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知识

一、《老子化胡经》的形成《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曾载有老子西行的传说：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不过，关于老子出关而“莫知其所终”的记载即使在司马迁那里只是一种传闻，司马迁本人也无从证实，而且与佛教没有任何关系。

近代哲学家大都崇佛、好佛，以至于梁启超惊呼：“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1]这个评价难免有夸张之嫌，却也道出了一个不争的事实：近代哲学家具有深厚的佛学素养，佛学在他们的哲学、思想和文化中占有重要一席。康有为、谭嗣同的佛学思想作为中国近代佛学思想的组成部分拥有与生俱来的近代烙印和时代特征，在这个意义上，两人的佛学观与其他近代哲学家呈现出一致性，而与古代佛教思想具有天壤之别。

长期以来，社会上流行着一种对道教的偏见，认为道教粗俗庞杂，未能达到高雅的层次，故而产生轻视的态度。这是教外一些人士仅凭表面印象得来的感受，而这些印象的可靠性是值得怀疑的。我不否认实际生活中的道教有教派繁多、成员复杂、道术诡异的情况。但是，第一，任何宗教都有类似的情况发生，非独道教为然，教内人士亦常自检以求纯正；第二，道教最与中国民间传统信仰接近，两者在交互渗透中发展，道教深入民间就难免受杂俗异风的影响；第三，道教除了在世俗化过程中产生的上述浅显化的一面，还有精致深刻的内容，有足以吸引世人和震撼心灵的真精神

一鸦片战争以后，在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的过程中，中国社会逐渐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命运，同时也自然开始了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运动；一部近代史可以说就是帝国主义勾结中国统治者逐步侵略和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运动的斗争史。这种斗争自然也反映在文化战线上，因此在晚清的许多文学作品里，无论是诗文或小说，比之过去封建社会的文学来，就都带有了显明的不同的性质；而且在表现的形式上也都有了一定程度的改革。虽然在今天看来，因为作者大部分还都是封建士大夫出身的人，因此那些作品里所反映的中国人民的要求是很不够的，作者的思想多半仍带有

这一篇文稿，原是四十年前我对于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之研究中的一节，全部研究共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为对王国维这一位人物的研究；第二部分为对于他的文学批评之研究。第一部分曾写为论文两篇，一篇题为《从性格与时代论王国维治学途径之转变》；另一篇题为《一个新旧文化激变中的悲剧人物——王国维死因之探讨》，此二文曾先后发表于香港《中文大学学报》第一卷第一期及第三卷第一期。至于第二部分，则其中有关《人间词话》的一章，曾发表于台湾书评书目社所出版的《文学评论》第一期，题为《人间词话中批评之理论与实践》

佛道两教对于隋唐时期皇权、礼制的渗透，是近年中古史研究者十分关注的话题。唐代道教进入国家礼制的显著表现，是玄元皇帝庙、太清宫两种有关老子祭祀礼仪的成立，背后蕴含着复杂的宗教理念。对于玄元庙设立的历史意义，尤其是其背后隐藏着的思想、文化史脉络，此前并没有得到清晰揭示。通过研究发现，在佛道论衡背景下，老子族属、父母、诞生年月日、有无形象、服装、尊号太上、经典、化胡时间等均被佛教界质疑。在尊奉老君为先祖的前提下，李唐皇室不得不重新对上述问题作出回应。在李唐近三百年的统治中，皇室不断发布“制敕&rdq

中庸之道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孔孟之道合目的与手段为一体的思想与行动之极至。作为思想，中庸之道从提出到完善经历了一个丰富与确定的过程；作为行动，中庸之道呈现出历史境遇中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也给中庸之道的理解造成困惑，甚至带来误解。古人对于中庸之道的注疏论说，虽精当，但囿于知识形态而呈现弥散状，难见系统；今人的鸿篇巨制，即便是对以西格中、以今释古高度警惕，却仍然难逃于主见甚或偏见高悬，以至于不免游谈无根。(1)通过传统思想的解释来建构中国哲学的这一路径，无疑应该自觉于当下的语境，以及映照于西学与多元的知识视域

说起佛教，很多人第一反应是“南传小乘”和“北传大乘”——好像小乘佛教在东南亚那一带，大乘佛教在中国、日本、韩国，仿佛一南一北分得泾渭分明。有人还以为，小乘是“自了汉”，大乘才“度众生”，所以大乘“更高级”。可真相真是这样吗？今天我们就从头讲起，看看这两“乘”到底是怎么来的，又怎么一路走到了今天。故事要从公元前5世纪说起。那是释迦牟尼（约公

伴随着时光流逝，现代文学巨匠茅盾越来越呈现出其恢宏、厚重、崇高的气象和品格。对于茅盾的精神世界和文学成就，学术界和评论界已有过深入发掘与精彩阐释，只是在拾遗补阙的意义上，似乎还有一个维度值得用心留意，这就是细致梳理茅盾与中国古典小说的关系。而厘清这一关系，不仅有助于人们通过富有历史纵深感的审视与观察，更加充分地领略和认识茅盾思想、创作与理论的重要价值；而且可以凭借茅盾对中国古典小说的借鉴与扬弃，很自然地形成一种熔古铸今的艺术对话，从而展现中国现代作家既注重文脉赓续、又推动遗产增殖的精神向度与生动场景。一少

大蜀农民军领袖李顺究竟死在哪一年，在宋代当时就有歧异的说法，而且在起义失败的淳化五年（994年）五月里，就有人提出了怀疑；只是由于宋太宗确认李顺已被捕杀，没人再敢公开议论，后来官修实录依此记载下来。调子既已确定，当代人所撰史书就以《太宗皇帝实录》 [1] 为准，一律向它看齐。这就成了主张李顺死于淳化五年五月的丁巳（初六）的所谓“淳化说”。这一说的来源，是宋太宗亲信宦官、受命镇压大蜀起义军的反动统帅、剑南两川招安使王继恩的军前奏报所捏造出来的。《宋会要辑稿·兵》

一般而言，伟大的经典总是具有某种“超越性价值”。所谓“超越性价值”，盖指作品所蕴含的超越时代、族群、地域、意识形态、乃至文化的独特精神价值。这种精神价值包括生命价值、文化价值、审美价值、哲学价值和人类价值。作为中国古代小说史上文言笔记和白话长篇的两部代表作品，《世说新语》与《红楼梦》无疑都是具有“超越性价值”的不朽经典[1]，在思想、艺术、乃至哲学上表现出某种一脉相承的关联性，我们姑且把这种关联性称作“文化共性&rdquo

颜徵在（约公元前568——前535年），孔子的母亲，被后世君王加封为启圣王夫人。孔子的父亲是叔梁纥。《孔子家语》记载：“纥虽有九女而无子。其妾生孟皮，孟皮一字伯尼，有足病。于是乃求婚于颜氏。”在孔子3岁时，叔梁纥病故，此后颜徵在和孔子相依为命。孔子17岁时，母亲去世。孔子的成长与母亲的辛苦抚养和精心教育密切相关，虽然关于颜徵在的史料记载并不多见，但孔子成年后的博学笃行以及取得的成就充分彰显了这位母亲的教子智慧。择良地而居是颜徵在教子的重要举措。孔子丧父后，孔

秦统一是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影响深远。迄今为止，探索秦统一原因的论述很多，均各抒己见，见仁见智。近日，李禹阶教授在《制度效应与资源整合：秦王朝大一统原因再探》中指出，秦国横扫六国，建立统一国家，本质上是秦国在制度重构与资源整合上不断调适的结果，取得凌驾于关东六国之上的巨大优势。王子今教授在《秦统一进程中的文化转型》中指出，对于秦统一进程及秦统一原因的考察，仍可以多方位、多角度、多层面地进行研究，关注技术层面的条件，从文化史视角展开分析，是一个有积极学术意义的新角度（《光明日报》史学版2024

有清一代，上至统治者，下至平民百姓，几乎无不受“四书五经”的影响。清政府袭用明制，以《四书》科举取士。康熙为《四书解义》作序，强调“朕惟天生圣贤，作君作师，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有意将“君权正统”与“理学道统”相结合，借程朱理学维系统治秩序。官方的文化政策促使文人逐渐脱离明末心性空疏之学而致力于“返经书”“经世学”，文坛风气

孔子创立的儒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论语》原典中，不仅凝练了孔子的仁学、义学、礼学、乐学等学说，还饱含着孔子的诗学智慧成果，积淀而成“诗兴”学说。相对于学界关于孔子仁学、义学、礼学、乐学等的丰富研究成果而言，“诗兴”学说尚存在非常广阔和深入探讨的学术空间。本文即从“诗兴”学说的理论根源、理论形态、理论主体、思想价值、哲学贡献等，逐一展开探讨。“诗兴”学说的理论根源众所周知，“孔子以诗书

一、儒家、儒学与儒教儒家是一个学派，存在于儒家义理价值未上升为“王官学”（国家主导意识形态）的时代，即存在于儒家义理价值未形成国家“礼制”“文制”以安顿人心、社会与政治的时代。儒家一词的对应者是其它学术流派，如汉以前儒家的对应者是法家、墨家、道家等中国的学术流派，一九一一年后儒家的对应者是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等西方的学术流派。“儒家”是中国历史文化的衰世之词，是边缘化于中国文化权力中心的被放逐者的称号。

关于“儒教问题”狭义地说就是大陆20多年以来一直争论的儒教（儒学）是不是宗教的问题，构成了一个“是”与“非”的争辩历史；广义地说就是围绕儒学与宗教相关方面的问题群，形成了广泛而多样的讨论。这个问题如果要追根溯源的话，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天主教来华以及稍后的中国礼仪之争，不但儒教非教说，而且儒教是教说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此后，这个问题在中国和西方几乎同时展开争论，至今仍然没有解决，也许永远不可能解决。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如果从观点上看

何为素食？素食又称斋或斋食，有广狭两义，广义的素食指无腥（肉）之食物，《汉书》卷六十八《霍光传》说：“孝昭皇帝早弃天下，亡嗣，……征昌邑王典丧，服斩缞，亡悲哀之心，废礼谊，居道上不素食。”颜师古注称：“素食，菜食无肉也。”此即无肉而称素食。狭义的素食指佛教信仰者提倡的斋食，它不但严格断腥，而且要求无荤，亦即远离葱、蒜、韮菜、薤和兴蕖五荤。此即以无荤腥为素食。何为“众生平等”？“众

可以确信的孔子唯一一次亲口谈论“儒”这个概念，出现在《论语·雍也第六》：“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我视之曰“十字之戒”。戒，即戒令，语出《周礼·天官·宰夫》：“掌其戒令。”按邢氏理解，这十个字系孔子“戒子夏为君子也”。邢昺之说是准确的，但孔子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迄今没

王夫之是中国古代最富于辩证思维的哲学家，他的宇宙论秉承传统的二元观念而更强调其间的共生依存关系。他在《周易外传》中曾说：“天下有截然分析而必相对待之物乎？求之于天地，无有此也；求之于万物，无有此乎？反而求之于心，抑未谂其必然也。”① 这种观念贯彻于文学思考，就在情与理、意与辞、情与景的关系上形成一系列富有辩证法色彩的见解，其中对情景关系的阐述尤为当代学者所重视，专题论文也比较多。② 其实相比结构来，王夫之对情景问题远没那么重视，只因他的有机结构观念解构了一切模式化的诗学命题，历来相

文学的历史虽是生生不息的永恒过程，但在一定的时间内却呈现为某种明显的历史、文化特征，文学史家根据这种特征划分出文学史的时代。在许多时候，文学史的时代并不和王朝的起讫相吻合，但在一些时期，由于王朝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状况的特殊性使得孕育于其中的文学史具有一种相对的自足性时，以王朝为单位来叙述文学史，就变得简明而有效。清代从长时段的眼光来看，往往被视为现代性发生和社会转型的时代，清代的历史因而被分割为分属古代史和近代史的两段。但如果从文学史的眼光来看，则清代正是古代文学史的终结，现代文学的蜕生。这是中国古代

中俄《尼布楚条约》于康熙二十八年七月二十四日(1689年)正式签订。《尼布楚条约》的内容，曾用满文、汉文、蒙文、俄文和拉丁文五种文字刻成了界碑。这个条约明确划分了中俄两国的东西边界，从法律上肯定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广大地区都是中国的领土。沙俄同意把入侵雅克萨的军队撤回，满清同意把贝加尔湖以东原属中国的尼布楚土地让给俄国。中俄《尼布楚条约》是一个平等条约，是双方经过平等谈判、中国政府作了让步的结果。条约的订立为中俄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奠定了基础使，中国东北边疆获得了比较长久的安宁。本文的重点不

关于晚明“民变”问题的研究，日本学者谷川道雄和森正夫先生的著作《中国民众叛乱史》称之为“民众叛乱”，这其实就是“民变”的衍义，依然是从明朝政府立场而定义的说法。所以他们的著作中所开列的事件，包括了晚明到清的城市“民变”事件和乡村反赋役的动乱。① 日本学者夫马进以杭州为个案，对晚明杭州城市改革和“民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他认为，“第一点就是民众对于那些阻碍改革的精英和官僚的

早期道教虽然相信人死为 “鬼”，“鬼”能祸人，可是却反对张兴祭祀，认为死人阴也，事阴不得过阳，事死不得过生，否则便是“逆气”、“逆政”，其害使阴气胜阳，鬼神邪物大兴，行病害人，怪变纷纷。道教从汉顺帝时张道陵创立行世，至今已有一千八百多年的历史。在这样漫长的岁月中，信仰 “神仙”的基本传统固然保持不变，但由于时代变化及社会思潮影响，其具体教义自然也不免有所变异。如早期道教之太平道、天师道，

“太一”究竟是什么？这曾经是民国时期顾颉刚、钱宝琮、杨向奎诸先生关心的重要问题，他们在《太一考》《三皇考》两篇名文中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为古史辨派的思想建构，起到了重要作用。时隔近百年，林勰宇博士完成了他的新着《太一：楚文化、秦汉国家祭祀与原始道教探源》，要重新回答这个问题。虽然书中并未明确批评古史辨派，但此书所讨论的问题和涉及时段，与古史辨派的两篇文章高度接近，而他提出不同的立意和结论，隐藏着与前辈学者的深度对话。在古史辨派思考太一问题以来的九十多年当中，出现了与太一相关的大量出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