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布拉格召开的第八次国际哲学会议上的发言
鉴于这次会议的筹备委员会通知我们，会议所讨论的重点是，关于联系生活的需要来评论流行的哲学思想和分析哲学对公众事务的影响。因此，我在这份简短的报告中，就不涉及学术范围内所讨论的专门的哲学问题，例如宇宙形成问题或者认识的正确性问题，而仅限于谈谈并非是指导，而只是象征中国发展方向的时代精神的理性表现问题。
今天的中国不是过去的中国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一些违背它的意愿的外力压迫的结果。它面临着崭新的情况，感到很迷惑。为了更好地理解并更明智地适应这种新局面，它有时必须用过去来理解现在，有时又必须用现在去理解过去。也就是说，它必须把面临的新文化和固有的旧文化联系起来，认为二者并不是相互不理解的，而是相互理解的。二者在相互理解的同时，也还有所批评。在用旧文化来理解新文化，或者用新文化来理解旧文化的过程中，有时不能不根据旧文化来批评新文化，有时又不能不根据新文化来批评旧文化。这种情况是东西文化在中国相遇的自然产物。并且已经引起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关注。正是这种情况，构成了中国近五十年来思想的主流。
应该注意到，在近五十年内，对新旧文化的理解和批评，是根据不同时期里对外来新文化认识程度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一般说来，有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898年在光绪皇帝领导下，以康有为为首的注定要失败的政治改革时期。康有为是儒家公羊学派的一位知名的学者。这个学派认为，孔夫子是神圣的教主，大成至圣先师。孔夫子设计了人类进步的各个阶段的方案，主要的有三个：第一个阶段，是“据乱世”；第二个阶段，是“升平世”；第三个阶段，是“太平世”。在“据乱世，则内其国而外诸夏”。在“升平世，则内诸夏而外夷狄”，在“太平世，则远近大小若一”，“孔子已预知之”。孔夫子设计了三种社会制度。康有为认为，东西方之间的交流，欧亚的政治和社会的改革，都证明人类正在从“据乱世”发展到较高级的“升平世”，再到“太平世”的过程。虽然孔夫子的学说没有包括西方所有国家，但是却包括了西方大多数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的情况。康有为是他那个时代改良运动的领袖，但是他认为他的主张，并不是采用西方的新文化，相反的他是要实现孔夫子的古老学说。康有为写了许多关于儒家经典著作的评注的书。他在这些书中加进了自己的新思想。除此以外，康有为还写了一本《大同书》。他在这本书中，具体地描绘了一幅乌托邦的图景，并且，他坚持认为这个图景只有在人类文化发展的最高阶段，在人类进步的最后阶段，即在孔夫子所设计的人类进步的第三阶段，才一定会成为事实。虽然这本书是如此的大胆和革命，甚至使大多数乌托邦主义者都感到吃惊，但是康有为自己并不是一位乌托邦主义者。因为，在他实行的政治纲领中，他坚决主张建立君主立宪制。
谭嗣同是康有为革新运动中的一个成员。作为一位哲学家，谭嗣同写了《仁学》一书。他在这本书中，也讲了孔夫子关于人类进步分三个阶段的学说。他认为，虽然孔夫子提出了三个阶段的一般方案。但是孔夫子谈得最多的乃是“据乱世”。这就是为什么孔夫子时常被歪曲为传统制度和传统道德的维护者的原因。基督教关于“博爱”和“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教义和孔夫子关于“升平世”的学说很接近，而孔夫子关于人类发展的最高阶段，即“太平世”的学说，则和佛教超出人间的一切差别以及世俗道德出世的思想很接近。
这个时代的主要精神是它的领导者们对西方传入的新文化并不抱敌对的态度，对它们的价值也不缺乏积极的评价。但是，他们仅仅是在符合孔夫子虚构的方案范围内才予以积极评价。其实，他们这是按照旧文化来理解和评论新文化。应该注意到，对建立起共和国的1911年的革命所作的哲学上的论证，主要是来自于中国哲学的影响。他们经常引证并发挥孟子所说的名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欧洲的卢梭等革命作家的学说，也起着作用。人们常常以为他们也符合孟子的观点，因而认为他们也是正确的。
第二个时期，是1919年高涨的新文化运动时期。这个时期的时代精神是用新文化批判旧文化。陈独秀和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哲学家胡适出版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这本书，实际上是一本批判中国哲学的书，而不是一本中国哲学的历史书。中国哲学中两个影响最大的学派——儒家和道家，受到了他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观点的批判和怀疑。胡适赞成个人自由发展的，因此他认为儒家使个人服从于君主和父亲，服从于国家和家庭的学说是错误的。胡适赞成个人奋斗，征服自然的精神，因此他认为道家消极的学说是错误的。我们在读胡适的书时，不能不感到他认为中国文化的全部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与此相反，有一个旧文化的维护者——哲学家梁漱溟，在胡适的哲学史出版之后不久，他出版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他在这本书里坚决主张每一种文化都体现了一种生活的“路向”。生活的路向主要有三条：满足意欲，限制意欲，否定意欲。如果我们选择第一条路向，那么我们就有西洋文化；如果我们选择第二条路向，那么我们就有中国文化；如果我们选择第三条路向，那么我们就有印度文化。这三种文化应该体现人类发展的三个阶段。人们首先应该去认识并征服自然。当人们在自然界里获得了足够的生存条件之后，就应该限制自己的意欲，并知道如何限制自己的意欲。但是，在生活中有着一定的内部矛盾，并且这种矛盾也是无法解决的。因此，人们最后就采取了否定意欲，否定生活的路向。中国和印度的文化，并不是错在它们本身似乎无用，相反的，它们的文化是第一流的，其中有许多东西是人们所应汲取的，而是错在它们没有通过第一条路向，就采取了第二条和第三条路向。它们的路向是对的，但是“不合时宜”。因此，东方文化的维护者梁漱溟认为，在东方文化里面也一定有一些错误。所以，梁漱溟的书也是体现了他那个时期的时代精神。
第三个时期，是建立起国民政府的1926年的民族运动时期。这个运动，最初是国共合作进行的。孙中山是1911年革命的领袖，他把共产主义社会作为这个运动的最高理想，但他并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他反对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他认为理想的社会是“博爱”，而不是仇恨。民族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不久就分裂了，民族主义者对共产主义者进行了镇压。由于这个运动，中国对于西方新文化采取了一个新的态度。因此，人们认为，西方的新文化在政治和经济方面都不是绝对完善的，是人类进步的一个阶段。历史并没有停止，它在前进中，看起来，要实现世界大同这一最后目标，这种思想在古老的东方要比在现代的西方更适宜一些。事实上，如果我们只采取马克思的人类发展的理论，而不采取他的唯物论，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在马克思的理论和康有为的公羊学之间有些相似。甚至在谭嗣同的《仁学》一书中，既没有谈到黑格尔，也没有谈到马克思，却也指出了马克思主义者所谓的人类发展的辩证法，即他指出了未来的理想社会和最初的原始社会之间也有一些相同之处，但是并不是回复到原始社会，而是前进了。
第三个时期的时代精神和第一个时期的时代精神是相同的吗？不。第一个时期的知识分子的领袖们所关注的是以旧文化来理解新文化，而我们现在也要以新文化来理解旧文化。第二个时期的知识分子的领袖们所关注的是指出东西文化之间的不同之点，而我们现在也要看到它们之间的共同之点。我们认为，如果东西文化有所不同的话，那就是不同环境的产物。在不同的环境里，人们有不同的反应。如果我们把反应和产生它的环境一起来考虑，如果我们一起考虑反应和产生它的环境，那么我们也许可以和黑格尔一样说“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因此，我们现在所关注的不是像第一、二两个时期的知识分子那样，用一种文化来批评另一种文化，而是用一种文化来阐明另一种文化，因而就能更好地理解这两种文化。我们现在所注意的是东西文化的相互阐明，而不是它们的相互批评，应该看到这两种文化都说明了人类发展的共同趋势和人性的共同原则，所以东西文化不仅是相互联系的，而且是相互统一的。
我们在哲学专著里，也应该看到同一种精神，我们比较和研究中国和欧洲的哲学思想，并不是为了判断孰是孰非，而只是注意用一种文化来阐明另一种文化。我们期望不久之后，欧洲的哲学思想将由中国哲学的直觉和体会来予以补充，同时中国的哲学思想也由欧洲的逻辑和清晰的思维来予以阐明。
这就是我所认为的中国近五十年来的三个时期的时代精神的一些特点。按照黑格尔的辩证法，我们可以说第一个时期是“正”，第二个时期是“反”，第三个时期是“合”。
193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