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 条街，比起异国任何一条马路，都要令人心慌。从来只是车里坐着经过，靠着玻璃不当心那么飘它一眼，心里马上几十团乱毛线打结。
十年吧，这才去了。
即使走在骑楼里，仍然感到一辆辆汽车压在背部——再加油烟浸渍的一只大手捂在人口上。
一种世纪将要灭亡之前一刻的幻觉。天地是加盖的压力锅。那听不听都得刺进身体里去的高音贝，是哪一个小伙子套住麦克风站在没有门面的衣服堆里狂喊那五十块任选一件不然隔壁还有六十块一把的雨伞。
在那叫人发狂的噪音真相里，没有人真正地发狂。如果说这种声音算做热带病毒，那么被感染的一群也不过是被扩音机吸了进去，开始发作时机械性的动作：翻那小山一般买了回去也不能改变任何生活秩序的小折伞，不然，一件不死不活的T恤。
小东西并不够小，寒伧花色之外，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好的特性可以称赞它。那种小花伞，是一对手足失措的情人，小小气气躲在里面，怕，怕沾上任何一滴其实死不了的酸雨，挤那本来就够挤了的寒伧。
这也许是廉价，伞本来也只六十块一把，不能给人理直气壮的骨架。就如床单总也不换的宾馆，明晃晃大白天亮着日光灯招牌——“休息两百五十元”藏在高楼幽巷里，好使人看不见那一地的垃圾污水加烂菜叶子还有挡路的大锅。
那种，休息之后出来，手也不拉地出来，直直走向几步路骑楼边的小食档。男的问女的“吃什么？”女的，对着一摊猪肠，小声说：“随便。”他们弯曲了身体，就着一团热气，把灰嗒嗒的肉团，吃到口里不算，还在认真地咀嚼，然——后，咽——了——下——去。他们一直佝偻，在吃的时候。
伞还是有人买的，成就了一种那么微薄的安全——只要六十块就可以摆进皮包。天随时可以下雨。
扩音机不能不叫，叫成了都市的命脉。
那个叫卖的人很清楚，他的嗓门和货色对于路人是不可或缺的安抚，一旦沉默下来，城市要被吓得出大祸。叫着叫着，不过是反复几千次的——来呀！来呀！却将失群的人潮激起了狂喜的荡漾。在那饱满的呼唤里，有人只用五六十块的交换如同传道者一般救赎着人的灵魂——来呀耶稣爱你。
那么名贵的端砚毛笔名家字画的门前，有人起劲地把一块块臭豆腐下锅，臭豆腐的气味成了墨香，于是没有人看砚台。
红红的中国结衬着金色塑胶大字，财啦福啦，大吉大利、 、 、 、 、 、 、 、招财进宝。一定要使幸福的颜色浓得伧俗。而那金银财宝，就算是佝着身体一辈子去膜拜它，也带给人心甘情愿的喜悦和亲爱。哦，如果叫它神的名字，买的路人会不会比财字更疯狂？
商店的门口倒不要神位，做了好多长条凳请人留步。就有条凳那么周到，摆明了功能还担心那不够殷勤切意，添上了“请坐”二字。就像它不请人坐，人不敢坐下去那般小心猜测路人的客气和谦卑。
而那些摆地摊的，知道自己绝对不算路人，就真敢也不敢坐下去，那么识大体地离着条凳只几分寸，卖着他的假名牌真恤衫，他们不在意口袋上那块小标记，对着商店一条凳子却又当当心心，壁垒分明。无论条凳是白是蓝是黄，他们靠也不去靠。
书店倒是好大一家，没有书香，闻到的老是胃里的东西，照样挤满了只看不买的人群。当然是不买的，它不能两百五十块休息不能十五块肉羹也不能给人蔽雨。
一群群被办公大楼吐出来的下班族类，面无表情地站在公车站牌下，他们当然不再表情，因为下班了。等惯了车的人不张望——早也惯了。该来的总是会来，载人去每天必然回得去的地方。用一种方盒子。
人，每天上班在大盒子里，下班苦等小盒子载人回家，家是另一种打着小方格子的空间，床不只是平面方形，电视叫做立体方形，等那中午好不容易松一口气可以品尝薪水变为食物的辛酸，还是面对一个便当盒——这就突然明白了，人在潜意识里没有面对棺材时，为什么乱七八糟地买T恤和小花伞。他们很自然地不再买四四方方的书。当然。
车子当然也是挤的，挤来挤去，挤掉车门外的尊严没有人会在意。而尊严也是一种习惯的代名词，惯了，就好。如果人人不再讲这个字，它就不必放在任何层次。这里已经够挤了，加不进一只发夹。
那么多装扮相似的人混成一团，仔细看看又实在没有一丝可以点明的相像。这个人的球鞋叠在那个人的背包上，那群人的外套挤成衣架上统一尺寸的货色，而女人的头发，全部冒着烫焦没有光泽没有弹性皱巴巴蓬成一团浓烟，享受着与众一同的安然。
与众一同，叫做美丽。注意，要——烫——焦——头——发。
三五个拿着地图的白种人，呆望着不能明了的公车站牌，没有人理会他们。尽管学英文已经成为另外一种病毒，能不讲的时候，还是不发病来得不叫人脸红。学英文为的是：一开口说英文时，那一阵脸上涌出的热潮令人兴奋。听说台北市可以坐上六百道不同站牌的公车，为什么不看见有人，走上去，不讲一句英文，把那贴着不穿衣服女人的随手丢打火机啪一下去烧掉外国陌生路人手上紧握的台北市地图。
小得像凹字大一点的什么小柜子，里面卡住那个粗粗壮壮的青年，就在一家面包店大玻璃片前的骑楼下，把自己卡成了一个囚字。他的背后正好是食物，还配上出炉味。粗小子卖手镯、别针、项链、耳环，细成如同他手臂血管暴涨青筋三分之一细的链子，锁住了一个大男人的青春——我不要青春我要面包。
看了面包一眼，粗里有细的柜台囚人，警觉地堆出一脸笑来。“小姐你看，你身上这件衣服配上这月白色的耳环就更周全了。”就为了那用词，多看了人一眼。柜台上，张爱玲的《半生缘》看到一大半，反面搁着。“曼桢的结局你喜欢吗？”粗小子手中的耳环不晃了，静止在空中。“你也知道张爱玲，一百五十块的耳环算你八十块。”并不会因为张爱玲而移情，笑说：“那边走过去，一把花伞——可折的，才六十。”台北人是这么讲话的。
大厦跟大厦之间的巷子，永远没有阳光，夹缝里，生命流动得舒畅又缓慢，只要汽车开不过去的地方，就没有东西压在背上的感觉。人，在下棋，才夏天呢，灰扑扑的汗衫早也露了出来。卒子过河，车马炮无声地杀来杀去，慢慢杀、蓄意地杀。棋盘旁边，小卒子压着两张红票子，发印五百块和一百块相同颜色新台币的人不会因此杀头。猜是两百块吧，不看那穿堂风吹过，票子一起一伏的好像要飘走，赌棋的人压都不多压一个棋子。
台北人真真假假还是有钱。两百块可以买三把花伞加一个菠萝面包另外找回五块铜板用来当工具刮痧。台北人不要心理医生，人懂得怎么去疏导自己，那么漫不经心的。车子一辆一辆压上来，狭巷里，声音被一个过河卒子啵一下吸成透明。
是哪个小姐在等情郎用摩托车来载她去休息，长长胖胖打褶裙子的下面，一双球鞋加红袜子，人就落实到地面上去了。上身一件紧身衬衫，挤出了成熟多汁的性感加肉欲——什么？！这种身材的人会是处女。
“天主教文物供应中心”的前面站着那个肉体，一座圣母悲怆的塑像伸出一只手，好像就要穿过玻璃，去摸一摸那活生生的大地之母。圣母在悄悄地叹息——你是一个好女人，好到一如当初天主创造的夏娃。而那个不站在公车站牌下却时时张望着街头的胖小姐，正在起劲地咀嚼口里的东西，不，那不是口香糖，那是一种咸湿食物——带着五花肉的烤香肠。那么旁若无人地吃着，那么原始地磨着牙齿吞咽。果然来了一辆摩托车，小姐把香肠棒子一丢，粗粗鲁鲁地跨上车，紧紧抱住骑士的细腰，带着烫焦毛发的乌烟，哄一下飞驶而去。
人潮涌来涌去，扩音机永恒地在呐喊，公共汽车逼到骑楼边来载客，队伍总是突然乱一阵，带去了要去的人，而路上的人并没有因此减少。登山用品店为什么还不变成食品店，上公车的人绝对不是去了山上。在都市喧哗闷热叫人窒息的黄昏，山林之梦是不能也不可以做的——那太单调了——一幅不能感动人的廉价房地产广告。
不等车的人还是大部分，不知往哪里去的人们市政府给了天桥、给了地下道，如果胆子够大，冲过车阵也可以跑到对街——警察不会来抓你。这一片的街景全在骚动中跳舞，活生生的，活得朦胧又活得显明、活得那脉搏有如灌浓时的生猛，砰、砰、砰、砰，饱出令人想尖叫的喜悦或说恐惧。
晚报出来了，走过书报摊的人，收回了那迈出的右脚，丢下一个铜板，迫不及待地就在人群里把手臂拉开——更挤了，如果人人在街头看报。猜那看报的人并不那么好奇，人们看报纸，往往只有一个绝大的动机——不放心自身的利益和安危。这样一来，只看早报就不够了。
巨大的落日在都市大峡谷中静静坠落，人们一般并不意识它的存在，人们正在养精蓄锐，等待那立即将来的华灯初上歌舞升平。
我舍不得离开眼前的现象。我站着点燃了一支烟，就在街上当众吸着。我啪一下把烟蒂用手指弹到地上去甚而不许自己把它踏熄。我差一点走回头路跑去买花伞。我果然被店家的“请坐”所感动，略略沾了那条凳的边。我开始走过那总共包括六百个牌名的公车站牌，专心找一个指引人回家的地名。
而公车来了，我并没有挤上去。我说过了，尊严只是某种习惯的代名词。既然没有车子可以立即习惯，我往抽过烟的老地方走了回去。你知道，不久以前，我是种菜还有玻璃花房的那种乡下人。
虽然我佝偻了那么十秒钟不到的姿势有一些使人委屈，我还是在一大群地上的丢弃物里——观察，是哪一支烟蒂上透露出我吸过的特定记号。
我仔细地捡起“一支烟蒂”，把它用化妆纸包起来，小心放进皮包。当我做出这一个动作来的时候，我突然看见满月变红像血从市议会的方向升起，不，我没有看错，那绝对不是霓虹灯。我听见哗啦哗啦的笑声——人的笑声，掺杂着洗牌的碰撞，四面八方响起。人的五官模糊，可是他们明确地在噼噼啪啪拍手又欢笑，包围着我大声唱起来。
他们唱——来呀！来呀！台北人。来呀来呀台北人。来呀来呀——来——呀——六十块一把，你还等什么、等什么、等什么——
他们又轻轻地，说——
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