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日战争后中国民族危机的加深和革命形势的高涨
中日战争后，《马关条约》订立，这标志着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进入了帝国主义的阶段。《马关条约》规定日本在中国有经营工厂的权利。当时日本资本主义还没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还没有大量的剩余资本可以输出。但西方帝国主义各国却利用中日战争的结果在中国进行分裂和掠夺。他们一面进行经济侵略——争夺铁路的修筑权和矿山开采权，建立工厂，大量设立银行来控制中国的金融，对清政府大批贷款，以进行政治投资。从一八九四年到一八九八年，英、德、俄、法四国借给清政府的外债达三亿七千万两。同时它们公然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强占所谓“租借地”，作为侵略的基地。这样帝国主义逐渐控制中国的命脉，进一步支配中国的封建政权，同时也使帝国主义与中国人民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起来。
当时，德国侵略势力控制了山东省，沙皇俄国的势力囊括了东北，英国侵略势力最大，不但控制了华南和长江流域，甚至于进入西藏，法国的势力则在云南和两广。
当时，英国在中国控制的地区最广，政治影响最大，并且掌握着中国海关的行政权。
日本已经侵占了中国领土台湾，并且把福建划为它的势力范围。日本与俄、法、德之间，从三国干涉还辽起有着显著的矛盾，主要的还是英、俄之间的矛盾。因此形势逐渐发展为英、美、日联合对抗沙皇俄国。
甲午战争，美国资本家已经组织了合兴公司，进行中国铁路的争夺。在美、西战争前，各帝国主义在中国刚要划分势力范围的时候，美国正忙于和西班牙争夺西印度群岛和菲律宾群岛的殖民地，不能多分力量来侵略中国，因此它在中国没有抢到固定地区。但铁路干线的争夺主要意义不但在于消极地抵制别个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而且在于积极地使别人的势力范围替它服务。合兴公司在争夺芦汉路（京汉路）权失败之后，在一八九八年夺取了粤汉路权。美帝国主义虽然没有得到一个势力范围，但它贯串中国心脏的侵略计划是极其恶毒的。
从以上所说的情况来看，帝国主义各国之间有矛盾，但是为了共同侵略中国，保证利润，避免竞争，国际金融资本又都是合作的。像美国的合兴公司与英国的中英公司的合作，就说明帝国主义在加强对中国的侵略之下，尽量求得相互间可能的协调。从德帝国主义侵入山东半岛起到一八九八年，是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形势逐渐形成的过程。当时英国的外相沙里士倍就曾经公开宣称：“世界上有两种民族，一种是活的民族，另一种是快要死亡的民族。像土耳其和中国，人人都有瓜分他们的权利。”帝国主义是如此地没有忌惮的。
在帝国主义进一步加紧侵略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时候，也就是清政府进一步投靠帝国主义维持他自己的统治的时候。清朝统治集团中的李鸿章和慈禧太后是沙俄的工具。在北方，沙俄势力高涨，并且取得替清政府训练华北军队的权利。但在总理衙门中，英国的影响依然占着重要的地位。南方的刘坤一、张之洞等人在中日战败后，一度主张联俄、法以对付日本。但后来经过日本“同文、同种”的宣传后，却又改为显著地亲日，实际上就是亲英。此外，张之洞也受德帝国主义的影响。所以在戊戌变法以前，总的形势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进攻非常激烈，侵略的方法是划分势力范围和在中国寻找官僚、军阀作为自己的代理人。而中国人民的反侵略、反封建的革命形势则在高涨之中。湖北、四川、广西、浙江等地都连续发生农民暴动。会党的活动也极普遍，在北方有白莲教旧系统的各派，在长江流域有哥老会，在广东有三合会。这些会党的活动，表现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进一步的结合。因为中日战争以后，清政府的兵力更行腐化，所以当时已无法镇压人民的起义。张之洞请日本人练兵，就是因为长江会党的活跃。像四川大足县余蛮子所率领的农民起义，就声势极为浩大。他们在反教会的名义下，进行反封建的斗争。余蛮子的旗帜一出，群众同声响应。真是所谓：“飘布所到之处，人民起而随之。”在义和团运动前，长江会党已利用“扶清灭洋”的旗号进行农民起义。在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的同时，中国国内的政治生活起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在中日战争前已经产生的上层士大夫的改良主义的政治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表现在康有为领导下的变法维新运动。另一方面就是前面说到的人民群众自发的反帝反封建相结合的斗争。当然，凡是改良主义，必然带有抵制革命的性质。当国内革命形势高涨时，地主阶级中资产阶级化的改良主义者知识分子，会感到他们将与皇帝一起灭亡的命运。但是，在当时的具体条件下，变法维新运动的主要意义在于要求中国能够独立，能够继续生存下去。在这个意义上说，这个运动是当时资产阶级化知识分子的“救亡运动”，也是符合于当时广大群众的要求的。
二、中国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和新兴资产阶级的要求
中日战争使所有“洋务运动”在人民面前破产，洋务派办工业失败，于是使萌芽状态中的资本主义有机会反对官办和“官督商办”，要求自己的发展。清封建政府不得不给民间资本让出一条路，但仍没有放弃对资本主义发展的阻挠。当时盛宣怀写信给李鸿章说：广泛给民办工厂开路不行，如果布都由机器制造，那就要出乱子，卖给外国人的土货和布可以用机器制造，但却不能全部使用机器。
一八九七年以后，民族资产阶级投资设厂的数目增加了，前后在上海设立了好几家商办的纱厂。一八九八年，张謇又在南通设立了有名的大生纱厂。但是，与此同时，英、美，德、日等帝国主义也在中国设立各种工厂，像怡和、老公茂等纱厂，向华商的工厂进行挤轧。在不平等条约的掩护下，帝国主义进行商品倾销。新兴资产阶级的经济力量是极其软弱的，在政治上也没有势力，他们兼受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的压迫，而帝国主义的压迫尤为显著。从八十年代起，中国的改良主义者，如马建忠、陈炽、郑观应、何启等人的著作已经提出发展民族工商业，反对不平等条约的一些部分（如协定关税）和设立议会。这些代表了初期微弱的资产阶级的要求，但没有成为一种政治运动。而康有为等所领导的“戊戌变法”，不但在思想上有了新的发展，而且一度成为轰轰烈烈的行动上的表现。
三、阶级关系的变化，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尖锐
资产阶级学者把戊戌变法看作是清皇朝的帝后之争，或是新旧派之争以至英、俄之争（认为维新派代表英、日的利益，顽固派、洋务派代表沙俄的利益），都没有从本质上看问题，因而解释都是皮毛的、不全面的、错误的。实际上，帝后之争，只是当时各种矛盾的一个比较集中的反映。
中日战争以后，中国社会的阶级矛盾在急剧发展。当然，主要的阶级矛盾仍然是地主阶级与农民的矛盾。因为中日战争的赔款，清政府外债的增加，统治者更加强了对人民的榨取和掠夺，农民的苦痛日益深重。地主阶级和农民之间矛盾的加深，表现在当时许多地区农民的自发斗争上，尤其集中表现在后来的义和团运动上。
在这一期间，新兴的由地主阶级转化而成的民族资产阶级，在数量上有新的增加，他们要求在基本上不改变封建统治的情况下取得发展新工商业的保障。他们的力量仍是微弱的，在政治上也不可能提出革命的主张。
另一部分从地主阶级分化出来的官僚买办阶级的力量也因为帝国主义侵入后更深地培植而增强了，帝国主义的走狗在国内更增多起来。
小资产阶级一般不满意地主阶级的封建统治，但当时还没有资产阶级的革命团体和革命纲领。因此改良主义维新运动的纲领，能够得到小资产阶级广泛的响应和支持。
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化，影响到清朝统治内部的变化，代表最顽固最落后势力的慈禧太后，虽然仍然抗拒任何的改变，但翁同龢、张之洞却想要改变一下来维持、巩固清朝的统治。但张之洞又与慈禧太后的关系密切，当他发现慈禧太后决心维持旧制，反对维新时，他马上借口不同意“孔子改制”学说而脱离与维新派的关系。维新派与洋务派进一步分裂，维新派与顽固派的斗争进一步明显。而这一切矛盾就集中表现在帝党、后党之争上。
戊戌变法的背景
一、中日战争后中国民族危机的加深和革命形势的高涨
中日战争后，《马关条约》订立，这标志着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进入了帝国主义的阶段。《马关条约》规定日本在中国有经营工厂的权利。当时日本资本主义还没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还没有大量的剩余资本可以输出。但西方帝国主义各国却利用中日战争的结果在中国进行分裂和掠夺。他们一面进行经济侵略——争夺铁路的修筑权和矿山开采权，建立工厂，大量设立银行来控制中国的金融，对清政府大批贷款，以进行政治投资。从一八九四年到一八九八年，英、德、俄、法四国借给清政府的外债达三亿七千万两。同时它们公然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强占所谓“租借地”，作为侵略的基地。这样帝国主义逐渐控制中国的命脉，进一步支配中国的封建政权，同时也使帝国主义与中国人民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起来。
当时，德国侵略势力控制了山东省，沙皇俄国的势力囊括了东北，英国侵略势力最大，不但控制了华南和长江流域，甚至于进入西藏，法国的势力则在云南和两广。
当时，英国在中国控制的地区最广，政治影响最大，并且掌握着中国海关的行政权。
日本已经侵占了中国领土台湾，并且把福建划为它的势力范围。日本与俄、法、德之间，从三国干涉还辽起有着显著的矛盾，主要的还是英、俄之间的矛盾。因此形势逐渐发展为英、美、日联合对抗沙皇俄国。
甲午战争，美国资本家已经组织了合兴公司，进行中国铁路的争夺。在美、西战争前，各帝国主义在中国刚要划分势力范围的时候，美国正忙于和西班牙争夺西印度群岛和菲律宾群岛的殖民地，不能多分力量来侵略中国，因此它在中国没有抢到固定地区。但铁路干线的争夺主要意义不但在于消极地抵制别个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而且在于积极地使别人的势力范围替它服务。合兴公司在争夺芦汉路（京汉路）权失败之后，在一八九八年夺取了粤汉路权。美帝国主义虽然没有得到一个势力范围，但它贯串中国心脏的侵略计划是极其恶毒的。
从以上所说的情况来看，帝国主义各国之间有矛盾，但是为了共同侵略中国，保证利润，避免竞争，国际金融资本又都是合作的。像美国的合兴公司与英国的中英公司的合作，就说明帝国主义在加强对中国的侵略之下，尽量求得相互间可能的协调。从德帝国主义侵入山东半岛起到一八九八年，是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形势逐渐形成的过程。当时英国的外相沙里士倍就曾经公开宣称：“世界上有两种民族，一种是活的民族，另一种是快要死亡的民族。像土耳其和中国，人人都有瓜分他们的权利。”帝国主义是如此地没有忌惮的。
在帝国主义进一步加紧侵略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时候，也就是清政府进一步投靠帝国主义维持他自己的统治的时候。清朝统治集团中的李鸿章和慈禧太后是沙俄的工具。在北方，沙俄势力高涨，并且取得替清政府训练华北军队的权利。但在总理衙门中，英国的影响依然占着重要的地位。南方的刘坤一、张之洞等人在中日战败后，一度主张联俄、法以对付日本。但后来经过日本“同文、同种”的宣传后，却又改为显著地亲日，实际上就是亲英。此外，张之洞也受德帝国主义的影响。所以在戊戌变法以前，总的形势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进攻非常激烈，侵略的方法是划分势力范围和在中国寻找官僚、军阀作为自己的代理人。而中国人民的反侵略、反封建的革命形势则在高涨之中。湖北、四川、广西、浙江等地都连续发生农民暴动。会党的活动也极普遍，在北方有白莲教旧系统的各派，在长江流域有哥老会，在广东有三合会。这些会党的活动，表现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进一步的结合。因为中日战争以后，清政府的兵力更行腐化，所以当时已无法镇压人民的起义。张之洞请日本人练兵，就是因为长江会党的活跃。像四川大足县余蛮子所率领的农民起义，就声势极为浩大。他们在反教会的名义下，进行反封建的斗争。余蛮子的旗帜一出，群众同声响应。真是所谓：“飘布所到之处，人民起而随之。”在义和团运动前，长江会党已利用“扶清灭洋”的旗号进行农民起义。在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的同时，中国国内的政治生活起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在中日战争前已经产生的上层士大夫的改良主义的政治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表现在康有为领导下的变法维新运动。另一方面就是前面说到的人民群众自发的反帝反封建相结合的斗争。当然，凡是改良主义，必然带有抵制革命的性质。当国内革命形势高涨时，地主阶级中资产阶级化的改良主义者知识分子，会感到他们将与皇帝一起灭亡的命运。但是，在当时的具体条件下，变法维新运动的主要意义在于要求中国能够独立，能够继续生存下去。在这个意义上说，这个运动是当时资产阶级化知识分子的“救亡运动”，也是符合于当时广大群众的要求的。
二、中国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和新兴资产阶级的要求
中日战争使所有“洋务运动”在人民面前破产，洋务派办工业失败，于是使萌芽状态中的资本主义有机会反对官办和“官督商办”，要求自己的发展。清封建政府不得不给民间资本让出一条路，但仍没有放弃对资本主义发展的阻挠。当时盛宣怀写信给李鸿章说：广泛给民办工厂开路不行，如果布都由机器制造，那就要出乱子，卖给外国人的土货和布可以用机器制造，但却不能全部使用机器。
一八九七年以后，民族资产阶级投资设厂的数目增加了，前后在上海设立了好几家商办的纱厂。一八九八年，张謇又在南通设立了有名的大生纱厂。但是，与此同时，英、美，德、日等帝国主义也在中国设立各种工厂，像怡和、老公茂等纱厂，向华商的工厂进行挤轧。在不平等条约的掩护下，帝国主义进行商品倾销。新兴资产阶级的经济力量是极其软弱的，在政治上也没有势力，他们兼受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的压迫，而帝国主义的压迫尤为显著。从八十年代起，中国的改良主义者，如马建忠、陈炽、郑观应、何启等人的著作已经提出发展民族工商业，反对不平等条约的一些部分（如协定关税）和设立议会。这些代表了初期微弱的资产阶级的要求，但没有成为一种政治运动。而康有为等所领导的“戊戌变法”，不但在思想上有了新的发展，而且一度成为轰轰烈烈的行动上的表现。
三、阶级关系的变化，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尖锐
资产阶级学者把戊戌变法看作是清皇朝的帝后之争，或是新旧派之争以至英、俄之争（认为维新派代表英、日的利益，顽固派、洋务派代表沙俄的利益），都没有从本质上看问题，因而解释都是皮毛的、不全面的、错误的。实际上，帝后之争，只是当时各种矛盾的一个比较集中的反映。
中日战争以后，中国社会的阶级矛盾在急剧发展。当然，主要的阶级矛盾仍然是地主阶级与农民的矛盾。因为中日战争的赔款，清政府外债的增加，统治者更加强了对人民的榨取和掠夺，农民的苦痛日益深重。地主阶级和农民之间矛盾的加深，表现在当时许多地区农民的自发斗争上，尤其集中表现在后来的义和团运动上。
在这一期间，新兴的由地主阶级转化而成的民族资产阶级，在数量上有新的增加，他们要求在基本上不改变封建统治的情况下取得发展新工商业的保障。他们的力量仍是微弱的，在政治上也不可能提出革命的主张。
另一部分从地主阶级分化出来的官僚买办阶级的力量也因为帝国主义侵入后更深地培植而增强了，帝国主义的走狗在国内更增多起来。
小资产阶级一般不满意地主阶级的封建统治，但当时还没有资产阶级的革命团体和革命纲领。因此改良主义维新运动的纲领，能够得到小资产阶级广泛的响应和支持。
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化，影响到清朝统治内部的变化，代表最顽固最落后势力的慈禧太后，虽然仍然抗拒任何的改变，但翁同龢、张之洞却想要改变一下来维持、巩固清朝的统治。但张之洞又与慈禧太后的关系密切，当他发现慈禧太后决心维持旧制，反对维新时，他马上借口不同意“孔子改制”学说而脱离与维新派的关系。维新派与洋务派进一步分裂，维新派与顽固派的斗争进一步明显。而这一切矛盾就集中表现在帝党、后党之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