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过一年——1936年秋至1937年夏。这一年，时间虽然不长，但我饱尝到在书海中遨游、自由自在搞研究的乐趣，打下了我在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基础，也写出了几篇在这一尚少人耕耘的领域中还算有见地、有内容的文章。对我来说，这短短的一年确是很值得回忆的宝贵的一年。
我1935年在燕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因未找到适当工作，在燕京领取哈佛燕京学社奖学金（年五百元），做了研究生。当时燕京的制度是第一年按照两个颇长的书单自己阅读，学年终了举行笔试。中文书单包括《资治通鉴》等，西文书单有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等。回想起来，我当时未作长久之计，认真读这些书，这一年的时间，大部分用在陪女朋友在诗一般的燕京校园共度花晨月夕。她当时是国文系四年级学生，在写毕业论文。我实际上在等待她毕业一同离校。（俞平伯先生曾比喻过，清华园是散文，燕京是诗。）
另一方面，这一年我在学术上却又有极大的收获，就是偷听了陈寅恪先生讲魏晋南北朝史课，眼前放一异彩，使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决心走他的道路。关于这一个情况，我在别处已谈得很多，兹不赘述。1936年暑假中，忽然得到同学俞大纲自南京来信告诉我，经陈先生推荐，史语所聘请我去工作。原来他已向陈先生（历史组组长）介绍了我的情况，陈先生同意向所里推荐通过，他才通知我。接受陈先生指导和搞研究工作，这两个条件对我而言都是求之不得的，我当然极愿意去。女友当时刚考上清华大学中文系做研究生，对我去南京也支持。我父亲与陈家关系很深，我祖父殁于南京，墓志即出于散原老人之手。师曾先生是他老友，为他画过不少画、刻过不少印章。他与方恪先生是青年时代同学，莫逆之交，至老不渝。父亲听说是陈寅恪先生推荐并跟他工作，也很高兴。但我同时又有一点顾虑，怕燕京的洪煨莲先生为燕京保存可能有用的力量，不同意我走。以前燕京搞明史的李晋华先生去史语所工作，洪先生曾为此大不高兴。俞大纲当已考虑到此，在信中赘了一句：“至于哈燕社奖学金、燕大硕士学位，我兄谅无所留恋也。”这话说得对，我当时对寅恪先生景仰之诚和追随之幸都远远在名利与学界派系考虑之上。凑巧当时暑假，洪先生不在学校，对我的决定未形成阻力。
南下前，我叮嘱女友，到清华后一定去听陈先生的课，并作详细笔记，以便我学习陈先生的最新研究成果。
赴南京前，到清华园西院谒见陈先生。他对我的情况似颇了解，未多垂询。说他作历史组组长，也是遥领，参预决策，组中一切事务均由所长傅孟真先生处理。但研究工作中的问题由他负责，可以通信联系。
俞大纲先生到浦口相迎，共乘轮渡过江。黄而浊的扬子江水使我颇感失望。中央研究院在北极阁下，史语所占其中一座大楼。傅先生见我表示欢迎后说：“请你来做助理员，但目前没有名额，暂时给你图书员名义，但做助理员工作，薪水同样八十元一月，明年再改为助理员。”这些我都无意见。傅先生交代我的研究任务是魏晋南北朝史，并说“将来写出文章，够水平就在集刊发表”。他没有命题作文，也没有给任何条条框框，更没有把文章和升级、提薪联系起来。因此我感到，史语所的研究工作是纯粹为学术而学术，不带任何一点功利主义，是完全自由研究。
我在燕京时写《魏收之史学》，对北朝史有所涉猎，因此现在计划从南朝着手，先读沈约《宋书》。我仍采用私塾办法，用朱笔点读。因为只有自己断句，才能理解得比较确切，而无遗漏。如果自己断不了句，必然是没懂，就迫使你思考。
史料多多益善，越完备越好，才便于比较，去伪存真。在索引工作很不完备，更无计算机可言的年代，只有靠笨法子。我每逢人名就去查本传，逢地名就查地理志，逢官名就查职官志。关于重要时代和事件，我必然翻阅《资治通鉴》。宋代保存的魏晋南北朝史料比今天多，而司马温公断制有方，所叙多可信赖也。清人长于史料考证，读史必须利用。我读正史必同时检阅钱大昕《廿二史考异》、赵翼《廿二史札记》，王鸣盛《十七史商榷》。钱书考订最精，赵书融会贯通史事，王书稍差，亦不无用处。
在精读正史之外，我还涉猎一些有关时代的子部著作，如《世说新语》、《异苑》、《颜氏家训》等；集部著作，如《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有关部分；金石书如《金石萃编》、《八琼室金石补证》等。
总之，在史语所的这一年，我比较仔细地读了八书中《隋书》以外的七部，参阅了《南北史》，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在广泛阅读史料过程中，自然遇到某些引起注意的现象。对这些现象进行比较、分析、综合、思考，得出所以如此的原因。再从其他未利用过的书中，有针对性地寻找补充证据，最后形成结论。一篇论文也就完成。我这一年中，写了四篇文章：《南朝境内的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领民酋长与六州都督》、《论宇文周之种族》、《评魏楷英译魏书释老志》。宇文周一文是根据傅先生启示，为之论证。书评不算所里工作，给了母校历史系的《史学年报》。另外两篇则是广泛自由阅读基础上水到渠成写出来的。南朝各种人一篇，人口的计算方式可能不妥，但关于南北人在政治、社会各方面地位之消长，以及少数民族问题，所论在当时却颇新鲜。关于溪人曾通函请教陈先生。陈先生喜欢用明信片。想到一点就寄一张明信片，有时我一天收到好几张。他说自己“胸无定见，殊可笑也”，实际反映陈先生思想之敏锐与活跃。后来陈先生在关于《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文章中，回忆当时研讨之乐，有一段颇富感情的话。我在美国，胡适之先生举以见示，我读后深为感动。领民酋长与六州都督，都是北朝史中习见之称而不得其解者，我的文章初次做了解释，遂成定论。
史语所的办公室，一间约有三十多平米，几人合用，每人一书桌、一书架。平均占有的空间相当之大，各不相扰。记得我被安排的屋中，有劳榦、李家瑞两先生和一位书记。单身宿舍比较简陋，先在蓝家庄，后迁成贤里，我一直与全汉昇先生同屋。宿舍内不好工作，所以我晚间仍去办公室。有一晚我正在读法文，傅先生进来，说：“你将来还可以学点德文，以便看兰克和莫姆森的原著。”我当时想，这谈何容易！以后在哈佛为拿学位，学了德文，突击过关，以后不用，也就还给老师了。
所里有早晨签到的制度，考古组有一位青年名刘耀，总是蓬松头发，常常与我先后签到，相视一笑。他的姓名引起我的注意，此人即后来的尹达。所中不定期由各组举办报告会，有一次会上讨论中，傅先生对张政烺说：“你是最critical的，你对这问题怎么看？”可见傅先生对所中每人的业务情况是胸中有数的。有一次陈先生来南京开会，在所里与大家座谈。结束时傅先生对大家说，“陈先生不能在京久留，因为陈太太将要生儿子。”可惜傅先生善颂善祷的“吉言”未能实现。我还在全院大会上听过俞大维报告绥远抗战情况。哈佛大学学哲学的博士，竟成为全身戎装的兵工署长，我想是效法他的外曾祖曾国藩既能治学又能治军吧。
当时所里除历史组同仁外，与语言组的丁声树、周祖谟两位较熟，后来也都留在北京。我曾请教丁公京剧中尖团字问题。他说他的家乡河南方言里就有此区别，举出许多例证见告。我也从而悟出日语汉字读音中也区分得很清楚。如弓箭之箭与宝剑之剑、白雪之雪与红血之血。关于文字音韵方面，常常请教周祖谟。前几年研究日本新井白石，关于他所参考的明末清初字书的评价，都是得之于周公的。
史语所这一年中社交活动不多。傅先生曾邀我到家便饭，向傅老太太介绍说：“他的祖上在咱们山东做过大官。”所外史学界朋友只有陈沅远。他是燕京研究院毕业，以论文《唐代驿制考》知名，当时在水利部门工作，仍做些研究。我经常从所里替他借书，如《册府元龟》等。燕京1935年毕业班在南京约四五人，亦曾聚会。其中经济系的黄晟乃黄秋岳之子，抗战开始不久即以出卖军事情报，父子同处极刑。此外德国卫礼贤教授的儿子任国民政府顾问，其母也在京，我曾去访问她。德国老太太看见二十多年前自己哺育过的中国婴儿长大成人，异常高兴，相聚甚欢。她在所写卫礼贤的传记中记了此事。
1937年夏，我回天津探亲。抗战爆发，史语所内迁，我滞留天津租界家中，准备结婚后去内地。后有赴美机会，改变计划。
我在史语所办公室的藏书，由于傅先生的关怀，与所里藏书一起南运，在李庄曾起作用。周法高先生就曾利用过周乙量批注的《颜氏家训》。我的藏书和所中藏书一起复原到南京，后来又寄到北京。这件事使我非常感动。1946年，傅先生又有信给我，约我回所任历史组组长。我已与燕京有约，当然不能应命了。
1998年2月，周一良记，时年八十有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