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知识

前言中国哲学具有不同于西方哲学的言说方式，其语言具有强烈的暗示性，不像西方哲学那样用及其精细的表述。这个特点一方面导致了后人在文本意思的理解上的异见纷呈、莫衷一是，种种注解版本层出不穷，给中国哲学的研究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另一方面也使其具有言之不尽的无穷内涵，为后人的继承和发展留下了巨大的空间，在后人的不断注解下保持了长久的生命力。道德经就是这样的一部哲学巨著。道德经言语相较于其他中国哲学文本更具暗示性，甚至连文本也没有统一的版本。对于纷杂的版本所带来的问题，倘若考据起来，不知要考据到何年何月。考据不是笔者

引言在中国古代，不论是车骑交通、狩猎、攻战，都离不开马。马的强壮与否和拥有数量的多少往往成为衡量国力财力的重要标志。早在《诗经》时代，马就开始出现在了文学的视野中，如《小雅·车攻》的‘萧萧马鸣，悠悠旆旌’，雄俊健朗的良马以他一声长鸣奏响了英雄的乐章。之后，周穆王的“八龙之骏”、西楚霸王的“乌骓”雄风、汉武帝的“天马”吟咏……翩翩良

秦始皇兵马俑中，不见大军主帅的俑像，论者有不同的说法，但都很难令人信服。笔者认为秦俑大军必有主帅，而且主帅必坐镇军中。本文试图从古籍记载及兵马俑坑的残留遗迹中，对秦俑主帅之谜，寻求出一个合理的解答。秦始皇兵马俑大军之中，不见三军主帅，原因何在，至今尚无定论。论者对此有三种不同的说法：一、这是秦始皇的军队，秦陵地宫内的秦始皇就是兵马俑大军的主帅。二、秦始皇尚未指派大军主帅。三、三号坑之西，有一贵族大墓，大墓墓主就是主帅。这三种说法，都很难令人信服。秦俑大军虽是秦始皇的军队，但他身在地宫之内，无论如何，这支军

在《诗》三百篇中，最能体现西周、春秋时期区域文化色彩的自然首推《国风》。无论从其产生和收集的地域，还是它们在音乐和诗歌艺术形式上的表现，都代表着各自生产领域，表现着较为强烈的地域色彩。这一点，古人也早就注意到了。如在内容上，《郑风》和《卫风》多情歌，多言男女之事，《陈风》多靡靡之乐和巫鬼的舞诗，多神秘梦幻，《秦风》则多金戈杀伐之音，粗犷强悍。而《齐风》为《诗经》十五国风中姜姓部族的风歌，《齐风》中女子对爱情幸福的追求上表现大胆而热烈、齐地的尚武精神以及物质生产力极其先进等。《齐风》中各诗篇所表现出来独特的

一 　　中国历史自殷墟甲骨文发现之后，商朝被确定为有确切文字记载的一代王朝。在商之前的夏朝，现在还未发现有当时的系统文字。然从商朝在甲骨文未发现之前也是传说中的王朝，甲骨文发现之后所记载的商王朝帝王世系均与后世依据传说所记相符，说明由中华先民世代流传下来的传说是有丰富历史内容的，亦即中国系统文字诞生且得以流传至今以前的传说历史是我们了解那个时期历史的一把钥匙，即传说史中包含有许多真实内容和史影，需依据现代考古学与历史学的成果去加以分析证实，从而把真实的历史之绪捋之出来。 同时甲骨文作为距今3

对中国人影响最大的佛教宗派莫过于禅宗，禅宗跟儒学一样，对中国人思想的影响深入骨髓，禅宗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佛教史、思想史、哲学史中都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并且成为每个研究者青睐的部分。只要研究禅宗，有一个人物就必须得研究，这个人就是作有家喻户晓的佛偈“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的禅宗六祖慧能禅师（也作“惠能”），即真正意义上将中国佛教“禅宗”发扬光大的人。慧能是中国禅宗的实际创始人，慧能所创造的禅宗是中国佛教史上

用典，就是在文学创作中引用“出于古书典籍中的轶事、趣闻、寓言、传说人物或有出处的诗句、文章”[1]。它是一种积极的修辞手段，在修辞学上应属引用修辞格。陈望道先生在《修辞学发凡》中论“引用”一格，把它分为明引法和暗用法，并以为“暗用法最与所谓用典问题有关系”[2]。用典之法，古已有之，从《诗经》、《楚辞》始，到魏晋南北朝时已颇为盛行。时人刘勰在《文心雕龙·事类》中说：“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

第一部分　引言古代公文是什么，又始于哪里？任何一篇有关于公文文体的文章都不能逃脱这样一个问题，对于古代公文最简而言之的定义，处理或联系公务的文件。汉代早已有之，“公文”名称，始见于《后汉书·刘陶传》：“但更相告语，莫肯公文。”惟当时称公文者极少，多称“文书”、“文簿”、“文案”等，如汉荀悦《汉纪·武帝纪一》：“苞苴盈於门庭，聘问交於

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词人，辛弃疾在词的创作上，似乎从一开始就站到了一个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度，因为现存的六百二十多首辛词，无例外地都是他南归以后的作品。其实，辛词的创作之所以能取得如此成就，在其南归前既已植下了深厚的艺术创作根柢【1】，而在其南归后也曾经历过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细心寻绎这一过程，我们会发现，辛弃疾南归后的词作，以宋孝宗淳熙八年（1181）为界限，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虽然前期词作的数量只是后期的六分之一强，然而其时间跨度却与后期大约相当。它既是辛词创作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与后

《广弘明集》是唐释道宣编撰的一部佛教思想史料集。全书选收魏晋至唐初有关佛学的各类文章二百八十多篇，作者一百三十余人。《广弘明集》的版本，据唐宋以来的各种官私书目著录，主要有两种：一是三十卷本，一为四十卷本。宋、元和明吴惟明刊本（吴本即《四部丛刊》所据印之本）等单刻本，宋、金、元入《大藏经》本，如北宋《开宝藏》、南宋《资福藏》、宋元《碛砂藏》、金《赵城金藏》和据《开宝藏》翻刻的《高丽藏》、据宋元明诸藏刊刻的日本《弘教藏》、《大正藏》以及据《弘教藏》排印的《频伽藏》本等，皆为三十卷本。明《洪武南藏》、《永乐北

宋代文学研究的史料，绝大多数来自中国国内现存的宋代和宋代以后的各种典籍中。然而在域外，主要是韩国和日本等国家所保存的宋集、宋人的其他撰述和这些宋集与撰述的朝鲜本、和刻本以及域外士人所编撰的宋集的注本、选本和诗话、文集、史传、笔记等许多文献中，也保存了大量的宋代文学研究的材料。一、宋人别集与总集在中国历史上，以汉语言文字为主要载体的汉文化曾对周边国家尤其是东亚和东南亚产生过重要影响。汉籍之传入周边国家，由来已久。即如汉籍在朝鲜半岛的传播，虽然西周时期箕子率中国5000人入朝鲜，因而也将诗书、礼乐带到朝鲜的说

文学的奇特处，《离骚》禀赋有二：一是作为一部地方文志，其情思也妖冶恣肆、其文辞也华丽奇幻、其物典也生疏冷异；二是《离骚》带有鲜明的个人纪传色彩，成古今中外第一部自传与心灵自陈书。这样一部奇文字以“帝高阳之苗裔兮，朕伯庸曰皇考”开篇，在高低起伏的音韵中娓娓尽道自己平生不忿之意，后自白于重华、占卜向灵氛，历经远离尘嚣的幻境而不渝笃行善身之矢志。诗篇分上下，中间以“女媭”一角登场，完成整个视角场景的转换。由此可见“女媭”一角分量的举足轻重。

一、绪言暨及“清华简”之整理与评判宜分家“清华简”整理释读，泽被学众，功莫大焉。但整理与论判则事分两端，前者捐“公有”于学林，后者则“私家”之言，非可一概此学。余也寡闻，但就目前所晓而言，二事已然被捆绑，遂生“挟古简以令舆论”之嫌，后果堪忧。比如“在清华简看到真正原本的古文《尚书》”之说，余便期期以为不然。乃清华简中相关《尚书》之遗册，既非真义之《尚书》，又非真义

康熙作为清代有雄才大略的一代帝王，除了在政治上有杰出作为之外，他本人亦学识渊博，对传统文章学有着相当的造诣。康熙二十四年，他御选古文总集《古文渊鉴》，并率领徐乾学等臣僚对所选文章逐篇置评。其后大学士张玉书编辑康熙文集《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时，将《古文渊鉴》中的圣祖御评汇集一处，称《古文评论》，置于《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第三集杂著类中。康熙《古文评论》[1]凡十八卷，1391条，始自《左传》，终于南宋谢枋得《交信录》。康熙的评论视角虽不一致，间有史论、政论等，但以文论为主，因而这十八卷《古文评论》实为非常重

清人阮元说：“窃谓士人读书，当从经学始，经学当从注疏始。空疏之士，高明之徒，读注疏不终卷而思卧者，是不能潜心研索，终身不知有圣贤诸儒经传之学矣。至于注疏诸义，亦有是非。我朝经学最盛，诸儒论之甚详，是又在好学深思、实事求是之士，由注疏而推求寻览之也。”[1]诚哉斯言！整理经学研究代表作《十三经注疏》，是经学研究的基础，也是经学研究之必须。1999年12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的《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即“简体横排”本（下简称&ld

《周易》是殷周春秋时代的哲学经典，它的世界观是奴隶制巫术礼教“以德配天”的天命观，它的认识论与方法论是阴阳八卦图式。“六十四”卦即是“究天人之际”的六十四类天人之道变化的一般规律，借所反映的事物本质与现象，以作为探究天人之际的吉凶祸福、帮助人们把握天道与人道的变化规律，赖以巩固与加强奴隶制“礼治”的统治。所以《周易》的世界观和认识论、方法论：第一是属于奴隶制时代具有巫术性质特点的世界观和认识论、方法论；第二是其

一、前言明清之际的扬州饱受战祸，百业凋敝，清政权稳定之后，便开始复兴扬州的商业与文化。然而，此时扬州的士人并没有因为城池得以重建而淡忘传统思想中根深蒂固的「夷夏之防」，相反在这种观念的刺激下，他们与苏州、江宁等地的士人一起，以文化为纽带，构建了江南庞大的遗民群体。清初的扬州，在经济上的地位又远非苏州、江宁等地所能比拟，因此如何在保持稳定的前提下，充分利用其强大的经济力量，已成为清政府迫切需要考虑的问题。清圣祖康熙在施政过程中，也积极表现出对儒家文化充满倾慕的姿态，以期逐渐化解满汉两族敌对的僵局。曹寅作为康

研究专书学史，相关专著自当论列，较难处理的是散见于其他著作中的材料涉及面到底控制到多大。为把握不同著作间的内容相关度，笔者尝试利用中国传统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功能提出“经注关系”与“诸子关系”的理论模型。尽管是以中国传统目录学的话语呈现的，但正如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适用于东亚，也适用于任何无文字社会，本文原则上也适用于非汉字文明。一、引子：从“五经四书”的经子架构谈起（一）儒家的经典体系主要有&ldq

两周秦汉文化史上，周公绝对称得上是一位箭垛式的人物，摄政、东征的辉煌政治业绩之外，系于其名下的文化成果颇多。马融、陆绩等以为《周易》之爻辞乃周公所作。《史记·鲁周公世家》云：“周公佐武王，作《牧誓》”。继又谓其作《大诰》，作《嘉禾》，作《多士》，作《毋逸》，作《周官》，作《立政》等。《孔丛子》卷上云：“周公以成王之命作《康诰》，称述文王之德。”张揖《上广雅表》曰：“昔在周公，六年制礼以道天下，著《尔雅》一篇，以释其意义。&r

一、陈芸道家文化形象的内涵1、“姑射山仙子”般神韵气质道家的审美重自然天成，反对后天的修饰。陈芸的出场，很好体现了道家尚“真朴”的审美倾向：“时但见满室鲜衣，芸独通体素淡。”这是沈复十三岁那年跟母亲回娘家，见到了从小青梅竹马的陈芸，她身上所流露出来的“真朴”之美，即刻便深深吸引了这位少年沈复，致使他在生命中的几十年后，还能清晰无误地回想起幼时的惊鸿一瞥：“削肩长颈，瘦不露骨，眉弯目秀，顾盼神飞&am

唐张守节撰《史记正义》三十卷，解释古地名时，基本依据《括地志》一书。此书五百五十卷，是唐太宗时魏王李泰命萧德言、顾胤、蒋亚卿、谢偃、苏勖等共撰，以贞观十三年（639）大簿为依据，对全国地理山川作的详尽记录，是一部重要的历史地理著作，今已散佚，贺次君辑《括地志辑校》[1]，即多据张守节《史记正义》辑得。但今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正义中有关《括地志》的字句，也存在一些讹误。今略举数则，加以订补，并就教于方家。1.《史记》卷二《夏本纪》：“既修太原，至于岳阳。”《正义》：《括地志》云：&

苏轼的《石钟山记》语言优美形象，叙事简洁条贯，议论要而不烦，是传诵不衰的文学名篇。从思想价值来看，作者不信成说而坚持实际勘察，这种求实求真的独立思考精神也为后辈学人树立了榜样。但如就石钟山的得名之因这个具体的考察结论而言，并没有超出他批评的郦道元和李渤的“声说”。其说之弊及其产生原因，下面就实际考察并结合有关史料加以考论：一、苏轼与石钟山石钟山，位于鄱阳湖口东面湖口镇的两侧，北面峙于大江之边的名叫下钟山，南面滨临鄱阳湖的名叫上钟山。两山距湖口镇均一华里左右。《石钟山志》上合称为&l

Ⅰ、引言战国荀子以十驾劝学，三国董生以三余读书，余少慕之，因仿钱大昕“十驾斋”，号书室为“三余斋”，名所作古籍读书笔记为“三余录”。既积岁月，笔记亦多。五年前，开始着手整理旧日笔记，越一载，仿徐仁甫《广释词》，以补订释词诸书者着成《古书虚词旁释》，已于2007年出版；又越三十月，仿王念孙《读书杂志》、卢文弨《群书拾补》，复以补订群书者着成《群书校补》，已于2009年年初交出版社。近二年来，着《群书校补（续编）》，已逾80万字。这里奉献

儒家说我们做人要做志士仁人，治理国家要实行仁政，待人接物要仁慈温厚。这些主张很令人向往，也许有人要问，仁到底是什么？或说二人为仁，或说忠恕距仁不远，而我根据自己所接触的资料及自己的一些认识，深感“爱敬”是“仁”的核心。一、对亲人的“爱敬”是“仁”的根基“仁”字按《说文解字》的意思是：亲也。从二人。即两人的关系应该像亲人一样。那么我们先看亲人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亲人之间的关系主要包括夫妇、

《国语》成书以来，东汉郑众、贾逵，魏晋王肃、唐固、虞翻、韦昭、孔晁等为之作注。唐宋以来，各家之注多亡佚，惟韦昭《国语解》存于世。北宋时，宋庠（字公序）曾整理《国语》及韦解，并作《国语补音》三卷，成为主要传世之本（公序本）；又有仁宗明道年间所刊之本（明道本），清黄丕烈重刊之，并作校勘札记一卷。自清中期以后，明道本与公序本同为《国语》通行之本。清代学者校注《国语》者主要有：汪远孙《国语校注本三种》（《三君注辑存》、《国语发正》、《国语考异》）、董增龄《国语正义》、刘台拱《国语补校》、汪中《国语校文》、陈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