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夷”“洋”二字的本义，互不相涉，更无厚薄之殊。但在中国历史上的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交往发展中，它们不仅有文野的区别，而且有过新旧递嬗的关系。
古史上的“东夷”，指居住东方的夷人，即东方的部族；“夷”也泛指四方的部族，都是相对于“夏”“华”而言，所谓“严夷夏之防”。由于历代的互相征战和经济文化上的差异，夷戎蛮狄并举，均是对异族或外族的贱称。到了明清之际，被称为“红毛夷”或“白夷”的欧人东来，“夷”的范围扩展了。但是这些“夷”已大不相同，随着他们带来的事物，我们的祖辈除了正统地在语前语尾嵌上“夷”字外，也出现了“洋货”“洋钱”“西洋画”“西洋药”（指鸦片）一类词。“洋”不过说它来自远洋的东西，并不含任何高贵的特殊意义。
对“夷”较早提出异议的，是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来往于澳门、广东的英国人胡夏米。
东印度公司职员礼士（Hugh Hamittion Lindary），通中文，为了便于在中国活动，易华名胡夏米。一八三二年三月，他与德国传教士郭士立驾船自广东北驶，经厦门至福州、宁波，窥探沿海城镇，六月径达吴淞口，要求递禀上宪，准其贸易。苏松太道吴其泰批复：“查该夷船（着重点是引者加的，下同）无在上海贸易之例，未便违例据情上转”，并将原禀退还。胡夏米认为这是对他的“凌辱”，上书抗议，说“大英国终不是夷国，乃系外国”，吴其泰去函解答：
中国自古该书传世，书内说得明白：南方谓之蛮，东方谓之夷，北方谓之狄，是南蛮、北狄、东夷、西戎，自古至今，总是照此称呼，况中华舜与文王都是大圣人，孟子尚说：“舜东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岂是坏话，是你多疑了。
胡夏米不服，乃摭拾中国古籍复禀驳道：
大英国船主谨悉知为夷称外国的人称。大英国民人东夷：一者，贵国的古人称朝鲜东夷，夫英吉利民人的本地，向大清国西方；二者，大英国的属地方向大清国东西南北；三者，《大清会典》卷十一称苗、羌、蛮、貊等，居在中国与夷人同样；四者，苏东坡曰：“夷狄不可以中国之治治也，譬若禽兽然，求其大治，必至于大乱。先王知其然，是故以不治治之，以不治者，乃所以深治之也。”由此观之，称夷人者，为蛮貊而已矣。倘以大英国民人为夷人，正是凌辱本国的体面，触犯民人，激怒结仇。
吴其泰接到这一驳函，没有反诘，也不是置之不理，而是改变措辞，用“该商”代替“该夷”，再次函复，敦促他仍回“例准交易之广东”。(1)胡夏米纠缠了几天，还是驶离吴淞而去。
这是一百五十年前中外交涉中一个小小插曲，它虽没产生什么社会政治影响，却耐人寻味。此后至鸦片战争及以后的十余年间，只有在来往公牍中称其国名和官职，如“英吉利国领事义律”一类字样，或间用“洋”字，仍然一律使用“英夷”“法夷”“米夷”“夷酋”“夷商”“夷语”“夷船”及“该夷”等等，翻一翻《信及录》等书，即可了然。惟有太平天国的文书中已不称“夷”了。
“夷务”这个词应此需要大约就出现于道光年间。后来的《筹办夷务始末》中的“夷务”二字，显然是沿用道光年间开始流行的这个词而来。
“洋务”一词又是何时出现的？一八三九年七月（道光十九年六月）江南道监察御史骆秉章奏折中有“把持洋务”(2)句。一八四〇年七月（道光二十年六月）御史陆应谷奏中有“于洋务不无裨益”(3)句，是“洋务”之最早见于官方文字者。另外，旧传《英夷入寇记》钞本，亦作《夷艘寇海记》《夷舶入寇记》《英舶入寇记》，作者没有署名。《鸦片战争资料》书目题解中，以汤纪尚《盘薖斋文集》所说为据，认为是魏源作，即《道光洋艘征抚记》。《征抚记》是最后点定本，所以文词与钞本有出入。最值得注意的是，《征抚记》把钞本中的“夷”字通通改作“洋”字，如“洋馆”“洋人”“洋官”“洋兵”“洋炮”等等，并有“此洋务第一转机”句。亦为“洋务”一词之早见者。《征抚记》初撰于一八四二年《南京条约》签订后不久，魏源死于一八五七年，最后点定本当在四十、五十年代之交。
在咸丰帝的上谕中，一八五三年六月（咸丰三年五月）已有“向来洋务，均归钦差大臣两广总督酌量办理”(4)语。据此，在五十年代初，“洋务”一词已见之于皇帝的诏谕，但尚是不常见的偶用。
“洋”“夷”二词的正式交接点，则是一八五八年六月二十六日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约中第五十一款规定：“嗣后各式公文，无论京外，内叙大英国官民，自不得提书夷字。”(5)这个规定不是不合理，但它是炮口下产生的苦果，是不平等条约的制造者要求的“平等”，要别人给他们以平等，却把极大的不平等给别人。
这个规定出现的当时，官绅和民间都有过强烈的或无可奈何的反映，姑举数例。
例一：就在《中英天津条约》签订的前月，广东在籍侍郎罗惇衍等对当地官场不用“夷务”，使用“洋务”字样，大为反感，曾上奏皇帝说：
缘人心愤夷已极，而地方官自夷入城以来，每讳言夷务，甚至文移公牍，称夷务为洋务，又称外国事务，不敢直言夷字。臣等再四商酌，应于关防内明刻“办理夷务”字样，方足鼓舞人心，现今刊刻完竣，业已随时盖用。(6)
这段话说明了两点：第一，广州在英法侵略军的占领下，当地官厅已公开以“洋务”代替“夷务”，就字义和往来称谓来说，这种代替是必然趋势，但它表现为屈从于侵略者的奴态。第二，一部分如罗惇衍这样的官绅，坚持旧日的传统，甚至特意在关防内明刻“办理夷务”字样，“随时盖用”，借以抵制“洋务”“外国事务”新词的流行，反映了“愤夷已极”的心理，但固执旧称，不一定合于事理。
例二：一八五八年十月九日（咸丰八年九月初三日），《中英天津条约》签订三个多月后，钦差大臣桂良等的奏折中说：
英酋额尔金，因邸报内见上谕有夷船闯入天津字样，指为背约。奴才等查英国条约第五十一款开载，无论京内外叙英国官民，不书夷字，原非指明谕旨而言。奴才等现在备文照复，嗣后仍当照约办理。惟将来由军机处发出函件，凡关夷务者，可否饬令毋庸发抄，以昭慎密之处，出自圣裁。(7)
这里除了所说“原非指明谕旨而言”，仍是对皇帝不受任何限制的至尊和虚骄外，特别反映了桂良等人的态度是，公开文书“照约办理”，不使用“夷”字；内部有关“夷务”谕旨，仍照旧沿用，但不发抄，以免触怒洋人。恰好表明他们在对外关系上不能明辨是非，只图应付、苟且于一时。
例三：一八六〇年在英法侵略军攻入北京的日子里，一个署名“赘漫野叟”的人在其亲历的记载中说：
独约内一条，不许名之为夷，不可不知。日前崇文门外三转桥地方，有一傻子，立于门前，见夷人经过，指手大笑曰：“鬼子来也。”夷众立将此傻子毒殴，伤重垂毙，复入其家，举室尽被殴伤，毁坏什物。强梁至此，可不避其忌讳耶？(8)
这个例子，说明在外国资本主义强盗的直接凌逼下，为回避他们的忌讳，民间相戒不要使用“夷”“鬼子”一类惯用语，免招祸害。
此外，通过同外国人的正常交往和认识，凡对别国、别民族不够尊重的习惯词语，主张自觉地抛弃，一八五九年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写的一段话就很鲜明。他说：“凡于往来语言文书，可称照会、交好、通知、亲爱等意，其余万方来朝、四夷宾服及夷狄戎蛮鬼子，一切轻污之字皆不必说也。盖轻污字样，是口角取胜之事，不是经纶实际，且招祸也。”洪仁玕在香港多年，与传教士友善，加上太平天国的拜上帝教，他对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者和朋友还不可能很好区别。但他是忠诚于太平天国事业的，热爱中国，他指出“夷狄戎蛮鬼子”这些轻污字样，是“口角取胜之事，不是经纶实际”，无疑是启迪民族觉醒，发愤自强的正确议论。稍后王韬也说：“以时局观之，中外通商之举，将与地球相终始矣，此时而曰徙戎攘夷，真腐朽不通事变者也。”(9)对中国人来说，公开提出不要以“夷”称外国，可见不是始于清朝的官员，而是洪仁玕这类有见识的爱国知识分子。
由于历史的鞭策，论势论理，“夷其人，夷其事”的观念已不能不改变了。就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刚结束的一八六〇年冬天，清朝政府设“抚夷局”于北京嘉兴寺，旋即感到这个名称不合时宜，次年初就改设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查《文宗显皇帝实录》，一八六〇年左右的有关上谕，也已看不到“夷”“夷务”等词，而被“洋”“洋务”所取代了。
相应而来的，清朝好些官员也自动改变了用词。如兵部尚书沈兆霖，一八六〇年冬奏请咸丰帝回銮一折，劈头就说：“夫圣驾之移幸热河，与暂缓回銮，皆因洋务未定起见。”下文说明英法已从北京撤兵，理因回銮以安朝局，凡涉及对外事务的词语，皆用“洋务”。又如富文书舍木刻本——《洋务权舆》，由曾望颜所作的序文考之，此书刻于一八六五年（同治四年），序中并说：“是书初名《英吉利夷船入寇记》，骆吁门同年咸丰十年（一八六〇年）因中外通商议和，改题之曰《洋务权舆》。”骆吁门即骆秉章，时以湖南巡抚派赴四川督办军务，他深体时旨，断然把别人的书名改称。其后李凤翎（咸丰十年供职广东巡抚耆龄幕中）追记一八五八年初英军攻入广州，掠走总督叶名琛的经过，题曰《洋务续记》，以之为《洋务权舆》的续篇。这就更加明了继《天津条约》之后《北京条约》签订时，“夷”“洋”这种涉外用词的明显变化。随之，早期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和奕、曾国藩、郭嵩焘、李鸿章等人都相继使用“洋”“洋务”词语，原来的“夷夏”大防一变而为“华洋”并列之局。尽管这是一个无可回避的、令人气愤的历史事实，它却又是在蹒跚地向前行进的脚步。
由于语言词汇长期形成的稳固性，它的演变总是持重而缓慢的。就在“夷”“洋”替换已经成熟了的当时，那些乐道时务的大员，也还是“夷”“洋”掺用，不仅在不同的文篇中是如此，而且在同一文篇也前后互见。如曾国藩全集中，一八六〇、一八六一年（咸丰十年、十一年）涉及外国事务的奏折和书札，大都“夷”“洋”混杂使用，直至一八六二年（同治元年）的《议复借洋兵剿贼片》《筹议借洋兵剿贼折》等篇，才全易“夷”为“洋”。奕、李鸿章等人也没有超越这个轨迹。至于那些坚持旧称，绝口不谈“洋务”，甚至见洋楼而走避的人，那就不用说了。且看分朝编撰的对外关系档案资料《筹办夷务始末》巨帙，道光朝的编于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夕的一八五六年（咸丰六年），其时“洋务”一词还不多见；咸丰朝的编于一八六七年（同治六年），同治朝的编于一八八〇年（光绪六年），仍然沿袭前称，不难看出主编人贾桢、宝鋆等清朝大学士对时局的态度。其后王彦威、王亮父子编纂的《清季外交史料》，实即光绪朝、宣统朝的夷务始末。据王亮说：“先公（王彦威）当季世，儤值枢垣，目睹国势凌夷，外交丛棘，爰竭二十年心力，搜集光绪六年至三十年之稿件，名曰《筹办洋务始末记》……亮以此编注重外交，因易署今名（指《清季外交史料》）。……并编集光绪季年至宣统三年之史料，连同卷首共得五十三卷。”(10)这里说明直到王彦威才把《筹办夷务始末》改称《筹办洋务始末》，但“洋务”一词也已过时，所以王亮又将他们所编的光绪、宣统两朝的洋务资料改称为“外交史料”。
如上所述，对外国资本主义事物称之为“洋”，为“洋务”，早已散见于鸦片战争前后的公私文字，至于公开而较广泛地使用，则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形成的。一八五八年《中英天津条约》的规定及广州出现的情况，而一八六〇年签订的《北京条约》又申明《天津条约》完全有效，并加重了对中国的压迫，由此而来的是上谕和奏折以及书名的实际运用，有些人更就此发挥符合事理的议论，都证明了“夷”“洋”递嬗的时代关系。尽管到了“洋务”又被“外务”一词所代替时，仍有不少人在继续使用“夷”“夷务”一类字样，那是历史惰性的表现。
以“洋”代“夷”，以“洋务”代“夷务”，是封建传统精神及其价值的动摇。当时人们之所以要以“西用”卫“中体”，或者说以“西学”补“中学”之不足，都表明了这个无可绕越的事实。洋务运动就是在这样一种被动的新旧演变中登场的。“洋”“洋务”本来不过是区别于中国固有事物的概念，没有赋予任何高贵之意。但是资本主义比封建主义是大踏步前进了，客观上存在着彼善于此的差别。而且清朝的“洋务新政”年复一年，并没有取得成就，缩小中西的差别，中国仍然处处落后，事事仰人鼻息，于是“洋”字在人们的心目中日益放大，以至高不可攀。这是存在作用于意识，意识又上升为迷惘的云雾。我们新编的《辞海》，对“夷”“洋”二词只写了固有的字义和我们今天的理解，没有把它们的历史的特定含义写出来，查阅时总感到缺少了点什么。我们知道，鸦片战争后汉语的词汇补充了许多新词新语，有些陈词旧语消失了，有些词改变了原来的意义。“夷”“洋”的递嬗就是这种变化的重要标志。
“夷”“洋”交替的时代早已过去，“华洋”一词也早为“中外”所替代，所谓“西学”“洋货”也代之以学科和物类的区分了。历史的差距正在被历史消磨。但是“夷”“洋”相称的历史现象及其特定含义，不能随我们的意愿去改装或取消。相反，正视它们的递嬗关系和时代印记，恰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近百年的民族命运。如果说把别人称之为“夷”是自大，后来一切以“洋”为贵就是自卑。这种自大与自卑，不只是许多个人的表现，而是整个民族所处的地位和状态决定的。因为“夷”“洋”相称是多少个世纪或一个时代的民族语言，它们的递嬗又是近代中国社会新陈代谢表现的环节，决不同于浮泛的习语和一时的行话。阐明这种情况正是对历史的尊重。
（一九八二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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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许地山编：《达衷集》，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第50—60页。
(2) 《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第1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91页。
(3) 《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第1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323页。
(4) 《仁宗显皇帝实录》卷93，第43页。
(5)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02页。
(6) 《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第3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812—813页。
(7) 《第二次鸦片战争》（近代史资料丛刊）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531页。
(8) 《第二次鸦片战争》（近代史资料丛刊）第2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0页。
(9) 王韬：《弢园尺牍》，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93页。
(10) 《清季外交史料》末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