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一个人的生平，他自己的话，当然是最可靠的。在冠于第一次出版的，即当梁任公先生三十岁那一年出版的《饮冰室文集》之前，有他的一篇《三十自述》。在这一篇自述里，已将他自己的一个很重要的活动时期，即三十岁以前，办《时务报》，时务学堂，公车上书，戊戌政变，刊行《新民丛报》、《新小说》的一个时期的事迹叙述得颇为详细了。本文仅就之而作一番的简节复述而已。三十以后的事迹也多半采用他自己的叙述。又他的《清代学术概论》也略有叙述到他自己的地方。
梁任公先生名启超，字卓如，别署饮冰室主人，任公是他的号。父名宝瑛，字莲涧，母赵氏。他为中国极南部的一个岛民，即广东新会的熊子乡。熊子乡是正当西江入海之冲的一个岛。他生于同治十二年癸酉正月二十六日，正是中国受外患最危急的一个时代；也正是西欧的科学、文艺以排山倒海之势输入中国的时代；一切旧的东西，自日常用品以至社会政治的组织，自圣经旧典以至思想、生活，都渐渐地崩解了，被破坏了，代之而起的是一种崭新的外来的东西。梁氏恰恰生于这一个伟大的时代，为这一个伟大时代的主角之一。梁氏四五岁时，“就王父及母膝下授四子书、《诗经》，夜则就睡王父榻，日与言古豪杰、哲人嘉言懿行，而尤喜举亡宋、亡明国难之事，津津道之。六岁后，就父读，受中国略史，五经卒业。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十二岁应试学院，补博士弟子员。日治帖括，……顾颇喜词章。王父父母时授以唐人诗，嗜之过于八股。……父慈而严，督课之外，使之劳作。言语举动稍不谨，辄呵斥，不少假借。常训之曰：‘汝自视乃如常儿乎？’……十三岁始知有段、王训诂之学，大好之。”十五岁，母死。其时肄业于广东省城的学海堂。学海堂是阮元在广东时所设立的。他沉酣于乾嘉时代的“训诂、词章”的空气中，乃决舍帖括而有意训诂、词章。十七岁，梁氏举于乡。第二年，他的父亲偕他一同赴京会试。李端棻以他的妹子许字给他。下第归，过上海，从坊间购得《瀛环志略》读之，乃知有所谓世界。这一年的秋天，他和陈千秋同去拜谒康有为。这是梁氏与康氏的第一次的会面，也即是使梁氏的生活与思想起了一个大变动的一次重要的会面。梁氏在《三十自述》里曾有一段话提到这一次的会面情形，很足以动人：
于是乃因通甫（即千秋）修弟子礼事南海先生。时余以少年科第，且于时流所推重之训诂词章学，颇有所知，辄沾沾自喜。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自辰入见，及戌始退。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与通甫联床，竟夕不能寐。明日再谒，请为学方针。先生乃教以陆王心学，而并及史学西学之梗概。自是决然舍去旧学，自退出学海堂，而间日请业南海之门。生平知有学自兹始。
第二年，康有为开始讲学于广东省城长兴里的万木草堂。康氏讲述中国数千年来学术源流，历史政治，沿革得失，取万国以比例推断之。梁氏与诸同学日札记其讲义。他自己说，他“一生学问之得力，皆在此年”（《三十自述》）。康氏著《新学伪经考》时，他从事校勘。康著《孔子改制考》时，他从事分纂。这一年十月，梁氏入北平，与李氏结婚。第二年，他的祖父病卒。自此，学于万木草堂中凡三年。然梁氏虽服膺康氏，却也并不十分赞同他的主张。“治《伪经考》，时复不慊于其师之武断，后遂置不复道；其师好引纬书，以神秘性说孔子，启超亦不谓然。”（《清代学术概论》一百三十八页）
甲午，梁氏年二十二，复入北平，“与京国所谓名士者多所往还。”（《三十自述》）“而其讲学最契之友，曰：夏曾佑，谭嗣同。曾佑方治龚（自珍）刘（逢禄）今文学，每发一义，辄相视莫逆。……嗣同方治王夫之之学，喜谈名理，谈经济，及交启超，亦盛言大同，运动尤烈。而启超之学，受夏、谭影响亦至巨。”（《清代学术概论》一百三十九页）本年六月，中日战事起，梁氏惋愤时局，时有所言，却不见有什么人听信他。他因此益读译书，研究算学史地，明年，和议成。他代表广东公车百九十人，上书陈时局。康有为也联合公车三千人，上书请变法。梁氏亦从其后奔走。这一次可以说是梁氏第一次的政治运动。七月，北平创立强学会，梁氏被委为会中书记员。不三月，强学会被封。第二年，黄遵宪在上海办《时务报》，以书招梁氏南下。他便住在上海，专任《时务报》的撰述之役。他的报馆生活实开始于此时。著《变法通议》，以淹贯流畅，若有电力足以吸住人的文字，婉曲地表达出当时人人所欲言而迄未能言或未能畅言的政论。这一篇文字的影响，当然是极大。像那样不守家法，非桐城，亦非六朝，信笔取之而又舒卷自如，雄辩惊人的崭新的文笔，在当时文坛上，耳目实为之一新。丁酉十月，陈宝箴、江标，聘他到湖南，就时务学堂讲席。这时，黄遵宪恰官湖南按察使，谭嗣同亦归湘助乡治。湖南人才称极盛。不久，德国割据胶州湾事起，这更给他们以新的刺激。时务学堂学生仅四十人；而于这四十人中，在后来政治上有影响的却很不少。助教唐才常为第一次起义于汉口而不成的主动者。学生蔡锷则为起师云南推覆袁氏帝制的一位最重要的主角。在那时，梁氏每日在讲堂四小时，夜则批答诸生札记，每条或至千言，往往彻夜不寐。所言皆当时一派之民权论，又多言清代故实，胪举失政，盛倡革命；其论学术则自荀卿以下汉唐、宋、明、清学者“掊击无完肤”。及年假，学生各回故乡，出札记示亲友。全湘大哗。反动的势力便一时蜂起。叶德辉编《翼教丛编》，张之洞著《劝学篇》，皆系对于梁氏及康氏、谭氏诸人的言论加以掊击的。当时的康梁，谈者几视之与“洪水猛兽”同科。
明年戊戌，梁氏年二十六。春大病几死，出就医上海。病愈，更入北京。时康有为方开保国会，梁氏多所赞画奔走。四月，以徐致靖之荐，被召见，命办大学堂译书局事务。“时朝廷锐意变法，百度更新。南海先生深受主知，言听谏行。复生（谭嗣同）、暾谷（林旭）、叔峤（杨锐）、裴村（刘光第），以京卿参预新政。”（《三十自述》）梁氏亦在其中有所尽力。在这个时候，又遇到一个极大的反动；康氏诸行新政者，以德宗为护法主；旧势力却投到西太后那里去。双方怒目而视，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恰巧有一个御史，胪举梁氏札记批语数十条指斥清室鼓吹民权的，具折揭参。于是，卒兴大狱。谭、林等六君子于八月被杀。德宗被幽禁。康有为以英人的仗义出险。梁氏亦设法乘日本大岛兵舰而东。梁氏的第一期政治生活遂告了一段落。以后便入了一个以著述为生的时期了。他的影响也以这个第一期的著述时代或《清议报》、《新民丛报》时代为最大。十月，与横滨商人，创刊《清议报》，仍以其沛沛浩浩若有电力的热烘烘的文字鼓荡着，或可以说是主宰着当时的舆论界。自此，居日本一年，“稍能读东文，思想为之一变”。盖因东籍的介绍，对于近代、古代的欧洲思想与政治，很觉得了然，而对于中国的学术历史，也突然地另感到了一种与前全异的新的研究方法。以后发表于《新民丛报》中的许多学术论文，皆可以说是受了东籍的感应力的产品。己亥冬天，美洲的中国维新会招他去游历。道过夏威夷岛，因治疫故，航路不通，留居在那里半年。庚子六月，正欲赴美，而义和团运动已大起，北方纷扰不堪。梁氏便由夏威夷岛复向西而归。至日本，闻北京失守。至上海时，又知汉口难作，唐才常等皆已被杀。他便匆匆地复由上海过香港，至南洋，经印度，到澳洲。居澳洲半年，复回日本。自此以后便又进入了著述的时代了，这个时代便是《新民丛报》的时代。于《新民丛报》外，复创刊《新小说》。“述其所学所怀抱者，以质于当世达人志士，冀以为中国国民遒铎之一助。”（《三十自述》）这个时代，自壬寅（一九〇二）至辛亥（一九一一），几历十年，中间惟丙午（一九〇六）及己酉（一九〇九）二年所作绝少。其余几年则所写著作极为丰富，实可谓名副其实的大量生产者。在这个时代，他的影响与势力最大。一方面结束了三十以前的作品，集为《饮冰室文集》，一方面则更从事于新方面的努力与工作。除了少数的应时的时事评论及著作《开明专制论》等等，力与当时的持共和论者相搏战之外，他的这几年来的成绩，可分为六方面：
第一方面，是鼓吹宣传“新民”之必要，欲从国民性格上加以根本的改革，以为政治改革的入手。他知道没有良好的国民，任何形式的政体都是空的，任何样子的改革也都是没有好结果的。于是他便舍弃了枝枝节节的“变法论”、“保皇论”，而从事于《新民丛报》的努力；所谓《新民丛报》，盖即表示这个刊物是注重在讲述“新民之道”的。他在这个报上，一开头便著部《新民说》，说明：“国也者，积民而成。国之有民，犹身之有四肢五脏，筋脉血轮也。未有四肢已断，五脏已瘵，筋脉已伤，血轮已涸，而身犹能存者，则亦未有民愚陋怯弱，涣散混浊，而国犹能立者。故欲其身之长生久视，则摄生之术不可不明；欲其国之安富尊荣，则新民之道不可不讲。”以后便逐渐地讨论到“公德”、“国家思想”、“进取冒险”、“权利思想”、“自治”、“自由”、“进步”、“自尊”、“合群”、“生利分利”、“毅力”、“义务思想”、“私德”、“民气”等，很有几点是切中了我们的古旧民族的劣根性病的。他如大教主似的，坐在大讲座上，以狮子吼，作唤愚启蒙的训讲。庚戌年（一九一〇）创刊《国风报》时，他又依样的以《说国风》冠于首，说明“国风之善恶，则国命之兴替所攸系也”，而思以文字之力，改变几千年来怯懦因循的国风。
第二方面，是介绍西方的哲学、经济学等等的学说；所介绍的有霍布士、斯片挪莎、卢梭、培根、笛卡儿、达尔文、孟德斯鸠、边沁、康德诸人。他的根据当然不是原著，而是日本人的重述、节述或译文。然因了他文笔的流畅明达，国内大多数人之略略能够知道培根、笛卡儿、孟德斯鸠、卢梭诸人的学说一脔的，却不是由于严复几个翻译原作者，而是由于再三重译或重述的梁任公先生。这原因有一大半是因为梁氏文章的明白易晓，叙述又简易无难解之处，也有一小半因为梁氏的著作流传的范围极广。我常常觉得很可怪：中国懂得欧西文字的人及明白欧西学说的专门家都不算不少，然而除了严复、马建忠等寥寥可数的几位之外，其他的人每都无声无息过去了，一点也没有什么表现；反是几位不十分懂得西文或专门学问的人如林琴南、梁任公他们，倒有许许多多的成绩，真未免有点太放弃自己的责任了；林、梁诸人之视他们真是如巨人之视婴儿了！即使林、梁他们有什么隔膜错误的地方，我们还忍去责备他们么？而林、梁之中，林氏的工作虽较梁氏多，梁氏的影响似乎较他为更大。
第三方面，是运用全新的见解与方法以整理中国的旧思想与学说。这样的见解与方法并不是梁氏所自创的，其得力处仍在日本人的著作。然梁氏得之，却能运用自如，加之以他的迷人的叙述力，大气包举的融化力，很有根柢的旧学基础，于是他的文章便与一班仅仅以转述或稗贩外国学说以论中国事物的人大异。他的这些论学的文字，是不粘着的，不枯涩的，不艰深的；一般人都能懂得，却并不是没有内容，似若浅显袒露，却又是十分的华泽精深。他的文字的电力，即在这些论学的文章上，仍不会消失了分毫。这一方面重要的著作是：《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子墨子学说》、《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国文语原解》、《中国古代币制考》等。在其中，《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作尤为重要；在梁氏以前，从没有过这样的一部著作发见过。她是这样简明扼要地将中国几千年来的学术加以叙述，估价，研究；可以说是第一部中国学术史（第二部至今仍未有人敢于着手呢），也可以说是第一部的将中国的学术思想有系统地整理出来的书。虽有人说她是肤浅，是转贩他人之作，然作者的魄力与雄心已是十分地可敬了。此作共分七部分：一，总论；二，胚胎时代；三，全盛时代；四，儒学统一时代；五，老学时代；六，佛学时代；七，近世之学术。梁氏在十余年之后，更欲成中国学术史的大著，为深一层的探讨，惜仅成一部分——《清代学术概论》——而止。今梁氏亡矣，这部伟大著作是永没有告成的希望了。
第四方面，是研究政治上经济上的各种实际的问题。在这个时候，梁氏的政论，已不仅是宣传鼓吹自己的主张，或攻击、推翻古旧的制度而已，这样的时代，即著《变法通议》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他现在是要讨论实际上的种种问题以供给所谓“建设时代”的参考了。所以他一方面介绍各国的实例，一方面讨论本国的当前问题。在这些问题中，关于政治的，以宪法问题为中心；关于经济的，以货币、国债问题为中心。这些问题，都是那个时代的举国人民所要着眼的问题。关于前者，他著有《论政府与人民之权限》（壬寅），《外官制私议》（庚戌），《立宪法议》（庚子），《论立法权》（壬寅），《责任内阁释义》（辛亥），《宪政浅说》（庚戌），《中国国会制度私议》（庚戌）及《各国宪法异同论》（己亥）诸作。关于后者，他著有《中国国债史》（甲辰），《中国货币问题》（甲辰），《外资输入问题》（甲辰），《改盐法议》（庚戌），《币制条议》（庚戌），《外债平议》（庚戌）诸作。
第五方面，是对于历史著作的努力。梁氏的事业，除了政论家外，便始终是一位历史家。他的对于中国学术思想的研究也完全是站在历史家的立场上的。他一方面攻击旧式历史的纰缪可笑，将历来所谓“史学”上所最聚讼的问题，如“正统”，如“书法”等等，皆一切推翻之，抹煞之，以为不成问题。他以为：所谓历史，不是一姓史、个人史，也不仅仅是铺叙故实的点鬼簿、地理志而已；历史乃是活泼泼的，乃是“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乃是供“今世之人，鉴之裁之，以为经世之用也”。在这一方面，他著有《新史学》（壬寅），《中国史叙论》（辛丑）等。他又在第二方面，写出许多的史书、史传来，以示新的历史，所谓“使今世之人，鉴之裁之”的历史的模式。这一方面的著作有《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壬寅），《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南海康先生传》（辛丑），《李鸿章》（辛丑），《张博望班定远合传》（壬寅），《赵武灵王传》、《袁崇焕传》（甲辰），《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甲辰），《郑和传》（乙巳），《管子传》（辛亥），《王荆公传》，《匈牙利爱国者噶苏士传》（壬寅），《意大利建国三杰传》、《雅典小史》、《朝鲜亡国史略》（甲辰）等等，都是火辣辣的文字，有光有热，有声有色的；决不是什么平铺直叙的寻常史传而已。
第六方面，是对于文学的创作。梁氏在这十年中，不仅努力于作史著论，即对于纯文艺，也十分地努力。他既发刊《新小说》，登载时人之作品，如《我佛山人的痛史》、《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九命奇冤》，以及苏曼殊诸人的翻译等等。他自己也有所作，如《新中国未来记》、《世界末日记》（此为翻译）、《十五小豪杰》（此亦为翻译）等；又作传奇数种，如《劫灰梦传奇》，《新罗马传奇》、《侠情记传奇》，虽皆未成，却已传诵一时。他的诗词也以在这个时间所作者为特多。又有诗话一册，亦作于此时。他对于小说的势力是深切地认识的，所以他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说起：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
小说之支配人道，有四种力，一是熏，“熏也者，如入云烟中而为其烘，如近墨朱处而为其所染”。二是浸，“浸也者，入而与之俱化者也”。三是刺，“刺也者，能入于一刹那顷，忽起异感而不能自制者也”。四是提，“前三者之力，自外而灌之使入，提之力自内而脱之使出”。他既明白小说的感化力如此地伟大，所以决意便于《新民丛报》之外复创刊《新小说》，然《新小说》刊行半年之后，梁氏的著作却已不甚见。大约他努力的方面后来又转变了。
这十年，居日本的十年，可以说是梁氏影响与势力最大的时代；也可以说是他最勤于发表的时代。我们看民国十四年（乙丑）出版的第四次编订的《饮冰室文集》里，这十年的作品，竟占了一半有强。
《新民丛报》与《新小说》创刊的第二年（一九〇三），梁氏曾应美洲华侨之招，又作北美洲之游。这一次却不曾中途折回。他到了北美合众国之后，随笔记所见闻，对于“美国政治上、历史上、社会上种种事实，时或加以论断”。结果便成了《新大陆游记》一书。
在这一个时期内，还有一件事足记的，便是从戊戌以后，他与康有为所走的路已渐渐地分歧，然在表面上还是合作的。到了他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一篇《保教非所以尊孔论》后，便显然地与康氏背道而驰了。他自己说：“启超自三十以后，已绝口不谈‘伪经’，亦不甚谈‘改制’；而其师康有为大倡设孔教会，定国教祀天配孔诸议，国中附和不乏，启超不谓然，屡起而驳之。”（《清代学术概论》二百四十三页）世人往往以康梁并称，实则梁氏很早便已与康氏不能同调了。他们两个人的性情是如此的不同；康氏是执着的，不肯稍变其主张，梁氏则为一个流动性的人，往往“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不肯故步自封而不向前走去。
辛亥（一九一一）十月，革命军起于武昌，很快地便蔓延到江南各省。南京也随武昌而被革命军所占领。梁氏在这个时候，便由日本经奉天而复回中国。这时离他出国期已经是十四年了。因为情势的混沌，他曾住在大连以观变。南北统一以后，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以司法次长招之。梁氏却不肯赴召。这时，国民党与“进步党”（民元时代名共和党）的对峙情形已成。袁氏极力地牵合进步党，进步党也倚袁氏以为重。梁氏因与进步党关系密切，便也不得不与袁氏连合。他到了北京与袁氏会见。会见的结果，却使他由纯粹的一位政论家一变而为实际的政治家。自此以后，他便过着很不自然的政治家生活，竟有七年之久。这七年的政治生活时代是他的生活最不安定的时代，也是他的著述力最消退，文字出产量最减少的时代。这个时代，又可分为三期：
第一期是与袁世凯合作的时代。癸丑（一九一三）熊希龄组织内阁，以梁氏为司法总长；这是戊戌以后，他第一次地踏上政治舞台。这一次的内阁，即所谓“名流内阁”者是。然熊氏竟无所表现，不久竟倒。梁氏亦随之而去，这一次的登台，在梁氏可以说是一点的成绩也没有。然他却并不灰心，也并未以袁世凯为不足合作的人。他始终要立在维持现状的局面之下，欲有所作为，欲有所表现，欲有所救益。这时，最困难的问题便是财政问题。梁氏在前几年已有好几篇关于财政及币制的文章发表（这时他的文章多发表在《庸言报》上），这时更锐然欲有以自见，著《银行制度之建设》等文，发表他的主张。进步党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也出于他的手笔。袁世凯因此特设一个币制局，以他为总裁（一九一四），俾他能够实行他的主张。然梁氏就任总裁之后，却又遇到了种种的未之前遇的困难；他的主张一点也不能施行。实际问题与理论竟是这样地不能调合。结果，仅获得《余之币制金融政策》一篇空文，而不得不辞职以去。自此，他对于袁氏方渐渐地绝望了，对于政治生涯也决然地生了厌恶、舍弃之心。他写了一篇很深痛的宣言，即：吾今后所以报国者，极恳挚地说明，他自己是很不适宜于实际的政治活动的。他说：“夫社会以分劳相济为宜，而能力以用其所长为贵。吾立于政治当局，吾自审虽早作夜思，鞠躬尽瘁，吾所能自效于国家者有几？夫一年来之效既可睹矣。吾以此心力，转而用诸他方面，安见其所自效于国家者，不有以加于今日！”他更决绝地说道：“故吾自今以往，除学问上或与二三朋辈结合讨论外，一切政治团体之关系，皆当中止。乃至生平最敬仰之师长，最亲习之友生，亦惟以道义相切劘，学艺相商榷。至其政治上之言论行动，吾决不愿有所与闻，更不能负丝毫之连带责任。非孤僻也，人各有其见地，各有其所以自信者。虽以骨肉之亲，或不能苟同也。”他这样地痛切地悔恨着过去的政治生涯，应该再度地入于“著述时代”了。然而正在这个时候，一个大变动的时代却恰恰与他当面。欧战在这时候发生了；继之而中日交涉勃起，日本欲乘机在中国获得意外的权利；继之而帝制运动突兴，袁世凯也竟欲乘机改元洪宪，改国号中华帝国，而自为第一代的中华帝国的皇帝。种种大事变紧迫而来，使他那么一位敏于感觉的人，不得不立刻兴起而谋所以应付之。于是他便又入于第二期的政治生涯。
第二期是“护国战役”时代。他对于欧战，曾著有《欧洲大战史论》一册；后主编《大中华月刊》，便又著《欧战蠡测》一文。更重大的事件，中日交涉，使他与时人一样地受了极大的刺激。他接连在《大中华》上写着极锋利极沉痛的评论，如《中日最近交涉平议》，《解决悬案耶新要求耶》，《外交轨道外之外交》，《交涉乎命令乎》，《示威耶挑战耶》诸作。及这次交涉结束之后，他又作《痛定罪言》，《伤心之言》二文。他不曾作过什么悲苦的文字，然而这次他却再也忍不住了！他说道：“吾固深感厌世说之无益于群治，恒思作壮语留余望以稍苏国民已死之气。而吾乃时时为外境界所激刺，所压迫，几于不能自举其躯。呜呼！吾非伤心之言而复何言哉！”（《伤心之言》）
更重大的事件帝制运动，又使他受了极大的刺激。他对于这次的刺激，却不仅仅以言论而竟以实际行动来应付他了。帝制问题其内里的主动当然是袁世凯，然表面上则发动于古德诺的一篇论文及筹安会的劝进。这是乙卯（一九一五）七月间的事。梁氏便立刻著《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发表于《大中华》。梁氏在十年前，原是君主立宪论的主持者，然对于这次的政体变更，却期期以为不可。他的理由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里说得又透彻，又严肃，又光明，又讥诮。他以为自辛亥八月以来，未及四年而政局已变更了无数次，“使全国民彷徨迷惑，莫知适从”。作帝制论者何苦又“无风鼓浪，兴妖作怪，徒淆民视听，而贻国家以无穷之戚”，并为袁氏及筹安会诸人打算利害，以为此种举动是与“元首”以不利的。当时他亦“不敢望此文之发生效力。不过因举国正气销亡，对于此大事无一人敢发正论，则人心将死尽，故不顾利害死生，为全国人代宣其心中所欲言之隐耳”。（以上引文皆录自《盾鼻集》）他的此文草成未印时，袁氏已有所闻，曾托人以二十万元贿之。梁氏拒之，且录此文寄袁氏。未几，袁氏又遣人以危辞胁喝他，说：“君亡命已十余年，此种况味亦既饱尝，何必更自苦。”梁氏笑道：“余诚老于亡命之经验家也。余宁乐此，不愿苟活于此浊恶空气中也。”来的人语塞而退。这时，梁氏尚住在天津。他的从前的学生蔡锷，革命后曾任云南都督，这时则在北平。于是梁、蔡二氏便密谋实际上的反抗行动。在天津定好种种军事计划，决议：云南于袁氏下令称帝后即独立。二人并相约：“事之不济，吾侪死之，决不亡命。若其济也，吾侪引退，决不在朝。”他们便相继秘密南下。蔡氏径赴云南，梁氏则留居上海。这一年十二月，云南宣布独立，进攻四川。广西将军陆荣廷则约梁氏赴桂，同谋举义事。他说道：“君朝至，我夕即举义。”许多人皆劝梁氏不要冒险前去，然他却不顾一切地应召而去。丙辰（一九一六）三月，梁氏由安南偷渡到桂，时海防及其附近一带铁路，袁政府的侦探四布。梁氏避匿山中，十日不乘火车，而间道行入镇南关。至则广西已独立。不久，广东亦被迫而独立。然广东局面不定，梁氏冒险去游说龙济光，几乎遇害。两广局面一定，他便复到上海，从事于别一方面的活动。这时才知道他的父亲宝瑛，已于他间道入广西时病殁了。这时，情形已大为转变。浙江、陕西、湖南、四川诸省皆已独立；南京的冯国璋也联合长江各省谋反抗。正在这个时候，袁世凯忽然病死。于是这次的“护国战争”便告了结束。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段祺瑞组织内阁，梁氏则实践初出时的“决不在朝”的宣言，并不担任政务。然不久，却又有一个大变动发生，又将梁氏牵入旋涡，使他再度第三期的政治生涯。
第三期是“复辟战役”时代。当欧战正酣时，中国严守中立，不表示左右袒的态度，虽日本在山东占领了好几个地方，以攻青岛，我们也只是如在日俄战争时代一样地置之不见不闻。到了后来，德国厉行潜水艇海上封锁政策，美国首先提出抗议。中国的抗议也继之而提出。德国方面却置之不理。于是中国便进一步而与德奥绝交，协约国极力劝诱中国也加入战团。梁氏承认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可以增高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并可以收回种种已失的权利，便极力鼓吹对德奥宣战。他在大战的初期，著《欧洲大战史论》及《欧战蠡测》之时，虽预测德国的必胜，然在这个时候，他已渐渐地瞧透德奥兵力衰竭的情形了。在这个时候，黎元洪与段祺瑞已表示出明显的政争情态。实际上是总统与总理的权限之争，表面上却借了参战问题，做政争的工具，段氏主张参战，黎氏则反对参战。梁氏因段氏的主张与他自己的相投合，便自然地倾向到段氏一方面去。不幸这次的政争愈演愈烈；参战问题始终不能解决，而内政问题却因黎氏的决然免去段职之故而引起了一段意外的波澜。
段氏免职之后，继之而有督军团的会议，而有各省脱离中央的宣告，并有张勋统兵五千入北京，任调停之举。这个“调停军”的内幕，却将黎段两方都蒙蔽了。原来，张勋此来，系受了康有为诸人的怂恿，有拥宣统复辟之意。黎氏固不及觉察，即段氏也不甚明白。直到张勋到了天津，复辟的空气十分浓厚。他们才十分地惊惶。于是梁氏与熊希龄急急地欲谋补救，宣统复辟于六年七月初成事实。梁氏乃极力地游说段祺瑞，要他就近起来反抗。马厂誓师的壮举，一半是梁氏所怂恿的。梁氏自己也于七月一日发表了一篇反对复辟的通电，持着极显白的反抗态度。他陈说变更国体的利害，十分地恳切动人，较他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尤为直捷痛切。他说：“苟非各界各派之人，咸有觉悟，洗心革面，则虽岁更国体，而于政治之改良何与者。若曰建帝号则政自肃，则清季政象何若，我国民应未健忘。今日蔽罪共和，过去罪将焉蔽。况前此承守成余荫，虽委裘犹可苟安，今则师悍士狡，挟天子以令诸侯。谓此而可以善政，则莽卓之朝，应成郅治。似斯持论，毋乃欺天！”这些话，都足以直攻复辟论者的中心而使之受伤致命的。梁氏又说：“启超一介书生，手无寸铁，舍口诛笔伐外，何能为役。且明知樊笼之下，言出祸随，徒以义之所在，不能有所惮而安于缄默。抑天下固多风骨之士，必安见不有闻吾言而兴者也。”然这事不必望之于他人，他自己便已投笔而兴了，他自己已不徒实行着口诛笔伐，而且躬身于“讨伐”之役了。这时，他与康有为已立于正面的对敌地位。自戊戌以后，梁氏与康氏便已貌合神离，为了孔教问题，也曾明显地争斗过。而这次却第二次为了政治问题而破脸了。梁氏自己相信他始终是一位政论家，不适宜于做政治上的实际活动。他非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决不肯放下政论家的面目而从事于政治家的活动。这一次，与护法战役之时相同，都是使他忍不住不出来活动的。他带着满腔的义愤，与段祺瑞会见于天津；他说动了段氏，举兵入北京。在这时，似乎也只有段氏一个人比较地可以信托。其他的督军军人们都是首鼠两端的。段氏的崛起，使张勋减少了不少的随从。段氏便很快地得到了成功，扑灭了以张勋、康有为为中心的清帝复辟运动。张、康等皆逃入使馆区域。梁氏在政治上的成功这是第二次。他对于共和政体的拥护，这也是第二次。
段氏复任总理，黎氏退职，由副总统冯国璋就任大总统。段氏既复在位，对德奥宣战，便于那一年的八月十四日实行。梁氏这次并不曾于功成后高蹈而去。他做了段内阁的财政总长（一九一七）。他很想发展他的关于财政上的抱负，然而在当时的局面之下却不容他有什么主张可以见诸实施。不久，他便去职。经过这一次的打击之后，他七年来的政治生涯便真的告了一个终结。自此以后，他便永不曾再度过实际上的政治生活。自此以后，即自戊午（一九一八）冬直到他去世，便入于他的第二期的著述时代。
第二期的著述时代绵亘了十一年之久。这个时代，开始于他的欧游。一九一八年欧战告终，和会开始。抱世界和平的希望的人很多，梁氏也是其一。他既倦于政治生涯，便决意要到欧洲去考察战后的情形。他于民国七年十二月由上海乘轮动身。他自己说：“我的出游目的，第一件是想自己求一点学问，而且看看这空前绝后的历史剧怎样收场，拓一拓眼界。第二件也因为正在做正义人道的外交梦。以为这次和会，真是要把全世界不合理的国际关系根本改造立个永久和平的基础，想拿私人资格将我们的冤苦，向世界舆论申诉申诉，也算尽一二分国民责任。”（《梁任公近著》第一辑卷上七十三页）在船上，他本着第二个目的，曾做两三篇文章，为中国鼓吹，其中有一篇是《世界和平与中国》，表示中国国民对于和平会议的希望。后来译印英法文，散布了好几千本。他在欧洲，到过伦敦、巴黎，到过西欧战场，到过意大利、瑞士，还到过为欧战导火线之一的亚尔莎士、洛林两州。这一次的旅行，经过了一年多。民国九年春天归国，他自己曾说起对于此行的失望，第一是外交完全失望了，他的出国的第二个目的，最重大的目的，已不能圆满达到；第二是他“自己学问，匆匆过了整年，一点没有长进”。在这一年中，真的，他除了未完篇的《欧游心影录》之外，别的东西一点也没有写；而到了回国以后所著作、所讲述的仍是十几年前《新民丛报》时代，或第一期的著述时代所注意、所探究的东西，一点也没有什么新的东西产生。由此可见他所自述的一年以来“一点没有长进”，并不是很谦虚的话。
然而他回国以后所讲述、所著作的东西，题材虽未超出十几年前《新民丛报》时代所探讨的，在内容上与文字、体裁上却已有了很大的不同了：第一，他如今所研究的较前深入，较前专门；已入于谨慎的细针密缝的专门学者的著作时期，而非复如从前那末样地粗枝大叶、一往无前的少年气盛的态度了。所以《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的一篇长文，在当时可以二三个月的时间写成之者，如今则不能不慎重地从事；经过了好几年的工夫，还只成了《清代学术概论》的一部（即《中国学术史》第五种），《中国佛教史》（《学术史》第三种）则已半成而又弃去。他自己虽说“欲以一年内成此五部”（《清代学术概论》第二自序），然其他几部却始终不曾出现。其他著作也均有这样的谨慎态度。第二，他的文字已归于恬淡平易，不复如前之浩浩莽莽，有排山倒海的气势，窒人呼吸的电感力了。读《新民丛报》的文字，我们至今还会感到一种兴奋，读近年来的梁氏文字，则如读一般的醇正的论学文字，其所重在内容而不在辞章。第三，他的文章体裁也与从前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从前他是用最浅显流畅的文言文，自创一格的政论式的文言文，来写他的一切著作的；在这个时代，他却用当代流行的国语文，来写他的著作了。由此可见梁氏始终是一位脚力轻健的壮汉，始终能随时代而走的。
但很有些人却说梁任公此后文字的不能动人，完全是因为他抛弃了他所自创的风格而去采用了不适宜于他应用的国语文之故。这当然是一种很可笑的无根据的见解。以梁氏近七八年来的态度与见解，而欲其更波翻云涌地写出前十七八年的《新民丛报》时代的论文，怎么还会可能的呢？且第二期的著述时代的作品也不尽是以国语文写成的。溪水之自山谷陡降也，气势雄健，一往无前，波跳浪涌，水声雷轰，一切山石悬岩，皆只足助其壮威，而不足以阻其前进；及其流到了平原之地，则声息流平，舒徐婉曲，再也不会有从前那末样的怒叫奔腾了。这便是年龄，便是时代，便是他本人的著作态度，使梁氏的文字日就舒徐婉曲的，并没有什么别样的理由。
他从欧洲归后，至民国十一年双十节前，所著述的约有一百万字。他自己曾在《梁任公近著》第一辑的序中统计过：“已印布者，有《清代学术概论》约五万言，《墨子学案》约六万言，《墨经校释》约四万字，《中国历史研究法》约十万言，《大乘起信论考证》约三万言。又三次所辑讲演集约共十余万言。其余未成或待改之稿有《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示的情感》约五万言，《国文教学法》约三万言，《孔子学案》约四万言，又《国学小史稿》，及《中国佛教史稿》全部弃却者各约四万言，其余曾经登载各日报及杂志之文，约三十余万言，辄辑为此论，都合不满百万言，两年有半之精神，尽在是矣。”
此时以后的著作，则有《陶渊明》（单行）、《戴东原先生传》、《戴东原哲学》、《人生观与科学》、《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说方志》、《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等等。尚有《中国文化史》的未定稿一篇、《社会组织篇》，亦已印行。
综观这个“第二著述时代”的梁氏的著作，其研究的中心有四。第一，是对于佛教的研究。这是他将十几年前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关于佛教的一部分放大了的。他的《中国佛教史》虽未完成，然已有好几篇很可观的论文告毕的了；如在庚申（一九二〇）所写的《佛教之初输入》、《二千五百年前之中国留学生》、《佛教与西域》、《印度史迹与佛教之关系》、《佛典之翻译》、《翻译文学与佛典》等皆是；其所着意乃在于“佛教的输入”史一部分。在这部分上，他的研究确是很深邃的，其材料也大都是他辛苦收集得来的。与前十几年之稗贩日本人的研究结果的文字完全不同。第二年（一九二一），他在南京东南大学讲演，同时又到支那内学院，研究佛教经典。《大乘起信论考证》即作于是年。壬戌（一九二二），又写了一篇《印度与中国文化之亲属的关系》，可以说是研究佛教的余波。
第二，是对于先秦诸子的研究。这也是将“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中关于先秦思想的一部分放大了的。然其研究的面目，与前也已十分地不同。庚申（一九二〇）年写成的有《老子哲学》、《墨子年代考》、《墨经校释》等，第二年（辛酉）又写成《墨子学案》一书。梁氏对于墨子本来研究得很深。从前有过一部《墨学微》出版。这一次的研究，则“与少作全异其内容”。《先秦政治思想史》则出版于壬戌年。
第三，是对于清代学术思想的研究。这也是将《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关于清代学术的一部分加以放大的。在这一方面，他自己说：“余今日之根本观念，与十八年前无大异同，惟局部的观察，今视昔似较为精密。且当时多有为而发之言，其结论往往流于偏至；——故今全行改作，采旧文者什一二而已。”（《〈清代学术概论〉自序》）《清代学术概论》出版于庚申，是他对于清代学术的有系统的一篇长论，但多泛论，没有什么深刻的研究的结果。独有对于康有为及他自己今文运动的批评，却是很足以耐人寻味的。此外对于戴东原的研究也是他的一个专心研究的题目。《戴东原先生传》、《戴东原哲学》、《戴东原著述纂校书目考》（皆作于癸亥）都是他研究的结果。又有《明清之交中国思想界及其代表人物》（甲子）及《颜李学派与现代教育思潮》（癸亥）亦可归入这一类。
第四，是对于历史的研究。这又是将十几年前他所作的《新史学》等文放大的。关于这一方面，所作有《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甲子）、《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壬戌）、《历史统计学》（壬戌）、《中国历史研究法》（壬戌）、《说方志》（甲子）等。《中国历史研究法》是他的《中国文化史》稿的第一篇。他的《中国文化史》，其规模较他的《中国学术史》为尤大。除此作外，尚成有一部《社会组织篇》，惟未公开发表。
这些都是与他十几年前的研究有很密切的关系的。所以我们可以说第二期著述时代的梁任公作品，都不过是第一期著述时代的研究的加深与放大而已。但也有一部分轶出于这个范围之外：一是几篇关于人生观与科学（癸亥）的论文，二是几篇对于中国诗歌的研究，如《屈原研究》、《情圣杜甫》、《陶渊明》、《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示的情感》（皆作于壬戌）等等。他的关于时事论文，这时所作很少。真可以说是实践他前几年在《吾今后所以报国者》一文中所说的“吾自今以往，不愿更多为政谭。非厌倦也，难之，故慎之也。政谭且不愿多作，则政团更何有。”而未能实践的话。
他在卒前的二三年，虽仍在清华学校讲学不辍，然长篇巨著的发表已绝少。最后的几年，可以说是他生平最消沉的时代。这一半是因为他的夫人李氏在民国十六年得病而死，他心里很不高兴，一半也因为他自己有病，虽曾到北平的一家医院里割去过一只内肾，而病仍未痊愈，最后还是因此病死去。他自己说：
我今年受环境的酷待，情绪十分无俚。我的夫人从灯节起，卧病半年，到中秋日，奄然化去。她的病极人间未有之痛苦，自初发时，医生便已宣告不治。半年以来，耳所触的只有病人的呻吟，目所接的只有儿女的涕泪。丧事初了，爱子远行，中间还夹着群盗相噬，变乱如麻，风雪蔽天，生人道尽。块然独坐，几不知人间何世。哎，哀乐之感，凡在有情，其谁能免。平日意态活泼兴会淋漓的我，这会嗒然气尽了。（《痛苦中的一点小玩意儿》）
以后几年，他的意绪似还未十分地恢复。但他究竟是一位强者，虽在这种“嗒然气尽”的环境，仍还努力地工作着。他在病中还讲学，还看书，还著书。临死前的数月，专以词曲自遣。拟撰一部《辛稼轩年谱》。在医院中还托人去搜觅关于辛稼轩的材料。忽得《信州府志》等书数种，便狂喜携书出院，仍继续他的《辛稼轩年谱》的工作。然他的病躯已不能再支持下去了。今年一月十九日，梁氏便卒于北平医院里。《辛稼轩年谱》成了他的未完工的一部最后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