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梁陈的佛教(502--589)
萧衍的崇佛 两晋之时，佛教的弘传，在南方是崇尚佛理，在北国是尊重僧德。而南方佛教与政治的关系主要是沙门与士大夫阶层的联系。最高统治者对佛教的优礼只是随顺士大夫阶层的风尚。宋文帝与何尚之的问答最足说明当时统治阶级中对佛教的不同观念。文帝说：“朕少时读经不多，比日弥复无暇，三世因果未辨厝怀。而复不敢立异者，正以卿辈时秀率所敬信故也。”范泰、谢灵运以为“六经典文本在济俗为治，必求灵性真奥，岂得不以佛经为指南耶”?文帝不同意范谢的意见而赞美颜延之的《释性论》、宗炳的《难黑白论》。以为佛教“并足开奖人意。若使率土之滨皆敦此化，则朕坐致太平”。何尚之也引慧远的言论说：“释氏之化，无所不可，适道固自教源，济俗亦为要务。”而以为“若使家家持戒，则一国息刑”(《高僧传·慧严传》)。可见在晋宋之时有两种见解，一种是认为佛教只重在个人的灵性而无裨于政治，一种是认为佛教直接有助于教化。当时在统治阶级中虽有一部分人认为佛教可以利用为当时的政治服务，然而佛教毕竟是外来的宗教，其初期的发展主要是靠僧众的努力，所宣传的教义如慈悲、平等诸观念，并不完全有利于统治者。将佛教完全控制于统治者之手，使其在社会上的影响符合于统治者的要求，在南方是自梁代萧衍开始的。
梁武帝萧衍，最初研究儒学，既而信奉道教，三十九岁接管了齐代的政权。三年之后，于天监三年(504)下诏舍道奉佛。天监十八年(519)从智约受佛戒，法名冠达。于大通元年(527)，中大通元年(529)，中大同元年(546)，太清元年(547)前后四次舍身奉佛，群臣以一亿钱奉赎。每次舍身时都在同泰寺中升讲堂法座为四众讲经。大同中(535--545)曾欲自任僧正，纲维僧侣，因智藏的争论而止(《续高僧传·智藏传》)。所有这些举动，无非是要表示其以人王而兼法王的声势，凌驾诸大德之上，以便控制佛教而为己用。他先撰有《孝经》、《周易》、《毛诗》、《春秋》、《尚书》等讲疏数百卷，事佛以后又撰《涅槃》、《大品》、《净名》、《三慧》等经义记数百卷，发挥他自己的见解，以制旨颁示群臣和僧众。正因为统治者要控制佛教而直接参预了佛教的研究、撰述、辩论，这就刺激佛教内部的学术思想向前发展，一变过去笃守师承之风而为学无常师，各抒己见。于是进入了在汉地融化成熟的佛教思想逐渐完成为独立的思想体系的准备阶段。
梁代统治者为了对佛教发号施令，把佛教完全置于控制之下，使佛教为统治者的利益服务，必须先要求自己通达佛理，而统治者是无暇深入研究经典的，于是纂辑佛典以供参考成为首要的工作。梁武帝曾令道朗将各家《涅槃经疏》汇成为《涅槃经集解》，天监七年(508)令僧曼撰《众经要抄》八十八卷，又令智藏撰《义林》八十一卷，天监十四年(515)令僧绍撰《华林殿众经目录》，二年后又令宝唱改定。又令宝唱集《续*轮论》七十余卷，《法集》一百三十卷，《经律异相》五十五卷。简文帝萧纲也撰《法宝联璧》二百六十卷。这些着作对于当时佛教研究上起了促进作用。特别是如《义林》之类纂述义章便成治理经论的主要方法。
成实与三论之学 当东晋和北方十六国时代，南北的佛教是交流的。到了北魏统一北方之后，南北的佛教也成了对峙的局面。北方盛弘地论与毗昙，南方盛弘三论与成实。
梁代成实有三大家：一是庄严寺僧曼，二是开善寺智藏，三是光宅寺法云。三人都从僧柔、慧次受学。僧曼着《成实义疏》十卷。晋安太守刘业问曼曰：法师立义何以多儒?曼曰，宋世资道生，顿悟以通经，齐世重僧柔，影毗昙以讲论。贫道谨依经文，文玄则玄，文儒则儒耳。这说明僧曼是不以僧柔之学为然。法云以经论合撰有四十科，为四十二卷，又精研《法华》，撰有《义疏》，时人称之为“云法华”。智藏讲《大小品》、《涅槃》、《般若》、《法华》、《十地》、《金光明》、《成实》、《百论》、《阿毗昙心》等，各着《义疏》，《成实义疏》有十四卷。三家学说各有专擅。《续高僧传·义解篇》云：“梁代三师互指为谬，审文纰乱，可有致言，义在情求。情安倚伏。”慧韶初听僧曼讲成实，以为听闻义浅，更听智藏讲，遂觉理与言玄。宝琼初从法云学，觉其词富唱高，乃改从南涧仙师学。由此可辨三家为学之殊。智藏之学后传于僧绰，住龙光寺，成为陈代成实重镇。又庄严智爝立新成实宗。《续高僧传·智聚传》云：“庄严爝师新实一宗，鹰扬万代。”又说：“爝法师阐成论之美，名实腾涌，远近朝宗，独步江表。”又梁代招提慧琰撰《成论玄义》十七卷，文词繁富，难于寻阅，智脱为之删正。脱又以江南成实并述义章，至于论文曾无顾涉，乃撰《论疏》四十卷。
宋代既盛弘竺道生顿悟之说，竺道生虽咨禀于罗什而立说与罗什不同。梁武帝既代齐，自以正统自居，在佛教中也要维持法统，因此极力恢复关中三论之学。时有法度于宋末由北方南来，住在摄山。明僧绍待以师友之敬，卒后又舍所居为栖霞精舍以居之。度卒后弟子僧朗继纲山寺，《华严》、《三论》，最所命家。梁武帝乃勃诸义士受业于山。朗弟子僧诠，声誉远举。僧诠弟子四人：慧勇居禅众，共辩住长干，法朗在兴皇，慧布留摄山。时人称为“诠公四友：所谓四句朗，领悟辩，文章勇，得意布”(《续高僧传·慧布传》)。僧诠原来在山中只是顿迹幽林，禅味相得。慧勇等四人来后，最初尚无教导，经久已后，方为敷演。诫说：此法精妙，识者能行，无使出房。所以僧诠在世时，四人无敢言者。僧诠逝后方各擅威容，而共辩定慧两举，讲唱兼存禅众，其义体与法朗不同。法朗批评其为中假师。法朗卒时以徒众付嘱与茅山明法师。又有弟子吉藏居会稽嘉祥寺，隋世人长安，建立了三论宗。综观梁陈两代的佛教思想，是梁武宗崇大论，兼习成实，学人声望，从风归靡；陈武好异前朝，广流大品，尤敦三论(《续僧传·法泰传》)。
真谛的摄论之学 约当晋宋之际，在印度兴起了大乘的瑜伽学派。百余年后分51j由海陆两路传人中国。由陆路传人北魏，发展成为地论师学派，由海路传人梁陈，发展成为摄论师学派。
梁武帝于大同中遣直省张汜送扶南国使回国，因便延请摩揭陀国名德三藏及诸经论。适值西印度优禅尼国法师真谛在扶南弘化，因邀与俱来，以大同十二年(546)到南海，太清二年(548)到建业。逢世乱未能翻译，展转移徙于浙赣等处。初居富春，大宝三年(552)侯景迎还金陵。承圣三年(554)流寓于豫章、始兴、平固、南康、临川、晋安、梁安等处。陈天嘉二年(561)由梁安乘船西返，为风所阻，到广州，在广州八年，译出《摄大乘论》三卷、《释论》十一卷，撰《义疏》八卷，又译《俱舍论颂》一卷，《论文》二十二卷，撰《义疏》三十三卷。太建元年(569)卒。生时弟子宗恺等欲迎还建业，而京中名德奏曰：岭表所译众部，多明无尘唯识，言乖治术，有蔽国风，不隶诸华，可流荒服。陈帝然之，因此不能成行。真谛弟子有智恺、僧宗、法准、慧忍、智敫、道尼、法泰、慧旷、宗恺、慧侃等。智恺早卒。真谛来法准房中，嘱道尼、智敫等十二人令弘《摄》、《舍》两论，誓无断绝。真谛所译有四十九部一百四十二卷，今存三十部九十七卷。所撰经论各疏皆佚失不传。《续高僧传》作六十四部二百七十八卷，是连同所撰疏义计算在内的。与罗什、玄奘共称为中国三大译家。其译品中除《摄论》、《俱舍论》外，要以《大乘起信论》、《三自性论》、《转识论》、《显识论》为代表其学术思想之作。以真如受熏缘起而成一切法。此真如即是佛性，即是如来藏自性清净心，即是第九阿摩罗识。能变之识唯是第八阿赖耶识，而前七识是能缘。阿陀那识是第七识而非第／＼识＼。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故皆能成佛，无有永不成佛的。定性二乘也必由佛道而般涅槃。这是与地论师及以后玄奘学说之不同处。其学派在陈代是局限一隅，人隋以后方得盛行。
天台宗的成立 佛教是由印度传来的宗教，而佛教在印度也不断的发展，也就随时有新的学派传人中国。这新旧传人的不同学派在中国又互相结合而创立新的思想体系，这也是必然之势。天台宗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产生的。自从鸠摩罗什传人龙树的中观学派，三论师曾遍传各地。到了北魏，自永平(508--512)以后，勒那摩提、菩提留支、佛陀扇多等相继东来，传人无着、世亲的瑜伽学派。成为地论师。三论学者吸取了瑜伽思想而发展了中观学说，便创立了天台宗。如湛然在《止观义例》中说：一家教门是“以《法华》为宗旨，以《智论》为指南，以《大经》为扶疏，以《大品》为观法”。是以一向都以天台宗出于龙树的学派，但今究其内容实质，是充满瑜伽思想体系的。
最初创始者是北齐(550--577)慧文禅师。他由《中论》的《因缘颂》和《大智度论》三智一心中得而悟道。但是《中论》和《大智度论》的原论都是就真俗二谛而言，他却用地论师的三谛之说解释其文义。三论师的观行注重在观法性与实相，瑜伽师的观行注重在观佛性与唯识。慧文的禅观方法多用觉心，这显然是兼用瑜伽师的观行。
慧思于兴和元年(539)从慧文受观心之法，悟法华三昧以后，多用随自意三昧(行住坐卧饮食言语中随时修习止观)和安乐行(身口意誓愿四安乐行，见《法华经·安乐行品》)。其后在河南光郢等处讲《大品经》，屡遭毒害。陈光大二年(568)南往衡岳，居住十年，于太建九年(577)卒，时年六十三。正因为当时魏齐的统治者崇尚地论，而慧思之学是以三论为基础，不能得到重视，又以瑜伽思想解释三论，为旧三论学者所不容，因而受到迫害。如《续高僧传》所说“怨嫉鸩毒”，“异道兴谋”。结果只可南下入陈。
智顗于陈天嘉元年(560)人光州大苏山从慧思受四安乐行，得人法华三昧，发旋陀罗尼，照了法华，如高山之临幽谷，达诸法相，如长风之游太虚。慧思往南岳，顗至金陵。陈主“好异前朝而广流《大品》，尤敦三论”。慧思、智顗一系融合中观瑜伽的三论新义，便受到殊厚的礼遇，屡请开讲经论。太建七年(575)人天台山，隐栖十余年，完成了一家的教观，所以称为天台宗。其立渐、顿、秘密、不定为化仪四教，三藏、通、别、圆为化法四教。中观学派以般若为至极之教，而天台依瑜伽学派，以小乘为第一时教，称为三藏教；以般若为第二时教，称为通教；以唯识为第三时教，称为别教，更加以融通空有为第四时教，称为圆教。其观法以圆顿止观(《摩诃止观》)，次第止观(《释禅波罗蜜次第法门》)，不定止观(《六妙门》)，随机教授。平生所有讲述，多由弟子灌顶笔记成书，凡三十余部。人隋以后，因为智顗受到陈代各帝的礼遇，所以天台宗受到排斥，只局处于天台一隅，未广弘通。唐天宝以后，经湛然的努力，方得大行于各地。
佛教发展的情况 据《辩正论》所记，梁世合寺二千八百四十六所，僧尼八万二千七百余人。陈世寺有一千二百三十二所，僧尼三万二千人。梁世由于武帝的提倡，比于前代寺院增三分之一，僧尼增加一倍有半。既是骤然增多，僧徒的生活便不可能单纯依靠信徒财帛的布施，而且统治者既要控制佛教于自己的势力之下，也唯有使寺院经济与封建经济紧密结合起来，方能收效。于是寺院在南朝开始走上寺院地主的道路。梁武帝在钟山造大敬爱寺。寺旁有晋丞相王导的赐田八十顷，武帝强付评价，买以施寺。陈慧思居南岳，有十四道士因为诬告，受到给侍僧众的处分。后来道众以老病愿奉田数顷以充香积用赎老身，因名为留田庄(《佛祖统纪·慧思传》)。当时寺院还附设质库。如僧曼要建大殿，费用不足，因把什物儭施待库生长，以付后僧应用(《续高僧传·僧曼传》)。甄彬以一束芋向长沙寺库房质钱，赎时芋中得黄金五两，是他人所质，误置芋中的。可见当时质库的营业范围很广的。僧侣的生活既依赖于寺院的土地剥削，其个人受到信徒供养的便称为某人的“家僧”或“门僧”。
梁代对于寺僧的管理逐渐周密。天监中曾令法超撰《出要律仪》十四卷，通下梁境，并依详用。天监七年(508)令法云“为光宅寺主，创立僧制，雅为后则”。天监十六年(517)又集都邑僧尼，依《涅槃》、《楞伽》、《央掘魔》等经，制断肉食(见《广弘明集》)。但昙瑗与梁朝士书中曾说：“顷见僧尼有事，每越讼公府。且内外殊揆，科例不同。或内律为轻，外制成重；或内法为重，外纲更轻。凡情绳侥，肆其阿便。苟欲利己，则舍内重而附外轻；若在陷他，则弃内轻而依外重。”而要求朝士们对“僧家诤执，依何折断”作出决定。陈代太建十四年(582)曾禁止僧道挟邪左道不依经律，并详为条例。曾检括僧尼无贯者万计，准备举行策经，落第者休道。因智顗反对而止。又令国内受戒未满五夏的，皆参律肆。都邑大寺广置听场，并令昙瑗总知监校。学成还邑前，瑗都对问，理事无疑，方乃遣之。
梁陈虽对僧尼严密的整顿，但是一般僧尼行止仍极奢华。郭祖深上书梁武帝说：“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此数与《辩正论》相差颇大)，资产丰沃。所在郡县，不可胜言。道人又有白徒，尼则皆有养女，皆不贯人籍。天下户口，已亡其半。而僧多非法，养女皆服罗纨。其蠹俗伤德，抑由于此。”至于僧正则更腐化。《宝琼传》中说：“自梁僧之于此任，熏灼威仪，翼卫亚于王公，服玩陈于郑楚。故使流水照于衢路，吏卒喧于堂庑。”这都明显地说明佛教在社会上已经与统治阶级融合无间了。
第八节 北魏的佛教(386--534)
佛教与民族矛盾 北魏的佛教与十六国时期的佛教在政治上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十六国之初，佛教流行不广，统治者只是利用僧才，如佛图澄、释道安、僧朗等，以其智慧参预军政的决策，而大德们也藉此劝诫统治者施行慈矜，推惠于民，因以推行佛教。到北魏时，经过石赵、苻秦的提倡，佛教流行已很广泛。于是统治者就直接控制佛教，使佛教为统治者的利益服务。
元魏以鲜卑族崛起于塞北，兼并了北方诸国，统一了中原，进行其残酷统治。道武帝(拓跋硅)由塞北迁都平城，看出佛教是外来的宗教，可以利用“人王即是法王”的观念来消除人民的民族观念，所以他平定中山(定县)，经略燕赵时，所经过郡国佛寺，见沙门道士都致敬，派人送礼物给泰山僧朗。皇始中(396--398)以赵郡沙门法果为道人统，总摄僧徒。法果也就迎合其意，致拜人主说；“弘道要由人主，我不是拜天子而是拜佛。”但是统治者既要利用佛教来羁縻群众，不得不给佛教一些特权，群众也就利用这些特权来进行对统治者的反抗。所以北魏每疑沙门为贼，常常无辜地收系僧徒(《续高僧传·僧明传》)。自道武帝(拓跋硅)到宣武帝(元恪)时一百年间，由僧徒倡导的农民起义有七次，而且一次比一次声势浩大。如《魏书》所记道武帝天兴五年(402)沙门张翘自号无上王，与丁零鲜于次保聚党于常山郡行唐县，为太守楼伏连所破灭。太武帝(拓跋焘)在即位之初，也表示敬重佛教，要佛教为其利用。常与高德沙门共谈论。四月八日与佛行像，也亲自散花致敬。但是沙门多是少壮者，引起统治者的顾虑，太延四年(438)罢沙门年五十已下的。又以沙门可以假托谶记图纬作出反抗统治的信号，于太平真君五年(444)便卜诏说：“沙门之徒假托西戎虚诞，生致妖孽。”“庶人有私养沙门师巫及金银工巧之人，其在家者皆遣诣官曹，不得容匿。”限期一月，“过期不出，师巫沙门身死，主人门诛。”沙门不住寺而私养在人家，其活动的情况当然受到统治者的猜忌，所以严刑峻法加以限制。终于在太平真君七年(446)芦水胡人盖吴利用“灭魏者吴”的民谣，起义于杏城(陕西中部县)，有众十余万，且与刘宋联络。太武帝亲往攻击，行到长安，见佛寺中大有弓矢矛盾，和富人所寄财物，因疑沙门与盖吴通谋，于是下令遍诛，坑杀全国境内沙门，焚毁经像。这就是中国佛教史中所谓“三武一宗之厄”的第一厄。毕竟统治者丧失了宗教这一利器，对于统治者是不利的，因此废佛五年之后，太武帝死后，其孙文成帝(拓跋濬)即位，便立即兴复，只是加以周密的管理而已。
地论与毗昙之学 元魏统一北方之后，与南朝成对立的局面，而民族矛盾是当时的主要矛盾。在政治上、经济上既互相攻击、互相侵夺，在学术上、宗教上也必然要互相排斥。当时佛教信仰在人民群众之中已经普遍而深固，不可得而废除，统治者必须善于利用。自汉代以来传人中国的佛教，多半是中观学派。特别是鸠摩罗什在长安传人龙树、提婆的论着以后，三论的学说已成为汉地人士的习惯，成为汉地传统的佛教。北魏统治者要利用佛教作为统治人民的利器，便要在佛教理论上有新的树立。恰在此时有菩提留支、勒那摩提、佛陀扇多、瞿昙般若流支、毗目智仙等来到洛阳和邺都(今河南临漳)传人在印度新兴的瑜伽学派，因而受到魏帝的特别推崇。永平元年(508)菩提留支创译《十地经论》，宣武帝(元恪)亲自笔受。于是在北朝建立地论学派，以排斥汉人所习惯的三论之学。南朝在政治上维持汉族的正统，因而与此同时的梁武帝就提倡传统的三论和与三论有关的成实之学。陈代真谛的瑜伽学派受南朝僧众批评为“言乖治术，有蔽国风，不隶诸华，可流荒服”，正是针对北朝提倡瑜伽学派而言的。
地论师是以《华严经》《十地品》及世亲所造《十地经论》为依据，立三空义，谓人法我空，因缘法体空，真如佛性空。又立八识而以第八识为第一义谛常住不变之清净心，即是真如，此真如为无始虚伪恶习所熏，缘起而变生一切法，能变之识唯此第八真识。由此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毕竟成佛。由于勒那摩提与菩提留支的学说不同，因此地论师分为两派。勒那摩提的学派为相州南道派，以勒那摩提的弟子慧光为主；菩提留支的学派为相州北道派，以留支的弟子道宠为主。后来南道派因为慧光的弟子法上专任僧统数十年，门徒众多，传播甚盛，北道派便消沉了。《续高僧传·道宠传》中说：“洛下有南北二途，当境两说，自斯始也，四宗五宗亦仍此起。”南道立四宗：一因缘宗，谓小乘萨婆多部；二假名宗，谓《成实论》及经部等说；三不真宗，谓诸部般若，即说空理明一切法不真实等；四真宗，谓《华严》、《涅槃》明法界真理佛性等。北道立五宗，指{华严》为法界宗(《法华玄义》卷十)。又北道计阿梨耶为无明而阿梨耶为依持，生一切法；南道计阿梨耶为净识而真如以为依持，生一切法(《法华玄义释籖》卷十八，《法华文句记》卷七，《翻译名义集》卷十六)。
两道的传授：南道道宠的弟子有儒果、罕宜、诞礼、法继、僧休，休弟子神照，此后无闻。北道慧光撰有《华严》、《涅槃》、《维摩》、《十地》、《地持》等疏。有十大弟子：僧范、惠顺、灵询、安廪、昙衍、道慎、昙遵、法上、道凭、冯衮等，而以法上、道凭为最知名。慧光于魏齐二代为昭玄统将四十年。
与地论学派有关的毗昙之学在北魏也得到弘扬，以与江南的成买对抗。但由于大小乘的争执，也受到地论师的排挤。弘扬毗昙之字的有智游、慧嵩、志念三叶相承。慧嵩是高昌人，从智游受毗昙成买，高昌国人献之于魏。后因与法上不睦，迁居徐州，世称为毗昙孔于。弟子有道遒、智洪、晃觉、散魏、志念等，而以志念为最着名，撰有{迦延》、《杂心论疏》及《广钞》各九卷。志念弟子有慧休等三百余人。休着《杂心玄章》、《疏钞》，至真谛译出《俱舍论》传人北方以后，毗昙之学渐衰了。
又有昙鸾从菩提留支受《观无量寿佛经》，弘扬世亲造的《净土论》，于汾州石壁玄中寺专修九品观法，为后世净土宗奠定了基础。
《四分律》学的兴起 汉地诸僧自有戒法以来是受依《四分》，随依《僧只》。自罗什提倡《十诵》以后，《十诵》之学大行于南北。佛陀跋陀罗在建业所译的《僧只律》，也得到了一部分人的研究。而佛陀耶舍在姚秦时所译出的《四分律》却无人问津，佛陀耶舍在译出此律之后，不得不悄然而返。元魏重兴佛法以后，恢复戒律，与在教义上一样，排斥旧来传统的《十诵律》和《僧只律》，于是慧光从佛陀禅师和勒那摩提所受的《四分律》学得到弘扬。光撰有《四分律疏》百二十纸，并删定羯磨和戒本。光的弟子道云奉光遗令，专弘律部，造疏九卷。道晖略云所制成七卷。洪理也是慧光弟子，着钞两卷。光弟子昙隐、道乐同为时望。邺中称说：“律中明略，惟有隐乐。”光弟子安廪在魏十二年讲《四分律》近二十遍。从此以后奠定了汉地《四分律》宗传授的基础。 ．
菩提达磨的禅宗 菩提达磨是南天竺人，来到北魏，传授禅法，为禅宗初祖。但是在当时他的教化并未得到发展，正如《续高僧传》所说：“于时合国盛宏讲授，乍闻定法，多生讥谤。”后来禅宗昌盛以后，对于达磨又多附会之说。首先其来华的具体时代，各家异说。《续高僧传》说：“初达宋境南越，末又北度至魏。”是宋时来的。《景德传灯录》说：梁普通八年(527)泛海到南海，转到金陵，魏太和十年(486)到洛阳，太和十九年丙辰(495)卒。后到而先卒，而太和十九年是乙亥而不是丙辰，显然有误。《五灯会元》注中据《正宗记》以为梁普通元年(520)到南海，时为魏正光元年，即以其年冬到洛阳。永安元年(528)卒。又据二祖慧可传，年四十遇达磨，奉事六载，于开皇十三年(593)卒，年一百七岁。推之，慧可承事达磨是魏孝昌二年(526)至普泰元年(531)。总之达磨是魏末时游化洛阳的。达磨既是印度的大德而印度的大乘学派只有中观、瑜伽两派。达磨所传必定是两派中的一派。根据他的学派是南天竺一乘宗(《续高僧传·法冲传》)和所传壁观来看，一乘正是瑜伽宗的主张，是对中观三乘的主张而言；壁观是对中观的空观而言，以白壁譬喻真识之有；他又以唯识教的《楞伽经》为心印，可见他所传的是瑜伽宗的唯识观法门。至于一苇渡江、面壁九年、只履西归等传说，都是后人附会之谈。他教人的行法是理入和行人。行人有报恩行、随缘行、无所求行、称法行四门，前二行对现行苦乐知是宿因，后二行于未来免于熏习，正是唯识观中种子生现行，现行熏习成种子的体现。理人便是壁观。其教法的主要是以“忘言、忘念、无得正观为宗”，而遭到“魏境文学多不齿之”(《续高僧传·法冲传》)。据道宣在《法冲传》中叙述达磨以后的师承大约如下；
达磨弟子有慧可(二祖)、道育二人。
可禅师后：粲禅师(三祖)、惠禅师、盛禅师、那老师、端禅师、长藏师、真法师、玉法师，以上并口说玄理，不出文记。可师后：善师出《楞伽经》抄四卷，丰禅师出疏五卷，明禅师出疏五卷，胡明师出疏五卷。
远承可师后，大聪师出疏五卷，道荫师抄四卷，(法)冲法师疏五卷，岸法师疏五卷，宠法师疏八卷，大明师疏八卷。
那老师后：宝禅师、慧禅师、旷法师、宏智师，那住京师西明，身亡法绝。
明禅师后：伽法师，宝瑜师、宝迎师、道莹师次第传灯，至初唐时扬化未绝。
又《慧可传》中称：与可同时有化公、廖公、和禅师、(昙)林法师。向慧可问道的有向居士。那禅师弟子有慧满禅师。
由此可见达磨门下或言或行，一以楞伽为心要的概况。
僧伽的管理制度 北国的人民由于逃避异族统治的苛酷徭役，大量的出家，加以北朝僧侣倡导反抗统治，北朝因而对于僧尼的管理制度，较南朝为周密。北魏立国之初，就设立道人统，文成帝(拓跋濬)兴安元年(452)复法之时，以罽宾沙门师贤为道人统。和平初(460)师贤卒，以昙曜代之，更名沙门统。全国州郡各有州统、都维那，其官寺勃补上座、维那、寺主，名为三纲，典掌寺务。太和二十一年(497)又改监福曹为昭玄，备有官属，以断僧务。
民众既为避输而人道，由此北魏统治不得不对出家加以限制，兴光元年(454)复法之时，令诸州郡各听建佛图一所，出家者大州五十人，小州四十人，其郡遥远者十人。但是到太和元年(477)，京城新寺已有百所，僧尼二千余人，四方诸寺六千四百七十八所，僧尼七万七千二百万十八人。此外私度无籍之僧为数当亦不少。太和十年(486)有司奏请，无籍僧尼罢遣还俗。所检僧尼行为凡粗者，有籍无籍悉令罢道。结果各州还俗僧尼只一千三百二十七人，不过虚应故事而已。太和十六年(492)诏每年四月八日、七月十五日大州度一百人为僧尼，中州五十人，小州二十人以为常数。虽然名额比兴元之制加多，意在防止私度。至延昌中(512--515)天下州郡僧寺有一万三千七百二十七所。民多绝户而为沙门。熙平二年(517)令常年度僧大州百人者，外郡于期前十日解送三百人，其中州二百人，小州一百人。州统维那与官精练简取充数，若无精行，不得滥采。若非其人，刺史为首，以违旨论。太守县令纲寮节级连坐，统及维那移五百里外异州为僧。自今奴婢悉不听出家，诸王及亲贵亦不得辄启请。有犯者以违旨论。其僧尼辄度他人奴婢者，亦移五百里外为僧。僧尼多养亲识及他人奴婢子，年大私度为弟子，自今断之。有犯还俗，被养者归本等。寺主听容一人，出寺五百里，二人千里。自今有一人私度，邻长为首，里党各降一等。县满十五人，郡满三十人，州镇满三十人，免官，寮吏节级连坐，私度之身配当州下役。这样的严刑峻法，主要是限制所俘虏的人民沦为奴婢者的逃亡。然终不能限制人民的涌向寺院。到正光(520--525)以后天下僧尼大众二百万，其寺三万有余了。
当时私度无籍的僧尼无法居住寺院，多在民舍，孝文帝延兴二年(472)诏比丘不在寺舍，游涉村落，交通奸猾，经历年岁，令民间五五相保，不得容止无籍之僧。精加隐括，有者送付州镇。若为三宝巡民教化者，须有维那文移印牒，然后听行。太和十七年(493)立僧制四十七条。永平元年(508)诏僧犯杀人已上罪者仍依俗断。余犯悉付昭玄，依内律治之。永平二年(509)沙门统惠深上言：一、诸州镇都维那上座寺主各令戒律自修。若不解律者退其本次。二、出家之人不应畜八不净物(金银、奴婢、牛羊、仓库、贩卖、耕种、自作食、不受而啖)。依律车牛淫人不净之物不得私畜。唯有老病年六十已上者限唯一乘。三、僧尼不得出贷私财。四、出家本无凶仪。父母三师远闻凶问，听哭三日。若在见前限以七日。五、有不安寺舍、游止民间者脱衣还俗。六、其有造寺者，限僧五十人已上，启闻听造。若有辄营置者，处以违敕之罪。其僧寺僧众摈出外州。七、僧尼之法不得为俗人所使。若有犯者还配本届。八、外国僧尼来归化者，精检有德行合三藏者听住。若无德行，遣还本国。若其不去，依此僧制治罪。宣武帝从之。
寺院的经济情况 北魏统治者用其抢夺所得的人民财产和强迫的劳役，任意挥霍，到处建造宏壮富丽的寺院。兴光元年(454)在乎城五级大寺造释迦立像五躯，用铜二十五万五千斤。皇兴元年(467)于恒安北台立永宁寺，构七级佛图，高三百余尺，基架博敞，为天下第一。又于天宫寺造释迦立像，高四十三尺，用铜十万斤，金六百斤。迁都洛阳以来，景明元年(500)又在洛南伊阙山营造石窟三所，二十四年方成，用工八十万二千三百六十六。熙平中(516—518)灵太后于洛阳建永宁寺，立佛图九层高四十余丈。其费用不可胜计。又于外州各造五级佛图。百姓废于土木之功；金银之价为之涌上。其时冀州刺史李崇上表，以为“直宜罢尚方雕靡之作，颇省永宁土木之功，并减瑶光材瓦之力，兼分石窟镌琢之劳”。张普惠也上书说：“减禄削力，近供无事之僧，崇饰云殿，远邀未然之报……量撤僧寺不急之华，还复百官久折之秩。”大量营造佛寺以至百官的俸禄都不能支付，其糜费可知。神龟元年(518)尚书令元澄也奏称：“迩来十年私营转盛，都城之中，郭邑之内，检括寺舍，数盈五百。自迁都后二十年以来，寺夺民居三分且一。或三五少僧共为一寺，非但京邑如此，天下州镇皆然。侵夺细民，广占田宅。请都城之内，虽有标榜营造粗功，事可改立者请依先制，在于郭外任择所便。其地若买得，证券分明者听其转之。若官地盗作，即全还官。若灵像既成，不可移撤，请依今敕。如旧不禁，悉听坊内行止，不得毁坊开门。若被旨者不在此限。其庙像严立而逼近屠沽，请断当屠杀。若僧不满五十者，共相通容，小就大寺，必令充限。其地卖还土地一如上式。”但是不久天下丧乱。朝士死后，其家多以宅施僧尼。结果此制竟不行。东魏迁都邺郡后，元象元年(538)诏隐括邺都城中旧寺及宅并有定帐，其新立寺全都毁废。又令天下县守令长悉不听造寺，不问财之所出，并计其营功，悉以枉法论。统计魏代寺院：据《辩正论》所记，国家大寺四十七所，王公贵室五等诸侯寺八百三十九所，百姓造寺三万余所。
这样多的寺院和僧尼，其生活除寺院拥有大量土地外，还有僧尼自己放高利贷。所以沙门统惠深提出“僧尼不得出贷私财”的建议。例如北齐时凉州沙门统道研，资产巨万，在郡多有出息，常得郡县为征(《北齐书·苏琼传》)。
魏代寺院经济还有一种特殊情形，就是僧只户和佛图户。皇兴三年(469)北魏攻下青州后，迁青州士望数百家于桑乾，立平齐郡以居之，自余悉为奴婢，分赐百官(《魏书》卷五十)。承明元年(476)沙门统昙曜奏平齐户及诸民有能岁输六十斛人僧曹者，即为僧只户，粟为僧只粟，至于俭岁，赈给饥民。又请民犯重罪及宫奴以为佛图户，以供诸寺扫洒，岁兼营田、输粟。于是凉州军户赵苟子等二百家为僧只户，而只户粟及寺户遍于州镇。从以上文献可以看出佛图户即是寺院的农奴，而平齐户即是军户，是北魏攻略一郡之后，以其郡县中的富户编为军户，课以极重的赋役。平齐户只是攻略青州所编定的军户的特称。岁输粟六十斛绝不是平民所能负担的。昙曜原意只希望取粟于平齐户，但此制一行，各地军户都争为之，如凉州军户二百家，以及僧只户遍于州镇。其原因是改为僧只户可以免去军户所受的繁苛，而军户每年的负担一定比六十斛为多，甚或可以无限。寺院既得此栗，原为荒年赈济之用，而实际上寺院用此粟来放贷取息。永平四年(511)诏说：僧只之粟本期济施，俭年出贷，丰则收入。但主司冒利，规取赢息，及其徵责不计水旱。或偿利过本，或翻改契券(将息作本改注契券)。侵蠹贫下，莫知纪极。自今以后不得专委维那都尉，可令刺史共加监括，尚书检诸有僧只粟之处，州别列其元数，出入赢息，赈绐多少并贷偿岁月，息在未收，上台录记。若收利过本及翻改初券，依律免之，勿复徵责。或有私债，转施偿僧，即以丐民，不听收检。后有出贷，先尽贫穷。富有之家，不听辄贷。脱仍冒滥，依法治罪。尚书高肇也奏说：“依内律僧只户不得别寓一寺。而都维那僧暹、僧频等违旨乖法，任情逼召。致使吁嗟之怨，盈于行道。弃子伤生，自缢溺死五十余人。请听苟子等还乡输课。俭乏之年周给贫寡，若有不虞，以拟边扞。”此后僧只粟可能不继续增加，但三十余年的累积，可能是在周武灭法时才消散的。
在僧只粟既累积甚富，沙门因之也甚丰足。孝庄帝时(528)承丧乱之后，仓糜虚罄，遂颁人粟之制。睹沙门有输粟四千石人京仓者授本州统。若无本州者授大州都。若不入京仓，人外州郡仓者三千石。畿郡都统依州格，若输五百石人京仓者授本郡维那，其无本郡者授以外郡。粟人外州郡仓七百石者，京仓三百石者授县维那(《魏书·食货志》)。沙门的富厚可知。当然这只是僧侣中的上层比丘，其一般清众的生活仍然是清苦的。
石窟和石造像的艺术 北魏的石窟和石造像是中国佛教艺术中的精美部分。其原因：一是由印度和西域的雕像技巧逐渐东传推进了中国原有的技巧；二是北方不是产铜区域，信众大量的造像，就培养出精湛的技巧；三是灭法以后，复兴佛教，鉴于铜木佛像易于破坏，因而就山开凿以垂永久。
石窟有礼拜窟和禅窟两种。前者是由支提窟发展演变而形成的，后者是由毗诃罗窟发展演变而形成的。礼拜窟的平面有分前后两室的，有一室的，有马蹄形的，有方形的，有就石壁摩崖上雕凿佛像的，有在窟中心留四面石柱或石塔，上雕佛, 像的，窟顶有仿木建筑的，凿出各式起券的。
初期的造像是在汉代雕塑技术上吸收融合健驮罗、印度笈多时代秣菟罗派的雕塑艺术；其后在面相和衣饰的雕塑上发展成为更民族形式的艺术，最后在周齐时代发展成更新的形式。
其中画像也是在汉画的基础上，吸收了印度佛教画的题材和手法。用粗线条勾轮廓而后用色向内平涂，分不出衣纹的浓淡。以人为主体，背影不计比例，往往人大于山。其后更加吸收融合印度的手法，充分发挥晕染法，线条能应用到细节的表现。构图上台阇树石，车舆器物位置适当，大自然的插画增多，也就更能反映当代人的现实生活和思想意识。
北魏所造的石窟，最着的有甘肃敦煌莫高窟，创始于晋，是中国最大石窟群之一，经魏、隋、唐、宋、元各代都有开凿，塑像、壁画为全国石窟之冠。又有甘肃安西县的榆林窟，敦煌城西的千佛洞，甘肃天水市的麦积山石窟，宁夏的炳灵寺石窟。北魏所创的石窟，其中保有着精美的雕塑。山西省大同市云岗石窟也是中国最大石窟群之一，雕造富丽。河南洛阳市龙门石窟，其规模仅次于云岗。此外如甘肃酒泉的文殊山石窟，张掖的马蹄寺石窟，武威的天梯山石窟，泾川的石窟寺，陕西邠州的大佛寺，山西太原市的天龙山石窟，河南巩县石窟，渑池县瑞庆寺石窟，安阳宝山石窟，山东济南龙洞石窟，辽宁义县万佛堂石窟，都是北魏时代所创造的。其中云岗石窟、龙门石窟、巩县石窟都是魏帝为纪念其祖先而造的。所以其后北齐开凿的河北省邯郸市的响堂山石窟便是齐代的灵庙。
北魏的造像，初期的面相是丰圆适中，两眉齐停，其后发展为面相瘦削，两肩较窄，最后又趋向丰圆，但面显长形。服饰在最初多是印度装束，其后逐渐有所增进。衣纹在最初有用汉地传统的阴线，有用健驮罗式凸起线条，有在凸线之间刻出阴线，其后发展为直平阶梯的刻法，最后由细密而转向粗疏。
第九节 北齐北周的佛教(550---577，557---581)
北齐的崇佛 元魏自漠北逐渐南侵，统治中原一百四十八年(386--534)，历十五主，由于地方势力的崛起，高欢与宇文泰的抗衡，以致分为东魏、西魏。东魏都邺，西魏都长安。高欢死，其子高洋废东魏帝而自立，是为北齐；宇文泰死，其子宇文觉也废西魏帝而自立，是为北周。北齐历五主，二十八年(550--577)而灭于周，北周历五主，二十五年(557--581)而亡于隋。
北齐所据的地方，正是北魏时佛教盛行的区域。文宣帝(高洋)在即位数年以后，“纵酒肆欲，事极猖狂，昏邪残暴，近代未有。”(《北史》卷七)政治上唯有赖于宗教来维持其统治，所以极力提倡佛教。在邺都大寺略有四千，见住僧尼仅将八万，讲席相序二百有余。昭玄一曹纯掌僧录，令史置员五十余人，所部僧尼二百余万，四万余寺(《续高僧传》卷十)。据《隋书·地理志》，北齐人口有三百三万户，是每三户便有二人为僧，如以口计，约七人至十人便有一人为僧。其所以如此骤增，实由于文宣帝的残暴和武平以后，“土木之功不息，嫔嫱之选无已”。征税尽，人力殚；物产无以给其求，江海不能赡其欲(《北史》卷八)。即从当时建寺而论，如后主建大慈寺、大宝林寺，穷极工巧，运石填泉，劳费亿计。人牛死者不可胜纪(《j匕齐书》卷八)。据《辩正论》所记北齐二十八年中皇家立寺四十三所。加以周齐争强，势均力敌，兵连祸结，无有宁岁。以致北齐赋敛之重，徭役之烦，百姓无法生存，因而大量避人寺院。
北魏的政治制度，由洛阳而迁至邺城，成为东魏。北齐继承了东魏，沿用未改。其他管理僧伽的制度，不仅沿用昭玄曹而且昭玄统也还是旧人。法上一人于魏齐两代为昭玄统将四十年。齐亡法灭，隐于俗服，至周大象二年(580)卒。只因僧徒众多，昭玄曹置十统，法上为大统，余为通统，当时僧统，都维那等多半是慧光的弟子，法上的同门，如慧顺、道慎等，所以地论师南道派的学说笼罩北齐一代。由于佛教的昌盛，引起道教的不平，其时道士陆修静由梁入齐，于是释李二门交竞优劣。天保六年(555)文宣帝集二家学者论难于前，道士无对。遂敕道土皆付昭玄大统法上，度听出家。其不从者斩首。于是齐境以内一心奉佛，国无两事(《续高僧传》卷三十)。乌场国沙门那连提梨耶舍于天保七年(556)来邺，文宣帝安置在天平寺，请为翻经三藏。昭玄大统法上等二十余人监掌翻译。至天统四年(568)译事停辍。
北齐的佛教艺术，绘画最精。最着名家是曹仲达，善于丹青，妙尽梵迹，传模西瑞，京邑所推。相传齐沙门道长得天竺鸡头摩寺所传阿弥陀佛五十菩萨像为世所珍(唐道宣《三宝盛通传》)。可见曹仲达是吸收了当时传人的西方画法，加以融炼而发展的。此外还有杨子华、刘杀鬼等。隋代名画家展子虔也是先成名于齐世的。
北齐造像、刻经之风也很盛。着名的石窟有河南安阳宝山石窟，山西太原天龙山石窟，河北邯郸南北响堂山石窟，磁县鼓山有唐邕写经摩崖，泰山石经峪有金刚经摩崖。其他山东巨鹿石佛寺，泗水泉林，河南安阳宝山，山东邹县尖山都有齐代刻经。
北周的排佛 由于魏主为高欢所逼，西奔长安，依靠于宇文泰而成立西魏，一切制度都是草创。当魏主西奔时，沙门都维那惠臻负玺持千牛刀以从。有牛百头，尽杀以食军士。到长安后，以长安沙门道臻为魏国大统，大立科条。又立中兴寺，庄地之内外稻田百顷，并以给之(《续高僧传》卷三十)。又以僧实为昭玄三藏。北周代魏，先后以僧实及昙崇为国三藏，即昭玄三藏，以昙延为国统(即昭玄统)。《通典·职官志》中说：“后周置司寂，上士中士，掌法门之政。”各州亦设立三藏，如天和五年(570)僧玮为安州三藏，释亡名曾为夏州三藏，僧晃曾为锦州三藏等。
周齐既在政治上、军事上争胜，在佛教上也必然要相抗衡。北齐既盛弘《地论》，北周便沿关辅之旧，提倡《涅槃》和三论之学。国统昙延是僧妙的弟子，而僧妙是讲解《涅檠》以为恒业的。终南山静霭是于《大智度》、《中》、《百》、《十二门》等四论最为投心所崇的。大中兴寺释道安崇尚《涅槃》，以为遗诀之教；博通《智论》，用资弘道之基。故周世渭滨，盛扬二部。昙延、道安，称为玄门二杰。道安同学慧?，弟子慧影、宝贵都传灯《大论》。北齐既国无二事，一心奉佛；北周便调和三教，数兴三教辩论。天和三年(568)八月，在大德殿集百官、沙门、道士等，武帝亲讲《礼记》。天和四年(569)二月又在大德殿集百官、道士、沙门等，讨论释老义，又于紫极殿讲三教义，朝臣、儒生、沙门、道士至者二千余人(《j匕周书·儒林传》)。建德二年(573)又集群臣、沙门、道士等，武帝升高座，辨释三教先后。以儒教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又令韦复辩三教优劣。韦复作《三教序》奏之。终因要统一河北，须要增兵筹饷，于是借张宾、卫元嵩的建议，于建德三年(574)普灭佛道二宗，别立通道观，置学土百二十人。于是毁像焚经，僧令还俗，给优二年(《续高僧传》卷二十三》)。建德六年(577)灭齐，并准废除。于是关山东西数百年来官私佛寺扫地并尽。融刮圣容，焚烧经典。禹贡八州见成寺庙出四十千，并赐王公充为宅第。三方释子灭三百万，皆复军民，还归编户。三宝福财，其资无数，簿录入官。登即赏费，分散都尽(《续高僧传》卷三十》)。可见周武灭佛主要是利于三百万释子皆复军民和三宝福财簿录入官。周武帝与任道林辩除佛法说：“自废(佛)以来，民役稍希，租调年增，兵师日盛。东平齐国，西伏妖戎。国安民乐，岂非有益。若事(佛)有益，太祖存日屡尝讨齐，何不见获?朕坏佛法，若是违害，亦可亡身。既平东夏，明知有益。”是周之灭佛，对于当时经济的影响是很重要的。宣政元年(578)，周武帝死后，子宣帝(赞)立。年才二十岁。荒淫狂乱，游戏无恒。大象元年(579)复佛像及天尊像，帝与二像俱南面坐，大陈杂戏，令京城士庶纵观。又敕说：“朕欲为菩萨治化。”(《续高僧传》卷二十三)于东西两京各立陟岵寺，度百二十人为菩萨僧，相如朝服不同鬃剪。昙延、僧休、昙遵、慧远、道旷、道判、法藏都在其选。不久又废了(《续高僧传》卷十三)。大象二年(580)五月，宣帝卒，子静帝(阐)立，年才八岁。大权掌握在宣后父杨坚手中；其年六月就恢复了佛道二教。
第十节 隋lq．的佛教(581—618)
佛教的再兴 杨坚于大象二年(580)辅导幼主，掌握政权，有逼夺帝位之心，为了表示其好善乐道，改革周代的弊政，恢复汉族的文化，于是首先恢复佛道二教。其年六月与法藏剃发，赐法衣一具。七月度僧一百二十人，各赐法衣，退归所住。次年(581)二月杨坚废了周帝，建国为隋，追前度百二十僧，置大兴善寺，为国行道。又敕选度七人，有司访得道林，文帝亲命出家。道林逃避。因昙延请度僧以应千二百五十比丘，五百童子之数。遂总度一千余人，后又敕苏威简取三千人用充度限。时僧辩年幼小，亦得同出家。遂普诏天下任听出家，周代所废伽蓝并得兴复。仍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京师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诸大都邑，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又别写藏于秘阇。天下之人从风而靡，竞相景慕，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开皇三年(583)要设立僧官，相州刺史樊叔略举灵裕为都统。灵裕辞避，潜游燕赵。开皇六年(586)以昙延为平等沙门，折伏沙门之犯刑网者。开皇十年(590)因昙迁请，敕自十年四月已前诸有僧尼私度者听出家，以及寮庶有乐出家者听。时新度之僧乃有五十余万。开皇十一年(591)仍许立国统。众议同举灵裕，裕仍固辞。十二年(592)置僧官，以智聚居平等之任。十三年(593)诏诸有破故佛像，仰所在官司精加检刮，运送随近寺内。帝土之内人施一文，州县官人检较庄饰。但有山寺一僧以上皆听给额。开皇十七年曾括天下私度僧(《景德传灯录》卷四)。开皇二十年(600)诏有敢毁坏偷盗佛及天尊像、岳镇海渎神形者以不道论，沙门坏佛像，道士坏天尊者以恶逆论。其年颁舍利于诸州，仁寿元年(601)又令大德三十人安置舍利宝塔于三十州。仁寿二年(602)又令大德于五十余州分布舍利，建塔安置。仁寿四年(604)又敕于三十州造庙建塔，颁布舍利。并且特别炫耀舍利的灵威，其目的在于显示隋代之为天子，是得到佛所加被的。自北魏北齐以来，鸿胪掌蕃客朝会吉凶吊祭，统典客、典寺、司仪等署令丞，典寺署有僧只部丞一人。又昭玄寺掌诸佛教，置大统一人，统一人，都维那三人，亦置功曹、主簿以管诸州郡县沙门曹。隋世鸿胪寺统典客、司仪、崇玄三署，亦置令二人，崇玄则惟置一人。据《辩正论》中说：“(隋代)杨氏二君，三十七年，寺有三千九百八十五所，度僧尼二十三万六千二百人。”但是隋代佛教之兴主要在文帝时期。炀帝立后，穷奢极欲，征敛烦苛，佛教守成而已。
义学的恢复 周代灭法以后，经典既被焚毁，师僧亦多散亡。隋代一方面抄写旧经，一方面组织新译，一方面征集名德。开皇二年(582)沙门宝暹等由西域返回至长安，便在大兴善寺传述。沙门昙延等三十余人躬掌翻译。开皇三年(583)长安建新都成，敕于广恩·坊给地立昙延法师众，开皇七年敕昙迁、慧远、慧藏，僧休、宝镇、洪遵六大德各将门徒十人同人京，并置于大兴善寺。敕延阇那崛多由突厥还京，召婆罗门僧达摩笈多及居士高天奴、高和仁兄弟同传梵语，置十大德沙门僧休、法粲、法经、慧藏、洪遵、慧远、法纂、僧晖，明穆、昙迁等监掌翻事，诠定宗旨，沙门明穆、彦琮重对梵本，再审覆勘，整理文义。开皇十二年(592)令搜简三学业长者，海内通化，崇于禅府。选得二十五人，其中行解高者，法应为其长，于城内别置五众各使一人晓夜教习，法应领徒三百，于宝塔寺相续传业。以僧琨为二十五众的读经法主。开皇十六年(596)以法彦为《大论》众主，住真寂寺，宝袭为《大论》众主，居通法寺，法总为《涅槃》众主，居海觉寺，洪遵为讲律众主，居崇敬寺，智隐为讲论(毗昙)众主，居经藏寺。十七年(597)以慧迁为《十地》论主，居宝光寺。以慧远弟子灵灿，善胄为《涅槃》众主，居净影寺。又以僧粲为二十五众第一摩诃衍匠。这些学派如《十地》、《毗昙》是盛行于北齐的，《大论》(《智度论》)、《涅槃》是盛行于北周的。僧粲也是北国研究《般若》的，由其弟子僧凤以《般若》为心田，以《涅槃》为意得可以推知。五众之中，江南的三论、《成实》之学不在其中。初，开皇十三年，令翻经沙门法经等撰《众经目录》，仁寿二年又令彦琮再撰《众经目录》。又撰《众经法式》一卷，叙翻译经的轨则，其书今不传。炀帝大业二年于洛水上林园置翻经馆，又令彦琮编叙所获新经，撰定目录，凡有经、律赞、论、方、字、杂书七类。又令沙门智果撰定《内道场佛经目录》。
三阶教 魏齐之时，由于关辅三论和地论师的南北两道等各派系争论甚烈，如慧思在克州为恶比丘所毒，慧可在邺，道恒货贿俗府非理屠害，是其例；加以各派的名相繁琐，义理深奥，社会群众不易分解。因而群众要求有简便易行之法以便行持。于是信行创立了三阶教，他自己舍具足戒，亲执劳役，供诸悲敬二田。群众奉为四依菩萨，三阶教于是风行一时。其主张是就时、就处、就人都有三阶之分。佛法在正法时是第一阶，像法时是第二阶，末法时是第三阶。就处则净土是第一阶，娑婆世界秽土是第二、三阶。就人则利根清净一乘根性是第一阶，利根正见三乘根机是第二阶。这两阶各有两类：一是戒见俱不破，二是破戒不破见。唯有世间法，一向戒见俱破的众生是第三阶。第一阶人修一乘法，第二阶人修三乘法，第三阶人修普法。第三阶人若修一乘三乘，便于法生爱憎、是非之念，成谤法大罪，堕十方地狱。所以三阶门徒悉行方等结忏，头陀乞食，日止一食。行在道路，不问男女，率皆礼拜(《历代三宝纪》)，以为是真佛，而见佛菩萨形象，不多恭敬，为是泥龛。唯正念地藏菩萨，忏悔除罪(《念佛镜》)。生则布施财物，死则舍身鹫鹤。在终南山有尸林供舍身之处，在寺设无尽藏供施财之所。如能无尽藏施，则无始宿债一时顿尽，不畏债主更为障道，业障报障一时顿灭。父母兄弟六亲眷属顿出三途。当时一般豪富作恶多端，却大行布施。开皇九年(589)曾征召信行人京，受到仆射高熲等信奉，延住真寂寺。又在京师立化度、光明、慈门、慧日、宏善五寺。信行撰有《对根起行三阶集录》等三十五部，四十四卷，但其着述多是弟子裴玄证所笔述。诸书久已佚亡，近来始从敦煌经卷中重发现。开皇十四年(594)信行卒于真寂寺，时年五十四。开皇二十年(600)便有敕禁断三阶教，不听传行，认为信行所撰虽引经文，都是“党其偏见，妄生穿凿，既乖反圣旨，复冒真宗”(《开元释教录》卷十九)。然而其教法不须戒行，不须义解，以为破戒破见是势所当然，只要礼忏、苦行、布施便可免一切罪，群众认为易行，特别是豪富之徒藉此可以恣所欲为，所以其党徒众多，蔓延甚广，互相朋党援引。隋世虽加以禁止而不能杜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