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这四百年，虽然政治上分裂割据，纷争扰攘，但并非漆黑一团的黑暗时代。经济上，广大南部中国得到开发，为唐宋以后南方的繁荣发展打下基础。文化上，这个时期也有它光辉灿烂的贡献。文学、哲学、艺术、科学等等，无不有其与前一时期相比是新的东西，而与以后各时期又迥然有别的特点，史学也不例外。魏晋南北朝史学的发展，可以概括出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一）
首先是史部著作的独立。从典籍的分类来看，史学著作摆脱了隶属于《春秋》、作为经部附属品的地位而独立了。这也就意味着，史学从而成为独立的学科。
西汉末，刘向刘歆父子校订皇家图书，编纂总目录，称为《七略》。除包含总序总目的辑略之外，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共六略，亦即六大类，《春秋》是六艺略中的一家。东汉班固撰《汉书》，创立《艺文志》，著录汉以前书籍。《艺文志》完全沿袭《七略》的体制，把《国语》、《世本》、《战国策》、《太史公百三十篇》即《史记》、《汉著记》（颜师古注：若今之起居注）等，都列入《春秋》家，史书根本没有独立地位。我国第一部纪传体史书《史记》，处于高据经书地位的《春秋》的卵翼之下。
曹魏时，郑默（？—280）为秘书郎，整理皇室所藏图书，编为《中经》。西晋秘书监荀勗（？—289）依据《中经》编成《中经新簿》，分群书为四部：甲部包括六艺及小学等书；乙部包括诸子、兵书、术数；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 【69】 ；丁部包括诗赋图赞等，而新发现的《汲冢书》也附在丁部。史书这才独立成为一个门类。东晋时，著作郎李充厘定四部，对荀勗的次序有所更动：五经为甲部，史记为乙部，诸子为丙部，诗赋为丁部。 【70】 从此史书在书籍的四部分类法中属于第二大类即乙部，一直延续到近代，因而史学过去又称“乙部之学”。
史书在书籍分类中独立成为一个部门，起初并不一定出于认识这门学科的特点而予以重视。梁代阮孝绪（479—536）整理公私藏书，编成《七录》，其中第二称为记传录。阮孝绪说，自来把各种史书都与《春秋》合在一起。刘向刘歆父子时史书很少，附见于《春秋》之后是适当的。“今众家记传倍于经典，犹从此志，实为繁芜。” 【71】 所以他在第一经典录之后，立了第二记传录，包括国史、注历、旧事、职官、仪典、法制、伪史、杂传、鬼神、土地、谱状、簿录共十二个部门。可见魏晋以后史书数目的大量增加，是使编目者不得不另设独立门类的主要原因。但到阮孝绪时，还只有乙部或记传的名称。唐修《隋书·经籍志》，说“班固以《史记》附《春秋》，今开其事类，凡三十种，别为史部”。以经史子集分类，来代替甲乙丙丁的代号，是从隋志开始的。
两汉政府立学官，置博士以教授生徒的，主要内容都是儒家经典。私家教授的学术，其内容大致相同。《春秋》虽是鲁国国史，但由于孔子笔削加工，灌注进了他的微言大义，通过关于史事的书法来体现政治伦理道德，表达孔子个人的否定与赞成，博士们并不把这部著作当作记传史籍来讲授。《公羊》、《谷梁》两传正是从笔法中的微言大义来解释《春秋》的。所以，《春秋》之立博士，并不说明史学作为一门学科建立起和传授下来。《隋书·经籍志》关于《春秋》家的说明，仍然是寓褒贬，别善恶，乱臣贼子惧之类的意思。而关于史部书的说明，则提出对史官的要求或者说史官的规格：“是故前言往行无不识也；天文地理无不察也；人事之纪无不达也。内掌八柄，以诒王治；外执六典，以逆官政。书美以彰善，记恶以垂戒。”这些话可说也代表当时对于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规格要求，其实质依然与《春秋》之教无二致。归根到底，史部著作或者史部之学的目的是要彰善罚恶，垂训后世。从今天观点看来，这就是从历史吸取经验教训，古今中外的历史都应当能够起这个作用。但是，从更高的层次来讲，只有司马迁才道出了孔子所未能触及的史学的终极作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72】 太史公确实不愧为中国史学之父。天人之际的话，是在董仲舒影响下的说法，想在天道与人事之间求得对应关系，反映司马迁的时代局限性，可以存而不论。通古今之变却意味着宏观上考察人类历史，研究人类历史的发展变化和前因后果，以至寻找出规律。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历史，从而更有效地吸取经验教训。可以认为，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提法，已经孕育着这些思想的萌芽，正是太史公伟大之处。《史记》在“通古今之变”方面也作了努力。只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著作中，能体现这个思想的还不多。
史学作为学科的独立，还从制度上反映出来。从现有史料来看，最早把史学作为一门学科进行教授的，不是汉族而是少数民族政权。《晋书·石勒载记》称，石勒曾立大学及十余小学，简选将佐豪右子弟教之。319年石勒称赵王，任命了经学祭酒、律学祭酒、史学祭酒等，担任史学祭酒者为任播、崔浚。祭酒教授的内容虽不可知，但史学与经学、律学并列，足见受到重视，大约与西晋史书开始独立为门类，以及石勒本人性好历史，喜欢让人给他读《汉书》听有些关系。东晋南朝虽然玄学盛行，统治者也注意史学教育。《宋书·雷次宗传》载，宋文帝重视学术与教育，国子学尚未立时，征雷次宗至京师，在鸡笼山开馆教授儒学，生徒百余人。同时，“使丹阳尹何尚之立玄学，太子率更令何承天（370—447）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裴子野《宋略·总论》也说文帝时“庠序建于国都，四学闻乎家巷”。《南史·本纪》系此事于元嘉十六年（439），称何承天官职为著作佐郎，“各聚门徒，多就业者，江左风俗，于斯为美”。据《宋书·何承天传》，元嘉十六年除著作佐郎，撰国史。寻转太子率更令，著作如故。本传又说他“儒史百家，莫不该览”，可见何承天史学有修养，又是现任史官，所以被任命主持史学讲座，是有理由的。《宋书·礼志一》载，元嘉二十年文帝命何承天撰定亲耕仪注，“史学生山谦之已私鸠集，因以奏闻”。山谦之后任学士、奉朝请，曾协助何承天修《宋史》，负责诸志，草封禅仪注，著有《吴兴记》及集，见《宋书·自序、礼志三》、《隋书·经籍志》。说明史学生受训练之后即从事国史撰述。
《南齐书·百官志》载，宋太始六年（470）以国学废，初置总明观，玄儒文史四科，科置学士各十人。《南史·王俭传》记此事同。但《南史·宋明帝纪》记载设立总明观，“征学士以充之。置东观祭酒访举各一人，举士二十人。分为儒道文史阴阳五部学。言阴阳者遂无其人。”所记制度及人数与《南齐书》及同书《王俭传》不尽相合，但可以知道，总明观是一个学术研究机构，各科学士是研究人员，而史学在这里仍然是独立的一门。《南齐书·百官志》记齐制只言总明观祭酒一人，“建元中掌治五礼，永明三年国学建，省”，齐时似已无儒玄文史四科之设了。梁武帝时有裴子野等掌国史及起居注，武帝还曾命吴均撰《通史》，但没有教授史学的记载。武帝建国学所开五馆，主要是讲授五经的。
（二）
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的第二个特点，是继承先秦以来太史记录当代史事的传统而加以改革，设立专职史官，不再兼管天文历法，四百年间没有中断。
中华民族不像印度民族那样，自古以来耽于玄想，长于思辨，而是更注重实际的。在文化方面的表现，是道德伦理之学和历史之学特别发达，在几大文明古国中，中国古代遗留下来的历史资料和著述特别丰富。早在商代，已有问卜以后在龟甲兽骨上刻词作记录的习惯。商周都尊重祖先，当作神看待。儒家思想信仰及其指导下的社会体制中，祖先崇拜是核心，这一点对于历代注重记录旧事，力避数典忘祖亦不无影响。东汉时，征调担任各种官职的名儒硕学，入直东观亦即国家图书馆，从事撰述国史。魏太和（227—232）中始置专职的著作郎一人，下距史部书籍自成独立部门不过几十年。（孙吴有左国史、右国史之职） 【73】 协助著作郎的有佐著作郎，宋以后改名著作佐郎。南北朝皆沿魏制，而名称和人数各代略有出入。齐梁陈又另设置修史（一作撰史）学士。晋制佐著作郎到职，必须先撰写一篇名臣传，含有测试之意。宋初因王朝新建，没有适当对象，其制遂废。《史通·史官建置篇》云，“著作郎一人，谓之大著作，专掌史任。又置佐著作郎八人。宋齐以来，以佐名施于作下，旧事佐郎职知博采，正郎资以草传”。然《宋书·何承天传》称其元嘉十六年“除著作佐郎，撰国史”。又《荀伯子传》称其为佐郎，“助撰《晋史》及著桓玄等传”。《王韶之传》言韶之私撰《晋安帝阳秋》，“既成，时人谓宜居史职，即除著作佐郎，使续后事，讫义熙九年。善叙事，词论可观，为后代佳史”。可见佐郎任务不仅搜集资料，亦执笔撰写。承天传又言，“承天已老，而诸佐并名家年少”。盖“上车不落”者多此辈“名家年少”（年少犹今言少年），虽搜集资料亦未必胜任耳。
值得注意的是，不仅北魏、北齐、北周等比较稳定的北方政权设有修国史的著作郎之职，（北周称为著作上士、中士）而且十六国中一些历时不久的少数民族政权，也意识到历史为自己政权服务的重要性，而设置史官修史。据《史通·史官建置·正史篇》所列，十六国中修本国历史的少数民族政权有前赵、后赵、前燕、后燕、南燕、北燕、后凉、南凉、北凉、前秦、后秦、西秦、夏、成汉，汉族建立的前凉、西凉当然不例外，所以十六国全都撰修了自己的历史。修史官的名称，除著作郎外，又有左国史、国纪祭酒等，而以他官兼领史职的也不少。所修国史称记、书、录、志、纪等，各不相同。十六国所修国史多已亡佚，现在从《隋书·经籍志》得知众多的书名，从清代学者所辑各书残本窥见片段。北魏崔鸿能够写成一百卷之多的《十六国春秋》，正是依据了这些国的国史。魏晋南北朝包括十六国割据局面下修史事业的兴旺发达，给后世留下了深刻印象。
（三）
这个时期史学的第三个特点，表现在史书的种类与数目。比起前一时期，史部著作数目骤增，性质复杂多样，门类异彩纷呈。
从数字看，东汉班固（32—92）《汉书·艺文志》中《春秋》项下所收史部著作，只《国语》、《世本》、《战国策》及《史记》等十一种三百五十余篇（卷）。到梁阮孝绪《七录》记传录所收，四百余年间，骤增至一千二十种，一万四千八百八十八卷。即种类增加了一千倍；卷数增加四十余倍。但稍晚的《隋书·经籍志》史部总计只有八百一十七部，一万三千二百六十四卷。注称“通计亡书合八百七十四部，一万六千五百五十卷”。所谓亡书，即指志中多处所载“梁有某某书，亡”。梁代文运极盛，皇家及诸王藏书至为繁富。王僧辩平侯景，自建康将图书八万卷归江陵。梁元帝《金楼子·聚书篇》称，“吾今年四十六岁，自聚书来四十年，得书八万卷”。至魏军逼江陵时，元帝聚图书十余万卷尽烧之。所以隋志著录反不如阮孝绪所列梁时史籍为多。徐崇所辑《补南北史艺文志》中的南北朝著作，也有十之六七不见于隋志。魏晋南北朝史书的撰述，可以说在梁朝达到了高峰。
《七录》的记传录分为十二个门类，隋志史部则分为正史、古史（即编年体史书）、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十三个门类，与《七录》基本相同。《七录》的国史隋志作正史，正史之名从此沿用。《广弘明集》只收《七录》序言，无从窥见全部书目。但分析隋志所列目录，可更进一步看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史部著作确有风起云涌之势。隋志每一门类除开头一种或少数几种为三国以前著述外，全部都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著作。如古史（即编年）类三十四部，《竹书纪年》之下即荀悦《汉纪》等；杂史类七十二部，《汲冢书》两种之后，即何承天《春秋前传》等。霸史类二十七部，全是十六国史书。起居注类四十四部，在《穆天子传》及《汉献帝起居注》之后，都是晋以后书。杂传类为各类中最多的，计二百十七部。有专记某一地方人物的，如《徐州先贤传》、《陈留耆旧传》等；有专记性质相同人物的，如《高士传》、《孝子传》、《正始名士传》等；有专记某一家族人物的所谓家记、家传等，如《太原王氏家传》、《崔氏五门家传》、裴松之撰《裴氏家传》、范汪撰《范氏家传》、《虞氏家记》等；有各种列女传、高僧传、真人传等；最后是各种志怪之书如《异苑》、《搜神记》等。这一类中，只有开头的《三辅决录》为汉赵岐撰，此外皆曹魏以后著作。这种现象，与魏晋以来士大夫注重人伦鉴识，盛行人物品评，以及社会上以门阀郡望相炫耀，都有密切关系。《文心雕龙·史传篇》说，“夫左氏缀事，附经间出。于文为约，而氏族难明。及史迁各传，人始区分（据杨明照《校注拾遗》补）。详而易览，述者宗焉”。申述氏族及人物靠立传才能“详而易览”，也说明这时期杂传类著作蜂起的原因。隋志地理类一百三十九部，加上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卷六所搜集隋志未著录的魏晋南北朝时地理书，共有二百五十余种。地志之中，有以州为对象记述的；有以郡为对象的，个别郡还不止一部；甚至有以一县一城作为主题的。 【74】
魏晋南北朝史籍种类之多，刘知几也特别注意到。《史通·杂述篇》谈到正史以外著作时说：“爰及近古，斯道渐烦。史氏流别，殊途并鹜。榷而为论，其流有十焉。一曰偏纪，二曰小录，三曰逸事，四曰琐事，五曰郡书，六曰家史，七曰别传，八曰杂记，九曰地理书，十曰都邑簿。”所谓近古，当指魏晋。 【75】 刘知几的分类与《七录》、隋志没有大的出入，而篇中每类举书四部为例，基本皆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著作，确如刘知几所谓“门千户万，波委云集”了。这种兴盛情况，与上述第一、第二两个特点有关。同时也由于割据局面下各地方社会经济各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为史书的涌现提供条件，而纸的逐渐普遍应用，更使撰写和流通大量书籍成为可能。
（四）
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的第四个特点，与后代相比有所不同的，是编年体与纪传体两者并重，相辅而行。唐以后所谓正史皆是纪传体，遂被目为史书体裁的正宗。魏晋南北朝时，文人心目中编年体与纪传体还是不分轩轾，相辅相成的。
《史通·二体篇》说，“既而邱明传《春秋》，子长著《史记》，载笔之体，于斯备矣”。在讨论两种体裁得失之后，结论说：“然则班荀二体，角力争先，欲废其一，固亦难矣。后来作者不出二途。故晋史有王虞，而副以干纪；《宋书》有徐沈，而分为裴略。各有其美，并行于世。”这虽是刘子玄的论断，实际是沿袭了两晋以来对史书体裁的传统看法。魏晋南北朝时期，不少时代相同或相近的史学家们，为同一朝代，有人著纪传体的史书，有人撰编年体的史书，彼此并不认为工作重复无意义，更没认为二者可以互相代替。刘节先生《中国史学史稿》第七章“魏晋南北朝史学概观”中编年与纪传节论述甚为详尽。程千帆先生《史通笺记》关于《二体篇》亦有论列。如王隐、虞预等十多家《晋书》是纪传体，而陆机、干宝、邓粲的《晋纪》和孙盛的《晋阳秋》都属编年体。徐爰、何承天、沈约等的《宋书》为纪传体，而裴子野《宋略》、王智深《宋纪》为编年体。 【76】 萧子显《南齐书》为纪传体而吴均《齐春秋》为编年体。梁代则有谢昊、许亨等人的纪传体史书，和刘璠、何之元的编年体《梁典》。经北齐北周而入隋的王劭，既撰编年体的《齐志》二十卷又撰纪传体的《齐书》一百卷。同样记述北齐史事，纪传体与编年体篇幅如此悬殊，说明正如刘勰所论，后者“于文为约”，前者“详而易览”。王劭必然是感到两种体裁各有优缺点，才兼采两种方式处理了同一对象。陈隋以后，两体并重的传统衰落，正史都采用纪传体裁。到宋代司马光修《资治通鉴》，编年体的优越性才又显现出来。以后宋朝几部当代史的大书，都采用了编年体。
最早的历史记载，大约都是依年代顺序来叙述。这符合于人类思想的脉络。东西方史学著作的发展，也与此相适应。中国最早的历史《春秋》是编年体。孟子说，“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这个“一也”可能包含其他内容，但不妨推断，在体裁上，晋国楚国的国史大概也是和鲁国史一样的编年体。汲冢发现的魏国国史《纪年》，也是编年体。西方最早的历史著作，如公元前五世纪号称“历史之父”的希罗多德的《历史》和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基本上都是按年代顺序撰写的。罗马著名史学家李维（公元前59一公元17年）的《罗马史》，更是明确的编年体史书。中国在编年体流行了约五百年之后，到公元前一世纪末，才出现纪传体的司马迁《史记》。在西方，普鲁塔克（约46—120）的列传体的《希腊罗马名人合传》，则是在希罗多德之后约六百年才出现的。
编年体易于省览，便于了解历史发展的大略与趋势，所以汉献帝命令荀悦根据班固《汉书》另编更为简要的编年体史书《汉纪》。但也有人对编年体有偏见，如东晋袁宏。当时有关后汉的编年体史书有谢承、司马彪、华峤、谢忱、张潘诸家，而袁宏说他读这些书“烦秽杂乱，睡而不能尽也。聊以暇日，撰集为《后汉纪》（三十卷）。”他所参考的，除上述诸书外，还有《汉山阳公记》、《汉灵献起居注》、《汉名臣奏》以及诸郡耆旧先贤传等，凡数百卷。（见《后汉纪·序》）袁宏时代在范晔之前，而其书所载史事，据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三八《后汉纪》条，基本皆见于范氏《后汉书》。这说明两家所依据的史料大致相同。袁宏之书的特点，是编年体而兼采纪传体之长。如杨彪事屡见，但到建安二十五年记彪以寿终时，又较详细追叙其平生及其子杨修事，类似以简单传记插入编年体中。吐鲁番出土《晋史》残卷，陈国灿、李征二同志考订为孙盛所著《晋阳秋》。其书编年体，而叙事中夹有人物传记。如叙述张华被害，同时记其为人与历任官职，并载其所著《鹪鹩赋》，其体例与袁宏《后汉纪》如出一辙。袁宏与孙盛是同时代人，这种寓传记于编年的办法，可能是当时习用的。
在日本，除去记载神话传说的《古事记》之外，第一部历史《日本书纪》出现于八世纪初，也是编年体。《日本书纪》是用汉文写的，也在编年体中吸取了纪传体的做法。在每个重要人物死去时，比较详细地总括叙述其生平，有似列传。可以说综合了编年体和纪传体的优点。公元891年左右，藤原佐世把当时日本存在的中国书籍编了一部书目——《日本国见在书目》，是研究中日文化关系史上很宝贵的史料。此书在古史家中收有荀悦《汉纪》、袁彦伯（袁宏的字，未详何以不称其名）《后汉纪》和孙盛《晋阳秋》。这三部书可能早在编书目以前已传入日本。《日本书纪》名称的书纪二字，可能源于中国，书表示纪传，纪表示编年；而其兼采编年纪传体制之长，可能也是受袁宏和孙盛之书的影响。
（五）
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与以前以后都不相同的又一个特点，是出现一个分支——谱牒之学。这几百年中，家谱、族谱大为兴盛，数目骤增，种类繁多，谱学成为世代相传的专门之学。
《隋书·经籍志》谱系类载，汉初得《世本》叙黄帝以来祖世所出。西汉有帝王年谱，东汉有邓氏家谱，晋挚虞有《族姓昭穆记》。隋志所录四十一部（包括《竹谱》、《钱谱》、《钱图》各一卷，性质不同，实系附录），通计亡书合五十三部，几乎全部为魏晋南北朝时著作。实际上当时谱系之书还远不止此。《世说新语》刘孝标注中所引用家谱即达四十种左右，而据杨殿珣氏统计的各书所见可以知名的谱系著作，计家谱六十二种，总谱二十三种，以州郡标题者十三种，皇室谱十五种，当然还远远非这个时期全部谱系著作。 【77】 据隋志宋刘湛、齐王俭、王逡之、梁王僧孺、贾执、傅昭等都编有《百家谱》或《百家谱》的拾遗、抄、集抄等。颜之推的《观我生赋》自注说，“中原冠带随晋渡江者百家，故江东有百家谱”。可见百家之称主要指南渡侨姓大族，百家谱是他们的家谱，也不一定限于百家。东南诸族另有《东南谱集抄》之类，不在百家之数。族谱之编集，早在东晋末年已盛行。《南史·王僧孺传》载，“始晋太元中（376—396），员外散骑侍郎平阳贾弼笃好谱状，乃广集众家，大搜群族，所撰十八州，一百一十六郡，合七百一十二卷”。《南齐书·贾渊传》还说，“朝廷给弼之令史书吏，撰定缮写，藏秘阁”。 【78】 以后王僧孺亦集《十八州谱》。晋太元时有实州侨州各九，合十八之数，但郡则实郡八十四，侨郡四十余，或侨郡之数有出入。隋志不载，止在注中提到梁武帝“总境内十八州谱，六百九十卷，亡”。疑此十八州谱乃合北来侨姓与南土高门，兼包士族与庶族在内，故而卷帙如此庞大。隋志除宋、齐、北魏、北齐等皇室宗谱和大族如京兆韦氏谱、谢氏谱之外，还有以一州或一郡氏族为对象的谱录，如《冀州姓族谱》、《江州诸姓谱》等。
隋志所载北朝谱牒很少。《北齐书·魏收传》载，杨愔说《魏书》中“论及诸家枝叶亲姻，过为繁碎”。魏收回答说：“往因中原丧乱，人士谱牒遗逸略尽。是以具书其支派。望公观过知仁，以免尤责。”《史通·古今正史篇》也说魏收“大征百家谱状，斟酌以成《魏书》”。说明当时谱牒流传不多，所以需要大征，而魏收之修《魏书》是充分利用了这些史料的。《史通·书志篇》说，“谱牒之作，盛于中古。汉有赵岐《三辅决录》，晋有挚虞《族姓记》。江左有两王《百家谱》，中原有《方思殿格》。盖氏族之事尽在是矣。” 【79】 《新唐书·艺文志》谱牒类有《后魏方司格》一卷。《柳冲传》在列举汉邓氏《官谱》、应劭《氏族》一篇、王符《潜夫论》姓氏一篇、宋何承天《姓苑》二篇之后，说“魏太和时，诏诸郡中正各列本土姓族次第，为选举格，名曰方司格，人到于今称之”。方思与方司未详孰是，但从卷帙之少可以推知，这是把天下各郡士族按门第高下排列成为表格，以便一目了然，类似唐代的氏族志，而不是具有全部氏族的世系和人名的家谱族谱。
南北朝家谱族谱今天都已亡佚。据陈直先生《南北朝谱牒形式的发现和索隐》 【80】 ，北魏太昌元年（532）薛道衡之父薛孝通有石刻贻后券，叙其五世祖强至祖父聪的世次，可借以想见家谱的大概。宋太始六年（470）临津侯刘袭墓志（见陶宗仪《古刻丛抄》）及正光五年（524）魏彭城王元勰妃李媛华墓志，皆刻有直系亲属及兄弟姊妹等姓名官位。隋志唐志列有《中表簿》、《亲表谱》，《北齐书·卢潜附怀仁传》有《中表实录》，其格式或即与墓志所列者近似。《新唐书》的《宰相世系表》和宋汪藻《世说人名谱》，也可以使我们约略窥见南北朝家谱的原型。
东晋后期，贾弼开创了谱学。他的子孙贾匪之（宋）、贾渊字希镜（齐）、贾执（梁）、贾冠（隋）世传其学，绵延近二百年。 【81】 《新唐书·柳冲传》说，“王氏之学本于贾氏”。王氏当指宋王僧绰、齐王俭父子一家，王僧绰在元凶劭时被杀，僧绰门客太学博士贾匪之株连而死，说明贾王两家密切关系。刘知几所说江左两王，则是指琅玡王俭、东海王僧孺两家。这一情况，正符合隋志谱系篇所谓“齐梁之间，其书转广”。除这些专精谱学的人之外，熟悉各族谱系，“谙练百氏”，是宋齐以后士大夫学识修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梁傅昭“尤善人物。魏晋以来，官宦簿伐，姻通内外，举而论之，无所遗失”。（《梁书》本传）梁元帝《金楼子·戒子篇》也说，“谱牒所以别贵贱，明是非，尤宜留意。或复中表亲疏，或复通塞升降，百世衣冠，不可不悉”。宋齐以后谱学趋于极盛，是有其社会政治原因的。
刘宋以后改变了东晋“朝权国命，递归台辅”的局面，高门世族已由东晋时政治上的极盛逐渐走向反面。因而他们更要通过种种途径巩固其士族特权地位，而家族谱起了维护士族集团在社会上封闭性的作用。士族虽然缺乏实权，但某些官职仍要从他们中间选任，而一族之中又有区别，如琅玡王氏中有王僧虔所指名位稍次的“乌衣诸郎”，这就需要仔细了解各氏族谱系。熟悉谱系与否，成为担任吏部的主要条件之一。据各史本传记载，宋王僧绰“徙尚书吏部郎，参掌大选，究识流品，谙悉人物，拔才举能，咸得其分”。陈姚察官吏部尚书，“尤喜人物，至于姓氏所起，枝叶所分，官职姻娶，兴衰高下，举而论之，无所遗失”。孔奂任吏部尚书，“鉴识人物，详练百氏，凡所甄拔，衣冠搢绅，莫不悦服”。宋刘湛“为选曹，撰百家谱，以助铨叙。文伤寡省，王俭又广之”（《新唐书·柳冲传》，这里所谓撰，疑是删节之意）齐萧鸾因为“不谙百氏”，王晏不同意让他担任吏部尚书。北朝类似之例较少，但任吏部的人也须具备这个条件。所以“朝廷旧章及人伦氏族多所谙记”的李神俊担任了吏部尚书。
从政府看，除作为任官参考或依据之外，谱牒还有一个重要作用，就要用以辨别士庶，使应当服役的庶族不能冒充士族，逃避差役。这种逃避情况，到南齐愈益严重，“改注籍状，诈入仕（同士）流。昔为人役者，今反役人”。政府却籍，引起了唐寓之起兵。梁武帝时，这种情况仍然继续。《通典·食货》载，天监初尚书令沈约上书，建议用比较可靠的晋宋时旧黄籍，来核对当时黄籍。然后书中说，“臣又以为”云云，又提出应当检查那些根据伪造家谱而妄称祖先属于士族的“巧伪”，防止他们“百役不及，高卧私门，致令公私缺乏，是事不举”。例如南齐时，荒伧人王泰宝就从谱学专家贾渊那里“买袭琅玡谱”，贾渊差一点被处死（见《南齐书》本传）。为此沈约建议：“宜选史传学士，谙究流品者，为左人（《通典》避讳改民为人）郎、左人尚书，专供校勘所贵卑姓杂谱，以晋籍及宋永初景平籍在下省者，对共仇校。若谱注通，籍有卑杂，则条其巧谬，下在所科罚”。这段话中，专供校勘云云以下几句文义较难理解，我想意思是：专门核对那些门第不高（卑姓）而自列为高门（所贵）的各类谱牒（杂谱）。方法是用保存的晋宋旧户籍册来纠正后来伪造的家谱。如果谱牒中记录为士族（若谱注通），而按晋宋户籍上却是寒门庶姓（籍有卑杂），那就根据保存下来可靠的户籍，对假造谱牒者处罚治罪。 【82】 可见谱牒记录也是区分士庶、确定从役与否的依据，所以必须慎重对待。《通典》在沈约奏文之下写道：“（梁武）帝是以留意谱籍，诏御史中丞王僧孺改定百家谱。由是有令史书吏之职，谱局因此而置。”盖梁时政府开始设机构掌管氏族谱牒，谱学由私家世代传授而变为国家过问了。 【83】
南北朝时期，士大夫对于避家讳一事很严格。《通典》载宋王弘好贾弼之书，“日对千客，而不犯一人讳”，正是由于熟悉各人家谱的缘故。《梁书·徐勉传》称其“又该综百氏，皆为避讳”。百氏当指百家谱，亦即侨姓高门的代称，是说徐勉熟悉这些氏族的家讳。至于谱牒在缔结婚姻时的重要参考作用，更不待言了。
（六）
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发展的最后一个特点，为以前所未有的，是佛教与道教史书在纪传体史籍中正式占一席地，有关僧人与道士的传记开始出现。由于大量佛经译为汉文，僧人感到有必要编制目录，作为史学分支之一的佛经目录之学，也建立起来。
魏收（506—572）的《魏书》立《释老志》，叙述佛教与道教历史，在中国史学史上为创举。梁慧皎（？—554）著《高僧传》，记述自后汉至梁初的中国和外国僧人共二百五十七人，附见者二百余人。全书分十门：一译经，二义解，三神异，四习禅，五明律，六亡身，七诵经，八兴福，九经师，十唱导。以后唐代宋代僧人撰著《高僧传》，大体都沿袭这样的体制。
齐王俭的《七志》和梁阮孝绪的《七录》，都著录了佛经与道经。在儒家典籍目录如《汉书·艺文志》的影响下，不少僧人先后自己编制了各种“经录”。这些目录都已亡佚，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东晋道安（312—385）于孝武帝宁康二年（374）在襄阳写定的《综理众经目录》。据梁僧祐所说，道安的目录不只是胪列经名，而且“诠品译才，标列岁月”。即依年代先后，逐家汇列，以经名为目，下注异名及译出岁月，并略述译经始末及译笔优劣。这种方法，比当时流行的各种儒家典籍目录，要细致得多，也确切有用得多。梁僧祐（445—517）在道安之书的基础上，撰《出三藏记集》，在体例上又有发展。全书分四大部分：一撰缘记，叙佛经及译经的起源；二铨名录，即历代出经名目，按时代及译者分类；三总经序，收录诸经序文与后记；四述列传，即译经人的传记。这样的佛经总目，其详尽又在道安目录之上，在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历史上，作为分支之一，是应当大书特书的。 【84】
道家史籍有东晋葛洪撰《神仙传》。梁陶弘景《真诰》中亦保存道士传记，但所述事迹不尽真实。葛洪《抱朴子·遐览篇》列举道书多种，类似总目。宋元嘉十四年（437）道士陆修静撰成《灵宝经目》，是当时道经的正式总目录。书已佚，分类方法亦不详。东晋以后，道士竞制新经，有的有目无书。 【85】 陆修静经目所列经的卷数也不可信。其学术价值与道安、僧祐的佛经目录不可同日而语了。
1985年12月改订完
附记：
1986年1月，检得1984年10月魏晋南北朝史讨论会上辽宁大学顾奎相同志论文《魏晋南北朝史学繁荣探源》（打印本）。文中所注意问题与本文略同，而考察角度及论述详略有异。其中论纪传编年两体相辅相成之义，颇为详尽。均希读者参看。
（《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第2辑，198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