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法是家務，利生爲事業”，這兩句話說明，“弘法利生”乃出家人應負的責任。只是一般僧侶並不容易達到這種標準，他們大多數只流於寺務照顧，或者遊方參學，頂多誦經服務；真正想要做一個弘法利生的僧伽，不但要有學問、德行，還要有人緣。
回想自己的一生，在大陸期間是我成長和學習的時期，在此也就不多贅述。但說一九四九年春天，我到了臺灣，最初住在桃園縣，除了幫助掛單的寺院從事苦工雜務以外，一時只覺前途茫茫，不知道未來希望在哪裏。自己既不願意從事經懺佛事，也無意於當家住持，因此想到，只有寫文章投稿到報章雜誌，以言論來護衛佛教。
記得當時有位京劇名伶，在臺北永樂戲院演出侮蔑佛教的戲劇，我毅然挺身而出，寫信公開向她抗議。其實我也知道，她只不過像顆棋子般任人擺佈而已，並非故意要毀謗佛教。但是正當我埋首爲文護教時，一位老太太走過我的身旁，跟我說：“法師，你要去工作，不工作會沒有飯喫哦！”
當下我驚覺到，寫文章弘法，在寺院裏並不被認爲是正當的工作，甚至他們還認爲我是偷懶在看書、寫字呢。因此後來陸續在報章雜誌上投稿，都不敢公開在飯桌上撰文（當時沒有辦公桌），只有找個隱祕的地方偷偷寫作。那時候《自由青年》《中華》副刊、《覺生》雜誌、《人生》雜誌等，都發表過我的文章。
當然，弘法並不一定只限於撰文發表，還可以講經說法。但是當時並沒有這種風氣，也沒有人集衆講演，因此我先是應邀到臺灣佛教講習會教書。兩年後，也就是一九五二年五月，由於宜蘭唸佛會馬騰居士寫信邀請，開啓了我前往宜蘭弘法的契機。
說來慚愧，那個時候我連宜蘭在哪裏都不知道，後來一再延到十二月。正當快要過年時，李決和居士從宜蘭到臺北，當面邀請我。李居士是一位慈祥愷悌的中年紳士，一見面我很自然就受其感染，尤其他那虔誠恭敬的態度，很讓人感動，因此，當下答應前往宜蘭弘法。
記得那是一九五三年新春過後，我從臺北西站坐公路局的車子前往，沿途都是碎石子路。早上八點出發，一共開了三個半小時才抵達宜蘭。這是我第一次走進宜蘭雷音寺，也由此正式踏上了人生的弘法之路。
雷音寺坐落在宜蘭北門口的一間小廟，只有二三十坪的小佛殿裏，大大小小供了一百餘尊佛道的塑像，旁邊幾間廂房已有三家軍眷居住了。我到達當天，看見佛殿前的丹墀里正掛着春節未喫完的臘肉、鹹魚，同時還晾曬着一些婦女、兒童的衣服。整個雷音寺的外觀看起來，應該說比起中國過去的大雜院還不如。
我抵達時，並沒有人接待，自己默默坐在佛殿一邊的竹椅上。一直等到一位爲信徒消災誦經的六七十歲的老尼師唸完經，她看看我，又去唸經。再過了一會兒，她才走向前問我。雖然我聽不懂她的話，但知道她的話意是說“你是來講經的嗎？”因此回答她：“是。”
過了十分鐘，她端來半杯水給我，沒有講話。不過我知道應該沒有走錯路，因爲她能給我茶水，就表示好意，我只有等下去。約莫坐了一個鐘頭以後，時間已是下午兩點鐘了，她才叫我到隔壁小巷子裏喫飯。飯桌是由兩塊木板臨時釘起來的，中間的隙縫至少有五公分寬；筷子、湯匙，也是她們用鉛皮自己製作出來的，可見老尼師們的生活非常清苦。
喫過飯後，她送我到一間與佛殿並排，用木板隔起來的小房間裏安單。裏面除一張竹牀、一臺裁縫機以外，別無他物。由於我從早上直到此刻，還沒有上過廁所，四處張望，也沒有洗手間。不過我不用跟人說明，就一個人徒步走了十五分鐘，回到緊靠宜蘭火車站，也就是剛纔下車的公路局車站上過洗手間，然後如釋重負般，歡喜悠閒地慢慢走回雷音寺，再次坐在竹牀上靜待情況發展。
由於時近黃昏，房間裏的蚊子綿密飛舞，可以說只要伸手就能抓到幾隻。我心想，過去佛陀爲了弘法利生而“割肉喂鷹，捨身飼虎”，看起來今天我也非得用身血供養蚊子，以此跟它們結緣不可了。
就這樣一直等到晚間七點多，總算聽到佛殿裏有聲音問：“法師來了嗎？”回答的聲音很細小，不過不用講也知道，他一定回答：“已經來了！”大概又等了二十分鐘，聽到外面人聲嘈雜，應該有一二十人。終於有人敲我的門：“法師，請你出來跟我們講話。”
當時正盼望着有人說話，聽到信徒請我，我便離開了黑暗的小房子，走到佛殿裏。在佛殿的一角，他們安排了一個小凳子，供做講者的位置，信徒則坐在木板釘成的拜墊上，聽說還是被軍眷搬去當枕頭，臨時再跟他們商議借來當座位。就這樣，我開始了在宜蘭第一天的生活。
宜蘭是一個淳樸的鄉村小鎮，雷音寺則是“龍華派”遺留下來的一間小廟，平時沒有僧人居住，偶爾有遊方的僧尼暫住，但是因爲實在無法生活，只得又再遊走他方。我到的時候，正是一位妙專老尼師被邀請在寺中住持。我在這裏講演二十天的《觀世音菩薩普門品》，先後經過四位翻譯，都無法稱職。最後有一位在稅捐處服務的張優理小姐，由於她口齒清晰，記憶力強，可以像錄音機一樣，把我的話原原本本用閩南話翻譯出來，是公論最好的翻譯。她就是後來出家，一直跟隨我翻譯五十多年的慈惠法師。
我講完《普門品》後，有老少信徒一百零八人皈依三寶，這也是我第一次爲信徒主持皈依。當時我並沒有嫌棄雷音寺，但也沒有打算長久居住，因爲這裏實在沒有居住的條件。於是講完經之後，我回到臺北，和心悟、心忍兩位法師，同擠在圓山臨濟寺的一間小屋子裏。他們兩位是福州的同鄉，學問很好，不嫌棄而接受我成爲朋友，總算讓我在臺北也有一個落腳處。
但是就在我回到臺北後，宜蘭信徒每天絡繹不絕地到臺北，邀請我再回宜蘭。此中尤其是愛姑、免姑兩位老太太，她們虔誠的態度最令人感動。由於當時年輕，實在受不起信徒的恭敬、恭維，我於是允諾再回宜蘭。
我在宜蘭，沒有桌子可用，只有將一臺破舊的裁縫機，將就權充寫作的桌子；沒有凳子可坐，於是好幾個信徒湊了三十元，到監獄買了一張藤椅給我，坐起來感覺無比舒適。
我住的小房間裏，沒有電燈，但我不以爲苦。因爲過去我也沒有使用過電燈。記得我到雷音寺那年是二十七歲。在此之前，除了在南京華藏寺短期享用過電燈以外，在大陸住過的棲霞山、焦山、白塔山，乃至臺灣中壢的圓光寺、新竹青草湖靈隱寺，也都沒有水電設施。
不過，信徒把我請回來，他們也很殷勤，都想爲我解決困難，因此把佛前燈的電線加長，拉到我的房門口。儘管加長的電線也只能拉到門口，只得把電燈掛在臥室門口，但是我就這樣沾有佛光，每晚借用佛光讀書。雖然不能關門，好在這間小廟，晚間也沒有人走動。
後來，我發現在一個小鍋爐的後面有一間小廁所。雖然使用時必須把鍋爐搬開，尤其廁所實在太小，連轉身都不容易，但總是解決了生活上的一個大問題。除此以外，在那段歲月裏，我是怎麼解決盥洗問題的，現在已經不復記憶了。不過那個時候只要乘坐公路局的車子，就可以到礁溪洗溫泉，但是我從來不曾動過這個念頭。
我在雷音寺住下來之後，三家軍眷跟我互動良好。他們的態度都十分友善，甚至看我集合信徒共修活動，還主動表示會盡快搬離寺院。當中一位四川的陳存鋒軍官夫婦，之前已參加了一百零八人的皈依。一年之後最先遷離，接着他的親戚馬姓等兩家人也相繼搬遷。數十年後，就在五六年前，有一天我在榮民總醫院，忽然看到那位陳姓軍官，一口就叫出他的名字。他也感動不已，後來還寄了五千塊錢作爲供養。我覺得自己這一生，經常遇到一些奇異的因緣；因爲有很多好因好緣，因此感到人生真是無比美好。
自從這三戶軍眷搬走之後，整個寺院頓感清淨單純。看起來已經像個道場了，而且因爲寺院空間增大，因此我就成立閱覽室，要大家來看書。另外還多了一間小客廳，可以談論佛法；也有兩間客房，雖然只有四個榻榻米大，有時候也可以擠進三四個人掛單。
這時，相繼有東初、演培、煮雲、南亭法師，甚至章嘉活佛等人，我一一把他們請到宜蘭。這些大德每來宜蘭一次，我就增添一些廚房的碗盤用具，也增加餐廳的桌椅，甚至枕頭、棉被等生活用品。因爲要接待貴賓，信徒們自然努力捐助，增購接待客人的設備。
另外，我還把美國的蘇悉地、法國的阿難陀法師，先後請到宜蘭弘法，讓宜蘭人大開眼界，原來不只有年輕的外省和尚，還有外國的高鼻子、藍眼睛的比丘，一時整個宜蘭小鎮爲之轟動。看到大家對佛教如此興味昂揚，我知道宜蘭的佛教已經慢慢在起步了。
這期間，我每個月必須從宜蘭回臺北編雜誌，然後再從臺北回宜蘭。每次來去，不管是從雷音寺走到火車站，或者從火車站走回雷音寺，一路上圍觀的市民很多。由於從小在叢林裏參學，一向注重威儀，所謂“行如風”，我走在馬路上都是兩眼平視，從來不東張西望，因此更加引起市民的好奇。
當時我心裏也很清楚，出家人身教重於言教。果然後來有人告訴我，每當我走路經過宜蘭電信局，裏面值班的話務小姐們不接電話，紛紛放下工作，一起出來看這個外來的年輕和尚。她們從看我走路，也對佛教生起好感。可見佛門裏，僧相威儀，甚至連袈裟的一角，都能度衆。
就在我初到宜蘭的一兩年中，便陸續成立了青年會、歌詠隊、弘法團、兒童班，甚至創辦幼兒園，啓建講堂，並向“教育部”立案申辦光華文理補習班。“前教育部訓育委員”會常委鄭石巖教授，就是當時補習班傑出的青年之一。
爲了弘法，我把宜蘭中學優秀的老師請到補習班教書，還把蘭陽女中優秀的師生請來參加弘法隊、歌詠隊。另外，宜蘭農校、頭城中學都有師生前來參加團體活動。那時的雷音寺儼然就是宜蘭一所不具名的大學。
這當中，我最要感謝的是楊勇溥先生，他爲我作了不少佛教歌曲，但是分文未取，甚至我好像連一餐飯都沒有請他喫過。現在流行的《西方》《弘法者之歌》《菩提樹》《祈求》《鐘聲》等，都是他爲我譜曲，甚至幫忙教唱。
另外，餘仁溥也是一個歌唱高手，還有程鬱尊、李浩然、鍾鈞梁，都是宜蘭唸佛會的成員，也都是講座中的臺柱。當然，其中對我幫助最大的，還是要數李決和及林松年居士了。他們兩人分任宜蘭唸佛會的弘法主任和總務主任，熱心而有恆心毅力，很能負託。所以我在宜蘭終能把佛教弘揚出一片天空來。
我初到宜蘭時，有一批優秀的青年跟隨我學佛，後來出家入道，這是我在宜蘭弘法的另一項成果。例如，佛光山繼我之後擔任第二代、第四任住持的心平和尚，就是宜蘭人；慈莊、慈惠、慈容、慈嘉、依空法師等人，也都是宜蘭優秀的青年。
乃至林清志、林秀美居士，他們都是我學生會的學生，後來每週到監獄義務弘法，三十年從未間斷。現在林清志是宜蘭大學的教授。張肇居士也是學生會的學員，高中教職退休後，現在發心在佛光大學照顧園藝，其夫人張黃素貞在佛光學舍負責典座。
二〇〇六年我在臺北國父紀念館弘法屆滿三十週年，宜蘭歌詠隊特地在講座中高歌一曲，後來又在高雄演出一場。現在這些隊員們都已是白髮皤皤，年近七十高齡了。想當初他們是一羣可愛的青年，跟隨我的弘法腳步，真是南征北討，上山下海，走遍鄉村廣場，到處弘法佈教。
在五十年代，臺灣還沒有電視。每回到鄉村廣場佈教，由於我們有幻燈機，錄音機，有歌聲，有講座，所以內容精彩豐富。每場都受到鄉民的熱烈歡迎。
這許多青年隨着我弘法，每次在我講演開始前，都會拿着鑼鼓到大街小巷去敲打宣傳，說明今晚在哪裏弘法；或者乘坐三輪車，車上綁個喇叭，穿梭在大小巷弄裏廣播。
當時的廣播詞：“咱們的佛教來了！”讓我聽了很受感動。因爲在那時，佛教信仰低迷，尤其受到基督教強而有力的排擠、壓迫。所幸當時有慈航法師的肉身不壞，有詹煜齋成立大專佛學社團的獎學金，以及曾任孫中山先生軍需處處長的朱鏡宙和周春熙居士成立的臺灣印經處；乃至李炳南、許炎敦、董正之、丁俊生、周邦道等居士，在臺中辦有蓮社及編輯佛教雜誌等，總算讓佛教也能有一方生存的空間。
尤其，孫立人將軍夫人孫張清揚女士和國民黨元老李子寬居士，以舊臺幣一千五百萬元買下善導寺，作爲臺北市佛教會的中心。臺灣佛教於是有了些許的活動。後來“中國佛教會”與“內政部”交涉，每年輪流在一間寺院傳授三壇大戒，佛教就這樣更加如火如荼地發展開來。再加上我們宜蘭佛教的青年會、歌詠隊、弘法隊，到臺北錄影，灌製唱片，或在電臺製作廣播節目，乃至隨喜隨緣地在鄉村弘法佈教等。佛教這才慢慢地正式走向社會。
我最初在臺灣弘法，並非一帆風順，甚至可以說是挫折不斷。記得當年宜蘭青年鄭秀雄先生在臺北師範學院（今臺灣師範大學）讀書，要我前去主持講座。海報已張貼出去，我也從宜蘭到了臺北。但是當天鄭秀雄跑到車站，跟我說：“師父，對不起，講座的海報貼出以後，學校下令取消了。”
由於這次事件，引發之後好多年，佛教都不準到學校講演。但是儘管如此，我仍想辦法解決困難。我邀請牟宗三、唐君毅等儒學大師，到臺灣各大學講演，甚至邀請日本東京大學教授水野弘元到臺灣大學講演。雖然他是一名僧侶，但也是國際知名學者，臺灣大學沒有辦法拒絕。我心想：臺灣的土和尚你們不歡迎，日本的東洋和尚，總該可以了吧！
在我弘法的過程中，感到最棘手的事，應該要算與警察捉迷藏了。舉個例子演：有一次，我在龍潭一個村莊佈教，廣場上有數千名聽衆，大家正聚精會神聽我講說，忽然身邊有個聲音傳來：“下來，下來！”我回頭一看，原來是一名警察，他叫我下去。我想講演正在進行中，臺下那麼多聽衆，我怎麼能下去呢？但是警察執行公務，也不能違抗。於是我請慈容法師上臺帶大家唱歌，我下去和警察講話。
我下去之後，問他：“你要我下來做什麼？”
他說：“立刻解散，停止講演。”
我說：“不行呀！是我邀請大家來聽講的，你要我停止講演，那你自己宣佈，你去叫大家解散。”
警察當然不敢上臺宣佈講演停止。正在僵持時，我說：“你讓我上去講，只要我講完，自然就會解散，不會有事的！”
警察只有低頭垂首，不再講話。我趁此機會又上臺繼續講。當我講完之後，大家當然也就自然解散，總算相安無事，圓滿結束。
另外有一次，我到花蓮弘法。事前三輪車出去廣播，說明今晚七點半，某人在某某廣場弘法……
警察得到訊息後，即刻到處找我。我也知道沒有辦法躲避，只有單槍匹馬走進警察局。警察見了我，質問道：“誰叫你宣傳，要在花蓮集衆弘法的？”
我當即說：“我在臺北每天都集衆弘法，花蓮又不是什麼化外之區，爲什麼就不可以呢？”
他聽我說是“臺北來的”，那個時候所謂“在京的和尚，出京的官”，我從臺北來，他不知道我的底牌，怕會無端生事，或者得罪什麼人物，因此自己製造臺階下，就說：“你要把秩序維持好！”
我只有諾諾應命，當然也就得以順利在花蓮弘法了。
還有一次，我在宜蘭唸佛會的講堂播放日本幻燈影片。這件事在當局看來，也是大逆不道。於是有個派出所的警察，下令要關閉我的講堂。我知道他是嚇唬我的，只要跟他說幾句好話，也就沒事了。但是過了沒多久，有一天，警察局叫他來跟我借講堂，當做考試的考場。我拒不出借。之後警察局局長親自登門商借，我滿口答應，並且告訴他，之前所以不借，是因爲你們有一位警察，一再幹擾道場集會。
第二天，這位警察就被調到太平山去了。後來，他回來見到我，說我太厲害了。我想想也是的，爲了弘法，需要如此與公務人員爲難。不過在我初到宜蘭時，他經常在旁邊監視我。我想他在主管面前打我的報告，應該也是爲數不少！
此外，一九六三年我在高雄創建壽山寺，五層樓的寺院纔剛建成，“高雄要塞司令部”就以建築超高爲由，下令要我拆除。那時軍令如山，一般民間都不敢申訴反駁，即使“市政府”也沒有辦法抵擋。因爲軍事第一，凡是軍事需要的，民間都得讓步。
乍聽剛建好的壽山寺，馬上就要被拆除。我心想這固然是法運不濟，自己也太沒有福德因緣，太沒有面子了。
正當信徒們焦急、求助無門時，我拿了身份證，直闖要塞司令部。我在門口登記後，進到裏面就問：“是誰下令要拆除壽山寺的？”
一位上校軍官站了起來，說：“是我！”
我當時很冷靜地跟他說：“你要拆除壽山寺，我是一個出家人，這個寺院不能住，就住到別的寺院去；但是你拆除寺院的後果，我必須告訴你。你要知道，壽山寺是多少高雄市民捐款所建，你拆寺就等於拆他們的房子。不但會引發民怨，尤其萬一事情喧騰開來，被記者照一張相片登在報紙上，只怕國際輿論會認爲臺灣對宗教也太不尊重了吧！再說，前不久越南‘總統’吳廷琰之所以被推翻，就是源於他燒燬佛教教旗，導致民怨沸騰。我不忍見到那種後果，所以來給你表示意見。”
上校一聽，十分驚慌，馬上問我：“那要怎麼辦呢？”
我說：“你只要發個公文給‘高雄市政府’，要他不必拆，不就沒事了嗎？”
他即刻回答：“我照辦！”
漫天的風雲就這樣煙消雲散了。
其實，在我的弘法生涯中，也遇到很多溫馨而有人情味的事。例如我到彰化田中講演，他們把神明都擡出來迎接，甚至連“肅靜”、“迴避”的牌子也出動了。我到溪州弘法，當時臺糖總公司設在溪州，臺糖的高級專員特地用火車，專車把我從南部接到溪州。我到花蓮富里弘法時，當地是一個小鄉村，過去從來沒有人到此傳播佛法，但當地人們很熱情，特地裝了一個大喇叭，到火車站前唱着佛教歌曲：“苦海中一片茫茫，人生像一葉小舟，漂浮在海中央……”他們以我作詞的歌曲來迎接我，讓我不禁深受感動。
那時候我到處弘法，有時坐牛車，有時坐礦場的“輕便車”，有時坐檯糖的小火車。甚至“國防部”曾經邀請我到三軍官校弘法，承蒙他們禮遇，讓我搭乘各種軍車、軍機、軍艦等交通工具。當然，在中國香港、泰國、美國，也都坐過直升機、汽艇、渡輪等。
近二十年來，我在島內外弘法，可以說都非常順利，尤其許多大學紛紛邀請我前去講演。例如，我在臺灣的“清華”、“中央大學”作過演說，在臺灣大學主持過“世界青年論壇”，除了在成功、中興等公、私立大學講演以外，甚至應聘擔任“中國文化大學印度研究所”所長，並在東海大學哲學系做過六年的客座教授。
島外大學部分，如美國柏克萊、西雅圖、加州、康奈爾、哈佛、耶魯大學等，都曾留下弘法記錄。乃至巴西的聖保羅大學，澳洲的邦德大學，中國香港的香港大學、中文大學、理工大學，以及新加坡國立大學等，甚至歐洲的瑞典、瑞士、英國等多所大學，都曾前往結緣。不過，近年來由於創辦西來大學、南華大學、佛光大學，我感覺時間實在不夠用，所以在各地學校乃至監獄的弘法，也就慢慢減少了。
說到弘法，比較值得一提的是，我把佛法從寺院帶入到“國家會堂”。最早我在臺北中山堂、“國立藝術館”弘法，之後到臺北“國父紀念館”，每年舉辦大型講座三天，持續到二〇〇六年，整整三十個寒暑；我每年在香港紅磡體育館講演三天，每天都有數萬人聽講，到二〇〇六年也是整整二十年。
我在八十歲時，曾經宣佈要“封人”，意思就是我在臺北“國父紀念館”與香港紅磡體育館的例行大型講座，因爲年紀老邁，行動不便，所以到二〇〇六年爲止，今後不再舉辦。但是這並不表示我不再接觸信徒，今後一些小型的講演、活動，我仍然樂意隨喜和大家結緣。
例如，二〇〇六年我在廣州中山大學的一場講演，承鳳凰衛視實況錄像轉播。二〇〇七年我在南京大學，受到校長、院長、主任等人的接待，作了一場講話。過去我在北京大學、武漢大學也作過演說，其中影響深遠的，要算長沙嶽麓書院講說“中國文化與五乘佛法”那一次了。
嶽麓書院是中國古代四大書院之一，建於北宋開寶九年，爲潭州（長沙）太守朱洞先生，繼承智睿法師等二位僧人在此建屋聚衆的基礎而創立。南宋著名的理學大師朱熹先生曾在這裏講學，曾國藩、左宗棠、郭嵩燾、蔡鍔、譚嗣同、毛澤東等人，也都曾在此受業。
二〇〇六年三月十九日我應邀到此講演時，適逢天下雨，所有的教授、學生都在雨中聆聽，最是讓我感動。當天，吳伯雄先生、天下文化創辦人高希均教授，都在現場爲我助講，稱得上是盛事一樁。
另外，在弘法生涯中，還有一事值得一提，那就是自從臺灣有電視臺開播以來，我以一個出家人的身份，第一個打破慣例，遊走在臺視、“中視”、華視等三臺，爲他們講說佛法三十年以上，所講的“星雲法語”、“星雲說喻”、“星雲說偈”等，達數千條之多。
其實說到弘法，一個出家人只要把寺院的行政辦好，能夠領衆有方，也就算是盡到弘法責任了。但是我的志趣並不在此，我希望從事佛教教育，只是礙於自己並沒有受過完整的社會教育，同時也沒有佛教的教育事業願意任用我。
既然教育的路一時走不通，那麼就來從事慈善事業吧！怎奈自己囊空如洗，也沒有支持我的因緣。想想，只有走上“說法度衆”一途了。因爲講經說法不需要什麼人幫助，只要自己隨意在街頭巷尾站下來，就可以和民衆講話；即使借用神廟的廣場弘法，只要花個十二塊錢，向電力公司申請一盞電燈，也就可以集衆了。甚至哪怕遭到警察的干涉，第二天也可以再換另一個地方弘法。於是就在這樣的信念，以及感謝各種因緣成就下，我走上了弘法之路。
我一生弘法，始終有個信念，就是要弘揚“人間佛教”。這固然是因爲自己的性格近於人間，再一方面，我長期從事弘法佈教，這當中與其說我增長了信徒的信心，其實更重要的是，信徒們也告訴了我“他們需要什麼”。
記得一九四九年夏天，我在高雄鳳山的露天廣場，講說“如何醫治人生的大病”。當天講演，從晚間七點講到十一點，真像馬拉松賽跑，已經整整講了四個鐘頭，可是現場聽衆的情緒沸騰，使我欲罷不能，一再喊着：“請再繼續講下去！”我一向很懂得“見好就收”，除了那一次以外，之後的弘法就很少再有超過兩小時以上的情況發生了。
在我一生的弘法道路上，其實神道教對我幫助很大。因爲臺灣所有的神廟廣場都是“來者不拒”，並不限定什麼人，只要你來商借，他都樂意提供給你使用。臺灣各地的廟觀廣場，諸如萬華的龍山寺、新竹的城隍廟、臺北的指南宮、玉里的華山宮、北港的朝天宮、高雄的三鳳宮等，我都曾經借用作爲弘法場所。另外，像各地的圖書館、學校禮堂、工廠，尤其監獄是我弘法結緣最多的地方。
可以說，自從我到宜蘭，正式踏上弘法之路以來，一路從山區講到平地，從廣場講到禮堂，從工廠講到學校，從監獄講到國家殿堂，從寺院講到講堂，從省內講到省外。我曾經接受“法務部”的聘請，擔任正式的監獄佈教師，臺灣全省的監獄，我不止一次前往弘法，主持皈依，或是個別與受刑人談話。
我自己在說法時，也經常深思一個問題：佛法不是爲自己而講，佛法是要講給人聽的！因此我一生弘法，一直很重視“契理契機”。然而所謂“契理容易契機難”。尤其佛光山開山四十年來，不斷有各行各業的團體上山，例如教師協會、作家學會、新聞媒體、農田水利，乃至演藝、外交、經濟、財政、國際人士等。各種團體來山，都要找人開示，爲了要講說與大衆能相契的佛法，我經常挖空心思，費心思索。
多年來我講演的對象與內容，包括對青年談“讀書做人”，對婦女談“佛化家庭”，對老人談“安度晚年之道”，對兒童談“四小不可輕”，對建築業談“命運的建築師”，對企業人士談“現代管理學”，對美容師談“美容與美心”，對文藝作家談“文學之美”，對科學家談“佛觀一鉢水，八萬四千蟲”，對宗教界談“宗教之間”，對政治界談“佛教的政治觀”等。
說到政治，其實我並不喜歡政治。只是我生長在這個時代、這個社會，我和政治脫離不了關係。歷年來，就拿高雄市來講，歷任的“市長”，如許水德、吳敦義、謝長廷先生等，他們經常帶領一級主管上山參加講座。其他如臺南等各“縣市長”，也經常像這樣在佛光山舉辦“幹部會議”，同時聆聽佛法或參禪等。
邱創煥先生擔任“省主席”時，曾經多次把“縣市長”、“議長”等，集合到佛光山參與講座；林豐正先生擔任“臺北縣長”時，有感於臺北縣的外來人口過多，流動性太大，特地邀請我在臺北縣的體育館，對萬名縣民講說“安住身心之道”。
多年來，我在臺灣弘揚“人間佛教”，繼而從臺灣跨步走向國際，也是經過了一個漫長的過程。爲了讓佛教能走上國際化道路，我經常應邀在世界五大洲弘法，諸如澳洲悉尼市政府大禮堂、歐洲巴黎歌劇院、美國林肯中心、加拿大多倫多藝術中心、巴西SE大教堂、日本國會議事廳、新加坡義安理工學院大講堂、馬來西亞東姑禮堂等地，我都曾講演過。馬來西亞檳城首席部長許子根，甚至發願要爲我建一座可容納兩萬人以上聽講的大禮堂。
平時我在世界各國講演，除了現場有當地的語言翻譯之外，事後的講演記錄，乃至我的一些著作，也被翻譯成英文、日文、韓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法文、印度文等多國語言，同時被某些大學用來當做教材。例如，宜蘭大學便將《人間佛教》列入通識教育的課程中。
此外，香港中文大學成立“人間佛教研究中心”，尤其二〇〇五年五月，美國國會圖書館正式在《國會圖書分類法》之佛教分類號下，爲佛光山及我的作品設立單獨號碼，並將《人間佛教》及《佛光山教團》正式編納入《國會圖書館主體標目》之中，可見人間佛教已經受到普世的重視。
最近知名教育家陳之藩先生寫信給永芸法師，談到要我把多年來弘法的文稿，乃至寫作的文章，翻譯成法文或英文，他認爲應該可以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其實慚愧之至，我何人也？平時舞文弄墨，只是爲了宣揚佛法也，哪敢躍登龍門呢？
在弘法的生涯中，我感嘆自己像江海中的一粒沙石，激不起海洋的一絲漣漪。我覺得佛法的弘傳，要由上而下。綜觀歷史上的各朝各代，如果帝王信仰佛教，那麼佛法的弘傳就會快速地普及，甚至像佛世時，也有頻婆娑羅王、波斯匿王等人的護持。但是現在我們都是由下而上，就是使盡九牛二虎之力，也沒有辦法獲得社會的重視，政府對佛教總是“取締有之，維護很少”。
尤其，長期以來媒體對佛教的偏見。他們認爲只是報道一些社會正面的好事，報紙沒有人看，因此喜歡報道負面的消息，哪裏有鬥爭，大家莫不爭相報道。佛教中如果稍有弊端，媒體更是樂於誇大宣傳，反而平時正經的講演弘法，即使是數萬人的聚會，媒體也不會青睞，根本不會把它當成一回事。
不過，近年來情況已稍見改善，不但佛教的大型弘法、座談等活動，能在報紙、電視上博得一些版面和畫面，偶爾一些評論性的文章或節目，提到佛光山，總結一句話，都說“佛光山是一個正派的佛教團體”。能獲得社會如此的評價，我可謂於願足矣！
其實，佛光山多年來努力、辛苦弘揚人間佛教，目的只希望佛教能維護社會秩序、淨化社會人心、改善社會風氣、端正人生行爲，這是佛教應負的社會責任，也是佛教對國家所能作出的貢獻。
過去東南亞的佛教，數百年來都是靠着一些老公公、老婆婆，他們在隨同兒女漂洋過海移民到東南亞的同時，也把佛菩薩的聖像一起帶過去，所以纔有現在的東南亞佛教。
現在臺灣的佛教很興盛，臺灣現在有百萬人在大陸經商，這些臺商們有把臺灣的佛教傳佈到中國大陸嗎？我自己一向有“立足臺灣，放眼中國，前瞻世界”的理念，因此趁着現在是兩岸都同意宗教交流的時刻，我指派不少青年到大陸各大學接受教育，同時鼓勵大陸青年到臺灣的佛光大學、南華大學修學。
我自己多年來更是一再努力，儘量不辭勞苦地到大陸弘法，除了曾經在上海、南京、揚州、杭州等地，隨着佛光山梵唄讚頌團的表演而隨機弘法以外，也曾在各大學講演。
一直到了今年，蘇州寒山寺把他們的“和合對鍾”，贈送其一給佛光山，作爲和平的獻禮。這口鐘由於唐朝詩人張繼的一首《楓橋夜泊》“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而名聞世界。
現在寒山寺以“和平”的名義分燈臺灣，希望通過宗教交流，促進兩岸和平，因爲兩岸爲了“統獨”問題而戰火瀰漫，實非全民之福；反之，兩岸能相互和平，彼此和諧，纔是全民馨香祈求之事。
我雖然不善賦詩，爲了此一盛事，不禁也口賦一首：兩岸塵緣如夢幻，骨肉至親不往還；蘇州古剎寒山寺，和平鐘聲到臺灣。承國家宗教局葉小文局長也和我一首：一灣淺水月同天，兩岸鄉愁夜難眠；莫道佛光千里遠，兄弟和合鐘相連。
假如說我弘法的成就，真能達到“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長流五大洲”的目標，那麼同爲炎黃子孫的十三億人，我怎能不將佛法均沾他們，滋長他們的性靈，以期帶動中國未來和諧社會的發展呢？
回首自己一生弘法的心路歷程，有時候感覺真像是夜晚的星星，光芒雖然弱小，但總是努力地在閃耀；又像天上的白雲，儘管飄浮不定，但是在無限時空中，一顆顆星星，一片片白雲，所結合起來的“星雲”，卻是能超越時空，亙古長存。
在弘法的路上，我如此自我期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