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过去有人主张把清末革命党人进行革命的历史，分为两大时期：“从甲午（一八九四年）兴中会在檀香山成立以至乙巳（一九〇五年）六月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可以谓之兴中会时期。从乙巳六月同盟会成立以至辛亥（一九一一年）八月十九日武昌起义，可以谓之同盟会时期。”(1)这是以兴中会为正统的偏见，无须深论。而近十余年来，有关辛亥革命的论著，却没有对辛亥革命史的分期作探讨，只在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中，曾经涉及辛亥革命史的分期，有如下三种意见：（一）主张以甲午中日战争作为一个时期的界标的，也以兴中会的成立列为理由之一；（二）主张以义和团运动作为一个时期的界标的，也以一九〇一年以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知识分子力量的渐次形成为理由之一；（三）主张以一九〇五年同盟会的成立作为一个时期的界标的，不仅认为同盟会的成立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渐臻成熟的表现，也认为是近代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里程碑。此外有些辛亥革命的专著，在遵守年代顺序的论述中，虽然反映了分期的要求，却没有严格进行分期。这些都可供为辛亥革命史进行分期的参考。
辛亥革命，谁都知道是指中国一九一一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然而作为一个历史时期来说，它远在一九一一年以前就开始了。毛泽东指出：
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才有比较明确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2)
在这个深切著明的提示下，我们需要进一步理解的，那就是孙中山从什么时候开始了资产阶级民主活动。据孙中山自己说：“予自乙酉中法战败之年，始决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过去有关辛亥革命的著作和孙中山的传记，都奉此说为圭臬。孙中山在中法战争后，萌芽着反清的愿望，这是可能的，但改良主义思想这时对他还是有较大影响的。
一般均以一八九四年兴中会的创立，作为孙中山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活动的开始，也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的起点。然而这里也不是没有问题的，那就是兴中会创始于何地何年？过去有过争论。孙中山在其《伦敦蒙难记》中说：“予在澳门始知有一种政治运动，其宗旨在改造中国，故可名之为少年中国党。”邹鲁的《中国国民党史稿》以为这个“少年中国党”就是兴中会，便断定“纪元前二十年（壬辰），总理乃在澳门创立兴中会”，把兴中会的成立由一八九四年上推至一八九二年，成立的地点也由檀香山变成了澳门。别的书也有把“少年中国党”看作兴中会的。这个问题，虽然可以进一步研究，但有两点是很明显的：第一，《伦敦蒙难记》紧接着上引语句说：“其党有见于中国之政体不合乎时势之所需，故欲以和平之手段，渐进之方法，请愿于朝廷，俾倡行新政，其最要者，则在改行立宪政体，以为专制及腐败政治之代。余当时不禁深表同情，而投身为彼党党员，盖自信为国利民福计也。”显然，这不是一个革命团体，而是一个要求改革政治的团体。当时梁启超写的《少年中国说》一文，主张要以少年的中国来代替衰老的中国，立意和“少年中国党”的相同。第二，根据孙中山自己所说“予在澳门始知有一种政治运动”和“予当时不禁深表同情，而投身为彼党党员”的语气看起来，“少年中国党”是澳门原先就有的团体，孙中山只是加入了这个团体。所以有人说“少年中国党”是那时国际间对“维新政党的一种普通称谓”。就上述两点考察，澳门的“少年中国党”对孙中山可能有过影响，甚至和后来在檀香山成立的兴中会有关，然而不能说它就是兴中会。虽然史学界没有把“少年中国党”即兴中会的说法作为依据，但是过去存在过这种说法，现在也还有人对这个问题提出疑问，在这里谈一谈也就有必要了。
一八九四年十一月在檀香山成立的兴中会，所订章程没有明白地揭示出“反满”革命的宗旨来，但入会秘密誓词即规定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随又在广州进行第一次武装起义，完全表明了它是一个策动“反满”革命的组织，也是孙中山抛弃改良愿望向民主革命道路迈进的标志。可见兴中会作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最初的组织，是不容置疑的。同时，这个最初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产生于甲午中日战争期间清朝的败局已定声中，产生于资产阶级改良运动高涨的时刻，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意义的，它不独是卖国的清朝的叛逆，也是改良运动的反对物，尽管这时的改良运动还有着较大的积极性。所以，兴中会的成立，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最初出现，也是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活动的开始。这些都表明了它是具有比较完全意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起点，作为一个历史时期来说，也是辛亥革命的起点，有些论著却把它缩短至以一九〇一年义和团运动的失败为起点，也有的更缩短至以一九〇五年同盟会的成立为起点。我以为这是不够完整的。
二
从一八九四年十一月的兴中会成立到一九一二年四月南京临时政府的解散为起讫的辛亥革命史，共历十七年又五个月，以革命的开始酝酿、准备、发展（高涨）和成熟为考察线索，结合十九世纪末年和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社会政治的重大变化，我以为可划分为下述四个阶段。
第一，从一八九四年兴中会的成立至一九〇〇年惠州起义的失败，也是至义和团运动的失败，这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最初酝酿的阶段。
一切新生的事物，一开始总是不会那么完整的，作为最初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的兴中会也是这样。那时的兴中会，还是唯一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它虽然举行过两次武装起义，但它的活动仅限于部分华侨和广东一隅，那种武装起义也只能为革命提供经验和推进革命形势，暂时却是没有取得胜利的希望的。资产阶级的政治改良运动，在这一阶段，曾经成为有全国意义的政治斗争，反映了新旧势力的严重冲突，但在戊戌政变中很快就失败了，再经自立军起事的败露，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威信更加扫地了。就在这个时候，不少人由改良派向革命派转化，民主革命的思潮逐步代替了改良主义思潮，这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转变，是质的跃进。同时，单纯的农民革命运动，在义和团的斗争后，也开始成为过去。这些都显示了在十九世纪进入二十世纪的年代中，中国的社会政治正经历着急剧的变化，是前所未有的变化。
从另一方面来说，自甲午中日战争到八个帝国主义的联合进攻，是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确立的过程，是清政府向帝国主义完全屈服的过程，中国民族处于空前的危难中。由于这种关系，戊戌维新运动必然是一次救亡运动，义和团运动必然是一次对抗瓜分的运动，那么，兴中会则是想通过“反满”革命的途径来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了。所以，兴中会成立后的活动，是戊戌维新运动的发展和否定，在一定的意义上也是义和团运动的发展。
在这个阶段中如：孙中山早年的活动及其由改良思想向革命思想的发展；兴中会的宗旨和成员的阶级分析；一九〇〇年的惠州起义和帝国主义（香港殖民政府）的关系；一九〇〇年中国所处的形势等问题，均值得研究。
第二，从一九〇〇年惠州起义和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到一九〇五年八月同盟会成立的前夕，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准备阶段，也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派渐次形成的阶段。
在义和团运动的失败声中，在帝国主义的联合进攻下，清朝政府同帝国主义签订了空前严重的卖国条约——辛丑条约，更兼庚子赔款的摊派和其他捐税的增加，对人民的压榨更为残酷了，社会矛盾更为激化了。顽固腐朽的清朝政府，为了敷衍人们的革新要求，也表示在换脑筋，搞了一些裁衙门，改官制；汰绿营，练新军；废科举，设学堂，派游学一类的所谓新政。由此而来的，产生了两种新的社会力量，就是学生和新军，也就是老话所说的秀才和兵。至此，不仅前此的兴中会在国外的华侨和留学生中续有发展，在国外许多地方设立了支部，而且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革命小团体已大量出现，在日本的留学生中就组织过许多要求革命的小团体。这些小团体且由国外发展至国内，自一九〇二年以后，国内纷纷成立革命小团体，其中著名的有上海的中国教育会、江浙的光复会、湖南的华兴会、武汉的日知会等，这些团体有的还和会党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想把会党改造为符合于民主革命的要求，因而会党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些都说明着革命的因素在不断扩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群的革命化，已迅速地成为影响甚大的政治社会力量。
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团体由国外发展至国内，是和中国一穷二白的特殊历史条件分不开的。它反映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知识分子必然向西方学习的特点，也就是毛泽东所指出的，“辛亥革命前的留学生运动”，对当时的革命“起着先锋和桥梁的作用”。
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物质基础的民族资本，在十九世纪末年初步发展的基础上，至二十世纪初年，又有了较大的发展，一九〇五年的抵制美货运动，是一次爱国运动，也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发展民族资本的要求。
在这个阶段中如：辛丑条约对中国社会的深刻影响和对清朝统治地位的削弱；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关系；各个革命团体的综合研究和个别研究，以至某一革命团体成立时间的考证（光复会、华兴会、日知会成立时间均有异说）。均可进一步探讨。
第三，从一九〇五年八月同盟会的成立至一九一一年四月黄花岗起义的失败，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力量大为发展的阶段，也是革命形势高涨的阶段。
这一阶段的划分，一般都是把它叙述到紧接着武昌起义前夜，我在《辛亥革命》的小册子中也是这样处理的。但我新近感到从同盟会成立至黄花岗之役，是同盟会直接发动武装起义的高峰。孙中山在其《革命缘起》中所举的十次革命，是把一八九五年在广州发动的起义称为“第一次革命”，依次叙列，至黄花岗之役称为“第十次革命”。过此以后的铁路风潮是武昌起义的导火线，在上海成立的同盟会中部总会，也是为了策动长江流域的革命运动。所以我主张把它们改作为下一阶段的开头。
一九〇五年是很重要的一年，在中国境内厮杀的日俄战争结束了，俄国人民举行了对中国有重大影响的民主革命。中国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把分散的地方性革命团体联合组成同盟会，宣布了较完整的政纲，是革命的重大发展。此后，在同盟会的旗帜下，革命派展开了两个重要方面的斗争：一是发动了前仆后继的武装起义，所以说，“到了同盟会时期，更充满了武装起义的事迹”(3)，还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和武装起义相配合的个人暗杀活动。二是以《民报》为主的书刊，大力宣传了民主革命思想，介绍了西方资产阶级的革命学说，对立宪派展开了尖锐的思想斗争，也是政治斗争。与此对抗的，是清朝政府的伪立宪和立宪派的活动，产生了带有议会性质的咨议局和资政院，其目的是在抵制革命，然而咨议局要求在政治上作一些改革，揭露了清朝政府的黑暗腐败，客观上反而起了促进革命的作用，但后来它是立宪派窃取革命果实的基地。
在革命派对清朝政府和立宪派进行严重斗争的同时，自一九〇五年起，人民群众的自发斗争也迅速地扩大，遍及全国各地，有工人的经济斗争，有反“新政”扰民的斗争，有反洋教的斗争，有抗捐抗暴的斗争，有收回权利的斗争，有抢米风潮。由于同盟会的领导大大落后于革命形势，对这些斗争没有担负起组织和领导的责任，所以这些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斗争，虽然动摇了清朝政府的统治秩序，加速了封建专制制度的崩溃，却没有成为有组织的有鲜明政治目标的战斗力量。总的说来，一九〇五年后的国内形势，一边是革命声势的扩张，一边是清朝政府的垂死挣扎，是这个阶段的主要特点。
在这个阶段中如：同盟会的阶级基础及其纲领的研究，特别是同盟会的土地纲领；关于革命派和立宪派的论战，其中革命是否会引起帝国主义的干涉以至亡国的争论，论述还很不够；一九〇七年后同盟会的分化状况，光复会、共进会和同盟会的关系等问题，须进一步探讨。
第四，从一九一一年五月的铁路风潮开始至一九一二年四月南京临时政府的解散，是革命时机成熟的阶段，也是革命由胜利到失败的阶段。
以铁路风潮为导火线，武昌首揭义旗，各省纷起响应，革命风暴席卷全国，不到两个月，除山东的伪装独立不计外，宣布脱离清朝政府而独立的达十四省。清朝的统治在迅速崩溃中。就在这个紧张的时刻，帝国主义以仲裁者的身份，用策动南北和议的方式来结束革命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力量勾结帝国主义以一打一拉的手段来对付革命了。袁克定的《辛亥家电》（底稿本）有一通给其父袁世凯的电报说：“武昌力弱，攻取尚易，惟东南各省代表已集该处，即兵力能得，而东南人心恐失，不如暂留以为政治发达之具。如武昌停战，我可停攻，英使调停其间，必得好果，但停战须合武汉、金陵论之，使英使说合，或可办到。”国内外反动派就是这样狼狈为奸地来破坏中国人民的革命。而且资产阶级右翼的君主立宪派，昨天还是民主共和的反对者，今天便摇身一变而为民主共和的倡导者了。由于上述这些关系和革命派本身的弱点，曾经一度取得了胜利的辛亥革命，结果却是袁世凯取消了孙中山，军阀独裁的北京政府代替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南京临时政府，辛亥革命终于失败了。
从武昌起义到南京临时政府的解体，为时不足半年，就是辛亥革命从胜利到失败的过程，其间胜利和失败的转化是异常迅速的。这是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关系，也是主要矛盾主要方面迅速转化的关系。
一般以南京临时政府宣布解散，为辛亥革命失败的标志，就其基本情况来说，这是对的；但也可以说到“二次革命”才算是辛亥革命的完全失败，因为在一九一二年四月以后代替南京临时政府的北京政府，还号称以唐、宋为中心的同盟会内阁，南方还有几省是同盟会的势力。至“二次革命”，才全被取消。
在这个阶段中如：湘、粤、鄂、川等省的铁路风潮和各阶级的关系；同盟会中部总会的成立和武昌起义的关系；武昌起义革命领导权的拱手让人，对整个革命形势发展的影响；各省独立的个别研究及其特点；帝国主义对南北议和的操纵；南京临时政府的性质，它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形式还是同盟会和立宪官僚的联合政权；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后，政党大分化和大融合的政治背景和社会背景，等等，都值得研究。
三
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民主革命历史的重要阶段，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高峰。它推翻了封建帝制和清朝的统治，解决了中国人民对“皇权”和清朝的局部性矛盾；它的失败，也给中国的革命留下了重要的经验，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反复论证了辛亥革命失败的道理，着重指出：
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4)
这些经典性的指示，是研究辛亥革命史的指南针，为了更好地阐述这些道理，我们对于辛亥革命史的研究，既要扩大面，也要步步深入；既要累积和整理资料，也要多作论述。就个人管见所及，除在分期意见中就各个阶段提出的问题外，还从贯串辛亥革命史各个阶段的若干方面提出一些意见。
（一）辛亥革命的物质基础。辛亥革命是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民主派充作领导的，研究从十九世纪末年到二十世纪初年我国民族资本的发展，以及民族资产阶级怎样成为一个独立的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的，并就民族资本发展的不充分来分析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是有意义的。华侨资本和资产阶级的发展，对于辛亥革命有较密切的关系，也是辛亥革命的物质基础的一部分。
（二）辛亥革命的思想动员。留学生运动和新式学堂的设立，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革命化，革命书刊的广泛传播，话剧和进步戏曲的演出，所有这些，都给辛亥革命进行了思想准备。而苏报案的斗争、《民报》和《新民丛报》的激烈论战等等，更是思想动员的深入。研究这些现象，应以阐明思想领域的斗争为主。
（三）辛亥革命和会党力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在开始活动的年代，就和会党建立了联系，是他们进行武装起义所依靠的力量，一直到武昌起义和各省响应中，会党群众仍是较为重要的力量，湖南、陕西两省更为显著些。但是会党由来已久，名目繁多，情况复杂。它在辛亥革命时期有过些什么变化？它对辛亥革命的作用如何估价？都研究得非常不够，这方面留下的资料也较少，发掘这方面的资料值得注意。
（四）辛亥革命和新军力量。革命派在运用会党力量外，就是依靠新军力量了，如果前期是以会党为主，后期则是以新军为主。武昌起义，有人称作士兵革命，不是没有道理的。而革命党和新军的关系似乎比会党要直接些，因为会党往往只是革命的外围组织，新军中的革命团体却是革命党人直接搞起来的。近年发表的回忆录，对新军提供了不少史实，但对新军的系统研究才开始。
（五）人民群众的革命化。列宁说：“只有当‘下层’不愿照旧生活而‘上层’不能照旧生活和照旧统治时，革命才能获得胜利。”(5)上文谈到一九〇五年后的各种群众斗争，那就是“下层不愿照旧生活”下去了的严重表现。这是清朝统治瓦解的决定性因素。我们需要更好地研究辛亥革命时期群众斗争的规律以及各种类型的群众斗争的特点，这是进一步了解辛亥革命史的重要环节。
（六）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团体。除我们熟知的兴中会、光复会、华兴会、同盟会和文学社、共进会等革命团体外，据初步统计，自一八九四年的兴中会开始至武昌起义止，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知识分子组成的团体，包括和革命党人合作的会党，总有百数十起。摸清它们的一般状况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对辛亥革命核心力量的解剖。
（七）辛亥革命时期的立宪派。立宪派是清末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一支反对民主革命的政治力量，它对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政治产生过很大的影响。近年不少论著对这个政派作了揭露和分析，但这个政派的社会基础和各个时期的不同活动及其功罪，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八）辛亥革命时期人物的评介。辛亥革命这样一个全国规模的运动，从它的酝酿、准备时期算起，经历了十七八年，产生了孙中山这样一个民主革命的旗手和大批民主战士、革命家、政治活动家、思想家，通过对这些人物的评述，可以生动和形象地了解辛亥革命的某些方面。可是我们在这方面做得很不够，无论孙中山、黄兴、章太炎等人，都没有一本较完整的传记，拿剧本来说，也只有一本《秋瑾传》。
（九）辛亥革命时期的妇女运动。清末，女子参加革命活动的，颇不乏人，最为世人称道的秋瑾，是那时妇女解放的旗帜，光复会的尹锐志、尹维峻姊妹也很有名，其他知名或不知名的尚不少，如健在的何香凝老人，不就是那时追随孙中山、廖仲恺参加革命的吗？此外，如在武昌起义后，组织女子北伐队，妇女向南京临时参议院争取参政等活动，都是妇女要求解放的表现。妇女解放是民主运动的尺度，可是我们还没有看到一篇研究辛亥革命时期妇女运动的专文。
（十）辛亥革命时期的文学。二十世纪初年的中国文坛，最具时代特色的，有反映社会矛盾的谴责小说，有富有战斗性的政论文和宣传文，有丰富的发抒爱国革命感情的诗歌，有宣传革命的戏曲，话剧和白话文也渐次流行起来。而传播革命思想、揭露反动派的政论，尤其生气勃勃，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就是这一类文章的名作。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警世钟》《猛回头》，都是好的宣传文，也很有文学价值。诗歌方面，不仅“南社”的诗、秋瑾的诗有名，就是黄兴、吴禄贞等革命军人也颇以能诗见称。可见辛亥革命时期的文学和政治结合得很紧，是值得珍视和研究的遗产。
（十一）辛亥革命和亚洲国家的关系。列宁把二十世纪初年印度、波斯、土耳其、印度尼西亚的民主运动和中国的辛亥革命，称为“亚洲的觉醒”，说明辛亥革命是具有世界意义的。确实，波斯、土耳其的革命，曾经对辛亥革命发生过影响，而辛亥革命对印度、越南、朝鲜、印度尼西亚的民主运动更发挥了积极促进的作用。说清这些史实，可以帮助了解亚洲各国革命的相互影响和革命人民的友好关系。
（十二）辛亥革命在近代中国民主革命历史上的地位。从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戊戌维新运动、义和团运动到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重要过程，而辛亥革命又是具有比较更完全意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同时，辛亥革命又是五四运动的历史前提。吴玉章说：“辛亥革命的失败，使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成为不可避免”；“辛亥革命的胜利，也使五四运动成为不可避免”。(6)所以，搞清辛亥革命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是正确地估价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的前提，也是正确地认识新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化的关键。
由试论辛亥革命史的分期引申到探索辛亥革命史各个方面的问题，涉及的范围很广，有似研究提纲，自知学识不及，不过聊作引玉之砖罢了。
（一九六一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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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3集，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31页。
(2)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551—552页。
(3)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533页。
(4)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75页。
(5) 《列宁文选》（两卷集）第2卷，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49年版，第749页。
(6) 吴玉章：《辛亥革命》，第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