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历史关系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它的历史关系有两个方面：一是近代新文化启蒙运动的发展；一是对封建旧文化进攻的彻底反击。
先就和近代新文化启蒙运动的关系来说：
随着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经济发生的急剧变化，反映政治经济的观念形态，也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早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即有人思“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2)。所以“五四”以前出现的“学校与科举之争，新学与旧学之争，西学与中学之争”，都是这种变化的表征。在这些变化中，戊戌维新的波浪，曾经较大程度地动荡了中国的思想界，进化论学说和民权思想就是当时冲击封建传统的精神武器。无论康有为的“托古改制”思想，梁启超的“新民”思想，谭嗣同的“冲决封建罗网”思想，以及严复的介绍“西学”，都是那一时期新旧文化斗争的产物，是近代新文化的启蒙。由于观念形态的变化，表达观念形态的文学和文字也要求变化。如黄遵宪的主张语言和文字合一，倡导“我手写我口”的“诗界革命”，如裘延梁在一八九八年发表《论白话文为维新之本》的文章，主张“废文言，崇白话”；如王照发愿要创造官话字母六十个，有志于改革汉字。这些意见，都是统一民族语言的开始酝酿，也是旧的语言文学已经不能适合新的生活内容的反映。
同时，人们已觉察到“经史不如八股盛，八股无如小说何”(3)的实际状况，对于一向被看作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小说，也开始被重视起来了。一八九七年严复和夏穗卿撰文主张刊印《说部》，一八九八年梁启超进而提出要“采外国名儒所撰述，有关切中国时局者”的小说，“次第译之”，并于一九〇二年发表《论小说与政治之关系》一文。此后小说流行日广。有人估计晚清小说在一千五百种以上，而翻译小说又占三分之二。这些小说虽然有许多是文学价值不高的作品，也大量传播了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对要求解放个性，反对封建束缚，却发生过积极影响。
经过戊戌维新和义和团运动的震动，进入二十世纪初年，留学日本和欧美的青年日增，国内的学校代科举而起，反映民族觉醒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为了宣传革命，大量编印刊物，不仅卢梭、孟德斯鸠等人的政治学说流行一时，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思想也逐步移译过来。因此欧美的各种思想流派，都杂陈于如饥如渴的中国知识界，而中国的封建传统文化仍顽强地占据它的阵地，因此中西文化的冲突，也就更为剧烈了。
“西学”或新文化的传播，是和从十九世纪末年到二十世纪初年、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初步发展分不开的。这些“西学”或新文化虽也带着战斗的姿态出场，但它和民族资产阶级表现在政治战线上的软弱性一样，甚至表现得还要软弱些，经不起封建文化的反击。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的民族资本处于被称作“黄金时代”的进一步发展中，工人阶级的队伍壮大了，经济势力的增长，也就要求文化上的满足，所以“五四”前夜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是和民族资本的进一步发展这一事实相联系的。但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时刻，资本主义世界的文化已进入腐朽反动的阶段，早期资产阶级的进步文化已成过去，中国却还要把它拾起来作为战斗的武器，这是一个矛盾，也恰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特定的历史任务。
虽然中国的资产阶级新文化表现得是那样的软弱，世界资本主义的文化已走上了末路，但是西方的“新学”或资产阶级新文化，在中国的“五四”时期还表现出继续战斗的勇气。因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固然是近代中国文化启蒙运动的发展，而这一发展在它前进的道路上，已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力量，那就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这个问题留在下面再谈。
再就对立面的斗争，即对封建旧文化的进攻的彻底反击来说：
一九一一年的资产阶级革命，在它取得了推翻清朝的胜利声中，即放下了战斗的武器，在政治战线上经不起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封建势力的反击，在文化战线上更是无声无息。我们在武昌起义的革命高潮中，找不到对这一革命具有指导意义的报刊，也找不到几本有价值的宣传和引导革命的书，不但没有复刊曾经作为思想战斗的旗帜的《民报》，连革命党人在上海颇有影响的《民立报》，此时的撰述权也落在不赞同同盟会的章士钊手里。南京临时政府的教育部虽然也发表过几道改变教育方面某些措施的命令，很难说有多大实际作用。所以《新青年之新宣言》上说：“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的中国革命，不过是宗法式的统一国家及奴才制的满清宫廷败落瓦解之表征而已。至于一切教会式的儒士阶级的思想，经院派的诵咒书符的教育，几乎丝毫没有受伤。”
一定的文化必然为一定的政治服务。一九一一年的资产阶级革命，没有建立起资产阶级革命的政权，南京临时政府虽然表现了这种要求，却很快就瓦解了。于是号称资产阶级的新文化成了无所依附的游魂。相反的倒是为袁世凯政权服务的封建文化大肆活动起来，向资产阶级新文化发起了全面进攻。譬如在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临时约法》规定言论出版自由的气氛下，全国约有报纸五百种，北京最多，占五分之一。到反袁战役的“二次革命”发生，凡属赞同革命党的报纸，几乎全被查封；到“筹安会”叫嚣变更“国体”时，以威胁利诱对付报纸，北京报纸只余二十家，上海只余五家，汉口只余二家；再到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北京政府的参议院推袁为帝，为献媚袁皇帝，是日北京的报纸都印红字，称“臣记者”。所以有人说辛亥革命的当初，由于思想言论的活跃，“保皇党尊孔旧习，似有扫除的希望，但又经袁世凯与其卵翼的军阀之摧残，虽洪宪帝制不能实现，而北洋军阀承袭他压制自由思想的淫威，方兴未艾”(4)。
事实正是这样。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曾经颁布的《普通教育暂行办法》，规定各种教科书须合乎共和国民宗旨，清学部颁行的教科书一律禁止使用，小学读经也一律废止。可是在一九一三年起草《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天坛宪法》）时，复古主义者在袁世凯政府的纵容下，终于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就在这个时候，北京的“孔教会”，《孔教会杂志》相继出现了。一九一四年北京教育部规定的教育宗旨是“各学校均应拜古圣贤，以为师法”，而且要“中小学均加读经一科”。一九一六年洪宪帝制败灭，“国会”和“约法”恢复了，原先被袁世凯抛弃的天坛宪法草案又重新被集会讨论了。吵吵闹闹，虽然取消了“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却又加上了“中华民国人民有尊崇孔子及信仰宗教之自由”的话。这种“教权”之争，正是充当帝国主义同盟军的封建文化要求树立统治地位的表现。
封建文化的顽抗，不仅是中国社会经济落后的反映，也是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垂死的帝国主义阶段带来的暗影。当时中国的一批地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震惊于资本主义文化的破产，转而思以“东方文明”挽救“西方文明”的失败。拖着辫子，通晓多种西方语言的辜鸿铭，竟异想天开地要劝欧人毁弃宪章，改奉孔子春秋“尊王”的大道理。说来是笑话，却也是对资本主义文明的讽刺。
但是，封建文化的顽抗和复古主义者的猖獗，并不是表现它们的壮大，而是表现它们的垂死挣扎；也恰恰由于它们的顽抗和猖獗，才刺激了新文化的兴起，使人们认识到：“我们要诚心巩固共和国体，非将这班反对共和的伦理文学等等旧思想，完全洗刷得干干净净不可。”(5)所以一切象征时代前进的新文化，它在旧的土壤中生长，又在旧的压力下发展，没有压力，新的东西就不能从战斗中锻炼出来，也就不可能通过战斗来建立自己的阵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正是辛亥革命后，追随反动政治的复古思潮猖獗一时的产物，至少也是在向封建旧文化的回击中兴起来的。
根据上述分析，完全可以理解“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既是近代文化启蒙运动的发展，又是在反对封建旧文化的进攻中成长起来的。二者的关系又是不可分割的，因为自鸦片战争后的长时期以来，存在着新和旧的斗争、西学和中学的斗争，这些斗争一个回合又一回合地进行着，到“五四”前夕，已是一种新旧交织的局面，新旧思想的壁垒也森严起来。一九一八年五月李大钊发表《新的！旧的！》一文说：
又想起我国现已成了民国，仍然有甚么清室，吾侪小民，一面要负担议会及公府的经费，一面又要负担优待清室的经费。民国是新的，清室是旧的。既有民国，哪有清室？若有清室，何来民国？
又想起制定宪法，一面规定信仰自由，一面规定“以孔道为修身大本”。信仰自由是新的，孔道修身是旧的。既重自由，何又迫人来尊孔？既要迫人尊孔，何谓信仰自由？
确实新旧并存的社会现象，在辛亥革命后的日子里，愈来愈使人看不顺眼了。尽管新的仅是形式，但旧的对这种形式也不许其存在。因此人们感到推翻清政府的政治革命，不能解决问题，没有民主共和的思想，民主共和就只能是一块招牌，何况这块招牌也未必能保得住。在这样的情况下，一般人都深感思想上的改变比什么都重要；有人写文章认为：“袁世凯之废共和，复帝制，乃恶果非恶因，乃枝叶之罪恶，非根本之罪恶；若夫别尊卑，重阶级，主张人治反对民权之思想之学说，实为制造专制帝王之根本恶因，吾国思想界不将此根本恶因铲除净尽，则有因必有果，无数废共和复帝制之袁世凯，当然接踵应运而生。”(6)这段话，虽然仍是“倒因为果”，是从这一上层建筑解释另一上层建筑，没有从社会基础来说明问题。但是要从思想方面来改变人们的面貌，除旧布新，这是辛亥革命后一个伟大的时代任务。《新青年》就是在这一认识的前提下，从而担负起改变精神世界的使命而问世的，也是在激烈的思想战斗中逐步把自己丰富起来的。
新旧文化的斗争和战果
“五四”初期的新文化运动，是开始于对封建旧文化进攻的回击，也是彻底摧毁封建旧文化的回合，而且在这一个回合中，不仅是原来存在的新旧文化的对抗，更重要的，是新的方面已开始酝酿前所未有的新质，它是新旧民主转折点的时代朕兆。
大家知道，“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面大旗——民主与科学，不是到“五四”时期才第一次出现于中国思想界的，早在“五四”以前的先驱者，就已提出了民权政治和科学文明的要求，也曾经为这些要求奋斗过。然而民主和科学结合起来，作为衡量一切社会现象的尺度，符合于民主和科学的就赞同，不符合于民主和科学的就反对，这种不妥协的态度和鲜明的旗帜，是过去所不曾有过的“五四精神”。《新青年》创刊号第一篇文章所陈的六义：（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实际就包含了民主和科学两方面的内容。而且又着重指出：“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中国欲进于文明，“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
要求民主和科学，既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心课题，而当时中国社会的状况，处处都是不民主不科学，恶势力扶植旧思想，旧思想支持旧势力，互为因果，循环不已。所以“当新思想未能实行之先，必使与我反抗之旧思想，破坏无余，乃有建树新思想之余地”。可见开展新文化运动的首要任务，是如何去摧毁反民主反科学的旧东西，在摧毁旧东西的战斗中来传播新的，建立新的。“五四”初期的新文化运动，提出要反对的要打倒的旧东西，牵涉的面虽然很广，主要的却可概括为下述三个方面。
第一，对封建宗法社会支柱的孔子思想（儒家伦理思想）的无情抨击，并从这里推向对各种旧传统的破坏。
新旧文化斗争中，尊孔和反尊孔是一个主题。因为二千多年来，孔子是人们精神上的神圣，孔子和孔子一派的言论是宗法社会的是非标准。本来大家都是一个标准，还可以维持下去，然而“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产生了民主自由的标准，从所谓国家根本大法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到处都要碰上“孔子”的反对。吴虞写给陈独秀的信说：“不佞尝谓孔子自是当时之伟人，然欲坚执其学，以笼罩天下后世，阻碍文化之发展，以扬专制之余焰，则不得不攻之者势也。”(7)“不得不攻之者势也”这句话讲得很好，反映了客观事实，因为民主和科学不去革“孔子”的命，“孔子”就要来扼杀民主和科学的命。这就是“势也”。《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在答读者的通信上，也说了一段为什么要“打倒孔家店”的话：“唯自汉武以来，学尚一尊，百家废黜，吾族聪明，因之锢蔽，流毒至今，未之能解；又孔子祖述儒家阶级纲常之伦理，封锁神州。则二者于近世自由平等之新思潮，显相背驰，不于报章上词而辟之，则人智不张，国力浸削，吾恐其弊将只有孔子而无中国也。”这些话已足够说明“五四”新文化运动掀起“反孔”高潮的原因了。
前期的《新青年》，先后发表抨击孔子思想和儒家学说的文章甚多，主要的有：易白沙的《孔子平议》，从历史上说明孔子思想只能是各种思想派别之一，而不是什么千百年的常道。陈独秀的《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再论孔教问题》等文，集中攻击孔子思想的别尊卑、尊等级的精神，指出这种精神与平等自由的观念是对立的，根本不适合于现代生活的要求。被称为“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的吴虞，写了《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礼论》《吃人与礼教》等文，有力地批判了宗法社会的家族制度，认为家族制度是专制主义的根据，家族制度梗阻了社会的进步，而维系宗法社会的礼教，如教忠、教孝、教节之类，都是“奴隶道德”。所有这些文章中的论点，虽然有些是近于拿石头整驼背的办法，但是透彻地分析了孔子思想不合于时代社会的要求，沉重地打击了以孔子为护符的复古主义者，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最大成就之一。
在激烈地反对孔子思想的论战下，复古主义者虽然从各个方面对《新青年》加以非难，但他们已没有应战的武器，只能说些你们是要以“覆孔孟，铲伦常”(8)为快的话；或者作阿Q式的自慰说：“吾国之精神之国魂何在乎？非堂堂所谓孔教者乎！”(9)这里反映了封建复古思想的极端顽固，也反映了封建复古思想末日的降临。
第二，高举文学革命的旗帜，反对古典的伦理的旧文学。
在一九一六年开始酝酿的“文学改良”，到一九一七年很快就掀起了文学革命的高潮，把改变文学形式和改变文学内容统一起来，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提出的“三大主义”，是最主要的意见。因为文学革命不止是以白话代替文言，不只是要以新诗代替旧诗，不只是要以“奇形怪状之钩挑”（标点符号）代替浓圈密点，更重要的是在于以民主和科学的精神代替反民主反科学的内容，让二十世纪的中国人不要再去读那些“龙嘘气成云”的神话。在反对贵族文学的要求下，还提出了建立“国民文学”“平民文学”一类的口号，虽然不管“国民”也好，“平民”也好，都还不是为劳动人民服务或和工农结合的意义，但要把文学的领域扩大，要使文学由少数人所占有变为多数人所共赏，无疑是一种新的启示。
由于文学革命对旧文学的讨伐，白话文流行起来了，新诗逐步出现了，戏剧提出要改良了，汉字的改革提到日程上来了。随着形式上的改变，现实主义的内容也逐渐增多了。所有这些，都是文学革命的成就。论者谓提倡白话文不一定就是反封建，写文章不一定就是封建，因为白话文也可以写封建主义的内容，文言也可以写革命的内容。这是对的。但是“五四”时期提倡以白话代替文言，以新形式代替旧形式，是反对封建主义在文学上的束缚的，且为后来的文学大众化提供了条件。我们不要因为胡适硬把白话文和自己的名字拉在一起，而抹杀了白话文的提倡在新文化运动中应有的意义。
我们知道，胡适虽然较早地谈到文学改良，但是敢于张起文学革命旗帜的却是陈独秀等人，而最后为文学革命奠定基础，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树立旗帜的则是鲁迅。他一九一八年五月在《新青年》发表的脍炙人口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不仅是有很高评价的文学作品，也是战斗性极强的对旧社会的控诉书。吴虞的《吃人与礼教》一文，就是受《狂人日记》的启发而写的。
“五四”初期的新文化运动中，复古主义者要算对文学革命喧嚣得最为恐惧了，他们好像把反对文学革命看作是卫护圣道的决战。这时候，如林纾攻击新文化运动的致蔡元培书，代表了所有封建文人的意见；王敬轩攻击《新青年》倡导文学革命的长信，虽是由刘半农托名写的(10)，却集中反映了封建文人对文学革命的态度；黄侃纠合一批复古分子举办的《国故》杂志，就是专门和新文学运动作敌对的一个刊物。这些抱残守缺的先生们，看到新文学运动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声势，则以“能笃于旧学，始能兼采新学”的论调相威吓，这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另一种说法。新文学的倡导者告诉他们：“处于现在时代，非富于新知，也就没有研究旧学的资格。”
第三，反对消极的保守的人生观，提倡建立积极的进取的人生观。
在要求民主和科学的前提下，新文化运动展开的初期，曾致力于打破横亘在人们思想上的两种迷信：一是破对宗教鬼神的迷信，一是破对“圣道”“名教”的迷信。后者就是反对封建教条，已在前面谈到了。前者在“五四”初期的新文化运动中，虽然不是论战的主题，却由于当时的一批地主和神棍，设立“灵学会”，扶乩降坛，假借“神威”来反对民主和科学。《新青年》为此著文揭穿了这些荒唐透顶的无稽之谈。同时，在反对封建复古主义者要以“孔教”为“国教”的喧嚷中，也接触到了一些有关认识宇宙的根本性问题。有人提出要“以科学解决宇宙之谜”，指出人们“颇疑宇宙之谜，非科学所能解释，是犹囿于科学今日之境界，未达将来科学之进化，必万亿倍于今日耳”。(11)恽代英同志还写了《物质实在论》一文，发表于《新青年》第三卷第一号。因此在反对宗教迷信要求科学的原则下，肯定了宇宙是可以认识的，物质是实在的，也就宣传了唯物论的某些基本论点。
对于认识宇宙这样的根本性问题，在当时的条件下，尚是不可能很好地来展开讨论的，可是提供了从宗教迷信中解脱出来的有益论点，如陈独秀主张“以科学代替宗教”，蔡元培主张“以美育代替宗教”。“以美育代替宗教”，虽然有引导人们脱离宗教迷信的愚昧状态的意义，但不要人们到现实中去找生活，“而专尚陶冶感情之术”(12)，有点脱离实际，可能把人们带到“唯美主义”的道路上去。
本来《新青年》的创刊，即要在那个军阀统治下、网罗重重的黑暗社会里，解除青年精神上的桎梏，向现实作斗争。打破对“圣道”和“宗教”的迷信，无疑给予了人们一种反抗现实的勇气。因此，在新文化运动开展的当时，反对三纲五常的奴隶道德，要人做独立自主的人，不要做封建的奴仆，拿那时的话来说，叫作“尊重个人独立自主的人格，勿为他人的附属品”。所谓“个性解放”就是在反封建束缚这个前提下，而为人们所接受，作为思想战斗的武器的。“解放个性”虽然有叛逆封建的一面，却也恰恰给青年灌输了“唯我主义”的毒素。
在人生问题上，新文化运动提出的最有积极意义的东西，是要青年勇敢地抛弃旧思想树立新思想的奋发精神。《新青年》开宗明义即强调：“发挥人间固有之智能，决择人间之种种思想，孰为新鲜活泼适于今世之争存，孰为陈腐朽败而不容留取于脑里，利刃断铁，快刀理麻，决不作迁就依违之想。”这种毅然的态度，叫人既不能迷恋旧的，也不能依违于新旧之间，只有一条向现实世界迎接新生的道路。“现实世界之内有事功，现实世界之外无希望。”
李大钊同志这时先后发表的《青春》《青年与老人》《新的！旧的！》《今》等文，进一步发挥了应以现实主义的态度对待人生，尤其是对现实有极大意义的青年。他一则说：“不仅以今日青春之我，追杀今日白首之我；并宜以今日青春之我，豫杀来日白首之我。此固人生惟一之蕲向，青年惟一之责任也矣。”(13)再则说：“宜善用今，以努力为将来之创造。”(14)这些呼声，震惊了灰色的苦闷的人生，更鼓舞了青年不与现实妥协的战斗精神。这种意境和富有活力的青年结合，就必然成为一种向现实作不懈斗争的物质力量。
“五四”初期的新文化运动，在反对孔子思想、倡导文学革命、宣传现实的战斗的人生观等方面，给沉寂的中国思想界，作了极为强烈的震动。它的时代意义，在于为迎接中国的“新纪元”作了思想动员：（一）打破了新旧文化并存和旧文化咄咄逼人的局面，使封建旧文化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在战斗中发展了新文化，扩大了新文化的阵地。在热烈地要求民主和科学的旗帜下，为接受马克思主义准备了条件，而且已经在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从而导致新文化运动向更高的方向发展。（二）新文化运动的初期虽然没有正面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但在要求民主自由，反对役奴，反对强力迫害，发扬青年积极奋斗的鼓舞下，事实上灌输了比以往远为深刻的反帝爱国思想。这就直接为“五四”爱国运动发挥了组织和动员的作用。
因此，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不仅是在思想领域内有着巨大的影响，在政治战线上也有着重大的关系，即它对革命运动的推进。
但是，新文化运动也有它的局限性。这首先表现在新文化运动的初期，仅局限于思想运动，虽然打击了为封建军阀服务的传统思想和复古主义的活动，也从实际上加深了反帝爱国思想的宣传，但是避开了反袁、反军阀统治的正面斗争，也没有从要求“独立自主的人格”进而公开地提出反帝斗争的任务，就使得这一思想运动的开始，没有和当前的政治斗争密切地配合，甚至有些人好像是好心地从爱护《新青年》出发，而要《新青年》少谈政治。其次是思想运动的开展，须有先进知识分子的倡导，自有它的规律性。然而革命的思想运动要取得更大的发展，一定要和工农大众结合，新文化运动后来是向着这条正确的道路前进的。而“五四”初期的新文化运动，虽喊出了“平民文学”“平民教育”等口号，但仍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特有的内容，没有及时地真正把它推向工农大众中去。正是毛泽东指出的：“它的弱点，就在只限于知识分子，没有工人农民参加。”(15)此外还有一个较突出的问题，就是这一运动，在反对封建旧文化和对待文化遗产的关系上，缺乏正确的了解，把许多问题绝对化了，如反对“文以载道”的旧文学，不问它载的什么“道”，反正“文以载道”就是封建的，都要反对。这不是把婴儿和脏水一起泼掉了吗？这种形式主义的思想方法，对后来产生了一些不良影响。
新文化运动的动向
“五四”初期的新文化运动，是以后新文化运动发展的激烈的前哨战，这个前哨战有它的“继往开来”的重大历史作用，特别是它的“开来”。
就新文化运动所提出的问题，无论它所赞同的和反对的，它的性质，仍是资产阶级新文化对封建阶级旧文化的斗争。这个性质，是当时中国的社会基础和它所存在的新旧矛盾决定的。
本来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在中国是早就有之的事，“五四”初期的新文化运动既然仍是资产阶级的性质，为什么它又有“开来”的重大意义而不止是“继往”呢？这里我们要追溯一下历史。从戊戌维新到辛亥革命再到五四运动，为时不过短短的二十年，但在这短短的二十年中，思想界的新陈代谢，却体现着“三代人”的不同经历。作为“第一代”的康有为、严复等人，他们吸收和传播过资产阶级新文化，是维新志士，然而在时代的激变中，他们很快就堕落为反对资产阶级新文化的封建卫道者了。这种堕落，除了他们自己不知道及时地从错误的改良主义道路拔出来的因素外，也恰恰反映了中国封建文化的顽强性，不是已经取得的资产阶级文化打退了他们身上的封建主义，而是他们身上的封建主义打退了已经取得的资产阶级文化。曾经领导过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派，算是“第二代”，在辛亥革命失败后，他们虽然还在继续着没有胜利希望的政治斗争，而在文化战线上却是一无表现，孙中山此时虽然也注意到改变思想的重要性，却在那里搞回避实际战斗的“心理建设”。到了“五四”时期的第三代，除蔡元培是参加过辛亥革命而与新文化运动有关系外，其他多为辛亥革命以外的力量，辛亥革命时期的活动分子虽然不是新文化运动的反对者，却只能是新文化运动的追随者了。而倡导新文化运动的一批人，虽然仍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主要的人却都是激进民主主义者，面貌已为之一新。可见在二十年间后浪推前浪的激流面前，思想潮流的起伏，也是新旧人物的进退。
“五四运动，在其开始，是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是当时运动中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毛泽东同志这个论断是概括“五四”开始的情况。“五四”初期的新文化运动，正是这个统一战线的形成过程。如果将参加这个时期的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加以区分，大体上有下述三种情况：
（一）以蔡元培为代表的自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的刘半农、沈尹默等人基本上是属于这一类型。他们赞同反对儒家伦理，赞同反对封建旧文学，也在不同方面介绍和中国封建思想文化对立的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参加了当时的新文化运动。蔡元培在北大的“兼容并包”态度，对新文化运动有所掖进和卫护，他写的《洪水猛兽》《劳工神圣》（是资产阶级观点的劳工神圣）等等，表现了在那时他还是一个愿意接受时代思潮的人。至于初期新文化运动中的胡适，可以说是买办阶级的本质，而以自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出现在文学革命的旗帜下，参加了一些活动。
（二）以陈独秀、鲁迅为代表的激进民主主义者。就那个时候发表的文章来看，钱玄同、吴虞大体上也要算是这一类型。对“打倒孔家店”也好，对文学革命也好，他们是冲锋陷阵的主要力量。这些人后来的发展不一样，有的由民主主义者进而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有的没有跟着时代猛进，后来回到书斋里去了。
（三）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开始向马克思主义过渡，即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最初酝酿，在“五四”前夜，似乎还只有李大钊同志。反映李大钊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初认识，是一九一八年七月一日发表于《言治季刊》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文，他说：“法兰西之革命是十八世纪末期之革命，是立于国家主义上之革命，是政治的革命而兼含社会的革命之意味者也。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彩色者也。时代之精神不同，革命之性质自异。故迥非可同日而语者。”(16)在那个时候许多人还只知道“法兰西文明”，把法俄革命混为一谈，这篇文章开始区分了法俄革命的性质，这是认识上的里程碑。正因为有了这个认识，李大钊同志才有可能在两个多月后写出《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两篇文章来。这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标志。
还有一种情况，作为社会思想发展的关系来看，仍是值得注意的，即马克思主义未到中国来之前，在新文化运动兴起的当初，有些人谈到了社会主义，当然不是科学的社会主义，却表达了一种向往社会主义的心情。如《新青年》创刊号上说：“近世文明之发生也，欧罗巴旧社会之制度，破坏无余。所存者私有财产制耳，此制虽传之自古，自竞争人权之说兴，机械资本之用广，其害遂演而自深，政治之不平等，一变而为社会之不平等，君主贵族之压制，一变而为资本家之压制，此近世文明之缺点，无容讳言者也。欲去此不平等与压制，继政治革命而谋社会革命者，社会主义是也。”这篇文章并把马克思和空想社会主义者混在一起谈到。一九一七年七月间，一个读者向《新青年》提出意见说：“近代文明之真谛，最新之思潮，仆以为当推社会主义。此种学说，为政府及资本家专横之反应，大足为我人研究之资料。我国于此种社会主义输入未久，鼓吹乏人。贵报素主输入世界新理，独于斯类学说，乃未多觏。足下如以社会主义实可为救世之良药，则阐扬之责，端在贵报矣。”上述两例所谈的社会主义，是十九世纪末期以来中国人涉谈社会主义的继续，是鱼目混珠的社会主义。但是他们已经知道了有一种比自由平等的人权学说更高级的政治社会理想，也是以一种欢迎的态度来谈的。因此我以为这种心理状态，是接受马克思主义和辨认科学社会主义的先兆。
“五四”初期的新文化运动，是在激进的民主主义者的推动下展开的。激进的民主主义思想，一有条件，它是可能向前迈进一大步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同志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过去许多进步知识分子的奔向马克思主义，几乎都是这样向前发展的。
在李大钊同志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一批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也一步步地向马克思主义接近而成为初步的马克思主义者。这样，就使新文化运动有了更为明确的方向，有了更为旺盛的生命力。后来李大钊同志在《星期日》发表的《什么是新文学》一文说，“刚是用白话作的文章，算不得新文学，刚是介绍点新学说，新事实，叙述点新人物，罗列点新名辞，也算不得新文学”，新文学一定要具有“宏深的思想、学理，坚信的主义，优美的文艺，博爱的精神”。(17)这里说明把新文学运动引向一个崭新的途径的，正是“坚信的主义”，有了这个“坚信的主义”，新文学运动才有真正的统帅。所以紧接着“五四”爱国运动的高潮中，《新青年》已不止是片段地介绍马克思主义，而是《马克思主义专号》的问世；不止是《新青年》谈马克思主义，而是有更多的新起的刊物来谈马克思主义了；也不止是介绍马克思主义，而是向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论客们展开斗争了。
根据历史的发展，我以为“五四”初期的新文化运动，是在激进民主主义思想的发动下开展起来的，在发展的过程中，十月革命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不仅使我们开始产生了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也提高了激进民主主义者的战斗水平，从而指导了新文化运动的向前发展。所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初期，是由没有马克思主义到有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历程。
（一九五九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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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所论“五四”初期的新文化运动，是指1915年9月著名的《新青年》杂志创刊到1919年“五四”前夕的新文化运动。
(2) 容闳：《西学东渐记》。
(3) 《康有为诗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32页。
(4) 蔡元培：《建设理论集·总序》（中国新文学大系），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
(5) 陈独秀：《旧思想与国体问题》，《新青年》第3卷第3号。
(6) 陈独秀：《袁世凯复活》，《新青年》第2卷第4号。
(7) 吴虞：《致陈独秀》，《新青年》第2卷第5号。
(8) 林纾：《致蔡元培书》。
(9) 《通信》，《新青年》第2卷第1号。
(10) 据《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郑振铎编）的《导言》说：“托名王敬轩的那一封信，乃是新青年社的同人钱玄同的手笔。”二说孰是，待考。
(11) 《通信》，《新青年》第2卷第6号。
(12) 《蔡元培言行录·美育》，第5页。
(13) 李大钊：《青春》，《新青年》第2卷第1号。
(14) 李大钊：《今》，《新青年》第4卷第4号。
(15)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671页。
(16) 《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02页。
(17) 《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76—2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