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谈到近年来文艺杂志，都觉得太多了点，笔者意见却以为近年来杂志多，文艺杂志并不多。够得上称为文艺杂志，且愿意好好的办下去的，依然寥寥无几。
杂志多有两个原因：一是杂志范围性质宽，内容杂，能广泛的吸收作家，也能广泛的吸收读者，容易办。二是上海方面要作生意的书店多，要写文章的作者多，不新起炉灶不成。三是作官的个人或机关团体为了某种原因，也办杂志。但许多刊物皆随起随灭，有些被查禁，停了；有些支持不下去，三二月又自行歇手了。因此杂志虽然多，能继续生命到一年以上的却仍然不多。尤其是文艺杂志，有些出创刊号时就先作声明，刊物是凑成的。这自然有个理由。把它办得如理想那么好，名作家全部上台，不可能。照理想那么去办，要某一类作家出场，常有阻碍，不能存在。尽某一类无名作家出场，对读者不能发生信仰，也难存在。
办杂志出版人必有个目的，就是要有销路（官办的除外）。这是很自然的事，无可非议。不过单从销路着眼，说来还有个区别。譬如开明书店出的《中学生》，与另外一个书店出的一种书报，同样有五万份销路，谋出路的态度或方式是显然不同的。《中学生》杂志许多大学生还应当看看，因为它上面有许多文章，值得全中国学生注意。好些书报却不宜多花钱购买，因为除了杂乱刊载一些相片，别的毫无所有。办杂志编辑者自然也有个目的，就是使刊物在社会上发生一点意义，产生一些价值。但作同样打算的编者，各人所持的态度同所用方法，也就不大相同。譬如说生活书店的《译文》，同论语社的《论语》，就代表两方面的例子。《译文》销路据说并不多，然而是个值得注意的刊物。它的内容纯载译文，每期总有几篇文章，读后留下一个印象。至于《论语》，编者的努力，似乎只在给读者以幽默，作者随事打趣，读者却用游戏心情去看它。它目的在给人幽默，相去一间就是恶趣。虽在同一书店，办得杂志也常常不同。即以生活书店而言，所出的《国际知识》它告给我们读者的知识并不多，但确是国民很需要的知识，至于《太白》，就不同了。《太白》是注重小品文的，比《论语》健全一些，却同样琐碎芜杂。
上海最多的是书报，定价从二毛到五毛，据说这些书报主顾皆在广东南洋。办书报的大致皆注意“销行”，不过问书报在销行以外的“影响”，所以皆能够办得“热闹”，却不容易办“好”。这种刊物在物质上即或成功，在精神上却失败了。因为它的存在，除了给人趣味以外别无所有。读者多，若无一个健全目的，便等于出版人与读者合作，在那里消耗外国纸张铜版那么一件事了。
书报中有漫画刊物，正同杂志中有幽默杂志一样。近年来漫画杂志很多，它代表一个倾向，就是普遍的讥讽这个社会人与事。它同幽默杂志有类似处，本身原为一根小刺，常常向社会各方面那么一戳，内容有时过于轻浮，效率有时只能打趣。其中较好的为《生活漫画》。
杂志载时事消息，载论文，政治经济艺术文学合冶一炉，态度是庄严的，内容是无限制的，刊物中《东方杂志》、《申报月刊》皆还不坏。《新中华》比较差一点，惟文艺部分稿却多些。改组以后的《现代》也那么杂，要办好恐怕不容易见好。这种杂志能不能办好只在编者地位与拉稿逼稿能力。纵好也不易见好，就因为它是真的“杂”志。这种杂志也有用周刊形式出版的，《华年》是比较好的一种。
刊物中有新创一格式的，为《科学书报》这种刊物，小学生中学生读它很好。（其实艺术杂志也应当有人肯试那么来办一个。）它好处在“通俗化”，在“浅”。它坏处在定价高（应当定价一毛钱或六分钱左右，不能再多），因之内容通俗销路却难通俗。
杂志中我最先提到却在最后方来谈它的，是纯文学刊物。说起文学刊物，有四种刊物已不存在，我们还记得它。这四种刊物名称是：《小说月报》、《创造》、《新月》、《现代》。我们记得它们名称，是因为它们给了我们一些成绩（它们的寿命长短自然也有关系）。它们能吸收许多作家，支配许多读者。这种刊物现在还多，却只有《文学杂志》比较引人注意。我们很希望多几个这种刊物。虽有种种原因，这种刊物不容易出现，不容易支持，这种刊物多有一个，它的好处至少可以补救三个诙谐小品刊物所产生的坏处。这种刊物目前在希望中生长的，有一个《创作》，熏风出版部出版，编辑人李辉英；《文饭小品》，脉望出版部出版，编辑人施蛰存；有个《新小说》，良友公司出版，编辑人郑召平；有个《星火月刊》，星火艺社出版，编辑人杜衡、侍桁、杨邨人。（又听说《现代》也将恢复，且仍由《现代》前编辑施蛰存负责。）《创作》方出第一期。《文饭小品》编者能努力，且知所以努力，刊物有希望。惟编者若放弃与《人间世》抢生意，不走小品一路，使刊物保持昔日《现代》杂志性质，也许更容易办好。《新小说》应改良，尤其是应把不三不四历史故事去掉。《星火》有生气。这刊物有两点与一般刊物不同，一是短评，注重在指摘与揭发文坛当前的形势，有些什么可笑的人正在作些什么可笑的事；二是登载新人创作（这些人名字比较生疏，文字却还好）。不过这刊物引起读者注意若果只是前面一件事，即短评与文坛偶语，这些文章皆针对着一个目的，即是向异己者用一种琐碎方法，加以无怜悯不节制的嘲讽与辱骂（一个术语，便是“争斗”），刊物若净靠这种争斗支持，他的命运就不会好。
说到这种争斗，使我们记起《太白》、《文学》、《论语》、《人间世》几年来的争斗成绩。把读者养成欢喜看戏不欢喜看书的习气，文坛消息的多少，成为刊物销路多少的主要原因。争斗的延长，无结果的延长，实在可说是中国读者的大不幸。我们是不是还有什么方法可以使这种“对骂”占篇幅少一些？一个时代的代表作，结起账来若只是这些精巧的对骂，这文坛，未免太可怜了。
也可以说是文学杂志，但限制在小品一方面发展的，《人间世》是好些这类刊物值得说说的一个。它的好处是把文章发展出一条新路，在体制方面放宽了一点，坏处是编者个人的兴味同态度，要人迷信“性灵”，尊重“袁中郎”，且承认小品文比任何东西还重要。真是一个幽默的打算！编者的兴味“窄”，因此所登载的文章，慢慢的便会转入“游戏”方面去。作者“性灵”虽存在，试想想，二十来岁的读者，活到目前这个国家里，哪里还能有这种潇洒情趣，哪里还宜于培养这种情趣？这类刊物似乎是为作者而办，不是为读者而办的。读者多，那是读者不长进处，读者不明白自己处。
新诗的旧账——并介绍《诗刊》
诗的用处照古义说是“言志”，照如今解释是“抒情”。诗可以分成许多类，单说中国诗，就内容言有风雅颂，就形式言有律绝五七言诗等等，它的存在却有个共通的意义，不外乎用文字从一种限制里描写一件人事，或表示一个意见，一点感想。“诗”这个字在古今中外含义尽管不同，然而把它同散文比较，也易明白。它似乎极重“经济”。它的成立是多少有点限制的。它必须以约见著，用少数文字起多量效果。它与散文分别就在此。诗要效果，词藻与形式能帮助它完成效果。惟一切事物皆在时间洗练下失去光色、词藻与形式。在一段长长的时间下也会失去它的意义。因此在变动中有“新诗”，同旧诗对立的新诗。
新文学运动的初期，大多数作者受一个流行观念所控制，就是“人道主义”的观念，新诗作者自然不能例外。不过新诗当时侧重推翻旧诗，打倒旧诗，富有“革命”意味，因此在形式上无所谓，在内容上无所谓，只独具一种倾向，否认旧诗是诗。受词、受曲、受小调同歌谣影响，用简明文字写出，它名字叫“自由诗”。那些诗，名副其实，当真可以说是很自由的。
新诗在革命意味下发展，便仿佛特别容易作。凡有勇气执笔的人几乎都可以写诗。一切刊物必有诗。当时被称为文化先驱的新人，在新风气下不能不写诗。周作人，鲁迅，钱玄同，朱经农，李大钊，陈独秀，朱执信，任鸿隽，沈玄庐，沈尹默，傅斯年，罗家伦，把这些人的名字，同新诗并举，如今看来似乎有点幽默了。然在五四前后，这些人是常常写新诗的，正因为大家都肯天真烂漫写新诗，所以新诗能引起特别注意，这一点我们应该明白。正因为张三李四都可以写新诗，所以初期新诗就数量言，成绩真不差。就质言，说苛刻一点，多数诗都太杂乱，太随便，太天真。胡适之是第一个写新诗出新诗集子的作家。冰心会写短诗，俞平伯、康白情会写长诗，那些诗当时多被中学校选作国文课文，为青年人所熟习。这几个作者，同上述一群新人，可算做是奠定中国新诗基础的功臣，值得我们记忆。
新诗既毫无拘束，十分自由，一切散文分行写出几乎全可以称为诗，作者鱼龙百状，作品好的好，坏的坏，新诗自然便成为“天才努力”与“好事者游戏”共通的尾闾。过不久，新诗的当然厄运来了。多数新人对于新诗的宽容，使新诗价值受了贬谪，成就受了连累；更多数的读者，对新诗有点失望，有点怀疑了。
稳定了新诗的社会地位，是稍后一时另外一群作者，宗白华，梁宗岱，王独清，刘梦苇，冯至，饶孟侃，于赓虞，郭沫若，朱湘，徐志摩，闻一多一群作家。在这一群作家中，郭沫若，朱湘，徐志摩，闻一多，四位人特别有影响。写诗胆量大，气魄足，推郭沫若（他最先动手写长诗，写史诗）。朱湘是个天生的抒情诗人，在新诗格式上的努力，在旧词藻运用上的努力，遗留下一堆成绩，其中不少珠玉。徐志摩诗作品本身上的成就，在当时新诗人中可说是总其大成（他对于中国新诗运动贡献尤大）。其中有一个作者，火气比较少，感情比较静，写作中最先能节制文字，把握语言，组织篇章，在毫不儿戏的韵、调子、境界上作诗，态度的认真处使新诗成为一种严肃的事情，对以后作者有极好影响，这个人是闻一多。
新诗有个问题，从初期起即讨论到它，久久不能解决，是韵与词藻与形式之有无存在价值。大多数意思都以为新诗可以抛掉这一切（他们希望各有天才能在语言里把握得住自然音乐的节奏），应该是精选语言的安排。实则“语言的精选与安排”，便证明新诗在词藻形式上的不可偏废。这问题到了上述几个作者时，是用作品或理论表示得很明白。
新诗到这时节可以说已从革命引到建设的路上，在写作品中具有甘苦经验的，渐渐明白新诗不容易作，更不容易作好；用新格式得抛弃旧词藻，内容常觉得“浅”，“显”，用旧词汇是不能产生新境界，内容不可免堕入“熟”，“滑”，作者比较先前自然显得寂寞多了。玩票的诗人已不好意思再来胡乱打油凑热闹。原来对新诗有狂热的，一点儿抒情气氛或随年龄衰歇了，或被生活压瘪了，或读好书太多羞于拿笔了。死的已死，不死的又或经商作宦，办党教书。中国新诗运动，仿佛也就停顿了一时。国内被称或自称“诗人”的虽日见其多，真在那里写诗的，倒并不怎么多。书店印出的单行本诗集很多，销场可不怎么好。
这种暂时消沉酝酿了稍后一时的热闹。少数还不放下笔杆的作者，与一群初从事写作的新人，对“诗”的观念再有所修正。觉得先一时“自由诗”所表示的倾向同“建设的新诗”有点冲突。大家知道新诗得要个限制，在文字上，在形式上，以及从文字与形式共同造成的意境上，必需承认几个简单的原则。并且明白每个作者得注意一下历史，接受一笔文学遗产（从历史方面肯定“诗”是什么，得了遗产好好花费那个遗产）。孙大雨，林徽音，陈梦家，卞之琳，戴望舒，臧克家，何其芳……算得是几个特有成就的作者，这些人完全不是理论家，却有作品证明“新诗不是无路可走，可走的踏实在很多”。几个人的作品同时还说明，要建设新诗，得有个较高标准。这标准在什么地方？几个作者是各以个人风格独具的作品，为中国新诗留下了一个榜样的。他们作品并不多，比较起来可精得多。这一来，诗的自由俨然受了限制，然而中国的新诗，却慢慢的变得有意义有力量起来了。
新文学同商业发生密切关系，可以说是一件幸事，也可以说极其不幸。如从小说看看，二十年来作者特别多，成就也特别多，它的原因是文学彻底商品化后，作者能在“事业”情形下努力的结果。至于诗，在文学商品化意义下却碰了头。新诗标准一提高，新诗读者便较少。读者较少，它的发展受了影响。因之新诗集成为“赔钱货”，在出版业方面可算得最不受欢迎的书籍。凡是单行本诗集差不多全得自费出版，凡是专载诗歌刊物总不易支持一年以上。渐渐地，作者歇手，不欲歇手的纵有兴味写作也无多大机会写作。余下几个有心无力的诗人，写点不易见好的诗歌，这里寄寄，那里投投，以至于一切文学刊物的编辑人，都不大愿意登载诗歌。新诗的命运，真似乎不得不告结束了。
有人从“文学商品化”着眼，从“新”着眼，以为诗的出路闭塞，或与诗本身“不新”有点关系，“说革命，革命不彻底；说建设，建设方式不妥当”。于是鼓起勇气再选新路走，这种工作由上海《现代》杂志上的几个作者启其端（施蛰存……），南京土星笔会几个作者随其后（常任侠，汪铭竹……）。此外北京，广州，都有这种诗人（林庚，金克木，曹葆华……）。他们的工作是捕捉眼前的都市光色与心中一刹那感觉和印象来写小诗。努力制造意境，属词比事则注重不落窠臼。正因为工作只是掠取大千世界一小片一小点，不乏小巧玲珑的佳作。惟作者要新，嫌笔下符号不够运用，结果把语体文已不常用的“之、乎、者、也”单字也经常用上，“然而”、“于是”、“所以”等词，也统统搬入诗里去。文字上的“复辟”恰好又是把诗歌中最妨碍诵读的虚字加入。与海上明人小品文集的翻印，半文半白幽默文的流行，风气相汇，因此新诗又好象很容易作，诗人和诗又日益加多，所谓诗，内中多数也自然而然成为不可理解毫无意义的东西了。几个比较好的作者，写作态度虽极诚实，在忠于个人感情的目的下努力，不免有南粤王赵佗说的“老夫聊以自娱”的趋势。这因为他们所走的路并不“新”，只算是一条“僻”路。走僻路，成就不容易大，那是很显然的。
就目前状况说，新诗的命运恰如整个中国的命运，正陷入一个可悲的环境里。想出路，不容易得出路，困难处在背负一个“历史”，面前是一条“事实”的河流。抛下历史注重事实“如初期的新诗”办不好，抱紧历史注重事实（如少数人写旧诗）也不成。有人想两面顾到，用历史调和事实，甩去一半担负再想办法涉水过河，因此提倡“本位文化”。倘若这个人真懂得历史或文化，认清事实，叫出“本位文化”的口号，也并不十分可笑。如今“之乎者也”的新诗，近于诗的本位文化具体化，看看他们使用“之乎者也”的方法，就可知道他们并不太懂历史上这些字眼儿的轻重。新诗要出路，也许还得另外有人找更新的路，也许得回头，稍稍回头，认真从近十多年得失上作些具体分析。
新诗真的出路同国家出路相同，要的是有人能思索，能深刻的思索，能工作，能认真的工作。认定“洛阳桥不是鲁班一天作成的”，把完成的日期延长一点，又明白“洛阳桥终究是人作成的”，对工作有信心，有勇气。只要有人肯埋头苦干，人多手多，目前即或不成，对于将来依然应该乐观。
要有个“好的将来”，必需要有个“目前”。目前新诗不妨说还是试验中，可走的路甚多，从各方面都可努力。可是若没有个试验的场所，来发表创作，共同批评和讨论，中国新诗运动不会凭空活泼起来，那个将来太渺茫了。所以我们预备在这个副刊上，从上期出一个《诗刊》起始，每月预备发两次稿，由孙大雨、梁宗岱、罗念生先生等集稿，作者中有朱佩弦、闻一多、俞平伯、朱孟实、废名、林徽音、方令孺、陆志韦、冯至、陈梦家、卞之琳、何其芳、李广田、林庚、徐芳、陈世骧、孙毓棠、孙洵侯、曹葆华诸先生，这刊物篇幅虽不大，对中国新诗运动或许有点意义，因为这刊物的读者，是本报分布国内外十万读者。编者的希望，不在十万读者永远成为少数作品的鉴赏者，却想这刊物能引起多数读者的注意，从国内外各处地方把诗寄来，把个人对于新诗的意见写来，让它慢慢成为中国读者最多，作品也最多，同时还为多数人最关心认可的刊物。内容不好，大家想办法要它好，什么问题值得讨论，多数对于这个问题有卓见有研究的人共同来讨论，能够这样，这刊物才会有意义，才算得有意义。
十一月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