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南洋的人，多数是经营生意，发发洋财，暂充侨领；到北京的人，十九喜欢埋头窗下，读书写作，做个文人。的确，当北京的人口不过百万左右的时候，城里城外的教授与学生数目，几达十万名，尔雅温文，弦歌不辍，漫说学生们多以未来的大文豪大学者自命，甚至三轮车夫和老妈子因为看惯书报的关系，讲起话来多是顺理成章，连一点俗气也没有。
为什么到北京的人都喜欢读书呢？因为北京是六百年来的中国的京都，根据“争名于朝”的原则，各省名士都历尽万苦千辛，跑到北京来一显身手。得志的人，平步上青云；失意的人，低首下心地回到老家去，让下一辈的同乡志士再来尝试。新陈代谢，适者生存。那些在北京逗留下来的人多少总有一些特殊的技能或丰富的知识。为着保持既得的地位，或者再往上爬起见，他们必须多买书、多读书。私人藏书之多，已经蔚为良好的学风；公共图书的设立，更是嘉惠士林的圣地。
北京学校林立，无论小学、中学、大学，都有图书馆；而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的藏书的丰富，已经给各校的教授和学生以极大的便利。这且不提，我们只说这个代表全国的北京图书馆。
假如你从西四牌楼动身，经西安门，而往三座门跑，当你快达到北海和中南海公园间的玉桥的时候，你不禁给马路左边的六扇宫殿式的朱红的大门吸引住。大门的中央悬挂着“国立北京图书馆”的匾额。一进大门，你便踏进广大的庭院，院子的前后左右，到处是花园。花园周围完全用常青的灌木围住，一年四季都有好花在争妍斗艳地开放着。从北京城每个角落到图书馆来看书的人，在呼吸新鲜的空气及饱看秀丽的花草树木后，他早已把庸俗的观念洗涤得一干二净了。
图书馆的大厦为中西合璧的建筑，屋顶为碧绿的琉璃瓦，朱门玉户，画栋雕梁，好一个豪华富贵的派头。这个大厦为“工”字型的建筑，前面为阅览室。阅览室高两层，楼上为普通阅览室，柚木的桌椅，嵌木块的地板，地板上用油蜡擦得又光又亮，猛不提防，几乎摔了一跤。窗明几净，清风徐来，倾耳静听，万籁无声，每个人都倾全力来探讨他所注意的问题，读到会心处，便振笔直书，然后把他的稿子由报章、杂志、单行本，传达到各国各地的读者。
阅览室的楼下分为左右两翼，左翼为杂志阅览室及会客厅，右翼为古董陈列室及善本阅览室。杂志室陈列了一两千种杂志，这是中国及世界各国最新文化的结晶。老实说，当著名的作家和学者没有出书之前，他们的作品多数先交给权威杂志去发表，所以我们如研究国际时事及各部门的艺术学术的发展，必须先读杂志。
古董陈列室所陈列的东西是时常更换的，有时候陈列海内孤本的书籍，或名人的信札稿本；有的时候陈列新出土的陶器或铁器。我个人所得的印象最深的，还是郑颖孙先生所收藏的古琴展览会，那种类的繁多，形式的复杂，几乎使每个观众大开眼界，同时，使人知道我们的祖先的确有最光荣的历史传统，只要后人肯努力，许多宝贵的遗产都可以变成我们的资本。
善本阅览室是专门让人阅读珍本的书籍。例如《四库全书》，起初编纂时，一共手抄七部。当太平天国时代，扬州和镇江所藏的两部完全烧掉了；杭州文澜阁所藏的一部烧掉了一半；北京圆明园所藏的一部，当英法联军攻下北京时，已经葬身于圆明园了。北京图书馆所藏的这一部最为完整，所以图书馆负责人加意保存，普通人不准参观。事实上，《四库全书》的卷帙浩繁，最好全部影印出来，或者像外国的大图书馆那样，把善本的书籍多照成胶片，将来阅读参考，也更为便利。
善本阅览室的隔邻，是“梁任公先生纪念室”。梁任公先生为戊戌政变的领袖之一，此后30年间，他执中国文坛的牛耳。他博闻强记，笔锋常带情感，他的作风，几乎可以说是近代中国报纸杂志的始祖。到了晚年，他倾全力来研究中国历史，收藏之富，时人无出其右。他平生爱谈政治，更爱研究学问，尤其喜欢识拔青年。他与蔡松坡先生的关系那么深切，所以在他未死以前，他已经在北海公园组织一个图书馆来纪念蔡松坡先生。他死后的遗嘱，把家里所有的藏书都移交北京图书馆。图书馆的主持人感激他的胸襟的阔大，见识的高超，功绩的伟大，所以特辟一室来纪念先生。室中的桌椅及文房四宝的陈设，完全按照先生生前的式样。但是，这个纪念室是“门虽设而常关”的，普通人只能在玻璃窗外，东窥西望，凭吊20世纪初期中国的一个大人才罢了。
阅览室的左边的地窖为报纸阅览室，国内各大城市的重要报纸几乎全部买到，而外国的重要报纸也择要收集若干，以供参考。到了每个月结束，各报都订成合订本。这些报纸合订本，正是无限宝藏的源泉。当时中山文化教育馆，曾按月编辑《期刊索引》和《日报索引》，虽然《日报索引》这部分只限十种（其中一种为《南洋商报》），但是读者如按图索骥，大可节省不少时间和精力。
回头我要谈一谈书库。书库高四层，四周围墙全用玻璃砖，所有书架全部是钢架，藏书的总数达50万册。当我第一次跑到这个书库时，简直是头昏眼花，应接不暇，恨不得一目万行，把许多值得一看的书一一看完。这当然是梦想，事实上根本办不到。但是，我每次读书告一段落时，总要到书库去跑一顿，东翻翻，西翻翻，偶尔在书架的角头找到一本自己早就想看而没有看过的书，于是站在书架旁边，看了一两个钟头，直至图书馆的工友摇铃闭馆时，这才从如痴似梦的自我陶醉中清醒过来。
书库算是“工”字型建筑物的上一行，普通阅览室算是下一行，中间的一竖算是甬道，楼下为编目室，楼上为借书处兼特别研究室。借书处的四壁是书目和作者的卡片，只要你懂得一个书名，或作者的名字，你马上可以找出你想看的一本书。普通人每次进门时，可以领到一张入门券，你可以用这张入门券去借书，每次不得超过两本；看完之后，将书籍送还原处，换回入门券，然后才能够出门。
特别研究室一共有四间，每间有四副桌椅及书架。我蒙顾颉刚先生的介绍，得到一个研究室的席位，心里非常高兴。在特别研究室里，每次借书的数目没有限制，看完之后，书还放在书架上，不必马上交还出纳处。此外，该馆还编印一部《联合图书目录》，把北京的几间大学，如北大、燕京、清华、协和、税务等校所藏的英文书籍都编在一起。书名的底下注明各校的名称，出版的年代。假如你需要借书，北京图书馆的出纳处可以替你借到。这真是方便极了。
记得我刚进特别研究室那一天，我的对面忽然来个头戴瓜皮小帽，又瘦又矮的老头子。他穿着一件蓝布衫，手拿一个用蓝布包着的书包。他一声不响，很沉着地坐下来就写。起初我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人，经过细询之后，这才知道他是民国初年的国务总理，名字叫做张国淦。他是湖北人，专门研究地方志。他不但收藏很多县志，而且当顾颉刚先生所主持的禹贡学会开幕后不久，他便把自己所置的房屋拨一所出来作禹贡学会的会址。像这种大智若愚的饱学之士，恐怕国内别的地方不容易找得到。
图书馆的几个高级职员，多是王国维先生及梁任公先生的高足。他们学有根底，公余之暇，能够充分利用图书馆的便利，时常在报章杂志上发表文章。不用几年工夫，这些人都变成名教授了。
除自印《图书季刊》外，北京图书馆还编辑一种《图书副刊》，由《大公报》印行。这种专门登书评、新书简讯、作家动态、新学术的发展的刊物在当时的国内还算是创举。老实说，中国人的批评态度到如今还没有养成，对于一本新著的出版，不是闭着眼睛瞎捧一阵，就是信口开河地乱骂一场。魏文帝所谓：“文人相轻，自古已然。”想不到这两句话现在还用得着。
站在公允的立场来看书，你不但能领略书中的优点，而且能够发觉书中的缺点。戴着有色的眼镜来看书，那么黑白淆乱，是非颠倒，一部简洁有力的书，你很可以一笔抹煞地说它浅薄无聊；一部博大精深的大著，你也可以不顾一切地诬它为杂乱无章。因此，优秀的书评的写作，既能给读者以正确的指导，又能够给作者以精神上的鼓励。
图书馆的左邻为北海公园，右邻为生物调查所和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所的隔壁即我的家所在酒醋局胡同。起初我住在四号，后来才搬到五号。这间院子清静异常，我们吃完饭后，就跑到图书馆去用功，中午回来吃饭，饭后稍微休息一会，又跑到图书馆。一般不大相熟的朋友，以为我没有固定职业，居然能够无忧无虑地整天到图书馆去读书，这一定是因为我的先室的娘家有钱。其实，哑子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我的先室的娘家也像我一样地穷。好在我们经常写稿，稿费所得，足够维持一个小家庭的费用。其中青黄不接的时候，还有几位知心的朋友可以通融。
由于图书的便利，这无形中增加我读书的兴趣及写作的决心。“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一篇自己比较满意的论文发表后，不难引起读者的共鸣和鼓励，而读者的共鸣和鼓励，正是读书人求之不得的良药。
在七七抗战前的几年间，我几乎无日不和这间图书馆接近。假如燕京大学给我以结交几个师友的机会，那么北京图书馆可以说是给我带上治学的门径。可惜十多年来万方多难，不暇深造，使我仍然在学问的高墙外瞻顾观望，不能登堂入室。想起来，我真对不起燕京大学，更对不起北京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