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知识

众所周知，一些西方人对自己的民主制度深感骄傲。这些人对中国的看法大抵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看法认为，中国是一个典型的极权国家；另一种看法认为，中华民族自始至终都在各种各样的束缚之中，人民已经习惯了与锁链相伴的生活。这两种看法都明显有居高临下的优越感，虽然第二种看法显得还较有同情味。不可否认，这些人对中国通常很真诚，但是，他们的弱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只要看看他们批评中国政府制度和政治实践时所用的语言就可以了。他们要么从明确的经济利益出发，并不为人民实际的民主利益考虑；要么含糊其词地从当代以权利为基础的自由主义出

近代以来，在向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思想，仍然没有比较一致的看法。形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在以往的研究中，没有一种对儒家思想的内容进行合理区分的方法。儒家思想虽然极其庞杂，但可以区分为核心价值、实践路径和表现形式三个不同的层面。核心价值就是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儒学思想家们所追求的价值目标，是其整个思想体系的基础和出发点；实践路径就是实现其目标所采取的方法和途径；表现形式就是儒学思想家们认为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日常生活中能够体现其价值目标的具体形式。如“克己复礼为仁&rdq

“面子”是中国人人际交往中最不可或缺的人情媒介，也许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像中国人这样“爱面子”。在新浪网的一项最新调查中，有83.33%的被调查者认为面子在中国人的社会交往中很重要。从“给面子”、“留面子”、“死要面子活受罪”，到“打狗还看主人面”，“不看僧面看佛面”，有关面子的种种说法在人们的言语对话里更是随处可见。有人说，“面

我今天从一个具体的例子出发，来看历史上佛教与中国文学的关系。与四大文明中其他三大相比，中国文明是历史上最长的，中国文化的源远流长的生命力也是学术界关心的。中国历史并不是一番风顺的，为什么中国文化还有如此强的生命力？我想生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它能吸收很多外来文化，过去我们一直强调中国文化的底蕴，而忽视对外来文化的研究，这跟我们对外来文化的态度有关，我们不太喜欢从外来文化中寻长，而往往投身于底蕴，这在传统学问里非常突出。中国文化其实并非一个纯而又纯的文化，我想这是生命力所在。中国文学的发展，形式有诗歌，从诗

《佛教与生命伦理学》这个题目有点大，具有广告效应。其实我要讲的只是和生命伦理学中很小的一部分尤其是佛教对它具有独到见解的那一部分。生命伦理学这个学科是20世纪70年代在西方兴起的，其标志是哈斯汀中心的成立。哈斯汀中心每年都定期出版报告，这是该领域最重要的文献。为什么生命伦理学会在20世纪70年代兴起呢？这是因为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医学的发展使得人们在医疗识别上有了变化。人类在拯救生命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同时也产生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新问题。人类面临一些新的情境；过去对于死亡的定义太简单了，过去对死的定义

一、引言由时空、质能、生命和心智构成的世界——过程，其未来的走向已同心智即人类发展紧密相连。自然选择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已让位于“人类选择”过程。世界的前途系于人的自由选择，人类的问题集于人的选择能力，即人的特性问题，即人性问题。讨论世界与人类基本问题的宗教哲学，不能不讨论人性问题，中西宗教哲学皆然。二、非生物性、非物性、非时空性谈论人性问题，首先应该讨论的是人性的开端问题。这当然不是指人性在时间上的开端，即人类进化的起点问题，而是指人性在本体上的开端，即人性

社会信仰的普遍缺失，最终导致社会失序，矛盾和问题丛生。这很大程度上在于中国缺少大众化的信仰传统。目前中国处于社会大转型的关键时期，正是重建信仰的大好时机目前中国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开始呈显性状态。针对各种矛盾和问题，体制内外的忧患之士提出了形形色色的医治药方，执政者也有选择性地采取了相应对策，但收效很有限，社会矛盾和问题仍然非常突出，而且有日益恶化之势。有人把这些完全归咎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缓慢或者停滞。政治体制固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但问题的关键也在于社会信仰的普遍缺失，民众心灵之舟

我国地理条件、气候条件十分复杂，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灾害多发的国家。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历朝历代都对灾害防治进行了积极的探索，积累并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治理理念和应对策略。理念：敬天与爱民灾害在古代是引起社会动荡，甚至政权更迭的主要因素之一。因此，当政者十分重视灾害的防治，提出了许多主张方略，其大都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着手，核心理念可以归纳为敬天与爱民。从预防的角度来说，古人倡导“天人合一”的理念。远古时期，以神怪之力来解析自然灾害是通行的方法。《左传·宣公十五年》言&l

《四库全书》的纂修，因为有乾隆对四库的“古今数千年，宇宙数万里，其间所有之书虽夥，都不出四库之目”的阐释，以及用四库合以全书为它钦定下的书名，注定了它世世的热闹。一乾隆三十七年（一七七二），乾隆置反对修书的声音不顾，下旨征书，揭开了四库修书序幕。第二年，正式下旨开馆修书。它的修纂成功，最终为乾隆一朝思想一统画上了完美句号。“达而在上，其单词只义，即足以歆动一世之士。” 从此，乾隆文治武功合一，《四库全书》也以其所承载的大清无限荣光，给自己带来了未来。确然，承

“大宋史”之说最初在四十多年前由邓广铭先生提出，影响深远，不过历来学界对其具体阐发不足，内涵或有未明，甚至偶有歧见。本文试从概念内涵、争议回应与研究举例等方面展开阐释，认为“大宋史”之本意与深意，乃是立足于10至13世纪中国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时空背景，倡导史学研究应该突破严格划分此疆彼界，统观全局，诸史兼治。当然“大宋史”观不是指研究议题非得横跨诸史不可，而是应该具有通览全局的整体观。研究议题不同区域间的不平衡、分析讨论具体议题的视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先秦秦汉是中华文明连续发展的重要一环。一般来说，国家形态是指国家的内部结构与外部特征，包括政权组织形式、国家结构形式、社会结构形式、空间分布形式以及主流意识形态等。其中，政权组织形式与国家结构形式是核心。国家治理是指统治阶级治理国家的方式、目标与手段，包括治理体系的建立、治理思想的选择、治理目标的制定、治理手段的使用与治理能力的培养等。其中，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培养是核心。国家形态决定国家治理的基本内涵，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与国家治理能力的提高，又对

禅宗自宋代之后逐渐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并开始了一个长期的圆融进程。这种历史进程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现象，不但对佛教产生了延续至今的深刻影响，而且对中国文化的总体特性与结构的形成具有重大作用，值得引起我们的充分注意。对这段历史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准确把握中国佛教的特色，并在此基础上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结构和未来走向。禅宗的圆融之路就是指禅宗与中国佛教其他宗派乃至中国文化中的儒道两家之间的融合进程。中国佛教各宗派的相互融合趋势自宋代以后日益明显，但直到明末以前，各宗对立的局面并未消除。禅、教之间，特

在中国禅宗史上，从如来禅为最上乘禅的提出到祖师禅的崛起，这一过程集中地反映了慧能禅宗一系的分化与演变，具有深刻的思想文化意义。中国古代禅师对如来禅与祖师禅的指称并不一致，且有的语焉不详，有的语意含混，以至影响了后人对如来禅和祖师禅两个名称的含义、两种禅法的差异，以及两者历史的分限的理解和认识，论说五花八门，莫衷一是，直至今天仍困扰着对禅宗史的深入研究。本文拟在充分理解古代禅师的有关用语及其思想原意的基础上，试图探讨和厘清以上诸问题，以求对如来禅与祖师禅的再认识。一、何谓如来禅？就现存的佛教文献来说，最早出

1264年，忽必烈自上都（开平）迁都中都（后更名大都），此后元明清三朝绝大部分时间都定都于此，表明以今北京为中心的幽燕地区，已正式取代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成为大一统王朝建都的首选区域。在古代中国世界观中，洛阳被视为“天下之中”，是大一统王朝建都的最理想选择，因此元明清时期幽燕取代河洛，成为大一统王朝建都的首选区域，就逐渐被理解为“天下之中”已自河洛转移到幽燕。相较于秦汉至隋唐，元明清是中国古代大一统观的定型期，近年来国内学界对这一时期大一统观的特征与重要

今天我讲这个题目，主要是感觉到，我们现在对中国的佛教，尤其是禅宗，在理解上还有很多不够清楚的地方。中国近代的高僧太虚法师曾经讲过，中国佛教的特质在禅。他所讲的禅，就是指禅宗。禅宗是中国佛教的一个宗派，在印度本土并没有这么一个专门的派别。禅本身只是一个修证的方法，而且在印度也不仅仅是佛教所独有的，是印度各个宗教普遍使用的一种修证方法，它是来让你的思想能够安定专一，是思维的锻炼方法。这种方法再加上一种理念的引导，比如佛教用佛法的理念来引导，其他教派利用其他的理念来引导，甚至于没有宗教信仰，而是用其他方面的精神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这样评论庄子：“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畏累虚》、《亢桑子》之属，皆空语无事实。然善属书离辞，指事类情，用剽剥儒、墨，虽当世宿学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庄子把老子思想中的虚空记忆特征发挥得淋漓尽致，道家和儒家、墨家之间的对立在庄子那里尤为显著。由于庄子本人是虚空记忆的成功实践者，其精神状态自由放纵，不拘形

公元228年1月，诸葛亮第一次出师北伐，大军出祁山，奔袭陇右，安定、天水、南安三郡响应，北伐形势一片大好。2月中旬，马谡与张郃在街亭展开决战，蜀军溃败，诸葛亮狼狈而归。事后，诸葛亮“戮谡以谢众”——即小说家津津乐道的“挥泪斩马谡”。第一次北伐以丧师杀将而告结束。令人不解的是，同为败军之将的诸葛亮与马谡两人，在当时的遭际，在后世史家的定评，在千秋万世百姓们的心理定位，实在是有天壤之别。一为千古罕见的道德楷模，至高无上的智慧化身，一为出尽

毛晋是明末清初著名的藏书家和出版家，汲古阁藏书之富、版本之珍、刻印图书之精，都是为世所称的。徐遵汤《和古人诗序》说：“自来藏书与著书蔚为两家，至吾社子晋而合。”有关毛晋的生平交游及汲古阁藏书的内容、版本、刻书情况，文献学界已有丰富的研究成果。一九四七年，钱大成在《国立中央图书馆馆刊》第一卷第四号发表了《毛子晋年谱稿》（下文简称《年谱》），依据陈瑚《为毛潜在隐居乞言小传》（《确庵文稿》，下文简称《小传》），毛褒等所撰《先府君行实》（钱大成：《毛子晋年谱稿》附录，下文简称《行实》），钱

慧远(公元334～416)年是东晋中后期继道安以后中国佛教的重要领袖。历史考验人，锻炼人，造就人。作为当时的佛教领袖，慧远面临着种种严峻的挑战。首先，东晋时南北对立，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互相攻杀，政治形势险峻，各类政治人物对慧远或奉承、拉拢，或施压、威胁。如何应对，成为决定慧远佛教生命的尖锐政治问题。其次，随着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佛教的学说、制度和生活规则与中国固有的儒道学说、礼制和生活方式的矛盾日益凸现出来，并引发王朝官员、士大夫的质疑、问难，急需佛教界对此做出回应、说明。复次，随着僧人的增多，良莠不齐

慧能创立的南宗把一切归诸心性，注重“道由心悟”，这一禅学思想和修行方法至马祖道一之后，又为之一变，开始出现一种由直指心源、顿悟见性向随缘任运、无证无修方向发展的倾向。 例如，马祖就说：道不用修，但莫污染。……但有生死心，造作趋向，皆是污染。若欲直会其道，平常心是道。何谓平常心？无造作，无是非，无取舍、无断常，无凡无圣。经云：”非凡夫行，非圣贤行，是菩萨行。”只如今行住坐卧，应机接物，尽是道。(注一)马祖此一&ldq

《荀子》有《性恶》一篇，提出著名的“性恶”说。学术界对这一说法有不同的理解和评价，但以“性恶”说为荀子人性思想的基本论说，一直是荀学研究领域的主流观点。值得注意的是，传世本《荀子》提到“性恶”的只有《性恶》篇。相比而言，《孟子》“性善”说虽主要集中于《告子上》《尽心上》，但其他篇讲述人性或政治问题时也常论及性善问题。①思想家对人性问题的主张应该在谈论政治社会问题时经常表达出来，因此《孟子》“性善&r

内地、港台的影视作品中的乾隆皇帝几乎都是正面形象，年轻时期的乾隆必定风流倜傥，中年的必定是洒脱幽默，老年的必定是慈祥悲悯。总之是个一点瑕疵也没有的完人。当然这也符合乾隆晚年对自己的认定——十全老人。这与我读有关乾隆史料得来的印象不同。无论从“高宗实录”还是从他老人家的“上谕”中，我看到的是一位把皇帝威风用得最足、视他人皆为奴才，而且对于“奴才”又十分冷血的皇帝。这在诸朝皇帝中是不多见的。这个问题很大，篇幅有限，

这里所说的禅法不仅包括对坐禅修行方法的规定，而且也包括对禅学的见解及其所依据的佛教理论。下面主要根据柳田圣山所校编的《达摩的语录－－二入四行论》(下简称《四行论》，凡引柳田校本用1、2等标出段落)并参照铃木大拙《校刊少室逸书及解说》中的《二入四行论》等，从四个方面概要地介绍达摩的禅法。(一)“二入四行”－－从禅观和实践两个方面使自己达到觉悟解脱“二入四行”是达摩禅法的基本要求。二入是理入、行入；行有四行。理入是纲，行入是目，纲举目张，二者相辅相成。何谓理入？

五戒虽是为佛教在家信徒制定的，但实际也包含在出家比丘、比丘尼的具足戒中，也包含在大乘戒的“十重戒”之中。因此可以说五戒是一切佛教信徒的戒条，也是他们用以指导自己行为的道德规范。在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佛教学者将五戒比附于儒家的五常――仁、义、礼、智、信，正是看到它们内涵中所具有的道德意义。他们有意将佛教的五戒、十善与儒家的伦理会通和融合，从而扩大了传统的五戒与十善的内涵，这有利于佛教向社会各阶层传播，扩大佛教对民众的影响。一、 佛教戒律与道德戒，梵文Sila的意译，音译为尸罗，意为惯

凭着成书于三十年代的《新唯识论》，熊十力跻身于现代最重要的哲学家之列。正是在这本书中，熊十力把探究真实的存在确立为哲学永恒的主题。在熊十力看来，真正的哲学必须建立一种本体的意识，才能获得自身存在的生命与根底，而本体意识的建立是与体用（本体与现象）的辨析联系在一起的。《新唯识论》明确地把“摄用归体”作为它的主题，它指出了这样一条通往真实存在的道路：从没有自性因此也无真实性可言的现象返回真实自立的本体。然而，五十年代中期以后，这样一条道路在熊十力那里遭遇到强烈的质疑，以至于被视为一种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