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钱仪吉排比贯串《晋书》里关于兵制的材料，作《补晋兵志》。也许因为体裁的关系，有些材料只是笼统地抄下来，不曾仔细考察，所以读后印象依然模糊不清。又有些问题势必追溯到曹魏时代的情形，来龙去脉才能清楚，而钱氏也未能做到。这篇文章就是想讨论钱氏征引了材料而未加分析的曹魏西晋兵制上的一个问题。
日本滨口重国氏有《后汉末曹操时代之兵民分离》 【1】 和《两晋南朝的兵户及其身分》 【2】 两文，讨论曹魏时代自成户籍不属郡县的兵户，以及两晋南朝沿袭此制的状况。何兹全先生在他的《魏晋南朝的兵制》 【3】 文中，有“世兵制”一节，所论尤为详赡。日本越智重明氏《魏晋南朝之政治与社会》页三二解释“人役”为以出而服役为主之户口，居户乃居家从业为本分之户口，前者括民屯耕作者及兵户，后者指州郡民，其说不可通。但在兵制的运用方面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晋书》四六《刘颂传》：
颂在〔淮南〕郡上疏曰：……且自吴平以来，东南六州〔当即羊祜传所言徐扬青兖荆豫六州〕将士更守江表，此时之至患也。又内兵外守，吴人有不自信之心。……今得长王以临其国〔谓江东〕，随才授任，文武并叙。士卒百役不出其乡。求富贵者取之于国内。内兵得散，新邦乂安，两获其所，于事为宜。……昔魏武帝分离天下，使人役户居各在一方。既事势所须，且意有曲为。权假一时，以赴所务，非正典也。然逡巡至今，积年未改。百姓虽身丁其困，而私怨不生。诚以三方未悉荡并，知时未可以求安息故也。是以甘役如归，视险若夷。至于吴平之日，天下怀静，而东南二方六州郡兵将士武吏戍守江表，或给京城运漕。父南子北，室家分离，咸更不宁。又不习水土，运役勤瘁，并有死亡之患，势不可久。此宜大见处分，以副人望。魏氏错役亦应改旧。此二者各尽其理，然后黔首感恩怀德，讴吟乐生，必十倍于今也。……然古今异宜，所遇不同。诚亦未可以希遵在昔，放息马牛。然使受百役者不出其国，兵备待事其乡，实在可为。纵复不得悉然，为之苟尽其理，可静三分之二。吏役可不出千里之内，但如斯而已，天下所蒙已不訾矣！
温公《通鉴》八二系此事于太康十年，撮要叙述刘颂奏疏之后，结以“帝皆不能用”。不过上文所引一段奏疏，《通鉴》却只字未提。这段主旨实是攻击曹魏时代的一种弊政，西晋沿而未革者。它的原则就是“人役户居各在一方”，而其施行则见于兵役和力役制度。换言之，就是服兵役和力役的人都不在他自己室家所在，而是到别的地方去服役。所以刘颂主张改革，应该“受百役者不出其国，兵备待事其乡”。
力役之遵照这种原则者，似乎就是所谓“错役”。“错”是“交错”“间错”之意。《三国志》一一《胡昭传》：
建安二十三年陆浑长张固被书调丁夫，当给汉中。百姓恶惮远役，并怀扰扰。
建安二十三年夏刘备屯阳平关，打算进攻汉中。七月曹操自将击备。调陆浑丁夫即是此时。言“丁夫”当是指供军中劳役，而非去充斗兵。董卓死后李傕郭氾相争，《魏志》六《董卓传》说三辅地方因为“傕等放兵劫略，攻剽城邑，人民饥困。二年间相啖食略尽”。 【4】 再经韩遂马超等诸将之乱，关中更加残破。《魏志》一五《张既传》说建安十六年曹操平定关中，“以既为京兆尹，招怀流民，兴复县邑”。又载“既说太祖拔汉中民数万户以实长安及三辅”。所以不从关中调丁夫是可以了解的。但不就汉中一带本地征调，却还从陆浑调人服役，也许就是所谓“错役”制么？这种“错役”如果地方相距不远，或者不至于出问题。陆浑和汉中相去太远，于是百姓就“恶惮远役，并怀扰扰”了！
《三国志》一一《王修传》注引王隐《晋书》：
〔王〕裒门人为本县所役……乃步担干饭，儿负盐豉，门徒从者千余人。安丘令以为见己，整衣出迎之于门。裒乃下道，至土牛，磐折而立云：“门生为县所役，故来送别！”执手涕泣而去。 【5】
王裒营陵（今山东昌乐县）人，县境和安邱毗连，所以安邱门生可以到营陵去受业。王裒到安邱县，而言“送别”，可见门生将离开两县县境去服役，故用“送”字也。
军人原不能限制服役于自己的乡土，是要看攻战和防守的需要而定他们驻屯的地方。两汉时代地方有兵，同时也要到中央番上。建安以后曹操执政，有一种现象，就是兵士须和他的室家所在的地方隔开。据刘颂上奏，这并非偶然的现象，竟是曹操有意的措施了。
《吴志》七《诸葛瑾传》载孙权对瑾说：
〔曹〕操之所行其惟杀伐小为过差，及离间人骨肉，以为酷耳。至于御将自古少有。
三国时代相互交兵，本是诈伪假谲不择手段的，离间之计更不足为奇。但看曹操一生，只有对韩遂马超是用了反间计，他们并非骨肉。袁谭袁尚兄弟阋墙，虽因此而为曹操利用，但曹操并未离间他们，当然谈不到酷字。我认为这里的“离间”不是抽象字样，而是指空间的距离，也就是说兵士和室家的隔离。孙权泛论曹操的为人与政策，这样解释才和上下文“杀伐”“御将”相应。
新降附于曹魏的敌军往往被调遣到他们原据地区之外，如《魏志》一七《徐晃传》注引《魏书》：
〔建安九年〕太祖既平冀州，遣〔朱〕灵将新兵五千人，骑千匹，守许南。太祖戒之曰：“冀州新兵数乘宽缓，暂见齐整，意尚怏怏。”
《魏志》二三《赵俨传》：
〔建安十六年〕太祖徙出故韩遂马超等兵五千余人。……以俨为关中护军。……俨密白宜遣将诣大营，请旧兵镇守关中。……遂宣言当差留新兵之温厚者千人镇守关中，其余悉遣东。……东兵寻至，乃复胁喻，并徙千人，令相及共东。凡所全致二万余口。
平诸葛诞后，吴兵降者万余。议者以为“淮南仍为叛逆，吴兵室家在江南，不可纵，宜悉坑之”。 【6】 司马昭“一无所杀，分布三河近郡以安处之”。用意相同。
如果不徙兵士，就把他们的家口遣送到自己势力范围之内，如《魏志》一五《梁习传》：
习以别部司马领并州刺史，时（建安十一年）承高干荒乱之余，胡狄在界，张雄跋扈。吏民亡叛，入其部落。兵家拥众，作为寇害。更相扇动，往往棋跱。……又因大军出征，分请以为勇力。吏兵已去之后，稍移其家，前后送邺凡数万口。
这时曹操新平袁尚，得了冀州作根据地，而以邺为中心，所以把并州兵士家口徙于邺。曹丕做皇帝后，五都并立。 【7】 似乎特重洛阳，他自己大部分时间在那里，所以《魏志》二五《辛毗传》说：“帝欲徙冀州士家十万户实河南。”所谓“冀州士家”，一定是以邺为中心居住在冀州的各地兵士的家口，也就是梁习所徙并州吏兵的家口之类。正元二年镇东将军 丘俭扬州刺史文钦反于淮南，《魏志》一三《王肃传》载他对司马师说：“今淮南将士父母妻子皆在内州。”《魏志》二八俭本传也说：
淮南将士家皆在北，众心沮散，降者相属。惟淮南新附农民为之用。
所谓农民是典农都尉属下之民。《魏志》二八《邓艾传》：“徙汝南为农民养犊。”意同。家属都在淮南，所以随他作乱了。《魏志》同卷《诸葛诞传》载他谋反后“敛淮南及淮北郡县屯田口十余万”，也是这种人。又有兵士在京都或其他地方，而“兵家”还留在原住州郡。如《魏志》二七《王基传》：
基以为……若〔 丘俭等〕或虏略民人，又州郡兵家为贼所得者，更怀离心。
便是怕中央方面兵士因家属被 丘俭所得而可能叛变。《魏志》二四《高柔传》：
护军营士窦礼近出不还，营以为亡，表言逐捕。没其妻盈及男女为官奴婢。盈连至州府称冤自讼，莫有省者，乃辞诣廷尉。
护军营士自然是驻屯在京城，而窦盈连至州府称冤。都不受理，才告到廷尉。可见窦礼定是家属留居地方，而自己服役京师了。
但是，“人役户居各在一方”的原则在曹魏时也并非所有兵士都如此办理。《魏志》一九《陈思王植传》注引《魏略》：
是后大发士息及取诸国士。植以近前诸国士息已见发，其遗孤稚弱，在者无几，而复被取。乃上书曰：“……臣初受封……所得兵百五十人，皆年在耳顺，或不逾矩。虎贲官骑及亲事凡二百余人。正复不老，皆使年壮，备有不虞，检校乘城，顾不足以自救，况皆复耄耋罢曳乎？……就之诸国，国有士子，合不过五百人。……又臣士息前后三送，兼人已竭。惟尚有小儿，七八岁以上十六七已还三十余人。今部曲皆年耆，卧在床席。非麋不食，眼不能视，气息裁属者凡三十七人。疲瘵风靡疣盲聋聩者二十三人。惟正须此小儿。” 【8】
可知王国的兵士是和家属都驻在国境内的。《魏志》二七《胡质传》：
黄初中……迁任东莞〔太守〕。士卢显为人所杀。质曰：“此士无仇，而有少妻，所以死乎？”悉见其比居年少。书吏李若见问而色动，遂穷诘情状，若即自首，罪人斯得。
东莞郡境的兵士一定也是全家住在境内。而《魏志》一《魏武帝纪》：“建安十四年七月辛未令曰：自顷以来军数征行。或遇疫气，吏士死亡不归。家室怨旷，百姓流离。”更显然是说兵士和家室当不“征行”的时候是在一起的了。我以为“人役户居各在一方”原则上用在两种地方。一是新征服地域，如冀州、并州、关中等地。曹魏对新附之区不但军人如此，百姓也特别防范。如《魏志》一六《郑浑传》记浑为京兆尹，“以百姓新集，为制移居之法。使兼复者与单轻者相伍，温信者与孤老为比”。用意相同。第二是边要区域如淮南等强兵所在地方。犹之“滨近外虏数有寇害”的涿郡列为“外剧”，太守就得送任子诣邺 【9】 一样。东莞非边要。诸王国更是朝廷所疑忌，本未配以强兵，曹植上书说得非常清楚。《魏志》二○《武文世王公传》注引《袁子》也说：“王国使有老兵百余人以卫其国。”大概曹魏时除重要军事据点之外，地方兵力很弱，强兵都集于中央。所以《晋书》三七《安平献王孚传》说：
〔魏明帝时〕孚以为擒敌制胜宜有备预。每诸葛亮入寇关中，边兵不能制敌。中军奔赴，辄不及事机。宜预选步骑二万，以为二部，为讨贼之备。
青龙中吴军围合肥，征东将军满宠也表请中军兵。 【10】 甘露元年吴人北攻，诸葛诞“请十万众守寿春”， 【11】 大约也是请求从中央派兵。《魏志》一五《司马朗传》：
朗以为天下土崩之势由秦灭五等之制，而郡国无蒐狩习战之备故也。今虽五等未可复行，可令州郡并置兵。外备四夷，内威不轨，于策为长。……议虽未施行，然州郡领兵朗本意也。
地方虽有兵而实力薄弱，所以司马朗才有置兵之议。
孙吴不但屯田的兵是带家属在一起， 【12】 战斗的兵也如此。《魏志》九《曹休传》：
又别遣兵渡江，烧贼芜湖营数千家。
《吴志》三《孙皓传》建衡三年注引《吴录》：
〔孟仁〕初为骠骑将军朱据军吏，将母在营。
又五《孙和何姬传》：
父遂，本骑士。孙权尝游幸诸营，而姬观于道中。
又一一《朱桓传》：
〔曹〕仁果遣其子泰攻濡须城，分遣将军常雕督诸葛虔王双等乘油船，别袭中洲。中洲者部曲妻子所在也。……〔桓〕与人一面数十年不忘。部曲万口，妻子尽识之。
皆是其证。《蜀志》六《关羽传》：
〔孙〕权已据江陵，尽虏羽士众妻子。羽军遂散。 【13】
大约蜀汉方面也是如此。
三国时代群雄角逐，以谲诈欺骗为能事。魏蜀吴三国之间固互相不信任，各国之主对自己的部下也都怀有戒心。表现于积极的施设者，如校事之制和质任之制都是其例，无待赘述。“人役户居各在一方”的原则，实在也是出于这种防闲猜忌的心理。但曹魏孙吴都有校事质任之制，可见两国对部曲同样地猜嫌防禁。何以“人役户居各在一方”的办法只行于曹氏，江东的士兵却能带家属呢？我以为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曹魏境内所包括大部分地方，如徐州一部分、冀州、并州、荆州、关中、汉中等，都被别人蟠据已久，魏武讨平吕布、袁氏父子、高干、刘表、马超、韩遂、张鲁等，才归入他的势力范围。对这些区域不得不用一种严密的防闲政策，来维持统一的局面。东吴方面，则领土远比中原为狭。虽然许多深险地区是得自山越，但山越只是地方少数民族，没有在政治上和孙吴政权对抗的意图，所以讨平后容易相安无事，不像曹氏对冀州关中等地要设法维系，慢慢合流。第二个原因是和人口多少有关。《魏志》八《张绣传》：
是时（建安十年）天下户口减耗，十裁一在。
《吴志》一一《朱治传》注引《江表传》：
治说〔孙〕贲曰：……今曹公阻兵，倾覆汉室，幼帝流离。百姓元元未知所归。而中国萧条，或百里无烟，城邑空虚，道殣相望。
《晋书》四三《山简传》：
自初平之元讫於建安之末，三十年中万姓流散，死亡略尽，斯乱之极也。
终曹操之世中原人口不曾恢复汉末旧观。文帝篡汉以后，也未见增加。如《魏志》二五《辛毗传》：
〔文〕帝欲大兴军征吴，毗谏曰：……方今天下新定，土广民稀。
《魏志》二○《武文世王公传》注引《袁子》：
魏承大乱之后，民人损减，不可则以古始。于是封建侯王，皆使寄地空名，而无其实。
所谓“天下”或“中国”，皆指中原而言。至于江东则本来受祸甚少，加以北方流民南下，孙氏政权建立之后，颇称富庶。《吴志》九《鲁肃传》注引《吴书》：
肃乃命其属曰：“中国失纲，寇贼横暴，淮泗间非遗种之地。吾闻江东沃野万里，民富兵强，可以避害。”
又《吴志》二《孙权传》注引《吴书》：
〔冯〕熙对曰：“……〔吴国〕带甲百万，谷帛如山，稻田沃野，民无饥岁，所谓金城汤池强富之国也。”
还有更具体的比较。魏常道乡公景元四年（263）平蜀，得户二十八万，通计户九十四万三千四百二十三。除去平蜀所得，当时曹氏领域内有户六十六万三千四百二十三。 【14】 这时孙吴人口多少不得而知，但在距此二十年前，即孙权赤乌五年（242），有户五十二万。 【15】 从三国到西晋人口是走着增加的路线，所以景元四年孙吴的人口可能已加到太康元年（280）平吴时图籍上的五十二万三千户。 【16】 至少不会比五十二万户少。那么，曹魏地域倍于孙吴，而户口反而不相上下，这就说明中原比江东人口稀少了。 【17】 曹魏因为人少，故而常有徙民之举。同时对于新加入自己势力范围内的人民和兵士，尽量施行其“离间”的政策，使得他们和室家相离。于是互相牵掣，而不易逃亡变叛。孙吴人口众多，这种顾虑自然就少。加以东汉末年离乱，豪强之家拥有部曲和他们的家属，与之同进退。这对于全家营居的现象，多少一定也有关系。至于蜀汉本对部曲很少防闲，加之“益州国富民强，户口百万”， 【18】 于是更无需这种防禁之计了。
照刘颂上疏所说，西晋初对于新征服的地方还沿袭曹氏“人役户居各在一方”的办法。“六州郡兵将士武吏戍守江表”便是他举的例，是说平吴以后洛阳东南方六州的兵士家在江北，偏要戍守江表。反过来，江东将士屯戍之家，平吴后立刻被杜预因兵威而北徙。“以实江北南郡故地，各树之长吏，荆土肃然。” 【19】 这是对付新附边要之地。《晋书》三六《刘卞传》载他是东平须昌人，本兵家子。他哥哥“为太子长兵”，死了之后兵例须代，功曹就请以卞代兄役。又《晋书》四九《王尼传》载他是城阳人，一说河内人，也是兵家子，在洛阳作护军府军士。也是地方的兵家到中央服役。《魏志》二六《牵招传》注引荀绰《冀州记》：
〔牵〕秀……于太康中为卫瓘崔洪石崇等所提携。……与帝舅黄门侍郎王恺素相轻侮。恺讽司隶荀恺，令都官诬奏秀夜在道中载高平国守士田兴妻。 【20】
“守士”当是一种兵士。高平国的守士之妻却在洛阳，或者也是“各在一方”之例么？
到了东晋，由于永嘉末年大乱，坞主保聚宗族，部曲和他们的家属在一起，成为风习。又因地理关系，沿袭孙吴之制，军人家属随之驻屯。如《晋书》二九《五行志》下：
康帝建元二年十月卫将军营督过望所领兵陈渎女台有文在其足曰天下之母，炙之愈明。京都喧哗，有司收系以闻，俄自建康县狱亡去。
又同书《五行志》下：
是年（太元十六年）春发江州兵营甲士二千人家口六七千配护军及东宫，后寻散亡殆尽。
都是兵营带家口之证。《宋书》九《后废帝纪》说他“与右卫翼辇营女子私通”。《宋书》六四《何承天传》说如果有人犯罪“制应补谪，妻子营居，固其宜也”。可见宋承东晋之制。免军户而立郡县的事史不绝书，一定是军户家族在一起，所以能由军籍一变而成民籍，若是“各在一方”，就不可能了。《文苑英华》七五四何之元《梁典》论梁代事说：“梁氏之有国少汉之一郡。太半之人并为部曲，不耕而食，不蚕而衣。或事王侯，或依将帅。携带妻累，随逐东西。”可见到梁朝还是如此。
东晋渡江后仍承西晋正统，衣冠礼乐取则中朝。但因为“地”与“人”的关系，有些制度并未沿袭洛都之旧，却采用东吴的办法，相承至南朝未改。这里所举“妻子营居”就是一例。
乞 活 考
——西晋东晋间流民史之一页
（上）乞活始末
西晋永嘉之乱二京倾覆，幽冀沦陷。中原士庶避难者约有两途，或入辽东，或徙江左。渡辽者慕容氏招怀抚御之，史称其立郡以统流人，推举贤才，委以庶政，路有颂声。 【21】 过江暨迁于淮汉流域者为数尤伙。 【22】 侨立郡县，安土定居，生息休养，遂创东晋南朝二百七十年偏安之局。此皆流民之脱离乡里，卜居一方，而形成当地政治社会或文化势力者也。其不克迁徙者，则鸠合宗党，保聚险固，自治自卫，以图苟免于胡人或寇贼之难，如郗鉴苏峻庾衮皆是其例。中外时贤论述已详，无待细说。 【23】 抑又有一种流人，其背弃乡贯，转徙他方，与前者相似；而凭坚乘险，保守坞聚，又与后者仿佛。然既未能构成当地文化上或社会上之势力；复非暂求安全，以自治自卫为主。故与上述两种集团皆似同而实异，此则兹篇之所欲讨论者也。
《晋书》六三《李矩传》：
平阳人也。……属刘元海攻平阳，百姓奔走。矩素为乡人所爱，乃推为坞主。东屯荥阳，后移新郑。……及〔荀〕藩承制建行台，假矩荥阳太守。
同卷《郭默传》：
河内怀人。少微贱，以壮勇事太守裴整为督将。永嘉之乱默率遗众自为坞主，以渔舟抄东归行旅，积年遂致巨富。流人依附者渐众。抚循将士，甚得其欢心。
同卷《魏浚传》：
东郡东阿人也。寓居关中。……永嘉末与流人数百家东保河阴之硖石。时京邑荒俭，浚劫掠得谷麦献之怀帝。……及洛阳陷，屯于洛北石梁坞。抚养遗众，渐修军器。其附贼者皆先解喻，说大晋运数灵长，行已建立。归之者甚众。
附《浚族子该传》：
及刘曜攻洛阳……时杜预子尹为弘农太守，屯宜阳界一泉坞。……〔该将马瞻〕夜袭尹杀之，迎该据坞。坞人震惧，并服从之。乃与李矩郭默相结以距贼。荀藩即以该为武威将军，统城西雍凉人。
《晋书》八一《刘遐传》：
直天下大乱，遐为坞主。……遂壁于河济之间，贼不敢逼。
《晋书》六○《阎鼎传》：
天水人也。……行豫州刺史事，屯许昌。……乃于密县间鸠聚西州流人数千。……司徒左长史刘畴在密为坞主。……以鼎有才用，且手握强兵，劝〔荀〕藩假鼎冠军将军豫州刺史。
《晋书》六二《祖逖传》：
流人坞主张平樊雅等在谯，〔刘〕演署平为豫州刺史，雅为谯郡太守。又有董瞻于武谢浮等十余部，众各数百，皆统属平。
《晋书》八一《桓宣传》：
时坞主张平自称豫州刺史，樊雅自号谯郡太守。各据一城，众数千人。……平雅遣军主簿随宣诣丞相府受节度。〔元〕帝皆加四品将军，即其所部，使扞御北方。
由上引资料，可见此种坞主及所统流人之社会地位盖不高，而作战能力则甚强。至诸坞主事迹，具见史文，无烦详引。概括言之，是种流民夹处胡人与晋朝汉人两势力之间，形成缓冲地带。其政治倾向虽以司马氏为归趋，然亦往往依违取利，妥协胡羯。祖士稚之“河上堡固先有任子在胡者皆听两属”， 【24】 亦是对此种夙已存在之现象加以公然承认耳。流民之最后目标实在保存本身军事势力，以利寇抄，初非尽忠于晋室，亦不为旧居人所喜。 【25】 然东晋初年亦端赖此辈流民蔽障江淮，阻遏胡羯，使司马氏统治者得从容喘息，奠偏安之基。故论两晋间史事，流民之活动固未可忽视也。
流民之中团结最坚，活动地域最广，历时最久者，厥为晋史零星记载而语焉不详之乞活。今试掇拾仅有之史料，钩稽推绎，以阐明其事迹与夫重要性焉，《晋书》五九《东海王越传》：
〔永嘉二年（308）〕移屯濮阳，又迁于荥阳。召田甄等六率，甄不受命。越遣监军刘望讨甄。初东赢公腾之镇邺也，携并州将田甄、甄弟兰、任祉、祁济、李浑〔当作恽〕薄盛等，部众万余人至邺。遣就谷冀州，号为乞活。及腾败，甄等邀破汲桑于赤桥。越以甄为汲郡，兰为钜鹿太守。甄求魏郡，越不许。甄怒，故召不至。望既渡河，甄退。李浑（恽）薄盛斩田兰，率其众降。甄祉济弃军奔上党。
同书三七《新蔡武哀王腾传》不载此事。六二《刘琨传》亦称“东赢公腾自晋阳镇邺。并土饥荒，百姓随腾南下，余户不满二万”。一○一《刘元海载记》言腾“率并州二万余户下山东”。腾之自并州镇邺在惠帝光熙元年（306），此乞活自并入冀之始，而其最早之活动即为军事者也。永嘉元年（307）五月马牧帅汲桑聚众叛，进军攻邺，石勒为前锋都督，遂害新蔡王腾。 【26】 桑勒又攻乐陵，杀前幽州刺史石尠。 【27】 乞活田禋帅众五万救尠，勒逆战败禋。 【28】 《石勒载记》称：“冀州刺史丁绍要之（汲桑）于赤桥，又大败之。桑奔马牧，勒奔乐平。王师斩桑于平原。”上引《东海王越传》乃称乞活田甄等破汲桑于赤桥。《惠帝本纪》又称永嘉元年十二月“并州人田兰薄盛等斩汲桑于乐陵”。合而观之，盖乞活感司马腾恩义，必诛汲桑而后快。《载记》“王师”之言翻不若《本纪》之称“并州人”为翔实可信。温公《通鉴》八六永嘉元年十二月戊寅条径书“乞活田甄田兰薄盛等起兵，为新蔡王腾报仇，斩汲桑于乐陵”，良有以也。
是后乞活盖为东海王越所羁縻，稽之上引越传可见。永嘉二年十一月石勒寇魏郡汲郡顿丘。《载记》称其“攻乞活赦〔？〕亭田禋于中丘，皆杀之”。《晋书》六一《苟晞传》载晞檄文有“即日得荥阳太守丁嶷白事，李恽陈午等救怀诸军与羯大战，皆见破散”。永嘉三年（309）刘聪王弥寇洛阳，《刘元海载记》言“越遣薄盛等追击弥”。而《本纪》则称十一月“乞活帅李恽薄盛等帅众救京师，聪退走。恽等又破王弥于新汲”。乞活对东海王越之统属关系虽不密切，然其本身为当时汉人组成之一较强军事势力，则可断言也。乞活一面为东海王越所倚赖，其一部分复为越之政敌苟晞所驱使。永嘉五年（311）二月晞讨越，本传载其表文云：“部分诸军，遣王赞率陈午等将兵诣项，龚行天罚。”陈午固亦乞活帅也。三月司马越薨于项。李恽等奉其世子毗出洛阳，所经暴掠，又为石勒所败。恽杀妻子奔广宗。 【29】 是年六月京师不守，当时大河南岸仍有乞活结集，未俱随李恽入冀州。《晋书》六七《郗鉴传》称洛都陷后“寇难锋起，鉴遂陷于陈午贼中”。又云：“午以鉴有名于世，将逼为主，鉴逃而获免。午寻溃散，鉴得归乡里。”陈午曾隶王赞，而王赞者永嘉四年十月任陈留内史。五年八月为石勒擒于阳夏。 【30】 郗鉴自洛阳归高平，沿河而东，陈留恰是必经之路。再照以下引《石勒载记》相攻于蓬关之文，知陈午所部乞活永嘉五年六月洛阳陷后仍壁于陈留一带也。郗鉴还乡里后，率乡曲千余家保聚峄山，随宜抗贼，岂亦有鉴于乞活坞壁之策而仿效之耶？《晋书》三五《裴 传》称其二子嵩该“并为乞活贼陈午所害”。盖亦与郗鉴之陷乞活中为同时事也。
永嘉五年七月幽州刺史王浚称受中诏承制封拜，以田徽为兖州，李恽为青州。建兴元年（313）四月石勒攻恽于上白。 【31】 恽败死，浚以薄盛代之。五月石勒使孔苌击定陵，杀田徽。薄盛降于勒。 【32】 此等乞活当是东海王越死后北走广宗者，王浚乃因而利用之。其拜青州兖州云者，只是假之虚号，以图藉乞活兵力获取诸地耳。当时荀藩用李述为兖州刺史，刘琨用兄子演，琅玡王用郗鉴。三人各屯一郡，兖州吏民莫知所适。乞活田徽又乌从而得实土哉？《石勒载记》云：
攻乞活李恽于上白，斩之。将坑其降卒。见郭敬而识之曰：“汝郭季子乎？”敬叩头曰：“是也！”勒下马执其手泣曰：“今日相遇岂非天耶？”赐衣服车马，署敬上将军。悉免降者以配之。
郭敬并州邬人，勒少时尝受恩于敬。盖乞活部众自公元三零六年从并州就食冀州后，虽流离转徙，始终保持其纯粹性，为并州人之集团，郭敬即足为代表之一例。史家之称“乞活”而绝不用流民之类泛指称谓者，亦以其部众团结组织之坚整与一般流民之近于乌合者异也。
洛都陷后，河南之乞活盖皆统于陈午。《石勒载记》记永嘉五年七月事云： 【33】
勒时与陈午相攻于蓬关。 【34】 王弥亦与刘瑞相持甚急。弥请救于勒，勒未之许。张宾进曰：“……陈午小竖，何能为寇？……”勒引师攻陈午于肥泽。午司马上党李头说勒曰：“……有与公争天下者，公不早图之。而返攻我曹流人。我曹乡党，终当奉戴，何遽见逼乎？”勒心然之，诘朝引退。
李头对勒自称我曹乡党，亦足以证乞活之多属并人。《载记》称建兴元年， 【35】 “勒将陈午以浚仪叛于勒”。又记建兴四年（316）“使石季龙奔袭乞活王平于梁城，败绩而归”。是乞活之于石氏乃虚与委蛇，叛服无常也。陈午事迹兹后不复见于唐修《晋书》暨清儒所辑诸家《晋史》，然罗振玉氏《鸣沙石室佚书》所收伯希和二五八六号写本《晋史》 【36】 记晋元帝太兴二年（319）事，适有关于乞活之极可贵之资料。其文云：
四月……戊寅振武将军陈留内史陈午卒。午临卒戒其众勿事胡。午者乞活帅也。永嘉大乱，中夏残荒。保壁大帅数不盈 。多者不过四五千家，少者千家五百家。午时据浚仪，众可五千余人，率劲悍善战。午既死，子赤特 【37】 尚幼。大帅冯龙李头等共推午从父川辅相赤特。川遂自号宁朔将军陈留内史。川本大陵县吏，以法绳下，众心不附。讨樊雅之役，祖逖征兵诸村保。川使李头将兵助之，逖遇之厚。雅既灭，以其名马遗之。头深德逖，称美之甚。川怒煞头，乃袭其支党，余人奔于逖。川使魏硕帅众掠豫州诸郡。逖遣卫策邀击灭之。川大惧，以浚仪叛。……五月……平西将军伐陈川。闻石虎等济河将救之。逖人左伏肃 【38】 先驰，逖设伏射煞之。虎乃退。遂掠豫州诸郡。徙川襄国。留桃豹屯于川台。
陈午蟠据于浚仪一带几近十年，实为司马氏之外围。虽曾降石氏，卒受晋官号。其临殁勿事胡之戒尤值注意。陈川之归石勒乃出于个人意气，固非乞活一贯主旨也。《晋书》六二《祖逖传》亦载陈川事云：
蓬陂坞主陈川自号宁朔将军陈留太守。逖〔为流人坞主樊雅所攻〕，遣使求救于川，川遣将李头率众援之，逖遂克谯城。……李头之讨樊雅也，力战有勋。逖时获雅骏马，头甚欲之，而不敢言。逖知其意，遂与之。头感逖恩遇，每叹曰：“若得此人为主，吾死无恨！”川闻而怒，遂杀头。头亲党冯宠率其属四百人归于逖。……川大惧，遂以众附石勒。逖率众伐川，石季龙领兵五万救川。逖设奇以击之，季龙大败，收兵掠豫州。徙陈川还襄国，留桃豹等守川故城，住西台。逖遣将韩潜等镇东台。同一大城，贼从南门出入放牧，逖军开东门，相守四旬。逖以布囊盛土如米状，使千余人运上台。……〔贼退，逖将〕冯铁据二台。
《通鉴》九一亦作徙川部众于襄国，而《石勒载记》上作“徙陈川部众五千余户于广宗”。广宗襄国相去不远，然广宗原是河北乞活根据地，襄国乃石氏军事政治中心。揆之于理，以徙于襄国较为近实矣。
祖逖爱人下士，善于招抚，利用河上堡固，于是黄河以南尽为晋土。逖卒，祖约代之。无绥驭之才，不为士卒所附。加以王敦举兵，苏峻作乱，内政扰攘，自无暇从事中原之恢复。桓温刘裕兵力虽皆北抵大河，唯其本意不在规复，乃求藉兵威以行篡夺。晋室既不能振作有为，维系人心，河上坞壁自亦渐为强虏所吞并，此事理之必然者也。虽然，乞活之众犹能保持其集团，出现于历史上。《晋书》八穆帝永和十年（354）纪称“五月，江西乞活郭敬等执陈留内史刘仕而叛，京师震骇”。《晋书》一一六《姚襄载记》作“流人郭斁等千余人执晋堂邑内史刘仕，降于襄”。东晋堂邑今之六合，是乞活南移至江淮之间矣。《通鉴》九九从《载记》作“江西流民”，不知“乞活”“流民”两词未能完全相等。乞活自公元三零六年自并入冀，展转迁徙，繁殖生息。至此几五十载，犹沿乞活称号，岂非团结坚牢组织整密与其他流民迥异之故哉！咸安元年（371）桓温破袁瑾于寿春，《晋书》九八《温传》言“瑾所侍养乞活数百人悉坑之，以妻子为赏”。似江淮间乞活又有为职业兵者焉。苻丕死后（386）丁零翟辽侵洛阳。《晋书》七四《桓石民传》载“乞活黄淮自称并州刺史，与辽共攻长社，众数千人”。是犹以并州地望为号召。下逮东晋末年，“并州乞活”犹存在于河南。《宋书》四五《王镇恶传附弟康传》记晋恭帝元熙元年（419）事云：
寻值关陕不守，康与长安徙民张旴丑刘云等唱集义徒，得百许人。驱率邑郭侨户七百余家，共保金墉城，为守战之备。时有一人邵平率部曲及并州乞活一千余户，屯城南，迎亡命司马文荣为主。
所谓“长安徙民”“邑郭侨户”暨“并州乞活”三者性质大致相同，皆非河南土著。屯于金墉城南之乞活盖是陈午部众之余，犹保持其尚武精神。《通鉴》一一八记载此事，省去“并州”二字。胡身之注先引并州民随东燕王腾东下号乞活事，继又云：“是后流徙逐粮者亦曰乞活”，以乞活为公名，似因温公略去并州二字而致误解。 【39】 北魏孝昌元年分散北镇人于冀定瀛三州就食。广阳王深曰：“此辈复为乞活矣。” 【40】 亦以乞活为专名而非公名。比北人于乞活岂亦由于劲悍善战二者有近似处耶？元熙元年上溯至惠帝光熙元年（306）凡一百十三年，以三十年为一世计，亦几及四世。此吾所以谓流民之中团结最坚，活动地域最广，历时最久者为乞活也。
乞活活动之遗址后世犹有可考。《水经·潩水篇》又东至浚仪县条“迳梁王吹台东”，注云：
《陈留风俗传》曰：县有仓颉师旷城，上有列仙之吹台。……梁王增筑以为吹台。城隍夷灭，略存故迹。今层台孤立于牧泽之右矣。其台方百许步。……晋世丧乱，乞活凭居。削堕故基，遂成二层。上基犹方四五十步，高一丈余，世谓之乞活台。
当时战争亦犹今日喜凭高处为据点，所以易防守而便瞭望。张宾之劝石勒据邺，即以其有铜雀金虎冰井等三台之固。谏石勒攻刘演又曰，三台险固，攻守未可卒下。石虎之攻邺，亦先下三台而邺遂溃。勒居襄国，署虎为魏郡太守，镇邺三台。其他台名之见于郦书及元和志者不一而足。浚仪之乞活台盖即陈午陈川相继据守，桃豹韩潜所分镇者与？《宋书》五○《垣护之传》载护之随张永攻碻磝，萧思话将引还，令渡河戍乞活堡以防众军。其地盖在今山东省境内黄河以南。《晋书》一二七《南燕慕容德载记》记苻登为姚兴所灭，登弟广率部落降于德，处之乞活堡，亦即其地。《太平寰宇记》六六河北道一五瀛州河间县下云：
乞活城，《郡国志》云：太安中并州刺史东瀛公司马腾掠羯胡万户于山东，卖为生口。值险难售，恐其有叛，不听入州郡。筑此城以居之，任自乞活。《晋书》云：乞活帅陈仵归晋，即此地也。
河间在广宗之北，其地或尝为乞活所居，故有此城。至《寰宇记》所载，年代固不合，司马腾执卖诸胡于山东及率并州人南下就食实两事，混二者为一，更属讹误。是以此城虽为乞活所据，是否即陈午归晋之地殊未可必矣！
永嘉乱后北人南渡，侨立郡县，别著白籍，唤订一无所预。如南徐州侨民至宋孝武帝孝建元年始课租。世之论者因之每每过重其经济意义，以为侨民之不喜土断纯求避免赋役而已，实不尽然也。沈休文《宋书》一一《志》总序谓“士蓄怀本之念，莫不各树邦邑，思复旧井”。三五《州郡志》言“晋永嘉大乱，幽冀青并兖州及徐州之淮北流民相率过淮，亦有过江在晋陵郡界者。晋成帝咸和四年司空郗鉴又徙流民之在淮南者于晋陵诸县”。而《晋书》六七《郗鉴传》载其逊位疏云：“臣所统错杂，率多北人。或逼迁徙，或是新附。百姓怀土，皆有归本之心。臣宣国恩，示以好恶，处与田宅，渐得少安。闻臣疾笃，众情骇动。”徐兖二州流人独多。据“或逼迁徙”之语，似当时并非全出自愿。然无论如何，南渡初期怀本之念不下于避役之心，盖可断言。即范宁所谓“难者必曰，人各有桑梓，俗自有南北”。“君子则有土风之慨，小人则怀下役之虑”也。观夫乞活之迁徙去来，而始终保存并州地望，自成集团，历久不渝，亦足以窥当时地域乡里观念之深且固矣！
郗鉴建武元年（317）为兖州刺史，永昌元年（322）徵拜领军将军。太宁三年（325）复为兖州，以迄咸康五年（339）卒于位，先后几二十载。其逊位疏云：“臣亡兄息晋陵内史迈谦爱养士，甚为流亡所宗。又是臣门户子弟，堪任兖州刺史。”侨置兖州之户口大多数自旧兖州徙来，郗氏乃兖州高平郡望族，自为“流亡所宗”。故郗道徽刺兖州几二十年，逊位时犹推举其“门户子弟”为继任。《晋书》八一《刘遐传》载遐为坞主，壁于河济之间。后为监淮北军中郎将徐州刺史，镇淮阴。咸和元年卒。“子肇年幼，成帝以徐州授郗鉴。以郭默为北中郎将，领遐部曲。遐妹夫田防及遐故将史迭卞咸李龙等不乐他属，共立肇，袭遐故位以叛。”陈午卒后其大帅推午从父辅相其子。郗鉴之刺兖州镇抚流民，亦犹刘遐之领其坞中部曲，陈午之为乞活帅，皆有世袭之倾向。三人统率之流民所从来之地域不同，社会阶级与文化背景亦异，其迁徙以后之行动，所发挥之功能及统率之方式更互不相侔。然有两事可以等量齐观者，其一为上文所论，统领流民必以与流民同乡里者任之。其二则流民之于统领者不唯隶属其个人，抑且要求其子姓之承继，如郗鉴之推举‘门户子弟’，刘遐部众之立其子肇，陈午大帅之因午子赤特年幼而推午从父辅相之是也。东吴武将所领部曲往往父死子继，视同遗产。然晋中朝不闻承袭此制，江左以后亦所未有，则刘遐陈午之事与孙吴兵制无关，乃独立之现象，实基于当时之门户观念而发生者。明乎乡里门户两种观念，然后知东晋之侨立州郡县与门阀政治皆各有其背景，应时势之需要。而东晋南朝之政治社会等方面，亦莫不可以从乡里门户两种关系观察剖析之矣！此流民史以外乞活始末之昭示吾人者也。
（下）乞活与后赵石氏之灭亡
论南北朝史者，于东晋南朝往往谈侨旧问题，于北朝则研讨其胡汉关系。至十六国中异族所建诸政权，则以割据一方，世数短促，资料复鲜。大抵目为胡族统治，情形单简，无足注意。其实五胡诸国境内种姓复杂，胡汉关系之矛盾冲突固有可论，即胡族与胡族间之关系亦颇有值得探索者。今试拈出匈奴刘氏羯胡石氏氐苻氏为例，并阐明乞活对石氏灭亡之影响焉。
五胡之中匈奴刘氏汉化最深。《晋书》一○一《刘元海载记》称“刘氏虽分居五部，然皆家居晋阳汾涧之滨”，是虽为部帅，而久已不营部落生活。史称元海幼好学，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略皆诵之。《史》《汉》诸《子》无不综览。且能长啸，声调亮然。长啸乃文人逸士如嵇阮辈所优为，而元海能之，其濡染于汉文化者深矣。元海子和亦好学，习《毛诗》《左氏春秋》《郑氏易》。凶悖如刘聪刘曜，史犹称聪究通经史，兼综百家之言，孙吴兵法靡不诵之。工草隶，善属文。曜读书志于广览，不精思章句。亦善属文，工草隶。史家虽有溢词，要非全无根据。元海宗人刘宣师事孙炎，好《毛诗》《左传》。刘元海并自称“王恽李熹以乡曲见知”，是纯以并州人自居矣。然其种族意识固亦未尝少泯。元海有“大禹出西戎文王生东夷”之语，刘宣言：“方当兴我邦族，复呼韩邪之业。”以其兼具胡汉两种背景，故一面据汉土，臣汉人，一面复善能统御境内胡族，得其力用。调和胡汉之冲突而利用之，使各得其所也。其统御境内胡族之方略为何？曰立大单于制是已。
《晋书》一○一《刘元海载记》：
元海至左国城，刘宣等上大单于之号。……永嘉二年元海僭即皇帝位。……〔永嘉四年〕元海寝疾，将为顾托之计，以……聪为大司马大单于……置单于台于平阳西。 【41】
同书一○二《刘聪载记》：
于是以永嘉四年僭即皇帝位。……乂为皇太弟领大单于。〔建兴二年〕置……单于左右辅，各主六夷十万落，万落置一都尉。〔乂死〕……立粲为皇太子……以粲领相国大单于。
又《刘曜载记》：
〔咸和元年〕署〔太子〕刘胤为大司马……置单于台于渭城，拜大单于。置左右贤王以下，皆以胡羯鲜卑氐羌豪杰为之。
同书一○四及一○五《石勒载记》：
〔太兴二年〕石季龙……等上疏曰：……请〔为赵王〕……以大单于镇抚百蛮。……署石季龙为单于元辅。……〔咸和五年〕僭号赵天王……署其子弘为……大单于。
又《石弘载记》：
〔咸和七年〕拜季龙为丞相魏王大单于。
同书一○六《石季龙载记》：
〔咸康五年〕以其太子宣为大单于。
刘氏倡此制，石氏因之。以弟或子领大单于，专总六夷。其下所属官亦用杂种，自成系统，与皇帝系统下之汉官不相杂厕。以五胡豪杰统领，故能慑服诸部，获其拥戴。不与汉人杂厕，故得保持其劲悍之风，以供征战，此刘氏石氏之所以成功也。后世秃发利鹿孤之臣 勿仑谓宜处晋民于城郭，劝课农桑，以供资储。帅国人以习战射，邻国弱则乘之，强则避之。高欢谓鲜卑汉民是汝奴，为汝耕织，输汝粟帛。语华人鲜卑是汝作客，为汝击贼，令汝安宁。其调和胡汉控制抚御之术，亦莫非师刘元海以来之故伎矣！苻秦初年盖亦沿袭此制。苻健于永和七年僭称天王大单于。八年僭即皇帝位，乃以大单于授其子苌。 【42】 苻氏势力日以发展，至苻坚而几于统一中原，境内种族之繁盛复杂亦达其极。然大单于统领杂类之制遂无所闻。止设四帅，领氐人子弟，为禁兵。 【43】 而鲜卑羌羯布诸畿甸，攒聚如林，无统御控制之机构。太元五年苻坚以其族类支流弥繁，欲配十五万户于诸方要镇，分四帅子弟三千户以镇邺，益违强干弱枝之义。淝水一败，白虏小羌乘机而起，遂致颠覆。是不善处理胡族与胡族间之关系而致败也。
石氏采用大单于制以统率杂类，其控制宜得法矣，而卒不免于败亡者，何耶？应之曰：石氏之弊在于胡汉矛盾之未得统一也。羯胡之出自月支昭武九姓，学界略成定论。 【44】 石勒一支及其部曲为从西域移来，抑系湟中小月氏之苗裔，兹无可考。然其长于武艺而短于文采，了无文化背景，远不逮匈奴刘氏氐苻氏汉化之深，则可无疑。职是之故，羯胡之于汉人殊少同情，每下城邑，坑降卒及男女事史不绝书。数目虽不免于浮夸，事实当非全属捏造。石勒讳胡尤峻，诸胡物皆改名。 【45】 石宣以胡状目深而自疑见讥。石氏并设门臣祭酒，专明胡人辞讼。 【46】 冯翥樊坦等汉官于胡人之不法皆无如之何。此皆前赵前秦所未尝有，亦即说明刘元海苻永固境内胡汉关系融洽，无此类种族间问题发生也。
羯胡之与乞活仇忾尤深，而渊源于司马腾。腾以并州饥，乃执卖诸胡于山东，以充军实。两胡一枷，备受殴辱。石勒亦在其中，被卖与茌平人师懽为奴。魏晋以来每喜用异族为奴婢。《魏志·倭人传》载贡献生口，当即充使役。陈泰为并州刺史，京邑贵人多寄宝货，因泰市匈奴婢。 【47】 太原诸部往往以匈奴胡人为田客，多者至数千人。 【48】 阮咸姑家有鲜卑婢。 【49】 襄国人薛合有二子，既小且骄，轻弄鲜卑奴，为所杀。 【50】 皇甫谧祖逖皆有胡奴。 【51】 徒河段就六眷之伯祖因乱卖为库辱官家奴。 【52】 石崇奴券称元康之际荥阳有人买得羝（当即氐字）奴。 【53】 奴婢生涯具见王褒《僮约》，其苦可知，此羯胡之所以怨恨于司马腾也。《太平寰宇记》所引《郡国志》述乞活事虽有讹误，其记腾“掠羯胡万户于山东，卖为生口”，指明羯胡，或有所受，岂被掠卖者大部为羯人耶？石勒破邺害腾，后又杀腾子确，虽称为成都王颖复仇，实则颖于羯胡初无恩惠，盖藉此以泄其种姓之忿耳。司马腾结怨于诸胡，然并州乞活实赖腾全济，故特感其恩义，为之报仇。是后乞活之活动大都党于汉人而抗诸胡。石勒破李恽于上白后将坑其降卒，因郭敬而获免。陈午先与勒相攻，大约力屈而降。嗣又以浚仪叛，临卒犹戒其众勿事胡，可见其对胡人之痛心疾首，亦足以窥石氏于胡汉之间之不善调处矣！
昔尝致疑冉闵之乱诛诸胡羯，无贵贱男女少长皆斩之，死者二十余万，高鼻多 至有滥死者半，何其酷也？依据上述，乃知石赵之世汉人久已痛恨诸胡，而冉闵者更有其诛灭羯胡之理由焉。《晋书》一○七《冉闵载记》：
父瞻……本姓冉，名良，魏郡内黄人也。其先汉黎阳骑都督，累世牙门。勒破陈午，获瞻。时年十二，命季龙子之。
是冉氏虽非来自并州，实曾隶陈午麾下。冉闵之废石鉴自立，与其谋而辅佐之者李农。载记称闵起兵之前永和五年（349）张豺谋诛农，农率骑百余奔广宗，率乞活数万家保于上白。石鉴立后，闵与农并录尚书事，石氏一族及羯士三千皆欲诛闵等。盖闵农皆石氏统治下之汉族，复直接间接与乞活有关，一旦得势，遂有复仇之举。《晋书》九一《韦 传》：
时闵拜其子胤为大单于，而以降胡一千处之麾下。 谏曰：今降胡数千，接之如旧，诚是招诱之恩。然胡羯本仇敌，今之款附，苟全性命耳。……愿诛屏降胡，去单于之号，深思圣王苞桑之诫也。闵志在绥抚，锐于澄定，闻其言大怒。
盖闵篡位之后，志在绥抚，遂忘胡羯本己之仇雠，其子卒为降胡栗（疑当作粟）特康等所卖。冉闵汉人而仿胡制，设大单于以领降胡，卒不能得其益，此又当时胡汉关系之另一面也。
（《燕京学报》第37期）
南朝境内之各种人及
政府对待之政策
第一节 南朝境内各种人之分布
自晋元南渡至隋文平陈，二百七十余年间南朝疆域屡有伸缩。北向扩张最甚时，如宋武之平南燕，取关中。疆域最蹙时，则如陈之西南失梁益宁三州，北画江而守。然通二百七十年而观之，梁益宁三州大抵在南朝统治之下，北周据之未久而陈遂亡于隋；至于关中不旋踵而失，淮北河南之地亦未能长守；荆襄虽有北朝卵翼下之后梁，然究系南人树立之政权，为期不过三十年，二州固仍宜视为南境。故今兹所谓南朝疆境者，指淮汉以南今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贵州之全省，江苏、安徽、河南、湖北四省之南部，暨四川、云南两省之一部分而言也。在此疆域，亘二百七十年间约略有三种人之分布：（1）北方迁来之侨人，亦称北人，晚来者则目为荒伧；（2）南地之土著，曰南人，亦称吴人，专指三吴地方土著而言；（3）蛮、俚、溪、僚等文化低下之土著。欲知此三种成分之关系与南朝政府对待之政策，必先知此三种人之地域的分布。
甲 侨人之分布
述侨人分布状况前，当先知历次迁徙之大概及其所由来。永嘉乱后为迁徙之始，《宋书·州郡志》南徐州下：
晋永嘉大乱，幽、冀、青、并、兖州及徐州之淮北流民相率过淮，亦有过江在晋陵郡界者。……徐兖二州或沿江北，江北又侨立幽、冀、青、并四州。
《晋书·地理志》司州下：
元帝渡江，亦侨置司州于徐。
晋成帝初，淮南人及北人之侨在淮南者更南徙而过江，《宋志》扬州淮南郡下：
成帝初，苏峻祖约为乱于江淮，胡寇又大至，民南渡江者转多，乃于江南侨立淮南郡及诸县。
同南徐州下：
晋成帝咸和四年司空郗鉴又徙流民之在淮南者于晋陵郡界。
中叶以后，又有晋代第三次之大批迁徙，《宋志》雍州下：
胡亡氐乱，雍秦流民多南出樊沔。晋孝武始于襄阳侨立雍州，并立侨郡县。
同益州安固郡下：
晋哀帝时流民入蜀侨立。
又秦州西京兆西扶风两郡下俱云：
晋末三辅流民出汉中侨立。
又益州怀宁郡下：
秦雍流民晋安帝立。 【54】
以上所征引，在证明东晋百年间有数度之大迁徙，其余少数流转无时无之。其踪迹则遍淮水以南暨江汉流域，并及福建。唐林谞《闽中记》：
永嘉之乱中原仕族林、黄、陈、郑四姓先入闽。 【55】
《元和姓纂》二十一侵林姓下：
晋安，林放之后，晋永嘉渡江居泉州。
迨东晋末叶，东南而波及交广。《宋书》五十《刘康祖传》：
义熙末为始兴相，东海人徐道期流寓广州，无士行，为侨旧所陵侮。
又九二《杜慧度传》：
交址朱 人也。〔义熙〕初为州主簿流民督护。
似交州亦有流徙人，惟不审碻是由中原往否耳。安帝时魏道武帝统一北方之大部分，人民不复如前此之日受刀兵困厄，且历经异族统治，至百年之久，加以石勒、苻坚辈颇能礼接中原士大夫，曩日之仇忾渐减，于是自宋至陈百七十年间，北人不复如昔之南渡惟恐弗及，大批移民乃罕见矣。
东晋之世先有侨民而后立侨州郡县，故可由侨州郡县之名称推断其地之有侨民。宋时移民既鲜，而为炫耀计，初不必有侨民辄立侨州郡县。如沈约《宋志》载少帝景平初司州没魏，文帝元嘉末侨立于汝南；明帝世淮北没魏，侨立徐州治钟离，兖州治淮阴，青州、冀州治郁洲，下至郡县如此之比甚伙。皆未尝言司、徐、兖、青、冀之人相携流转入南，惟《南齐书》二《高帝纪》建元元年有诏称：“若四州士庶本乡沦陷，簿籍不存，寻校无所，可听州郡保押。”四州即指宋明帝时陷魏四州，其士庶固有留于淮南者。然非户户尽室而行，四州之侨治亦非应北人南徙之需而设，徒以职方不可不备，遂画地立名耳。故《南齐书·州郡志》青州下云：
流荒之民郡县虚置，至于土著盖无几焉。
冀州下云：
二州共一刺史，郡县十无八九，但有名存。
然有时确有多数北人南迁，翻未尝为立郡县，《宋书》五《文帝纪》：
元嘉二十八年，是冬徙彭城流民于瓜步，淮西流民于姑孰，合万许家。 【56】
此魏师临江以后事，是年二月癸酉诏：“凡遭寇贼郡县，令还复居业。……其流寓江淮者并听即属。”则所徙民更无还返故居之理，然未尝为此万许家别立郡县也。宋代迁徙既少，今刺取纪传志所载一一著之，以窥宋代北人南徙之大要。
永初三年三月，时秦雍流户悉南入梁州。 【57】
康绚……华山蓝田人也。其先出自康居……〔汉时〕因留〔河西〕为黔首……晋时陇右乱，康氏迁于蓝田。……宋永初中〔父〕穆举乡族三千余家入襄阳之岘南。宋为置华山郡蓝田县，寄居于襄阳。 【58】
元嘉二年秋八月甲申以关中流民出汉川，置京兆、扶风、冯翊等郡。 【59】
刘道产元嘉三年督梁南秦二州诸军事……梁南秦二州刺史，在州有惠化，关中流民前后出汉川归之者甚多。六年道产表置陇西宋康二郡以领之。 【60】
顿丘令，文帝元嘉二十八年流民归顺，孝武孝建二年立。临邑令……孝武孝建二年与顿丘同立。 【61】
北扶风太守，孝武孝建二年以秦雍流民立。 【62】
据以上所举，宋代北人南迁者不惟次数与人数远少于东晋，其地域亦偏于自西北而向西南，江淮流域不与焉，何也？
宋武帝平定关中后，将南还，三秦父老诣门诉曰：“残民不沾王化，于今百年矣，始睹衣冠，方仰圣泽，长安十陵是公家坟墓，舍此欲何之？” 【63】 其围慕容超于广固也，“河北居民荷戈负粮而至者日以千数”。 【64】 是东晋之末北土遗黎犹不无南向之心，惟南朝诸帝无以餍其望，虽文帝之贤能，犹未知慎边将之选。《宋书》五一《长沙王义欣传》：
时（元嘉中）淮西江北长吏悉叙劳人武夫，多无政术。义欣陈之曰：江淮左右土瘠民疏，顷年以来荐饥相袭，百城凋弊，于今为甚。绥牧之宜必俟良吏。劳人武夫不经政术，统内官长多非才授。东南殷实，犹或简能，况宾接荒垂，而可辑粲顿缺？愿敕选部必使任得其人。
又六五《杜骥传》：
元嘉十七年出督青、冀二州，徐州之东莞、东安二郡诸军事，宁远将军青、冀二州刺史。在任八年，惠化著于齐土。自义熙至于宋末，刺史唯羊穆之及骥为吏民所称咏。
南朝既不足以招徕，北方又相继有魏道武帝太武帝等英主，自非边民迫于战祸，北人自动南徙者终无曩日之踊跃。即在边民，亦复不甚可信赖。元嘉十九年（魏太武太平真君三年）何承天上安边论曰：
今遗黎习乱，志在偷安。非皆耻为左衽，远慕冠冕。徒以残害剥辱，视息无寄，故襁负归国，先后相寻。……今青兖旧民冀州新附在界首者二万家，此寇之资也。今悉河内徙，青州民移东莱平昌北海诸郡，太山以南南至下邳。……今新被抄掠，余惧未息，若晓示安危，居以乐土，宜其歌抃就路，视迁如归。 【65】
可见界上之民不愿南迁，必乘其新被抄掠始能徙之。泰始中刘勔上书云：
臣窃寻元嘉以来，伧荒远人多干国议。负儋归国，皆劝讨虏。……从来信纳，皆贻后悔。界上之人惟视强弱，王师至境，必壶浆候涂，裁见退军，便抄截蜂起。 【66】
时淮北、徐、兖、青、冀及豫州之淮西陷于魏，淮北民有谋起义南归者， 【67】 然亦有如刘僧副之“将部曲二千人东依海岛” 【68】 而不南奔者。
至元嘉二、三年以后关中大批流民南入汉中襄沔者，关中乱故也。据《魏书》四上《太武纪》九五《赫连氏传》，始光二年（元嘉二年）赫连屈孑死，子昌立，诸子相攻，关中大乱。三年太武济河西伐，分军四出略居民，杀获数万，徙万余家而还。四年正月赫连昌遣其弟定率众二万向长安，太武再西讨，入统万城，擒秦雍人士数千人，以昌宫人及生口等班赉将士。神 元年（元嘉五年）擒赫连昌。三年赫连定侵统万大溃，死者万余人。定从兄乙升弃安定奔长安，劫掠数千家西奔上邽，关中始定。拓跋赫连相争，遂为刘氏驱民矣。
南齐始政颇抚恤边民，为招徕之计。高帝建元元年二月遣大使巡慰淮、肥、徐、豫，边民大贫遘难者刺史二千石量加赈恤。 【69】 故淮北之地曾属南朝者，一时谋举义自拔：
淮北四州闻太祖受命，咸欲南归。至是徐州人桓标之兖州人徐猛子等合义众数万，砦险求援。太祖诏曰：“青、徐、泗州义举云集，〔李〕安民可长辔遐驭，指授群帅。”安民赴救留迟，虏急兵攻标之等皆没。 【70】
建元二年淮北四州起义，上使〔周〕山图自淮入清，倍道应赴。……会义众已为虏所没，山图拔三百家还淮阴。 【71】
建元三年淮北义民桓磊磈于抱犊固与虏战，大破之。〔崔〕仲文驰启，上敕曰：“北间起义者众，深恐良会不再至，卿善奖沛中人，若能一时攘袂，当遣一佳将直入也。” 【72】
三次俱无所成，此后遂阒然不闻。武帝永明十一年七月有诏：“其缘淮及青、冀新附侨民复除已讫，更申五年。”是齐世北人不无流移于淮南者。大抵东晋时之侨民半因不屑服属于胡族，半因于避兵祸及北人之酷虐。故由淮北而淮南，由淮南而江南，当其相率而来也，固未必虑及南渡后之生计。其时南方土旷民稀，亦无庸虑者。迨宋齐之世，北方政治既安定，昔日之民族意识亦日益消磨，苟非被迫，必不肯离乡里而远徙，何承天安边论言之审矣。且宋以后南北交兵，淮南江北之地沦为荒土，北人自不欲南徙江淮间，更不容有超过此区域而深入江南膏腴地带之想，此移民所以益少之又一因也。
萧梁五十余年中，史无移民之记载。所置州郡尤纷乱不可究诘，非因侨民而设，亦不足据以探索。惟境内之民殊多流移，见大通元年正月、大同十年九月、中大同元年三月、太清元年正月诏书。 【73】 又《陈书》一《武帝纪》：“大宝三年七月，徐州江北人随军而南者万余口。”时割江北于齐人，故多渡江，非由北境来也。然梁世北人之南来亦有可得而言者，太清时侯景以魏河南十三州内附，为慕容绍宗所破，退入涡阳，尚有甲卒数万人。景军食尽，士卒并北人，不乐南渡，其将暴显等各率所部降于绍宗。景军溃散，乃与腹心数骑自峡石济淮，稍收散卒，得马步八百人，奔寿春。 【74】 是景将与俱南者有北人八百。惟其数不多，故朱异轻之谓“何能为役”。及其南侵也，“属城居民悉召募为军士” 【75】 ，渡采石时马数百匹，兵千人，其中北人成分自不能出八百之外。自后景之军众悉由于萧正德等之附逆，与景在建康之搜括，“百姓不敢藏隐，并出从之，旬日之间众至数万”。 【76】 然从其南来马步八百人必已多伤亡，惟景随身兵士犹皆羌胡杂种， 【77】 逮简文帝即位之始，景即“矫诏赦北人为奴婢者，冀收其力用焉”。 【78】 此八百变相之移民影响于梁室兴亡虽大，其在南境内之分布则不足注意。
《陈书》五宣帝太建十一年三月有诏：
淮北义人率户口归国者，建其本属旧名，置立郡县。即隶近州，赋给田宅。
陈朝北土民人来南可考者止此而已。陈疆土迫蹙，江以北峡以西为齐周所有，自无接受大批移民之理。
据上文所述，可得一概念：北人南迁以东晋为最盛，宋时已微，齐梁陈则大批之移民绝迹矣。吾人推求南朝境内北人之分布，自不能以一时代代表此二百余年，然第一步必先知移民将达最后阶段，初呈静止状态时之分布，斯无疑义。考人口分布，舍地理志无由。考侨人分布，亦惟有据地志所载侨州郡县及其户口数。《晋书·地理志》撰自唐人，讹误最多，且晋时北人南徙犹未已也。《南齐书·州郡志》简洁可据，而无户口数目。梁陈史皆无志，《隋志》亦不能供此用。惟沈约《宋书·州郡志》较详赡可信，且兼载户数口数。休文自称以大明八年为正， 【79】 户口之数未言何时，今姑以为大明编户之数。依上文所阐明，宋代大批移民尽在大明八年前，此后皆不重要，则谓南朝侨人之迁徙于大明八年时已达静止状态，固无不可，吾人先据《宋志》以窥侨人分布，自最为合理。然大明八年下距侯景乱梁南朝失江北凡八十余年，距陈之亡凡一百二十余年，此两时期不惟侨人分布莫可知，即州郡户口数目亦不能考，是诚无如之何。但此文置重于侨人等在南朝历史上之地位与南朝之政策，此节则在阐明侨人与南境土著人之比例，非专论移民或户口。侨人分布既大致定于宋世，其后百余年间之生息消长自与本地人相同，比例谅亦不至与宋世过于悬殊。虽未能知其详，亦无伤于立论之大体。惜侨州郡县所领不尽侨民，而侨民亦不尽著籍于侨州郡县，今姑认《宋志》侨州郡县之户口为侨人户口，而侨人隶实州郡县者不复计算，庶可以截长补短，要是大约之数目，未可固执以求。复次，《宋志》只在州郡之下记户口数，虽侨郡所领大多为侨县，然亦有属县四五，只一二侨县者。今以郡下所系户口数平均分配于各县，记其大约之数。各县所领户口本多寡悬殊，平均分配不尽得当，如江州寻阳郡下注：“户二千七百二十。”所领三县为柴桑、松滋、安丰也，松滋、安丰为侨县，三分户数，则每县得九百六十余户。然《宋书》三《武帝纪》永初元年降庐陵公封柴桑县男食邑千户，同书八十松滋侯子房传贬为松滋县侯，食邑千户。汉时封国不必尽食一邑见户，钱竹汀已详言之。 【80】 东晋元帝太兴元年定制诸侯并九分食一，宋齐以降皆因晋制，故南朝封国虽皆赘以食邑若干户，亦非实食户数，然不问实食若干，柴桑、松滋两县见户至少亦不能少于一千。今平均分配之数柴桑、松滋少得，而安丰多得矣。又如会稽郡下记“户五万二千二百二十八”，领山阴等十县，平均分配县得五千余户耳，然据《宋书》八一《顾觊之传》“东迁山阴令，山阴民户三万，海内剧邑”之文，则相去乃至六倍。山阴非侨县，此处止援以例证平均分配之不尽可信，观者只注意其数目大约之比例可耳。
徐、兖、青、冀、豫 【81】 五州在淮北，不属本文所谓南朝疆境之内，《宋志》记其户口，遂并列之。冀豫最在北，故侨人最多，徐、兖、青次之。然泰始以后未能长有其地，其分布固与南朝无关。至南境诸州则南徐最多，南豫、雍、南兖次之，益、郢又次之，荆江较少，扬州最少。司、秦两州缺疑，故侨人约数对南境全人口之比数不可求。此九州侨人口对九州全人口之比数则为百分之十七强。湘、广、交诸州无侨郡县者亦不乏中原侨人踪迹，晋末已然（见前），宋齐以来当复如之。如梁时伏曼容平昌安丘人，而与母兄客居南海， 【82】 其一例也。
乙 土著及蛮俚等之分布
（一）土 著
侨人虽握南朝政权，境内闾里细民固仍是南方土著，侨人对全境人口之比数自远在百分之十七以下。关于土著之分布无须考究，而南方土著之所以异于中原人士者，不外文化之高下，风俗习惯之不同，亦人所习知，无庸 缕。自三国以来南地日益开发，骎骎与北国争雄长，然亦自有其程序，殊不如一般所想象，东晋渡江后南方遂成另一天地也。于此有一事当申述者，南人之体质似亦与北人较然有别。当时记载鲜有及此，惟《南史》六二《顾协传》：“张率尝荐之于〔梁武〕帝，问协年，率言三十有五。帝曰：北方高凉，四十强仕；南方卑湿；三十已衰，如协便为已老。”顾协吴人，知六朝时固已公认南北人之体质不相同矣。
南朝境内侨人分布表 【83】
（二）蛮
读《宋书》九七《南齐书》五八《魏书》一○一《周书》四九之《蛮传》，知蛮人虽出没无恒，盛衰时异，其分布地域则亘南朝二百余年间无大变动。《宋书·州郡志》所有蛮左郡县，大抵重见于南齐志中，故今亦通宋、齐、梁、陈四代言之。当时蛮人实跨在南北疆界上，《魏书·蛮传》：“在江淮之间，依托险阻，部落滋蔓，布于诸州。东连寿春，西通上洛，北接汝颍，往往有焉。”《宋书·蛮传》：“北接淮汝，南极江汉，地方数千里。”《南齐书·蛮传》称“咸依山谷，布荆、湘、雍、郢、司等五州界”，盖就南齐疆域而言，其实豫州淮北没魏之境内固多蛮， 【84】 而淮南所立南豫境内亦有之也。《宋书》谓“种类稍多，户口不可知”。但其聚落当不能无疏密之别。宋齐两志中所谓左郡左县即因蛮左而置，此种设置上焉者或仅而收羁縻之效，下焉者则徒负空名，县自县蛮自蛮也。在地方行政机构上固无足轻重，今地亦十九不可考，然亦足以知其州之偏多蛮人。今刺取纪传记事可以反映蛮人分布户口之大略者，及宋齐志之左郡县， 【85】 自东南而西北，依州分别条列，兼注今日约当何地，无考者阙之。
南豫州
晋熙郡（怀宁西北）“升明初晋熙蛮梅式生亦起义，斩晋熙太守”。 【86】 宋志郡领太湖左县（太湖），元嘉二十五年以豫部蛮民立。
庐江郡（舒城）齐志有吕亭左县。
边城左郡（固始南）宋志领四县，元嘉二十五年初以豫部蛮民立，户四百十七，口二千四百七十九。（此数未必即蛮人之数，下同，姑著之。）齐志不领县，脱左字。
弋阳郡（光县西）“泰始二年弋阳西山蛮田益之起义攻郭确于弋阳。……益之率蛮众万余人攻庞定光于义阳。” 【87】
光城左郡（光山）宋志领三县。
南陈左郡齐志为县，属南汝阴郡（合肥北）。
郢州
西阳郡（黄冈）“西阳有巴水、蕲水、希水、赤亭水、西归水，谓五水蛮。所在并深阻，种落炽盛。” 【88】 “元嘉二十九年亡命司马黑石庐江叛吏夏侯方进在西阳五水，诳动群蛮，自淮汝至于江沔，咸罹其患。……〔大明〕四年西阳五水蛮复为寇，庆之……讨之。攻战经年皆悉平定，获生口数万人”。 【89】 《宋志》西阳郡有蕲水左县（蕲县北）、东安左县、建宁左县、希水左县（蕲水）、阳城左县，俱元嘉二十五年初以豫部蛮民立，其后屡有省并。南齐志无建宁阳城左县，有义安左县。
巴陵郡（岳阳）“先是巴陵马营蛮为缘江寇害。……安成王秀遣防阁文炽率众讨之，燔其林木，绝其蹊径，蛮失其崄，期岁而江路清。” 【90】
武陵郡（常德）“居武陵者有雄谿、樠谿、辰谿、酉谿、舞谿，谓之五谿蛮。” 【91】
竟陵郡（钟祥南）“南郡王义宣封竟陵王。……元嘉九年时竟陵群蛮充斥，役刻民散，改封。” 【92】 “赵伯符为竟陵太守……竟陵蛮屡为寇，庆之为设规略，每击破之。” 【93】 《梁书》三九《元树传》：“普通六年迁郢州刺史，讨南蛮贼平之。”汎指诸郡蛮言。南齐志郢州有方城左郡领县二；义安左郡领县一；南新阳左郡领县五；新平左郡领县三；建安左郡领县一；北遂安左郡领县五，今地俱无考。
湘州
永明三年湘州蛮陈双李答寇掠郡县，刺史吕安国讨之，不克。四年刺史柳世隆督众征讨，乃平。 【94】
零陵郡（今县）衡阳郡（湘潭）“张缵大同九年迁湘州刺史。……湘州界零陵衡阳等郡有莫徭蛮者，依山险为居，历政不宾服，因此向化。” 【95】
始安郡（桂林）齐志有建陵左县。
荆州
宜都郡（宜都）、天门郡（石门）、巴东郡（巫山西）、建平郡（巫山）《宋书·蛮传》：“宜都、天门、巴东、建平江北诸郡蛮所居，皆深山重阻，人迹罕至焉。”宜都天门在江南，传盖谓此四郡以及江北诸郡乃群蛮所居也。又《蛮传》：“元嘉十八年蛮田向求等为寇，破〔天门郡〕溇中。……讨破之，获生口五百余人。……大明中，巴东、建平、宜都、天门四郡蛮为寇，诸郡民户流散，百不存一。太宗，顺帝世尤甚。虽遣攻伐，终不能禁，荆州为之虚敝。”《陈书》九《欧阳 传》：“仍除天门太守，伐蛮左有功。”《魏书·蛮传》：“大者万家，小者千户。……顿据三峡， 【96】 断过水路，荆蜀行人至有假道者。”
武宁郡（荆门北）“臧严历监义阳、武宁郡，累任皆蛮左。前郡守常选武人，以兵镇之。严独以数门生单车入境，群蛮悦服，遂绝寇盗。” 【97】 “邓元起迁武宁太守，永元末……蛮帅田孔明附于魏……寇掠三关，规袭夏口。” 【98】
汶阳郡（远安西）“北上黄蛮文勉德寇汶阳，太守戴元孙弃戍归江陵。……汶阳本临沮西界……西北接梁州新城，东北接南襄城，南接巴巫，二边并山蛮凶盛，据险为寇贼。” 【99】 “侯景乱，西沮蛮反，世祖令僧祐讨之，使尽诛其渠帅。” 【100】
司州
司州处两豫、郢、雍之间，亦蛮左萃聚之地也。桓玄子天生勾结司州蛮，于永明五年为乱，凡三年始克讨平。 【101】 南齐志有宋安左郡（应山东北）领县三；安蛮左郡（黄安南）领县六；永宁左郡领县四；东义阳左郡领县四；东新安左郡领县九；新城左郡领县四；围山左郡领县六；建宁左郡（麻城西南）领县二；北淮安左郡领县一；南淮安左郡领县二；北随安左郡（随县东北）领县二；东随安左郡领县三。
雍州
沔水两岸雍州蛮最多，而沔水东北尤甚。“元嘉十九年庆之专军进讨，大破缘沔诸蛮，禽生口七千人。进征湖阳，又获万余口。……世祖以本号为雍州，〔庆之〕随府西上，时蛮寇大甚，水陆梗碍，世祖停大隄不得进，分军遣庆之掩讨，大破之，降者二万口。世祖至镇，而驿道蛮反杀深式遣庆之又讨之。……平定诸山，获七万余口。郧山蛮最强盛……庆之剪定之，擒三万余口还京师。……既至襄阳……大破诸山，斩首三千级，虏生蛮二万八千余口，降蛮二万五千口。” 【102】 “随王诞又遣军讨沔北诸蛮……大破之，斩首二百级，获生蛮千口。” 【103】 《南齐书》一《太祖纪》：“元嘉二十三年戍沔北，讨樊邓诸山蛮，破其聚落。”又二五《张敬儿传》：“伐襄阳诸山蛮，深入险阻。……又击湖阳蛮……蛮贼追者数千人。”汉南阳郡有湖阳县，当今河南唐河县南之湖阳镇，晋省。宋齐及洪氏补梁臧氏补陈志俱无此县，《梁书》一八《冯道根传》：“乡人蔡道班为湖阳蛮主，攻蛮锡城反为蛮所困。”盖置戍属新野郡。 【104】 《宋书》四六《张邵传》：“元嘉五年转雍州刺史。丹淅二州蛮屡为寇，邵诱其帅，因大会诛之。……群蛮所在并起，水陆断绝。”案丹水自陕西商县东南流至河南淅川县会淅水，更南至湖北均县入沔，邵传“州”当是“川”字之误，谓两水沿岸蛮人，犹言“南江酋帅”、“南川酋豪”也。《陈书》一一《淳于量传》：“荆雍之界蛮左数反……斩其酋长，俘虏万计。”则雍州南境亦不乏蛮人。
新野郡（今县）《梁书》九《曹景宗传》：“〔父〕欣之于新野遣出州……于中路卒逢蛮贼数百围之，景宗带百余箭，乃驰骑四射，每箭杀一蛮，蛮遂散走。”
南阳郡（今县）《宋书》一○○《自序》：“元嘉二十二年世祖出为雍州刺史，天子甚留心。以旧宛北接三关，咫尺崤陕，盖襄阳之北扞，且表里强蛮，盘带疆埸，以亮为南阳太守。”又八四《邓琬传》：“刘胡，南阳涅阳人也。出身郡将。……讨伐诸蛮，往无不捷，蛮甚畏惮之。太祖元嘉二十八年……率步骑三千讨上如南山就溪蛮，大破之。”《南齐书》二五《张敬儿传》：“泰始三年徙为顺阳太守，南阳蛮动，复以敬儿为南阳太守。”《齐志》雍州宁蛮府领郡二十四县六十六，俱无考。
江州南新蔡郡有阳唐左县，益州有齐间齐通二左郡，俱见《齐志》。
（三）俚
湘广诸州又有所谓俚人者，散布其间，有时亦通称之曰蛮，然与荆、雍、司、郢诸州之蛮非一族也。《后汉书·南蛮传》载九真、日南、合浦有里人。张华《博物志》交州夷名俚子，盖魏晋以后始称俚。《宋书·夷蛮传》称“广州诸山并俚僚种类繁炽，前后屡为侵暴，历世患苦之。”其居湘广二州当远在宋以前。《宋书》五四《羊希传》：“刘师道行晋康（广东德庆）太守，领军伐俚。”《陈书》九《欧阳 传》：“〔梁武〕时湘衡之界五十余洞不宾，敕命衡州刺史韦粲讨之，粲委 为都督，悉皆平殄。”（梁湘州治今长沙，衡州治今广东英德之西，陈同。）又一二《沈恪传》：“〔梁世〕常领兵讨伐〔广州〕俚洞。”又《胡颖传》：“梁世出番禺征讨俚洞。”又一一《淳于量传》：“天嘉五年世祖使湘州刺史华皎征衡州界黄洞。”又二五《孙阳传》：“迁衡州平南府司马，破黄洞蛮贼有功。”又二一《萧引传》：“太建时广州刺史马靖……每年深入俚洞，又数有战功。”
始兴郡（曲江）尤称蛮俚所聚，《宋书》九二《徐豁传》：“元嘉初为始兴太守，三年〔表陈百姓避赋役事曰〕年及应输，便自逃逸，既遏接蛮俚，去就益易。”《梁书》三十二《兰钦传》：“都督衡州三郡兵讨桂阳（郴县）阳山（英德西）始兴（曲江）叛蛮，至即平破之。”《陈书》十二《徐度传》：“梁始兴内史萧介之郡，度从之，将领士卒征诸山洞。”《宋书》三《武帝纪》：“永初二年正月丙子，南康（今赣县）揭阳蛮反，郡县讨破之。”疑亦是俚人也。
（四）溪
又有所谓溪人者，多以渔钓为业，如唐代蛮蜑渔蜑之比。散在南境诸州，其来源不可晓。《酉阳杂俎·境异篇》解释溪人伧人祖先，肆加毁诋。虽不若蛮俚等之视侨人吴人截然有别，要非同一族类。《晋书》六六《陶侃传》称侃本鄱阳人，徙家寻阳。早孤贫，至洛阳诣张华，华初以远人，不甚接遇。杨晫与同乘，温雅斥为与小人共载。刘敬叔《异苑》云：“钓 【105】 山者，陶侃尝钓于此山下水中，得一织梭，还挂壁上。有顷雷雨，梭变成赤龙，从空而去。其山石上犹有侃迹存焉。”《晋书》本传亦载此事。《世说新语·贤媛》篇又云：“陶公少时作鱼梁吏，尝以坩 饷母。母封 付使，反书责侃。” 【106】 刘孝标注引《幽明录》云：“陶公在寻阳西南一塞取鱼，自谓其池曰鹤门。”是陶公出身微贱，少时以渔钓为事。案《世说·容止篇》云：“温〔峤〕劝庾〔亮〕见陶，庾犹豫未能往。温曰：溪 【107】 狗我所悉，卿但见之，必无忧也！”盖陶公正是渔贱户之溪人，故贵显之后犹不能逃太真之轻诋。陶渊明《桃花源记》“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亦是指武陵之溪人而言，然出诸渊明之口，则似数典而忘其祖矣！
江州溪人之可考者，又见《南史》四七《胡谐之传》：“上（齐武帝）方欲奖以贵族盛姻，以谐之家人语傒音不正，乃遣宫内四五人往谐之家教子女语。二年后，帝问曰：‘卿家人语音已正未？’谐之答曰：‘宫人少，臣家人多。非唯不能得正音，遂使宫人顿成傒语。’帝大笑。……就梁州刺史范柏年求佳马，柏年……接使人薄，使人致恨，归谓谐之曰：柏年云胡谐是何傒狗 【108】 ，无厌之求！谐之切齿致忿。”胡氏豫章南昌人，为郡著姓，以仕宦显。齐武帝至欲奖以贵族盛姻，待遇不亚于三吴之朱、张、顾、陆。胡谐之官江州中正，史称其“风形德润，善自居处”。 【109】 盖溪人远较蛮俚易于被化，故渊明数世以后已忘其祖尝蒙“溪狗”之诮，而胡氏且巍为江州大姓也。
南史变溪从人，又或省作奚。《初学记》一九《人部》下奴婢门载宋《乔道元与天公笺》：“小婢从成，南方之奚，形如惊麞，言语嵝厉。声音骇人，唯堪驱鸡。”当即指溪人，而“傒音不正”、“言语嵝厉”似是溪人特征之一焉。 【110】
溪人不独寻阳、南昌、武陵有之也。《世说新语·雅量篇》：王僧弥谢车骑共王小奴许集，僧弥举酒劝谢云：“奉使君一觞。谢曰：可尔。僧弥勃然起作色曰：汝故是吴兴溪中钓碣（宋本同）耳，何敢诪张！”注云：“玄叔父安曾为吴兴，玄少时从之游，故珉云然。”陈寅恪先生谓碣字义不可通，当是狗字，形近致讹，“吴兴溪中钓狗”犹言吴兴以渔钓为业之溪狗耳，与《容止篇》及《胡谐之传》同。案六朝人每喜以狗字为骂詈之词，如《晋书》五七《陶谨传》“吴狗何等为贼”，一○三《刘曜载记》有“氐狗”，《北史》九二《韩凤传》“恨不得剉汉狗头饲马”及“狗汉大不可耐”，皆是溪狗钓狗之比。谢玄中州望族，自非溪人，但玄确有渔钓之癖，《太平御览》八三四《资产部》一四引玄与兄书曰：“居家大都无所为，正以垂纶为事，足以永日。此固下大有鲈鱼一出手钓得四十七枚。”又云：“昨日疏成钓出手所获鱼，以为二坩鲊，今奉送。”又八三七《百谷部》一引玄书云：“奉白粮谷十斛，是钓池上之所种。”又八六二《饮食部》二○引玄与妇书云：“昨出钓获鱼，作一坩鲊，今奉送。”陈寅恪先生以为溪人之称当起源于五溪，吴兴溪中亦有渔钓贱民，谢玄少居其地，染渔钓之习，王珉因以为讥耳。《通鉴》一一五义熙六年何无忌自寻阳引兵拒卢循，参军殷阐说之曰：“循所将之众皆三吴旧贼，百战余勇。始兴溪子拳捷善斗，未易轻也。”胡注：“始兴溪子谓徐道覆所统始兴兵也。”未识温公此节何所本，然胡注于“溪子”二字之诠释似未得真谛，溪子即上文之溪人也。种族名下缀以子字盖轻蔑之通称，犹《晋书》一百《谯纵传》、《魏书》七九《董绍传》之“蜀子”，《博物志》之“僚子”以及楚子汉子等之比。《梁书》一○《杨公则传》：“公则所领多湘溪人，性怯懦，城内轻之。”《南史》五五《公则传》作“多是湘人，溪性懦怯”。二文虽不同，若解为布于湘州之溪人皆可通。《通鉴》一四四作“公则所领皆湘州人，素号怯懦”。然《通鉴》载殷阐言始兴溪人善斗，公则攻建康在齐东昏世，始兴犹隶湘州。公则所部乃以怯懦称，与阐语相矛盾何邪？岂公则部下湘州溪人非来自始兴，而是分布于湘州始兴以北，东与江州毗连地带者乎？《魏书》九六《司马睿传》记南方种族云：“巴蜀蛮僚谿俚楚越。”亦以之与蛮僚等并列，唯字作谿耳。
直接记述溪人之资料虽鲜，而有能间接推断得之者。唐李绰《尚书故实》：“有黄生者， 【111】 擢进士第。人问与颇同房否，对曰：‘别洞。’黄本溪洞豪姓，生故以此对。人虽咍之，亦赏其直实也。”是唐时溪人宗族犹以“洞”为称，必相沿已久，由此吾人可推测余氏为江州之溪人，而试用以解释下列之记载。《陈书》九《侯瑱传》：“瑱为……江州刺史。……是时（太平元年）瑱据中流，兵甚强盛，又以本事王僧辩，虽外示臣节，未有入朝意。初余孝顷为豫章太守，及瑱镇豫章，乃于新吴（江西奉新县西地，南昌西北。）别立城栅，与瑱相拒。瑱……悉以众攻孝顷，自夏及冬弗能克，乃长围守之，尽收其禾稼。”又八《周文育传》：“〔太平二年二月，是年十月禅陈，为永定元年〕广州刺史萧勃举兵逾岭，诏文育督众军讨之，时新吴洞主余孝顷举兵应勃。 【112】 遣其弟孝勱守郡城，自出豫章，据于石头。……以拒官军。官军船少，孝顷有舴艋三百艘，船百余乘。……文育攻之……孝顷退走新吴。”又三五《周迪传》：“〔永定二年〕王琳东下。……至湓城，新吴洞主余孝顷举兵应琳。 【113】 ……乃遣其将李孝钦、樊猛等南征粮饷，猛等与孝顷相合，众且二万。……〔周〕迪生擒……余孝顷，送于京师。收其军实，器械山积。”又八《周文育传》：“及周迪破余孝顷，孝顷子公飏弟孝勱犹据旧栅，扇动南土……文育囚之，送于京师。以其部曲分隶众军。”余孝顷事始末具见于此，其最触目而不可解者，当为“新吴洞主”之称。新吴在南昌之西宜春东北，自地域言，其地有溪人土著自极可能；更照以《尚书故实》黄生事，知溪人亦如俚之称洞；溪人文化甚高，故能有舟船兵甲，乘乱世据乡土为寇害，而“舴艋三百艘舰百余乘”之文又适足见其可能为渔户。自此三事观之，余孝顷一族疑即新吴之溪人也。且据《陈书》侯瑱、周文育、周迪前后败孝顷皆以智取而非力争。瑱兵甚强盛，其围新吴城栅，自夏及冬弗能克，长围守之，卒溃而归，则“拳捷善斗”之称不仅始兴之溪人为然矣。《陈书》二《高祖纪》：“永定二年以安成（安福）所部广兴六洞置安乐郡。”安福在宜春东南，所谓广兴六洞者岂亦溪洞乎？唐宋以后溪洞往往作溪峒，用以通称山陬水曲之各族。如《宋史》西南溪峒诸蛮，实指湘鄂黔桂之苗徭诸族，非复南朝之溪人矣。
（五）僚与山越
《魏书》一○一《僚传》：“僚者盖南蛮之别种，自汉中达于邛笮川洞之间，所在皆有。种类甚多，散居山谷，略无氏族之别。……自桓温破蜀之后，力不既制。又蜀人东流，山险之地多空，僚遂挟山傍谷。”此外关于僚人之记载有：“〔宋明帝时〕为巴东建平二郡太守……僚蛮怀之。” 【114】 “益部山险多不宾服，大度村僚前后刺史不能制。显达……夜往袭之，男女无少长皆斩之，自此山夷震服。” 【115】 南齐志益州有东宕渠、越巂、沈黎、始平等僚郡。知僚人东起荆州西界，而蔓延于益州。侯景乱后梁益入于西魏，今更以《周书》考之，略可见僚人在梁益二州分布之广。《周书》二八《陆腾传》：“魏恭帝三年（梁敬帝太平元年）陵州（宋益州犍为郡地，今仁寿县北。）木笼僚恃险粗犷，每行抄劫。诏腾讨之。……斩首一万级，俘获五千人。……保定二年（陈天嘉三年）资州（宋犍为郡资中县地，今资阳县。）……蛮僚兵及所在蜂起，山路险阻，难得掩袭。腾遂量山川形势，随便开道，蛮僚畏威，承风请服。是年铁山僚钞断内江路，使驿不通。腾乃进军讨之……俘获三千人，招纳降附者三万户。”又《僚传》：“天和三年（陈光大二年）梁州（宋梁州，治今南郑。）恒稜僚叛，总管长史赵文表讨之。……遂相率来降。……后除文表为蓬州（治安固，盖宋梁州南宕渠郡地，今四川营山东北。）刺史，又大得僚和。”此外宁州、交州、广州皆有僚人，如《梁书》四六《徐文盛传》称其大同末为宁州刺史，“夷僚感之”；《南齐书》四一《张融传》“广越嶂崄，僚贼执融将杀食之”；《南齐书·州郡志》称“广州俚僚猥杂，皆楼居山险，不肯宾服”，又称“越州夷僚从居，隐伏岩障”，皆其例也。
述南朝境内各种人之分布竟，有一事当附著者，扬州境内之山越是。自孙吴立国江南，致力于山越之征剿，盖犹未能尽歼绝之，惟为数既少，在宋以后之活动殊不重要。《陈书》三《世祖纪》：“以功授……会稽太守，山越深险，皆不宾附，世祖分命讨击，悉平之。”系梁末事。《宋书》六七《谢灵运传》：“尝自始宁南山伐木开迳，直至临海，从者数百人，临海太守王诱惊骇，谓为山贼。”《梁书》三《武帝纪》：“中大通二年山贼聚结，寇会稽郡所部县，九月假昭武将军湛海珍节以讨之。”所谓山贼，疑皆指山越。《南史》二四《王猛传》：“仍讨平山越，驰驿奏闻。”事在隋初，山越犹未尽与汉人融合也。
此外尚有延族，始见于《华阳国志·巴志》。《南齐书·州郡志》载荆州境域“含带蛮延”。《隋书·地理志》梁州有延人，荆州长沙郡载“杂有夷延”。此种人大抵南朝时在荆湘梁益一带，唐宋以后入闽广，惟南朝各史纪传俱未之及耳。
第二节 南朝政府之政策
——对特殊分子
今从对特殊分子与一般分子两方面观察南朝政府对待各种人之政策，特殊分子中复分政治社会两项推论之。孙吴以来，江南文化所被稍广，三吴人士之政事文学俱有可观，而中原人犹以化外视之。晋武虽成统一之功，于南士罕加擢引。晋元渡江立国，中原仕族十九随之俱南，托身其地自不得不倚重其人，此王导所以政从宽简，以悦吴人为务，虽非心愿，亦不得不援“南土之秀”于庙堂，共执国政，以消弭异同。王茂弘之为“江左夷吾”，端在于此（陈寅恪先生说）。陶侃亦南人，而东晋初拥重兵，居大镇，有举足轻重之势，故王敦等于侃尤加意诱纳。其后敦忌侃功，而卒不敢加害者，以周访与侃“亲姻如左右手”，虑侃死激南人致变耳。迨南渡将近百年，侨人势力渐巩固，桓温刘裕又相继立功，威声大振，于是侨人乃不复以南人为意。刘裕之敢于篡晋者，不惟以北伐功绩能满足侨人心理，当时侨人实已不甚有返中原之意，裕用武力树政权，南人震慑而无能为也。宋齐梁三朝皇室俱侨人，宋齐有一贯之政策：侨人握政权，摒南人于政治势力以外。当时南人重用者绝少，侨人大臣之成见牢不可破，虽帝王于南人偶有偏爱，亦无以屈之。然渡江已百余年，侨人虽高自标置，不自觉中亦受南人影响。同为北来，晚渡则被目荒伧，亦在摒斥之列。梁武帝时南北区别渐泯，不惟南人日以兴起，荒伧亦复进用。陈霸先以吴兴人久镇南服，立功交广，故陈世吴人势力取侨人而代之，三吴以外之南方土著亦崭然露头角矣！然此只就政治上活跃而言，无与社会上地位。侨姓甲族始终得保持其优崇之位置，南方文化低下之土著固无论，即朱、张、顾、陆，亦终不能与争。斯亘四代而不易之现象，亦侨人政策之成功者也。此其大略，请更申论之。
甲 政治方面
（一）宋 齐
今先就中央官吏之重要者及诸州刺史统计历代之任人，以见南北之消长。凡一人同时兼任两职或三职者，以两或三人计，前后再任一职者以一人计。宋、齐、梁、陈设官大抵皆沿东晋，三省长官权限区分不如后世之严，其轻重亦每因人而异。然大较最握重权，名实咸在者，尚书令及左右仆射也。中书监令之官晋中朝承曹魏之旧，并筦机密为要职，南渡而后其权渐替。梁陈时中书舍人用事，监令则自宋以来往往只为重臣加官而已。《宋书·礼志》五引傅 故事，“尚书令轺车黑耳后户，仆射但后户无耳，中书监令如仆射”。似晋制中书监令原在尚书令下，《宋志》同为第三品。然晋末袁湛以吴兴太守入补中书令，出为吴国内史，又转尚书右仆射。宋世傅亮何尚之皆自中书监令转尚书令，王延之自中书令迁仆射，王球自中书令迁吏部尚书。临川王义庆本加尚书左仆射，其后固求解，乃许之，加中书令。张绪已为中书令，齐高帝欲用为仆射，而王俭不可。齐世安成王嵩以中书令迁散骑常侍，又为令，再迁祠部尚书。江祏自中书令迁仆射。梁世如王骞蔡撙皆以中书令出为太守，自中书监令为令仆者比比，皆足见其选之轻矣。侍中掌殿内门下众事，直事左右，应对献替，无实权而有清望，与中书监令皆以名高为贵者。六尚书中吏部最为机要，有“大尚书”之称。宋孝武嫌其权重，且置两人以分其权。 【116】 领护资重者为领军护军将军，资轻者为中领军中护军。管天下兵要，足与选部相媲。 【117】 故中央官就尚书令（附录尚书事）、仆射（或置左右，或止一人，今并为一项。）、中书监（附令）、侍中、吏部尚书、领护（并为一项）等统计之，籍贯不详者缺焉。宗室诸王仕官固不问南北，故于人数后更注明其中有诸王若干人，并录东晋之统计，以备参考。
1．尚书令（括号内为宗室诸王数目，下同）
2．仆射
①《宋书·文帝纪》十八年十一月以孟 为尚书仆射，廿二年七月改左，廿三年正月去职。 《宋书》无传，六六《何尚之传》：“孟 字彦重，本昌安人，兄昶贵盛。”钱大昕据《武帝纪》平昌孟昶，昶族弟怀玉传平昌安邱人及《南史·谢灵运传》附见 事，亦云平昌安邱人之文，谓尚之传“本”为“平”之误，安下又脱邱字，是也。故今列 于北人。
3．中书监令
②贺循一人，未就。
4．侍中
③永初末元嘉初有侍中程道惠，《宋书》《南史》俱无传，据《南齐书》三七《胡谐之》传知是江州人。
5．吏部尚书
6．领护
④大宝承圣之际尹悦陆法和相继以湘东王命为护军将军，尹悦未详，法和《北齐书》三二有传，亦称不知何许人。
汉之初置刺史以六条察郡守，本非地方行政长官。其后刺史已成一州长吏，兼绾军民。东晋南朝非要州则单为刺史，不置军府，无都督等号。 【118】 扬州根本，畿甸所在，最为重任。荆州居上游，地广兵强，资实兵甲居朝廷之半。 【119】 雍州边虏，军事上之重要与荆州等，元嘉末文帝欲大举北讨，乃罢江州军府，文武悉配雍州，湘州入台税租杂物悉给襄阳。 【120】 此外诸州军府罢置不常，然国家财政端赖地方赋税，不立军府之州，经济上之重要固不少减。沈约谓：“扬部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 【121】 齐竟陵王子良上书称“三吴奥区，地惟河辅。百度（宋本作度，殿本误而。）所资，罕不自出。” 【122】 《陈书》二三《沈君理传》亦言：“是时（陈初）兵革未宁，百姓荒弊，军国之用咸资东境。”扬州之富盛亘四代未变，不烦 缕。然约又云：“外奉贡赋，内充府实，止于荆扬二州。”斯有未谛，如江、湘、广诸州亦未尝不关系国家财富也。《宋书》七四《臧质传》言质不咨禀朝廷，“盆口钩圻米辄散用之，台符屡加检诘”。《水经·赣水注》：“赣水又历钓圻邸阁下。”子注：“度支校尉治，太尉陶侃移置此也。旧夏月邸阁前洲没去浦远。景平元年校尉豫章（疑有误）因运出（全氏疑米字）之力于渚次聚石为洲，长六十余丈，洲里可容数十舫。”《通鉴》一二八胡注：“湓口米荆、湘、郢三州之运所积也；钩圻米南江之运所积也。”盖诸州产米以盆口钩圻为屯集之地，不属当州仓储，故臧质擅用构罪。 【123】 《梁书》二十《陈伯之传》伯之为江州，谋叛梁朝，谓府州佐吏曰：“奉齐建安王教，率江北义勇十万，已次六合。见使以江州见力运粮速下。”又谓：“今先平豫章，开通南路。多发丁力，益运资粮。然后席卷北向，以扑饥疲之众。”《陈书》二十《华皎传》皎为湘州，“湘川地多所出，所得并入朝廷，粮运竹木委输甚众。”宋后废帝元徽元年诏亦称：“往属戎难，务先军实，征课之宜，或乖昔准。湘江二州粮运偏积。” 【124】 盖东土地狭民稠，仰给上流之粮食。《宋书》八四《孔觊传》觊弟道存为江夏内史，值东土大旱，都邑米贵，一斗（李慈铭谓升字之讹）将百钱。道存遣吏载五百斛米饷之。觊令载还，吏曰：“自古以来无有载米上水者！”足与江湘二州粮运相埒者，广州商舶所入也。《南齐书》三二《王琨传》称：“南土沃实，在任者常致巨富。世云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也。琨无所取纳，表献禄俸之半。”《南史》五一《萧励传》称：“广州边海旧饶，外国舶至多为刺史所侵，每年舶至不过三数。及励至，纤毫不犯，岁十余至。……前后刺史皆营私蓄，方物之贡少登天府。自励在州，岁中数献，军国所需相继不绝。武帝叹曰：朝廷便是更有广州！”
万斯同《历代史表》吴廷燮《历代方镇年表》皆表东晋宋齐方伯，吴书于万书颇有增补，然亦不免夺漏。今参考二书；统计东晋宋齐州刺史中之北人与南人。东晋安帝时有州十六，宋元嘉三十年有州十七，齐明帝时有州廿四。梁陈置州猥多，梁武帝时有州八十六，陈宣帝时有州六十四。地或不敌前代一郡，刺史权限自不能与宋齐同日语，拜罢史书亦多不载。故万氏未表，吴氏止择梁大州十九陈大州十四为之表，今亦只就吴书统计之。梁陈之际又有所谓以刺史资为某官者，如黄法 梁元帝授交州刺史资领新淦县令， 【125】 徐世谱除衡州刺史资镇（当从《南史》六七作领）河东太守， 【126】 陈拟绍泰二年除雍州刺史资监南徐州。 【127】 陈详以青州刺史资为广梁太守， 【128】 华皎天嘉三年除新州刺史资监江州， 【129】 熊昙朗绍泰二年桂州刺史资领丰城令。 【130】 吴氏虽未之及，然本系虚号，非真除，故不计。梁陈地方区画既与宋齐相差甚多，刺史之任免又多不可考，不能州别为表，有当分别说明者，下文详之。
7．刺史
本文所称南朝疆境，大抵以淮沔为界，而未可拘泥。雍州北界诸郡如南阳、新野、顺阳等、宋、齐、梁虽或入北，而属南朝版图为久。诸郡人虽皆土著，侨人固视为同气，如南阳之宗氏，新野之庾氏，顺阳之范氏。 【131】 其地位俱不亚于侨姓之在王谢以下者，淮水南之义阳亦然。 【132】 故沔北诸郡人不能目为境外之荒伧，淮南之义阳亦不能与三吴人士齐观，视为南方土著。表中不称侨人，而用北人之名，庶能兼包此数郡也。
东晋尚书令与仆射尚有南人。宋尚书令十五人、仆射三十一人、中书监令二十四人中，无一南人。齐尚书令十一人中亦无南人，仆射十六人中南得其一，中书监令二十二人中南得其一。皆北人占绝大优势。齐高重张绪，欲以为右仆射，王俭谓南士由来少居此职，江左之用顾和陆玩为衰政。 【133】 《梁书》二一《张充传》作俭言：“东士比无所执，绪诸子又多薄行。”或传建元中朝臣尝以张岱拟右仆射，褚渊谓为过优，遂不拜（同上）。吴兴之沈文季为仆射，吴郡之张绪为中书令，文季以武功，绪以文采，皆仅有者，然绪终不得仆射，文季为仆射亦不免于王晏之戏也。 【134】 侍中吏部诸职南人稍多，江南人为之者亦伙，宋侍中南人十五，吴郡张氏五，吴兴沈氏四；齐侍中南人五，张沈各得二。此外诸官南人中之分配亦大抵张、沈两姓为多。《南齐书》三七《胡谐之传》：“上（齐武帝）欲迁谐之，尝从容谓谐之曰：‘江州有几侍中邪？’谐之答曰：‘近世惟有程道惠一人而已。’上曰：‘当令有二。’后以语尚书令王俭，俭意更异，乃以为太子中庶子领左卫率。”他州更等而下之矣。
宋刺史中南人约当北人百分之一点一五，齐则南人约当北人百分之一点四五。然宋齐方镇往往用宗室为之，庶姓作扬州者目为特例，宋扬州刺史十七人中宗室十二人，齐八人中宗室占其七，皆无南人。宋高祖以荆州上流形胜，地广兵强，诏诸子次第居之。 【135】 临川王义庆以宗室令美，故特据荆州。 【136】 宋荆州刺史北人十六，宗室得十三，南人惟沈攸之一人；齐十四人中宗室得十三，无南人。宋高祖又遗诏京口要地，去都邑密迩，自非宗室近戚，不得居之。 【137】 故宋南徐州刺史十七人中，宗室占十三人，亦无南士。惟湘、郢、交、广南服诸州南人较多。
南渡之初，吴人目北来者为荒伧，如陆玩言几为伧鬼，周 称杀我者诸伧。迄齐时吴人犹习用此称，如丘灵鞠称“顾荣忽引诸伧渡”。 【138】 然晋宋之际以后，在南之侨人渐同化于江南土著，亦随而目宋以后南渡北人为荒伧焉。《南史》九《陈高祖纪》：“自晋宋以后经 在魏江淮以北，南人皆谓为虏众。”《宋书》六五《杜骥传》：“曾祖耽避难河西……苻坚平凉州，父祖始还关中。兄坦……高祖征长安，席卷随从南还。……晚渡北人朝廷常以伧燕遇之，虽复人才可施，每为清涂所隔。坦以此慨然，尝与太祖言及。……臣本中华高族，亡曾祖晋氏丧乱，播迁凉土。世叶相承，不殒其旧。直以南渡不早，便以荒伧赐隔。……上嘿然。”知坦言得实情，文帝亦无以革除此种习惯。王玄谟太原祁人，宋武帝临徐州时南归，孝武目为老伧。 【139】 宋明帝时淮西人贾元友上书，刘勔亦谓为荒伧远人。 【140】 其地位并吴人之不若。王玄谟、柳元景、垣护之苟非立军功，皆无由致高位，《南史》五十《明山宾传》：“明氏南渡虽晚，并有名位，自宋至梁为刺史者六人。”盖言其例外，然为刺史则可，以上所举中朝六官，晚渡北人不过一二见而已。
宋齐时侨人政府根基已固，无所惧于吴人，而三吴人才亦复不少。政事之美者如宋之孔季恭、孔琳之、沈演之、顾觊之、陆徽、齐之虞玩之、虞愿、沈宪、孔琇之等固无论，博学有文采如陆澄、张融之比亦往往有焉。当时侨姓甲族所贵尚者，风范仪态趋走应对也，南土高门亦不下于王谢，如张绪者袁粲称其有正始遗风，王俭且谓“过江所未有，北土可求之耳，不知陈仲弓、黄叔度能过之不”。 【141】 史言张敷风韵甚高，好读玄书，兼属文论，少有盛名。善持音仪，尽详缓之致，张氏后进至今慕之。 【142】 颜延之闻张镜与客语，曰彼有人焉，由此不复酣叫。 【143】 又如张畅声名远闻魏国，不唯“音韵详雅，风仪华润”； 【144】 临危处变亦有才干。元凶弑文帝，南谯王义宣举兵，“畅为元佐，居僚首。哀容俯仰，荫映当时。举哀毕，改服著黄韦袴褶，出射堂简人，音姿容止莫不瞩目，见之者皆愿为尽命”（同上）。然终不能居权要，以王俭之赞扬张绪如彼，卒谓南士由来少居仆射，靳而不与。沈昭略为齐高帝所赏，谓俭曰：“南士中有沈昭略，何职处之？”俭曰：“臣已有拟，奏转前军将军。”帝不欲违，一可其奏。 【145】 此其故何邪？狃于传统之政策与心理，以为吴人要不足与侨人并立也。大抵当时对侨人所求者宽，于南士则责望甚严。梁袁昂《古今书评》称：“王右军书如谢家子弟，纵复不端正，爽爽有一种风气。” 【146】 虽是喻言，颇足代表侨人自视之态度。
侨人自尊心理之所以养成，与吴人之甘于卑下者，其故亦可得而言，请以语音一事明之。语言音声因地而异，本无优劣之别，然侨人必谓中原语音为上，通儒如颜之推，犹谓：“冠冕君子南方为优，闾里小人北方为愈。……而南染吴越，北杂夷虏，皆有深弊。” 【147】 之推生南朝末年，长养于吴越之乡（侨临沂县在丹阳郡江乘县），自颜含随晋元过江，已下七叶葬在建业幕府山西。《家训·终制篇》犹谆谆以其父母旅葬江陵，未还建业旧山，遭梁室丧乱，绝于还望为念。是如之推者固与江南之关系深且巨，与中原关系浅，然对吴越语音犹有偏恶，则之推以前宋齐侨人士大夫之自尊与鄙视吴人心理从可知也。南渡之北人十九系高门，江南土著虽有朱、张、顾、陆，迥不逮侨姓甲族之多。同为高门，侨姓复在吴姓之上，如《南史》八○《侯景传》：“又请娶于王谢，〔梁武〕帝曰：王谢门高非偶，可于朱张以下访之。”是梁世犹然。以少数之吴姓士大夫周旋于多数之侨姓士大夫之间，政治上与社会上地位俱在其下，势不得不草上之风，随侨人为转移。《宋书》八一《顾琛传》：“先是宋世江东贵达者会稽孔季恭，季恭子灵符，吴兴丘渊之及琛吴音不变。”《南齐书》二六《王敬则传》：“敬则名位虽达，不以富贵自遇。……接士庶皆吴语，而殷勤周悉。”知宋齐南士贵达者多弃其吴语，易言之，即求贵达必先与侨人士大夫同流一气，虽语音末节，亦相模仿。此风自东晋已然，《晋书》七九《谢安传》及《世说·雅量篇》皆言安能为洛下书生咏，而《世说·轻诋篇》“人问顾长康何以不作洛生咏”，足见南人靡然向风，恺之不作洛生咏乃为例外。由是益促长侨人自高之心，而吴人在政治上终不获逞。南方土著扬南徐二州以外，他州人贵盛者更少，自宋齐两史所载计之，《宋书》惟有胡藩，邓琬，雷次宗（皆豫章南昌人），杜慧度（交址朱 人），龚颖（益州遂宁郡人）。《南齐书》有胡谐之（豫章南昌人），李珪之（江夏钟武人）。未必诸州人才之少，在朝者拒人于千里外，不加援引耳。 【148】
（二）梁
梁武帝时政策一变，吴人与伧荒咸得进用，由前所列表略可见中央官南人比例之增加。然刺史南人仅得北人百分之零点六强，反不逮宋齐者，原因有二：梁世州多而刺史拜罢可考者少，此其一；其可知者又每不详籍贯，此其二。惟自姓氏推测，不详籍贯者十九非北人，可以断言，疑皆南方寒门，故未可据表谓梁代刺史南不逮北。中央官之用南士表亦未足以尽之，梁武进用南人乃在所列六官以外之中书舍人也。《梁书·武帝纪》载齐末上表陈：“选曹宜精隐括，依旧立簿，使冠履无爽，名实不违。”是非反对门阀制度下之政治者，然表中又云：“设官分职惟才是务。若八元立年居皂隶而见抑，四凶弱冠处鼎族而宜甄，是则世禄之家无意为善，布衣之士肆心为恶，岂所以弘奖风流，希向后进。”其意已与前代全凭门第用人之政策异。即位之后，又屡有求材之诏，天监七年二月庚午诏于州郡县置州望郡宗乡豪各一人，专掌搜荐。其职似与中正相重复，实则以中正所举“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仕族”，故更立官遍搜求也。八年五月又诏：“虽复牛监羊肆，寒品后门，并随才试吏，勿有遗隔。”其时大臣亦能承顺风旨，如张缵大同二年为吏部尚书，后门寒素有一介皆见引拔，不为贵要屈意。 【149】
自宋以来中书通事舍人已颇任寒门，宋文帝时之秋当、周纠，孝武帝时之戴法兴、戴明宝、蔡闲，明帝时之李道儿、王道隆，后废帝时之杨运长、阮佃夫，齐武帝时之刘系宗、茹法亮、吕文显，莫非南土寒士。齐明帝尝谓：“学士不堪治国，惟大读书耳，一刘系宗足持此辈五百人。”其取寒门者以此。《梁书》二六《傅昭传》：“齐明帝即位，引为中书通事舍人，时居此职者皆势倾天下，昭独廉静无所干与。”《南史》七七《恩幸传》：“四方守宰饷遗，一年咸数百万，舍人茹法亮于众中语人曰，何须觅外禄，此一户内年办百万，盖约言之也。”则宋齐世中书舍人已有擅权货殖者，然皆值昏主乱世耳。秋当 【150】 周纠诣张敷，敷即移床远客。 【151】 蔡兴宗传又载当诣王昙首不敢坐。《南史》二三《王球传》：“时中书舍人徐爰有宠于上，上尝命球及殷景仁与之相知。球辞曰：士庶区别国之章也，臣不敢奉诏。上改容谢焉。”齐武帝尝叹人何必计门户，纪僧真常贵人所不及。 【152】 逮僧真告帝即时无复所须，惟就陛下乞作士大夫，帝乃答以由江 谢 ，我不得措此意。 【153】 知此辈虽任中书舍人，犹不能与士大夫之令仆比，人主遇之亦不稍假借。
梁武时则不然。《隋书·百官志》：“中书省通事舍人旧入直 内，梁用人殊重，简以才能，不限资地。多以他官兼领，其后除通事，直曰中书舍人。”《颜氏家训·涉务篇》：“晋朝南渡优借士族，故江南冠带有才干者，擢为令仆以下尚书郎中书舍人已上，典掌机要。其余文义之士多迂诞浮华，不涉世务。纤微过失又惜行捶楚。所以处于清高，盖护其短也。至于台阁令史主书监帅诸王籤省并晓习吏用，济办时须，纵有小人之态，皆可鞭杖肃督。故多见委使，盖用其长也。人每不自量，举世怨梁武父子爱小人而疏士大夫，此亦眼不能见其睫耳。”所举理由可与齐明帝之言并观，当否姑不论，然梁武喜用寒门之练达者，固确乎不易之事实。《梁书》三七《何敬容传》：“自晋宋以来宰相皆文义自逸，敬容独勤庶务，为世所嗤鄙。”盖梁世高门士大夫之不涉世务远甚于前代， 【154】 令仆虽甲族素望而权小，梁武用寒人为中书舍人，位卑而权大，有若真宰相，与前代中书舍人之专伺帝王喜怒，以货利为先者大相径庭矣。帝王欲引进寒人为亲信自难求之于畿甸以外，扬州侨人本不多（1.5％），南徐州几占其半（53.63％）数不为少，然侨人中高门甲族本多于凡庶，建康附近之侨民尤尔。如扬州之淮南郡、南徐州之南东海、南琅玡、南兰陵、南彭城、南清河、南高平、南平昌、南鲁诸郡，无一非活跃于南朝史上之侨姓大族麕集之地，于是土著寒门得进之机缘自较侨姓寒人为多，如《宋书·恩幸传》《南齐书·幸臣传》所载十六人中，除宋于天宝先世胡人外，十五人皆出于丹阳、会稽、吴兴诸郡，其明证也。故梁武非有所好于吴人，其拔擢寒门之政策自然招致此结果而已。梁武世吴人威权最重者莫若朱异，历官至侍中，皆兼中书舍人。史言其自周舍卒后代掌机谋，居权要三十余年。方镇改换朝仪国典诏诰敕书并兼掌之。每四方表疏当局簿领咨询详断填委于前，异属词落纸，览事下议，从横敏赡，不暂停笔。 【155】 轻傲朝贤，不避贵戚。曰：“我寒士也，遭逢以至今日，诸贵皆恃枯骨见轻，我是以先之。” 【156】 然异位止于侍中，殁后或启异平生愿得仆射，梁武乃破例为赠。《南史》六一《陈庆之传》：“梁世寒门达者唯庆之与俞药。”所谓达盖指名位而言，庆之与药皆至方镇，于外官为极，然中朝固有位不显而握重权如异者在。中书舍人而外，南土高门亦有登显位者，如《梁书》三三《张率传》：“迁秘书丞，高祖曰：‘秘书丞天下清官，东南胄望未有为之者，今以相处，足为卿誉。’其恩遇如此。”《刘孝绰传》高祖谓第一官当用第一人，故以孝绰居秘书丞，是梁时此职至贵也。魏正光孝昌以后六镇叛乱，分为东西，北方极不安定。《北齐书》二四《杜弼传》：“高祖曰：……人情去留未定，江东复有一吴儿老翁萧衍者，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我若急作法网，不加饶借，恐督将尽投黑獭，士子悉奔萧衍。”当时北人慕梁室承平，南渡者多，武帝亦随才叙用，无所歧视。梁世大臣中宋以后其家始南渡者如夏侯详官至右仆射兼侍中，二子亶夔皆有名位。详谯郡人，齐明帝时入南，故武帝犹戏亶为伧人也。 【157】 韦睿京兆杜陵人，祖玄避吏隐于长安南山，宋武帝入关征之不应。伯父祖征宋末为光禄勋。 【158】 是韦氏宋末始南渡，然睿历官丹扬尹中护军侍中，与子放、正、稜、黯，孙粲及族弟忧，皆梁室重臣，不仅以战功显。明山宾平原鬲人，父僧绍隐长广郡崂山，淮北没虏，始南渡江。 【159】 梁初置五经博士，山宾首膺其选，为昭明太子所重。阴子春武威姑臧人，晋义熙末曾祖袭随宋高祖南迁，家于南平。 【160】 累官刺史，入朝为侍中。刘峻平原平原人，宋泰始初青州陷魏，入桑乾，齐永明中得还。齐世求为竟陵王子良国职，吏部尚书徐孝嗣不许，梁世乃得进用。 【161】 其在梁时南来者，武臣如元法僧、元树、元愿达、王神念、杨华、羊鸦仁、胡僧祐、徐文盛、周铁虎，文士有崔灵恩、卢广、孙详、蒋显、宋怀方，皆天监普通间南渡，而神念子僧辩与羊侃尤伧人中之最见重用，关系梁室兴亡者焉。 【162】
（三）陈
据前表所列，陈朝南人比例大增，中央官如侍中领护皆胜北人，刺史则北人不过当南人百分之零点六强，尤为显著，然其余诸官仍北多于南者，囿于二百年来之门阀制度，不得不取高门任令仆之职，以伴食作点缀。侍中十九人中，宗室诸王占其十五，尚不足示南人向用之盛。领护十七人除诸王犹存十一人，诚至可注意。试窥此十一人之地域的分布，则孙玚吴郡吴人，杜稜吴郡钱唐人，章昭达、章大宝、沈钦、沈恪皆吴兴武康人，程灵洗新安海宁人，吴明彻秦郡人，任忠汝阴人，徐度安陆人，徐世谱巴东鱼复人。分布之广与前代迥异，其中旧族亦唯吴兴沈氏钱唐杜氏而已。此特陈氏用人普遍之一斑耳，今更从表以外推阐之。
陈霸先称太丘后裔疑不可信，可能原是侨人寒门，咸和土断为长城人，遂与南土寒素无别。《梁书》四六《杜龛传》谓龛以霸先既非贵素，兵又猥杂，都不以之经心。且观其出身曾任里司油库吏传教等，可以想见其门户。以南土卑微，一旦为帝王，于侨姓高门固难骤除去之。且自梁以来政权久入南人手，王谢仅成傀儡，无待摧拉，惟吸引乡里以为羽翼则陈高祖先务之急也。陈朝所用以三吴一带人为多，此读《陈书》自见，无待罗列，兹止举数事足以窥陈高之用心者。《陈书》一二《沈恪传》：“吴兴武康人也。……高祖与同郡，情好甚暱。”又《胡颍传》：“吴兴东迁人也。……出番禺，仍自结高祖，高祖与其同郡，接遇甚隆。”又十八《沈众传》：“吴兴武康人也。……高祖受命，迁中书令中正如故。高祖以众州里知名，甚敬重之，赏赐优渥，超于时辈。”又三三《沈文阿传》：“吴兴武康人也。……高祖以文阿州里，表为原乡令监江阴郡。”大抵未即位前所擢引也。世祖所信用之韩子高（会嵇山阴人）、华皎（晋陵暨阳人），皆南土寒人，此外如韦昭达、沈君理、骆牙亦莫非高祖叔侄之乡里故旧。高宗时仆射徐陵抗表让位于张种曰：“东南贵秀，朝廷亲贤。克壮共猷，宜居左执。” 【163】 二六《徐陵传》亦载陵让种事谓“张种帝乡贤戚”。陵东海郯人，侨姓高胄，种亦吴中甲族，与王俭张绪事比观，则侨人吴人政治上地位之进退可知矣！
陈高祖初年北逼强齐，以江为堑；西有北周后梁；南则萧勃据岭表，豫章之熊氏，临川之周氏，晋安之陈氏所在蟠据；东道自侯景乱梁讫未恢复，王僧辩诛后，杜龛、韦载以吴兴、义兴叛，任约、徐嗣徽复数引齐人渡江袭建康。而拥强兵不应命如王琳、留异、余孝顷者又比比也。版图小于孙吴，而危难远过孙氏。宋、齐、梁作家门时虽有司马休之袁粲辈起兵，皆顷刻即定，陈虽受禅于梁，敬帝所得而让者一空名耳，陈高祖固犹汉高光武之灭群雄而得天下，与宋、齐、梁之唾手移人家国者迥不侔也。故陈高祖于将帅之才最所措意，叛而复降穷蹙来归者无不收抚而善用之，其中又以三吴以外之南方土著为多，请申论其故。
吴人不善战自南朝初年已然，宋高祖讨孙恩，海盐令鲍陋请以吴兵一千为前驱，高祖曰：“吴人不习战。” 【164】 袁淑谓：“南人怯懦，岂办作贼？” 【165】 《梁书》二一《蔡撙传》载贼寇吴兴，“东道不习兵革，吏民恇扰奔散，并请撙避之”。刘宋时中央军队已多吴人，见《宋书》八四《孔觊传》及八六《殷孝祖传》。大抵吴人不能战之原因有二：东晋以来士大夫惟以谈义为事，不习武备。 【166】 “居承平之世不知有丧乱之祸；处庙堂之下不知有战阵之急。” 【167】 在下者亦靡然向风，如《宋书》七六《宗悫传》称：“时天下无事，士人并以文义为业。悫独任气好武，故不为乡曲所重。”加以扬州最为南土膏腴之地，文化愈高，财富愈盛，其人亦愈怠于武事，此其一。刘敬宣讨孙恩，以骑趣其后，“吴贼畏马”，遂大败。敬宣又将鲜卑虎班突骑征卢循，循众见而畏之。 【168】 元嘉二十七年宋文帝将北讨，沈庆之谏曰：“马步不敌为日已久。” 【169】 盖无论南北，马皆战争所不可少，而江南不产马。元嘉二十八年魏人归后求互市，颜峻谓互市之利在得马，然裁不十百，莫偿所失。 【170】 孝武帝初周朗上言教励民间养马， 【171】 孝建三年遂制荆徐等七州统内家有马一疋者蠲复一丁。 【172】 齐梁以后此制不闻，梁世士大夫乘马者视为放达，畏之如虎。侯景之乱梁百官不能乘马。 【173】 马少故不易争胜，因马少而又不服习，至于畏惧，此吴人不善战之第二因也。惟蔡兴宗说沈庆之起兵曰：“公门徒义附并三吴勇士。” 【174】 乃故为悚动之词，未易可信。
宋、齐、梁南人立功名者有沈庆之、陈显达、陈庆之等，然皆偶出之人才，国家所恃将帅之臣每在雍州。雍州边胡，且多蛮左，虽属南朝版图，其风习实与北方为近。《南齐书》二五《张敬儿传》：“南阳新野风俗出骑射。”《梁书》九《曹景宗传》：“我昔乡里（新野）骑快马如龙，与年少辈数十骑，拓弓弦作霹雳声，箭如饿鸱叫，平泽中逐麞数肋射之。渴饮其血，饥食其肉，甜如甘露浆。觉耳后风生，鼻头出火，此乐使人忘死。”宋、齐、梁将帅如宗悫、宗越、蔡那、刘胡、张敬儿、宗夬、刘坦、乐蔼，南阳人；曹欣之、武念、曹景宗，新野人；佼长生、冯道根，广平人；张惠绍，义阳人；马仙琕，扶风人；张齐，冯翊人；康绚，华山人，莫不出于雍州。《宋书》七六《王玄谟传》：称玄谟“元嘉中补长沙王义欣中兵将 【175】 军领汝阴太守。时胡攻陷滑台，执朱修之以归。玄谟上疏曰：……臣请以西阳之鲁阳，襄阳之南乡发甲卒分为两道， 【176】 直趣淆渑。征士无远徭之思，吏士有屡休之歌。若欲以东国之众经营牢洛，道途既远，独克实难”。盖亦有鉴于“东国之众”不足恃。梁武帝起兵时，谓诸将曰：“荆州本畏襄阳人。” 【177】 同时席阐文亦说萧颖胄曰：“江陵素畏襄阳人。” 【178】 荆、雍相去不远，犹所畏惧，江南可知。南朝起兵抗朝廷者，十九皆据雍州，良有以也。王玄谟、柳元景、垣护之、谭金、裴叔业，宋、齐世荒伧之仅而见用者，皆由于武功。 【179】
此就将帅言，至于士卒，则雍州以外，江北淮南间人江南目为楚子者，亦为南朝之斗兵。《晋书》九二《伏滔传》载所作《正淮论》，已称：“其俗尚气力而多勇悍，其人习战争而贵诈伪。”《宋书》八六《殷孝祖传》：“太宗初即位，四方反叛。……朝廷唯保丹阳一郡，而永世县寻又反叛，义兴贼垂至延陵。内外忧危，咸欲奔散。孝祖忽至，众力不少，并伧楚壮士，人情于是大安。”又八三《黄回传》：“回拳捷果劲，勇力兼人。在江西（犹江北）与诸楚子相结，屡为劫盗。会太宗初即位，四方反叛。〔戴〕明宝启太宗使回募江西楚人，得快射手八百。”又八七《殷琰传》：“〔黄〕回所领并淮南楚子，天下精兵。……于阵杀〔杨〕仲怀，仲怀所领五百人死尽。”《南齐书》四七《王融传》：“招集江西伧楚数百人，并有干用。”又五一《崔慧景传》：“慧景子觉及崔恭祖领前锋，皆伧楚善战。”《梁书》三二《陈庆之传》：“会有妖贼沙门僧强自称为帝，土豪蔡伯龙起兵应之。……众至三万，攻陷北徐州。（梁北徐州治钟离。）济阴太守杨起文弃城走，钟离太守单希宝见害，使庆之讨焉。车驾幸白下临饯，谓庆之曰：‘江淮兵劲，其锋难当，卿可以策制之，不宜决战。’”江淮犹言江淮间。总括以上所述：宋齐以来将帅多用雍州人，间有晚渡荒伧。 【180】 梁时则雍州人与荒伧并用。士卒除雍州外，江北淮南兵最为劲旅，三吴之人无与焉。隋末王世充所将多楚人，史称其为江淮剽勇。陈时荆、雍入于北周、后梁，江北为齐所有，欲求南阳、新野骑射之士江北淮南善战之楚子何从可得，此陈高祖之所以必广为招抚，而尤留心诱致江、湘、交、广之人也。高祖作相时，徐陵代作《与北齐广陵城主书》有云：“昔我平世，天下乂安，人不识于干戈，时无闻于桴鼓。故得凶人侯景，济我横江，天步中危，实由忘战。自乱离已久，人解用兵，女子无愧于韩彭，童儿不殊于卫霍，吴 甚利，蜀甲殊轻，槊动风霜，弩穿金石。” 【181】 夸诞已甚，百世之下亦知其不然矣！
晋宋以来，江、湘、交、广诸州人不惟在朝者绝少，州郡僚佐土著亦鲜厕迹。梁杨公则为湘州刺史，“所辟引皆州郡著姓，高祖班下诸州以为法”。 【182】 魏邢峦于梁天监四年上书宣武帝，论梁朝梁州事曰：“彼土民望严、蒲、杨、何，非唯五三族落， 【183】 虽在山居，而多有豪右，文学笺启往往可观，冠带风流亦为不少。但以去州既远，不能仕进，至于州纲，无由厕迹。巴境民豪便是无梁州之分，是以郁怏，多生动静。”此出觇国者之口，理当可信，虽就梁州而言，江湘诸州可以推知。《梁书》三九《羊侃传》：“中大通六年为晋安太守，闽越俗好反乱，前后太守莫能止息。侃至讨击，斩其渠帅陈称吴满等，于是郡内肃清。”交广土豪之叛乱尤莫可胜数，不具征引。非诚好乱也，长吏不善诱接而已。《梁书》一三《范云传》：“出为始兴内史，郡多豪猾大姓，二千石有不善者，谋共杀害，不则逐去之。”《陈书》三五《留异传》：“东阳郡丞与异有隙，引兵诛之，及其妻子。”州郡官与土著豪强之不相能如此。 【184】 惟交州偏远，长吏常用土著，如宋时杜氏之世制其地， 【185】 然亦不数觏。建康朝廷强盛时，不过偶有变叛，侯景之乱梁室崩溃，州郡皆各自为计，于是豪强竞起以求一逞。拥强兵，据乡土，建康、江陵之陷，士大夫逃窜避地者又往往入南依附之。 【186】 甚且如始兴王萧毅以临川让周续，沈巡以东阳让留异，宾化侯萧云以晋安让陈羽。 【187】 曩者畛域之见破除无余，益足以增其声势。陈高祖之勤加抚纳不惟取其力用，亦以成统一之业必先消灭此辈之割据也。徐陵代高祖作《相时与岭南酋豪书》云：“昔缘王事，游践贵乡，日想山川，依然旧识。吾既恭荷朝私，位逾台衮，身持帝王之柄，手握天下之图。故乡如此，诚为衣绣；故人不见，还同宵锦。天涯邈邈，地角悠悠，言而无由，但以情企。……君之材具信美登朝。如恋本乡，不能游宦，门中子弟望遣来仪。当为申闻，各处荣禄。” 【188】 高祖曾仕其地，遂称广州为故乡，往复致其拳拳之意。又如即位后以晋安陈氏入属籍，皆曲求媚悦。大抵梁末因豪强所据之地而命之官，实与割据无异。故讨周迪符称“擅敛征赋，罕归九府”，讨留异诏亦谓“缙邦膏腴，稽南殷旷，永割王赋，长壅国民，竹箭良才，绝望京辇”。 【189】 永定初使萧乾宣谕诸豪强，谓“建晋恃险，好为奸宄。方今天下初定，难便出兵”。 【190】 高祖之政策先求褫其根本，故或征入朝，或移官他郡，俱不应命，乃加之兵，终高祖世未尽平殄。《周敷传》称：天嘉元年“时南江酋帅并顾恋巢窟，私署令长，不受诏。朝廷未遑致讨，但羁縻之”。周敷独先入朝，故给鼓吹女伎，超致显贵，以激励其余。周迪以敷素出己下，遂举兵反。地方酋豪叛服不常卒见诛翦者，有豫章南昌之熊昙朗，临川南城之周迪，东阳长山之留异，晋安侯官之陈宝应，以及上文所述新吴之余孝顷。孝顷灭后即以安成所部广兴六洞置安乐郡，亦所以求便于控制。此外诸州人见用于陈朝者，有侯安都、 【191】 侯瑱、 【192】 欧阳 、 【193】 黄法 、 【194】 徐世谱、 【195】 周敷、 【196】 皆州里豪族，侯景乱时起兵，为高祖所收接者。综上所论，南朝用人之政策宋至陈凡三变，虽各种人之向用有盛衰，其趋势则由偏倚而渐进于平均也。
乙 社会方面
（一）侨人一贯之政策及其成功
六朝门阀制度之下，最为人所重视者为“婚”与“宦”。《晋书》八四《杨佺期传》：“弘农华阴人，汉太尉震之后也。……自云门户承籍江表莫比。……而时人以其晚过江，婚宦失类，每排抑之。”《南齐书》三三《王僧虔传》载檀 书有“身虽孤微，百世国士。姻媾位宦，亦不后物”之语。《魏书》三三《公孙邃传》：“公孙邃睿为从父兄弟，而睿才器小优，又封氏之生崔氏之婿。邃母雁门李氏，地望悬隔。钜鹿太守祖季真多识北方人物，每云：士大夫当须好婚亲，二公孙同堂兄弟耳，吉凶会集便有士庶之异。”虽就北朝言，实是南北共有之现象。故论南朝对待特殊分子之政策时，政治方面从“宦”字着眼，社会方面则以“婚”为中心推论之。《晋书》七七《陆玩传》载：“王导初至江左，思结人情，请婚于玩。玩对曰：培 无松柏，薰莸不同器，玩虽不才，义不能为乱伦之始。导乃止。”侨人本不欲与吴人为婚，导用人既兼及南士，更思交相婚姻，泯侨旧之别。然吴人亦自有其族类之意识，导之计遂不行。迨宋齐时摒吴人于政治势力以外，于是侨人甲族在政治上社会上皆高出吴人，可以自婚姻关系窥之。宋、齐、梁、陈皇后中之南北人如下表：
刘裕本侨姓寒门，兰陵萧氏亦非高门之首。 【197】 然为帝之后遂与王谢比肩。王峻虽有“不藉殿下姻媾为门户”之言， 【198】 如孔熙先即以门胄虽华朝廷不与姻娶诮范晔，足见高门以结姻帝室为荣。陈朝姑俟下文论之，宋、齐、梁皇后皆北胜于南。齐之三南人中，其二为微时配偶。至于妃嫔，则列传中籍贯可知者，宋南人五，齐南人一，其余不识何许人者，自其姓氏推测，南人为多，而十九非高门。《宋书》五二《褚叔度传》称“诸尚公主者，并用世胄，不必皆有才能”。今观宋、齐、梁之尚公主及与诸王为姻戚者，有琅玡王氏、陈郡谢氏、殷氏、袁氏、河南褚氏、东海徐氏、济阳蔡氏、江氏、太原王氏、汝南周氏、高平郗氏、檀氏、河东柳氏、平昌孟氏、兰陵萧氏（宋世）、彭城刘氏、庐江何氏（齐世）、范阳张氏，皆是侨姓，而三吴高门无与焉。盖帝室固不愿以吴人母仪天下，而吴之高门亦不能破除“非类”之成见，屈为帝室妃嫔也。梁时南士进用，而皇后中无南人，亦无尚主及与诸王婚者，是以知用人政策因帝王意旨与时势所趋，南北渐平等，社会上地位因限于盛行之门阀观念，朱张终亚于王谢。易言之，即吴人社会上之地位影响其政治上地位，而政治上地位虽高，不能增进其社会上地位。《南史》八○《侯景传》载景请娶于王谢，武帝曰王谢门高非偶，可于朱张以下访之。景恚曰，会将吴儿女以配奴。梁袁昂《古今书评》谓：“徐淮南书如南江士大夫，徒好尚风轨，终不免寒乞。” 【199】 “南江士大夫”指湘广诸州人而言，于时文化较低落，社会地位更不如吴人，故虽仕宦而被“寒乞”之讥。若与昂谢家子弟 【200】 纵复不端正爽爽有风气之言相比较（见前引），知南人在社会上地位终难与侨人竞争。《南史》四九《庾荜传》：“为荆州别驾。……初梁州人益州刺史邓元起功勋甚著，名地卑琐，愿挂名士流。时〔梁〕始兴忠武王憺为州将，元起位已高，而解巾不先州官，则不为乡里所悉。元起乞上籍出身州从事。憺命荜用之，荜不从。憺大怒，召荜责之曰：元起已经我府，卿何为苟惜从事？荜曰：府是尊府，州是荜州，官须品藻。憺不能折，遂止。” 【201】 在门阀制之下，门地卑寒者虽已臻贵显而不能列于士流，亦犹南人虽握政权，其甲族尚不能比肩王谢，联姻皇室也。
今更考帝室以外之婚姻关系，惜当时人所撰《中表录》等早已亡佚，殊难尽晓，然除史传明记者外，如言某某为甥舅、外兄弟（姑之子）、内兄弟（舅之子）等，亦足据以知两家之关系。姑本正史中可考者，排比重要大族相为婚姻者如下。殊未能穷尽，然亦足窥其大要也。 【202】
表 一
此侨姓大族之相为婚姻者也。此外有求娶而未果者，如高平檀氏之于济阳江氏， 【203】 东海徐氏之于济阳江氏琅玡王氏。 【204】 拟嫁而未遂者，如济阴卞氏之于陈郡谢氏。 【205】 吴人自为婚姻之可考者如表二。侨人与吴人相婚可考者綦少，如表三。
表 二
①《梁书》一三《沈约传》约与张稷为婚家。
表 三
②《宋书》七四《沈攸之传》子文和尚齐高帝女，时在宋世。
③《南齐书》四四《沈文季传》妻王锡女。
④《宋书》九三《戴颙传》张邵与颙姻通。
⑤《梁书》二八《韦放传》子娶张率女，女适率子。
⑥《梁书》四三《江子一传》朱异为其姑夫。
吾人不能以可考者少遽断侨人高门与土著高门相婚者鲜，然表一、表二其间两族婚姻关系大抵数重已上，表三皆只一见，宋、齐、梁百三十余年止得此数事，其比例视侨人吴人自相婚姻者若是其少，不大可注意耶？窃疑朝廷虽未尝禁侨旧相婚，高门实多保持其偏见。民间亦偶有固执者，如《陈书》三三《王元规传》：“太原晋阳人也。……元规八岁而孤，随母依舅氏往临海郡，时年十二。郡土豪刘瑱者资财巨万，以女妻之。元规母以其兄弟幼弱，欲结强援，元规泣请曰：‘因不失亲，古人所重，岂得苟安异壤， 婚非类？’母感其言而止。”（此梁初事。）“非类”之云当是用左传“神不歆非类”“非我族类”之语，前引《晋书·杨佺期传》称“婚宦失类”，类皆指种族言，非谓门户高下，元规盖以侨人鄙刘氏土著耳。
陈室微时婚娶多南人，高祖章后、世祖沈后及高宗初娶钱氏皆出吴兴。高祖从妹妻吴兴钱道戢， 【206】 长女适钱蒇， 【207】 疑亦吴兴人，皆梁世事。受禅后公主下嫁北人者有彭城到氏， 【208】 济阳蔡氏。 【209】 凝传称太建中以名公子选尚信义公主，知侨姓甲族之社会地位崇高如故。陈氏南土寒门，故公主亦不尽择三吴甲族，如留异（东阳人）子贞臣尚世祖长女丰安公主， 【210】 侯瑱（巴西人）子净藏尚世祖第二女富阳公主。 【211】 《蔡凝传》：“高宗尝谓凝曰：‘我欲用义兴主婿钱肃为黄门郎，卿意何如！’凝正色对曰：‘帝乡旧戚，恩由圣旨，则无所复问。若格以佥议，黄散之职故须人门兼美，惟陛下裁之！’高宗默然而止。”从“帝乡旧戚”之语观察，钱肃当是钱道戢等一族。陈氏南人，又出寒素，故虽是皇室，不能如刘萧之跻而与王谢为伍。帝王之尊不能自增进其社会上地位，钱肃虽尚公主，亦无益于钱氏之门荫，则侨姓犹在吴姓之上可知。此宋以来社会方面抑制南人政策之结果，积重难返，南人贵为帝王而不能移社会之习俗，谓为侨人政策之成功固无不可也。
（二）从语音推测侨旧之同化
复次，无论侨人吴人若何努力于保存其固有风习及观念，终难免于相互影响同化，请再以语音一事证之。《宋书》五一《长沙王道怜传》：“道怜素无才能，言音甚楚，举止施为多诸鄙拙。”又五二《庾悦等传论》：“史臣曰，高祖虽累叶江南，楚言未变，雅道风流，无闻焉尔。”南人指江淮间曰楚已见前，彭城项羽所都，故亦称楚。两传于楚言咸若不慊。《梁书》四八《卢广传》：“范阳涿人。……天监中归国。……时北来人儒学者有崔灵恩、孙详、蒋显，并聚徒讲说，而音词鄙拙。惟广言论清雅，不类北人。”灵恩传云：“聚徒讲授，听者常数百人。性拙朴无风采，及解经析理，甚有精致，京师旧儒咸称重之。”梁世伧人来者既多，民间对学问之士亦颇礼敬，不复隔阂，惟终歧视其语音。《陈书》一○《周铁虎传》亦称铁虎“梁世南渡，语音伧重”。袁昂《古今书评》：“施吴兴书如新亭伧父，一往见似扬州人，共语音态便出。” 【212】 是南人（包括侨人与土著）对于伧楚语音之不满，百余年间如出一辙。然有不可解者，所谓“楚言”即北方语音，而宋高祖兄弟累叶江南未变之楚言，又明系东晋初渡江时侨人之语音，未受胡语影响者。《世说新语·豪爽篇》：“王大将军年少时，旧有田舍名，语音亦楚。武帝唤时贤共言伎艺之（据唐写本补之字）事，人人（据唐写本补下人字）皆多有所知，唯王都无所关。”此西晋初年事，从洛阳言，王敦之楚音自是田舍鄙俚。然渡江以后，侨人既以中原为尚，一切皆北胜于南。保存达百年未变之楚音，自当为侨人所贵，何以仍如西晋时之对楚音表示轻鄙？此其一。侨人语音即来自中原，虽晋宋以后中原语音渐杂胡语，亦不至相悬已甚，何以梁时对伧人语音如是之憎恶？此其二。窃谓一言以蔽，侨人同化于吴人耳。大凡异族因杂居与杂婚关系，最易同化。况侨人南人本非异族，士大夫中通婚虽少，然非绝无；民间固有如王元规者，似属少数，侨旧终不免于相为婚姻。自东晋至梁末，杂居二百余年，无论侨人吴人如何保守，无形间之影响同化乃意中事。南境诸州中，扬州人口最多，而侨人最少，占全州人口一百四十五万余人之百分之一点五。 【213】 故扬州虽为侨人之政治中心，而此州之少数侨人实最易为绝大多数之吴人所同化。颜之推已言“南杂吴越”，吴越即南朝扬州之境。盖扬州之侨人不自觉中受吴人熏染，于中原与吴人语音以外，渐型成一种混合之语音。同时扬州土著士大夫 【214】 求与侨人沆瀣一气，竞弃吴语，而效侨人之中原语音。然未必能得其似，中原语音反因吴人之模拟施用，益糅入南方成分。此种特殊语音视扬州闾里之纯粹吴语固异，视百年未变之楚言亦自不同。宋高祖世居京口，南徐州侨人最多，占全州人口四十二万余人之百分之五三点六三，与扬州迥不相侔，此高祖所以能累叶保存其楚言也。此种特殊之混合语音初形成时，盖在东晋末年，故当时始以宋高祖兄弟之楚言为异。逮混合达百余年后，北方语言又杂胡语， 【215】 梁世南人遂不论侨旧俱目伧楚语音为鄙拙矣。袁昂书评所以独引扬州人为喻者，固以扬州都城所在，人物最为冠冕，以喻伧父之外貌。窃疑亦惟在扬州此种侨吴混合之语音最盛行，然文献难征，姑著愚见以待宏达之教正。要之，此种相互同化作用范围甚广，语音特其劣可得言之一例耳。
梁世伧人南渡者多，政府复以含弘为策，民族上之混淆同化作用亦益甚。及梁朝末年，不惟南境内百姓中侨旧之别渐消灭，即客观地北人吴人之区别亦远不如昔者之严。如羊侃，太山梁父人，父祖皆仕魏，大通三年归梁。《梁书》三九《羊侃传》：“侃曰：……北人虽谓臣为吴，南人已呼臣为虏。今与〔元〕法僧同行，还是群类相逐。”又胡僧祐南阳冠军人，少仕魏，大通三年归梁，复陷于北，中大通二年又得归。自南人视之，固荒伧无疑，然僧祐与侯景将任约战，约呼之曰：“吴儿何为不早降？” 【216】 皆足证其时在南即为吴，在北即为虏，吴虏之别为相对而非绝对矣。
第三节 南朝政府之政策
——对一般分子
上文以政治与社会为中心，论南朝如何对待境内各种人中之特殊分子，此节拟探讨其统治一般分子之政策。然举凡有关地方之制度莫非对一般分子者，其间无特殊用意之可言，故不复论，只论对于侨人及蛮人之政策。政府与人民之关系不外乎政府之统治的设置与人民对政府之负担，今就此两点分述之。
甲 土断侨人政策之失败
东晋立侨州郡县以处北来流民，居南境而不著籍。自后逐渐画实土为侨郡县境，散在各地之侨人未有实土者，土断为当地编民。又有所谓双头郡县者，侨人既无实土，又不土断，仍存其郡县旧名，寄治于实郡县，即以实郡太守兼领寄治之侨郡。 【217】 政府之征租税必以户口册籍为根据，而册籍之制造又以人民安土定居为前提。东晋初年侨民既以匡复中原为念，不愿著籍南土，而散居四境，无簿籍可稽。孝武帝时范宁上疏称：“自尔渐久，人安其业，丘垄坟栢，皆已成行。虽无本邦之名，而有安土之实。今宜正其封疆，以土断人户。明考课之科，修闾伍之法。” 【218】 盖渡江以后政府为劳徕计，既无簿籍，遂不加租课于不著籍无实土之侨民。《陈书》五《高宗纪》：“太建十一年三月丁未，诏淮北义人率户口归国者，建其本属旧名，置立郡县，即隶近州。赋给田宅，唤订一无所预。”东晋之初疑即如此。然不著籍之侨民日渐繁殖，逮东晋末叶其数目虽不可知，大有影响于国家财政则无疑。此桓温所以行土断之法也。晋哀帝兴宁二年三月之庚戌土断未能尽断境内侨人，五十年后，安帝义熙九年 【219】 宋武帝复请土断，表云：“及至大司马桓温以民无定本，伤治为深，庚戌土断，以一其业。于时财阜国丰，实由于此。自兹讫今，弥历年载，画一之制渐用颓弛，杂居流寓闾伍弗修。王化所以未纯，民瘼所以犹在。”既财阜国丰为庚戌土断之结果，足见宋武请行土断之最大目的亦在充实国家财政，王化未纯民瘼犹在特其托词而已。观《谢晦传》称“义熙八年土断侨流郡县，使晦分判扬豫民户，以平允见称”。知诸州咸愿人民断入己境也。义熙土断固未能尽，而义熙九年以后，北地犹陆续有流民入南。宋孝武帝即位之初，周朗上书请土断。 【220】 《宋书》七六《王玄谟传》亦称：“〔孝武时〕雍土多侨寓，玄谟请土断流民。当时百姓不愿属籍，罢之。” 【221】 今考《州郡志》，雍州所领新野、顺阳、京兆、扶风、河南、广平诸郡皆有大明土断所立之县，《南齐书》三五《张敬儿传》：“初王玄谟为雍州，土断敬儿家属舞阴，敬儿至郡，复还冠军。”是玄谟传罢之云者当系暂罢，终复行之。冠军、舞阳同属南阳郡，犹被土断，则侨民可知，当以《南史》为是。后废帝元徽元年八月又诏申土断之制。齐高初年土断郢、司、豫、南兖诸州流杂。 【222】 载籍可考之最后之土断在陈世祖时，《陈书》三《世祖纪》：“天嘉元年七月乙卯诏曰：自顷丧乱，编户播迁，言念余黎，良可哀惕。其亡乡失土逐食流移者，今年内随其适乐，来岁不问侨旧，悉令著籍，同土断之例。”上距兴宁二年凡一百九十六年。晋宋之际犹视土断为暂时之计，故宋武上表称：“请准庚戌土断之科。……然后率之以仁义，鼓之以威武；超大江而跨黄河，抚九州而复旧土。则恋本之志乃速申于当年，在始暂勤，要终所以能易。”宋末对土断之态度已不然，元徽元年诏称：“宜式遵洪轨，以为永宪，庶阜俗昌民，反风定保。” 【223】
历次土断之区域不可尽知。《宋书》二《武帝纪》：“于是依界土断，唯徐、兖、青三州居晋陵者不在断例。”盖刘裕北来而寓晋陵，京口起义及佐命诸臣亦十九隶籍徐、兖、青三州。宗室诸刘而外，如刘康祖刘毅皆彭城人，刘穆之、童厚之、臧熹兄弟皆东莞人，刘蔚兄弟临淮人，刘粹沛郡人，皆徐州也。檀韶兄弟叔侄高平人，魏咏之兄弟任城人，皆兖州也。孟昶兄弟孟怀玉兄弟平昌人，则青州也。外戚如孝穆赵后下邳人，孝懿萧后兰陵人，武敬臧后东莞人，皆属徐州。刘康祖、刘穆之、刘粹、檀氏兄弟孟怀玉兄弟史皆言其世居京口，《世说新语·企羡篇》言孟昶未达时家在京口。徐羡之东海郯人，《晋书·地理志》穆帝时移南东海七县出居京口，是羡之亦隶籍京口。此外刘裕从龙诸臣大约亦多居晋陵郡地。故晋陵独异于他郡，以示优异。《通鉴》一一六文同《宋书》，胡身之注：“徐、青、兖三州都督率治晋陵，故难以土断。”都督本非官名，若谓刺史，亦无治晋陵之事。疑胡氏误以《晋书·地理志》“郗鉴都督青兖二州诸军事兖州刺史，加领徐州刺史镇广陵”之广陵为晋陵，遂强为之说耳。南徐州侨郡县最多，居晋陵、义兴诸郡未土断不著籍者盖亦不少，故梁天监元年又土断南徐州诸侨郡县。 【224】 义熙九年以后南徐州未土断之侨民当亦“唤订一无所预”，然《宋书》六孝武帝孝建元年纪有“是年始课南徐州侨民租”之文，则宋孝武以后梁天监以前南徐州不著籍之侨人虽未土断，已与旧民同输租课，梁武特土断之使名实相副耳。 【225】 《魏书》七八《张普惠传》：“〔正光末，梁武帝普通中〕出除左将军东豫州刺史，淮南九戍十三郡犹因萧衍前弊，别郡异县之民错杂居止。普惠乃依次括比，省减郡县。上表陈状，诏许之。宰守因此绾摄有方，奸盗不起。民以为便。”可证梁世虽别郡异县人相杂居，对国家之负担似无轩轾。惟难绾摄，易生奸盗，故普惠并省后民以为便，与前世畏纳租税而不欲土断者异矣。
南朝土断终未彻底，不如北朝之整齐画一者，其原因在户籍制度之疏密，而户籍制度又视乡党制度为转移。北魏初惟有宗主督护，民多隐冒。孝文初李冲请立三长，始“混天下为一法”。北齐北周皆师其意，虽单位组织互有不同，其制度之绵密整齐无异。魏孝文延兴三年已诏使者巡行州郡，检括户口，其有仍隐不出者，州郡县户主并论如律。太和五年班户籍之制五条。十年立三长，因定民户籍。十一年又诏精检户籍，勿令遗漏。十四年诏依准丘井之式，遣使与州郡宣行条制，隐口漏丁即听附实。 【226】 是既有定制，复时加督促，魏氏盛时户籍盖少隐漏。北齐遂不然。《隋书》五五《乞伏慧传》：“高祖受禅，拜曹州刺史。曹土旧俗民多奸隐，户口簿帐恒不以实。慧下车按察，得户数万。”又五六《令狐熙传》：“〔开皇初〕拜沧州刺史，时山东承齐之弊，户口簿籍类不以实。熙晓谕之，令自归首，至者一万户。”盖高齐虽承袭北魏制度，而政治窳败，不能推行督促，以致此也。南朝乡党闾里本无绵密之规制。《宋书·百官志》县令下云：“汉制……五家为伍，伍长主之；二伍为什，什长主之；十什为里，里魁主之；十里为亭，亭长主之；十亭为乡。乡有乡佐三老，有秩、啬夫、游徼，各一人。……其余（丞尉以外）众职或此县有而彼县无，各有旧俗，无定制也。”据休文所记，似宋时犹保存汉代之乡党制度者。《通典》《通考》俱沿袭此文，颜曰“宋制”。而谓宋诸乡官“所职与秦汉同”。顾炎武《日知录》八乡亭之职条正文引《汉书·百官表》，而自注中引《宋书·百官志》为注脚，亦认汉代百家为一里，宋又沿汉制。其实《宋志》中所载汉制根本不存在，更无遗留或施行于宋代之理，杜、马、顾诸家皆为休文所误耳，昔评冈崎文夫著《魏晋南北朝通史》（1936年4月23日见《大公报·图书副刊》）已略有论列，明《宋志》所载决非宋制。宋代制度十九沿晋之旧，如于乡党闾里有规定组织，亦当用晋制，无越司马氏而上法秦汉之理。若然、斯为刘氏创举，制置始末不容无闻。休文误信司马彪汉代百户为里之说， 【227】 遂排比组成一系统，于《百官志》中备一格。然下文又言“其余众职或此县有而彼县无，各有旧俗，无定制也”。是休文亦明知宋代未尽沿用其所谓汉制者。乡官众职即或有或无无定制，则宋代未尝普遍地系统地施行乡党制度， 【228】 盖无疑义。自杜君卿迳认《宋志》“汉制”二字下所排列之系统为“宋制”，后人遂习焉不察耳。《南齐书·百官志》及《隋书·百官志》所纪梁陈制度，皆无乡官。休文齐梁时人，其时果施行汉代乡党制度者，即使非尽汉人之旧，休文亦不应毫未省察，至漫合《百官表》与司马彪之说，构成极不合事理之系统也。晋时乡党制度本不严密，渡江后当已破坏无余。朝廷为侨人计，不加整顿，以求恢复。其后虽屡行土断，而不先从建立基本之乡党制度入手，欲土断之普遍彻底，庸可得乎？
复次，南朝于乡党闾里虽未尝推行严密之制度，地方犹间存前代组织之面目。惟既不普遍，复无统系，不能收身使臂臂使指之效，更无补于整理户籍耳。《宋志》所谓各有旧俗，或有或无者，即此类也。如《宋书》四一《孝穆赵后传》于兴宁元年葬“晋陵丹徒县东乡练璧里雩山”。一○○《自序》称七世祖延始居武康县东乡之博陆里余乌村，乡里之称犹仍旧制。 【229】 里下又有村，有伍。《宋书》九一《郭世道传》：“仁厚之风行于乡党，邻村小大莫有呼其名者。”又五三《谢方明传》：“转会稽太守，江东民户殷盛。……罪及比伍，动相连坐。一人犯吏，则一村废业。”又九一《蒋恭传》：“所寓村伍容有不知，不合加罪，勒县遣之，还复民伍。”又一○○《自序》：“民有盗发冢者，罪所近村民，与符伍遭劫不赴救同坐。……劫罚之科虽有同符伍之限，而无远近之断。夫冢无村界，当以比近坐之。”又五四《羊玄保传》：“先是刘式之为宣城，立吏民亡叛制，一人不禽符伍里吏送州作部。”又六四《何承天传》：“因此附定制旨，若民人葬不如法，同伍即当纠言。”南朝乡官之可考者，如《南齐书》五《明帝纪》载建武元年诏：“诸县使村长路都防城直县，为剧尤深，亦宜禁断。”《梁书》二《武帝纪》载天监十七年诏书：“若流移之后本乡无复居宅者，村司三老及余亲属即为诣县告请，村内官地官宅令相容受。”又二二《安成王秀传》：“及至〔江〕州，闻州刺史取征士陶潜曾孙为里司。”此类最下层之乡官所以抑制奸非。宋孝武时周朗上书称“欲为教者宜二十五家选一长，百家一师”， 【230】 盖师古者乡党制度之遗意，惟朗乃求教化之普及，亦非从整理户籍着眼。齐高梁武时，虞玩之沈约皆尝上书论版籍，归纳其言，当日弊端有二：漏籍与改籍是。漏籍者逃免赋役，改籍者冒入仕流。沈约为矫改籍之弊，请严断货贿，取明谙流品者用晋籍及诸姓杂谱相雠校，以绝诈伪。虞玩之谓漏籍由于“凡受籍县不加检合，但封送州。州检得实，方却归县。吏贪其赂，民肆其奸，奸弥深而却弥多，赂愈厚而答愈缓”。 【231】 故请以元嘉二十七年籍为正，别置校籍官。限一日得数巧，至永明八年卒以繁碎而罢。皆不知正本清源当首立严密之乡党制，层层检核，然后户籍之编制为易，而弊端可绝也。
乙 对蛮俚等之漠视
宋齐于多蛮之地立左郡左县已见前，复有校尉护军都护等专司镇慑讨伐，通四代废置不恒。校尉大抵用所治地之刺史兼领，惟南蛮校尉晋及宋多别以重人居之，至齐始以荆州刺史兼领。 【232】 《宋书》六四《何承天传》载“赵惔为宁蛮校尉寻（当作襄）阳太守”，乃义熙中事，宋以后无以太守领校尉者。南蛮校尉治江陵，宁蛮校尉治襄阳，安蛮校尉治豫州， 【233】 三巴校尉治白帝， 【234】 平蛮校尉治益州。 【235】 府皆置佐史，与州府同，亦有出州府之外者，如南蛮府有定蛮长。 【236】 南蛮府资费之多至岁三百万，布万疋，绵千斤，绢三百疋，米千斛。 【237】 南蛮府所领兵别有兵籍， 【238】 其数不可考。然《通鉴》一二八载宋孝建元年罢南蛮校尉后，“迁其营于建康”。 【239】 《水经·江水注》：“自此（公安县油口）渊潭相接，悉是南蛮府屯。”为数必不少。镇蛮安远等护军，加于庐江、晋熙、西阳、武陵诸郡太守。广州西南二江川源深远，别置都护，以镇遏蛮俚，专征讨之。 【240】 《齐志》越州下称宋泰始中陈伯绍为西江都护，则宋时已有此官，惟梁末以后南服多事始渐要重。陈高祖于梁太清元年除西江都护高要太守，是都护在校尉之下，与护军之称处略等也。
《宋书》九七《蛮传》称：“蛮民顺附者一户输谷数斛，其余无杂调。”又谓：“蛮无徭役，强者又不供官税。”盖蛮俚供输未有定制，大体以米谷为主。《宋书》九三《徐豁传》：“中宿县俚民课银，一子丁输南称半两。寻此县自不出银，又俚民皆巢居鸟语，不闲货易之宜。……今若听计丁课米，公私兼利。”又一○○《自序》沈亮元嘉末为南阳太守，“边蛮畏服，皆纳赋调”。《南齐书·豫章王嶷传》：“沈攸之责赕千万，头拟输五百万。”《梁书》十七《张齐传》：“于益州西置南梁州……齐上夷僚义租，得米二十万斛。”蛮人颇以田作为业，故能出米，如《宋书》七七《沈庆之传》称“蛮田大稔，积谷重岩。……自冬至春，因粮蛮谷。……〔获〕米粟九万余斛”。《梁书》三《武帝纪》：“大同八年二月，于江州新蔡高埭立颂平屯，垦作蛮田。”皆其证也。《南齐书》二五《张敬儿传》载建康民汤天护商行入蛮，四○《鱼复侯子响传》载令内人作锦袍绛袄，欲饷蛮以交易器仗。是蛮人且知商贾之事。
对于降附蛮俚之处置，惟有就其地设左郡左县。亘宋、齐、梁、陈四朝，移徙蛮民之记载止一见而已。《宋书》五《文帝纪》：“元嘉二十二年七月，雍州刺史武陵王讳（即孝武帝骏）讨缘沔蛮，移一万四千余口于京师。”七七《沈庆之传》亦载此事云：“前后所获蛮并移京邑，以为营户。”然纪传中从不见以蛮兵供战阵，惟《宋书》四一《文帝袁后传》：“大明五年世祖……又诏……外戚尊属不宜作坟茔芜秽，可各给蛮户三，以供洒扫。”刘敬叔《异苑》 【241】 六：“南平国蛮兵在姑熟，便有鬼附之。”南平国在荆州江陵江南岸。敬叔宋初时人，似取蛮人为兵不自元嘉始。疑其数极少，而政府又不以之任征讨也。盖侨人自谓衣冠上国，三吴犹所鄙夷，遑论蛮俚？加以戎狄乱华之后，中原人避地江南者于外族远之惟恐不及。《宋书》三一《五行志》：“晋元帝永昌元年宁州刺史王逊遣子澄入质，将渝濮杂夷数百入京邑。民忽讹言宁州人大食人家小儿，亲有见其蒸煮满釜甑中者。……王澄大惧，检测之，事了无形，民家亦未尝有失小儿者，然后知其讹言也。”盖南人畏惧蛮夷，不愿其徙居内地。且以宋朝论，多蛮俚之雍、郢、湘、广等皆土旷人稀， 【242】 扬、南徐、南豫则地狭民稠，扬州尤甚，如会稽郡山阴一县即三万户，故孔灵符表请徙无资之家于余姚、鄞、 三县。 【243】 豪强侵占，亦在扬州。《宋书》五四《羊玄保传》载大明初扬州刺史西阳王子尚上言：“鶹 山封水，保为家利。自顷以来颓弛日甚。富强者兼岭而占，贫弱者薪苏无托。至渔采之地亦又如兹。”孔灵符产业甚广，又于永兴立墅，周回三十三里，水陆地二百六十五顷，含带二山，又有果园九处。 【244】 盖会稽全实，民物殷阜，故豪右及幸臣于山湖多所封略。 【245】 即朝廷有意徙蛮俚于扬州，亦势所不行矣。
朝廷既不徙蛮俚于文化较高之地域，而对南方诸州亦毫无开发教化之政策，可以自地方长吏之任用证成此说。当时京朝官品位虽高，而禄力远不及地方官之优厚。《宋书》四六《赵伦之传》：“久居方伯，颇觉富盛，入为护军，资力不称，以为见贬。”伦之尝为雍州刺史，《百官志》刺史领兵者四品，护军则三品也。《宋书》七五《王僧达传》：“以为尚书右仆射，寻出为使持节南蛮校尉。……及为护军，不得志……以为吴郡太守。”仆射护军皆第三品，南蛮第四品，太守第五品。护军不得志而出为太守，其间优劣固不以官品为准，梁武帝亦尝言：“荆州长史南郡太守皆是仆射出入。” 【246】 盖州郡官于俸禄以外受纳甚多，皆视陋规为当然，《南齐书》二二《豫章王嶷传》：“宋氏以来州郡秩俸及供给多随土所出，无有定准。嶷上表曰：……伏寻郡县长尉俸禄之制虽有定科，而其余资给复由风俗。东北异源，西南各绪，习以为常，因而弗变。臣谓宜使……事在可通随宜开许，捐公侵民一皆止却。”《南史》五七《范云传》称云齐世为零陵内史，初零陵旧政公田俸米之外别杂调四千石，云至郡止其半，百姓悦之。又七二《何思澄传》，父敬叔齐长城令，在县清廉，不受礼遗。夏节至，急牓门受饷，数日中得米二千余斛，他物称是。又五二《梁始兴王憺传》天监中为益州刺史。旧守宰丞尉岁时乞丐，躬历村里，百姓苦之，习以为常。憺至州停断严切，百姓以苏。守宰资力富盛，于是家贫者竞求为郡县，朝廷亦以是为恩泽，而江、湘、交、广诸州长吏此类尤多。如宋萧惠开妹与女将适诸王，发遣之资须二千万，乃以为豫章内史，听其肆意聚纳。 【247】 齐明帝以王晏须禄养，出为江州刺史。 【248】 檀珪求禄，王僧虔以为安城（当作成）郡丞。 【249】 卞彬家贫，出为南康郡丞。 【250】 王僧虔为王缜乞郡启称：“家贫仰希江郢所统小郡。” 【251】 王僧达上书称：“东郡奉轻，西郏（当即陕字）禄重。……乞置江湘远郡，一二年中，庶反耕之日粮药有寄。” 【252】 何昌寓母老求禄，出为湘东太守。 【253】 蔡祐家贫，文帝以祐子为始安太守。 【254】 梁武帝谓萧介甚贫，可处以一郡，乃出为始兴太守。 【255】 刘勔家贫，出为广州增城令。 【256】 宋孝武谓张融殊贫，当序以嘉禄，出为封溪令。 【257】 关康之以母老家贫，求为岭南小县。 【258】 内官坐事左迁，亦往往谪为诸州守宰。如宋王钊忤建安王休仁，出为始兴相。 【259】 蔡兴宗以事除交州新昌太守。 【260】 何长瑜忤临川王义庆，出为南海增城令。 【261】 徐爰既贬交州，又诏特除广州统内郡。 【262】 江淹忤建平王景素，黜为建安吴兴令。 【263】 可见朝廷对江、湘、交、广等南境诸州百姓全无子恤之心，遑论教化。抑尤有甚者，《南齐书》四○《竟陵王子良传》永明初上疏称：“宋运告终，戎车屡驾，寄名军牒，动窃数等。故非分充朝，资奉殷积。广越邦宰梁益郡邑，参差调补，实允事机。且此徒冗杂，罕遵王宪，严加廉视，随违弹斥。一二年间，可减太半。”子良南齐之贤王，乃为省中朝资奉，不惜调补勋人为广越诸州守宰，又利用其不遵王宪而弹斥减削之，其视诸州人民诚草芥之不若矣！《南史》七○《郭祖深传》祖深述梁时弊政：“朝廷擢用勋旧，为三陲州郡。不顾御人之道，唯以贪残为务。迫胁良善，害甚豺狼，江湘人尤受其弊。”前后如出一辙。自非求禄养与被黜迁宦者，皆不愿南行。《宋书》九二《阮长之传》元嘉九年迁临川内史，“以南土卑湿，母年老非所宜，辞不就。”《南齐书》五二《丘巨源传》称巨源除武昌太守，拜竟，不乐江外行。世祖问之，巨源曰：“古人云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臣年已老，宁死于建业。”《梁书》一六《王亮传》出为衡阳太守，“以南土卑湿，辞不之官”。皆其例也。唐初马周上疏曾谓“今朝廷唯重内官而轻州县之选。刺史多用武人，或京官不称职始补外任，边远之处用人更轻”。是南朝之弊至唐初犹未革矣。
（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七本第四分）
《南齐书·丘灵鞠传》试释兼论
南朝文武官位及清浊
《南齐书》五二《丘灵鞠传》：
世祖即位，转通直常侍，寻领东观祭酒。灵鞠曰：“人居官愿数迁，使我终身为祭酒，不恨也。”永明二年领骁骑将军。灵鞠不乐武位，谓人曰：“我应还东掘顾荣冢。江南地方数千里，士子风流皆出此中。顾荣忽引诸伧渡，妨我辈途辙，死有余罪！”改正员常侍。 【264】
说者或谓江左五朝侨人当政，南士恒被排抑，故灵鞠作此愤慨之语。或谓骁骑将军初非寒贱之职，特以灵鞠不乐武位，故而愤激。实则自晋元渡江，侨姓门户已成。丘氏虽为吴兴著姓，而位望终不得与侨姓比，遂出怨词。犹是门第之争，非尔时南北人士有互相排斥之事也。 【265】 一良之意窃以为此段传文可论者盖有三事。第一问题为丘灵鞠出此愤词之原因，第二问题为南朝国子祭酒与东观祭酒之用人，第三问题则“不乐武位”究是灵鞠个人好尚，抑当时文武官位果有重轻也。兹依次述之。
陈寅恪先生尝谓丘灵鞠明言顾荣引诸伧渡，妨我辈途辙，一若确有人阻其宦途者。一良细绎南齐史书，灵鞠之改官虽未必由于南北人之相争，当时江南“士子风流”之途辙实为北人所妨害，而灵鞠意中之人与事或竟能指实，试引申论证之。《南齐书》一六《百官志》：
国子祭酒一人，博士二人，助教十人。建元四年有司奏置国学，祭酒准诸曹尚书……若其人难备，给事中以还明经者以本位领。……其夏国讳废学，有司奏省助教以下。永明三年立学，尚书令王俭领祭酒。 【266】
又云：
总明观祭酒一人。右太始六年以国学废，初置总明观，玄儒文史四科。科置学士各十人，正令史一人，书令史二人。……建元中掌治五礼。永明三年国学建，省。
《宋书》八《明帝纪》：
泰始六年九月戊寅立总明观，征学士以充之。置东观祭酒。 【267】
《南齐书》二三《王俭传》：
永明元年进号卫军将军，参掌选事。二年，领国子祭酒，丹阳尹，本官如故。给鼓吹一部。三年，领国子祭酒。……是岁省总明观（据《武帝纪》省于五月），于俭宅开学士馆，悉以四部书充俭家。又诏俭以家为府。 【268】
总明观之设原以代替国学，赓续学术工作，而规模较小。其性质以研究编纂为主，而非教育国子之地。故无博士助教，而置学士书令史等。永明三年一旦复立国学，即废总明观，而学士馆者，又为总明后身也。观废于永明三年，灵鞠之由祭酒领骁骑在二年。二年以后废观以前何人为祭酒史文不载。窃疑当时已定废观之计，遂预除灵鞠他官，实无人夺其祭酒也。
然则丘灵鞠愤慨之词乃为无的放矢乎？曰：否。灵鞠确有所指，盖怒王俭之代张绪拜国子祭酒也。《南齐书》三三《张绪传》：
〔建元〕四年初立国学，以绪为太常卿领国子祭酒。……世祖即位，转吏部尚书祭酒如故。永明元年迁金紫光禄大夫，领太常。明年领南郡王师，加给事中，太常如故。三年转太子詹事，师给事如故。 【269】
不言何年罢国子祭酒。更考《南齐书·王俭传》言二年领国子祭酒后，三年又言领国子祭酒。似嫌重复，甚不可解。《南史·王俭传》言“永明二年领丹阳尹，三年领国子祭酒”。省去二年领祭酒之文。《通鉴》永明三年省总明观条称“时王俭领国子祭酒”，不著俭拜官年月。《册府元龟》三三一《宰辅部》退让二载俭永明二年领国子祭酒。案《文选》四六任昉《王文宪集序》云：
〔永明〕二年以本官领丹阳尹。……国学初兴，华夷慕义。经师人表，允兹望实。复以本官领国子祭酒。三年解丹阳尹。 【270】
知俭之拜国子祭酒确在永明二年。唯国学之复建《南齐书》三《武帝纪》九《礼志》上皆系于三年五月，《通鉴》一三六同。任彦昇于二年下言国学初兴，是当时已有复兴之议。王俭二年拜国子祭酒，犹未复国学。三年国学建，俭仍总其事，故《南齐书》再书之。《南史》省去二年一节，便为疏失。张绪王俭之间，不见他人拜祭酒之记载，盖俭即代张绪。绪东南胄望，早有令名。袁粲称其正始遗风。宋末王俭尚为东宫舍人时，绪已为侍中吏部郎，参掌大选。俭卒于永明七年，年三十八。《南齐书·绪本传》记永明七年事后即称“卒时年六十八”，疑亦卒于是年。是绪之年辈远在俭上，俭乃取而代之。丘灵鞠适于是年由总明观祭酒改领骁骑将军，武职非其所乐。复睹南士张绪为诸伧王俭所抑，兔死而狐悲，遂有此愤悒之语矣！《艺文类聚》四六《职官》二祭酒条有王融为王俭《让国子祭酒表》。当时习俗拜官高者必上表让， 【271】 固未可据此论仲宝之意向也。
王俭之好抑南士又有数事足资证明。俭目张绪为“北士中觅”，然太祖欲用绪为仆射时，俭犹谓“南士由来少居此职”，而称陆玩顾和之任仆射为晋氏衰政，不可以为准则。 【272】 《南齐书》三七《胡谐之传》云：
上〔武帝〕欲迁谐之，尝从容谓谐之曰：“江州有几侍中耶？”谐之答曰：“近世唯有程道惠一人而已。” 【273】 上曰：“当令有二。”后以语尚书令王俭，俭意更异。乃以为太子中庶子领左卫率。 【274】
胡氏虽为溪人，乃豫章望族，胡藩立功宋室，与谐之父翼之皆曾为州府征辟。观史文武帝询以江州有几侍中之言，知俭所以意更异者固非狃于门第高下之见，而系南北畛域之别矣！四四《沈文季传》云：
兄子昭略有刚气，升明末为相国西曹。太祖赏之，及即位，谓王俭曰：“南士中有沈昭略，何职处之？”俭曰：“臣已有拟奏，转前军将军。”上不欲违，可其奏。寻迁为中书郎。
据《宋书·百官志》，前军将军第四品，中书侍郎第五品。然中书郎特为美职， 【275】 非前军之比，不必进班秩始为升。此亦王俭抑压南士之又一例也。至于世所习闻之老子与韩非同传一语，则兼地域门第两事而言。王敬则临淮射阳人，侨居晋陵，遂土断为晋陵南沙人。加之出身县吏。南朝士庶之别甚严，自非俭所屑与比拟。敬则自称“南沙小吏”，明言渠与王卫军不唯有南北之异，且有士庶之别也。
王俭年二十八即为齐台右仆射领吏部，又尝学问，故不可一世，以谢安石自况。不独以人地兼美骄南士，且以学问自豪。如陆澄为太祖诵《孝经》，自仲尼居起。俭讥其博而寡要（俭本传）。《南齐书》三九《陆澄传》又云：
俭自以博闻多识，读书过澄。澄曰：“仆年少来无事，唯以读书为业。且年已倍令君。令君少便鞅掌王务，虽复一览便谙，然其卷轴未必多仆。”俭集学士何宪等盛自商略。澄待俭语毕，然后谈所遗漏数百千条，皆俭所未睹。俭乃叹服。
《丘灵鞠传》云：
在沈渊座见王俭诗。渊曰：“王令文章大进！”灵鞠曰“何如我未进时？”此言达俭。
皆足以见当时南土文人之不喜王俭。“妨我辈途辙”一语确凿言之或为张绪事而发。泛而论之，亦未始不由于俭之以学问骄人，致招反感也。
王俭永明二年拜国子祭酒，七年终于此职。《南齐书·张绪传》云：
七年竟陵王子良领国子祭酒。世祖敕王晏曰：“吾欲令司徒辞祭酒，以授张绪，物议以为云何？”子良竟不拜。以绪领国子祭酒，光禄师中正如故。 【276】
盖世祖始终属意张思曼，故王俭一死，吏部拟授子良，而世祖欲用张绪情见乎词。张绪“素望甚重”，永明初已曾为祭酒，此时复畏物议者，正是王俭一流抑压南士之侨姓高门所造成也。萧氏淮南楚子，原非中原甲族如王谢之比。故齐武帝对南士与寒门初无成见。唯侨姓高门专握政权，社会上复有牢不可破之势力，虽帝王亦无如之何。《南齐书》五六《纪僧真传》：
丹阳建康人也。……僧真容貌言吐雅有士风。世祖尝目送之，笑曰：人何必计门户！纪僧真常贵人所不及。
《南史》三六《江 传》：
先是中书舍人纪僧真幸于武帝，稍历军校，容表有士风。谓帝曰：“臣小人，出自本县武吏。邀逢圣时，阶荣至此。为儿昏得荀昭光女，即时无复所须。唯就陛下乞作士大夫！”帝曰：“由江 谢 ，我不得措此意。可自诣之！”僧真承旨诣 ，登榻坐定， 便命左右曰：“移吾床让客！”僧真丧气而退。告武帝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 【277】
又如徐爰有宠于宋文帝，文帝命王球与殷景仁与之相知。球辞以为“士庶区别国之章也，臣不敢奉诏”帝改容谢之。 【278】 梁世王峻谓始兴王憺：“臣太祖是谢仁祖外孙，亦不藉殿下姻媾为门户。” 【279】 齐世益州刺史邓元起功勋甚著，名地卑琐，愿挂名士流。乞上籍出身州从事，庾荜不用。 【280】 皆足以见侨姓高门在政治上社会上之势力，帝王虽为统治阶级，反无能措意。正可与齐武欲用张绪而畏物议之事比观。侨姓之中门第复有高下，其门阀低者反易为帝王所吸引。如王俭与王晏同是琅玡王氏，而高下迥殊。晏祖弘之少孤贫。 【281】 齐明帝诛晏，下诏称其“闾阎凡伍，少无特操”。晏初得班剑，谢 谓之曰：“身家太傅才得六人，君亦何事一朝至此？”晏甚惮之。 【282】 晏尝戏沈文季为吴兴仆射，文季答以“琅玡执法似不出卿门”。 【283】 皆是晏门第低下之证，盖犹不逮乌衣诸郎。而《南齐书》四二《晏本传》称：“时王俭虽贵而疏。晏既领选，权行台阁，与俭颇不平。” 【284】 其中消息不难窥见。要之，侨姓高门之势力固不假帝王而存在。明乎此，而后知南朝虽数更王室，高门甲族仕宦无替，初不以易姓为耻者，固自有其理由矣。王西庄《十七史商榷》六○王俭首创逆谋条谓王氏世以君国输人，又言俭谄媚不知人间有羞耻事，似皆未达一间也。
晋元渡江依人国土，于南士不得不抚慰登庸，收通力合作之效，以巩固北来之政权。逮宋齐两代侨人势力已成，无待取悦南人。于是南士在政治上遂失其地位，反不若江左初年。王俭张绪丘灵鞠正是此期之代表。降至梁陈则侨人南渡已久，与南人沆瀣一气，侨旧之别渐泯。陈朝皇室复是北来寒门，土断为南人者，南士在政治上军事上遂大露头角焉。一良昔撰《南朝境内之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一文已申其说。并就中央及地方之高官，论南北仕之途之大略，窥其消长。兹再就国子祭酒一官之用人，阐明此旨。于以知丘灵鞠愤慨之词近则激于王俭之代张绪，远则实为东晋渡江以来南土儒学之士作不平鸣也。《晋书》九一《杜夷传》：
庐江灊人也。……〔元帝时〕又除国子祭酒。 【285】
同书三七《彭城穆王权附孙 传》：
〔元帝即位〕拜国子祭酒，加散骑常侍。
同书七八《孔愉传》：
会稽山阴人也。……复徙领军将军，加金紫光禄大夫，领国子祭酒。
同书八三《袁瓌传》：
陈郡阳夏人。……徙大司农，寻除国子祭酒，顷之加散骑常侍。
同书四四《华恒传》：
〔平原高唐人〕成帝即位，加散骑常侍，领国子祭酒。
同书八八《颜含传》：
琅玡莘人也。……复为侍中，寻除国子祭酒，加散骑常侍，加光禄勋。
同书七八《丁潭传》：
会稽山阴人也。……累迁左光禄大夫，领国子祭酒本国大中正，加散骑常侍。
同书八三《顾和传》：
〔吴郡吴人也〕……转吏部尚书，频徙领军将军太常卿国子祭酒。康帝即位……迁尚书仆射……更拜银青光禄大夫，领国子祭酒。
同书四九《阮裕传》：
〔陈留尉氏人也〕复征散骑常侍领国子祭酒。……并无所就。
同书五六《江虨传》：
〔陈留圉人也〕转护军将军领国子祭酒。
同书九四《戴逵传》：
谯国人也。……孝武帝时……征为国子祭酒加散骑常侍，征之复不至。
《宋书》一四《礼志》一孝武帝太元初有国子祭酒殷茂。据《晋书》八四《殷仲堪传》，茂为仲堪叔父，是亦陈郡人。东晋国子祭酒可考者十二人之中，北人凡九，未必皆侨姓高门。南人占其三，且皆在成康以前，即晋元渡江三十年之内也。元帝太兴元年以侍中皆北士，宜兼用南人。 【286】 王导劝元帝优礼顾荣贺循纪瞻周 以招徕南士。 【287】 孔愉顾和等之见用盖亦由于此矣。
刘宋一代国子祭酒之可考者，《宋书》五九《殷淳传》：
〔陈郡长平人〕父穆……及〔宋高祖〕受禅，转散骑常侍国子祭酒。
同书六○《范泰传》：
〔顺阳人〕 【288】 高祖受命，拜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明年议建国学，以泰领国子祭酒。……时学竟不立。景平初加位特进，明年致仕，解国子祭酒。……〔元嘉〕三年……进位侍中左光禄大夫国子祭酒。
同书六六《何尚之传》：
庐江灊人也。……刘湛欲领丹阳尹，乃徙尚之为祠部尚书领国子祭酒。……湛诛，迁吏部尚书。……国子学建，领国子祭酒。
同书六一《江夏王义恭传》：
元嘉二十年领国子祭酒。
同书六三《沈演之传》：
〔吴兴武康人〕〔范〕晔寻事发，伏诛。迁领国子祭酒本州大中正。
同书七三《颜延之传》：
琅玡临沂人也。……〔元嘉中〕奏迁国子祭酒司徒左长史。
同书五四《羊玄保传》：
太山南城人也。……元凶弑立，为吏部尚书，领国子祭酒。寻加光禄大夫。
同书七九《庐江王祎传》：
大明二年……又出为南豫州刺史，常侍将军如故。以本号开府仪同三司，领国子祭酒常侍如故。……七年进司空，常侍祭酒如故。
东观祭酒可考者得二人，《南齐书》三四《王谌传》：
东海郯人也。……还为尚书左丞。寻以本官领东观祭酒，即明帝所置总明观也。
同书五三《虞愿传》：
会稽余姚人。……〔宋末〕迁中书郎，领东观祭酒。……除骁骑将军，迁廷尉祭酒如故。建元元年卒。
十人之中南人止占其二。羊玄保与羊耽羊衜昭穆不可考，盖系远属。故羊氏西晋之世联姻帝室，惠帝羊后自称高门。 【289】 叔子又有名德。而泰始中诏书称羊玄保兄子希“卑门寒士，累世无闻”。 【290】 “太祖诸子祎尤凡劣，诸兄弟蚩鄙之”（本传语）。亦得领祭酒，丘灵鞠之愤慨不亦宜乎？
萧齐国子祭酒可考者张绪王俭竟陵王子良外，犹得四人。《梁书》五一《何胤传》：
庐江灊人也。……永明十年迁侍中领步兵校尉，转为国子祭酒。 【291】
《南齐书》三九《陆澄传》：
吴郡吴人也。……寻领国子祭酒。……隆昌元年以老疾转光禄大夫。
同书四三《江 传》：
济阳考城人也。……隆昌元年为侍中领国子祭酒。
《梁书》一三《沈约传》：
吴兴武康人也。……〔齐〕明帝即位……征为五兵尚书，迁国子祭酒。
东观祭酒可考者，丘灵鞠外有刘 。《南齐书》三九本传：
沛国相人。……拜彭城郡丞。……上〔太〕祖又以 兼总明观祭酒。
九人之中南士得其四，比例较之各朝为胜。然张绪为王俭所抑，陆澄沈约之拜皆在俭卒后也。
梁代国子祭酒可考者独多，得十三人。《梁书》一六《张稷传》：
吴郡人也。……高祖受禅……为侍中国子祭酒，领骁骑将军。
同书三一《袁昂传》：
〔陈郡阳夏人〕天监七年除国子祭酒，兼仆射如故。……普通三年复为尚书令……未拜，又领国子祭酒。
同书二一《张充传》：
吴郡人。……〔天监中〕征拜散骑常侍国子祭酒。……转左卫将军祭酒如故。
同卷《蔡撙传》：
济阳考城人。……〔天监中〕还除通直散骑常侍国子祭酒，迁吏部尚书。
同书二七《明山宾传》：
平原鬲人也。……普通四年迁散骑常侍，领青冀二州大中正。……俄以本官兼国子祭酒。
同书二一《王暕传》：
琅玡临沂人。……征为吏部尚书，俄领国子祭酒。……还为侍中尚书左仆射领国子祭酒。
同书三五《萧子显传》：
〔兰陵人〕中大通三年以本官领国子博士。……其年迁国子祭酒，又加侍中。
同书二七《殷钧传》：
〔陈郡长平人〕昭明太子薨，官属罢。又领右游击，除国子祭酒。常侍如故。
同书四一《王承传》：
〔琅玡临沂人〕中大通五年迁长兼侍中，俄转国子祭酒。
同书三五《萧子云传》：
〔兰陵人〕大同二年迁员外郎散骑常侍国子祭酒，领南徐州大中正。顷之，复为侍中，祭酒中正如故。
同书四○《到溉传》：
彭城武原人。……俄授散骑常侍侍中国子祭酒。 【292】
同书四一《刘瑴传》：
〔沛国人〕承圣二年迁吏部尚书国子祭酒。
陈书二四《周弘正传》：
汝南安成人。……太平元年授侍中，领国子祭酒。
除张稷张充而外，皆北士也。
陈代可考者，《陈书》二四《周弘正传》：
天嘉元年迁侍中国子祭酒。……高宗即位迁特进，重领国子祭酒。
《陈书》二一《王固传》：
〔琅玡临沂人〕天嘉二年至都，拜国子祭酒。
同书三三《王元规传》：
〔太原晋阳人〕〔天嘉中〕迁国子祭酒。
同书二一《孔奂传》：
会稽山阴人也。……废帝即位除散骑常侍国子祭酒。
同书二六《徐孝克传》：
〔东海郯人〕太建六年除国子博士，迁通直散骑常侍，兼国子祭酒，寻为真。
同卷《徐陵传》：
东海郯人也。……太建七年领国子祭酒南徐州大中正。
同书三○《萧济传》：
东海兰陵人也。……〔太建中〕迁国子祭酒，领羽林如故。
同书二八《庐陵王伯仁传》：
祯明元年加侍中国子祭酒，领太子中庶子。
同卷《新蔡王叔齐传》：
祯明元年除国子祭酒。侍中将军佐史如故。
九人中南人得其三，而二为宗室。综观上引史文，知国子祭酒虽非权势所在，实为清望所归。江左五朝多用北士，但不限于高门甲族。南士高门虽不乏文采风流儒术学艺可观者，而居是职者綦少。丘灵鞠之愤悒固不止于门第之争矣！
南朝三百年间职官典制大致因袭魏晋，然每一官之选望则颇有升降。如《太平御览》二一五引《山公启事》“旧尚书郎极清望，号称大臣之副，州取尤者以应”。而南渡以后高门竟不居台郎（详下）。《御览》同卷引何法盛《中兴书·太原王录》“王坦之选曹将拟为尚书郎，坦之闻曰：自过江尚书郎正用第二人，何得以此见拟？”其例一也。《宋书》八四《孔觊传》谓：“初晋世散骑常侍选望甚重，与侍中不异。其后职任闲散，用人渐轻。孝建三年世祖欲重其选，诏曰：散骑职为近侍，事居规纳。置任之本实惟亲要。而顷选常侍陵迟未允。宜简授时良，永寘清辙。……既而常侍之选复卑。” 【293】 其例二也。晋元帝初即位，琅玡王裒始受封。帝欲引朝贤为其国上卿。贺循谓郎中令职望清重，实宜审受。 【294】 至宋文帝时沈璞除南平王左常侍，文帝遂谓璞“勿以国官乖清途为罔罔”。 【295】 是百年以后国官已由“清重”之职论为“非清途”矣，其例三也。然而有一现象为通三百年间所未变者，即官有清浊之分是也。《隋书》二六《百官志》上记梁陈之制“官有清浊”。又谓：“凡选官无定期，随缺即补。多更改迁官，未必即进班秩。其官唯论清浊，从浊官则微清，则胜于转。”《通典》一四《选举》二作“官有清浊以为升降。从浊得清则胜于迁”。即本《隋书》而文义较胜。此虽指梁陈而言，实为南朝共有现象。《宋书》五七《蔡兴宗传》：“上谓兴宗曰，卿详练清浊，今以选事相付。”疑亦兼指门户官位而言。 【296】 六五《杜骥传》谓晚渡北人虽复人才可施，每为“清涂”所隔。《梁书》四九《钟嵘传》亦有“清贯”“清级”之语。所谓清浊系于位望而不在实权。如桓玄年廿三始拜太子洗马。时议谓温有不臣之迹，故折玄兄弟而为素官。 【297】 盖洗马清望官而无权无势也。清浊与任职者之门阀高下亦互有密切关系。 【298】 其区别史无明文，然大略亦可考而知。
《宋书》五三《张茂度传附陆仲元传》：
晋太尉玩曾孙也。以事用见知。历清资吏部郎右卫将军侍中吴郡太守。自玩洎仲元四世为侍中，时人方之金张二族。
“选曹要重”，吏部尚书有“大尚书”之称。“中兴膏腴之族唯作吏部”。 【299】 何尚之为吏部郎，告休定省，倾朝送别。其父以为送吏部郎，非关何彦德。 【300】 是吏部郎之职既要且清也。吴郡名郡 【301】 ，侍中之为清职无待博引。《晋书》七七《蔡谟传》上表辞侍中，有“苟进以秽清途”之语。《南齐书》四九《王奂传附殷恒传》载诏书，明言侍中为“清序”。 【302】 唯右卫虽为武职高官，终不逮吏部郎与侍中耳。 【303】 《南史》三一《张绪传》：
王延之代绪为中书令。何点叹曰：“晋以子敬季琰为此职，今以王延之张绪为之，可谓清官，后接之者实为未易。”
《宋书》四二《王弘传》：
子锡……历清职中书郎。……弘从父弟练……子钊，世祖大明中亦经清职黄门郎。
《陈书》三四《蔡凝传》谓“黄散之职故须人门兼美”。《梁书》四九《庾于陵传》：
拜太子洗马，舍人如故。旧事东宫官属通为清选。洗马掌文翰，尤其清者。近世用人皆取甲族有才望。时於陵与周舍并擢充职。高祖曰：“官以人而清，岂限以甲族？”时论以为美。
知中书散骑与东宫官属皆属清望。至于秘书著作，为甲族起家之选，其为清职又不待论矣。 【304】 尝推原所以，大抵上述诸官其先专用高门，习之既久，世遂目为高门专利。门阀之显与官位之清遂互相呼应，连为一事。其起源实肇于晋中朝。《晋书》四八《阎缵传》：
〔元康初〕国子祭酒邹湛以缵才堪佐著，荐于秘书监华峤。峤曰：“此职闲廪重，贵势多争之，不暇求其才。”遂不能用。
是贵势垄断秘著之职始于西晋。然其初仅缘于“职闲廪重”耳，无关清浊也。缵传又云：
缵舆棺诣阙上书理〔愍怀〕太子之冤曰：“……每见选师傅，下至群吏，率取膏粱击钟鼎食之家，希有寒门儒素如卫绾周文石奋疏广。洗马舍人亦无汲黯郑庄之比。……非但东宫，历观诸王师友文学，皆豪族立能得者。率非龚遂王阳能以道训。友无亮直三益之节，官以文学为名，实不读书。……置游谈文学，〔今宜〕皆选寒门孤宦，以学行自立者。……绝贵戚子弟轻薄宾客。……臣素寒门无力，仕宦不经东宫。”
东宫诸王官属之列于清贯，亦由于中朝以来唯用膏粱子弟。梁武帝所以有“岂限以甲族”之叹也。 【305】
至于官位之不与清级者，亦有数事可考。《南齐书》三三《王僧虔传》：
迁御史中丞领骁骑将军。甲族由来多不居宪台。王氏居乌衣者官位微减。僧虔为此官，乃曰：“此是乌衣诸郎坐处，我亦可试为耳。”
王淮之四世为御史中丞，范泰嘲之为“唯解弹事”。 【306】 《南史》一九《谢几卿传》：
梁天监中自尚书三公郎为治书侍御史。旧郎官转为此职者世谓之南奔。
《宋书》五九《江智渊传》：
元嘉末除尚书库部郎。时高流官序不为台郎。智渊门孤援寡，独有此选。
《梁书》三三《王筠传》：
除尚书殿中郎。王氏过江以来未有居郎署者。
可知台郎非清选，而宪台方之尤为浊矣！
唐代文官试吏部，武官试兵部，始分两途。魏晋以来选举司之吏部与中正，似文武无别。然起家仍自有异，泾渭固分也。大抵南朝甲族著姓起家文职，而“兵户”“将家”寒门子弟往往出身武位。但仕宦既进以后，又不论出身，文武官位可以更互为之。文人任武职者史不绝书，无烦征引。出身武官而尝得文职者，如宋之柳元景沈庆之，齐之沈文季吕安国周盘龙等皆是。文官之中分清浊，若与武官较，则武官虽高位，亦逊文职也。《南齐书》二九《吕安国传》：
广陵广陵人也。宋大明末安国以将领见任。……永明二年徙都督南兖兖徐青冀五州诸军事平北将军南兖州刺史，仍为都督湘州刺史。四年……有疾，征为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安国欣有文授，谓其子曰：“汝后勿作袴褶驱使，单衣犹恨不称，当为朱衣官也。”
齐世张欣泰竟陵人，兴世之子。兴世少时家贫，竟陵旧置军府，曾补参军督护。 【307】 欣泰不以武业自居。齐世祖时为直阁步兵校尉领羽林监。《南齐书》五一本传言：
欣泰通涉雅俗，交结多是名素。下直辄游园池，著鹿皮冠，衲衣锡杖，挟素琴。有以启世祖者，世祖曰：“将家儿何敢作此举止！”后从车驾出新林，敕欣泰甲杖廉察，欣泰停杖于松树下，饮酒赋诗。制局监吕文度过见，启世祖。世祖大怒，遣出外。数日意稍释，召还，谓之曰：“卿不乐为武职驱使，当处卿以清贯。”除正员郎。
正员郎谓正员散骑侍郎，与通直员外相对而言。据上文所述，黄散皆清职也。《宋书·百官志》五校尉第四品，散骑侍郎第五品。而世祖以除欣泰正员郎为殊恩，此即所谓“未必即进班秩”，“从浊得清则胜于迁”矣！《宋书》八四《邓琬传》载琬起兵后，使刘胡东下。“时胡等兵众强盛，远近疑惑。太宗欲绥慰人情，遣吏部尚书褚渊至虎槛，选用将帅以下。申谦之杜幼文因此求黄门郎，沈怀明刘亮求中书郎。”据琬传刘亮等皆军主，其品秩不可知，当在五品之黄门郎中书郎下，然其求固意在位望，不在班秩。至杜幼文琬传载其为步兵校尉，而犹求黄门。是亦以四品武职而求五品清望官也。幼文即杜骥之子，附见《宋书》六五骥传。骥兄坦称“南渡不早便以荒伧赐隔”，幼文之步兵校尉自非清途，因有黄门之请。梁初钟嵘所谓“若吏姓寒人，听极其门品。不当因军，遂滥清级”，正指如谦之幼文辈所为也。《晋书》八四《杨佺期传》称时人以其晚过江，婚宦失类，每加排抑。桓玄且以寒士裁之。 【308】 而史言“佺期少仕军府”。是亦杜骥父子之比，清途见隔，遂不得不仕于军府矣。
《南齐书》四二《王晏传附弟诩传》：
永明中为少府卿，六年敕位未登黄门郎，不得畜女伎。诩与射声校尉阴玄智坐畜伎免官，禁锢十年。
一良案，宋齐诸卿皆无卿名，梁天监七年始加卿字。萧子显盖以梁制记齐事。据《宋书·百官志》少府三品，五校四品，而黄门则五品也。《隋书·百官志》记梁制少府卿十一班，五校七班，黄门郎十班。梁以班多为贵，此三官品秩高下与宋代不同。南齐官品不可知，然《百官志》谓：“齐受宋禅，事遵常典。既有司存，无所偏废。”疑齐制实沿宋旧，不与梁同。少府五校品秩皆在黄门郎之上，而王诩阴玄智乃坐罪，是亦五校不逮黄门之证也。曹道刚既为骁骑将军，齐郁林王即位，迁为黄门郎，明帝犹固谏。 【309】 宋世薛安都自散骑常侍（三品）太子左率（五品）迁左卫将军（四品）常侍如故。江夏王义恭嫌多，欲使单为左卫。蔡兴宗曰：“率卫相去唯阿之间。且已失征虏，非乃超越。复夺常侍，顿为降贬。” 【310】 皆文重于武。南朝官文书结衔品秩相同者亦多以文职居前。如《宋书》四三《徐羡之传》载高祖践阼诏书，“散骑常侍护军将军作唐男檀道济”，“侍中中领军谢晦”，皆同为三品而先书文职也。刘穆之王华皆追赠散骑常侍卫将军，皆见《宋书》本传，是文职三品书于武职二品之前也。《宋书》一○○《自序》记沈伯玉为卫尉丞，车驾出行，伯玉直门戎服。张永谓伯玉“此职乖卿志”，宋孝武帝乃特听伯玉直门服玄衣。急装与缓服之别亦即文武清浊高下之别矣。
钱竹汀《廿二史考异》二○《晋书·职官志》晋以领护左右卫骁骑游击为六军条云：
上文所列伏波将军镇军龙骧典军上军辅国诸将军虽有名号，而无职司。此领护等六军及四军五校皆典军之官，故别为一类。 【311】
又二五《南齐书·百官志》领军将军条云：
晋宋以来将军有二等。自骠骑至龙骧将军皆虚号，非持节出镇不得领兵。此领护左右卫骁游前后左右军将军则皆主兵之官也。
一良案，钱氏之说是也。抑犹有未尽者，江左五朝第二类之武职中，性质又有不同。可分为二，即领兵与不领兵之别也。《晋书》二四《职官志》：
护军将军……元帝永昌元年省护军，并领军。明帝太宁二年复置。领护各领营兵。 【312】 江左以来领军不复别领营，总统二卫骁骑材官诸营。护军犹别有营也。 【313】
又云：
屯骑步兵越骑长水射声等是为五校，并汉官也。魏晋逮于江左犹领营兵。 【314】
《宋书》四○《百官志》下。
二卫将军掌宿卫营兵。……骁骑将军……有营兵。……先有司马功曹主簿，后省。
又云：
自游击至五校 【315】 魏晋逮于江左初犹领营兵，并置司马功曹主簿，后省。二中郎将本不领营也。
盖江左五朝领护左右卫与骁骑皆领营兵者，而游击以下至五校则否。 【316】 永明中萧谌除步兵校尉，世祖斋内兵仗悉付之。 【317】 步兵而总兵仗是为例外，然亦非自领营兵也。领兵之武位较不领者为重。如齐乐蔼自步兵校尉求助戌归荆州，史称其“仕不得志”。 【318】 而骁骑将军之职“旧领营兵，兼统宿卫。自梁氏以来其任逾重”。 【319】 梁以前骁骑虽非重任，比五校为高可以推知也。
南朝官制大抵视本官以及其人资之轻重而兼领他职，谓之带帖。 【320】 《宋书》八五《谢庄传》载宋孝武帝嫉吏部权重，欲分其势，乃分置二人。其与江夏王义恭诏云：
本职（谓吏部尚书）非复重官，可得不须带帖。
《南齐书》三二《何戢传》：
上欲转戢领选，问尚书令褚渊。……以戢资重，欲加常侍。渊曰：“……选职方昔小轻，不容顿加常侍。若帖以骁游，亦为不少。”乃以戢为吏部尚书加骁骑将军。 【321】
同书三九《刘 传》：
又上下年尊，益不愿居官次废晨昏也。先朝为此曲申从许，故得连年不拜荣授，而带帖薄禄。
其意即谓不拜高官，仅任高官所带帖之职，以供禄养而已。《南史》 传“故得连年不拜”之下省去“荣授”及“而带帖薄禄”等七字。不知不拜者总明观祭酒等荣授耳。史明言其以母老缺养为彭城郡丞会稽郡丞，省去数字便不可通矣。
武位虽非高门所乐，然以文职清望官帖领之，则互相配合，最为美授。《宋书》六三《沈演之传》：
元嘉十七年……以演之为右卫将军。……乃以后军长史范晔为左卫将军，与演之对掌禁旅，同参机密。二十年迁侍中右卫将军如故。太祖谓之曰：“侍中领卫望实优显。此盖宰相便坐，卿其勉之！”
《南齐书》四三《江 传》：
永明七年徙为侍中，领骁骑将军。……王晏启世祖曰：“……愚谓以侍中领骁骑，望实清显。”
骁骑将军与步兵校尉尤为清望官常所带帖。以侍中领骁骑者宋有王华王昙首刘韫徐湛之何偃，齐有江夏王锋西阳王子明安陆王缅萧昭胄江 何昌寓萧惠基王奂，梁有王瞻张稷，陈有孔奂王玚江总。以散骑常侍领者，齐有南平王锐王缋，梁有王泰夏侯亶。以通直散骑常侍领者，宋有张瓌，齐有蔡约王逡之，梁有陈伯之。以员外散骑常侍领者，齐有王敬则。以中庶子领者齐有江 谢 王缋王暕殷钧。以黄门郎领者宋有王韶之，齐有王谌。他官领骁骑者亦数见。如宋世建平王宏庐江王袆齐世张绪以中书令领。齐世安成王暠梁世范岫陈世江总以祠部尚书领。宋世颜竣王延之齐世何戢以吏部尚书领。齐世刘悛何胤以左民尚书领。梁世萧琛以度支尚书领。齐世垣崇祖以五兵尚书领，江 以都官尚书领。宋世王僧虔以御史中丞领，齐世陆澄以廷尉领。盖骁骑领营兵，清望官再领骁骑，兼带文武，益增其重要，所谓望实清显。以上所列诸人除王敬则陈伯之孔奂等三数人外，亦莫非膏腴之族也。
以侍中领步兵校尉者宋有王奂，齐有安成王暠张瓌褚炫王晏王慈萧惠休何胤，梁有周舍谢举，陈有张种。以黄门侍郎领者宋有颜师白孔宁子，梁有顾宪之，陈有谢哲。以中庶子领者宋有建平王景素颜延之，梁有王筠王规，陈有陆缮陆琼江德藻。以散骑常侍领者梁有萧子恪，陈有孔奂。以国子博士领者梁有沈文阿卢广。步兵不领营兵，纯为虚号，故有以国子博士领者。方之骁骑自属稍差。然文官仍以领武位而重。如蔡兴宗选中庶子殷常为黄门领校，江夏王义恭谓“便应侍中，那得为黄门而已！”兴宗答以“殷常中庶百日，今又领校，不为少也”。 【322】
骁骑将军为清望带帖之职，然骁骑本身终非清选。试考诸史，单任骁骑将军（梁又分左右）者，其门第人身皆非帖领骁骑者之比也。如宋之杜幼文晚渡荒伧。宗越河南人，土断属叶，出于次门。吴喜南土寒门，出身小吏，充郡府杂役。任农夫全景文亦以武用见知。齐之张敬儿崔慧景周盘龙曹道刚薛渊戴僧静桓康曹虎头，梁之张惠绍冯道根康绚昌义之，莫非出身武将者也。儒林文学之士亦有单任骁骑将军者，如东晋之徐邈徐广，宋之虞玩之江智渊，齐之孔稚珪张冲檀超傅琰虞愿孔琇之何佟之，梁之江淹乐蔼。皆非高门之首。宗室单任此职者，唯齐世有河东王铉。 【323】 《陈书》卷二《高祖纪》永定二年诏云：“骁骑宜通文武。文官则用腹心，武官则用功臣。”功臣者武将之谓。梁陈之世帝王腹心多出单寒之家，亦适足说明文官任骁骑者之性质也。
综观以上所论，知南朝武位不逮文职，故骁骑不若国子祭酒。然丘灵鞠以通直散骑常侍领骁骑，犹不失清显，非单任骁骑将军之比。其不乐此职实由于个人好尚，固与南人之常被排抑无关矣。
（载《清华学报》第四卷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