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沈祖安同志准备自选一本关于人物评传的集子，要我说几句话。
我看到他这方面的文字并不多。有些是他认为需要给我看的，有些是偶然在报刊上翻到的，当然为数甚少，有的写得很好，也可能还有更精彩的我没有见到。但仅就我能看到的或者与我有关的几个人与事，谈谈我的看法。
关于盖叫天到北京拍摄《武松》这部艺术片的内容，我要补充几点：
这是周恩来总理交下来的任务。据说是总理在杭州初步和盖叫天议定的。请崔嵬当导演不是总理决定的，先是北京提出来，文化部电影局支持的。我在文化部分管电影（当时还没有电视的机构），虽然不管电影却与电影界熟悉的艺术局副局长马彦祥同志曾提出过这个问题：两位艺术家都有本事，但脾气都比较大。但是盖叫天已得到消息，表示很愿意和崔嵬合作，于是就这样定了。但是周总理说，要多做崔嵬的工作，他是老党员，当过大区文化部门领导，应该有团结和尊重党外艺术家的气度。据说总理和崔嵬当面讲过。我虽挂名管这件事，但是指导这方面工作的是齐燕铭同志，还有具体负责联系的马彦祥同志。
后来双方果然闹僵了。文章中的叙述还是比较客观的。虽然盖叫天的脾气是大了些，崔嵬也有脾气。我是开机前出面请吃饭，在停拍时又出面请吃饭，当时只能借口北方太冷，请盖老回上海避寒。其实南方的冬天室内暖气不足，比北方还冷。
后来在上海拍成这部片子。主要是阳翰笙同志提出请应云卫当导演，由马彦祥同志去落实的。应云卫有办法，把盖叫天侍候得很好，其实他不少地方还是采取和崔嵬相近的手法，可是盖叫天很高兴地照办了。后来周总理又说：应云卫这种既能使老艺术家高兴，又能让他服从电影拍摄需要的经验可以推广，尤其戏曲界个性比较强的老艺术家不少，有的确是不容易侍候的，可以借鉴。但是后来考虑到可能引起的负面作用，这件事我们只在内部（党组内）谈了，没有公开报道。应云卫自己也提出不要宣传，认为这对盖叫天不好。
关于杨度迁葬到上海革命公墓这件事，是杨度的孙女杨友鸿、杨友鸾和孙子杨友龙让沈祖安来转告的。我也和他们见过面，并且先后写了几封信，给上海负责这方面工作的张承宗等同志，但是我不同意由我写墓碑。当时曾比较严肃地提出两点：一是杨度思想的转变和走上革命道路，主要是周总理和潘汉年同志起的作用，我只是中间有一段时间做了单线联系和安全隐蔽的事，我不能居功自夸；二是我的毛笔字不好，最好请一位有影响的书法家写。写的那封信，并不是责备祖安同志，是向他讲清这个道理和原委。因为他事先答应杨家后人请我写墓碑，当然是好心，但没想周全。提出请赵朴初同志，也是我建议的，因为他和赵老较熟悉。后来具体由祖安同志和杨度在上海的小女儿杨云慧等着手去办了。
关于李丽华和张爱玲的离开大陆，情况各有不同。祖安同志原来想把两个人合成一篇文章的两部分，我认为不妥，建议他另写。因为张爱玲一直是个有争议的人物。她才华横溢，二十多岁就在文坛上闪光。上海解放前，我在北京西山和周恩来同志研究回上海后的文化工作，总理提醒：有几个原不属于进步文化阵营的文化名人要争取把他们留下，其中就谈到刘海粟和张爱玲。总理是在重庆就辗转看过她的小说集《传奇》，50年代初我又托柯灵同志找到一本转送周总理。但是张爱玲后来到了香港，走上反共的道路，这是她自己要负责的。人活在世界上，客观上确有各种影响和干扰，但是路还要自己走。我同意祖安在《遥祭张爱玲》一文中的论述。
李丽华并非是原先就研究要争取留下的，但是对这样一位中国40年代的大明星，我们还是欢迎她为新中国电影事业再创新的业绩。后来她走了，有一点是和张爱玲一样的，就是我们在解放后那几年，开展文艺界整风中，对她们的团结和关心不够，加上当时拍片子少，由于多种因素，当然轮不到她。其中也确实有不符合党的统战政策的做法，所以后来使她们待不下去。至于关于陶金和孙景璐、章曼萍等的牵涉，多半是传闻。既是传闻，我建议祖安同志都应舍弃而不录，以免传讹。但建议保留和发挥对李丽华的怀念和期望这一段，它可以动人以心弦，但不要凭传闻作论断。当时有些人说话、写文章不及其余，这是另一回事。但是我那时分管上海文化宣传工作，我也有责任。至于其他人的做法，那又当别论。
李丽华80年代初回北京，我曾接见她。当时她在台湾有许多关系，见到我，她很坦率地说：“大陆上消息一发表，我在那边（台湾）就有点麻烦。”我问她：“是否你觉得是得不偿失？”她说：“不是。能和您见面，我很荣幸，如果再能给我一点面子，那就不管那边（台湾）怎么说了。”第二天，邓颖超同志接见了她，报纸上连续发表了两个接见的消息，并且由中国剧协和影协出面，有二十多位知名人士与她相聚，畅叙友情。李丽华说：“这也值得了。”
可见李丽华对内地还是有感情的。至于张爱玲曾在1979年前后托人提出想回来，我们也表示欢迎，但是她在美国一直没有改变反共的口气，这就难办了。当然，我们还是希望张爱玲能回来，尤其希望用她那支生花妙笔写出让祖国人民再度欣赏的新的小说来。这也许有可能吧？这当然是我的想法而已。
关于钱昌照先生1949年3月在香港和我谈到他当时保管的国民党政府一部分物资和财产，希望上海解放后，去他隐藏的地方接收这批物资，我立即建议潘汉年等同志用秘密电台向党中央报告，潘也很快报告了周恩来同志。谁知我在1949年4月辗转到北京时，在街上碰见了钱昌照，据说是党中央很快派专人把他接到解放区，说明当时为安全起见，中央调用了另一条秘密通道，并未使用我们原先的联络点和电台。
上述几点，也可说是对祖安同志文章的一些补充。
我虽然和沈祖安同志是同乡和同姓，但是并无直系亲属关系，过去他和阳翰老相识很早，和我接触并不多。只是在“文革”后的1977年开始，往来较多。他为人热心，笔头也勤，他自己从不提出什么要求，但因为好管闲事，爱抱不平，常会要我替别人办事。譬如盖叫天、刘海粟、吴似鸿、赵清阁的事情，以及影星刘晓庆的事，尤其是刘在拍《火烧圆明园》以前遇到一些困难，沈祖安拿着刘晓庆给他的信，要我为李翰祥作点支持。我可以办到的，尽可能支持他。但有时也批评他闲事管得多了些，影响他自己的研究和创作，但是他写了《闲事非闲》和《闲书不闲》的两篇文章，似乎是间接地回答了我。文章是不错的，穿针引线和烘云托月的工作也需要人去做，没有前辈给我们架桥铺路，我们自己也走不到文艺的彼岸，何况当人梯和当垫脚石，也是提携后进的看不见的壮举，作点牺牲也应该。何况沈祖安并非都牺牲，他写出过许多有内容的作品和人物评传，也往往是不期的收获。
然而，他还是应该集中点精力，年逾花甲的人，该多写点东西了。在他花甲初度时我曾破例用毛笔给他写了一张字， 〔2〕 希望他多写好作品，少浪费已不多的时光。
我想读者会喜欢看这部书的。希望祖安同志从中走出一条新路来：可评可赞，但不要捧，该议该论，决不是贬。我认为这类文章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历史和文史方面，在于我们和我们以后的几代人都能坚持这一点：
不能忘却过去。
因为现在许多不该忘却的已经遗忘得太多了。
1993年于杭州汪庄
注 释
〔1〕 原载浙江《联谊报》2004年6月26日，收入《大江东去——沈祖安人物论集（2）》，中国戏剧出版社2005年出版。
沈祖安，浙江省艺术研究所研究员。
〔2〕 夏衍给沈祖安的题词为：“天意怜幽草，人间爱晚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