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狒狒》引
我自己想，这世界，我是太拙劣的一人吧。凡是别的人所知的我都不知，凡是一个二十岁傻子也能做的事我都不能。到这人海中，我正如一个从另外的什么国度里爬过来的人。为我计，仍然去当那每月七块三毛钱的勤务兵，于我还合宜点。但如今，是想要转去也不能了。最近我们的大王，就又为了别的大王的压迫而带了队伍走去，纵要转去，恐怕再去找那原有名额也无从找了。以一个只适宜于当七块三毛钱的勤务兵的人来写小说，当然是我与艺术两面的不幸！
我真不敢回想，回想使我觉得可哀。一个人，孤孤单单，穿了一件吊钟似的短衫，走到文庙前去看号兵吹号玩的生活，是怎样一种生活呀！拿了副官长长长的牙骨烟杆，随到一匹飞跑着的花马后面追着，大街上横冲直撞，那又是怎样一种生活呀！然而，我在这类寂寞可伤的生活中，居然长大起来了。把军籍的名涂抹后，来到北京。因为穷，学着人写一点小说之类，誊好后，另纸加上谦卑的书信，送到这家那家报馆去，以每千字五毛左右的报酬来养活着自己，我一年来是如此度过的。
未来的生活又包围了我。回头既不能，写五毛钱或一块钱一千字的文章，因为病，也不大容易写出了，因此，我才想起把这些稿子胡乱的汇拢来，再卖一次。
所谓艺术，那只合让那类文豪、准文豪、名士、准名士等人去谈。关于艺术以及类乎艺术这类话语，我是一点也不懂得的。我只是用一种很笨的、异常不艺术的文字，捉萤火那样去捕捉那些在我眼前闪过的逝去的一切，这是我创作的方法。
方法既如此，所谓狭，当然不能免，但我所能给人的，只是这样一点点东西，平凡生活的一面，虽然在大人们看来是太狭，比之于虽丰富而全不给人的，或许要稍好点吧。
在此，我应感谢帮助此书出版的朋友们——已死或犹生的，尤其是两个长眠了的朋友，给我的力量颇多。他们的无端灭亡，使我对生存感到更深的寂寞与哀愁，因此才下决心脱离兵籍，到北京来，写成此书。否则，这时也许我还在那队伍中作小兵吧。
因了写《第二个狒狒》同《棉鞋》，我曾在一个地方，受了一批类乎狒狒的英雄嘲弄过，且口上的拳头是似乎捏上了。而我咧，却那么装成老实不知的对付过去。为纪念各样不中用的我在这世界上所受的痛苦与迫害，我把这书名叫作《第二个狒狒》。
一九二六年七月十五日，作于北京新窄而霉小斋
冰季同我
今年春天，一个朋友从北京来信，说有个小孩子快要到上海了，介绍他来找你。
我心想，我是顶无趣味的一个人，找我作什么？我就先作一种估计，计算若果人来了，我同他说些什么话。我照例是在说话一方面缺少天才，而且常常陷到窘迫中使到我这里来的人感到失望的。慢慢的也有主意了，就是不许朋友只来一次，必定是到了一次还想再来，这样仿佛便是我的胜利。
不久，人真到了我住处了，一对大眼睛同一个高鼻梁，是他的特点。瘦，也是这孩子的特点。年纪青青的就这样瘦，据说是害胃病，很使我吃惊，因为我在二十岁以前虽然不肥，每天走一百里路是常事，并且饿了一些日子也不作兴害病什么。他到底是“城里人”，生活好，养娇了。
我们乱说了一阵话，我要走了。听到外面落雨，因为最初写信来我是告他坐公共汽车的，我就说，你不要坐公共汽车，叫人力车去好了。他说他有汽车在门外等候。他出了门，到后就上到那汽车前面司机位置处去，说“我会开车呢”，很欢喜样子，把车开动，回家去了。
我才明白了他病的原因。年青人，在完美的家庭中，过着好日子，若要肥，使脸团团如月饼，也是容易事。冰季聪明，有思想，所以瘦了。
我很为我自己主意满意的是，冰季过了约莫六天，又到了我的住处。是白天，坐的很久，我们有空暇谈到许多新事情，谈到做文章，他告我在北京，他也常常做。我有一个顶不好的脾气，就是一听到别人说在写小说，总就把别人引为“同志”，以为必须多写，用工作苦恼自己，用工作求完全，才是生活的意义。这话照例也同他说了。我要他在去国以前写点来，日子纵少，也不妨写。他答应我，到后又走了。这样诺诺唯唯答应了我，回去打哈哈说我是呆子的大约就很有人，理由是这些人似乎全很“聪明”，有“天才”，所以对于我的主张加以嘲弄了。但冰季聪明是与那些聪明天才两样的，他居然相信了我的话，用呆气力写文章，一个月内陆陆续续就送了十来篇短篇小说来。这集子，便是我从那一些小说中选出来的。
他许可我有在字句组织上加以修改的权利。照他的意思去做，文章会较完全一点，因为在文字组织上，我或者因习惯的缘故可以斟酌取舍，使好处更见到完全。但到后我是一字不动，付印了。我以为应当让冰季去发现自己的疏忽处才是。我把我的作品永远放在“训练自己达到将来更完全”的一个口号上面，如今让冰季也用了这口号，去向将来努力。我们把作品集印一本书的目的，是留下了某一段工作，供自己在“思想”“技术”方面有一个修正的机会，不是为了成名。创作的意识是应当维持到自我怿悦，不应当维持到另外希望上面。因为最初的迈步，看到缺点，我们才知道对于那缺点弥补的必需。我因这缘故也就印了些书。
这集子，我以为这只是冰季用文字解释生活参与人生的第一步，对于世誉这样东西，不必要得到它的帮助。我希望他能继续走上他自己能走的路，不怠惰，不自足，不固于一隅。
他现在只是十八岁，我在十八岁时住在湖南一个小县分，还没有读报纸的机会，每天就只能穿了一件大到不相称的棉军服到河边去看来去船只，或者爬上城垛去采取悬到雉堞外野生的刺梨，比较起来冰季是太幸福了。不过关于对世情的观察，冰季虽处到与我完全不同的一种境界中，却并不与我两样。或者这基于气质，他爱妄想，爱……我可以从他许多地方发现我过去的精神，在另一方面而我缺少的是他的聪明；我在他那样年龄时，对于一切是没有这样惊人的理解的。
他据说不久就要到海船上消磨一些岁月去了。依我想，家里的老人对于他自然是总象很不放心，就是他，也似乎缺少把自己跌进一个陌生世界里去明白一切的勇气。冰季应当乘到年青时知道生活以外的事，应当去经验同体会，海上一切将使他伟大，再过八年，到我这样年纪时，我猜想他必定能够写得出许多好文章。
这里写的一点文字，放在冰季第一个著作集前面，算是我对于冰季的人及他小说的感想与希望。
一九二九年秋末作
《生命的沫》题记
近来记忆力的衰退，常常使我自己发大惊讶。盈昂把这个本子寄来，仿佛才明白去年已经写过这样多文章，印到各种杂志上。盈昂的琐碎趣味，使我非常感动。从这小本上我才能记起四年来已经写过十三本集子，全因为急于要钱，在一个最不体面的行市下卖去了。我去年鼻血特别流得多，脾气也特别坏。到今年，人变成为中年人，萧条中更缺少生趣了。看到上面某几篇文章，我的血，母亲的病，幼妹的泪，都仿佛尚在眼前。今年还是血，还是泪，文章没有了。力的衰颓，生命的迸散，我看到了我自己的腐烂与灭亡，喑哑不敢作声。
在寂寞里我也自慰过，“还是春天，无望无助的做点事情，把自己放在一个沉默里过日子，抓到这寂寞，再来作新的迈步。什么是将来，可以不必过问，不用打算。”可是到了连昨日做的事也不能保留到记忆上，我觉得工作的无聊可怜了。春天是无用的，在放荡里如今换到夏天了。
我总是糟塌自己卑视自己，一切道德标准在我面前皆失去了拘束，一切尊敬皆完全无用，一切爱憎皆与人相反，所以从无一时满意过我的世界同我的文章。在我一切作品上，因为产生动机与结果完全没有了自己，我总不让有机会给我自己作第二次阅读（看到它们不是使我红脸就是使我生气）。我愿意回返到“说故事的故事”那种生活上去。我总是梦到坐一只小船，在船上打点小牌，骂骂野话，过着兵士的日子。我欢喜同“会明”那种人抬一箩米到溪里去淘，我极其高兴把一支笔画出那乡村典型的脸同心，如象《道师与道场》那种据说猥亵缺少端倪的故事。我的朋友上司就是“参军”一流人物。我的故事就是《龙朱》同《菜园》，在那上面我解释到我生活和爱憎。我的世界完全不是文学的世界，我太与那些愚暗，粗野，新犁过的土地同冰冷的枪接近熟习，我所懂的太与都会离远了。把我的世界，介绍给都会中人，使一些日里吃肉晚上睡觉的人生出惊讶，从那种惊讶里，我正如得到许多不相称的侮辱。用附属于绅士意义下养成的趣味，接受了我的作品的这件事，我是时时刻刻放在心上，不能忘记的。
我爱悦的一切还是存在，它们使我灵魂安宁。我的身体却为都市生活揪着，不能挣扎。两面的认识给我大量的苦恼，这冲突，这不调和的生命，使我永远同幸福分手了。《元宵》上的雷士先生，实在相宜的生活，便是坐自己的房里数数对墙的蜂窝过日子，因为这才是一个农村长大的人转到都市中生活当然的事。我的生活方面的惨败，是我分内的事，不遁避，不悔。坐在房间里，我的耳朵里永远响的是拉船人声音，狗叫声，牛角声音。一出门，遇到的是生长在上海农民文学家同革命文学家，预备到××饭店去携手赴席，这时我脸上有笑容了。我是从另外一个地方来的人，一切陌生，一切不能习惯，形成现在的自己的。朋友们明白这个，也就不太担心到我的生活，以为简直不行；也就不会误用好意，以为一个妇人就可以把我医好了。
把这个集子题上《生命的沫》，盈昂或者同意。今年来，生命沉静了，生活转到深秋，澄清见底，所以这种泡沫为自己见到时，在晚春的蓝天燠阳里觉得有灰色的冬的暗淡。
一九三〇年四月廿四日题
《秋之沦落》序
使文字努力方向，由于“词藻的摹拟”，转到“言语的亲切”，小朋友中有几个人把这种意见保留，因此在创作时得到很多方便，居然写了很多非常朴实美丽文章。
使创作态度由于“热情的自炫”，“感慨的无从节制”，“急于小成”，“取法乎一般标准”，而转到“沉默的努力”，“安详的注意”，“勇于写作而怯于发表”，极力使文字成为“自己的言语”，这一点，朋友中同意于我的是更多了的。
在这两件事情上，同意于我意见的这几个朋友，将来的成就，我想在中国新文学上一定有非常的影响。
李连萃君是一群新起作家中最有力量的一个。半年来我们在一处过了些日子，便写成了这《秋之沦落》短篇集。我希望连萃的成就，并不只是这样一本书，他自己也不应该以此为自足。朋友们人各愿以傻子自居，在创作上来努力，十年，或二十年……失败了，重新再来，跌下了，又复爬起，所以第一步并不得到完全成功，那是无害的。我们要走到的也许是一生没有机会达到的地方，我们将忍受一种寂寞，用“将来”慰藉“现在”。“巧于自炫”不是我们从事文学者的正当态度，连萃是愿意接受我这个意见的。这是起始，不是终结，我们应得把一切属于一个“天才”的气分除去，把整个生活安置到那上面去，才会使自己满意。
一个学剃头的孩子，能担了小小的有桅杆脸盆的担子，独自向大街走去，他需两年的学习。这不过是把一把小钢刀磨快，在那油腻腻的脏布条上反复荡了十次八次，再来按到一个愚蠢人的脑袋，沙沙沙刮光的一件事罢了，还需要两年！若果我们对文学还不缺少兴味，愿意从事创作，他总得想到自己做的事比剃头师傅工作稍难一点。文学的意义，不只是替人刮头挖耳，自己得钱吃饭了事，他许可有一个奢侈的欲望，比一般人所得友谊与敬爱还多。他还许可在他那工作上，希望工作成为一种翻腾社会摇动信仰的力。他可以从那效率上，证实自己比别人更坚实存在到世界上。但那不是一些“天才”做得好的事，创作不需要聪明与敏捷，却不可缺少虔诚持久的一点信心。他要认识世界上一切事物，懂得一切环境所形成的人的脾气，因为冷静而又带一点呆神气去看一切，他那努力的严肃同宗教并不相差很远。他明白的不只是人的爱憎，物件也有那特殊性格！还应得知道，最细微地方也是最平凡地方，肮脏的愚蠢的兵，狡猾坏透了的小偷，一匹马疲倦了的姿态，一个蜂子受伤后的悲鸣，一片鸟羽，一个破墨水瓶，使平常人的眼不注意到的，一个创作者却不单是有兴味去看，他还有用鼻子去分别气味，用手抚触感觉坚弱，用耳辨别音响高低的种种事情可作。他不会厌倦这些东西，他永远不至于厌倦！创作不是描写“眼”见的状态，是当前“一切官能的感觉的回忆”。因为有生活各方面的认识，才能有动人的作品产生。连萃的作品，是已经能把眼睛所及的那世界的一面，加以朴素的描绘使成为故事了的，时间将使他渐次成长，因为他现在还年青得很。
这序只写下这点关于创作枝节的话，为这书作者留下一个纪念。我们的作品，全是稚弱，那也无妨，只有我们的信念可以使作品强壮，超越旁人。说这样话，连萃或许不至于因此而自馁，那就好了。
一九三〇年十月于新窄而霉斋
《雪》序
我在最近一个论文里，曾说到中国十年来的创作小说，为一种诙谐趣味所支配，如何留下了不良的结果。
讽刺与诙谐，使许多作品用小丑神气存在，这是稍前时代一种极不幸的事情。我对这种文学态度，我寻了一个名称，便是“白相文学态度”。白相文学态度到今日是否完全消灭，此后是否还将继续存在，全不能知道。由于白相文学态度产生的作品，不能完美，缺少健康，走入邪路，那是无可否认的。
新的趋势是从另一个方向着手的。如果我们还能注意或高兴去注意二年来几个为国人所最留心的作家，以及其各样作品，便会觉得我所提到的一切，不至于与事实怎样悖谬。
新的趋势意见极不一致，然而却能一致同诙谐渐渐离远了。因社会意识严肃了自己的心情，写了一些新的作品的胡也频君，作品到近年来为最可注意的一个。新的作风在另一面便是不诙谐。丁玲作品不诙谐。茅盾作品不诙谐。施蛰存作品不诙谐。巴金作品不诙谐。以笔名沉樱、小铃写了极多美丽短篇小说的新的女作家陈女士，也是不诙谐的。（将笔放肆刻薄到作品中人物，先一时成为作家权利的事，近年来乃似乎成为了作家一种忌讳，平常人看来觉得极古怪。）自从含着一点儿放荡，一点儿任性，小气的不庄重的趣味，为一个新来的时代带走后，上述诸人作品的影响，纠正了无数读者对文学作品的不庄重观念，同时也就给一些新的无名作家一点启示，给他们引出一条更适宜于创作的道路。由写作的儿戏态度转成严肃，认为是文学创作一个必然的条件时，无论是普罗作者，或是民族主义文学者，否认这个问题全不可能。虽到了一九三〇年，在北方，还有《骆驼草》产生，以趣味作“写作自由”的护身衣甲，但这趣味的刊物旋即消灭，使人忘记。在南方，有些时髦刊物，创作趣味，也无从证明已认真了一点；然而整个的趋势，则以文学附丽于“生存斗争”和“民族意识”上，使创作摆脱了肤浅的讽刺，拘束到“不儿戏”情形中，成为必然的要求了。
这新的写作态度，还没有使什么人作品伟大起来的事实，却已令人敬视它的存在。这个非白相文学态度，最好的影响，是可以坚实许多新从事于写作而名字还极陌生的作家的。他们要这样才有更好的成就，才有更可希望的前途。他们不论为何种文学主义所拘束，皆较之受不良趣味所拘束为害较少。我同时留心这件事，注意到那些以诚实严肃态度创作的人，在年青朋友中，高植君便是我所发现的一个。他的努力和耐心，是我在所有朋友中最难见到的。把文学当成一种事业，他有勇气使他凝眸最远的一方，不为目前任何失败所挫折，也不为小小成就而眩目。他在每一作品中皆承认自己的失败，然而失败却不能妨碍他取新的姿势向前。他用的是最傻的也正是最诚实可爱的方法来写作小说。在平时，便留心到一切事情，任何琐碎的现象，皆不缺少注意的兴味，任何生活都愿意领会。在任何情形下，他皆不忘记他的创作！这样试验了又去作那样试验，宽泛的人生经验，所触着的是那么少，却只想象一切皆可在他手下以艺术的形式重现，“他不自信当前月亮的全圆，却相信终可以由他手下产生一个正圆的月，”他那可爱的傻处，正是一个艺术家必需的性格。依我想，这性格应当为年轻作家一种最好的德性。
他的第一个集子听说已经付印了，我能在这集子的读者前面说出我的喜悦，实在比作者还觉得高兴。因为作者是并不以这个作品限制了自己的成就，而我却为了朋友这态度，而期待着第二个集子的印行的。
一九三一年六月八日作
《群鸦集》附记 1
写诗不是一件容易事，由我只会写点小说的人看来，写一首诗是应当比写一个故事困难许多的。一首好诗不仅仅是字面的眩目同落脚的凑韵。一个大诗人，把他得意的作品，用最谦卑的态度，说是全由于无意中作成，适合了“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的解释，实在也没有什么不应当的。睥睨天地，领悟人生，逆溯过去，遐想未来，看到那一点倏然即逝的光影，用有数的字，写成一句两句。从自己一个国家所遗留的无数成绩上看来，我们就会明白好诗可是真不易得的。雄赳赳的或是悦目惊心的字句，奇僻的或幽杳的趣味，作者以为十分伟大艰难引为自得的作品，在历史上还是常常使人容易忘却的。于一百字或多或少的篇章上，装饰情绪，点缀词藻，能够文字光辉眩目，略有新意，便复沾沾自喜，这种夸诞的嗜好，虽不一定是人类最可嗤的行为，然而习气这样事，却常把我们这一时代的诗人引导到一条邪僻的道路上去子。从这方面走去，颓废的诗人，英雄的诗人，还有什么诗人的各样名分，都如天空中降下的雨点，洒在许多人的身上，粘附不去，将来怎么样，那真很难知道。但这些诗人的趣味，可以凭一个有力的人，一本书，一声呼喊，一群善于经营的新出版业者，带到天国也带到坟墓里去，却大致是事实。因为他们本来没有目的，入时便是他们的结论。我是有乡下老习气具保守性格的人，却不欢喜这种诗人，也正如我不欢喜这类文人一样。
诗人同他的诗还有另外一条路可走，便是平淡朴实。他的诗，不是为了安置辞藻而有的。他写诗，他的诗即或表现到一种最高的德性，作品有不可磨灭的光辉，他也并不以为自己不是一个人。他不会常常不忘记把自己的身分位置到什么高处去，他除了作品以外用不着表示自己有什么与人不同。他不高傲，但也并不卑微。他不必十分时髦，但也不必十分顽固。诗人不必是圣人，但也不一定就是无赖。古希腊对神的爱憎解释，与人没有什么不同，诗人同我们平常人或不会悬隔多少。一个诗人他其所以伟大不同平常人处，不应当是他生活一面的离奇，却应当是他作品所表现的完美。他若是一个年轻人，他的弱点或长处，虽不能与一般人完全相同，仍然是会同我们差不了多少。他的忧郁，假若说，他是不缺少年青人的忧郁的，他一定得喊出那难受的苦处，吐出那闷在心上的一团，让我们明白，给我们领会，使我们动摇，要我们莫忘记，他用的手段，没有比用诚实为再好的手段了。
中国十年来新诗在试验中，最先的提倡者胡适、周作人先生等，是注意到这一点的。大家皆承认诗的生命不在费辞，形式又拘束了发展，所以几个对于旧诗学养有素的人，如沈尹默、钱玄同、俞平伯等，在当时，皆不缺少勇气毅然弃去所得唐宋诗人的华丽典则，却努力试作“驾驭口语”的白话新诗。沈俞等人的失败，以及近来在作品中具回头拥抱破瓮的兴致，皆并不能作为新诗驾驭口语企图的失败。郭沫若，使诗夸诞豪华，徐志摩使诗艳丽浓郁，那形式，却多数是以口语作成的。然而到近日为止，尚能遵守最初去华存实目的，而达到诗为口语白描最高意境的作者，却数不出什么人了。从稍稍过去年轻的诗人中找寻，在南方，仅饶子离一人。在北方则除了冯君培，已经没有什么人敢那样写诗且能写成那样好诗的。
但弃绝一切新旧词藻摒除一切新旧形式，把诗仍然安置到最先一时期文学革命的主张上，自由的而且用口语写时，写得居然极好，如今却有卞之琳这本新诗。作新诗的几个较年轻朋友中，如刘宇，如梦家，各人的成就，皆有超越过去若干诗人的样子，然而当我把诗的趣味，放在新诗最初提出那一个方向上去时，我以为之琳有几首诗，达到了一个另外的高点，使我觉得更欢喜了。运用平常的文字，写出平常人的情感，因为手段的高，写出难言的美。诗的艺术第一条件若说是文字的选择，之琳在这方面十分的细心，他知道选择“适当”的文字，却刷去了那些“空虚”的文字。他从语言里找节奏，却不从长短里找节奏，他明白诗的成立以及存在，不是靠到一件华丽的外衣，他很谨慎，不让他的诗表面过于美丽。从作品上得到一种契合无间的同感，一笔两笔，风格朴质而且诚实，又并不因文字单纯简略转入晦滞，读集中的《奈何》，读《群鸦》，读《垂死》，皆能酝酿一种淡淡寂寞，这寂寞是青年人各有一分，自己却说不出，读时要忘却也无从忘却的。好的诗不是供给我们一串动人悦耳的字句了事，它不拘用单纯到什么样子的形式，都能给我们心上一点光明。它们常常用另外一种诗意保留到我们的印象里，那不仅仅是音律，那不仅仅是节奏。怎么美，怎么好，不是使我们容易上口背诵得出，却是使我们心上觉得那“说得对”。我们对一幅画，一角风景，一声歌，一个标致美人的眉目口鼻过后所保留印象，大致也是只觉得那“很合式”，却说不出那美的。之琳的诗在我的印象上，便有这种力量。这个集子在他还是试作，据说送给人看时还很羞怯，这羞怯处也就正是他有无限希望可以向完全那个地方走去的好处。他能保留那个态度，并且独自从那个方向做去，他的成就，决不至于到印一本书以后便完事的。
我很愿意说，我这见解，也只是我个人一时的见解，因为耳目所拘，趣味有时似乎稍稍有点逼窄。我懂得那么少，却在我认为对的那么加以赞美。我想象得出，做诗的朋友，是有许多人将不同意我这陋见的。譬如洵美、丛芜、育熙、望舒，我也欢喜读他们的诗，由于他们的诗，就指出一个与我截然不同的态度，各人在一种风格中努力，朴素的诗将来的最好成就或者应当归给之琳的。
一年来，我见到的几本诗中，觉得很好的，是陈梦家的《梦家的诗》。这集子里，组织造句所有的特长，从第一期几个诗人作品中，如《冬夜》、《草儿》、《女神》、《春水》等集完全离脱，较之第二期几个诗人作品，也有了极大进步。但梦家诗中的长处，也就是他的短处，句子的美皆有一种放荡的姿态，仍见出十分矜持，读来使人发生惊讶赞叹，却不能使人在那些记号上感到“美”。各个篇章皆拘束到一些新的诗人所提的新形式中，努力的结果，证明了梦家是个有功夫而能作好诗的诗人，诗中却缺少自己应当独具有个性的风情，这一点，梦家是必须注意却没有注意到的。还有邵冠华一本《旅程》，也是最近新诗中一种成绩，用了许多新的言语作为试验，却仿佛如蓬子的一本诗《银铃》一样，新的造句与北方普通言语的组织略远，读时便不甚方便，因此在读者情绪上发生了周折，证明“驾驭口语”这问题，不易解决，还可讨论。在创作小说上则有郭沫若作品的对话，戏剧上田汉作品对话，全因为不能驾驭口语，结果使读者发生了隔膜。反之，周作人散文能给我们一种亲切的感觉，却是那文字的语气组织的。之琳因为人在北方，得到一样方便，不必在造句上努力，却注意到口语造成的意境，也是他的诗读来动人的一种理由。
在我心里还是那么想，这书出版后，北方读者当比南方的读者为多，因为用上海一个地方的大学生来代表在南方受大学教育的年轻人，他们心上的忧郁，若须要诗来解除，是从这作者的诗集里无从找寻得到同契的。为了趣味不同，他们读虞琰女诗人的诗，便仿佛若有所得。读近于与虞琰女士作品的作品，也易于理解同情。由于上海方面大学以外的社会教育所暗示，年青人心中酝酿的空气，许多人都有成为多情种子的兴味，因此对于诗歌，自然选择得稍稍不同了。还热闹一点的诗歌，似乎已成为上海趣味所陶冶的读者们一项权利，这权利在北方读者看来是很淡然的。之琳的诗不是热闹的诗，却可以代表北方年轻人一种生活观念，大漠的尘土，寒国的严冬，如何使人眼目凝静，生活沉默，一个从北地风光生活过来的年轻人，那种黄昏袭来的寂寞，那种血欲凝固的镇静，用幽幽的口气，诉说一切，之琳的诗，已从容的与艺术接近了。诗里动人处，由平淡所成就的高点，每一个住过北方，经历过故都公寓生活的年轻人，一定都能理解得到，会觉得所表现的境界技术超拔的。
这本书，我想介绍给一般欢喜读我文章的身住南方的朋友，因为倘若我预备写诗，若写得成这样子一本诗，实在算为我最得意的一件事情。
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日于上海作
《刘宇诗选》序
中国近几年来，做新诗的人少了一点，原因是许多大学校和研究院，把诗人的闲暇都买去了。
这个现象是很好的。中国的现代文学，由于新的作者对于语言文字的贫穷，与对于写诗的“任性”风气，给了人一种机会，渐渐的对于这个运动瞧不上眼。新文学地位有堕落趋势，新诗实在是应当担负较大责任的。如今许多“白相”诗人不作诗，一二真有诗才的作者也把写诗看得谨慎了许多，一面节省到许多人的精力，一面制止到新文学地位再向下滑去，所以我觉得这种沉静，极难得到而又是必需的。因为诗人一少，诗的标准也就显然提高了一点；这件事，凡是一个稍稍注意到数年来这一方面事情的人，都能朗然回答肯定承认的。
在另一方面，在那附属于各项主张下那方面，虽然也有许多人，写了许多新诗，情形仿佛十分热闹。这些“天才”，这些在任何情形里都觉得自己有志气的年青人，把诗的观念，牵到他那个主张上去，离开技术所欲达到的一种固定形式完整的努力，都希望“奇迹”，都把自己看成一个预言者：思想则换来换去，文字则拖拖沓沓，或者摹仿粗糙，或者乔装雄强，唯美的文字就去美很远，民族的情绪还是“即景”而生，这些人诗歌，无疑的，过一会儿自己就会结束的。这些人天真勇敢，才干用到别的事上去，一定比写诗还更相宜一点。这些诗人是在意外情形下成为诗人的，从这些人诚实（我知道，他们的诚实处是值得人敬视的），从这些人中之一部分的云涌霞变的态度上，再从另外几个关于捧场造谣那类聪慧灵敏人的行为上看去，一些人的长处，都不是商人同编辑能限制他们写一点诗了事的。正如过去诗人一样，即或无人请他到大学校或中央研究院去，另外还有许多机关，是他们容身的小窝。倘若机会并不很坏，他们很快的就不写诗了，很快的就不作这件事了。（他们现在作诗，就只是因为别的还不能作。）所以如果有人为新诗人太多发愁，这一定不是很久的事。
把写诗当成生活，把诗的写作，放在一切束缚之外，一九三〇年来，如一颗星子划空落下，放光照人的眼目，我看只有“为自己写照”的作者孙大雨。另外，年青一点的，有方玮德、陈梦家、卞之琳，作品恰如他们的年龄，健壮有为，都在无限制的希望上发展。即或从中国的情形上看来，再过十年，诗人为了生活这件事，有韵的感情终将为无味的“事物”所代替，闲暇（就是使他能做出好诗的从容）还是得卖给大学校或研究院，然而看看他们年青气盛的样子，他们那种可爱的骄傲处，以及他们的荒唐打算，会使他们超越过在前面一点的人，把自己带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那是毫无可疑的。他们中间也许有除了作诗别的什么都不在行的人，这种人在一切生活上，将永远是一个败将，一个被摒弃者，他的诗，他把全生涯放到上面工作的东西，却可以使他人格放光，长如天空的星子。
在一般熟人中，正如有意的，拒绝到另外一种把他生活高举的机会，对于诗，却抱无涯兴味去接近的，我见到有刘宇。刘宇这个名字并不是读者十分生疏的名字，他的诗，在国内一切慎重的文学刊物上，皆可以常常见到。但这个人，他那种为艺术而忘情处，在诗人中我却极少见到。
年来的商人，对于新诗的不尊敬处，反映出读者对于新诗的缺少兴味，略举小例：《梦家的诗》，是由自己花钱印行才可出版的。邵冠华的诗也是自己花钱印行。《君山》作者想把《君山》版权买去，一时就无一个商人愿意承受。我为许多朋友，把诗集送到各处书店去问过，告他这诗白给书店印行也可以，书店主人似乎很聪明的打算了一下，结果还是奉还。许多做得出好诗的人改成了写短篇小说的作者，许多诗人皆不容易生活，只好到小小地方的中学校去教书。在这种萧条情景下，刘宇明白这些，却仍然放下一切，成天写诗。劝他好好打算教书的事，摇摇头，说那个不好。劝他既然写诗，就不妨学识时务，同什么派别接近一下，也摇头，说那可不干。这人好象总以为只要把诗写好了，空气同文章就可以使他成仙轻举的样子。又好象自己一面正是用整个性命同艺术作战，一面又正在用自己生活态度同社会风气作战：这个人的痴处和好处，使我想起来就十分忧郁。因为在先我劝他努力写诗，他相信了我的话，到后再劝他学“聪明”一点，他却不相信我的话了。
如今到了他的诗选印行的时候了，这是他的作诗生活一个小小的结束。来信说：“这诗我也并不想印，因为我并不满意自己的诗。但我如今将用这个东西作为吃饭的武器，我明白了一种古怪事情……”这话说得多使人难过。一个大学文科毕业生，就因为做得好诗，自己不欲抛弃社会，社会却在习气上把他抛弃了。照我想来，一九二〇年的诗人，还能高兴出来报告一下，说说他们当时的境遇，他们的荣誉，他们的便宜，一定使我们还以为那只是一件一百年以前的故事。一九三〇年的诗人，却到刘宇这种样子！社会同社会上任何人都并不错，实在说来却似乎是作者错了。作者不明白什么人才可以作诗，且不知道把诗作好了，又应当如何去处置，把自己安置到一个有利于己的企图上去。这个人就只会作诗，诚实的写，虚心的看，忍劳耐苦的去生活，抱残守缺的固持到自己一点信仰，终于为生活所凌逼，怕见债主，各处逃去，也正是当然的。我很为他难过他来信还说：“愿意生活妈虎一点，维持下去，好尽我来写诗。”我是鼓励他写作的一个人，现在却不知道如何为他尽一点力，使他能长久写诗。
我介绍这作品，给一般对我创作平素就怀了好意的朋友，以及对中国新诗怀了好意的朋友们。这作品的作者，自己是十分诚实，同时也十分谦逊，把作品说为另外一个目的拿来给读者见面的。（但读者，我也就是读者一分子，却应致感谢于作者。）作者对于艺术没有主张，可是在文字上，形式上，却有很多自己的个性。作者的感情很厚，想象很美，看得宽泛，写得亲切，这些长处证明他写农村的长故事诗，将使新诗创作开拓一种境界，一种为他人无从企望的完美境界。
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日作于青岛
《小说月刊》一卷三期卷头语
“感情”若容许我们散步，我们也不可缺少方向的认识。一切散步即无目的，但得认清方向。放荡洒脱只是疲倦的表示，那是一时对道德责任松弛后的一种感觉，这自然是需要的，可完全不是必需的！多少懒惰的人，多少不敢正视人生的人，都借了潇洒不羁脱然无累的人生哲学活在世界上！我们生活若还有所谓美处可言，只是把生命如何应用到正确方向上去，不逃避人类一切向上的责任。组织的美，秩序的美，才是人生的美！生命可尊敬处同可赞赏处，全在它魄力的惊人。表现魄力是什么？一个诗人很严肃的选择他的文字，一个画家很严肃的配合他的颜色，一个音乐家很严肃的注意他的曲谱，一个思想家严肃的去思索，一个政治家严肃的去处理当前难题。一切伟大问题皆产生于不儿戏。一个较好的笑话，也就似乎需要严肃一点才说得动人。一切高峰皆由于认真才能达到。“严肃”，谁能缺少这两个字？人人都错误地把快乐幸福同严肃认真对立起来，多以为“快乐是毫无拘束的任性，幸福是自由，至于严肃同认真，却是毫无生趣的死呆”。严肃成就一切，他的对面只是轻浮。至于快乐和幸福，总常常包含了严肃和轻浮两者而言。轻浮的快乐，是平常人才用得着，至于一个有希望的人，一个象样的人，他不会要这个的！他一切尽管严肃认真，从深渊里探索他所需要的东西，他有他那一分孤独伟大的乐趣！你想想，在你生活中缺少了严肃，你能思索什么，能写作什么？
《记丁玲》跋
两年前，我在《记胡也频》一文末尾跋语上，写了那么几句话：
“这里所记的，只是这个人怎么样活到这世界上的过去生活，关于他的文章我没有提到，关于其余一切，也保留给他的朋友丁玲女士另外一个传记去说的。”
因为当时我所记下的，只多就我所知道的这个人的生活而言，虽不一定是最光辉的一面，却实在是最人性的一面。那文章并不在叙述一个革命作家的英雄性与神性，却记录了他表面生活发展的秩序。同时且把他的同伴丁玲女士与我自己，也占去了篇幅一部分。由于那时的环境不同，记载上有些故意作成的疏忽，最明白他的只有丁玲女士，故我当时不过似乎用一种平实稳定的线，为那海军学生性格灵魂作上若干素描的勾画，画出一个淡淡的轮廓。他的位置也不凝固于某一点上，有时似乎比我们重要些，有时又似乎比我们不重要些，至于那个调子明朗有血有肉的刻像，是希望从丁玲女士笔下写成的另外一个传记里产生的。
但不幸得很，这第二个人如今又凭空失了踪，且仿佛仍然得在失踪的结论上消灭，永远不会再到日光下出现了。
我现在又写了些关于这个新近失踪作家过去生活的细事，我所写的自然依旧不过这人表面生活发展的种种。关于这个人另一部分生活，是不是还能希望有这样一个熟悉她生活的人来为她写点什么？想起来真使人无限惆怅。
我们皆不应当忘记，这两个作家，是在中华民国党治独裁的政体下，因个人政治思想与政府相左，两年内先后突然宣告失踪的。他们虽生在有法律的国家中，却死于莫名其妙的境遇里。政府对于这种失踪，仿佛毫无责任可言，只推诿为并不明白有这件事，且绝不承认有这种事。对于这件事情既不是政府的责任，也不算国民党的责任，那么，应当归谁去负责？
读者们，一个稍有生气的作家，在商人与政府两方面的摧残中，他们不是饿死便是杀死，这些现象在中国的今日是很平常自然的，你们先前不明白，如今想来也明白了。他们的朋友只有散布于国内各地方的你们，他们是为你们的原因，生时过着极艰难的日子，到后来还为你们很悲惨的死去的。他们的努力，只是为了“这个民族不甘灭亡”的努力，他们的希望，也只是“使你们不作奴隶”的希望。他们死的陆续在沉默中死掉了，不死的还仍然准备继续死去。他们应死的皆很勇敢的就死，不死的却并不气馁畏缩。只是我想问问：你们年青人，对于这件事情，有过些什么感想？当不良风气黑暗势力已到一个国内外知名的文学作家可以凭空失踪，且这作家可以永远失踪，从各方面我们皆找寻不着一个能为人权与法律的负责者，也找寻不着一个为呼吁人权尊严与法律尊严的负责者时，你们是不是也感觉到些责任？
我这篇记载，并不仅仅是为你们叙述一个作家生活中细末的哀乐，供给你们一些新鲜见识。我虽简略地告给你们，这个作家生来如何不辜负自己的日子，如何爽直，勇敢，活泼，热情，到这世界上来打发每一个日子，当各种不幸围绕到她身旁时，她又能如何坚毅沉着支持下去，当政府同商人既一面在合作情形中提倡一种腐烂民族感情糟塌民族精力的消遣文学，一面又毁灭摧残这种有希望的作家时，这人终于便在如何悲惨境遇中死去。但我的意思，却是要你们从这个人的际遇中，明白你们自己所在的国家，是个什么样胡涂愚昧的国家。活到这种国家中，年青人不止感到死亡无时的可怕，也应感到晏然而活的可羞。你们若知道沉默是你们的耻辱，你们就应当用各种抗议方法，来否认这个现象。
一个前进作家他活下来时，假若他对于人生还有一点较遥远的理想，为了接近那个理想，向理想努力，于生活中担受任何不幸，他是不至于退缩的。他看准了他应取的方向，他对于他的牺牲便认为极其自然。他相信光明与正义所在，必不至于因为前面怵目惊心的牺牲了，就阻止了后面赴汤蹈火的继续。他明白一页较新的历史，必须要若干年青人的血写成的。（同这个社会种种恶劣习气作战，同不良制度作战，同愚蠢作战，他就不能吝惜精力与热血！）他们力尽气竭后，倒下去，僵了，腐烂了，好象完事了。在一般人记忆中，初初留下一个鲜明活跃的影子，一堆日子也慢慢地把这些印象弄模糊了，拭尽了。可是，他们却相信，他们强悍的生，悲惨的死，是永远不会为你们年轻人忘掉的！
你们呢？是不是就震于威势低首暴力对这件事不闻不问呢？死去了的，固不需靠你们争回他们再活的权利，因为这分权利他们已得不到了。但你们自己，若还愿意活下去，且希望好好活下去，必须象一个人那么活下去，决不象一个不刻记号的奴隶那么活下去，在这种法律失去尊严生命毫无保障的国家中，是不是也稍稍觉得有一分羞辱？……
我在记述两年前失踪的海军学生那个小册子上，还那么说过——
“一个人他生来倘若就并不觉得他是为一己而存在，他认真的生活过来，他的死也只是他本身的结束。一个理想的建筑，在那方面坍毁了，还适宜于在这方面重新打下基础。……这个人假若是死了，他的精神雄强处，比目下许多据说还活着的人，还更象个活人。我们活到这个世界上的，使我们象一个活人，是些什么事，这是我们应当了解的。”
如今重抄下来，作为国内关心她，同情她，来读这本书的年青朋友一点贻赠。至于这个人，她哭过，笑过，在各种穷困危难生活里将一堆连续而来的日子支持过，终于把自己结束到一个悲剧里死去了。她的作品与她的生活，皆显示天才与忍耐结合而放出异常美丽的光辉。她赠给年青人的希望和勇气，应当已经够年青人立起来做个结实硬朗的人的分量了！现在这个人是业已传说被杀了的。这个人倘若当真已经死了，她也并没有死去，因为在你们此后生活里，就可以发现她的精神同力量还仍然继续存在。用文字来写出她的生活以及她的理想，已找寻不出什么人，但你们年青人，尤其是女子，我希望在另一时，却能有用自己的生活，来证明这个作家的理想的。
一九三三年六月，于青岛
《篱下集》题记
在都市住上十年，我还是个乡下人。第一件事，我就永远不习惯城里人所习惯的道德的愉快，伦理的愉快。
我崇拜朝气，欢喜自由，赞美胆量大的，精力强的。一个人行为或精神上有朝气，不在小利小害上打算计较，不拘拘于物质攫取与人世毁誉；他能硬起脊梁，笔直走他要走的道路，他所学的或同我所学的完全是两样东西，他的政治思想或与我的极其相反，他的宗教信仰或与我的十分冲突，那不碍事，我仍然觉得这是个朋友，这是个人。我爱这种人也尊敬这种人。这种人也许野一点，粗一点，但一切伟大事业伟大作品就只这类人有分。他不能避免失败，他失败了能再干。他容易跌倒，但在跌倒以后仍然即刻可以爬起。
至于怕事，偷懒，不结实，缺少相当主见，凡事投机取巧媚世悦俗的人呢，我不习惯同这种人要好，他们给我的“同情”，还不如另一种人给我“反对”有用。这种“城里人”仿佛细腻，其实庸俗；仿佛和平，其实阴险；仿佛清高，其实鬼祟。这世界若永远不变个样子，自然是他们的世界。右倾革命的也罢，革右倾的命的也罢，一切世俗热闹皆有他们的分。就由于应世技巧的圆熟，他们的工作常常容易见好，也极容易成功。这种人在“作家”中就不少。老实说，我讨厌这种城里人。
曾经有人询问我，“你为什么要写作？”
我告他我这个乡下人的意见：“因为我活到这世界里有所爱。美丽，清洁，智慧，以及对全人类幸福的幻影，皆永远觉得是一种德性，也因此永远使我对它崇拜和倾心。这点情绪同宗教情绪完全一样。这点情绪促我来写作，不断的写作，没有厌倦，只因为我将在各个作品各种形式里，表现我对于这个道德的努力。人事能够燃起我感情的太多了，我的写作就是颂扬一切与我同在的人类美丽与智慧。若每个作品还皆许可作者安置一点贪欲，我想到的是用我作品去拥抱世界，占有这一世纪所有青年的心。……生活或许使我平凡与沉落，我的感情还可以向高处跑去；生活或许使我孤单寂寞，我的作品将同许多人发生爱情同友谊。……”
这是个乡下人的意见，同流行的观点自然是不相称的。
朋友萧乾第一个短篇小说集子行将付印了，他要我在这个集子说几句话，他的每篇文章，第一个读者几乎全是我。他的文章我除了觉得很好，说不出别的意见。这意见我相信将与所有本书读者相同的。至于他的为人，他的创作态度呢，我认为只有一个“乡下人”，才能那么生气勃勃勇敢结实。我希望他永远是乡下人，不要相信天才，狂妄造作，急于自见。应当养成担负失败的忍耐，在忍耐中产生他更完全的作品。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三日
《现代中国作家评论选》题记
这本书是我几年来对于中国现代作家一些论文集。这种文章我作得很不少了，却只选出一部分付印。关于写论文，我所用的方法，或者与一般写“批评”的批评家稍稍不同一点，这只须一看我的文章就可以明白。我以为，
一、写评论的文章本身得象篇文章。
二、既然是评论，应注意到作者作品与他那时代一般情形。对一个人的作品不武断，不护短，不牵强附会，不以个人爱憎为作品估价。
三、评论不在阿谀作者，不能苛刻作品，只是就人与时代与作品加以综合，给它一个说明，一种解释。
我的文章没有什么惊人的地方，但每一句话必求其合理且比较接近事实。文章若毫无可取处，至少还不缺少“诚实”。（不要看轻诚实，到如今的世界，看完了一本书，看懂了这个人作品，再来说话的批评家，实在就不多了！）目前中国似乎不需要这种评论，也无人来注意这种评论。因为在习气下原只有两种批评家存在：一为与商人或一群一党同鼻孔出气的雇佣御用批评家，一为胡乱读了两本批评书籍瞎说八道的说谎者。前者领导青年读书，后者领导青年不读书。两者同样皆欲得到青年，所不同处只在方法上的运用。青年人当真皆被他们得到了，青年人从他们那批评上，真个得到了些什么，那就不容易说了！
我这些文章于青年朋友不合用，我想得到。文章的汇集，它的用处似乎只足供一个预备着手写“现代中国文学”的朋友作为参考。然而目前有谁来写这种现代文学史，需要这种参考材料？乱七八糟编评传的批评家倒不少，他们是不会要这个文章的，因为我的每一篇文章，不必通知我，早被这些批评家“编”过了。我以为这本书对于另一种人或许有点好处，譬如分布国内各处的中学教员。这些人就得比较客观一点知道一些这十年来中国新文学发展的情形，以及十年来各个作家的成绩，作者与作者间的影响。这问题他们平时不能不向学生谈谈，又不能不把这件事谈得清楚具体些，在这方面便有了困难。时间，经济，皆不许可他们能够比较客观多知道一些事实。他们于是不可免的将复述，批评家与说谎者两种人的意见，作为应付学生的工具。他们在职务上无形中成为推广错误散播谣言的第二手，虽然这并不是他们的原本意思。
我曾接到过许多这种教员的来信，同我讨论到这个问题，询问我个人的意见。这集子的付印，算是我对于这些远道不相识的朋友一个总答复。我希望这集子对于他们能够有一点小方便，这集子虽只代表我个人对于几个“作家”的意见。这几篇文章注重在说明历史，我的说明大体上还能符合历史。
我也希望除了教国文的教员，还有人对于这本书能够发生兴味，因为这集子还同时解释到我对于“批判”的意见，说明我对于“创作”的一部分意见。
十二月十七日作
《幽僻的陈庄》题记
廿一年我在某某大学教小说习作，起始约有廿五个人很热心上堂听讲，到后，越来越少，一年以后便只剩下五个人了。五个人中还有两个是旁听的。只因为每个选课者皆想从这一堂上得到一点创作的知识。不止知识，他们还需要的是“秘诀”，或“简要方法”，以便学来处理自己的故事。（许多人以为创作只是记录一个故事，只要有故事写下就成！）但这个工作从我说来，既无秘诀可言，也并无如何神奇，且工作真不简要，就更无传述这简要方法的可能。我告他们的只是一个作家必须做的事情。说的话或者过于老实，把“创作”或“文学”看得太容易，因此失去了它原有的神秘与尊严，使这些朋友很失望，于是他们自然就改选其他有用课门去了。这件事想来我应当抱歉。我原本以为这些青年朋友皆当真想从事于“创作”，皆有志于“文学”，可是事实上，他们却是来“上课”的。他们如上别的课程那样，听着，记着，下堂时就照样去看看书，于是完了。有些人或稍稍不同，然而总还抱了与上国文课差不多的态度上堂，这能学个什么？
我要他们先要忘掉书本，忘掉目前红极一时的作家，忘掉个人出名，忘掉文章传世，忘掉天才同灵感，忘掉文学史提出的名著，以及一切名著一切书本所留下的观念或概念。末了我还再三说，希望他们忘掉“做作文”“缴卷”。能够把这些妨碍他们对于“创作”认识的东西一律忘掉，再来学习应当学习的一切，用各种官能向自然捕捉各种声音、颜色同气味，向社会中注意各种人事。脱去一切陈腐的拘束，学会把一支笔运用自然，在执笔时且如何训练一个人的耳朵、鼻子、眼睛，在现实里以至于在回忆同想象里驰骋，把各样官能同时并用，来产生一个作品。我以为能够这样，这作品即或如何拙劣，在意识上当可希望是健康的，在风格上当可希望是新鲜的，在态度上也当可希望是严肃的。写成后，若认为失败了，也不过是把这个作品放在过去的标准中比较，得到一个不可免的失败罢了。然而毫无可疑，第一个作品即或失败，能用这种方法态度继续作下去，却可望来日在另外一个作品得到相当的成功。倘若作者不以失败为意，有魄力，有毅力，能想法多多认识社会各方面，了解他们的言语，爱和憎，悲哀或悦乐，一支笔又学会大胆恣纵无所畏忌的写下去，这个人所读的书即或不多，还依然能写出很完美很伟大的作品！
我说的话与一个“在学校时读书出学校时教书”的学生不甚相合，那是很自然的。
在那里两年我并不失望，因为五个同学中有个旁听者，他所学的虽是英文，却居然大胆用我所说及的态度和方法，写了许多很好的短篇小说。他是北方人，所写的也多是北方乡下的故事。作品文字很粗率，组织又并不如何完美，然篇章中莫不具有一种泥土气息，一种中国大陆的厚重林野气息。他已明白如何把握题材，所缺少的，不过一种处置题材的精巧技术而已。几年来在《现代杂志》、《文艺副刊》、《国闻周报》用笔名隽闻发表的一些短篇创作，读者只要稍加注意，得到的印象，必与我意见相差不远。中国倘如需要所谓用农村为背景的国民文学，我以为可注意的就是这种少壮有为的作家。这个人不独对于农村的语言生活知识十分渊博，且钱庄、军营以及牢狱、逃亡，皆无不在他生命中占去一部分日子。他那勇于在社会生活方面找寻教训的精神，尤为稀有少见的精神。
现在他把他写的一个长篇给我看，这四百面的长篇巨制，据他说来，还只是计划里四部曲中的一部。看完了这个作品，我很感动。他那种气概就使人感动。对于这个作品的得失，读者的批评说的一定更中肯。一个为都市趣味与幽默小品文弄成神经衰弱了的人，是应当用这个乡下人写成的作品，壮补一下那个软弱灵魂的。
一九三五年二月十八日作
《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
先生，真亏你们的耐心和宽容，许我在这十年中一本书接一本书印出来。花费金钱是小事，花费你们许多宝贵时间，我心里真难受。我们未必有机会见面或通信，但我知道你我相互之间无形中早已有了一种友谊流通。我尊重这种友谊。不过我虽然写了许多东西，我猜想你们从这儿得不到什么好处。你们目前所需要的或者我竟完全没有过。过去一时有个书评家称呼我为“空虚的作家”，实代表了你们一部人的意见。那称呼很有见识。活在这个伟大时代里，个人实在太渺小了。我知道的并不比任何人多。对于广泛的人生种种，能用笔写到的只是很窄很小一部分。我表示的人生态度，你们从另外一个立场上看来觉得不对，那也是很自然的。倘若我作品不合你们的趣味，事不足奇，原因是我的写作还只算是给我自己终生工作一种初步的试验。你们喜欢什么，了解什么，切盼什么，我一时尚注意不到。我虽明白人应在人群中生存，吸取一切人的气息，必贴近人生，方能扩大他的心灵同人格。我很明白！至于临到执笔写作那一刻，可不同了。我除了用文字捕捉感觉与事象以外，俨然与外界绝缘，不相粘附。我以为应当如此，必须如此。一切作品都需要个性，都必浸透作者人格和感情，想达到这个目的，写作时要独断，要彻底地独断！（文学在这时代虽不免被当作商品之一种，便是商品，也有精粗，且即在同一物品上，制作者还可匠心独运，不落窠臼，社会上流行的风格，流行的款式，尽可置之不问。）先生，不瞒你，我就在这样态度下写作了近十年。十年不是一个短短的时间，你只看看同时代多少人的反复“转变”和“没落”就可明白。我总以为这个工作比较一切事业还艰辛，需要日子从各方面去试验。作品失败了，不足丧气，不妨重来一次；成功了，也许近于凑巧，不妨再换个方式看看。不特读者如何不能引起我的注意，便是任何一种批评和意见，目前似乎都不需要。如果这件事你们把它叫做“傲慢”，就那么称呼下去好了，我不想分辩。我只觉得我至少还应当保留这种孤立态度十年，方能够把那个充满了我也更贴近人生的作品和你们对面。目前我的工作还刚好开始，若不中途倒下，我能走的路还很远。
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作成了，你们也许嫌它式样太小了，不妨事。我已说过，那原本不是特别为你们中某某人作的。它或许目前不值得注意，将来更无希望引人注意；或许比他们寿命长一点，受得住风雨寒暑，受得住冷落，幸而存在，后来人还需要它。这我全不管。我不过要那么作，存心那么做罢了。在作品中我使用“习作”字样，不图掩饰作品的失败，得到读者的宽容，只在说明我取材下笔不拘常例的理由。
先生，关于写作我还想另外说几句话。我和你虽然共同住在一个都市里，有时居然还有机会同在一节火车上旅行，一张桌子上吃饭，可是说真话，你我原是两路人。提到这一点你不用误会，不必难受，我并没有看轻你的意思。你不妨想象为人比我高超一等，好书读得比较多，人生知识比较丰富，道德品性比较齐全，——总而言之一切请便。只是我们应当分开。有一段很长很长的时间，你我过的日子太不相同了。你我的生活、习惯、思想，都太不相同了。我实在是个乡下人。说乡下人我毫无骄傲，也不在自贬，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爱憎和哀乐自有它独特的式样，与城市中人截然不同！他保守，顽固，爱土地，也不缺少机警却不甚懂诡诈。他对一切事照例十分认真，似乎太认真了，这认真处某一时就不免成为“傻头傻脑”。这乡下人又因从小飘江湖，各处奔跑，挨饿，受寒，身体发育受了障碍，另外却发育了想象，而且储蓄了一点点人生经验。即或这个人已经来到大都市中，同你们做学生——我敢说你们大多数是青年学生——生活在一处，过了十来年日子。也各以因缘多少读了一点你们所读的书，某一时且居然到学校里去教书。也每天照例阅读报纸，对时事发生愤慨，对汉奸感觉切齿。也常常同朋友争论，题目不外乎中国民族的出路，外交联俄亲日的得失，以至于某一本书的好坏，某一个作品的好坏。也有时伤风，必需吃三五片发汗药，躺一两天。机会凑巧等到对于一个女子发生爱情时，也还得昏头昏脑的恋爱，抛下日常正经事不作，无日无夜写那种永远写不完同时也永远写不妥的信，而且结果就结了婚。自然的，表面生活我们已经差不多完全一样了。可是试提出一两个抽象的名词说说，即如“道德”或“爱情”吧，分别就见出来了。我既仿佛命里注定要拿一支笔弄饭吃，这支笔又侧重在写小说，写小说又不可免得在故事里对于“道德”、“爱情”以及“人生”这类名词有所表示，这件事就显得划分了你我的界限。请你试从我的作品里找出两个短篇对照看看，从《柏子》同《八骏图》看看，就可明白对于道德的态度，城市与乡村的好恶，知识阶级与抹布阶级的爱憎，一个乡下人之所以为乡下人，如何显明具体反映在作品里。这不过是一个小小例子罢了，你细心，应当发现比我说到的更多。有许多事情可以说是我的弱点，但你也应当知道我这个弱点。
我这种乡下人的气质倘若得到你的承认，你就会明白我的作品目前和多数读者对面时如何失败的理由了。即或有一两个作品给你们留下点好印象，那仍然不能不说是失败！因为我作品能够在市场上流行，实际上近于买椟还珠。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原因简单，你们是城市中人。城市中人生活太匆忙，太杂乱，耳朵眼睛接触声音光色过分疲劳，加之多睡眠不足，营养不足，虽俨然事事神经异常尖锐敏感，其实除了色欲意识和个人得失以外，别的感觉官能都有点麻木不仁。这并非你们的过失，只是你们的不幸。造成你们不幸的是这一个现代社会。就文学欣赏而言，却又有过多的理论家和批评家，弄得你们头晕目眩。两年前，我常见有人在报章杂志上写论文和杂感，针对着“民族文学”问题、“农民文学”问题有所讨论。讨论不完，补充辱骂。我当时想：这些人既然知识都丰富异常，引经据典头头是道，立场又各不相同，一时必不会有如何结论。即或有了结论，派谁来证实？谁又能证实？我这乡下人正闲着，不妨试来写一个小说看看吧。因此《边城》问了世。这作品原本近于一个小房子的设计，用料少，占地少，希望他既经济而又不缺少空气和阳光。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我主意不在领导读者去桃源旅行，却想借重桃源上行七百里路酉水流域一个小城小市中几个愚夫俗子，被一件普通人事牵连在一处时，各人应有的一分哀乐，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文字少，故事又简单，批评它也方便。只看他表现得对不对，合理不合理。若处置题材表现人物一切都无问题，那么，这种世界虽消灭了，自然还能够生存在我那故事中。这种世界即或根本没有，也无碍于故事的真实。这作品从一般读者印象上找答案，我知道没有人把它看成载道作品，也没有人觉得这是民族文学，也没有人认为是农民文学。我本来就只求效果，不问名义；效果得到，我的事就完了。不过这本书一到了批评家手中，就有了花样。一个说，“这是过去的世界，不是我们的世界，我们不要。”一个却说，“这作品没有思想，我们不要。”很凑巧，恰好这两个批评家一个属于民族文学派，一个属于对立那一派。这些批评我一点儿也不吃惊。虽说不要，然而究竟来了，烧不掉的，也批评不倒的。原来他们要的他们自己也没有，我写出的又不是他们预定的形式，真无办法。我别无意见可说，只觉得中国倘若没有这些说教者，先生，你接近我这个作品，也许可以得到一点东西。不拘是什么，或一点忧愁，一点快乐，一点烦恼和惆怅，甚至于痛苦难堪，多少总得到一点点。你倘若毫无成见，还可慢慢的接触作品中人物的情绪，也接触到作者的情绪，那不会使你堕落的！只是可惜你们大多数即不被批评家把眼睛蒙住，另一时却早被理论家把兴味凝固了。你们多知道要作品有“思想”，有“血”有“泪”，且要求一个作品具体表现这些东西到故事发展上，人物言语上，甚至于一本书的封面上，目录上。你们要的事多容易办！可是我不能给你们这个。我存心放弃你们，在那书的序言上就写得清清楚楚。我的作品没有这样也没有那样。你们所要的“思想”，我本人就完全不懂你说的是什么意义。
提到这点，我感觉异常孤独。乡下人实在太少了。倘若多有两个乡下人，我们这个“文坛”会热闹一点吧。目前中国虽也有血管里流着农民的血的作者，为了一时宣传上的“成功”，却多数在体会你们的兴味，阿谀你们的情趣，博取你们的注意。自愿做乡下人的实在太少了。
虽然如此，我还预备继续我这个工作，且永远不放下我一点狂妄的想象，以为在另外一时，你们少数的少数，会越过那条间隔城乡的深沟，从一个乡下人的作品，发现一种燃烧的感情，对于人类智慧与美丽永远的倾心，康健诚实的赞颂，以及对于愚蠢自私极端憎恶的感情。这种感情且居然能刺激你们，引起你们对人生向上的憧憬，对当前腐烂现实的怀疑。先生，这打算在目前近于一个乡下人的打算，是不是？然而到另外一时，我相信有这种事。
先生，时间太快，想起来令人惆怅。我的第一个十年的工作已快要结束了，现在从一堆习作里，选了这样二十个短篇，附入几个性质不同的作品，编成这个集子，算是我这个乡下人来到都市中十年一点纪念。这样一本厚厚的书能够和你们见面，需要出版者的勇气，同时还有几个人，特别值得记忆，我也想向你们提提：徐志摩先生，胡适之先生，林宰平先生，郁达夫先生，陈通伯先生，杨今甫先生，丁西林先生，这十年来没有他们对我种种帮助和鼓励，这本集子里的作品不会产生，不会存在。尤其是徐志摩先生，没有他，我这时节也许照《自传》上所说到的那两条路选了较方便的一条，不到北平市去做巡警，就卧在什么人家的屋檐下，瘪了，僵了，而且早已腐烂了。你们看完了这本书，如果能够从这些作品里得到一点力量，或一点喜悦，把书掩上时，盼望对那不幸早死的诗人表示敬意和感谢，从他那儿我接了一个火，你得到的温暖原是他的。如果觉得完全失望了，不妨把我放在“作家”以外，给我一个机会，到另外一时，再来注意我的工作。十年日子在人事上不是个很短的时期，从人类历史说来却太短了。我们从事的工作，原来也可以看得很轻易，以为是制造饽饽食物必需现作现卖的，也可以看得比较严肃。以为是种树造林必需相当时间的。我希望我的工作，在历史上能负一点儿责任，尽时间来陶冶，给他证明什么应消灭，什么宜存在。
一九三六年
《看虹摘星录》后记
这是几个短篇小说，两千年前《汉书·艺文志》给小说二字所加的界说，用到我这些作品上，实在还有意义。三几个有会于心的读者，以为这些作品虽无当大道，治身理家或者还有可观之处，能作到“君子虽勿为亦勿灭”的情形，就已够了。不过既然是小说，照近二十年社会习惯看来，很可能会得到些不必要的褒贬，所以我想引用另外一个故事上几行关于小说的意见，预作注解，免得好事读者从我作品中去努力找寻本来缺少的人事背景，强充解事。因为这种索隐很显然是无助于作品欣赏的。
“我不大明白真和不真在文学上的区别，也不能分辨他在人我情感上的区别。文学艺术只有美或丑恶，道德的成见与商业价值无从掺杂其间。精卫衔石杜鹃啼血，事即不真实，却无妨于后人对于这种高尚情操的向往。”
“不管是故事还是人生，一切都应当美一些！丑的东西虽不全是罪恶，总不能使人愉快，也无从令人由痛苦见出生命的庄严，产生那个高尚情操。我们活到这个现代社会中，已经被官僚，政客，肚子大脑子小的富商巨贾，热中寻出路的三流学者，发明烫发的专家和提倡时髦的成衣师傅，共同弄得到处够丑陋！一切都若在个贪私沸腾的泥淖里辗转，不容许任何理想生根。这自然是不成的！人生应当还有个较高尚的标准，也能够达到那个标准，至少还容许在文学艺术上创造几个标准，希望能从更年青一代中去达到那个标准。因为不问别的如何，美就是善的一种形式，文化的向上也就是追求善或美一种象征。竞争生存固十分庄严，理解生存则触着生命本来的种种，可能更明白庄严的意义。”
“美丽总令人忧愁，然而还受用。”
最后一句话，已离开我写这几个故事的本意稍远。我并非为任何读者受用而写这类故事。说真话，我是不大对于读者有何特别兴趣的。我永远只想到很少几个有会于心的读者，能从我作品上见到我对于生命的偶然，用文字所作的种种构图与设计。
我这本小书最好读者，应当是批评家刘西渭先生和音乐家马思聪先生，他们或者能超越世俗所要求的伦理道德价值，从篇章中看到一种“用人心人事作曲”的大胆尝试。因为在中国，这的确还是一种尝试的。我对于音乐可说是个完全的外行，对于一支小曲的进行，以及它的发展过程，总觉得除用音符排比以外，或容许用文字如此或如彼试作处理。这其间没有乡愿的“教训”，没有腐儒的“思想”，有的只是一点属于人性的真诚情感，浸透了矜持的忧郁和轻微疯狂，由此而发生种种冲突，这冲突表面平静内部却十分激烈，因之装饰人性的礼貌与文雅，和平或蕴藉，即如何在冲突中松弛其束缚，逐渐失去平衡，必在完全失去平衡之后，方可望重新得到平衡。时间流注，生命亦随之而动与变，作者与书中角色，二而一，或在想象的继续中，或在事件的继续中，由极端纷乱终于得到完全宁静。科学家用“热力均衡”一名词来说明宇宙某一时节“意义之失去意义”现象或境界，我即借用老年人认为平常而在年青生命中永远若有光辉的几个小故事，用作曲方法为这晦涩名词重作诠注。唯美派大师王尔德说：“叙述美而不真之事物，乃艺术之正务”，“文学之美妙，即在于能使不生存的人物能生存。”另外一时节，对于他这类意见，我觉得有可商量处，未能完全同意，在这里，字里行间或依稀可看出他的主张的回音与反光。
另外合乎理想的读者，当是一位医生，一个性心理分析专家，因为也许可以作为他要“知道”或“得到”的一分“情感发炎”的过程纪录。吾人的生命力，是在一个无形无质的“社会”压抑下，常常变成为各种方式，浸润泛滥于一切社会制度，政治思想，和文学艺术组织上，形成历史过去而又决定人生未来。这种生命力到某种情形下，无可归纳挹注时，直接游离成为可哀的欲念，转入梦境，找寻排泄，因之天堂地狱，无不在望，从挫折消耗过程中，一个人或发狂而自杀，或又因之重新得到调整，见出稳定。这虽不是多数人所必经的路程，也正是某些人生命发展一种形式，且即生命最庄严一部分。比如近二十年来谈解放，在男女关系重造问题上，中层阶级知识分子对于这个问题取予之际所感到的困难，以及填补生命空虚的方法，就无不可归纳成三五个公式。一个作者若能客观的谨慎的用一支笔来表现它，自然还望产生若干优秀艺术品。然而人类的可悲处，或竟在此而不在彼，即由于社会中那个性的道德的成见，最初本随同鬼神迷信而来，却比迷信更顽固十分，在人类生活中支配一切。教徒都能娶妻生子的今日，二千年前僧侣对于两性关系所抱有的原人恐怖感，以及由恐怖感而变质产生的诃欲不净观，却与社会上某种不健康习惯相结合，形成一种顽固而残忍的势力，滞塞人性作正常发展。近代政治史上阴谋权术的广泛应用，阿谀卑鄙所形成的风气的浸透，即无不可见出有性的错综问题在其间作祟。若五四以来这方面观念健康一些，得到正当的发展，所谓由思想问题而引起的纠纠纷纷，以及因此而产生的种种牺牲悲剧，便可能会减少了许多，民族品德亦必能重新见出原有的素朴与光明。只因为性道德在新陈代谢过程中，过去两性关系属于抽象的庄严责任既已失去，当前两性关系属于具体的家庭幸福又得不到，唯一存在于社会，即那个“道德”名词，这名词且因混合于政治习惯中而加强其限制。即以艺术而言，所有艺术作品，都得先在“是道德的”筛孔中滤过，表面上都必需净化清洁，其实，则不可免成为虚伪和呆板的混合物。当前既是个在重道德下求发展的时代，所以多数人生活在不可想象的平凡脏污关系里，社会照例认为十分自然，看到这个作品时，反而会要说一声罪过。好象生活本身的极端丑恶，不算人类的污辱，一个文学作品若美而有毒，即将教坏了人。其实真正能使人堕落的，何尝是文学，只有人的事能教坏人！二十年前的北洋军阀，用内战作赌具，找了千万不义之财，讨过三五十个姨太太后，忽然关心起世道人心来，一面消极禁止学生作白话文写爱情诗，一面便积极提倡打拳读经，以为如此培养男女道德，即可将社会风气重造。这虽是二十年前的旧事，如今说来已近于历史传说，然而这种情感若基因于某种人不正当权力之获得，以及权力消失的恐怖，经过若干年后，安知不会有军阀时代似异实同的现象发生？
“生命流传，人性不易”，佛释逃避，老庄否定，儒者戆愚而自信，独想承之以肩，引为己任，虽若勇气十足，而对人生，惟繁文缛礼，早早的就变成爬虫类中负甲极重的恐龙，僵死在自己完备组织上。历世黠诡人看明白这个问题，似乎比道教领袖还深刻，因此照例即不大过问这类抽象原则，一切惟以应付实际为主。凡是最善于应付实际的，且居多表示饮浊含清，兼容并包，实在说来就是善于利用这个老老作幌子，来收容读书人并愚弄普通人，国家的事照例也就安排处置得有条有理，唐初宋初的局面，正是一个好榜样。若帝王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具有纨袴子情趣；或书呆子气十足的，不被三个老老的主张所引诱，就可能被三个教派流传下来的神话艺术空气所眩惑，一置身其中，便无由自脱。王莽的灭亡，为欲学周公孔子，梁武帝的台城挨饿，为想作佛菩萨，唐玄宗梦中逛了几回月宫，结果只好骑马经栈道入蜀避难，宋徽宗修筑寿山艮岳，于是让金人俘虏被迫北行。毛病无不出在被三个老老所安排愚弄，终于统治解体。
当时代风气已到思想家或文学家，都准备放弃了头颅或双手所能成就的工作，转到新的社交上争取世人尊敬，奴才的奴才也衣冠整齐到处可以碰头时，巴斯卡所谓“人生全部的尊严在能思想”这句话的意义，真值得人重新分析认识。如果发现这点“尊严”业已掉入烂泥中，或正开始为一部分知识分子有意抛入烂泥中，我们是不是还可希望另外有些人，能用手中一支笔将它拾起，重新交还给年青人？“思想”二字的真正的含义是什么，是盲目的信赖，还是深刻的怀疑？爱谈思想的年青人，是必需透彻明白，方能活得有生气而不至于堕落！
天气阴沉得很。房中真闷人，我从早上五点起始，就守在这个桌边，不吃不喝，到这时为止，已将近十一点钟。买了一小束剪春罗红花，来纪念我这个工作，并纪念这一天。我要写在纸上的已完成了，可是到把它重新抄录一遍时，身心都已如崩如毁，正如同我写到的女主人送走客人以后，独自在庭院中看望天上星子情形，一切似乎都无什么意义，心境寥阔而无边。迨看见住处对窗口破瓦沟中那两线白了头的狗尾草，在薄暮微凉晚风中摇动，从这点启示，我知道梦和其他都已成为过去了。我离我自己一小时前那种生命向深处探索的情境，也很远了。“我”正若飘浮于过街小马项铃细碎匀称声音上，消失在为黄黯黯灯光所笼罩的空气中。也许再过五十年，一个年青读者还希望从我这些仿佛艳而不庄作品中，对于某种女人产生一个崇高优美的印象，但是作者本人却在完成这个工作时，俨然即已死去了。虽死而依旧存在，当前存在于衰弱疲乏心脏跳跃上，明日存在于故事章句段落间，未来存在于年青男女为爱所中时的叹息与微笑里。一个人生命之火虽有时必熄灭，然而情感所注在有生命处却可以永不熄灭。但想想这个火燃来燃去种种燃烧的形式，以及在某种情形下骤被湮抑终于停止的光景，虽可称引现代科学家艾丁敦为神秘主义作的辩护，聊以自解，“我们全都是音乐工作者，我们也都是做着梦的人，……然而我们又永远好象是运动和摇撼这世界的人，”终不能不使人为眼前这个愚昧与贪得虚伪与卑陋交织所形成的“人生”而痛苦！
《断虹》引言
南太平洋的热风，每年从四月中旬起始，沿海上岸成阵掠向西去。待一接触亚洲屋脊希马拉雅山的雪岭，夹着雪谷中的寒风被逼而回旋，即作成沿海各属的候雨。这种雨季在印缅平原，在暹罗和越南，在中国境内云南省的西南区，拔海高度不尽相同，雨量大小和时期长短也往往不同。云南境西部，饱落了将近半年的行雨后，到九十月间，已差不多快要结束。强烈的阳光有机会长日直射地面，气候便益趋稳定，比较前两月也就转而热了一点。地势即万山比肩，凡是人类手足勤劳所及的垦殖区域，从土地里茁起生长的秋稼，都已渐次成熟，处处见出人力与自然同功的成果。即一些尚未由人力经营过的地方，以及人类手足永远无望触及的悬崖绝涧，也无不点缀上万千种不知名的花药，于明朗秋阳中红紫烂熳，表示自然布置的细腻与巧慧，大胆而无私。据科学家的记录，则一万六千尺的雪峰间，每年还照例有颜色华美形状秀奇的龙胆花开放。“自然无为而无不为，”从这种自然景象上，象是重新得到解释。
就在这个时节，和康藏接壤几条由旧驿路改造而成的公路，为商货的流注吞吐，开始显得活泼起来。驿路经改造，虽已可行驶汽车，但车辆缺乏，商货运输的主要工具，还是仰赖驮马。各地待运的棉布、花纱、皮革、药材、盐巴、砂糖以及烟草杂物既极多，加之新由国家经营运销的大批砖茶坨茶，又完全改用驮马运转，因之更增加了驿路的热闹，和沿路线所经大城小市的繁荣。
这些驮马帮都按照一种古旧的习惯，三十五十成一小队，又结合若干这种队伍成一大帮，同时结伴上路。在省境内邻县间运货，路途不太远，十天八天即可来回。也有长距离行程，远出省境，翻越雪山，直达西藏首府拉萨和另一部分由印度逾大吉岭入藏的驿运货物交换驮马后方回转，就得经三五个月始能往返的。有时得长远在人迹稀少的荒碛和雪谷中耽搁，这种驮马的押队人，随身必带得有相当武器，而且十分爱重，并用这些武器来猎取野兽也用来防御歹人。另外还带了上路所必备的帐篷，烟草，盐巴，茶叶，以及种类简单分量充足的粮食，——粗制面粉和那个以高原牦牛奶汁中提炼出的大饼稣油。因此路上即有百十天长途辛苦，大家还象是从从容容。省境内一段路上，城市聚落比较密，队伍虽可按站走去，沿路有伙铺客栈可以住宿，这些马帮居多倒是乐意采用藏族生活方式，在一些前不巴村后不挨店的荒野中，选出土地干燥水草良好处停顿，落得个人畜两便。队伍上路后，一切牲畜的作息，都唯那一匹领队负牦带铃的大黑骡马首是瞻，领队马又唯押队的“马锅头”口中的呼喝声和鞭子划空作成的响声是听。作马锅头也并不是件容易事，必累积丰富的经验，且能担当一切责任。沿路每个山头的树木和岩石，水泉和草地的位置，在记忆里必异常清楚。入藏以后他的责任且更增加，他得预测荒碛中那些一面虔诚信佛一面热心劫掠的藏匪的出没，以及发生问题时或单身出面去办交涉，或指挥同伙作有效防御。不仅仅应当为全队人马安排惬意住宿处，还得保护同行人货的安全。俨然是全队驮马的司令，也是同行上路人的领袖。凡事由他负责作主，其余人不用过问。到他认为不甚稳妥地方时，即或天已将黑，他不喝住马驮，人马就依然得赶路。有时经他判断认为最好住宿处，即或晴空中还挂上一饼火红的太阳，只要一声吆喝，那匹额上扎有红缨绒球，项挂串铃，鞍桥上交叉有旗铃标志，打扮得十分漂亮庄严的领路马匹，遵照命令停住不再走动，其余的马驮同时也不再走动，全个队伍就只好安排宿营一切了。
队伍一停止前进，于是大家都跳下马，并从马背上把那些用棕叶包装的，用麻布缠裹的，用铁皮子约束的，用竹篾箍住的，各样各式的驮载，还有那个缠着绳索的帐幕，煮茶水用的红铜锅罐，打搅稣油茶的木桶木家私，一一卸下。再各自就地垒石掘土，收拾些枯枝杂草升起火来，把炊具架在火上，整备当天最后那一顿吃喝，吃饱喝足时再准备睡觉。雨季若已完全过去，看天气又不至于半夜里刮风落雨，为图省事起见，有时并帐篷帐也不支搭，就采取二千年前庄子所努力提倡的方式，用那个还保留些白日余暖的干燥土地作床榻，镶满一天大小星子的蓝穹作被盖，重返自然。无挂无碍的呼呼睡去。有时吃过喝过后，气候实在太好，星月宜人，或又恰逢旧俗节令，其中一些年事轻生命中活力畅旺的小伙子，虽经长日跋涉，还不曾将精力耗尽，照例合不上眼，就于行李中把个雕龙头的月琴取来，坐到大树下或岩石高处去，调理弦索，抱着乐器弹个尽兴。且鼓励身边年青同伴，轮流来唱各人所熟习的小曲，用琴声歌声，把横七竖八躺在草地上驮架边的疲劳同伴，一一送入甜梦里。唱的弹的却也不免常常为弦索嘣铮申诉，将本人带到另外一个“过去”生活中去。过去若干时日情分所注恩情相接的小妇人影子：细长眉毛大发辫，发辫上用小银元小贝壳和彩色料珠相间编成的流苏，平金镂彩刺绣日月七星背饰，罩在坟起胸前挑花扣花还嵌满小小银光晶片的围腰，……穿戴了这些体面讲究东西，新年出门攀秋千，在同伴间好强争胜，两脚使力一蹬向高处送去时，一排糯米牙咬定下唇的忍笑姿态，蹲在旱桥下打着大伞，弹吹竹簧赌赛唱歌时，连环无端的嘲谑，这一切，于是无不在朴素简单的心上明朗活跃起来。但是，一些人所念及的，也许正和他们头上的大小星子一样，尽管还象在闪耀着盈盈美目，相互凝注盼望，事实上或早已相离极远，永世不会碰头了。又或者苛刻的时间，早已把这些年青女子眼目中的光彩，脸颊上的红润，笑语中所具有的热情，沉默中所见出的憨痴，全都给褪了色，失去了本来的动人处，然而在年青人印象中，却依然保持希奇持久的魔力，只要一想起，一温习，因之平常见惯的星月，平常一例的夜风，都仿佛异样温柔了起来。一些俚诗俗谣，在这些年青人的生命深处，即泛起一片低微的回音。
月子弯弯照九州，
几家欢乐几家愁！
几多夫妻同衾帐，
几个飘零在他州！
天上起云云重云，
地上埋坟坟重坟，
娇妹洗碗碗重碗；
娇妹床上人重人。
高山有好水，
平地有好花，
人家有好女，
无钱莫想她。
几节俗俚诗歌，在这里也正如在其他中国经商当兵的农民情感中一样，总括了一套离乡背井悖时不走运的心境。燃烧着一点希望，缠缚着一点烦恼，也浸透了那个异乡作客无可奈何的悲痛。倘若一切出自生命本来的呼声，都有其庄严的意义，则我们从这个简单表现中，还可看出一种较深沉的热情的抑制和绝望。或有家不能趁时团聚，广泛的感怀人事不一，聊以自解。或道路偶有所见，不由人不引起一点妄念与遐思，心有所属，出以调弄，触景生情，随物起兴。或同出于比事起兴，稍作反省，即知一身净光，希望毫无，便把这件事转而为经济问题一个副题，随记起“有钱使得鬼推磨”一句俗话，心想“皇帝花子都是人做的，可都是个八字注定。八字上排定赶马走长路，那会凭空有天鹅肉落到口中？男子汉，大丈夫，没有钱，说那样？”一时既凭空发不了财，唱下去想下去还是无用处，沉默接受自己那一份，近乎贴近土地生长农民的本性。或者妄冀凤求凰，不肯死心，心肠又是一根葱笔直，转不过弯来，越想越不服气，也只是照生活习惯，向马锅头或相熟客人，借支一点点钱，和同伴蹲在地下翻翻宝，决个胜败，赌一回小输赢。输光了，再不说话，躺下睡去。赌赢了，俟到大站头停脚时，就找个妇人，将所有钱一撒手花光，也就换来个心安理得，太平无事。……如此或如彼，总之月琴是弹不下去了。承认回返自然为得计，拥着那片牛毛毡，同个狗熊样子，蜷伏成一团，向同伴脚边躺下去。先一时耳边或者还会听到散放在四近马匹啮草踏蹄声，和荒山头的野兽长嗥声，混和了自己喉中轻微呜咽。稍过不多久，便照例全部被睡眠收拾了。
驮马帮既在驿路上来去正多，行程中又相当安全，因之凡有因公和事务单独上路的旅客，多乐意随同这种队伍上路。花费既不必加多，还可得到种种便利，能减少长路的寂寞，增长些珍奇见闻。如果他是个考察社会风土的新闻记者，一个对于色彩特具敏感而又富有生活趣味的艺术家，一个对于“人”性异同特具热忱的文学作家，似乎更值得从这个结伴旅行中，得到一分经验。这种经验的用处，将不仅使他的工作见出特异的光辉，也许还可提供作其它多方面的引用！这个故事，就是从那么一个地方出发，写几个年青人随同这种马帮而行，到达驿路的终点，起始各自充满了年青人的热情，准备把一种人间高尚理想，在这一片新地上作试验加以推广。正如企图把一种有价值的植物，移植到这陌生地方来，满以为不多久即可眼见到它的郁郁青青。不意所作的试验，由于气候环境的两难适应，如何由挫折中形成无可避免的悲剧，都如夙命又都十分自然。这里且可见出一种近于偶然的势能，决定了这个悲剧发展的形式。正因其为偶然势能，更增加我们对于关系中人甘心接受分定或希望挣扎而脱的爱与哀悯，尤其是在试验中近于无辜毁去的几个生命，不由人不寄予一种深致的同情。几个死去的，各怀着无可奈何的伤痛而死去，以及一个虽然尚能生存，但已完全失去生存勇气的年青人，都可说同样忠于命运，忠于生命。作者这时节，耳边似乎即还听到感到最后一个死者临咽气前混合在刚生下地的孩子稚弱哭声中的哀呼，哀呼中所包含的希望和绝望，固执的爱和沉默的恨。然而这个哀呼的起始，却近于由笑语而来。这正是一种生命的过程，一个小小地方一群平凡人物生命发展的过程。由幻念而接近事实，由枯寂而有所取予，又由习惯上的相差相左而形成爱憎。爱怨交缚，因之在似异实同情形下，燃烧了关系中每个人的心，带来各式各样的痛苦。痛苦的重叠孳乳、变质、即促进生命的逐渐崩毁。终于抽象的理想，用作试验的对象，新见天日的生命幼芽，也不免一同毁去。于是玉碎者反得宁息，瓦全者转不知何以自处。为的是既已失去本来的一切，更无从重造未来。灵魂破碎，粘合无从，一朵云一缕烟似的在太空游荡，虽存在然不会很久，云散烟消是意中事。新的连续而来照射到地面的阳光，将必然重新在这片土地上促进一切新的生命的长成，并赋以生命与生命接触时随同而来的哀乐得失。试将人类这种小小的哀乐得失，和面前拔空一万尺的俊伟峭拔雪峰对比，即可知两相映照，而各自有其千秋。一个是千古长年在强烈阳光下，用明蓝净洁天宇作陪衬，发出奇异眩目的光彩，虽如此瑰丽不凡，实永远不曾为任何人情感所及。至于寄托到这个山岭脚下阳光所照雨泽所润一片小小地面，几个平凡渺小人物的尔汝恩怨，或许由于完全偶然的机会，得以保留到文字上，成为人类关系一个悲剧范本，使此后另一时另一处凡不曾被世故所斲伤的年青的心，还将为之而跳跃，并寄予长远的爱和哀矜。这或者也就正是人之所以为人，出于自然而又有以异于自然处：自然似乎永远是“无为而无不为”，人却只象是“无不为而无为”。
想到这一点，作者便觉得在这个故事的处理方式上，企图将人事间的鄙陋猥琐与背景中的庄严华丽相结合，而达到一种艺术上的纯粹，不成功为不足奇了。因自然在景物方面，似乎即已有更多的敏慧和细腻设计，且一例若出以十分从容，处处还点染着一点谐趣，实为人类贫俭文字不可企及。而对于边民宗教热忱所自来，亦能有更深会心。艺术史发展的检讨，历来多认为绘画，雕刻，以及比较近代性的音乐的伟大成就，差不多都由于一种宗教情感的泛滥。宗教且多依赖这种种，而增加对于人类影响的重要性。却很少人提及某种东方宗教信仰的本来，乃出于对自然壮美与奇谲的惊讶，而加以完全承认。正因为这种“皈于自然”一无保留的虔敬，实普遍存在，于是在这个宗教信仰中，就只能见到极端简单的手足投地的膜拜，别无艺术成就可言了。由皈于自然而重返自然，即是边民宗教信仰的本旨，因此我这个故事给人的印象，也将不免近于一种风景画集成。人虽在这个背景中凸出，但终无从与自然分离，有些篇章中，且把人缩小到极不重要的一点上，听其逐渐全部消失于自然中。我将用这个小小作品，作为一家人寓居云南乡间八年，所得于阳光空气和水泉的答谢。
《湖南的西北角》序
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我和几个朋友辗转回到了湘西沅陵。由北而南一段旅行经验，已明白全国性战争意义。某时南京陷落证实，战争正逐渐向上延展，集中武汉。洞庭湖泽地带中国大谷仓的争夺战，早在有识者忖度忧虑中。如何动员湖南丰富人力和物资，已是一个重要而紧急问题。湘西就地域言，本是湖南一个单位，二十多年地方人事习惯，即近于割据分治。即此十三县地方，有时亦不免由二三实力派各自负隅，画境而守，和外面在某种意义上完全隔绝。抗战事起，虽最先即有个一二八师参加嘉善国防钱的保卫战，表现极好。不过地方即有个传统孤立底子，又和三省边界毗连，人民流动性大，三厅特种民族且刚有问题发生，促成省政府人事新陈代谢。如何处理这一片土地，使之由不安定浑沌局面，进而明朗澄清，成为一个抗战重要基地，真值得新接手省政的张文伯主席费一点心！当时最贤明的措置，即沅陵绥署的设立，由对兵役和治安有办法的人主持其事，并训练大批青年学生下乡，作民训社训工作。一切事都无忌讳放手作去。这也可说是当局一种大胆的尝试，因为照环境情形言，这种措置是要决断和远见的。若稍有毛病，恶化蔓延影响到抗战前途，实不堪设想。
我恰恰于这个时期到了湘西。离乡本已太久，许多问题当然不免隔膜，惟大处却看得清清楚楚。国家正在一个受严重考验阶段中，战争越向上推衍，负责当局也必然越加困难。要湘西象个湘西，必需社会安定，可以作为学校、工场、及公私物资的疏散地；还要人心兴奋，可以作为壮丁补给区。那时节在我生长小小县城里，即保有千数年富力强的下级军官，和数万体力结实性情单纯的子弟兵，都闲散在城乡家里。其他县分也还有上万杂枪散在民间。所谓湘西还有问题，问题也就是这些人的思想和行动！我明白我应当尽的责任是什么，我明白我对这地方能够作些什么事。绥署一成立，我那些大小乡亲，从游移、苦闷、消极、猜忌复杂情绪中，变成单纯而一致的，离开了他们的家，和家中豢养的青毛斗鸡与龙睛鱼，离开了果园和磨坊，离开了吃牛头肉、喝烧酒、打小牌、睡午觉的习惯，以及一切生计事业，带了自备的枪枝，自备的炊具和粮食，坐了小船小筏子，快快乐乐集中到沅陵听候点编整训了。想起绥署成立，主持其事的陈老先生由省中到沅陵那天，这些自告奋勇的武装同乡，一万人在沿河两岸欢呼情形，过不久又即分别乘了小帆船向常德集中，补充荣誉师情形，真令人永远眼湿！
十年过去了，这些良善人民，正和其他许多中国人一样，把血肉还给了国家和土地，在民族发展史上，各自尽了能尽的责任，永远沉默了。我那县城五千人家，每家门口各供奉了个阵亡者的木牌位，那些孤儿寡妇，每当黄昏来临时，在木牌位前沉默上香，以及此后沉默过日子种种，都仿佛近在目前。我明白那个沉默背后，实隐藏了多少辛酸！我觉得还有些责任待尽，因为那个普通的沉默，实象征中国任何一个城镇对和平的渴望。
在沅陵我住了约三个月，所接触的现实问题自然日益增多。一面是长沙临时大学、中央军校向川滇迁移过境，一面是政治学校、商学院、艺专、湖南大学、以及三十余公私中学，及无数国家机关单位陆续向上疏散，对湘西都不免怀着戒心，为安全问题而苦恼。绥署深感责任复杂重大，对物价控制，对房屋分配，对难民输送，对整个治安强化及粮役两政进行，也无一不超过想象以上烦难而多周折。还有些属于情绪隔离状态发生的问题，如地方与中央磨擦，本地与外省磨擦，自然更不容易作有效安排。我知道，我还应当为地方为国家作点事，所以到云南后又写了一本小书，名叫《湘西》，对地方各方面略加说明，希望家乡人的自尊信心，和外来者的同情与理解，能作成一种新的调和或混和。一派祥和气氛的形成，在当时，实比任何事情还重要。
所以在我那本书的题记上即说：“这本书只能说是一点土仪，即一个湘西人对于来到湘西或关心湘西的朋友们所作的一种芹献。我的目的在减少旅行者不必有的忧虑，补充他一些不可免的好奇心，以及给他一点到湘西为安全和快乐应当需要的常识。并希望这本小书的读者，在掩卷时能对于这边鄙之地给予少许值得给予的同情，就算达到写作目的了。若这本小书还可对这些专家或其他同乡前辈，成为一种抛砖引玉的工作，那更是我意外的荣幸！”在题记上我又还说：“据个人意见，对于湘西各方面的知识，实在都十分需要。任何部门的专家，或是一个较细心谨慎的新闻记者，用‘湘西’作题材，写成他的著作，我相信，都重要而有价值。因为一种比较客观的记载，它多多少少可以帮助他人对于湘西的认识。”
我的工作并不白费，这本小书直到十年后的现在看来，意义犹未完全消失。尤其是一个同乡知识分子，面临当前地方由于战争复员所感到的社会变化和经济贫乏，以及十年战争壮丁牺牲殆尽所形成的种种，引起了他对地方的责任感和无所措手足痛苦时，读了我这本小书，必然还可得到一点点新生的憧憬，以及对于地方重造所抱的勇气和信心！
十年过去了。直到我去年回北平时，方看到长沙李震一先生一册有关湘西报告，真有空谷足音感觉。近二十年这类游记作品，大多配合社会发展而产生。就个人记忆所及，民二十以后强邻迫境，范长江先生的《塞上行》，便得到特别成功。记江西瑞金景况，陈赓雅先生为《申报》写的游记，也为人十分注意。抗战初起，作家从军日多，曹聚仁、刘尊棋诸先生的前线通讯，次霄先生的《空战纪事》，和某先生的《台儿庄、平型关战役经过》，《徐州的突围》，《武汉的撤退》，都给国人一个深刻动人印象。描写沦陷景象，如《南京半月记》，叙述后方如戚长诚先生写《临时大学师生步行入滇》通信，萧乾先生写《滇缅路修筑》，都可作历史参考补充读物，民族在悲剧中的挣扎，亦无不于字里行间流注。李霖灿先生写贵州诸洞穴景物，及滇西雪山纪游，更多发前人所未发。有关后方诸省农村工矿经济人事作综合报告，有材料，有文笔，有见解，特别具有教育价值的纪事，尤应数徐盈先生几年来在西南各省跋涉所做的一些工作。抗战后数年，战局则重在洞庭衡湘一带，戈衍棣先生的军事分析报告，足称代表报告。和平来临，军调部进行工作时，赵超构先生的《延安一月》用笔有分寸处，令人佩服。国外通信，则自纳粹崩溃至联合国成立，萧乾先生的通信，情文斐蔚，更自成一格。直到最近，东北烽火中吕德润、张高峰二先生的通信，还是我爱读的作品。秦晋先生的《新疆游记》，材料既丰富，见解又透辟，亦可谓有心人之作。据我私见，这类作品虽有点时间性，依然值得由记者公会或所属报社为印行单行本，作全国性推销。因为这些作品，实在都比一些杂凑文学作品有骨血、有生命，而又对社会现实富于批评性。即以文章言。也大多明朗而健康，可为习作叙事范本。写故事由此入手，一支笔即较容易贴住土地人事，得到传递效果。
震一先生这个作品，叙述的问题，虽比较偏于一区域问题，置诸上述诸作中，实有其同样重要性，对于湘西明日重造设计上，尤富参考价值。有几段称引湘西夙德提到地方政治教育诸弱点，尤其有意义，值得读者深思，因为那个弱点可能也是湖南全部或中国每一地方都存在而待认识待解决的。所以在这本书付印时，特别写几句话附在书末，说说本书和个人工作因缘，并表示个人对于这类作品所具有的良好印象和敬意。
一九四七年七月作于北平
《沈从文小说选集》题记
一九二二年左右，“五四”运动余波到达了湘西。我正在酉水流域保靖县一个土著部队中，过了好几年不易设想的痛苦怕人生活，也因之认识了些旧中国一小角隅好坏人事。在这种情形下，来和新书报接触，书报中所提出的文学革命意义，和新社会理想希望，于是扇起了我追求知识、追求光明的勇气，由一个苗区荒僻小县，跑到百万市民居住的北京城。从此以后，正如《自传》末尾所说，就“开始进到一个永远无从毕业的学校，来学那课永远学不尽的人生”了。
初到北京时，对于标点符号的使用，我还不熟习。身边唯一师傅是一部《史记》，随后不久又才偶然得到一本破旧《圣经》。我并不迷信宗教，却欢喜那个接近口语的译文，和部分充满抒情诗的篇章。从这两部作品反复阅读中，我得到极多有益的启发，学会了叙事抒情的基本知识，可是去实际应用自然还远。当时想读书，无学校可进，想工作也无办法，只有每天到宣武门内京师图书馆分馆去看书，不问新旧，凡看得懂的都翻翻。同时和在乡村小城市时一样，还有更多机会阅读“社会”这本大书。我得到的总印象是：由小城市到北京，当时凡骑在人民头上的统治者，不论大帅或大少，多只知有己，却对人民无情。大伙儿醉生梦死昏天黑地活下来，一切都若在腐烂状态中。这个社会必须重新安排，年青人明天才会活得庄严一些，合理一些。
新文学运动虽发祥于北京，其时也象是过了高潮转入沉寂期，除少数人对于社会种种还抱着一种顽强憎恶的态度，以为可用文学作品来慢慢的动摇它、推翻它、扫荡它，除旧布新，有个崭新的明天会来。部分读者，对于新文学的社会作用，也还寄托了极大希望。但是实在说来，几个新刊物创作成绩可不够旺，同一刊物倾向也不一致。无论社团或个人，还缺少经济基础，“专业作家”一时还难于产生。因此一般读者也逐渐失去了“五四”时代的兴奋热情。虽然到北京一年后，在北大、农大、燕京我就认识了好些习文学的朋友，充满热情和幻想，正在从事政治活动，可是当时就还少有人体会到，把新文学当成政治革命一翼，来有计划领导运用，或作更好配合，在社会发展中会起什么作用。我这个新从内地小城市来的乡下人，不免呆头呆脑，把“文学革命”看得死板板的，相信它在将来一定会起良好作用。不过想把文学完全从因袭陈腐旧套子公式脱出，使它和活生生的语言接近，并且充满新的情感和力量，变成一个有力的武器，有力的新工具，用它来征服读者，推动社会，促之向前，决不是一回“五四”运动，成立了三五个文学社团，办上几个刊物，同人写文章有了出路，就算大功告成。更重要还应当是有许多人，来从事这个新工作，用素朴单纯工作态度，作各种不同的努力；并且还要在一个相当长远、艰难努力过程中，从不断失败经验里取得有用经验，再继续向前，创造出千百种风格不一、内容不同的新作品，来代替旧有的一切，才可望万壑争流，异途同归，汇入长江大河，东流到海。这么一个伟大艰巨工作，用上半个世纪的时间，并不算太费！我既然预备从事写作，就抓住手中的笔，不问个人成败得失，来作下去吧。
继续推之向前的力量，与其说是物质上的成功希望，还不如说是相去遥远、另一时代另外一些人的成就的鼓励。由《楚辞》、《史记》、曹植诗到“挂枝儿”小曲，什么我都欢喜看看。从小又读过《聊斋志异》和《今古奇观》，新作家中契诃夫和莫泊桑短篇正介绍进来，加之由鲁迅先生起始以乡村回忆做题材的小说正受广大读者欢迎，我的学习用笔，因之获得不少勇气和信心。但是从事这个工作实践，可并不简单。克服困难不仅需要韧性和勇气，不好办的还是应付生活。我尽管熟悉司马迁、杜甫、曹雪芹的生平，并且还明白十九世纪旧俄几个大作家的身世遭遇，以及后来他们作品对于本国和世界作出的贡献，用一种“见贤思齐”心情来勉励自己，应付面临现实的挫折困难；可是人究竟是生物之一，每天总得有点什么消化消化，体力才可望支持得下去。当时这件事就毫无办法，有一顿无一顿是常事。幸好北大、农大、燕大都还有些熟人，我到处都曾作过不速而来的食客。主要还是从家乡那份生活教育中，学会了不论遇到什么困难，都不丧气灰心，总给它个不在意。学习用笔的机会，可决不放松。同样在一种不易设想的困难痛苦的情形下，终于还是把前一阶段学习应付过去了。
正由于一起始就把个人只看成是本世纪整个文学运动一名小卒，主要任务是作尖兵，为大队伍打前站，在作品中作纪录突破试探，因之永远从“习题”出发，进行写作。失败了就换个方法再来，作对了也决不停顿在已有小小成就上。由此下去，由于长期“习题”，文字虽可望逐渐成熟，思想观念不免日益凝固。一面发展了些长处，另一面也形成一种弱点。在继续发展中，长处和弱点更加日益显著。
一九二八年到学校教小说习作以后，由于为同学作习题举例，更需要试用各种不同表现方法，处理不同问题，因之在一九二八年到一九四七年约二十年间，我写了一大堆东西。其中除小部分在表现问题、结构组织和文字风格上，稍微有些新意，也只是近于学习中应有的收获，说不上什么真正成就。至于文字中一部分充满泥土气息，一部分又文白杂糅，故事在写实中依旧浸透一种抒情幻想成分，内容见出杂而不纯，实由于试验习题所形成。笔下涉及社会面虽比较广阔，最亲切熟悉的，或许还是我的家乡和一条延长千里的沅水，及各个支流县分乡村人事。这地方的人民爱恶哀乐、生活感情的式样，都各有鲜明特征。我的生命在这个环境中长成，因之和这一切分不开。这二十余年中，正是旧中国在苦难挣扎中受锻炼，社会变动最剧烈的时期，仅仅以早期在京、后来在学校共同从事文学写作的友好而言，一部分已牺牲于革命或抗日战争中，一部分又多在穷病中故去或另有所图。性情拘迂保守的我，前后约二十年中，占主要活动的工作，还是文学创作中的短篇小说。平时看的是它，教的是它，用笔写的是它，友好过从谈的还是它。只觉得这部门工作，还待改进和提高，突破已得纪录，向更多、更深、更广阔方面发展。社会变化既异常剧烈，我的生活工作方式却极其窄狭少变化，加之思想又保守凝固，自然使得我这个工作越来越落后于社会现实，似乎当真变成了一个自办补习学校中永远不毕业的留级生。即在抗战八年中，我也不曾写出过什么有分量、有价值的作品。当更大的社会变动来临，全国人民解放时，我这个和现社会要求脱了节的工作，自然难以为继，于是暂时停顿下来了。一搁就是八年。由于工作岗位的改变，终日长年在万千种丝绸、陶瓷、漆、玉、工艺美术图案中转，新的业务学习，居多属于物质文化史问题，和对人民生产服务的需要，越深入越感觉知识不足。在这种情形下，我过去写的东西，在读者友好间还未忘记以前，我自己却几几乎快要完全忘掉了。
现在因为选印这个集子，我才又有机会重新看看这些旧作，并且从中选出部分重印。谢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同志的热心帮助，如没有他们从各方面的努力设法，我是再也无能为力，把许多旧作名目、内容记忆清楚的。这本小书虽系按年编排，并就不同体裁、不同主题分配上注过意，但是由于篇幅字数限制，和读者对象今昔已大不相同，习作中文字风格比较突出，涉及青年男女恋爱抒情事件，过去一时给读者留下个印象的，怕对现在读者无益有害，大都没有选入。还有些单行本付印、内容自成一组的，如《月下小景》、《湘行散记》，也未选入。又抗战后写作、未曾集印的，也未选入。中篇只选出字数较少的《边城》，作为一例。因此这个集子中篇章，虽反映出我这个未完成的工作一部分长处和弱点——特别是弱点，还不是全部。记得二十四年前，上海良友公司印行我习作选集时，在那本书题记中，曾向读者深致歉意，觉得费去万千读者的宝贵时间，心中极不安，希望在另外一时，还能够写出点较新较好的东西。现在过去了二十多年，我和我的读者，都共同将近老去了，我还写不出什么象样作品。祖国却在伟大的共产党的正确坚强领导下，通过亿万人民的努力，有了个崭新的面貌。文学艺术在人民教育中，也占有了个历史所少有的异常庄严的位置。为反映新社会人民当家作主后万千种新人新事，虽然业已有很多优秀杰出作品，还需要万千种内容丰富扎实、文字健康清新的大作品，产生于无数新起的少壮有为作家手里。从事文学的青年，生活在这个时代中，真是无比幸运！在这么一个伟大光辉历史时代进展中，我目前还只能把二三十年前一些过了时的习作，拿来和新的读者见面，心中实在充满深深的歉意。希望过些日子，还能够重新拿起手中的笔，和大家一道来讴歌人民在觉醒中、在胜利中，为建设祖国、建设家乡、保卫世界和平所贡献的劳力，和表现的坚固信心及充沛热情。我的生命和我手中这支笔，也必然会因此重新回复活泼而年青！
1957年3月至7月于北京
《从文散文选》题记
我在半世纪以前，开始学习用笔，经过约二十多年，实在说来，还未达成熟期。社会起了巨大变化，对于文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我脱离了原有专业，脱离了学校，转入历史博物馆工作。这个机关名称旧，内容新，又整整学习了三十年。在这么一段长长岁月中，虽积累了些杂文物零星知识，接触材料广，牵涉问题多，吸收消化能力有限，因此任何部门难说深入专精。仅能把所学一些常识，编了几种常识性文物图录。并为有关科研、生产和教学方面需要，经常随事打点杂，服服务，别的什么全谈不上。此外还作了些小问题论文，集印成个薄薄小本子，三十年时间便过去了。
记得一九五七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印我那本《沈从文小说选集》时，我手边已仅只留下几本做样品的旧作。当时曾得到出版社编辑的热心协助，为搜集到旧作三十六册，才比较顺利把工作完成。这二十多年，经过社会反复大动荡，我身边所有图书早已全部散失，荡然无存，即后来新印那本小说选集，也无从保留，从公家能借到的已更少了。这次应香港时代图书有限公司邀约编选这个选集时，才知道麻烦处甚多，无处着手。后来多亏香港两位不相识的朋友——一位龙先生，先后曾为寄来二十二本我的旧作，内中有好些还是四十年前开明、商务、生活各书店的原印本。又有一位陈先生，寄来两种，同是四十年前上海初印本。尚有断绝音信将近五十年的一个表兄弟，也为托港中熟人搜集得来二十册翻印本。眼看到这些在我记忆中似相熟似陌生一堆旧作品时，不免令人起茫然隔世感。最难得的是好友巴金先生，新近为从一堆没收十年失而复得的文件、纸堆中，清理出一束我三十年前托他保存的旧稿，有两篇是底稿，有五篇虽曾分别发表尚未集印成书的。所有这些文集和原稿，无疑对我这次选集的完成有极大帮助。巴金寄来旧稿中，有一个分段写成纯粹纪录性中篇故事，当时曾分别发表于几种不同刊物上。目下虽只保存三段，恰好相互连续，是全文主要部分。所有事件已过了六十年，每个细节，至今还重重叠叠压缩在我脑系中襞褶深处，毫不模糊。但是就近两年预定工作安排算来，已抽不出时间来把它完成，因此辑为《劫后残稿》，编在散文集内。
这次编选工作，能够取得比较顺利进展，主要是在极短时间中，得到香港朋友热情相助，使我能有机会集中三十年代个人作品中文字比较成熟的一部分旧作，重新加以整理校订。为便利读者，内容次序，也略有调整。照目下估计，拟分别辑成五个选集：其中散文集一，短篇小说集二，长篇中篇集一（包括《边城》、《长河》），故事合印集一（包括《月下小景》及新补三文）。有需要时，或将再把近三十年所作关于文学艺术杂论及文物研究商讨辑印一册。这几本选集，既作为近半世纪以来，对于凡曾经热情支持过我这份工作的良师益友衷心的感谢；另外，也用作酬答台湾、港澳、东南亚同胞兄弟对我这份未竟全功工作的期许和关心。特别是那些曾经相熟和未及晤面的外国朋友，为研究或翻译我的作品，付出了他们大量极其宝贵的精力，对朋友们这份深情厚意，我谨在这里表示特别的谢忱，并望得到进一步指教。
一九八〇年三月二十五日于北京
《从文自传》附记
这个《自传》，写在一九三一年秋间，算来时间快有半个世纪了。当时我正在青岛大学教散文习作。本人学习用笔还不到十年，手中一支笔，也只能说正逐渐在成熟中，慢慢脱去矜持、浮夸、生硬、做作，日益接近自然。为了补救业务上的弱点，我得格外努力。因此不断变换作品的内容和形式，用不同方法处理文字组织故事，进行不同的试探。当时年龄刚及三十，学习情绪格外旺盛。加之海边气候对我又特别相宜；每天都有机会到附近山上或距离不及一里的大海边去，看看远近云影波光的变化，接受一种对我生命具有重要启发性的教育。因此工作效率之高，也为一生所仅有。前一段十年，基本上在学习用笔。后来留下些短短篇章，若还看得过去，大多数是在青岛这两年内完成的，并且还影响此后十年的学习和工作。我的作品，下笔看来容易，要自己点头认可却比较困难。因为前后二十年，总是把所写作品当成一个学习过程看待，不大在成败得失上注意。这个《自传》的产生却不同一些。一个朋友准备在上海办个新书店，开玩笑要我来为“打头阵”，约定在一个月内必须完成。这种迫促下出题交卷，对我并不习惯。但当时主观设想，觉得既然是自传，正不妨解除习惯上的一切束缚，试改换一种方法，干脆明朗，就个人记忆到的写下去，既可温习一下个人生命发展过程，也可以让读者明白我是在怎样环境下活过来的一个人。特别在生活陷于完全绝望中，还能充满勇气和信心始终坚持工作，他的动力来源何在。因此仅仅用了三个星期，写成后重看一次，就破例寄过上海交了卷。过不久印成单行本后，却得到些意外好评。部分读者可能但觉得“别具一格，离奇有趣”。只有少数相知亲友，才能体会到近于出入地狱的沉重和辛酸。可是由我说来，不过是还不过关的一本“顽童自传”而已。书中前一部分学生生活占分量过多。虽着重在反对教“子曰”老塾师顽固而无效果教育方法，一般读者可能只会得到些“有趣”印象，不可能感到有什么积极意义。因为到他们读我作品时，时代已不同了，“子曰”早已失去作用，随之而来的却是封建军阀大小割据打来杀去国势陷于十分危急时期。后一部分写离开家庭进入大社会后的见闻和生活遭遇，体力和精神两方面所受灾难性挫折和创伤，个人还是不免受到些有形无形限制束缚，不能毫无顾忌的畅所欲言。当时还以为到再版时，将有机会加以调整补充。事实上一九三三年夏回到北平后，新的工作一接手，环境一变，我的打算全部落了空，不能不放弃了。
时间过了半个世纪，我所经历的一切和我的创作都成了过时陈迹。现在《新文学史料》编辑部忽然建议重发我的《自传》，我是颇有些犹豫的。时代前进了，我这本《自传》还能给青年读者起些什么教育作用，实令人怀疑。但是这本《自传》确实也说明了一点事实。由此可以明白，一个材质平凡的乡下青年，在社会剧烈大动荡下，如何在一个小小天地中度过了二十年噩梦般恐怖黑暗生活。由于“五四”运动余波的影响才有个转机，争取到自己处理自己命运的主动权，完成了向社会学习前一阶段的经历后，并开始进入一个更广大复杂的社会大学，为进行另一阶段的学习作了准备。如今说来，四五十岁生长在大城里的知识分子，已很少有明白我是干什么的人；即部分专业同行，也很难有机会读到我过去的作品。即或偶然见到些劫余残本，对于内中反映的旧社会部分现实，也只会当成“新天方夜谈”或“新聊斋志异”看待。只有少数中的少数，真正打量采用个历史唯物主义严肃认真态度，不带任何成见来研究现代文学史的工作者，对他们或许还有点滴用处。因为借此作为线索，才可望深一层明白我一九三六年“良友”印的《习作选·代序》、《边城·题记》，一九四七年印的《长河·题记》及一九五七年《沈从文小说选集·题记》中对于写作的意图和理想，以及尊重实践、言简意深的含义。再用来和我作品互相对照，得到的理解，必将比前人认识明确、深刻而具体。因此我同意把它重新发表，并作了些补充、修改和校订。
一九八〇年五月十七日
《沈从文散文选》题记
湖南人民出版社请人从我过去作品中，挑选出部分我用湘西家乡人事景物风俗习惯为题材写成的散文和小说，准备分别印两个集子，希望我在书前说几句话。寄来两份草目，搁置案头已多日，实在不知从何说起。因为这些作品，绝大部分产生于四五十年前；而我和文学方面隔绝，也已经三十多年了。经过十年浩劫灾难性狂风暴雨，一些对革命、对国家人民有过极大贡献的有用人才，一些我四十年来的同行同事朋友，很多人在倏忽而来的风暴中死去。我在这场变动中，居然活下来，现在并且有机会让我这些旧作重新出版，面对这两份草目，真不免有隔世之感。
我如何开始写作，我对于文艺的看法以及我的写作态度，在我过去几个集子的序言和题记中已多次谈过，基本上都谈尽了。通过作品本身，反映得更加清楚明白。我自知是个资质平凡的人，从事文学创作，一半近于偶然。一半是正当生命成熟时，和当时新的报刊反映的新思潮接触中，激发了我一种追求独立自由的童心和幻想。但我明白搞文学创作不是件容易事，必须把习作年限放长一些，用“锲而不舍”的精神，长远从试探中取得经验，才有可能慢慢得到应有进展。所以前一时期的写作，只当一般“习作”看待，在数量上虽不少，却在被别人否定之前，自己早已否定了。直到接近三十年代，手中一支笔，才开始能较有计划用到我较为熟悉的人事上，文字逐渐运用得比较准确自然。叙事抒情虽稍稍见出点新意，但距离我希望达到的目标还很远很远。
我的作品稍稍异于同时代作家处，在一开始写作时，取材的侧重在写我的家乡，我生于斯长于斯的一条延长千里水路的沅水流域。对沅水和它的五个支流、十多个县分的城镇及几百大小水码头给我留下人事哀乐、景物印象，想试试作综合处理，看是不是能产生点散文诗的效果。三十年代，我又有机会两次回到我家乡那片土地上，后一次且在我少年时代第一次离家停留处沅陵住下三四个月。人事接触多一些，并较深明白家乡的变化和不少问题，因就我熟悉热爱的故乡种种见闻，写了一组散文，题名为《湘西》。当时抗日战争正在发展中，南京业已沦陷，战事正向长江中部武汉逼近，湘西成了军事后方，许多公私机关和大批逃难人民正向沅水流域迁移。我受了一位老革命家的启发，深深感到必须加强团结，巩固后方安定，方不至于影响整个局面。有关苗民问题，负责当局更必须重新考虑，应当有个新认识，纠正过去把集中在凤凰、乾城（今吉首）、永绥（今花垣）三县的苗族同胞当成被征服者的错误看法。必须把湘西当成中国的湘西，才不至于出问题。至于湘西人民，也应当有一种新的认识，充满热情勇气，怀着信心自重，才可望支持抗战到底，为将来当家作主建设国家作准备。只有这样，才可望改变社会面貌。这些意见，当时说来，还近于荒唐的希望。可是，抗战结束不多几年，从全国解放开始，湘西逐渐在前进在改变。湘西土家族和苗族已成立了联合自治州。过去绝大部分人是文盲，目前自治州已有了吉首大学，副校长及部分教师已由苗族担当。前后对照看看，起了多大变化！
近年来我的某些作品，被一些好意的国内外读者，给以重新认识和评价，其实都近于过誉。由我自己说来，我所有作品，都还只能说是一个开端，远远没有达到我的目标。主要期望，还应分寄托在那些久经锻炼、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新中国新时代作家身上。事实证明，许许多多这样优秀的中青年作家正在不断涌现出来，他们必将写出更多扎扎实实的好作品。至于我这两本习作，能看做探路打前站的哨兵纪录，对家乡同好起点参考作用，就足够了。
一九八一年六月一日于北京
《散文选译》序
戴乃迭先生译的这十一篇作品，是从我的四个不同性质集子中选出的。这四个集子多完成于一九三一到一九三七几年间。正是我学习用笔比较成熟，也是我一生生命力最旺盛的那几年。第一部分取自我的《从文自传》前二章。全书完成于一九三一年夏秋间。当时我正在山东青岛大学中文系教散文习作，住处恰在公园和学校之间福山路口一座新经修理的小小楼房里。三角形院子中有三五簇珍珠梅，剪伐成蘑菇状的树端分布一串串小白花开放得十分茂盛，且散发一种淡淡清香。公园尽头便是海边，距离不过二里路远近。从窗口可望见明朗阳光下随时变换颜色的海面和天上云影（云彩且常呈粉紫色或淡绿色，为一生所仅见）。当时学校还未开课，我整天不是工作就是向附近山头随意走去。山离海较远，由于视界广阔，感觉上反而近些。夜里至多睡眠三小时。生活虽然极端寂寞，可并不觉得难堪，反而意识到生命在生长中、成熟中，孕育着一种充沛能量，待开发，待使用。就在这么一种情形下，用了三个星期时间，《自传》便已完成，不再重抄，径寄上海付印。前一部分主要写我在私塾、小学时一段顽童生活。用世俗眼光说来，主要只是学会了逃学，别无意义。但从另一角度看看，却可说我正想尽方法，极力逃脱那个封建教育制度下只能养成“禄蠹”的囚笼，而走到空气清新大自然中去，充分使用我的眼、耳、鼻、口诸官觉，进行另外一种学习。这种自我教育方法，当然不会得到家庭和学校的认可，只能给他们一种顽劣惫懒、不可救药印象，对我未来前途不抱任何希望。所以在我尚未成年以前，我就被迫离开了家庭，到完全陌生社会里去讨生活。于是在一条沅水流域上下千里范围内，接受严酷生活教育约五年，经过了令人难于设想的颠连困苦、穷饿流荡又离奇不经的遭遇。从这个长长过程中，眼见身边千百同乡亲友糊里糊涂死去了，我却特别幸运，总是绝处逢生，依旧能活下来。既从不因此丧气灰心，失去生存的信念，倒反而真象是读了一本内容无比丰富充实的大书，增加了不少有用的“做人”知识。且深一层懂得“社会”、“人生”的正确含义，更加顽强单纯走我应走的道路，在任何情形下既不会因生活陷于绝望而堕落，也从不会因小小成就即自足自满。这份教育经验，不仅鼓舞了我于二十岁时两手空空来到北京城，准备阅读一本篇幅更大的新书，同时还充满了童心幻想，以为会从十年二十年新的学习中，必将取得崭新的成就，有以自见。就这么守住一个“独立自主”的做人原则，绝不依傍任何特殊权势企图侥幸成功，也从不以个人工作一时得失在意，坚持了学习二十五年。
这本小书第二部分选译了《湘行散记》中散文四篇。《湘行散记》是我于一九三三年冬还乡，经过约一个月时间写回北京家中一堆通信，后来加以整理贯串完成的。乍一看来，给人印象只是一份写点山水花草琐琐人事的普通游记，事实上却比我许多短篇小说接触到更多复杂问题。一九三三年夏，我离开学校返回北京工作，九月里成了家，生活起了根本变化。当时住在西安门内达子营一个单独小小院子里。院中墙角有一枣树和一株槐树，曾为起了个名字叫“一槐一枣庐”。终日有秋阳从树枝间筛下细碎阳光到全院，我却将一个十八世纪仿宋灯笼式红木小方桌搁在小院中，大清早就开始写我的《边城》。从树影筛下的细碎阳光，布满小桌上，对我启发极大。但是工作进行可相当缓慢，每星期只能完成一个章节，完成后就寄过天津《国闻周报》发表。到十一月底，得到家乡来信，知道老母亲病转严重，要我回去看看。其时正是江西方面蒋介石集中了六十万大军，对瑞金进行“围剿”，几次战役异常激烈，死亡以万千人计。我家乡地方那份割据武装，因和接壤的黔军争夺烟土过境税，发生小规模战事，僵持局面也搞得极紧张。公路还未通行，水路来回估计至少得一个多月时间，单独上路比较方便。因此事先和家中人约好，上路后将把沿路见闻逐一写下寄回。时天寒水枯，由沅水下游桃源县开始乘小船上行，随时停停又走走，到达沅水中游的“浦市镇”时，就过了二十二天。又赶山路三天，才到达家乡凤凰。由于小船上生活长日面对湍湍流水，十分枯寂。沿河表面上还稳定，实外松内紧，随时随地会发生事故，安全毫无保障。为了免得北京方面担心，所以每天必写一两个信，把水上一切见闻巨细不遗全记下来，且有意写得十分轻松愉快而有趣，一共写了四十几封。由浦市镇开始山行那三天，得通过一个地势荒凉的腰站。路过一个亭子，恰是十多年前几个军中熟人一同被害的地方，心情相当沉重。夜里住小客店时，信写得反而更加使北京方面放心。到了家乡，从我哥哥处才深一层明白许多意料不到的现实问题。在外边我尽管经常被人认为“思想落后”，到家乡却肯定我是个“危险人物”。应付外边倒比较省事，家乡事便难言，一犯了疑就无从解释。唯一方法即尽早离开。除了礼貌上必需去见见我那位“老上司”，其他任何亲友都不宜拜访。因为提的问题既无从正面回答，还会出乱子。因此只陪在母亲病床边过了三天，借故北京工作紧迫，假期延长太多，匆匆返回北京了。回来途中又走了十二天，写了约二十次并不付邮的长信，说的还是路上见闻。回来后一面续写《边城》，一面整理这些信件，组成一个比较完整篇章，分别在刊物上发表。到后才集成《湘行散记》这个小册子。
这个小册子表面上虽只象是涉笔成趣不加剪裁的一般性游记，其实每个篇章都于谐趣中有深一层感慨和寓意，一个细心的读者，当很容易理会到。内中写的尽管只是沅水流域各个水码头及一只小船上纤夫水手等等琐细平凡人事得失哀乐，其实对于他们的过去和当前，都怀着不易形诸笔墨的沉痛和隐忧，预感到他们明天的命运——即这么一种平凡卑微生活，也不容易维持下去，终将受一种来自外部另一方面的巨大势能所摧毁。生命似异实同，结束于无可奈何情形中。即或我家乡“老总”，还拥有地方武装三万人，割据湘西十三县已二十年，也难免在不易适应的变故中，失去了控制力而终于解体完事。这一切我全预料到。果然不到三年，我的忧虑就证实了。蒋介石在江西取得暂时胜利后，抽出了一个军的实力，来向地方进行兼并压迫，自然不甚费力就达到目的。上级下野，军队改编外调，外来“嫡系军队”侵入成为征服者，地方弄得一团糟。
第三部分从《湘西》一书中选出，共计四篇。全书着手于一九三七年冬天。抗日战争发生后，北京陷落，八月十二日大清早，我和北大、清华两校一些相熟教师，搭第一次平津通车过天津，第二天在法租界一个住处，见早报才知道上海方面已发生战事。我们的终点原是南京，由海船去上海路线已断绝，只好等待机会。过了十来天，却探听出有条英国商船可直达烟台。准备先去烟台，到时再设法乘汽车到当时还通行的胶济路中段，再搭胶济车就可到南京。一切得看气运。我们无从作较多考虑，都冒险上了船。还记得同舱熟人中有美术学院赵太侔夫妇、清华大学谢文炳夫妇、北大朱光潜教授，及杨今甫先生等等。辗转十来天，居然到达了南京。那天半夜里，恰逢日本第一次用一百架飞机大轰炸北极阁。南京方面各机关都正准备大疏散，于是我又和不少北方熟人，于三天后，挤上了一条英国客船向武汉集中。我既买不到票，更挤不上船，亏得南开大学林同济先生，不顾一切，勉强推我上了跳板，随后向船长介绍，得到不必买票的优待，且在特等舱里住了四天才离开船的。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准备在湖南组织临时大学，到武汉转车走后，我就和几个朋友暂留武汉借武大图书馆工作。
不久就有熟人相告，延安方面欢迎十个作家去延安，可以得到写作上一切便利，我是其中之一，此外有巴金、茅盾、曹禺、老舍、萧乾等等。所以十二月过长沙时，一个大雪天，就和曹禺等特意过当时八路军特派员办事处，拜访徐特立老先生，问问情形。徐老先生明白告我们，“能去的当然欢迎，若有固定工作或别的原因去不了的，就留下做点后方团结工作，也很重要。因为战事不象是三几年能结束，后方团结合作，还值得大大努力，才能得到安定，才能持久作战。”不久带了几个朋友到沅陵我哥哥新家暂住时，湘西正由苗族头目龙云飞把提倡“读经打拳”的湖南省长何键轰下台，湘西十三县一度陷于混乱状态，一切还不大稳定。军事上后勤物资供应和兵役补充，湘西都占有特别重要地位。南京当时已失陷，武昌军事上显得相当吃紧。正有许多国家机关和教育机构向后撤退，小部分可望上移川黔，大部分却正集中长沙加紧疏散，以湘西最安全。这个大后方必需维持安定，才不至于影响前方战事。
其次是湘西二十年都被称为“匪区”（事实上只是不听南京方面随意调动）。又认为是个神秘莫测的地方。我生长于凤凰县，家中弟兄移居沅陵又已多年，这两个地区的社会人事我都格外熟悉。到沅陵不久，正值湖南省行署组织成立，新的地方行政负责人，恰是我那个“老上司”。在苗区造反驱逐何键下台的“苗王”龙云飞和我也相熟，其他高级幕僚军官更多非亲即友。我因为离开家乡已十多年，对家乡事所知不算多，对国家大事或多或少还懂得些，这次回来已近于一个受欢迎的远客，说话多些也无什么忌讳。我哥哥因此把这些同乡文武大老，都请到家中，让我谈谈从南京、武昌和长沙听来的种种。谈了约两小时，结论就是“家乡人责任重大艰巨，务必要识大体，顾大局，尽全力支持这个有关国家存亡的战事，内部绝对不宜再乱。还得尽可能想方设法使得这个大后方及早安定下来，把外来公私机关、工厂和流离失所的难民，分别安排到各县合适地方去。所有较好较大建筑，如成千上万庙宇和祠堂，都应当为他们开放，借此才可望把外来人心目中的‘匪区’印象除去。还能团结所有湘西十三县的社会贤达和知识分子，共同努力把地方搞好。……”我明白许多问题绝不会是一次谈话能产生影响，解决问题。因此到达昆明不久，就又写了这本《湘西》，比较有系统把一条纵横延长将达千里的沅水流域和五个支流地方的“人事”、“生产”作个概括性的介绍，并用沅陵和凤凰作为重点，人事上的好处和坏处，都叙述得比较详尽些，希望取得“辟谬理惑”的效果。而把外人对于两地一些荒唐不经的传说，试为加以较客观分析。某些方面实由于外来贪污官吏无知商人的造作附会，某些方面又和地方历史积习分不开。特别是地方政治上显明不过的弱点，新的负责人，也应当明白有许多责任待尽应尽。优点和弱点都得有个较新的认识，才可能面临艰巨，一改旧习，共同把地方搞好。这次译文恰好选的正是“沅陵”和“凤凰”两章，证明我的用心，并不完全白费。
第四部分应分说是一个纪实性的回忆录。全部计划分六段写，译文取其三段。记的是我于一九二〇年冬天回凤凰时，应一个同乡邀约，去离县城约四十五里乡村“高枧”作客吃喜酒，村子里发生一件事情的全部经过。村子不到二百户人家，大族满姓，人并不怎么“刁歪”，头脑简单而富于冲动性是他的特征。和另一个村子田家三兄弟，为了一件小事，彼此负气不相上下，终于发展成为一个悲剧，前后因之死亡了二三十个人。仇怨延续了两代，他本人和唯一孤雏，若干年后，先后也为仇人冤家复仇致死。故事原只完成四段，曾于一九四七年分别发表于国内报刊中。现在保存的中间三段，原稿连缀成一整幅，系我过去托巴金代为保存，我自己却早已把它忘了。前年巴金由文革时期被没收后来退还的一堆旧稿中清理出来，才寄给我。保存部分虽不完全，前后衔接可以独立成篇，并且全都是亲眼见到的部分。因此用《劫后残稿》题附在香港重印的《散文选》后边，作为一个纪念。
重读这个选本各篇章时，我才感觉到十分离奇处，是这四个性质不同、时间背景不同，写作情绪也大不相同的散文，却象有个共同特征贯串其间，即作品一例浸透了一种“乡土性抒情诗”气氛，而带着一分淡淡的孤独悲哀，仿佛所接触到的种种，常具有一种“悲悯”感。这或许是属于我本人来源古老民族气质上的固有弱点，又或许只是来自外部生命受尽挫伤的一种反应现象。我“写”或“不写”，都反应这种身心受过严重挫折的痕迹，是无从用任何努力加以补救的。我到北京城将近六十年，生命已濒于衰老迟暮，情绪却始终若停顿在一种婴儿状态中。虽十分认真写了许多作品，它的得失成毁都还缺少应有理解。或许正如朱光潜先生给我作的断语，说我是个喜欢朋友的热情人，可是在深心里，却是一个孤独者。所有作品始终和并世同行成就少共同处，原因或许正在这里。
一九八一年九月于北京
人间重晚晴——《子冈作品选》序
前不多久，我在去年第四期《大地》上，看到萧离同志一篇题名《宝刀不老》的文章，副标题是“子冈几篇短文读后”。文字不多，内容却斑驳陆离。文中提及四十年来几个相熟新闻记者的工作、生活及遭遇种种，和我去年在《文汇增刊》上见到子冈所写《熙修和我》一文，内容相似而不尽同。子冈文章提到在满布国民党便衣特务、日机狂轰滥炸四十年代的重庆，她同浦熙修并肩采访，分别写稿，共同在一条战线上作战和生活；写浦熙修抗战胜利后在南京遭特务毒打，被捕入狱，斗争得非常坚强种种。她们在那样艰险复杂的环境下坚持工作、坚持斗争近十年，直到迎来了全国解放。国家看到了前途，民族有了希望，那些充满乐观振奋人心的岁月，谁不欢欣鼓舞！凡是热爱这个备受压迫、多难多灾国家的知识分子，不论新旧，莫不感到有必要投身革命，发挥所长，紧贴国家需要，努力完成建设新国家的任务。多少年的理想实现了，这一对新闻界姐妹更是欢欣鼓舞，为适应新形势，更好地完成工作任务，她们努力学习，严格要求自己，准备献身革命。万万没有想到几年以后，两人竟一同裹入一场倏忽而来的大风暴漩涡中，无从自拔。风暴信息时断时续，直到一九六六年，愈来愈猛烈，席卷全国，即使是德高望重的老一辈革命家、老帅、大将，都措手不及，未能幸免，形成了史无前例的“十年内乱”。知识分子在“知识越多越反动”口号下，几乎全被“横扫”。一些拿笔杆子写写文章的，在这场风风雨雨中，被批斗得颠三倒四，无所适从，一直延续了十年。死的默默死去，偶然幸存的，也大都由青春华年进入身心憔悴衰老迟暮之中。
几个幸运活下来的同行故旧，尽管在这份长长岁月里，和社会一切近于完全隔绝，耗尽了一生精力最最旺盛的一段生命！由于对国家的热爱、对今后发展前途的关心，始终还不失去生存的信心和定向，三五故旧相逢，又还能相互鼓舞支持，维持了纯厚友谊，长远不褪色走样。因此在“四人帮”一伙倒台后，就共同怀着“人间重晚晴”心情，又复作重新拿笔准备。凡是过来人，自会理解到，提起手中这支笔，首先感到的是分量如何沉重！
我在三十年代中，对于当时报刊上那些充满新的气息有分量的通讯特写，就是个热烈爱好者。我曾在《自传》中提到，我喜欢读一本小书，同时还念念不忘那本用人事写成的大书。自从我二十岁来到大都市讨生活后，那本大书篇幅虽扩大了，但深度实大不如前，直接接触到的人事内容范围可缩小了。转到学校教书后，接触面便更缩小。深幸所在几个大学，不是汪洋万顷碧波无际的大海边，就是仿佛来自天上一泻万里的长江中游，增加了我横海扬帆的远梦。但初进大城市二十年以来，我对于当时在剧烈变动中社会人事深刻的变化，可以说是无知或所知不多，渴望从别一方面得到充实。这些从报刊中反映社会动荡的新闻特写，它们便给我许多有益补充。特别是这些作品所使用的不拘一格的表现方法和处理问题的技术，给了我不少启发和教育。三十年代前期，我写的两个叙述地方人事景物的散文小册子，就或多或少是在当时报纸上那些通讯报道特写纪事影响下完成的。我们经常听到对于某一文学作品的赞美，说它“生活气息浓厚”。事实上三十年代以来，一些突破旧社会重重苛刻检查制度，报章上刊载的那些有内容，有分量，有褒贬的通讯特写，才真够得上这个赞许。只是照社会习惯，一般读者可极少注意这份得来不易的成就。
最近听说卧病在床的子冈，尚未恢复健康，她的新旧作品却有机会行将编辑付印。我听到这消息十分高兴，希望不久就可以读到这本书。还有徐盈同志解放前在天津《大公报》写的不少通讯报道，解放后发表的一些专题性访问文章，希望也能集印出版。这些作品所反映的人和事，即或多已成为历史陈迹，但它们毕竟是历史的真实纪录。它们反映的人事和斗争，它们的写作方法和艺术成就，当时既受到广大读者欢迎，今后依旧值得借鉴参考。尽管习惯上总还认为报道特写都有个时间性，和一般文艺作品情形不同。其实真正好的有生命力的作品，不管是特写报道，还是小说诗歌，同样会起良好作用和深远影响。
抗战时期，西南联大的大一国文课，记得当时就曾由教学会议提出两种新的措施，一是教授不分等级，都得担任一年级国文教学，便于提高同学国文基本知识。二是选定课外读物二十种，内有范长江、徐盈两位的新闻通讯新著各一册，放在最前面，表示特别值得重视。这种措施对于同学曾起过一定好影响。这个办法据个人意见，实在还可作今后全国大专院校参考。当前主持高等教育的负责人，都是“一二九”运动的过来人，一定会比我还明白当时这些新闻通讯报告，配合学运所起的作用和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