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记
每当有亲友返回大陆旅游或归乡，总会在临行之前顺口问一句：“可要带些什么东西给你？”我的回答千篇一律：“口袋里放些雨花台的小石头回来，那就千恩万谢了。”人说：“你还是爱石头。”我笑说：“是呀——嗳——”
也有些年轻人不明白——这么不晓事的，会紧接着追问：“雨花石在什么地方？难道要亲自去为你捡石头吗？”我又嗳了一声，说：“南京呀——”
说起南京，那是中国六大名都之一。
每当我看历史，看到唐、虞、夏、商、晋、战国、梁武帝、三国、太平天国……这些时代，总也脱不开那份跟南京这个地名的联想。包括有一回，坐计程车，驾驶先生姓澎名建业，我就去问他是否江苏南京人。那人说不是，反问我为什么如此猜测。我说：“三国时代吴国建都南京，时称——建业。”那位老先生笑说：“小姐倒是反应灵敏，却是不相干的。倒想请教小姐——我有个弟弟唤做建康，你当他是何地人联想？”我说：“那您令弟必然又是个南京人——晋朝时代，五胡乱华，晋室被迫南渡——就在南京建都，当时南京叫做建康。以后宋、齐、梁、陈还有南唐，都在那个地方建都。”那位驾驶先生笑道：“小姐倒是真会拉扯，我的儿子叫做子文，总不能也给扯到南京去了吧？”我说：“那就得请求您大伯伯让我在车子里开窗——抽烟，就再说了——”他连忙递上自己的长寿烟来，说：“你请、你请。”我取一支烟，说：“好——东南之奥区，群山之总汇——金陵也。而其统领，实为钟山。钟山是大茅山脉的支阜——这不扯了。钟山又名蒋山——东汉时代有个秣陵尉——蒋子文，就死在那里——而得名。”我向窗外忽——
吹了一口烟，笑说：“大伯伯，您老家河北，这我也听得出来。不过请看，您老——公子的大名，不也在南京给扯出来了？”那位驾驶伯伯喜得一直回头看我，都不顾那交通了。又说：“小姐好生有趣，倒是再来考考你。我们河北小地方，在《水浒传》里可出了个大名鼎鼎的县——至今还在——是我老家。你倒猜猜？”我当当心心地笑说：“大伯伯莫非是清河县人氏？”那位荣民伯伯突然一踩刹车，快没把那紧贴在我们后面开车的一位小姐给惊死——
她按喇叭骂我们。我说：“大伯伯是武大郎的好同乡。”那伯伯喊道：“你小姐怎不说我是好汉武松的小同乡，倒来笑话人。”此时的我，在这种对话中，正是明月如霜，好风如水，我又笑说：“倒是您老哦——可别笑话了自家人。请问伯伯——武大武二是一母所生两个，还是几母所生？”那计程车一拍手，喊声“对呀——”的同时，我的地方到了，我付钱，下车。那追赶的声音急迫：“小姐可是南京人——”我开始冲向绿灯跑斑马线，在人群里大喊一声——
中国人——吓倒了另一位低头迎面而来的——小姐。
我并不是南京人。
倒是祖父陈宗绪先生，在当年南京一个叫做下关的地方，经营着北方袁世凯家族事业的一部分。祖父将“启新洋灰”由天津水运过来——一桶一桶装的，做了江南五省的代理。什么叫做洋灰呢？说白些，就是现代的水泥。当时，祖父的事业并不只是如此，同时另做木材五金冰厂以及美孚煤油这些买卖。为着运输上的方便，祖父在南京下关就靠着长江的地方，设立了仓库和码头。
又买下了大片的土地，盖起了这么五六十幢二层楼的房子成为一条一条的街巷。我父亲，就在南京度过了他的童年。
有关父亲的童年，据父亲说，并不是只在南京一个地方生活的。我问他这是为了什么，他说：“打仗呀！兵来了我们就得逃难。一天到晚都在逃的吔！”我又问父亲：“你是民国初年的人了，你们逃什么难呢？”他说：“军阀嘛，南方北方打来打去，中国人自己打个不停。”我说：“对了，阿爷自传里也说：自从孙文革命以来，业务一落千丈。”父亲说：“这是祖父文件里的事，你又知道了。”我说：“这种信函、地契、自传、族谱……你们是不看的了，家族中也只有我。当年你们晒衣箱，我就晒在大太阳底下拼命地看。”父亲说：“后来，南京那一整条街，都给日本人炸光了。”我说：“我们的产业也就完了。”父亲说：“是。我们近代中国人的命运和战争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我心里笑说：“唉——还不是一样吃饭睡觉生孩子——伟大。”
我就是在那一睁开眼睛就是兵荒马乱的——中国，出生的。我看见在几道河流的三角地带，停着一架铁鸟，我在很高的坡地上看得清楚，我们正往那架大鸟的方向接近。我又看见，姐姐和我进入了一种空间，很窄的空间，我们被安放在一个饼干盒子上坐好，四周尖锐的声音将我的耳膜弄得很痛。我看见我的头顶有网篮一般的吊袋，我看见母亲的脸色有些紧张。我感觉到坐着的铁盒子开始倾斜，我绝对没有可能听见母亲向我说话，因为巨大的声响盖过了一切。可是，我知道，我正在经历一桩危险奇特的事情。当这种时刻来临时，我感到害怕，于是，我用手紧紧地扳住那坐着的铁盒子，对自己悄悄说：“哦——耶稣基督。”
“那是什么地方，有水围绕？”四十年后我问父亲。
“那是重庆珊瑚坝飞机场嘛！”父亲说。
“我为什么不是坐在椅子上？”我说。
“你倒记得了。你的确坐在铁盒子上飞的。”
抗战胜利了，我的出生卡住了一个和平的时代。就那样，我们全家由重庆飞回了南京。那个祖父居留过的城市。
祖父并不在南京，我没有见过阿爷。那时候祖父回到舟山群岛老家定海城去了。
我的家庭意识并不成长在南京。如果有家人肯听我拉扯，好好的大晴天都能够给我扯到落大雨——我的记忆来自我出生的那一天——有人在说——嗳，又来了个妹妹，也好也好。我听见父亲骑着大马飞奔而来，马蹄的声音方才歇了，他本人的脚步静静踏入房间。我又听见有人对父亲说：“是个女孩。”——我心虚，不敢啼哭。我知道——这是父亲来世上跟我照面第一回。
我又听见马蹄的声音哒哒响过青石板的路面，而我只看见好大的格子布蒙在我身上。我在一辆马车里——深夜，向什么地方走去。那马蹄的声音催人放心入梦，空气中充满着树林般的清香。母亲就在旁边。然后，那个平平坦坦的大宅第，为我的童年，拉开了序幕。
我的家，在南京、鼓楼、头条巷、四号。
那是不必有人教的，因为我没有单独出门的权力，所以也不必记住地址以便迷路了好回来。那是因为哥哥姐姐们讲电话给同学听，讲自己住在什么地方、什么门牌，就给我听进心里去了一辈子。我们是一个大家庭。父亲的长兄、长嫂、我的四个堂兄一个堂姐加上我的嫡亲姐姐、父亲母亲和另外一个小男孩子——马蹄子和他的妈妈兰瑛以及兰瑛的亲戚——门房老婆婆，还有那永不消失的江妈、大师傅、吴妈、小赵和那温文儒雅、默默无言的竹青叔叔，全在这个大宅第中一起度着八年抗战之后再度重建家园的岁月。
“一共二十个人。那我们可是依靠祖上余荫在过日子，对不对？”我后来请问父亲，已在好多年后了。
父亲说：“没有。”父亲说，祖父当年告老还乡去了。南京的大房子是租下来的。这一大家族没有分过家。是大伯父汉清先生和父亲做事情来维持的。
在南京，父亲和大伯父没有另设办公室，那幢三层楼西式洋房的楼下书房，做了他们兄弟两人的法律事务所。至于楼上的几个房间给了伯父全家人共住。楼下除了客厅书房饭厅之外，另有小房间，那是竹青叔叔居住的地方。
竹青叔姓倪，是我们同乡——祖父至爱的乡侄，练得一手好字，当年一切文书全以毛笔字抄写的时代，青叔是伯父以及父亲必须的依靠。青叔自家人，名义上是法律事务所的书记。父亲长竹青叔七岁。
我们是两房姐妹兄弟大排行。我行第七。
就因为我的弟弟也来到了这个世界，虽然家中人口众多，江妈被分到我们二房来看视，但是我还是意识到了自己的孤单。那时候我两岁多。不知要说哪一种语言。我们家中，上海话、宁波话、四川话和南京话混着讲，我也就没有了特定的母语。
当年，不上学的孩子只我和小婴儿弟弟，其他的手足白天不常在家。没有人讲话也是好的，小时候，就因为不必讲话，反而学会了一样终生的兴趣——观察。
那个房子是独幢的，成为一个回字形。有围墙，不算太高，如果我爬上假山，站在假山顶上就可以看见外面的街道。如果我不爬假山只站在院子里，我能看见鼓楼那幢建筑以及在空中飘扬的英国旗子和苏联的国旗。英国人和俄国人是我们的邻居。在那幢大房子里面，有正门，两面对开的。正门旁边有着一扇小门，于是门房老婆婆的房间就在那里了。
每当有客来的时候，先在门房处按铃，如果有名片的来人，会把名片交给门房，于是名片被先送了进去，伯父或者父亲就站在楼下迎客人。当客人要离开的时候，必然由主人亲自送到大门外，方才告别。
也不止是客人才来的，那时，有一种推销员，他们不是白俄就是由苏联流亡过来的犹太人，在身上披挂着好重的地毯，也会来按铃。有一次我听见一位地毯人跟父亲说：“OK——You get it．”然后彼此握了握手。我们家就多了一条地毯。那是我今生第一次听见英文。
当然，墙外的岁月与我是没有太大关系的，可是每当那——“马头牌冰棒！马头牌冰棒！”的吆喝声开始传进墙来的时候，我们家里的后院水井中，就开始被泡下了西瓜。要吃的黄昏，就像打水一般，用个桶下去，哐一声——冰西瓜就上来了。
不，我们是有自来水的，井水用来洗车子。
刚刚讲的是前门，在回字形左边的地方，另有好大的边门，伯父和父亲的三轮车、吉普车就放在后院边门的地方。于是，前院种了梧桐树、桑树和花草。那分隔前后院的篱笆成了一面花的墙——爬墙玫瑰。一切客人来时，视线中望去，并没有生活的痕迹，只能看见大树、草地这种东西。而我的游踪，却是满屋子转着。我酷爱后院那鲜明活泼的生活——大师傅炒菜、江妈纳鞋底、吴妈烫衣服、小赵洗车子、兰瑛打她的孩子、门房老婆婆打兰瑛。
一到了夏天，堂哥们兴趣大，弄来了个“手摇机器”开始自制冰淇淋。
那时候我总听见他们说：“再加些盐，不够。”很多年以后，我还是肯定冰淇淋是盐做出来的。那时候我不问为什么，那是小七时代，问了也得一句：“小孩子走开！”没有回答。
其实，家中住着二十个人，常常来的人就不止这么些。伯母的弟弟们老往我们家中跑，那三舅舅和五舅舅的样子，我至今记得。那时他们是一种有着救国思想的热血青年，一天到晚跟堂哥堂姐讲政治，国民党也是那时候知道的，还有委员长蒋介石也曾听过。每当，舅舅们讲到他们的理想，声音就低起来了，中国共产党这种名词，总是在对我先来凶一句“你小孩子走开呀——”之后，在我背后轻轻传来。我觉得有一种气氛不对劲，可是哪里说得上来。他们在冬天特别讲得多。都靠着壁炉悄悄讲。
夏天了，马蹄子总是要长脓疮，而且长在头顶上，母亲把他的头发给剃了，满头涂上白白的粉，我和马蹄子常常头靠头的——顶住，不是玩，抢秋千。母亲看见就要喊：“你们不要头靠头呀！看传染了——妹妹你也没有头发。”我哪里明白那么多。只知道，如果想抢赢，只要叫声：“兰瑛——”
兰瑛是门房老太太给引介进来帮忙家事的，拖着个孩子，并不知男人有没有。门房老婆婆是病着了，病着病着不能起床了，兰瑛每天拿了饭菜得去喂她。每当老婆婆坐在床沿，而兰瑛拿个汤匙叫“你吃呀——你吃呀——”的时候，我就静静地观察老太太的白骨——她极瘦。那两只小腿在夏天里给露了出来，一种令人惊异的细枯。也在那一个夏天，家中有人说：“不成了，要走了，最好给她准备准备。”我知道必是讲门房。我常常一个人去偷看她，倒看她怎么走。那一天，我亲眼看见一串白色的飞蛾由老婆婆的口里飞出去，我很惊奇，跑了开去，又没有人好去告诉，因为不太会形容这种现象。那天晚上，老婆婆死了。
她的棺材被抬上了一辆大卡车，伯父、父亲，还有很多人都坐上了车，我自然只是旁观者。兰瑛哭得怪大声的。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死亡。当时我边看死人边采栀子花苞，一共四朵。
母亲告诉我：“妹妹，我们要相信耶稣，信耶稣可以得永生。”我很认真地又一次点头。在我学讲话的时代中，爸爸妈妈伯伯嬷嬷——我的大伯母，是共同存在的大人物，还有一位就是耶稣。我实在不知道他是谁，怎么每天晚上睡觉以前，母亲总是带了头要我们小孩子闭上眼睛，然后母亲就开始——“求你——求你——求你——”了呢？于是，我了然了，耶稣是一种看不见的东西，正如只有我——看见过门房老婆婆口中飞出去的白蛾一样，别人是看不见的。所以耶稣是一种比飞蛾更奇妙的东西，因为连我也看不见，一次也没有见过。有一次我为了讨好母亲，想，她最爱的名字好像就是耶稣。于是我说：“我要上天堂去看耶稣了。”母亲立即骂我：“不要乱说话。”我实在不明白大人的心理。爱他，怎么又怕真的碰见他呢？
而那幢大房子之外的世界，也并不是永恒地将我被高墙所阻隔。每到星期天，母亲会拉了姐姐和我，走路去一个有着许多排长条椅子的地方，在那边唱歌——他们叫那种歌——赞美诗。我一周一次的出门，在三岁半的时候，实在是托了我主耶稣基督之福，好让我出去逛逛。虽然那教堂不是夫子庙，总也聊胜于无。
在南京，我们住着西洋式的房子，过着西式的耶诞节。每到雪花快要飘落的冬季，那家中大客厅的壁炉上面，自有哥哥姐姐给铺上了白棉花造成雪景，也会跑出晶晶闪闪的小碎片被什么人给撒在白雪上。当，耶诞树顶上那一大颗银色的伯利恒之星被悬挂了上去的时候，自会有人向我叫喊：“快，把袜子拿出来——挂在壁炉边边上，今天晚上圣诞老公公要来送礼物啰——”我从来不在这件事情上费过心，那种大家庭团聚在一起的时光，是我最不自由的证明——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比我大，他们对我说话都是命令式的，包括——“乖——过来。跳一个舞给大家看。好。一二三——跳。”
在冬天下雪不能够去院子里玩的时候，我最爱最爱跑到楼下的书房中去。那是家中的办公室，也是竹青叔写公文的地方。而我们小孩子，一再被严重警告——不许进去玩的禁地。在那安静极了的地方，我看见了至今仍然酷爱把玩的文房四宝。它们，就像那竹青叔叔，永远一袭长袍，不说什么话，而散发出一份文人雅士的清幽之气——谓之风华。这我自小时候就喜欢上了的家中一角，却是很少进去。大人很欢喜我去看耶诞树并且赞叹它，而我的爱物，却是一只书房中的中国小瓷花缸。
瓷花缸比一只汤碗还小，里面斜斜搁着一支比珍珠耳环还要细小的水勺，父亲用这水勺淘水，放在大砚台中磨出墨来写字。每当无人的午后，只要江妈不注意我，我就往书房中跑。进去了，先上椅子，再上桌子，趴在小瓷缸边，一小匙一小匙的水往砚台凹处当心地倒下去，再拿起墨来，把自己弄成全身上下黑漆漆的时候，大概已经被捉了出来。
冬天的孩子被母亲捉住，一定用棉袍把我们变成圆球，行动很不方便。两只手臂总是成为八字形，小脚也肿了起来——穿元宝鞋了。在这种包裹的季节里，院子开始积雪，哥哥姐姐们打雪仗啦！他们放寒假，不必上学。在大雪纷飞的开始，家中大的孩子们——十七八九岁了，会等、等、等，等到他们说“好啦”的时候，积雪一定够厚，厚到可以堆雪人了。哥哥们做出来的雪人老是咬着一支烟斗，那眼睛——是一圈圈葡萄干给塞出来的。总是雪人一做好就开始打雪仗，平日不太理会我的那上面六个兄姐，在这种时候特别注意到跑不快的我，那种雪弹——啪——往我飞来的时候，只有给自己炸掉，哭都不好哭，不然就不给参加了。打中了还得合作倒地——叫做——死啦！
有一次，院子里还在呼啸开战的当儿，我悄悄跑进了书房。那会子撞到了父亲，他对我说：“不许碰东西。”父亲离开了，我哪里忍得住不爬上椅子去碰文具。还是那只放水的小花瓷缸，水面上露出小勺子来。我只轻轻一拿小勺子，那小水缸啪一下子碎开了，而水不流出来——它们结成了冰。我意识到自己闯了大祸，立即开溜，心跳得好快。不久之后，父亲在楼梯间中将我找到了，把我带进书房，轻轻问我：“这小水缸是不是你弄破的？”我拼命摇头。
那是我今生第一次不开口也说了谎，动机出于害怕。
那一次，没有人打骂我，我被单独留在书房中罚站。那竹青叔叔——不过二十多岁但是绝对不参加哥哥们游戏、谈话的他，悄悄走了进来，抱起了三岁零六个月的我，交给我一支毛笔。
可以想见，四十年后，当竹青叔叔和我再度在故乡舟山群岛的码头上相见时，我狂喊着“竹青叔叔——”同时扑进他怀里去时，那——紞如三鼓，铿然一叶，黯黯梦魂惊断——在他和我的泪眼中，数十年光阴重叠镜头般，哗哗流转成时空倒置的浮生幻境。
四十年前的楼下书房之外，在南京那幢大房子里的二楼，还有一间图书室。大人的书，给放在架子上面，儿童书籍被排在接近地板的地方。我常常躲在书架跟墙缝的角落里看小人书——我没有不识字的记忆而我还没有上幼稚园。就在那个快乐天堂里，我发现唯一的堂姐明珠，坐在床沿，生气般地垂着头，而三舅的一位男同学，正在向她下跪。那个图书室大概也是明珠姐姐的睡房，不然哪来的一张单人床呢？
当时，是我先进去看书的，挤在凹进去的墙缝里，他们两个也进来了，而没有发现我的存在。于是，男的向姐姐求爱。姐姐一看到那呆住了的我，一推跪着的人，自己就冲了出去，接着那个三舅的男同学也冲了出去。我的心，啪一下炸掉了，炸成好多好多鸡心由空中再向自己的身上慢慢、慢慢飘落下来。那好几天，我魂不能守舍，一直脸上发热。我亲眼看见了一件比耶稣基督、飞蛾更神秘的东西——爱情。就在南京的图书室里那个下跪男人的反光眼镜里。
也是在那一场好戏里，我手中正拿着一本漫画书——《三毛从军记》。
四十年之后的初春，我下了中国民航，在大上海的夜里，上了汽车往一个人直奔而去。我奔向归乡第一站中的第一个人——他——八十二岁——他——站在寂静的巷堂中被儿女搀扶着迎接我——我——紧张得跑了起来，我们同时张开了手臂，我这天涯倦客，轻轻拥抱住了——三毛的创作者——张乐平大师。一时里我哭了。方才知道，浮生如梦，只要还是眼底有泪，又何曾舍得梦觉。
南京故居的那个爱看书的小孩子，再一度不知今夕何年。
当时，我又何曾明白，徐蚌会战，山河易色——是什么时代的转换带动了包括我们家族的变迁。只听见，伯母告诉她的弟弟们：“你们这种样子的言论，国民党要来捉人了。”家中呈现了一份不寻常的紧张气氛。不，那不是因为祖父阿爷的过世，那也是紧张的。全家大小突然在我身边消失了好久好久，连姐姐弟弟都不见了。我跟着江妈，唱“春天里呀百花香”。家人再出现时，母亲逼我穿上一种白色的布鞋，我不肯穿上，母亲指着墙角幽暗的地方对我说：“你不听话，看，阿爷的鬼魂从那个地方冒出来捉你。”我怕得不得了，就穿上了那双白布鞋。那是我第一次又意识到，除了飞蛾——我可是看到的、耶稣基督、爱情之外，生命中还可以有另外一种看不见的东西，而这种东西叫做——鬼魂。可是哥哥的泪并不因为他怕鬼。
我从来没有看见三堂哥哭过，他十多岁了，喜欢养蚕，而我很不喜欢这种凉凉软软的东西，它们灰白的颜色也令人感到恶心。就有那么一天，我爬到窗沿边去玩，窗沿下放着一盘盘竹子编成的好大扁盘，盘子里面数千条哥哥养的蚕。我一不当心，仰面跌倒下去，跌在那些蚕的身上，我一时爬不起来，那些未死的蚕开始爬到我身上来，在我尖声狂叫的同时，哥哥赶来——发觉我压死了他的数百条心肝宝贝——他哭了。
而上三段我正在说起并不知道南京家中紧张气氛的来临是为了什么的时候，父亲突然交给我好大一沓钞票——真的金圆券——国民政府的钞票，对我淡淡地说：“拿去玩吧——没有用了。”那是一种比鬼魅更要令人不安的东西，看得见的，在我小小的手中，一大沓——钞票，父亲叫我拿去玩。在那同时，三堂哥把他视为第二生命的蚕宝宝，整盘整盘地给抖落到院子中的桑树上去——
他站在假山上把蚕往树顶上倒，口里说：“你们自己活命去吧，我不能再养你们了。”
我听见明珠姐姐对大伯父说：“要走你们走，我要留下来念大学。”我听见母亲跟父亲深夜里商量——先带妹妹走，还是先带宝宝——宝宝是我的大弟。我看见箱子，大箱子由阁楼上被拖了下来。我看见地毯被卷了起来，我看见小赵、江妈、吴妈、兰瑛日渐严肃的面容——他们忙。我看见哥哥们理书包、丢书。我看见家中人来人往，我听见姐姐的同学们向她说再见。我发觉母亲不许我跟马蹄子抢一只玩具熊，她对我说：“你不许抢，留下来给他，统统给他。”在这些不合一般生活秩序中最使我惧怕的却是一种“分离的意识”：明珠姐姐要跟父亲分开。舅舅们可能被一种力量捉去。母亲在选择弟弟和我。姐姐的小朋友不再一起上学。代表行动的箱子一口一口出现。哥哥宝爱的蚕要被倒在树上。明明是纸钞，父亲给了我又说它没有用。我们的书都不能再翻——叫我们放下。生活中每天一样的日子不能够再度出现。
我当时并不能明白，中国人的命运和那永不停止的战争，和小小的我有着什么关系。而我所甚感知足的日子，为什么要以离开，成为我长大的记忆。我以为，南京鼓楼的一切，就是我的全部；而我不是刚刚被送进鼓楼幼稚园通过了一场考试——在老师们面前唱歌跳舞，而被允许去做幼儿生了吗？
没有人向我解释这一场变化。
我生命中第二次的迁移发生在南京火车站。当我被举着放进车厢里去时，我看见家中不可分离的江妈、小赵、大师傅、兰瑛他们，拼命向车内的我们递塞吃的东西，连平日不常吃到的香蕉都成串地往我们丢上来。他们紧紧拉住母亲的手、姐姐的手、我的手。火车长鸣一声——汽笛拉起了尖锐的声音，车子慢慢开动了，双方的手链不肯放开。人群中，车外送行的老家人，叫喊起来：“小妹——妹妹——快快回来——太太——三五个月——就快回来——我们当心看住房子——快去快回呀——不过又是一场逃难——”他们哭了，车速渐渐加快，我们被拉得快断掉的手，啪一下松了。母亲哗一下扑倒在卧铺上。我不敢出声，看见母亲那个样子，我吓得不能动弹。
我们就这样离开了南京。
那是公元一九四九年底的冬天。
总有人来问我：“三毛我们要去大陆了，你要什么东西？”
我说：“请你心里为我带些雨花台的小石头来，就很感谢了。”
听的人说：“上半年你只身去了大陆，光是江苏浙江就走了三十七天，难道没有去南京吗？”
我笑了笑，摇摇头。
父亲说：“对呀——你这次回大陆怎么没有去南京看看呢？”我说：“肯定碰到明珠姐姐，如果我去头条巷。”母亲骇了一跳，说：“明珠不是死在‘文化大革命’了吗？”“没有。”我说：“假如我这次走进南京的老房子——我当然先向书房走去，人还正在花园里呢，背后会有笑声说——妹妹这一觉睡得好长，都黄昏了才起来。看——姐姐手里什么好东西，过来拿呀——”我说：“明珠姐姐就站在我背后假山上，手里面捧着那同治年间粉彩小花水缸，笑着向我招手哪——”父亲说：“你又来吓人了。”我说：“我可是被吓了一跳，问说——明珠姐姐你不是死在沈阳的吗？怎么倒来吓我？姐姐笑着说——妹妹可真是睡蒙过去了，尽说胡说——看，四岁多的娃娃了还不知道梳头洗脸，不看江妈又要来数落你了。”
母亲说：“好了，快吃饭，不要再做白日梦了。”“对啦！明珠姐姐也说——妹妹不过做了一场梦。什么台湾欧洲非洲美洲的，不看哥哥姐姐都还在大学中学，妹妹到底怎么环游世界去了。都是墙外边那面英国旗子飘啊飘地把妹妹梦里飘零四十年——”
母亲看了我一眼，把个电视遥控器轻轻一压——民进党正在演讲，桌子拍得好大声呀——那声音淹没了明珠姐姐的讲话，我笑了起来。
我看见了，就在三百八十度电视机画面中间的我，我正用自己的脚踪，再度走向南京的故居，在那夕阳将尽的黄昏。我轻轻按铃，站在门外等待。夜茫茫。让我进去可不可以？我是以前这幢房子的住客。重尊无处——嗳——一切的东西都缩小了尺寸。觉来小园行遍。让我上去图书室好吗——明珠姐姐——异时对——明珠姐姐你在家吗——燕子楼空——那怎么连江妈也看不到了呢——好——当它是——来呀——三毛——古今如梦——我们在这梧桐树下合拍一张照片好不好——对——用镁光灯——笑呀——不要叹气嘛——一二三我们笑呀——看，这黄楼夜景多么美丽——还有这秋天的月亮当头照着——好了。快。拍好了就快走吧。车子在等。后天我们飞回台北就快快去冲底片了——
如果，我青石板的街道——哒哒的马蹄——是个过客——不是不是归人——我——不带走一片云彩——我——挥一挥手——我——走了——如果这也要参破成空——望断成空故国成空心眼成空——那一个失去了梦的人，活得活不下去又活得活不下去——小姐可是南京人——大伯伯你我可是个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