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维新派的系别和力量——以康、梁为主干，主张自上而下的变法，企图用和平方法在政治上争得有限的权利以保障资本主义的发展。谭嗣同代表激进派
一八九八年六月，光绪决定变法。封建官僚的翁同龢、张之洞、孙家鼐等，均与维新派有一定关系，但他们仅愿意采取挽救封建统治崩毁的一些极有限度的改革。他们都是封建主义的代表。张之洞和后党关系密切，对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中所提出的主张是痛恨的。在一时期内他想利用维新派来推动一些有利于自己的改变，但是后来发现变法运动超过了他所规定的限度，而且能够巩固他的统治地位的不是西学，而是他所取得的帝国主义的支持时，他就决然摈弃了维新派。
翁同龢是帝党的主要人物，但他不敢公然反对慈禧太后。他和维新派是阳合阴违。他日记中始终骂着康、梁的记载，是可信的，因为他是饱经世故的狡猾官僚。他的“变法”主张只是在皇帝“独断”下，改革某些封建弊政。对维新派他仅是企图加以操纵利用，而不希望他们掌握政权。因此他对以强学会来巩固和伸张光绪的势力是同意的，但对光绪重用康、梁等是反对的。但翁同龢和光绪的关系很深，他在政府中的影响是很大的，所以在后、帝矛盾发展到尖锐的时候，慈禧太后就不问他对康、梁等人态度究竟如何，而必须先迫令光绪革他的职，并即日驱逐回籍，以便于布置发动政变。
张荫桓是个买办性极重的官僚。他与康同乡，以搞洋务出名，故正途出身的官吏都看不起他，喊他为“洋厮”。他跟光绪很接近。他与英、美的关系甚深，在总理衙门中势力很大，因此他主要代表英国势力来参与变法运动。在百日维新运动中，总理衙门向英国出卖了很多利益。张荫桓本人也不能说是维新派。
二、“百日维新”的进行和顽固派势力（以后党为代表）的剧烈反抗
当光绪决定变法，召见康有为详谈变法步骤，维新派开始参与政权时，后党顽固派也开始筹备政变，反对变法。
变法从六月十一日到九月二十一日，共一百零三天，所以称之为“百日维新”。维新派的杨锐、谭嗣同、刘光第、林旭等四人进入军机处，皇帝上谕的起草及对奏章的批示均由他们四人经管。康有为任光绪的顾问，梁启超则主译书局。所以在变法运动中，维新派所取得的仅为皇帝的顾问及起草上谕的权，而慈禧太后在通令光绪驱逐翁同龢出京之后，立即任命荣禄为直隶总督，统率董福祥、聂士成、袁世凯三部分军队，军政实权仍掌握在后党顽固派之手。所以百日维新中一道道改革诏书下来，企图除旧布新，但却因缺少推行上谕的实际力量，在顽固派的反抗下，下面仍阳奉阴违，这些改革并未能切实贯彻。
关于除旧的上谕，主要有这样一些内容：（一）废八股，改试策论。（二）各省书院祠庙改设学堂。（三）裁减绿营。（四）裁撤京内外大批衙门、官员。（五）准满人自谋生计。这些改革势将夺去近百万人的饭碗，而二百五十年来久惯寄生生活的满人，在这样的改革下，突然失去特权，陷入死亡的危境，因此引起各种反动势力的强烈反抗。布新方面主要的内容是：（一）办学堂，首先筹备京师大学堂。（二）设中国银行、矿务铁路总局、农工商总局，提倡各种实业，直到允许私人办兵工厂。（三）奖励新著作、新发明。（四）设立译书局，编译书籍，报纸一律免税。（五）准许自由开设报馆、学会。（六）编国家预算，公布岁出岁入，按月发表。（七）广开言路，不论官民一律得上书言事，严禁官吏抑阻。（八）办农会、商会。
六月间开始变法以来，慈禧太后即同时开始在京津间布置董福祥、聂士成和袁世凯的军队。而在湖南，同时发生顽固派聚众哄散南学会，殴打《湘报》主笔，谋毁时务学堂的事件，维新派也知道情势越来越严重，所以主张速变。而顽固派的反对也越来越激烈，在九月政变以前，顽固派已在准备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