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知识

一　好色即淫 知情更淫一贾宝玉成为古今中外所有艺术形象中最为独特的一位，他的魅力长久不衰，使一代代的读者沉浸其中，玩味一生，其滋味却越品越浓。这浓的化解不开的滋味，是他传奇的一生，是他丰富又矛盾的思想，是他为人处世的怪诞，是他眷恋美好的痴情，是他灵魂痛苦的探索，但这一切都还不够！宝玉那最为独特的该是他对男女之爱的深刻理解和丰富又纯洁的性爱境界。宝玉把他那无从化解的痴情给了所有身边的异性，这给予是无私的奉献，是最深的同情，是最真挚的体贴。这情不同与以往所有的情，这情深入骨髓，浸润灵魂，宝玉这独特的对异性情的

《红楼梦》书如其名，自其问世至今二百多年，中国人都沉醉在这个迷梦之中，“开谈不说《红楼梦》，纵读诗书也枉然”。在这个美妙的梦境里，有鲜活个性的人物角色，也有瑰丽灿烂的中国文化。每一个角色的定位，每一个道具的使用，似乎都饱含了中国古典文化的无限魅力。但读《红楼梦》却绕不开贾府的权力争锋，无论是宝黛钗的凄美爱情，还是邢王二夫人的明争暗斗，抑或丫鬟婆子的口舌之争，都在向我们揭示着贾府这样钟鸣鼎食的人家儿不过是“风刀霜剑严相逼”的真实内幕。相信读者都能很清楚地发现贾

《阴持入经注》是中国佛学史上最古的经典注释书之一。《高丽藏》题为陈慧注解,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则作吴陈慧撰。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经》第33卷。

月前，笔者才有幸读到早在1996年发表在河南南阳市文化局编辑的《汉代画像石砖研究》中王建纬先生的文章：《汉画“董永故事”源流考》。可喜的是，作者在该文中对董永故事作了较为细致地考证，使此故事在汉代之后的演变有了一个清晰的脉络；但是笔者对王先生所持董永故事源自西汉的看法，[1]不敢苟同，今以本文与王先生商榷并乞指正。一、“董永故事”，并非发生在西汉的实事，而系流传在民间的神话常识告诉我们，实事与神话有着根本性的区别。前者是指社会上曾经发生过的真实之事；而神话则

《金瓶梅》崇祯本写定者是谁？评点者又是谁？这个问题和《金瓶梅》的作者一样一直是个谜。但它不象《金瓶梅》的作者那样有许多候选人，原因当然是它没有留下哪怕是可以让人索隐的线索，因此，对它的讨论就相对寂寞。到目前为止，崇祯本的写定者现在学界主要有三种说法。第一种是沈德符与冯梦龙合写说；第二种是冯梦龙说；第三种是李渔说。而其批评者为谁只有冯梦龙与李渔两种说法。魏子云先生最早认为“沈德符与冯梦龙合写说”，魏先生在《从金瓶梅的问世演变推论作者是谁》[1]一文中说：“所谓&l

《水浒传》是中国古典小说中描写英雄传奇的一个巅峰之作，同时也是一曲描写农民起义的悲壮挽歌。但因书中主要塑造的是男子形象，即便有几个女性，也可以看作为描写男性的衬托，在正统的封建思想里，女子受三纲五常的束缚，并且没有话语权，尤其是在视万恶淫为首的男性文化中，女子只是男人的私有品，她们没有选择爱情的权利，所以，《水浒传》的女性具有一定的悲剧性。而性(包括性情)自主权利的缺失是造成他们悲剧的重大原因。一、敢于选择 自酿苦果在这方面，最大胆的要数与和尚裴如海私通的潘巧云，她丈夫早死，改嫁一身好武艺的杨雄。杨雄在肖

宋初诗文为“淫巧侈丽，浮华纂组”的西昆体所笼罩。作品多作于酒筵歌席遣兴娱宾之际，内容多为“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为君持酒对斜阳，旦向花间留晚照”等流连风月、感伤时序的闲情闲愁，与“缀风月，弄花草”的西昆体诗文既无什么差异，亦未逸出花间词的侧艳樊篱。虽然柳永一生专力写词，推进了词体的发展，但他未能突破词的传统格局，提高词的文学地位。苏轼的出现，真正打破了“艳科”藩篱，革新浮靡

《聊斋志异》卷三《苏仙》全文五百余字，这样的短篇在《聊斋》的选评和鉴赏中最易被忽视。朱一玄先生编《〈聊斋志异〉资料汇编》，在“本事编”收录西晋葛洪《苏仙公》和唐代李隐《冉遂》作为该篇“本事”[1]（P.101-104），明显只注意到了该小说作为神仙故事的一面。如果与两篇作为“本事”的故事对比阅读不难发现，尽管一些细节与“本事”一致[1]，但柳泉先生并没有像“本事”故事那样突出主人公的神仙

关于《刘子》一书的作者问题，笔者前已发表的《把〈刘子〉的著作权还给刘勰》一文①，认为否定两《唐志》记载《刘子》作者为刘勰的理由不能成立。根据近两年学者们对此问题的讨论，我认为还有再讨论的必要，今将浅见陈述如下，以就教于关注这一问题的专家学者。一、关于用避讳学判定刘勰著作的问题有论者认为《刘子》中不避梁讳，有“顺”字和“衍”字，《文心雕龙》避讳“顺”字和“衍”字，以此否定《刘子》为刘勰作，坚持刘昼说。笔者觉得这一

有人说，不读孔子的书，难以深知什么是中国文化；那么也可以说，不读《老子》，就难以深知什么是真正的中国智慧。以非凡的洞察、简练的语句，几千年前的老子用五千字总结了中华民族的智慧精华。老子不仅给我们带来了汉字所特有的含蓄而深刻的表述方式，也带来了大部分哲辨思维和小部分宗教情怀，还带来了“无为”这样一个法宝。老子可以说是人类思想史上最孤独的思想家。他既不像孔子那样有“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也不像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那样有一批批的学生，更不像释迦牟尼、耶稣

晚清及五四时期的国学概念内涵外延分疏史“国学”一词，虽古已有之。佐证如《周礼·春官·乐师》云：“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朴学家孙诒让（1848-908）于其《周礼·正义》注释云：“国学者，在国城中王宫左之小学也。”周代的“国学”只是国家所办的“贵族子弟学校”。然此国学意义，非现代所述“国学”

周处除三害出自《晋书·周处传》和《世说新语》。原文：周处年少时，凶强侠气，为乡里所患。又义兴水中有蛟，山中有白额虎，并皆暴犯百姓。义兴人谓为三横，而处尤剧。 或说处杀虎斩蛟，实冀三横唯余其一。处即刺杀虎，又入水击蛟。蛟或浮或没，行数十里，处与之俱。经三日三夜，乡里皆谓已死，更相庆。 竟杀蛟而出，闻里人相庆，始知为人情所患，有自改意。乃入吴寻二陆。平原不在，正见清河，具以情告，并云欲自修改而年已蹉跎，终无所成。清河曰：“古人贵朝闻夕死，况君前途尚可。且人患志之不立，何忧令名

（一）缘起1972年出土的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里，有九枚《吴问》残简，内容是“吴王”问晋国的“六将军分守晋国之地，孰先亡？孰固成？”“孙子”以政治家的口吻分析道：“‘范氏、中行是（氏）先亡’‘孰为之次？’‘智是（氏）为次’‘孰为之次？’‘韩、巍

唐代的武功强盛，府兵制是重要的因素，唐代衰微之时，其原因亦是府兵制度的松弛。一众治史的前辈对唐代兵制已有不同方面和层次的研究与探讨。[1]然而，不少教科书对府兵制度的解释却混淆不清，有说府兵兵力强盛，乃对外武功之主力。但考府兵制的原则，乃宿卫京师为主，加上府兵有寓兵于农的特性，战斗力有多大能打胜对外战争？本文欲考府兵制在传统说法上的问题，并论证唐初对外战争与府兵及兵募的关系。府兵制度，乃指西魏、北周、隋、唐的一种兵制，在隋代灭亡时，府兵组织也随之解体。李渊、李世民据太原一带时，虽然控制部份地区的军府，但起

边塞诗，是一个历史概念。其内涵是随特定的时空环境改变而变化的。究其构成特质而言，边塞诗首先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其次还带有很强的政治性和社会性；另外随时代的发展其文化性和时代性也愈加彰显。这些必要特质本身又是变动不居的，于是每个时期的边塞诗同时又是“这一个”，形成“一代之文学”。元代边塞诗的形成受到了传统创作的影响，但更是新的历史环境的产物。“元代边塞诗”，所以称其为“元代边塞诗”，不是只根据据之前的历史来判定，亦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道家之术，其为根底。溯其相术源流，本肇自医家。《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对曰：“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故而古医家诊病，实为相术之初祖。清•陈修园《医学三字经》歌曰：“医之始，本岐黄，灵枢作，素问详。”诚不诬也。

《尸变》、《喷水》为《聊斋志异》第三篇和第四篇，两篇均为恶鬼无故伤人故事。正因为“无故”，读者很难在故事中找到作者的主旨和用意，于是两篇似乎都成了一种恶鬼现象的纪实，或仅如干宝所说的“明神道之不诬”（干宝《搜神记序》），与作者在整个聊斋故事中所承诺的“寄托”宗旨相违背。《聊斋》评注者对此颇感无奈，只好作种种猜测。著名学者章培恒先生为张友鹤会评本作序，对《聊斋》故事深刻思想价值作了充分评述后，指出也有一些篇章“完全是宣扬迷信

一“中”、“和”是中国哲学一对古老的范畴。《尚书·舜典》有如下记载：“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咏言，声依咏，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左传·昭公二十年》亦有言：“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不过，相较于上述记载，影响更大的是《国语》当中的一句话：&ldqu

《野有死麇》的题旨，历来有很多中说法，主要有三个体系：一是以礼教传统释义，如“淫诗”说、“刺时”说、“贞女抗暴”说等；二是以明主贤臣理想的阐释，有“隐士”说；三是民俗文化背景下的解释，有“婚恋”说、“民歌樵唱”说。《诗经》的阐释经历了经学化的过程，形成“诗无达诂”，众说纷纭的历史现象。当代阐释《野有死麇》，多从民俗角度入手，由于文献的缺乏，

近年的文学研究，笔记体文献作为尚待深入开掘的领域逐渐吸引了较多的目光。《文学遗产》二○○三年第二期刊载陶敏、刘再华先生《“笔记小说”与笔记研究》一文，检讨“笔记小说”概念的缺失，意图推进笔记文献整理和笔记文学研究。此文对笔记小说研究历史的把握并非全面，对笔记小说近乎否定式的贬低也并不利于该种文体乃至笔记、笔记文学的研究。本文拟对近百年的笔记小说研究作一系统梳理，对其概念和文体特征等进行科学合理的界定，以期为推进进一步的研究有所助益。笔记小说研究笔记小说研究肇

在原始社会，人们崇尚神权至上，“重鬼尚巫”[1]101）。原始社会的人们无法理解自然界的一些偶然现象，于是将其归结于神的原因。夏商时代，统治者为了使自己的统治合法化，极力宣扬天命鬼神观念，主张“德以事神”宣称自己是“天”的代理人来统治人民，发动战争的借口则是“恭行天之罚”[2]379。西周时期，神权至上的学说发生了重大变化，即以周公为代表的“以德配天”的“君权神授&rdquo

道教善书是指以《太上感应篇》为发端而产生的一批道教劝善经书，包括《文昌帝君阴骘文》、《太微仙君功过格》、《关圣帝君觉世真经》、《文昌帝君蕉窗圣训》等。自劝善运动兴起的宋代始而迄于近到底产生了多少道教善书，没人也没法精确地统计。仅据《道藏》与《藏外道书》的收录，它即已是一个可观的数字。这些经书既可以被视为一套伦理系统，也可以被视为一套解释系统，还可以被视为一套仪式系统[1]。其对中国后期社会与伦理影响至深，全有赖于此一多性特色。一、作为伦理系统的道教善书以兴善去恶为旨归，道教善书首先应该被视为一套伦理系统。

1992年8月，《藏外道书》(前二十册)首次出版。这部大型丛书的问世，使得明代正续《道藏》以外的道书，首次以大规模结集的方式重现于世。这对于整理中华传统道教文化遗产，以及进一步开展道教文化研究，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同时也标志着道教界人士和研究道教者期待已久的增续《道藏》的事业，终于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1993年，笔者由于撰写《道教大辞典》中藏外道经部分的条目，遂对《藏外道书》进行通读，同时对其编收书目进行了一次全面考察。根据检阅所得，拟对书目略作分析，并求方家指正。《藏外道书》首批发行二十册，据笔者统计

《藏外道书》是现代大型道教典籍丛书，由胡道静、陈耀庭、段文桂、林万清等主编，巴蜀书社于1992-1994年陆续出版，全书共36册，共收录道书991种。本书是中国国家「八五」重点图书出版计划项目、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八五」计划重点项目。该丛书是明代《正统道藏》、《万历续道藏》之外的首部道教典籍总集，其中收录的道书来源大体有三种：一为古逸道书，如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中黄老著作、养生著作，元代《玄都宝藏》、子遗《太清风露经》等。二为明清时刊刻和流传的道教典籍，如《道藏辑要》所收《正统道藏》未收的典籍，以及《方壶外

伏羲氏，风姓。关于他的名号，史书记载很多，有宓羲、包牺、庖牺、伏戏，也称春皇、牺皇、皇羲、太昊。史家称他是中华民族的始祖，百王之先。他是中华龙的笫一传人，对原始社会的经济发展和文明初创作出了重要贡献。对于伏羲的研究，由于历史久远，史料零碎而简略，且有些史料带有神秘色彩，后人难以对其有个全面了解和认识。笔者试从以下几方面谈点粗浅看法。一、中华龙的第一传人龙是中华民族发祥和文化肇端的象征。中国大地被称为“龙的土地”，中国人被称为“龙的传人”。全世界的华人都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