、正常的情况。不过，如果对儒道佛的认识和评价出现太大的差异，乃至截然的对立，则多少有点不正常了。而这种不正常的现象确实存在着。这意味着国人对自己的文化传统缺乏一种起码的共识。这种现象值得深入反思。同时也

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出现后，教育和学校即成为它所记载的内容之—。但是，教育史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出现，却姗姗来迟。国人最早的教育史专著系黄绍箕编纂、190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教育史》。进入民国后，中国教育史的研究有了长足发展，先后出版了一系列专著，其中影响最大、公认为学术成就最高的当推陈青之的《中国教育史》。陈青之，名炎联，号春阳，1891年出身于湖北沔阳县（今名仙桃市）木兰口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6岁入塾就读，16岁转入沙湖沔东高等小学堂。1909年，18岁的陈青之因读梁启超的文章，思想顿起变

生死问题是人类关注的终极问题，无论哪种重要的哲学和宗教都对生死问题有所讨论。儒家、道家和中国化的佛教禅宗在生死观上都对中国人有着深深的影响。虽然它们对生死问题的看法不同，但却都反映中国文化的特点。1．儒家的生死观：道德超越，天人合一，苦在德业之未能竟。儒家生死观的基本观点是“死生由命，富贵在天”，因此，它重视的是生前，而非死后，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生时应尽自己的责任，以努力追求实现“天下有道”的和谐社会的理想。人虽是生活在现实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基础是文体批评，而作为文体批评之一的赋学之批评，与其它文体批评如散文评论、诗歌评论、词曲评论相比，有一显著的不同之处，即发生早而成熟晚。可以说，汉魏时代的早期批评家是由对赋学评价引领起有关散文、诗歌艺术理论之探讨，而随着唐、宋诗文理论之繁荣，特别是宋、元、明三朝文话、诗话、词话、曲话类批评专著的大量出现，确使这一阶段仅散见于一些文人序跋、随笔以及赋选评点和供士子科考之用的格律手册类赋学评论相形见绌。因此，以清代始出现之“赋话”类专著为代表的纯粹赋学批评[（1）]，

《三三医书》系医学丛书。近代医家裘庆元辑。刊于1924年。三集，每集33种，共99种。裘氏致力于中医典籍的搜集、整理，此书取《礼记·曲礼》中“医不三世，不服其药”及《左传·定公十三年》中“三折肱知为良医”之典，题名为“三三医书”。所辑内容包括中医基础理论、各科临床、针灸、本草、方书、医案、医话等各类医著，以明、清时医著为主，并收入少数日本研究汉医学者所写的中医著作，所选诸书大多篇幅短小，切于

风水术，是我国独特的民（俗）族文化，是古代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逐步摸索总结出来的对人居环境科学而合理选择的一门术数。何谓风水呢？《葬经》曰：“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风水之法，得水为上，藏风次之。”清代乾隆年间，四川天彭人赵玉才著《地理五诀》曰：“风水有三家，一曰形家，二曰法家，三曰日家。”这是对风水术的一个系统总结。风水的形成，是先人对自然界（山川、土地、日月、水、气、风等）各类现象的一种初步认识。并笃信只有在

算命术，是我国固有的民族（民俗）文化，也是我国传统的术数文化之一。千百年来，随着道家文化的融入，早已深入人心，根植华夏。并浸透到了社会各个领域，滋养着整个中国历史文化，影响着我们一代又一代人，至今，仍然为人所乐道，这就是我们民族文化的生命力所在。算命术之产生，本源于古人对各种自然现象和人类社会发展认识之不足。古人认为人一生成败之至关因素，皆源于宿命之安排。人生富贵贫贱，吉凶祸福，以及生老病死，仕途商贾，无不取决于冥冥命数。回顾历史，春秋战国时，正值我国古代文化百家争鸣之繁荣时期。孔子作为儒家之大圣人，年轻

自20世纪20、30年代之交开展"中国社会史论战"以来，中国社会科学界的左翼倾向于将秦至清帝制时期（以下简称"前近代"）中国定性"封建社会"；此后，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规定的"五种生产关系"单线直进说框架内，前近代中国封建说逐渐成为定论，普被全社会。当然，对此论的异议也不绝如缕。将君主集权的秦汉以降中国社会冠以"封建"名目，此"封建"与封建之古义（分封建藩）和西义（封土封臣）双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