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利纪行
出了智利的海关，找不到旅客服务中心的柜台，我等了一会儿，看见海关的官员有一个已经不忙了，便请问他询问处的所在。
“别问我，我又不是的。”
一句冷冷淡淡的回答并没有将我吓到，厚着脸皮又问：“请您告诉我在哪儿好吗？”
“外面！”
外面左边还是右边他没说，我道谢了便出来了。
许多计程车在揽生意，拿出参考书中的几家旅舍地址来问司机先生们，其中的一位不耐烦地说：“你去旅客服务中心好了！我们又不是导游。”
我又道谢了，往旅客中心跑去。
那时太阳已经偏西，柜台内的小姐位子正好西晒，一副无精打采的表情。
“请给我看看旅馆名单好吗？”
她的手臂下便压着一张，略略移了几行，都是百元美金以上一日的。
“再低价一些的有吗？”
手臂又移下了些，露出六十元美金以上的一排。
“我可以付到四十美金一日。”我说。
她很特别地看了我一眼，那张纸一丢丢了过来，还是不说一句话。
“请问哪里可以换钱？”我再问。
“关了！”
“进城的公车有吗？”
“没有换钱怎么坐？”她说。
“可不可以——”
“不可以。”
我根本没有问完，她就说不可以，别再自讨没趣了，道谢离开。
在这儿，智利的首都圣地牙哥，不敢如同在哥斯达黎加的机场一样伸手向人讨零钱，因为感觉不同，也知道得不着什么的。
抵达秘鲁的那一站是深夜四点，身上没有当地钱，也没有旅馆，可是巴士司机热心服务，一直将我们转到有了安身之处才肯离去，那份照顾，回想起来便是感激。
因为旅程拖了好几个月了，体力渐渐不支，每一次的飞行，必然大晕呕吐，下机便很累了，很想快快躺下休息。
没有公车坐计程车也是可以的，挑了一家三十八元美金的旅馆，已是最便宜的了。
上了车，也没跟司机生气，他先发制人了。
“你的同胞在智利越来越多了。”
“是吗？我倒不晓得呢！”
“都是小气鬼，一毛不拔的。”
“中国人，是勤劳刻苦又和平的民族，我们不扰乱社会的。”
我慢吞吞地说，心中对司机便不能有好感了。
“死要钱，赚那么多有什么用，不知享受生命的！”
“那只是你的看法而已！”我不想再说什么，心中计算着到了旅馆要多给这位偏见的人小账，免得他又骂中国人。
旅馆坐落在一条没有通路的死巷中，车子进不去，我先下车去看有没有空房间，为着跑快一些，手中一个放着全部旅行支票、现款美金、护照及机票的皮包便交给了米夏。
“拿好了！我先下车。”说完我便走了。
跑了没几步，一回头发觉米夏竟然也下车了，跟在我后面，双手完全空的。
“你——”我吃了一惊，眼光马上转向那辆车子。
那辆车没有停住，居然慢慢在跑开。
因为那条街是单行道，车子一时挤不上线，半个车身已经开出去了。
我来不及喊，反身就追，司机回头看了我一眼，仍要闯出去，我一下拍上了他的肩。
“你做什么？”我的脸大约也煞白了。
他的表情极冷极冷，眼看跑不掉，便停了。
“我们这儿下车吧！请您开行李厢。”
米夏这时也跟了过来，两人拿下行李，司机冷眼在一旁看。
“您的车钱，十三块美金，一共给您十六块，请数一下。”我的声音也僵硬了。
“谁说的，是二十五块。”他居然还有脸加。
“上车说好的。”我说。
“谁跟你说好的？二十五块！”
我看了这人一眼，也狠了下来，提起东西便往旅馆走，根本一块也不付。
他一直跟到旅馆内，我也不再理，要了房间，只对柜台说了一句：“请先替我付公定的价格给司机先生，一会儿再下来跟你们换钱。”
司机不敢拦我，只是喃喃地骂。
初抵智利，这一场惊吓固然是自己的粗心，可是那份委屈，却是机场便受了下来的。
放好行李已是夜间了，跟旅馆换了一点钱，带了米夏上街找饭吃。
在市中心一家生意好得不堪的餐厅里挤到一张桌子，吃完时一对父母带了三个小孩，就站在我们桌边等。
我看别人等得辛苦，拿起了桌上已经放着的账单便站了起来，好把位子让给别人。
这时收账的小姐不知哪里闯了过来，高声嚷着：“你为什么不坐着付账？如果每个顾客都像你，我们别开店了！”
“你的小账已经留在桌上了！”我慢慢地说。
这人仍是气冲冲的，瞪了我一眼，刷一下将钱收走，脸上绝对不会笑的。
“智利人好奇怪的。”米夏说。
“这是巧合，不能那么说。”我没趣地走出了餐馆，心中实在是有些不舒服。
圣地牙哥的市中心全是装潢极豪华的商店，车辆不能进入，商业区中许多长椅，坐满了人。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只有一位小姐独坐的长椅，我向她道了歉，在她身旁坐下来。
要是在别的国家吧，那个坐在正当中的人一定会挪开一点，叫米夏与我都坐得下，说不定还交谈两句，可是这位小姐就是不让。
“别坐了，难道还一左一右地坐她两边当保镖吗？”我对米夏说。
走了好大一圈，大都市内车水马龙，每一个人都很匆忙，衣着极考究，相对地神情也冷漠了。
看见复活岛的图片放在一家旅行社内，忍不住进去问问旅费，这个岛虽是智利的版图，却在来回大约八千公里的太平洋中。
旅行社的小姐根本不说多少钱，又是跟人不开心的样子，简简单单地说：“很贵的。”
“有多贵呢？”我问。
“你要去吗？”她看了我一眼。
“可是有多贵呢？”我又问。
“这些游客没事做，专门来问，问了多半去不起。”这位小姐似笑非笑地跟她同事讲，也不看我。
我真是委屈了，也不回什么坏话，推开玻璃门走了出去。
没踏上智利的土地三小时，不愉快的人大概都碰全了。
回到旅馆时碰到打扫的妇人，跟她打招呼时我说：“智利的人好冷淡的，我的衣服干了就要走，这儿不欢迎我们，走了倒好！”
抵达旅馆时将牛仔裤都泡了水，衬衫也洗出来了，晾在浴室里。
“别那么说啊！可别一来就泄气嘛！”那个妇人急着说。
“你是智利人吗？”我笑了。
“百分之百啊！不要快走，明天旅馆买水果你吃！”
“衣服干了还是马上要走。”我固执地说。
那个妇人听了什么也不说，转身去她的工作房里拿了一盘水蜜桃和大串葡萄来，在我手中一放：“只有先给你吃了！”
这一来我不由得笑了。
圣地牙哥是南美第四大城，占地一百平方公里，人口近四百万，怎么能因为几次不通顺的接触便误解了它呢！
那一夜切切地想念秘鲁和玻利维亚，那儿的百姓手足似的亲密，住了一个多月也没不愉快，没有印地安人的地方便是不同了。
智利虽说在印加帝国时代，它的北边也入版图，可是今日的它，都市内印地安人看不见，西班牙、法国、德国及英国人来此移民的结果，使这狭长地形的国家成了几乎白人的土地。圣地牙哥首都更是一派欧化。
虽说这个七十五万六千多平方公里的国家确实不小，它的居民也只有一千一百万人。
这条如彩虹一般横在安地斯山脉和太平洋之间的土地，全长四千两百公里，而它最阔的地方只有一百八十公里。
圣地牙哥是一个在一五四一年便建造的城市，旧城气派，新城摩登，完善的都市计划，使得它的公园、大道、广场和树木整整齐齐，不但地面上交通方便，就是地下车，也是南美旅行各大城市中所没有的。
置身在一个如此的大城市里，生活指数当然增加，可是观察的方向与目的也就与安地斯山区不同，一样能够得益的。
这儿的男女可说是南美一路看下来衣着最讲究的，极年轻的孩子，一样穿西装打领带，少女不太穿平底鞋，大半高跟凉鞋，上面一件美丽的衣裙。民族风味不浓，而都市的气氛，实在如同置身欧洲，好似不再拉丁味了。
智利的葡萄酒在哥伦比亚时便已尝过，他们的水蜜桃世界第一，市场丰丰盛盛，街头看不见贫穷的人。
就是乞丐吧，少数几个奏乐乞钱的街头乐师里，竟然看到两个穿着全套西装，手戴日本表，甚而用电子琴在路边讨生活的。
事实上将音乐带上街头的人并不能算完全的乞者，他们的付出，欢乐了都市的人群，所得也是应当的。
每一家餐馆拿旅行的经验来说，实在比其他国家昂贵了很多，可是生意好到那个样子，令人不知它们报上的经济不景气是在说什么。
这些观念，在广场坐着时与一个青年人说起，他完全不同意我。
“你看见的智利是表象的！”
“才来三天，只能看见你们的市面和人民，就算是表面的，也要露得出来，其他的国家民风不说，经济的不景气、贫富的不均衡便是游客也瞒不住的。”我说。
“没有政治自由。”他说。
我手上恰好买了当天的报纸，翻出一段来，指着大标题笑问这人：“你们明指自己的总统政治谋杀，却拿不出证据，这家报纸明天照样出刊，是不是一种自由？”
说起政治，这个在玻利维亚碰也不敢碰的话题，便是非常起劲了。
那位青年大学程度，在一家银行做事，听我如此解释自由，几乎被我气死。
智利在一九六四年到一九七〇年时本是一位左派思想的弗来伊总统当政，一九七〇年之后阿亦安得总统又走社会主义的路线。
那几年，政治技术和现实社会的不能配合，使得智利民不聊生。
一九七三年毕诺却将军接过了智利，成立军人政府，一直到现在。
选举，在这个国家要到一九八八年才被允许。
这是智利比较特殊的一种国情，与它的百姓，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交谈时，躲不掉的话题。
切切地想去复活岛，可是路费太贵，一直犹豫，到了智利才知自己的血压太低，因此才会那么剧烈地晕车、晕机，甚而在电梯内上下也要昏眩。
药房的人非常好，免费量血压、开药，又翻了我的眼睑，说我可能贫血，也给了带铁质的维他命，什么都服下了，而昏眩的感觉不肯退，牙龈却开始灌脓发炎了。
米夏最怕我沿途闹小毛病，复活岛如果撑着去，先就增加米夏的心理压力，加上两个人的路费实该考虑，便放弃了这原先也不在计划中的一站。
智利的“自然历史博物馆”里有一样著名的东西，那是安地斯山脉中一个冰冻印地安小孩，是在距离圣地牙哥四十公里左右的埃·布罗莫的山巅发现的。
据说当年这个孩子是在一场对神的献祭里付出了生命，尸体因为长年埋在雪堆里，几百年后找出来时仍是完好的。坐了公车去博物馆，只有看见照片，没有看见小孩。
“请问冰冻孩子呢？”我问馆内的人。
“在修。”
“在哪里修？我远路来的，很想看看他。”
“同样的温度冻着呢！四月底会放出来展览的，现在不能看。”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也实在缠人，每入一个博物馆时，不去则已，去了问题特多。
不敢再找智利人讨厌，走了一圈博物馆便出来了。这儿的人像医生，不肯多讲话。
智利的博物馆不及墨西哥、哥斯达黎加、秘鲁，也不及玻利维亚，他们没有爱护这一份文化遗产。
公平地说，圣地牙哥实在是一极美又受到照顾的城市。
马波秋河由东到西贯穿全城，河边林荫大道，绿草如茵，都市中的人，沿河散步，那份大城的压力在同样的城内得到舒展。
除了市中心之外，它的住宅区内全是落叶老树，深夜里跟米夏跑过桥，到它没有人迹的空巷中去走，那时家家户户都已安睡了，只有树和幽暗的街灯照着寂静的空城，夏季快过去了，圣地牙哥的夜，一片秋凉。
因为一直头晕，口腔发炎，量了两次血压也没因服药而升高，我知道这是秘鲁和玻利维亚的剧烈奔波积下来的累，智利这站不敢跑远，计划一周之后便去阿根廷了。
智利也是带着介绍名片来的，当然不敢用。
最后两日的黄昏，在街上走着，背后不知何时有人一直用中文追着喊：“三毛，三毛！”
我转身，看见一个戴眼镜的中国青年很斯文地站在那儿。
原来是台湾来的，在这儿做生意的好孩子。
交谈之下，这位青年一再邀我和米夏去家中晚餐，我坚持不肯，觉得已经受恩太多，每到一处，只要碰到中国同胞，必是被接待得太好，这份情，还不完，积在心中要罪过的。
“我父亲很想看看你，吃饭不重要，大家谈谈话才是主要的，好吗？”那位同胞又说。
听见他提出父亲来，我倒为难了，毕竟长辈在中国还是为大，他想看我，怎能拒绝呢？
“我叫王铠男，这是我的片子。”他递上来，又说，“我的妹妹叫王铠珠。”
这回该我喊了：“铠珠不是我马德里的女友吗？”
原来是女友的哥哥，还有父亲、嫂嫂都在智利，这顿饭便不推却了。
“过一小时来。”我说。不敢贸然便跟去吃饭吓人，还是请铠男先回去说的好。
“找得到吗？”
“有地址就好找！一会儿见！”我说。
“你看，有同胞就有饭吃，做中国人好不好？”我笑着对米夏说。
米夏最爱吃中国菜，这一路在食物上我没有委屈，他却常常要吃中国饭店，一般南美菜不合心意的。
女友的父亲当然要尊称一声王伯伯，见面时上车便喊，王伯伯非常欢喜，虽然他看上去实在是太年轻了。
铠男的太太延莲是韩国华侨，那一日，吃到许多好菜，最中意的却是她做的韩国泡菜。
他乡遇同胞，喝了许多葡萄酒，谈到深夜才散。
“林享能主任那边去了没有呀？”王伯伯问。
林先生是台湾派驻智利贸易中心的代表，我的行李中便放了介绍名片，可是他那么忙碌的人，不敢打扰，当然没有脸去麻烦他。
“不敢去。”我说。
“明天我跟你联络。”王伯伯说。
联络了便马上必有爱护，这令人急不急？
已经债台高筑了，一路便是同胞的爱，他们慷慨付出，我又如何平白受恩？
次日走路去王伯伯的商店拿《联合报》，并不知中午又有饭吃，结果王伯伯说我们已经被新闻局的代表曾茂川先生请了去吃饭。
听说台湾“奥运会主席”沈家铭伯伯也来了智利，中午会见到他，我看自己穿的是一条工装蓝布裤，便要赶回旅舍去换。
“沈伯伯一生为体育辛劳，我换一条布长裙子去，也算是对他的尊敬。”说着便往旅舍跑，米夏也跟着跑。
已是正午了，跑得满身大汗回去，换了衣服便叫计程车，下车又到王伯伯的地方，米夏突然很难堪地说，临时交给他拿的那一小口袋支票和现款完全忘在旅馆他房间的桌上了。
王伯伯听了紧张，车子又开入市中心去挤，拿到那个小口袋出来，时间已是不早了。
曾先生在住宅区的入口处接我们，舒适的房子，能干的太太，一屋子的客人，一大桌的菜都在等我们。
在那儿，不但认识了沈伯伯，还有林主任夫妇、李寒镜先生、魏先生与他美丽的太太，更大的惊喜是秘鲁才分别的王允昌主任，我的西班牙学长，竟然又在智利见面，看见他，高兴得叫了起来，真想念那边的一群朋友，急着问安。
吃饭时我一直在对自己说，那些负担全部放下吧！如果同胞们乐于照顾我，不如从此坦然接受，安不安心都是要受宠爱的，何必跟自己那么过不去呢？
讲了很多遍，还是没有什么效果，麻烦别人总使我羞愧难安。
王伯伯周末并没有休息，陪着我们又去林主任的家，在那儿，黄贵美老师——文化大学的同学那么称呼的林夫人，又给了我们最热忱、亲切的欢迎和接待。
林家三个孩子国外长大，《联合报》来了一样抢着看，中文一直没有荒废。
夜间李寒镜先生家中宴客，请沈家铭伯伯、王允昌先生、许许多多智利的来宾，也一定要米夏与我参加。
当大家都在尽力为台湾做事的时候，我这无用的旅人便是夹在里面吃。
中国的太太个个是能干的，那一夜不知多少客人，菜就没有吃完过，全是主妇幕后的功劳。
本以为一日的骚扰已是饱和，恨不能自己快快消失，省了别人的累。我自己也被那份歉疚的心情弄得快折死。
第二日，曾茂川先生全家，还有王伯伯、米夏与我，又开长途车去海边了。
这都是路上被王铠男一喊喊出来的一场大乱，总是怪三毛了！
海边回来，文化大学在此的学弟陈吉明夫妇前一日已转请黄贵美老师约了，要我去外面晚饭。文化的同学便有这份团结友爱，太客气了。
旅馆下楼来，我的读者朋友，另一对年轻的夫妇打听到旅舍，便是要相见！
“时间太匆忙，不能说话，明早上飞机前再去你们的商店拜望。”我匆匆忙忙地说。
丢下了才到旅馆的读者，心中过意不去，拿了名片便分手了，次日当然去一趟。
那个夜晚，林主任、黄老师、曾先生、陈吉明、廖玉瑟和我又抢时间聚了一次，到了深夜才回去。
智利的最后两日，同胞的温情潮水而来。
上机前曾先生夫妇陪去吃饭的中国饭店的主人钱维国叔叔又是不肯收钱。
钱叔叔在梨山的农场是天文、天心他们常去的，后来说是钱叔叔全家出国，去了玻利维亚的。
曾先生无意间说起有家中国饭店内的北方面食好，我一猜便是朱西宁先生的那位好友，定要见面相问，结果却是猜中了。
曾先生是极谈得来的理想青年，曾太太性格跟我相近，他们诚意陪伴，我心中只有感谢接受。
时间很紧凑，与曾先生在车子内还在拼命计划如何宣传台湾，那时黄贵美老师也上了车，一路开到机场，不让她送是没办法的，只有感谢。
眼看自己又一次劳师动众，深恨自己的麻烦，这份情感的债，不是挥挥手便能忘却，永远深植在心中，有机会时报答在另一个同胞的身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