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里波监狱里，他的遭遇不佳，体重大减。加尔各答的炎热的气候，使他觉得不大好受。外边早已谣传，他会迁移到气候良好的地方。到了五月七日，狱卒果然通知他，收拾随身应用的杂物，搬到德拉洞监狱。经过几个月的隔离生活后，在清凉的晚上，坐车过境，这的确是一宗愉快的事情，同时，加尔各答的庞大的火车站的万头攒动的群众，更使他兴奋。
他很高兴搬回德拉洞监狱。等到抵达德拉洞监狱后，他发现一切情形和九个月前没有两样。他被拘留在一个新地方，这是由旧牛栏改装洗刷而成的。
就监狱而论，德拉洞监狱不算太坏，因为他现在所住的房间还有一片空地，约五丈长。这个房间比较从前他在德拉洞所住的那一间好得多。但不久之后，他觉得并不妙。周遭的围墙，本来是一丈高，现在居然再加上四五尺高。这样一来，他所喜欢的附近山陵的景色完全看不见了，至多他仅能见到几个树顶。他在这监狱里待了三个月，从来见不到青山。他不许在监狱大门外散步。据说，那一片小小的空地已经够他做运动了。
诸如此类的新限制，使他非常失望，并且使他大受刺激。他觉得毫无生趣，连在小院子里做运动的兴致也消失了。他从来不会觉得那么寂寞，那么孤独。这种寂寞孤独的监狱的生活，开始使他的身体上精神上大受影响。在高墙外，他知道那儿有的是新鲜的空气，清香的味道，而花草树木山水更是应有尽有。可惜这些美丽的风景，他连欣赏的机会也被剥夺了。因此，他整天面对高墙，弄得眼皮倦乏不堪。现在连普通监狱应有的活动也停止了，因为他仅剩孤零零的一个人，和任何人隔开。
过了六星期后，信风来了，大雨滂沱而下了；第一个星期里，就有十二时雨水。气候一经变动，他也觉得有新生活的气息；温度下降，精神为之一振。但是，这对于眼睛和心灵仍是毫无裨益。有的时候，狱门开了，让狱卒出入，就在这刹那间，他见到外面的世界——青青的田园，绿绿的树木，晶莹的露珠。但是，不到一分钟，这些景物又消失到无影无踪了。据说，狱卒曾得到上司的训令，只要他站在大门的附近，大门绝对不可以敞开。这种刹那间所见到的美妙的景色，徒使他增加怀乡病和心痛；偶尔大门开了，他反而要控制自己，避免往外看。
平心而论，德拉洞监狱还不算太坏，这儿他能够看到日报，同时，他也能够和外边的政局保持密切联系。那时，全印国大党委员会（All India Congress Committee）经过三年的沉寂后，又开始开会。出他意料之外，这次会议并没有分析政局，也没有详细讨论改弦更张的办法。甘地似乎还是照旧那么固执。甘地说：“假如你要服从我的领导，你必须接受我的条件。”他的要求是很合理的，因为一个党员不能一面服从他的领导，一面又要领袖去做违反自己的主张的事情。不过那时许多事情似乎都是从上头指派，很少经过相互讨论，然后形成一种政策。甘地既然这么控制群众，同时，又诉说群众没有给他什么帮忙，这倒很奇怪。在这次大会里，甘地没有等到开完会，便出去旅行。他告诉全印国大党委员会说，须快脆地接受工作委员会所通过的议决案，接着，他就离开了。
继续不断的讨论，也许无补于事。党员中也有一部分人糊里糊涂地没有把局面看清楚，虽然他们曾准备提出这种或那种批评，但极少有建设性的批评。在那种情况下，这事情是必然的，因为斗争的责任多数落在各省的领袖的身上，弄得他们疲倦不堪，没有心思再提出什么新的意见。他们似乎要主张停止抵抗运动。但是，停止了之后，又怎么办呢？对于这些问题，国大党内分为两派：一派主张纯粹参加宪政活动，另一派却主张采取社会主义的路线；不过大多数党员却毫无意见。他们既反对从事宪政活动，又害怕社会主义。他们缺乏积极的主张，而他们唯一的希望与靠山就是甘地。虽然他们并不会完全赞成甘地的言论，但他们仍服从他的领导。甘地支持温和的宪政运动份子，所以这一派人在国大党委员会里颇占上风。
这事情是可以想见的。不过国大党员这么落伍，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自不合作运动开始以后的十五年间，国大党的领袖从来不这么高谈宪政。现在刚好两样。许多人从前是尽力避免参加不合作运动，为的是它太危险，现在却心安理得地成群结队来参加了。
国大党的被禁止活动的事情由政府宣告终结，此后，它便成为合法的组织。但是和国大党有关的许多次要的机构，仍被视为非法的组织，尤其是“边疆红衣社”，被政府当做化外顽民。这个组织自1931年以来，就算是国大党正式的成员，负责边区各省的事情。因此，当国大党完全不采取直接的行动，仅作宪政运动之后，政府仍保留那些专门对付反抗运动的条例。此外，政府还想法压迫农会、工会。另一方面，它却鼓励一般大地主，要他们也组织起来，并且给他们以种种便利，甚至它们的会费也由政府的捐税机关替它们代收呢。
平心而论，尼赫鲁本人对于印度教徒或回教徒，从来没有偏袒。但是，有一次意外的事情，使他们对于印地马哈撒巴党（Hindu Mahasabha）不大好感，因为该会有个秘书居然赞成政府继续禁止“红衣社”的活动，向政府大献殷勤。剥夺基本的民权这事情竟有人赞赏，这不能不使他惊奇。事实上，谁也知道，边疆省份的人民在斗争的过程中表现得极好，行动上也没有什么过失。他们的领袖简先生（Khan Abdul Chaffar Khan）是一个政治犯，没有经过公审，被关在监狱里。尼赫鲁认为，不论帮派观念多么深，谁也不应该干落井下石的勾当，所以他倒希望印地马哈撒巴党特出的领袖们能够出来攻击他们的同志的恶劣的行为。但是，据他知道，并没有一个人肯仗义执言，这是很可惜的。
那位秘书的声明，使尼赫鲁更觉得莫名其妙。声明的本身已经够坏，但他仿佛觉得这是时局发展到新阶段的象征。有一天下午，天气真是热不可耐，他昏昏欲睡。就在半睡眠的状态中，他做了一场噩梦。他梦见简先生被人打得遍体鳞伤，他逼得挺身而出，替他护卫。一觉醒来，他全身毫无力气，精神也不大振作，原来他的枕头已经给眼泪湿透了。这事情使他非常诧异，因为在他清醒的时候，他从来不会这么容易动感情。
在那些日子里，他的心情实在坏得很，他时常觉得梦魂不安，各种各式的梦魇把他纠缠得很辛苦。有的时候，他会从睡梦中乱喊乱叫起来。有一次，也许是喊得特别大声罢，到了醒来的时候，他发觉有位狱卒站在他的床边；看他们的表情，似乎为他的喊叫的事情忧虑。他记得，他曾梦见自己活活地被人绞死。
就在这期间，国大党工作委员会通过了一条议案，这议案也使他觉得痛心。据说，这议案是，因为大家随便谈到没收私有财产，需要阶级斗争，所以在卡拉蚩会议时，国大党要提醒党员说，该会根本没有想到毫无理由或者毫无赔偿地没收私人财产，或主张阶级斗争。工作委员会认为没收私人财产和阶级斗争，是和国大党的反暴力的教条背道而驰。该议决案措辞极随便，这充分证明起草的人对于阶级斗争这问题是蒙昧无知。它显然是针对国大党社会主义派而发的。事实上，国大党的负责人从来没有谈到没收财产这问题，虽然大家都明白，在目前的环境下，阶级斗争是会存在的。工作委员会似乎暗示，凡是相信阶级斗争存在的人，连做国大党普通会员的资格也被取消。谁也没有指摘国大党变成社会主义者，或者反对私有财产。虽然有些党员曾作这么主张，但是在这全国性的大机构里，一般群众根本不大理会。
一般人都说，国大党是代表全国的，上自王公大臣，下至贩夫走卒，任何阶层的利益都包括在内。事实上，全国性的运动，往往都有这种要求。这是说，它代表全国大多数人的意见，它的政策就是代表大家的利益。不过这种目的是不容易达到的，因为一个政党的内部如包括互相矛盾的利益，它一定成为乌合之众，不能有特出的表现。因此，国大党如不是一个有固定的目标，并且运用政治的力量来谋全民的利益，它便成为一个慈善机关，自身没有什么意见，只是善祷善颂，愿望大家平安罢了。它仅能代表那些赞同这种目标的人，至于那些反对这种目标的人，它只好把他们当做反国家、反社会的反动分子，同时，还要想法子限制他们的力量，借以提高自己的效果。的确，全国性的反帝国主义运动是有广大的基础，让大家能够赞同，因为它根本不涉及社会上互相矛盾的事情。老实说，国大党多少能代表印度的大多数人民，它把一般反帝国主义的人集中在一起，虽然他们之间还有许多彼此不大相同意见。结果，那些不赞同反帝国主义的人，便站在英国政府那一边。经过几度淘汰后，国大党便成为各党派联合的政党，其中各成员的意见，十分复杂，不过大家都有共同信仰、共同崇拜的大人物，这个人就是甘地。
除甘地外，国大党的领导人物包括了许多名人，这些人在为自由而奋斗的过程中，都有极辉煌的成绩，人格既高尚，为人处世又表现大无畏的精神。但是，国大党的新趋势，却是招来许多现实主义，甚至机会主义的人物。结果，国大党有两副面孔：在政治上，好像很积极那样的，一切正在发展；在行动上，只是祈祷大会非常虔诚，而且充满着感情的成分。
至于英国政府，它仍采用各种方式来压制反抗运动，那些自我陶醉的政要们，以为这政策是十拿九稳，马上成功。
时局是瞬息万变的，尼赫鲁因为身在缧绁之中，完全是爱莫能助。他利用这一段时间来检讨自己过去的一切活动；他开始写起他的《自传》。这书是1934年6月动笔，中间仅中断三次，经过八个月的努力后，这部万人传诵的不朽的大著便告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