缪荃孙所刊《京本通俗小说》，在《烟画东堂小品》中，此书近时亦不常见，今岁于坊间偶获两册，颇为欣然，书中所收宋人短篇小说七篇，余向时极爱读也。短篇小说是一新名词，见于国人介绍西洋文学以后；细按之，于小字之上再加短篇两字，不免有“床上施床，屋上架屋”之嫌，吾人以小说为一总类之名称，故尔不觉其不妥；但我观宋人所谓小说即包含有短篇之义。于何见之？《梦粱录》《都城纪胜》一类书述及宋代说话人（即今日之说书者）分四个家数，其中小说一门，说烟粉、灵怪、传奇等等。虽未注明是短篇抑系长篇，但据今日流存之话本以考，皆为短篇。盖此派说话人以一日能说毕一故事为原则，其有故事稍长，分两三日讲说者，仅为例外。另有说《三国志》《五代史》等长篇话本者，但别名讲史，亦称平话，与小说一派体例不侔。至于何时而将此类通俗文学混称小说，余未细考，以意度之，当在明代，其时宋代说话人之门庭家数，已成掌故，非一般人所习知矣。或谓小说之称，早见《汉志》，凡里巷浅俗之谈，皆可包括在内，安有单指短篇之理？此言诚是。但自汉以来，所谓小说，其涵义至广，凡笔记、杂说、野史、小品，皆可谓之小说，亦非纯文学之小说书可得而专用。而宋时民间有此一种狭义的称谓，此治小说史者亦应注意及之。譬如所谓文者，韵文、散文、骈文，均可包括，而南北朝人，有严辨文笔者，或称有韵为文，无韵为笔，或谓骈者是文，散者为笔；因知文学上之名称往往因时代变迁而有广狭不同之定义焉。此书题名小说，内容皆为短篇，可谓得宋人名称之旧。他如《三国志》《五代史》等，凡称宋元旧本者，皆标平话之目，不称小说，此非偶然之事，其中消息，不难探索也。
我国白话短篇小说，发展于宋（唐人偶有之，今日所残存之材料甚少），而极盛于明；明以后则复归岑寂。比较观之，宋人的几篇是话本，明人所作乃是“拟话本”，但供阅读。所谓“话本”，即当时说话人所用底本之意，皆出于无名文人所撰，或即说话人中有才学者所编，最初目的是说给民众听的，师以授徒，转手流传，其后印了出来，遂成民众读物。及至明代，冯梦龙辈编印许多短篇小说的集子，一面搜罗宋元旧话本，一面加入许多明人的以及自己的作品在内，此时之目的，乃专供人阅读之用。于是由真正的民间文学转移到书斋文学。故吾人读宋人作品，尚可想象听书的意味，至于明人之作，在体例上虽仍拟话本，此种意味即已减少。以作风而论，亦有不同。明人擅长写实，描写市井社会，刻画详尽，有时则为伦理的，劝世的。宋人之作纯粹是写意的浪漫的作风，其意境颇为高超，说者但以奇妙的故事娱乐听众，此外别无目的；而鬼怪的趣味又极浓厚，此亦时代使然。大概宋人距离唐人传奇小说之时代尚近，故作风亦与之接近也。宋人之诗摆脱唐诗面目，与其时特别发达之散文协调，同为理智时代之产物，但词及小说则因接近民间故，属于浪漫文学，有唐诗之意味。观此，吾人可以悟出，用一个哲学的或批评的名词，如“浪漫的”“理智的”之类，来概括说明一时代之文学或思想，必有不妥之处；要当分别言之耳。
宋人小说精美处诚非后人可及，可惜两宋说书业虽异常之盛，而话本流传至今者却寥寥可数。《京本通俗小说》一书，不知何人所编，亦不知原书有多少卷，缪氏所得是一残本，据以印出者仅此七卷，即原书之第十卷至第十六卷也。赖以存者，有宋人话本七篇，其目如下：
《碾玉观音》《菩萨蛮》《西山一窟鬼》《志诚张主管》
《拗相公》《错斩崔宁》《冯玉梅团圆》
尚有《金主亮荒淫》及《定州三怪》两卷，前者过于秽亵，后者破碎太甚，故未付梓。据缪氏云，所得原本是一影元人写本。吾人想象，以为“京本”者则或是宋人指杭州临安书铺所刊，事实上并非如此。郑西谛先生疑此书更非元人所编，缪氏所言全不可信，有长文论证其事，谓明人刊通俗文学书往往标“京本”以为号召，例证甚多。关于此点，余无新见，不能有所阐明。如单以此七篇而论，我曾反复细看，不能发现有宋以后人改篡的痕迹。我意即使全书为后人所编，此数篇尚是南宋人之真本，未经改动者。其原因有二，一则短篇故事非如长篇说部之容易被人增删；二则宋代说话人中之小说一派，其后不久绝迹，既无复用此类旧本以娱听众之人，即无改订话本之人，非如说《三国》《水浒》者，历代纷纷，传本不一也。
关于此书之内容考证，缪氏（署名“江东老蟫”）跋文提及一事，即《碾玉观音》篇中之三镇节度延安郡王指韩蕲王，秦州雄武军刘两府是刘锜，杨和王是杨沂中，官衔均不错。所言仅此，未免草草。实则此书尚有可与宋史印证者，此外宋人笔记中亦有不少材料，可供读此书者参证，今以知闻所及，广为引证，聊供谈助。
《冯玉梅团圆》
冯玉梅篇述及韩蕲王平建州范汝为乱事，此事详见《宋史·韩世忠传》，读者可以参阅：
建安范汝为反，辛企宗等讨捕未克，贼势愈炽，以世忠为福建江西荆湖宣抚副使。世忠曰，建居闽岭上流，贼沿流而下，七郡皆血肉矣。亟领步卒三万，水陆并进，次剑潭。贼焚桥，世忠策马先渡，师遂济。贼尽塞要路拒王师，世忠命诸军偃旗仆鼓，径抵凤凰山，俯瞰城邑，设云梯火楼，连日夜并攻，贼震怖叵测，五日，城破，汝为窜身自焚。斩其弟岳吉以徇，擒其谋主谢向、施逵及裨将陆必彊等五百余人。
《宋史》下文接述韩世忠以建州人民附贼，城破后欲作屠城之举，因李纲劝阻而止，今不具录。惟《宋史·韩世忠传》记此事竟不详年月，是一漏笔。今小说云，韩公将建州城攻破，在绍兴二年春正月。考宋人熊克所撰《中兴小纪》卷十二有云：
绍兴二年春正月，宣抚副使韩世忠围建城，辛丑夜，贼稍怠，官军梯而上城，遂破贼众一万余人。贼将叶谅以一军径走邵武，范汝为窜入回源洞，自缢死。世忠遣兵追捕，并贼将张雄等皆擒戮之。初世忠意城中人皆附贼，欲尽杀之，至福州，见观文殿学士李纲，纲因曰，建城百姓多无辜，世忠受教，故民得全活。及师还，父老送之，请为建生祠，世忠曰，活尔曹者李相公也。
则小说所言，年月皆确。《宋史》谓汝为自焚，《小纪》则云自缢，传说不一，今小说云，“范汝为情急放火自焚而死”，与《宋史》同。两书皆言世忠听李纲之教，城破后，不多杀戮，则小说所言“韩公招安余党，只有范氏一门不赦”之事，亦是当时实情，确切不误者也。
大概韩公平建乱之功业，煊赫在人耳目，临安说书人说此一段鸳鸯宝镜之传奇故事，距离绍兴年间当还不远，故于当时情事能亲切如此。孙子书先生《小说旁证》（北京图书馆馆刊第九卷一号）考《冯玉梅》篇之故事，引洪迈《夷坚志补》卷十一“徐信”条及无名氏《摭青杂说》“范汝为”条（《说郛》卷三十七引），说明故事之亦有所本，文长不录，读者可以参证焉。
另有一事可资谈助者，此卷开篇引一首民歌云：
月子弯弯照几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几家夫妇同罗帐，几家飘散在他州。
按此歌至今为人传诵（字句略有改易，首句“照几州”，今改为“照九州”，末句州字重韵，今改为“几个飘零在外头”），惟始于何时，甚少人能作答。今说书人云：“这是一首吴歌，出在建炎年间，述民间离乱之苦。”独言之凿凿如此。余初未甚置信，以为说书人姑妄言之，后读赵彦衡《云麓漫钞》，于卷九中发现一条记载，竟可为说书者作强有力之佐证。此条颇足珍贵，今抄录于下：
彭祭酒学校驰声，善破经义，每有难题，人多请破之，无不曲当。后有两省同僚，尝戏之，请破“月子弯弯照几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彭停思久之云，“运于上者无远近之殊，形于下者有悲欢之异”，人益叹服。此两句乃吴中舟师之歌，每于更阑月夜，操舟荡桨，抑遏其词而歌之，声甚凄怨。唐人有诗云，“徙倚仙居凭翠楼，分明宫漏静兼秋，长安一夜家家月，几处笙歌几处愁”，盛行于时，具载《辇下岁时记》，云是章孝标制，与此意同。
今考赵彦衡于绍熙年间作乌程县宰，又通判徽州，其人当生于南宋初年。《漫钞》所说为月子弯弯作破题的彭祭酒疑即彭龟年，龟年在乾道年间为太学博士，乃彦衡同时人而年辈略先。以此推之，则小说谓此首民歌出于南宋初年，大致可信。此云吴歌，彼云吴中舟师之歌，两方完全一致。夫此歌传诵至今，已八百余年，自有其感人之处，今吾人考明来历，知出在南宋建炎年间大战后之离乱局面，乃吴中舟师常于更阑月夜歌之者，则不觉所感尤深也。
《菩萨蛮》
上文说宋代说话人谈时事历历可据，但如《菩萨蛮》篇中却有一小错误。此卷书说及一个吴七郡王，云是高宗皇帝母舅。今按高宗之母即是在靖康乱时被俘北去而后来和议成后金人护送回朝之韦太后。韦后之弟兄，见于《宋史》者有一韦渊，于小说所说之吴七郡王完全不合。考南宋初年确有姓吴之国舅两人，乃高宗吴皇后之弟，一名吴益，一名吴盖。高宗内禅之后，退居德寿宫，其时吴皇后尊为太上皇后，吴益兄弟皆封郡王，益封太宁郡王，盖封新兴郡王，见《宋史·外戚传》。吴氏兄弟均为书翰中人，高宗待之甚厚，常时出入德寿宫，而吴益又为秦桧孙婿，气势更大。据余所见，此卷书中之吴七郡王决为吴益无疑，实乃孝宗皇帝之母舅，说书者误记耳。
关于吴益之为人，最好一段材料在周密《齐东野语》卷十：
庄简吴秦王益以元舅之尊，德寿（指太上皇高宗）特亲爱之，入宫每用家人礼。宪圣（指太上吴皇后）常持盈满之戒，毎吿之曰，凡有宴召，非得吾旨，不可擅入。一日，王竹冠练衣，芒鞋筇杖，独携一童，纵行三竺灵隐山中，濯足冷泉磐石之上，游人望之，俨如神仙，遂为逻者闻奏，次日德寿以小诗召之，曰，“趁此一轩风月好，橘香酒熟待君来”，令小珰持赐。王遂亟往，光尧（亦指太上皇）迎见笑谓曰，夜来冷泉之游乐乎？王恍然，顿首谢。光尧曰，朕宫中亦有此景，卿欲见之否？盖叠石疏泉，像飞来香林之胜，架堂其上曰冷泉。中揭一画，乃图庄简野服灌足于石上，且御制一赞云：“富贵不骄，戚婉称贤，扫除膏梁，放旷林泉，沧浪濯足，风度萧然，国之元舅，人中神仙。”于是尽醉而罢，因以赐之。
观周密所记与《菩萨蛮》篇之吴七郡王，身份气度完全相合。且《野语》恰记其常至灵隐一带闲游，则此回书中说其与可常和尚之一段交涉，非绝不可能之事，或即当时流传之逸闻欤？
原说书者所以缠误，亦自有故。宋代诸帝常用内禅之制。当吴益为郡王时，虽是孝宗临朝，而高宗尚在，且郡王与德寿宫接近，民间既以国舅称之，遂有误传为高宗母舅之可能，吾人于临安说书人殊不便苛责。又从此点，可知此小说之背景在隆兴、乾道间。而吴益之排行第七，《宋史》及宋人笔记中皆无考，吾人所知者益、盖兄弟两人皆较吴皇后小十岁左右，吴益之为吴皇后之七弟，惟当时人能知之，故知此篇作者亦必南宋时人也。
《梦粱录》《都城纪胜》两书记载宋代说话人分四个家数，各有门庭，但下文举出这四个家数时，文字分划得不清楚，常引起读者之疑问。且以《都城纪胜》来说，书中所开列出来的是：
一者小说，谓之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说公案，皆是朴刀赶棒及发迹变泰之事；说铁骑儿，谓士马金鼓之事；说经，谓演说佛书；说参请，谓宾主参禅悟道等事；讲史书，讲说前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合生与起令、随令相似，各占一事；商谜……猜诗谜、字谜、戾谜、社谜，本是隐语。
以较《梦粱录》，则《梦粱录》在“小说名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下面直接“公案、朴刀”等名目，不加分划，可知《都城纪胜》之说公案及说铁骑儿应仍属于小说一家。说经，《梦粱录》作谈经，与说参请似亦可并成一类。讲史书应该单立，而合生及商谜亦可归为一类。如是方合四家之数。据吾人之推测，或是如此。
最近新发现之南宋人罗烨所著《醉翁谈录》，有“小说引子”一篇，下面特笔注明“演史、讲经，并可通用”八字，此亦足证当时演史、讲经与小说，确是鼎足而三，各有门庭。此引子虽特为小说一家所撰，亦可例外通用于讲经、演史也。此三者何以门庭甚严？此则以后但将话本作阅读文学者所不能了解。其在当时书场中，此三派派头场面必有显著之不同，而且各有各的历史渊源。即如讲经一派，自是唐人佛书俗讲及说变文之嫡系，其中当仍有韵律文之部分，用特殊声调唱念的。演史是说长篇平话。小说讲短篇故事，中间串插的诗词，要用管弦伴唱。凡此种种，吾人仅约略推知而已。
若以内容而论，岂有绝不可通之处？譬如说佛谈因果报应，小说亦可劝人为善。小说中有说铁骑儿者，谓士马金鼓之事，而演史之说历朝兴废，更多杀伐战争。而小说一门，内容尤杂，烟粉、灵怪、传奇固是大宗，有时亦可说佛，亦可讲史，惟限于短篇耳。即如上文所讨论之两篇，《冯玉梅》是传奇之正宗，《菩萨蛮》即有说佛及说参请之成分。下文将论之《拗相公》篇亦有说佛意味。但如据此而认为此类乃是说佛一门所流传之话本，则余未首肯。观其体例，仍当属于小说，否则，较唐人俗讲及变文之本，面目何相异之远耶？
《拗相公》
此篇写王安石罢相以后，到江宁上任，途路之间，亲听人诉说新法之不便，又被乡间父老当面痛骂，以至到了江宁，愤恨而卒，写来非常之惨！故事虽设在北宋，而作者仍是南宋人。何以故？荆公之厉行新政，遭士大夫及民间之强烈反对，此是史实，惟以之作为话本之资料，公开笑骂，此在南宋，方属可能。盖终北宋之朝，荆公之势力尚在。蔡京当权时，以绍述新政为名，排斥元祐党人，而蔡卞为荆公之婿，方议孔庙配享以荆公升于四哲之列。故汴京之说话人断不敢辱及圣贤。及至靖康之乱，宋室南渡，人民受尽转徙流离的苦楚，那一股怨气都归结在蔡京身上，蔡京既是绍述新政的，所以推原祸始，痛恨荆公。此为民间一般人之论调（读者可参看《宣和遗事》一书），所以此篇小说写得非常刻毒，是南宋人泄愤之作，不可以泛泛的讽刺小说读之。
篇中所说固出于小说家之点缀，但不无所本。说王荆公亲见儿子王雱在阴间受苦事，屡见于宋人笔记。邵伯温《闻见录》云：“荆公在钟山，尝恍惚见雱荷铁枷如重囚，荆公遂施所居半山园为寺，以荐其福。”方勺《泊宅编》亦有类似的记载，今不具引。最早之一条，据余所知，在北宋人刘延世所作《孙公谈圃》中：
张靖言，荆公在金陵，未病前一岁，白日见一人上堂再拜，乃故群牧吏，其死已久矣。荆公惊问何故来，吏曰，蒙相公恩，以待制（指王雱）故来。荆公怆然问雱安在，吏曰，见今来结绝了，如要见，可于某夕幕府下，切勿惊呼，唯可令一亲信者在侧。荆公如其言，顷之，见一紫袍博带，据案而坐，乃故吏也。狱卒数人，枷一囚自大门而入，身具桎梏，曳病足立廷下，血污地，呻吟之声殆不可闻，乃雱也。……明年，荆公薨。
《孙公谈圃》者，刘延世所记孙升之谈话，其时在绍圣初年。孙升即为反对新政之一人，张靖乃其门人也。可知此类故事，在北宋时即已流行于士大夫间，尤为反对荆公者所乐道。考王雱少年早卒，据云所患是失心病，因疑其妇与人有私日与争闹（见《东轩笔录》），病时，荆公延道流作醮，大陈楮钱（见《曲洧旧闻》）。其死既甚可怜，死后有在阴间受苦之传说亦不为无因矣。
当荆公力行新政时，民间既强烈反对，其有人于邮亭驿壁题诗以寓怨刺，自属可能之事。岳珂《桯史》卷九记云：
熙宁七年四月，王荆公罢相，镇金陵。是秋，江左大蝗。有无名子题诗赏心亭曰，“青苗免役两妨农，天下嗷嗷怨相公，惟有蝗虫感恩德，又随钧旆过江东。”荆公一日饯客至亭上，览之不悦，命左右物色，竟莫知其为何人也。
又南宋百岁老人袁某所撰《枫窗小牍》载，东京相国寺壁题有“终岁荒芜湖浦焦”七绝一首，无人能知其意，后东坡解之，谓其中隐“青苗法安石误国贼民”九字云云，亦近于小说家言。惜作《拗相公》篇者不曾知道这些材料，未编入话本之中。今话本所出诸诗，不甚高明，殊不及赏心亭一绝之有味。
荆公投宿村店，遇一老叟，言谈之下，痛骂王安石，至欲手刃其头，荆公不觉悚然，不待宿而去。此段故事与宋太宗时宰相卢多逊南贬，遇一老妪之故事极相类似。卢事见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十：
卢多逊南迁朱崖，逾岭憩一山店，店妪举止和淑，颇能谈京华事。卢访之，妪不知为卢也。曰，家故汴都，累代仕族，一子仕州县，卢相公违法治一事，子不能奉，诬窜南方。到方周岁，尽室沦丧，独残老妪流落在此，意有所待。卢相欺上罔下，倚势害物，天道昭昭，行当南窜，未亡间庶见于此，以快宿憾尔。因号呼泣下。卢不待食，促驾而去。
此类故事，诚可感动人心。唐宋法度，即以宰辅之尊，一朝有失，可以一贬再贬，直贬到穷乡僻壤作一个小小县尉，为极寻常之事。此时求死不得，求退不能，所以宦海升沉，古人每有持满之戒，以明机早退为贤。今之从政者，殆有恃而无恐欤！
荆公既遇老叟，复遇一老妪，向之诉说云：“自王安石做了相公，立新法以扰民，老妾二十年孀妇，止与一婢同处，妇女二口，也要出免役助役等钱，钱既出了，差役如故。”读至此段，或疑说书者言之过甚，其实倒是实情。《宋史·王安石传》中说得明白：
免役之法，据家赀高下，各令出钱，顾人免役。下至单丁女户，本来无役者，亦一概输钱，谓之助役钱。
原来单丁女户，本来无役者，亦须出助役钱，此事出吾人意料之外。这篇小说做了《宋史》之绝好注脚。可知荆公之经济政策真是无微不入，近来史家之崇拜荆公者读《宋史》此节恐亦难回护也。至于出了钱差役如故，此事更出荆公意外，但在吾人意料之中。
吕叔湘先生曾对我说，南宋人称北宋在习惯上应仍是“我宋”或“大宋”，今《拗相公》篇称“北宋神宗皇帝年间”一若宋以后人之口气者，应如何解释？余于南宋人之著述却未细査，不知有何称北宋之例。关于决定此篇之制作年代，可从另一点观察之。此篇称王安石初任“庆元府鄞县知县”，考庆元府本为明州奉化郡，是绍熙五年宋宁宗即位后所改，在安石做宰时尚无庆元府之称，而元世祖既平两浙，又改庆元府为庆元路。此篇作者于鄞县上安“庆元府”三字，于无意中流露出绍熙以后元以前人之口气。除非原本作庆元路，经有识者知其非宋时之称，为改去一字，但此人既有学识，何不径改为明州乎？余意在南宋初年，人心未死，不致称靖康以前为“北宋”，及至南宋后期，半壁江山之局面形成已久，民间渐有称“北宋”之习惯，此则读史者堪为叹息者也。
其余几篇及附论
《碾玉观音》《志诚张主管》《西山一窟鬼》三篇，情节离奇，文字清丽，是小说中之杰作。故事内容是烟粉、灵怪合而为一者。《醉翁谈录》虽将小说种类分得极细，烟粉是烟粉，灵怪是灵怪，但观其所举目录，知亦是勉强分类，不可拘泥。即如《菩萨蛮》之说佛又出罗氏八类以外也。《错斩崔宁》属于说公案，亦小说中之一类。书中主人与《碾玉观音》篇同为崔宁，其事至巧，不知但是偶同，或由“老郎们”（宋人谓说话人之前辈之称）之误传，余难以臆断。
《西山一窟鬼》尤为奇特，以此篇较《太平广记》中所收唐以前之说鬼，其艺术之进步为何如耶？以后惟蒲松龄之《聊斋志异》差能胜之。篇内说西湖山道，杭州里坊，亲切熟悉，是临安说书人的口气。而“一窟鬼”亦是宋时俗语，《梦粱录》卷十六记杭州茶肆，中瓦内王妈妈茶坊名“一窟鬼茶坊”，此茶坊不知因何故而得此诨名，或为烟花妓女丛杂之地欤？录中又有朱骷髅茶坊，骷髅与鬼，意义亦近。
以上数篇，故事无考。孙子书先生《小说旁证》考《碾玉观音》引元无名氏《异闻总录·郭银匠》条，但其关系甚浅；考《西山一窟鬼》引《鬼董》卷四《樊生》条，其情节亦不全似也。
《碾玉观音》分上下两篇，是一故事可于两日连讲之例。故用两个开篇。宋人小说中之开篇，一名“入话”，例用诗词或另一小故事，以引入正本。盖说书人于未说本文之前，先说唱一段，以为定场之用，编话本者于此亦施其才学，使入话与本文若有关联者然。此类开篇，有极讲究者，如本书《碾玉观音》及《西山一窟鬼》卷首，各用十几首诗词，首首关联，层层倾泻，有群珠走盘之妙，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后来小说纯粹变为读物，开篇渐渐匿迹。据明时人云，古本《水浒》每回前各有有味的开篇，惜为时本所删尽，今不得而见矣。
缪荃孙评此类开篇用“雅韵欲流”四字，颇为恰当。吾人今日以此书当小说读，亦但能感到雅韵欲流而已，此外的好处，已不能领略。如设身在宋代书场中，即大不同。凡开篇中以及本文中所穿插之诗词，必是说书人实际歌唱之部分，而并不是编者夸耀其才藻，徒供读者欣赏的。盖宋人以词为乐府，上自王公大臣，下至贩夫走卒，莫不能唱几首词，而且每个词调，有宫调可系，歌法不一。今小说中既插入若干首《蝶恋花》《浣溪沙》之类，则小说人必有歌唱此类词调之本领，且亦必以管弦伴奏，不难推想。
或问今书中于词之外，尚有诗，岂唐人歌诗之法，至宋尚存欤？又宋人歌词用何种乐器？余意凡属韵文，皆可施于管弦，如今日书场中之开篇，多七言韵文，亦有悦耳之声调，则宋人自亦能唱诗，不必拘泥于唐人之音调。至词之歌法，用何种乐器，据余所知，并无一定，随场面之大小而异。其简单者但用一管笛子或箫已可，如姜白石之“小红低唱我吹箫”是矣。繁复者则凡琵琶、笙、笛、觱篥、方响、鼓板等等一齐可以加入。大概小令以清俊耐听，乐器宜从简少，如大曲中之摘遍等类，音节繁衍，宜用多种乐器合奏也。小说一名“银字儿”，不知当作何解，近人意见，谓银字儿是管乐上之名称（引《乐府杂录》尉迟青吹银字管觱篥为证；银子管如是管色之名，则可泛用于管乐，不必限于觱篥）。此说虽未为定论，但小说人之歌唱诗词，以乐器伴奏，且必兼用管乐及弦乐，其事极易明白，非甚难想象者。吾观宋代书场中，场面相当热闹。《都城纪胜》述商谜家用鼓板吹“贺圣朝”以为开场，可作一证。
由是言之，小说人者，不单以舌辩动人，亦复以声音娱客，如今之说小书者然，必两事兼擅，方为全才。吾人想象如此，惟《梦粱录》等类书未曾详细加以说明而已。故小说一名词话，词指唱，话即说话，即有说有唱之意。往往先唱几首词，引起故事，如读此书，即可明白。细辨之，话字包含有故事之意，今日本文中犹用此义，恐尚是唐人之旧，故说话者非他，即讲故事之谓。今称说小书者谓弹词，乃偏举其唱的部分而言，而忽略其讲说之部分，尚不及宋人之用词话一名称为确当也。因后世论词之书皆称词话，于是目录学家乃感迷惑。《也是园书目》将此类小说编入词话类中，原有依据；而缪荃孙氏遽论为必系评话之误，其说大谬。盖缪氏心中认为词话乃论词之书，评话则是小说之别名耳。不知评话者乃演史一家之称，与小说之一名词话者，门庭各别，如上文所述。此《碾玉观音》等数篇，不可以称为评话，但称为话本则可，因“话本”两字乃概括的名称，演史家所用之本，可称为话本，小说家所用之本亦可称为话本。缪氏殆将小说、话本、评话三个不同的名称混用，而未细别其定义也。
对“评话”两字之解释，今学者尚无定论。或谓唐代通俗小说有变文，评与变殆一音之转。此说牵连过远，未为笃论。余意评话原作平话，平话者平说之意，盖不夹吹弹，讲者只用醒木一块，舌辩滔滔，说历代兴亡故事，如今日之说大书然。且评话之名称至今尚保存着。北方谓之“说平书”。江浙一带说书场中分两派，一派说唱《珍珠塔》《玉蜻蜓》之类，谓之“说小书”，亦称“弹词家”；一派说《岳传》《三国》等，谓之“说大书”，亦称“评话家”。后者自是宋人演史之嫡系，迄今亘八百年而未变者。余见有扬州人说《水浒传》，粉牌上标“维扬评话”之目。以今证古，知宋人演史一派，中间亦不夹歌唱之部分。
凡事有幸有不幸，当宋时，小说与演史对垒，乃其中一派至今尚盛，而一派则不久绝迹。今之弹词家，虽略得宋代银字儿之仿佛，但究有相异之点。第一，韵文部分甚多，且为主体；第二，所讲亦是长本，不是短篇；第三，但用三弦及琵琶，不用管乐。我观宋代小说人每日讲一故事，首尾毕具，为极合情理之事，不知何故，其后反归淘汰，正如元人杂剧限用四五折，使一次能演完，甚合西洋戏剧通则，乃明人传奇代兴，皆是长本，其中精彩甚少，令人厌倦。所谓进化者无乃反常欤？以中国之大，或者尚有讲短篇故事者，存在于乡村茶肆中，亦未可知。如有之，则余甚愿获见其话本。
宋人小说虽不久绝迹，以言对于文学之影响，则既巨且深。明人之短篇拟话本，是其嫡传。此外，烟粉传奇故事，演变而成才子佳人派之中篇小说。说公案及朴刀杆棒之流则为后世侠义小说之祖。《水浒传》亦此派之集腋成裘者，非出演史。凡一切社会人情小说，虽各为长本，观其描绘人情之细腻及对话之纯粹用口语，皆不从演史派来，实从小说派蜕化而出。古本《金瓶梅》标词话之名，尚可明其渊源所自。故直接间接其影响直至于《儒林外史》及《红楼梦》。余观演史派之话本，文学价值较低，到底因为要依傍正史，又于一部书中述数十年乃至数百年之事，人物太多，描写不细；反之，小说派只写若干人物之事，于情节又极自由，可以随心制作，得尽其艺术之手腕也。
（《国文月刊》第16期，1942年。原注1941年5月初稿，1942年1月改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