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三十一年，我在战乱声中，写了一部《印度之佛教》。那时，我住在深山古寺——四川合江县的法王寺。仅凭寺里的一部龙藏，没有什么现代的参考书，写出这么一部——使人欢喜，使人苦恼的书。现在回忆起来，真有说不出的惭愧，说不尽的安慰！这部书，是用文言写的，多叙述而少引证，对佛教史来说，体裁是很不适合的。而且，空疏与错误的也不少。所以，有人一再希望我重印，有人愿意出钱，我都辞谢了说：我要用语体的，引证的，重写一部。
现在来看这部《印度之佛教》——二十五年前的旧作，当然是不会满意的！然一些根本的信念与看法，到现在还没有什么改变。这些根本的信念与看法，对于我的作品，应该是最重要的！假如这是大体正确的，那叙述与论断，即使错误百出，仍不掩失其光采。否则，正确的叙述，也不外乎展转传抄而已。我的根本信念与看法，主要的有：
Ⅰ佛法是宗教。
佛法是不共于神教的宗教。如作为一般文化，或一般神教去研究，是不会正确理解的。俗化与神化，不会导致佛法的昌明。
中国佛教，一般专重死与鬼，太虚大师特提示「人生佛教」以为对治。然佛法以人为本，也不应天化、神化。不是鬼教，不是神教，非鬼化非（天）神化的人间佛教，才能阐明佛法的真意义。
Ⅱ佛法源于佛陀的正觉。佛的应机说法，随宜立制，并不等于佛的正觉。但适合于人类的所知所能，能依此而导入于正觉。
佛法是一切人依怙的宗教，并非专为少数人说，不只是适合于少数人的。所以佛法极其高深，而必基于平常。本于人人能知能行的常道（理解与实行），依此向上而通于圣境。
Ⅲ佛陀的说法立制，并不等于佛的正觉，而有因时、因地、因人的适应性。在适应中，自有向于正觉，随顺正觉，趋入正觉的可能性——这所以名为「方便」。所以，佛的说法立制，如以为「地无分中外，时无分古今」而可行，那是拘泥锢蔽。如不顾一切，师心不师古，以为能直通佛陀的正觉，那是会漂流于教外的。不及与太过，都有碍于佛法的正常开展，甚至背反于佛法。
Ⅳ佛陀应机而说法立制，就是世谛流布。缘起的世谛流布，不能不因时、因地、因人而有所演变，有所发展。尽管「法界常住」，而人间的佛教——思想、制度、风尚，都在息息流变的过程中。
「由微而着」，「由浑而划」，是思想演进的必然程序。因时地的适应，因根性的契合，而有重点的，或部分的特别发达，也是必然的现象。对外界来说，或因适应外学而有所适应，或因减少外力压迫而有所修正，在佛法的流行中，也是无可避免的事。从佛法在人间来说，变是当然的，应该的。
佛法有所以为佛法的特质。怎么变，也不能忽视佛法的特质。重点的，部分的过分发达（如专重修证，专重理论，专重制度，专重高深，专重通俗，专重信仰……），偏激起来，会破坏佛法的完整性，损害佛法的特质。象皮那么厚，象牙那么长，过分的部分发达（就是不均衡的发展），正沾沾自喜，而不知正障害着自己！对于外学，如适应融摄，不重视佛法的特质，久久会佛魔不分。这些，都是存在于佛教的事实。演变，发展，并不等于进化，并不等于正确！
Ⅴ印度佛教的兴起，发展又衰落，正如人的一生，自童真，少壮而衰老。童真，充满活力，是可称赞的！但童真而进入壮年，不是更有意义吗？壮年而不知珍摄，转眼衰老了。老年经验多，知识丰富，表示成熟吗？也可能表示接近衰亡！所以，我不说「愈古愈真」，更不同情于「愈后愈圆满，愈究竟」的见解。
Ⅵ佛法不只是「理论」，也不是「修证」就好了！理论与修证，都应以实际事行（对人对事）的表现来衡量。「说大乘教，修小乘行」；「索隐行怪」：正表示了理论与修证上的偏差。
Ⅶ我是中国佛教徒。中国佛法源于印度，适应中国文化而自成体系。佛法，应求佛法的真实以为遵循。所以尊重中国佛教，而更重于印度佛教（太虚大师于民国十八年冬，讲〈研究佛学之目的及方法〉，也有此意见）。我不属于宗派徒裔，也不为民族情感所拘蔽。
Ⅷ治佛教史，应理解过去的真实情况，记取过去的兴衰教训。佛法的信仰者，不应该珍惜过去的光荣，而对导致衰落的内在因素，惩前毖后吗？焉能作为无关于自己的研究，而徒供庋藏参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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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战乱流动的时代，一个不重研究的（中国）佛教，一个多病的身体：研究是时断时续，而近于停顿。宏法，出国，建寺，应酬，尽做些自己不会做、不愿做的事！民国五十三年初夏，决心丢下一切，重温昔愿。「举偈遥寄，以告谢海内外缁素同道」：
「离尘卅五载，来台满一纪。风雨怅凄其，岁月惊消逝！时难怀亲依，折翮叹罗什：古今事本同，安用心于悒」！
「愿此危脆身，仰凭三宝力；教证得增上，自他咸喜悦！不计年复年，且度日又日，圣道耀东南，静对万籁寂」。
《印度之佛教》的重写，决定分写为多少部。记忆力衰退了，接触的问题却多了。想一部一部的写作，无论是体力、学力，都是不可能完成的！然而世间，有限的一生，本就是不了了之的。本着精卫啣石的精神，做到那里，那里就是完成，又何必瞻前顾后呢？佛法，佛法的研究，复兴，原不是一人的事，一天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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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一千多年的佛教史，从内容，从时代佛教的主流，都可分为三类：「佛法」，「大乘佛法」，「秘密大乘佛法」——三个时代。在经论中，没有大、小对立的；没有显、密对立的；通称为「正法」，或「法毘奈耶」的，可称为「佛法时代」。这里面，有一味和合时代，部派分立时代。对于这一部分，这一时代的印度佛教，想从五个问题去研究叙述：
佛陀及其弟子
圣典之结集
佛法之次第开展
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书与论师
部派佛教
我在香港时，就开始撰写《西北印度的论典与论师》。民国四十一年秋，从日本回台湾时，带回了一部日译的《南传大藏经》。我想参阅一下南传的论书，而推求上座阿毘达磨的初型。但在多病多动的情形下，一直搁置下来。民国五十三、四年，才将《南传大藏经》翻阅一遍。阿毘达磨的根本论题与最初论书，与昔年所推断的，几乎完全相合。去年，移住报恩小筑，这才重行着手写作；除改写过去的部分外，共为十四章，改名为《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
现在虽不同于从前的深山古寺，但研究对象，仍为藏经：《大正藏》（引文简称「大正」）；《南传大藏经》（引文简称「南传」）。近代的作品，我所见到的，有吕澂〈阿毘达磨泛论〉；木村泰贤《阿毘达磨论之研究》；福原亮严《有部论书发达之研究》。知道椎尾辩匡有《六足论的发达》，宫本正尊有《譬喻者大德法救童受喻鬘论之研究》等，都无从看到。孤陋寡闻，说来真是见笑于方家的！但一切，都经过自己的思考与体会，觉得都是自己的一样，也就不免「敝帚自珍」了！
本书的刊行，常觉法师负责代为校勘，宏德居士予以经济上的支持，是我所深为感谢的！
惟愿三宝的恩威护持，能有进一步写作的机缘！民国五十六年十月十日。
印顺序于台北之报恩小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