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洪水横流，天地变色的上海，友人们首先遇难的是刘湛恩，张似旭二先生。
在那个时候，伪“维新政府”还没有成立，只有一个牛鬼蛇神的“大道市政府”，在鬼鬼祟祟的帮助着敌人干着谋杀的工作。
我们有一个地下的组织，包括了比较上层的爱国分子：有实业家，有银行家，有保险业者，有青年会的干事，有航运公司的人，有书店老板，有报馆记者，有著作家，有海关上的职员，有会计师，有大学教授等等，每星期有一个秘密的集会。在三四年间很做了些事。在这个团体之外，还有一个专门做对外宣传的机关，“国际问题研究会”，刘湛恩和胡愈之二先生是其中的主干，温宗尧也在这会里。他们在国际上很发生了些作用。
湛恩先生是慷慨激昂惯了的，在这会里，说的话最多，做的事也最多。当时不知道温宗尧已经变了，已经变做一个敌人的走狗，还引他为同志而推心置腹的对待他。但在伪“维新政府”将出现的前夕，湛恩先生听见人言籍籍的说温宗尧也是参与“维新”组织的一人，他素来心直口快，便正言厉色的质问着他。温宗尧绝口的否认着。他倒相信了温宗尧的话。不料这一次的会却是最后的一个会。过不了几天，温宗尧终于现出他的汉奸面目，湛恩先生也遇刺成仁。“国际问题研究会”遂以解散。
友人们都相信湛恩先生的死，是温宗尧所主使或告密的。像湛恩先生那样的嫉恶如仇，无所顾忌的人，敌人也许早已列在黑单上；不过这一次的事，更促成其早日发动而已。
湛恩先生他自己恐怕也已经发觉了“危险”；他预备要离开上海。他这时正担任着沪江大学的校长职务。为了他的慷慨与无畏，沪江大学里举办了不少附属的机关，成为上海一般热忱的青年“向往”的中心，他一死这些附属的机关便都烟消云散或“迁地为良”了。
如今想起湛恩先生成仁的情形还宛然在目。
有一天，我在薄暮的时候，夹着皮包，到沪江大学的一个附属机关去教课。在圆明园路的转角上，遇到了湛恩先生从对面走来。
我们立谈了一会。我问他道：“你的汽车呢？”
他道：“已经出卖了；预备就要走。”
我道：“你走了，事情怎么办呢？”
他道：“已经交代妥当了；随时可以走。”
“感觉到有什么迫切的危险么？”
他点点头。我们黯然的握手久久而别。
这一别便不再相见！
第二天上午，我坐了双层的公共汽车往东边去了。经过了静安寺路大华路口，有人问道：“早上有一个在这个地方被打死的么？”卖票的答道：“对的，我的那趟车刚好经过这一站，亲眼看见一个人躺在地上，凶手朝北逃。听说后来已被捉住。”
在这时，这种恐怖的暗杀事件已成了“司空见惯”的把戏，所以大家也变成不大好奇。我却纳闷着：这死的到底是一个仁人志士呢，还是一个汉奸？
旁晚，晚报出版，封面上赫然的用大字载着：“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遇刺”的消息，说是，湛恩先生上午九时，在大华路口等公共汽车，一个凶手从后边跑过去，对他开了一枪，立即转身逃去。但逃到爱文义路附近，终于被路人和巡捕逮捕了。这凶手不肯说出主使的人来。
我执着报纸的手因愤激而微微的抖着。友人们里第一个为国牺牲的人，第一个死于自己人的手里的人！我不能相信：竟会有人替敌人来暗杀爱国之士的！
也许是我的“幼稚”吧，我从来不曾想到过，也从来不会相信，会有人肯替敌人做事的-除了本来是不足齿于人类的伪“大道市政府”的一批“流氓”们。上海人至少是会采取消极的不合作主义的。难道还会有什么丧心病狂的替敌人奔走效劳么？后来知道虹口方面的公共汽车恢复了，招考女卖票员，居然有人去投考，居然考取了，已在车上卖票。我总以为这是不可想象的“怪事”。难道她们会有面目与车上乘客天天见面么？想不到竟会有人更进一步的替敌人来谋杀我们自己的仁人志士！
我伤心！我失望！我悲哀！我郁郁闷闷的感到心头上有一个瘤结，化不开，消不去！我不仅仅伤心湛恩先生的死，不仅仅悲哀一个同道的伟大的人物的凋谢，我是对于整个民族的融铸为一体的抗敌的信念有些因失望而不能十分坚持了！-当然后来一件件的事实，证明我这个“信念”也许有些太“幼稚”。
“如果湛恩先生不卖去汽车，也许可以不至那末容易被刺中吧？”我心里想着。
但后来知道，警务人员曾从凶手身上搜出一张小条子，上面有几个数字。问他，不肯说是指的什么东西或有什么意义。经过一番调查，才明白那几个数字乃是湛恩先生汽车的号码。可见敌人处心积虑，欲置湛恩先生于死地者为时已久。即坐了汽车，也是不能避免的。所可憾者，湛恩先生的到香港的船位本已定好，过两天便可以脱出险地；不料他们发动得那末快！这位同道的伟大的人物便这样的“成仁”而死！
湛恩先生死后不久，复有张似旭先生的被刺事件发生。
似旭先生是经常的在上面所说的那个地下的爱国团体出席的。他虽然是英文《大美晚报》的记者，却是一个强烈的正义感的爱国者。在国际宣传上，他也尽了很大的力量。从湛恩先生被刺后，他的踪迹便相当的秘密。
我有时在跑马厅北首的一家德国咖啡馆里喝茶；那个地方人很少，尤不易碰见相识的人；窗外是一大片绿油油的草地，眼界很宽很爽。
似旭先生便在这个咖啡馆里被刺死的。
一天下午，他在那里喝茶，不知是不是曾约会了人，突然的有一个凶手走上楼，向他开了一枪。他倒在椅上死去。凶手下楼逃走，谁也不敢追他。但在门口，被一个捷克青年遇到了，抱住了不放，他又开了一枪，把那位见义勇为的异国人也打死了。
我从此不再踏进这家咖啡馆；有一种异样的伤感与悲愤抓住了我，使我不再有喝午茶的闲情逸致。
我也从此不忍常坐于双层公共汽车的上层。从东走，在车窗上，可以望得见大华路口湛恩先生成仁的地方，也要经过那家咖啡馆，似旭先生的被刺的所在，处处触目伤心！岂止是“车过腹痛”而已！
湛恩、似旭二先生死后，我们的国际宣传的工作便松懈得多了，但那个地下工作的团体还是健在着，还继续的活动了三四年，一点也不曾退却，不曾忽略过一件小事或大事。集合了那末方面广大而复杂的人物在一起，经常的开着会，做着不少的事业，却始终不曾为敌人和敌人的走狗们所发觉，所注意，这不能不说是这个团体的分子的健全和机构的严密。也不能不相信：那一边虽然有少数的“为虎作伥”的汉奸们在跳梁，但最大多数的人民，却是我们的伙伴，我们的同志，我们的永远不死的前仆后继的精神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