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董福祥致荣禄函，一向被视为研究庚子事变的重要史料，撰述中国近代史者，多引证之。甚至并认为董福祥围攻使馆，系奉荣禄之命；荣纵非祸首，亦系帮凶，其罪实不可恕。博雅如李剑农氏，于所著《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中，竟根据董函，认定荣罪“实万倍于刚、漪诸人”，“是最不可恕的一人”。他说：
在这一幕反动活剧的当中……最不可原恕的，要算是荣禄。（刚漪诸人不足责。）李鸿章电某督抚说：“荣拥兵数万，当无坐视群小把持慈意之理。”原来北洋的军权，完全在他手里。他既在军机，又是西太后所亲信的人；又知道拳匪不可利用，外衅不可妄开，假使当拳匪蔓延到直境的时候，便和袁世凯一样的力剿，老早可以消泯。只因“依违取宠”的一个念头，把他制住了。直到祸延肘腋，还是用依违的手段。我们看后来董福祥骂他的书便知，书中说：“祥负罪无状，仅获免官，手书慰问，感愧交并。然私怀无诉，能不愤极而痛哭也。祥辱隶麾旌，忝总戎行，军事听公指挥，固部将之分；亦敬公忠诚谋国，故竭驽力，排众谤，以效驰驱。戊戌八月，公有非常之举；七月二十日电命祥总所部入京师，实卫公也。拳民之变，屡奉钧谕，嘱抚李来中，命攻使馆。祥以兹事体大，犹尚迟疑。以公驱策，敢不承命。叠承面谕，围攻使馆，不妨开炮；群犹以杀使臣为疑；公谓戮力攘夷，祸福同之。祥一武夫，本无知识，恃公在上。故效犬马之奔走耳。今公巍然执政，而祥被罪，窃大惑焉。……”但是荣禄向江督刘坤一电告，却又说：“……以一弱国而抵各数强国，危亡立见，两国相战，不罪使臣，自古皆然。祖宗创业艰难，一旦为邪匪所惑，轻于一掷，可乎？……”一面命董福祥向使馆开炮，一面向人说“两国相战，不罪使臣”。这种依违取巧的罪恶，实万倍于刚漪诸人。所以这一回的乱事，他是最不可恕的一人。(1)
李氏所引董致荣函，系录自罗惇曧著的《拳变余闻》。《拳变余闻》所载之董函，似就署名日本横滨吉田良太郎口译大清吴郡咏楼主人笔述之《西巡回銮始末记》(2)中“董福祥上荣中堂禀”，加以润饰而成者。除修辞文雅，将中堂一律改称公外，尚微有出入。《西巡回銮始末记》所载之“董福祥上荣中堂禀”云：
中堂阁下：谨禀者，祥负罪无状，仅获免官，承手书慰问，感愧交并。然私怀无诉，不能不愤极仰天而痛哭也！祥辱隶麾旌，忝总戎任，一切举动，皆仰奉中堂指挥，无一敢专擅者，此固部将之分而亦敬中堂舍身体国；故敢竭驽力，犯众怒，冒不韪而效驰驱。戊戌八月时，中堂为非常之举，七月二十九日电饬祥统兵入京，祥立即奉行。去年拳民之事，累奉钧谕，嘱抚李来中，嘱攻使馆。祥以事关重大，犹尚迟疑，承中堂驱策，故不敢不奉命。后又承钧谕及面嘱，累次围攻使馆，不妨开炮。祥始尚虑得罪各国，杀戮其使，恐兵力不敌，祥任此重咎。又承中堂谕谓：“戮力攘夷，祸福同之。”祥是武夫，无所知识，但恃中堂而为犬马之奔走耳。今中堂巍然执政，而祥被罪，祥虽愚驽，窃不解其故。夫祥于中堂，其效力不可谓不尽矣！中堂命行非常之事，则祥冒险从之；中堂欲抚拳民，则祥荐李来中；中堂欲攻外国；则祥拼命死斗。而今独归罪于祥！麾下士卒解散，咸不甘心；且有议中堂之反覆者。祥以报国为心，自拼一死。将士咸怨，祥不能弹压！惟中堂图之。
按此禀所云各节，纯系捏造，与史实相悖，殊难往信。然半世纪以来，诸近代史家，辗转引证，以讹传讹，积非成是，罕有辨其伪者。是以不揣谫陋，谨蒐罗佐证，以明其赝。兹分述于后，以求教于方家。
二
（一）董致荣函（下皆从略）云：“祥辱隶麾旌，忝总戎任，一切举动，皆仰奉中堂指挥，无一敢专擅者。”按董福祥甘军虽属荣禄所统之武卫军后军。但由于董得太后倚信，及大学士徐桐等之推崇(3)，骄蹇跋扈异常。佐原笃介辑《拳事杂记》云：
五月十五日，董军杀日本书记生杉山君于永定门外，确奉董福祥之命。次日太后召见董福祥询之，福祥抵赖。言甘军无之。即有此事，如杀奴才以偿之则可，欲杀甘军一人，必有他变。太后无如何，因即以御侮任之。福样退，传令部下拔营，由南苑驻马家堡，一夕而营垒成。荣相闻之大惊，召福祥不至，面斥之，则云奉有密旨。荣相入对太后，力陈不可，太后少晤，荣因请旨至军，福祥仍不肯行，荣怒拔令箭，将以军法从事，乃回南苑。福祥跋扈情形，略见于斯。
叶昌炽撰《缘督庐日记钞》亦云：
（五月）十七日……又闻董福祥召对后，即统全军驻永定门，摩拳擦掌，预备与洋兵开仗。荣相檄令调驻南苑。董云：“从前受中堂节制，此时我面奉谕旨，只能前进，不能后退。”荣相已退值，再递膳牌请独对，以太后朱谕出示之，始允撤兵。
董福祥从此即骄蹇跋扈，不听荣禄节制。袁昶《乱中日记残稿》云：
（五月）二十日……竹筼(4)致身云(5)函云：“今日叫大起儿，王、贝勒等，谓：须派员迎挡洋兵，商令勿入城。挡不住，则令董军挡之。……略园相(6)私谓，明料挡不住，然令董军出手，则结了！（用北音读。董骄蹇已极，不受节制，素持联拳灭洋之说，近端邸极袒右之。）弟言我等自必竭力商挡，至董军一层，还请中堂通筹，揣略相亦有说不出的苦。”
胡思敬撰《驴背集》云：
董福祥拥兵二十营入见，请围攻使馆，幽杀各国使臣，以报历朝失地丧师之耻，太后不许。福祥怏怏，浸骄横不受节制。
方是时，董军武卫中军，因缘劫杀，贝子溥伦、大学士孙家鼐、徐桐、工部尚书陈学棻(7)、内阁学士贻糓、副都御史曾广銮、太常寺卿陈邦瑞，皆仅以身免，其家人多死者，以告荣禄，荣禄不能制。
侍郎陈学棻朝回，马惊而驰，甘军枪击之，弹穿车中过，舆夫立毙。荣相遣材官持令箭弹压，兵以枪拟之跳而免。(8)
窃维此次肇衅误国之由，董福祥不能辞咎，平日大言欺人，自谓足以敌洋人。五月间首戕洋官，六月以后专攻使馆，其军半与拳匪勾通，拳匪焚杀，董军劫掠，狼狈相倚，残毒京城。既不听大学士荣禄节制，并不遵旨调遣。(9)
董既骄蹇跋扈，不听荣禄节制，则其函中，所谓“一切举动，皆仰中堂指挥，无一敢专擅者”，皆系虚构，绝不足信。
（二）“戊戌八月时，中堂为非常之举，七月二十九日，电饬祥统兵入京，祥立即奉行。”按戊戌政变前，慈禧与荣禄本计划于九月天津阅兵时实行废立。德宗早有所闻，至七月初突向奕劻表明誓死不去天津，废立密谋因此不逞。怀塔布、立山等人，遂奔走于北京天津间，另谋废立之策。至七月底，荣禄乃调聂士成军驻天津，调董福祥率甘军移驻长辛店。粱任公《戊戌政变记》云：
至七月初间，皇上忽语庆亲王云：“肤誓死不往天津！”七月中旬，天津罢行之说，已宣传于道路。当时适值革礼部六堂官，擢军机四京卿之时，守旧党侧目相视。七月二十间，满大臣怀塔布、立山等七人，同往天津谒荣禄；越数日御史杨崇伊等数人，又往天津谒荣禄，皆不知所商何事。而荣禄遂调聂士成之军五千人驻天津，又命董福祥之军移驻长陛店（距北京彰义门四十里）。七月二十九日，皇上召见杨锐，是日有旨命袁世凯入京，八月初一日召见袁世凯，即日超擢为侍郎。初二日复召见袁世凯，是日又召见林旭，而御史杨崇伊、张仲炘等亦于是日诣颐和园上封事于太后云。初三日荣禄忽有电报达北京，言英俄已在海参崴开战，现各国有兵船十数艘在塘沽，请即遣袁世凯回天津防堵。袁世凯即于初四日请训出京，而皇上命其初五乃行，于初五日复召见袁世凯，至初六日而遂有西后垂帘，志士被捕之事。(10)
据任公先生所记，荣禄命董福祥移驻长辛店当在七月二十九日以前，至八月初六发生政变，董福祥未入京师。长辛店(11)（《戊戌政变记》误为长陛店）属直隶良乡县(12)，位北京西南方，距北京四十里。董福祥移驻该地，并未入京，所谓“七月二十九日，电伤祥统兵入京，祥立即奉行”。纯系捏造，故时日不符。
（三）“去年拳民之事，累奉钧谕，嘱抚李来中，嘱攻使馆，祥以事关重大，犹尚迟疑，承中堂驱策，故不敢不奉命。”按董福祥围攻使馆，本非荣禄所命，实受慈禧直接指使。慈禧专恃董福祥对付洋人，《崇陵传信录》云：
毓鼎与光禄卿曾广汉、大理少卿张亨嘉、侍读学士朱祖谋见太后意仍右拳匪。今日之议未得要领，乱且未已也。乃行稍后留身复跪曰：“臣等尚有言。”亨嘉力言：拳匪之当剿，但诛数人大事即定。张闽人，语多土音，又气急，不尽可辨。祖谋言：“皇太后信乱民敌西洋，不知欲倚何人办此大事？”太后曰：“我恃董福祥。”祖谋率然对曰：“董福祥第一即不可恃！”太后大怒，色变厉声曰：“汝何姓名？”对曰：“臣为翰林院侍读学士朱祖谋。”太后怒曰：“汝言福祥不足恃，汝保人来！”祖谋碎不能对。(13)
太常寺卿袁昶《乱中日记残稿》云：
粤督，李中堂电奏……乞勅董军万勿妄动，力认保护使馆。若使馆糜烂，鸿虽只身赴难，毫无补益云云。岂知廷臣方一意主借拳剿洋，并专仗董军助团仇洋，不顾巨患在后乎！
时董军宣称：剿灭洋人系奉太后之命，也保实事。佐原笃介辑《拳乱纪闻》云：
是日（五月十三日）董军入都。先是董军屯南苑，端邸、刚相以城内空虚，请调董入都。初四召见董，是日董军入都，其先锋差弁，持令箭入城，宣言现已奉太后命，剿灭洋人，命义和团为先锋，我军为接应，闻者骇然。
时外国报纸亦载有甘军围攻使馆，系奉太后懿旨之说，佐原笃介辑《拳事杂记》云：
美人某当北京使馆被围时，远悬白旗，出界与董福祥将官某接谈。该兵官与其亦旧相识，告之云：“吾等向各使馆开炮，实非出于本心，只以太后有旨，不得不遵耳！”
慈禧命董福祥围攻使馆之同时，也曾另派武卫中军攻打使馆。罗惇曧《庚子国变记》云：
太后旋命董福祥及武卫中军攻东交民巷，炮声日夜不绝，拳匪助之。
董福祥虽与武卫中军同攻使馆，但董不受荣禄节制，而受慈禧直接指挥。《德宗实录》丁卯（五月二十七日）上谕：
谕军机大臣等：董福样现在所办之事，著赶紧办理，腾出兵力，前赴天津防堵。并迅饬姚旺，先往天津援助。
所谓“董福祥现在所办之事”，即是指攻打使馆而言。“著赶紧办理”是令董福祥赶快攻破使馆之谓。待使馆攻破，腹心之患除，然后才能腾出兵力赴天津抵抗洋人。这一条上谕，足证董攻使馆确与荣禄无关，实受慈禧直接指挥。事后慈禧亦承认董攻使馆系奉朝廷之命，庚子闰八月二十四日上谕：
电奕劻、李鸿章……董福祥但听朝廷调度，战事非所得专，碍难加罪。一时亦未便撤其兵权，著该大学士与各使极力磋磨为要！(14)
同年九月十六日旨：
电奕劻、李鸿章……董福样系统兵大员，开衅以后，战事一切非其所得自主，碍难重议处分，一时亦未便撤其兵柄，须与各使极力磋磨为要。(15)
先说：“董福祥但听朝廷调度，战事非所得专。”又云：“董福祥系统兵大员，开衅以后，战事一切非其所得自主。”可见董攻使馆系奉慈禧之命甚明，所以“碍难重议处分”。经奕劻、李鸿章迭与各使交涉，各使臣对董难重办，皆不谓然。且各国公认董为祸首，围攻使馆，尤系渠魁。王彦威《西巡大事记》云：
惩办各节昨已照阳电奉准者，分别入告。惟董难重办情形，已迭与各使言及，皆不谓然。各国公论，此次祸首，端一、董二、庄次。盖日本书记生实系董兵戕杀，围攻使馆，尤系渠魁。至文电条款总目第二项内，遵奉内廷谕旨一语，请删除，查各使围困日久，但借此空文泄愤……(16)
若董攻使馆系奉荣禄之命，则外人经详细调查所得，制定之元凶名簿，上自王公，下至微吏，无不应有尽有。所列无凶有正法者(17)、有斩立决者(18)、有赐令自尽者(19)、有夺官者(20)、有革爵者(21)、有监禁者(22)、有发往极边充军永不释回者(23)、有革职者(24)、有革职永不录用者(25)、有申饬者(26)。何独荣禄能逃其罪？非但逍遥法外，尚且巍然执政，宠礼有加，而外人竟未提出异议乎？！外人又何以公认董为祸首，围攻使馆董系渠魁，并有“遵奉内廷谕旨”之言焉？再者，各国使臣一致坚持定董死罪，而清廷以播迁西安，董“久绾兵符，为陕甘两省汉回兵民所响。办理若稍涉操切，董福祥一人不足虑，而两省愚民悍卒，罔顾大局，深恐一时哄动，骤成巨祸。”(27)因此不允所请，磋商数月，未获协意。其后各国以清廷确有碍难之处，始行让步，允将董革职，禁锢于家。是董罪实万倍于荣甚明。则“累奉钧谕，嘱攻使馆”之说，显系捏造，别具用心耳。
（四）“后又承钧谕及面属，累次围攻使馆，不妨开炮。”按董福祥围攻使馆，系奉慈禧之命，且素骄蹇，不听荣禄节制，已如上述。彼奉懿旨之后，力攻使馆。欲尽杀洋人，开炮轰击，势在必行；荣禄实无再嘱不妨开炮之必要。征诸史实，亦无荣令董军开炮攻打使馆之记载。反之，《景善日记》(28)有董向荣屡借大炮不果(29)之说。恽毓鼎谓武卫军攻使馆，所以未克者，荣禄实左右之。隆隆者皆空炮，留作他日议和之余地。《崇陵传信录》云：
使馆皆在东交民巷，南迫城墙，北临长安街，武卫军环攻之，竟不能克。或云荣相实左右之，隆隆者皆空炮，且阴致粟米瓜果，为他日议和地也。(30)
陈捷撰《义和团运动史》摘录法国主教樊国梁等之日记云：
（五月）二十七日，拳攻猛烈，放炮五六百响，未伤一人，西兵毙匪甚多。(31)
以西什库一教堂，内困中外人士三千余人。(32)打五六百炮竟未伤一人，而西兵毙匪甚多，可证“隆隆者皆空炮”之说颇为可信。甚至竟有以圆木充炮弹者。洪寿山撰《时事志略》云：
昼夜炮打洋楼，一月有余无功，奸臣用计不实行，可惜国帑枉用！(33)
注云：
各处洋楼教堂，俱已焚毁，惟西什库与交民巷各处未烧。其从教者，皆隐于其内，约有数万人也。西什库之南，惜薪司口内，以杉木作架，设炮向北而击之。皇城外西北角，亦以杉木作架，设炮向南而击之。弘仁寺前，亦以杉木作架，设炮向西而击之。西安门外、北城根，亦以杉木作架，设抬枪向内而击之。然四面攻击，月余而未溃。余风闻之，乃药力未足数耳。余复询之，亦有用圆木而充炮丸者。可惜数万国帑，尽皆糜费，其奸臣之心，尚可问耶！
炮轰西什库教堂之士兵，竟以圆木充当炮弹，此举系受命暗中保护教堂，不可力攻之故。否则仅四十外兵(34)防守之西什库一教堂，焉有大军与拳民围攻两月(35)不下之理。此暗中命令军队保护教堂者，时人目为奸臣，故有“奸臣用计不实行”之说。所谓奸臣，即系指荣禄而言。英人朴笛南姆威尔著《庚子使馆被围记》(36)云：
然尚有人较予境遇更坏者。城中极北有樊国梁君之教堂，住有教民千余人(37)，所恃以为守者，只有水手四五十人。远闻隆隆之炮声，有时顺风，亦可闻其枪声。闻人言荣禄与法教士友谊甚好，暗中维持，命军队不必猛攻。实有一种延缓之政策，与其所施于使馆者同。(38)
荣禄虽暗中保护使馆，但因围攻使馆之甘军董福祥不听节制，恐使馆破、尽杀外人，因此严令诸将，攻破使馆之后，不准杀戮洋人。《西巡大事记》云：
一日旨令派武卫军攻使馆，荣召统兵官到军机处，命之曰：“奉旨攻东交民巷，诚不敢违旨。但攻破使馆之后，万万不可杀戮洋人，违我令者军法从事。”盖调护之心甚苦，各使臣亦略闻之。合肥复为之辟诬甚力，幸不在被议之列。否则武卫军为荣相所统，各国咸知之，岂能免于祸乎？(39)
荣禄奉命攻使馆，虽不敢违旨，但阳奉阴违，乃暗中极力保护，颇费苦心，故隆隆者皆空炮。又严令诸将攻破使馆不准杀戮洋人，多方保卫之不暇，焉有谕令及面嘱董福祥不妨开炮之理。则“后又承钧谕及面嘱，累次围攻使馆，不妨开炮”之说，不攻自破矣！
（五）“祥始尚虑得罪各国，杀戮其使，恐兵力不敌，祥任此重咎。又承中堂谕谓戮力攘夷，祸福同之。”按董福祥向以能杀洋人自命，罗惇曧《拳变余闻》云：
董福祥以回中枭杰，降于左宗棠，历保至提督。召对时，孝钦后奖之。福祥对曰：“臣无他能，惟能杀洋人耳。”荣禄、刚毅等皆极重之。(40)
又云：
董福祥以杀洋人自任，刚毅力誉于后前，恩宠日渥。(41)
罗著《庚子国变记》云：
董福祥之攻使馆也，太后问几日可克，福祥曰：“五日必歼之”。既而言不验。(42)
一个出身草泽“自谓足以敌洋人”(43)，骄蹇无知，“素持联拳灭洋之说”(44)，焉有“始尚虑得罪各国，杀戮其使，恐兵力不敌”之可能。否则亦不会以杀洋人自任矣！至所云“戮力攘夷，祸福同之”，语尤无稽，因荣禄系反对利用拳民对外开战者，使馆之未能攻破，实荣禄暗中保护之故。不然，以荣禄所统北洋数万之师(45)，攻一仅数百外兵(46)防守之区区使馆，当指日可下，焉有久攻不克之理。外人亦有深知使馆之所以未破，绝非中国兵力不足，实为主持和平者暗中回护之功。《庚子使馆被围记》云：
欧人皆谓观于一千九百年之事，中国以大军围攻区区之使馆而不能克，可见兵力之弱；众口一辞，其意坚不可拔。不知此亦大误，观于此书即可知之。盖中国人乃在能杀之时而掣其刃，非其力之不能也。当时中国之政府，意见不一，其主持和平者，当事势决裂之后，犹暗中竭力挽回，以拖延之政策，减轻其事之结果，而使凶暴者自败，此亦不可不知也。(47)
又云：
中国军队，所以来攻，不过受政府特别之命令。彼等似但欲围困监禁予等，非定有杀戮之意。彼等以砖石建筑防线，环绕于四周，有时以九尊或十尊之炮来攻，但时断时续，未尝接连攻击。虽或有一炮攻击甚猛，而全体不相连络，似无决意攻破之志者。予等全防线之建筑，固不甚坚固，而防守之人，甚为勇敢，每遇紧急之时，均随机以应，未尝畏馁。但此等情形，可以长久乎？若有一事，使敌人忽起决心，但以千人齐力冲来，则扫去予等之防御，如扫落叶之易耳。(48)
所谓主持和平者，亦即指荣禄而言。(49)荣禄既暗中极力保卫使馆，焉能有“戮力攘夷”之谕。荣先主剿办拳民，慈禧不纳。及五月二十一日第二次御前会议后，知慈禧已决心对外开战，无法挽回。北京终恐难守，大祸将作。次日，急遣眷属于大雨中出京避难。唐晏撰《庚子西行记》事云：
先是有友人为余推毂主宣化府怀安县文昌书院讲席，余以其地之可以避乱也，拟往就之。于（五月）二十二日启行。是日大雨，冒雨出德胜门……于路遇家眷车殆五十辆，有兵队护之，盖荣相家属出城也。
待慈禧下令围攻使馆，乃暗中保护洋人，留作他日议和之余地。(50)荣在未攻使馆之前，已知大祸将临，急遣眷属出京，变姓名避难于昌平。(51)及战衅已己开，祸在燃眉，安能有“祸福同之”之语。准此，则“祥始尚虑得罪各国，杀戮其使，恐兵力不敌，祥任此重咎，又承中堂谕谓戮力攘夷，祸福同之”云云，殊与史实相悖。
（六）“中堂命行非常之事，则祥冒险从之。”按所云“非常之事”，乃指荣禄密谋发动政变而言。(52)在发动政变过程中，董福祥仅奉统帅(53)之命，驻兵距北京四十里的长辛店(54)，并未围城逼宫，迫皇帝退位，奉太后垂帘。“长辛店为近畿往来冲要，旧有把总驻守”(55)，驻兵于此，本属常事。董奉命移驻，虽系荣禄为发动政变之部署，但对董福祥而言，算不得行非常之事，何来“中堂命行非常之事”？纵令荣禄命董参与政变密谋，以身为直隶总督，掌握北洋三军(56)的荣禄，与慈禧共同来对付一个名为皇帝，实同傀儡的德宗，不啻探囊取物，唾手可得。何险可冒之有？准此，“中堂命行非常之事，则祥冒险从之”之语，不但与情理不合，亦且与史实不符。
（七）“中堂欲抚拳民，则祥荐李来中；中堂欲攻外国，则祥拼命死斗。”按荣禄始终主剿拳民而不主抚(57)，对拳民情形早有了解。庚子四月下旬即派员秘密查访拳民事。艾声撰《拳匪纪略》云：
（五月）初二日，驻涞各营接京都电报云：“不准开仗”，官兵解体，拳民窜回深州，益肆行无忌，势如瓦解。县公云：“荣相派吴太守某赴涞、定，密查拳民事，今日查毕回京，亦无善策。”……
荣禄明知拳民邪术惑众，虽欲主剿，其奈慈禧不准剿办何？《德宗实录》五月丁未（初七）上谕：
现在畿辅一带拳匪，蔓延日广，亟应妥速解散，以靖地方。该督等务当通饬各州县，亲历各乡，谆切劝导，不可操切从事。至带兵员弁，亦当严行申诫，毋得轻伤民命，启衅邀功，并著荣禄，严饬在事各营，一体遵照。
又谕：
电寄荣禄：近畿一带，拳匪聚众滋事，并有拆毁铁路等事，迭次谕令派队前往保护弹压。此等拳民，虽属良莠不齐，究系朝廷赤子，总宜设法弹压解散；该大学士不得孟浪从事，率行派队剿办，激成变端，是为至要。
荣禄所统之武卫前军聂士成，身为直隶提督，以职责有关，被迫剿办拳民，而朝廷降旨申斥。《拳乱纪闻》云：
（五月初九）聂功亭军门，督武卫前军中路左营、暨后路右营步队，全数合于亲军马队一营，驰赴黄村及芦沟桥等处剿办拳匪。清晨乘坐火车前赴芦，发见有一队手执军械之人，将铁路占住，不任前进。军门谕令远退，不听。因令各兵一冲上前，一面又谕之曰：“铁路乃国家产业，岂可作践？”该乱民等即破口罟骂，谓尔等得有洋人贿赂，故将我等虐待，实与仇人无异。并将砖石抛掷，又复开放枪弹；甚至骂各兵为洋人，当被击毙兵士二人。军门以若辈无知，仍约束各兵不得卤莽动手。一面令一哨官前去解散，不料复为匪目枪伤。军门知不可以理喻，即令开放洋枪，毙其十余人。该匪等四散，开放洋枪，向士兵轰击，致又被击毙兵士六七人。军门乃令机器快炮兵上前攻打……毙匪四百八十人。兵士则损失十二人，并守备一人，由是始得安静，至四十八点钟后，上谕到来，将军门申斥，不应擅自攻打，着饬退往芦台。
由于聂士成攻打拳民，致招慈禧之痛恨，其后竟将聂革职留任。及联军攻津，聂拒敌于八里台，血战多日，为国捐躯。慈禧还说：“乃竟不堪一试，言之殊堪痛恨。”《德宗实录》乙酉（六月十五）上谕：
统带武卫前军，直隶提督聂士成，从前著有战功，训练士卒，亦尚有方。乃此次办理防剿，种种失宜，屡被参劾，实属有负委任。昨降谕旨，将该提督革职留任，以观后效。朝廷曲予矜全，望其力图振作，借赎前愆。讵意竟于本月十三日，督战阵亡。多年讲求洋操，原期杀敌致果，乃竟不堪一试，言之殊堪痛恨！
荣禄虽深知慈禧袒护拳民，但在枢臣中，还是立意主剿者。《拳事杂记》载京友来函云：
现在枢臣中，惟荣中堂尚立意主剿。
荣虽立意主剿，但慈禧胸有成竹，而诸王大臣等正拟利用拳民抵御洋人，荣禄势力不及彼等，故不能为力。《拳乱纪闻》载庚子五月十一日北京访事来电云：
皇太后昨晚在宫内召集各大臣，密议团匪乱事为时极久。旋即议定，决计不将义和团匪剿除。因该团实皆忠心于国之人。如与上等军械，好为操演，即可成为有用劲旅；以之抵御洋人，颇为有用。当定议时，只荣相、礼王不以为然。又因势力不及他人，故不能为功。余如庆王、端王、刚相、启、赵二尚书等，俱同声附和，谓断不可剿办团匪，王中堂默然无语。皇太后胸中业已早有成竹，故即照其本意办事。……故目前事势，已极危迫。如皇太后再不依照荣相所言，将团匪立行剿办，则国中将无太平之时矣。
当拳民入京之后，荣禄曾奏请调武卫中军入城弹压。王彦威《西巡大事记》云：
五月……十八日予与甘郎中大璋值班，上堂为荣相国力陈之。谓：“此时拳势未盛，如调大兵入城，诛其渠魁，散其党羽，祸或可不至燎原。”荣相韪其说，奏请调武卫中军入城弹压，旨意一下，都人欢然，拳民咸闭户，瑟缩不敢逞。翌日载澜上封事谓：“朝廷受洋人欺侮，送命四十余人。今拳民肯为国家报仇雪耻，不宜摧抑之，以长敌焰。”于是事机遂中变矣。(58)
荣见拳势日大，深忧之，曾主召袁世凯剿团。《拳事杂记》载山东友函汇录云：
团匪初起时，荣相颇深忧之。五月十九日，建议召李传相以议和，召袁慰帅以剿团，擘画周详，颇足钦佩。
《崇陵传信录》云：
太后怒曰：“汝言董福祥不足恃，汝保人来。”祖谋猝不能对，毓鼎应声曰：“山东巡抚袁世凯忠勇有胆识，可调入京镇压乱民。”曾广汉曰：“两江总督刘坤一亦可。”军机大臣荣禄在旁，应曰：“刘坤一太远，袁世凯将往调矣。”……(59)
荣禄除主张召袁世凯剿团外，并曾派军保护教堂。鹿完天撰《庚子北京事变纪略》云：
（五月）二十一日八点钟，望楼报到，东角楼、泡子河一带，驻兵数千，旗帜鲜明，不知何故。总办传令，命本院派人打探。即派中哨哨长王诚培前往；临行嘱以小心谨慎。诚培忠勇性成，遇事果敢。至则旗牌官引见统领孙大人，据云：“本统领系武卫中军，奉荣中堂札饬，特来驻扎此地，保护贵堂者。”即时回报，人心稍安。
荣禄虽主剿办拳民，但因与慈禧意见相左，不能做主。袁昶《乱中日记残稿》云：
（五月）二十日……臣昶力言莫急于先自治乱民，示各夷使以形势，俾折服其心，然后可以商阻夷使添调外兵。办法须有次第。佛谕：“现在民心已变，总以顺民心为最要，汝所奏不合。”臣复奏：“变者但左道惑人心之拳匪耳，以辟止辟，捕杀为首要匪数十人，乱党乌合之众，必可望风解散。我自办乱民，免致夷人调兵代办，交哄辇毂之下，则大局糜烂不可收拾！”佛不纳。退复言于两邸、荣相，若招抚拳会，与董军合势，即使洗剿东交民巷，战胜外兵，然开衅十一国，众怒难犯，恐坏全局。庆神色沮丧，无所言，荣韪之云：“非我所能做主”，端甚怒。或怪我言太激，仆升沉祸福，久置度外。……
荣复屡次“极陈举匪不足信，几冒不测”。《西巡大事记》云：
拳事之烈，不惟兵戎机密大事，不由枢密制，并不由中制。荣相调护其间，亦不见用。屡次入对，极陈拳匪之不足信，几冒不测。(60)
由于上列诸记裁证之，足见荣禄自始至终，均力主剿办拳民。唯力单势弱，而慈禧胸有成竹，不予采纳，故不能弭祸于事先。然则“中堂欲抚拳民，欲攻外国”之说，纯属子虚矣！
三
拳乱起，廷臣分主战主和两派。主战者以端郡王载漪、协办大学士刚毅、大学士徐桐、贝勒载濂等为最力。主和者则兵部尚书徐用仪、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户部尚书立山、内阁学士联元等。主战者皆昏庸颟顸之徒，对董福祥赞佩备至，协力推举，倚若长城。“端王毫无知识，类于疯狂”(61)，谓“夷兵所恃者火器，神拳复能制之，此天赞我也”。（《驴背集》卷一）“既倚拳匪及董福祥，尤骄横。”(62)对董赞佩备至。《西巡回銮始末》云：“董至端王府，端抚其背，并伸拇指而赞美之曰：‘汝真好汉！各大帅能尽如尔胆量，洋人不足平矣！’董大喜，益自夸不已。”廷议和战，漪云：“董福祥善战，剿回大著劳绩，夷虏不足僇也。”(63)刚毅“赋性粗卤，不学无术，极信妖法。盖自幼习闻神怪之语，皆信以为真，故深信拳匪不疑。”(64)对董福祥誉之尤力，《拳变余闻》云：“董福祥以杀洋人自任，，刚毅力誉于后前，恩宠日渥。”徐桐“平日持论，嫉洋人如仇，然不知为国家安内攘外之策，与夫民教相安之计。自团民起事，首先赞为忠义，目为良民，王公贝勒咸奉其言为圭臬。”(65)及义和团入都，桐谓“中国当自此强矣！”(66)袁昶、许景澄之死，举国称冤，而桐则曰：“是死且有余辜！”(67)桐极重董福祥，《拳变余闻》云：“徐桐逢人誉福祥，谓他日强中国者必福祥也。”漪兄载濂，昏庸糊涂不亚乃弟，朝廷命其严拿拳民，反荐饬董福祥招抚资敌。其奏折云：“窃查拳民能避火器，虽无确据，其勇猛之气，不顾生死，实为敌人所惮。……傥饬统兵大员忠信素孚如董福祥者，妥为招抚，练为前队，可以资敌忾而壮军声。就大势言之，拳民总宜善抚，不宜遽剿。洋人总宜力拒，不可姑容。剿拳民则失众心，拒洋人则坚众志。”疆臣中主战最力者为山西巡抚毓贤，毓贤极推崇董福祥。其光绪廿六年五月廿八日奏片云：“现在将才难得，其最足恃者惟董福祥一军。查董福祥有谋有勇，忠义过人，晓畅戎机，威望素著。如与义和团民联络声势，相机办理，必能克建大功，如留卫京都，缓急尤为可恃。”“素持联拳灭洋为说”(68)的董福祥，既与漪、刚诸人沉瀣一气，狼狈相倚，非但属主战派，且为主战派及慈禧所依恃，视为剿灭洋人唯一之柱石。董福祥性既愚，又和主战派相与，慨然以灭洋自任，而其致荣函所云，恰与平素言行相反，则此函之真伪，衡以当时情势，不问可知。
反观荣禄，则与主和派极为亲近，主和者皆通达时务的英明之士。“各国兵舰至津沽，诏廷臣议和战，用仪、景澄、昶及尚书立山、内阁学士联元，并言奸民不可纵，外衅不可启。”(69)许景澄于召见时“历陈兵衅不可启。春秋之义，不杀行人，围攻使馆实背公法。”(70)又云：“中国与外国结约数十年，民教相仇之事，无岁无之，然不过赔偿而止。惟攻杀外国使臣，必召各国之兵；合而谋我，何以御之？主攻使馆者，将置宗社生灵于何地？”(71)袁昶力言“拳匪不可恃，外衅不可开，杀使臣，悖公法。”(72)联元谓：“甲午之役，一日本且不能胜，况八强国乎？傥战而败，如宗庙何？”(73)又云：“倘使臣不保，他日洋兵入城，鸡犬皆尽矣。”(74)徐用仪、许景澄、袁昶、立山、联元因主和，先后弃市，袁许等被杀时，荣禄极谏，慈禧不许，复力争之，终不能得。《西巡大事记》云：
袁许之被逮也，朝旨召刑部满汉尚书入，受命即日正法，赵舒翘出而军机大臣适入，遇于门，告之故。荣相与同事约，请力争之。比入对，助荣极谏者，惟王协揆一人，余皆默默不发。太后不许，令退班。荣请独对，复力争之。太后曰：“荣禄！汝敢违诏旨乎？”荣乃不敢复言。退曰：“吾负两公矣！”徐尚书之被逮，荣相欲往约徐桐请入谏。徐曰：“此等背国向外之人，杀一人少一汉奸，吾不惟不能偕同入谏，并劝公不必为请命也。”荣与王协揆力争之，亦不能得。
荣禄与主和派亲近，意亦主和。《庚子义和团运动始末》云：“端王等守旧派到总理衙门以后，稳健派的势力，并没有完全消失。老臣庆亲王，和袁昶、联元、许景澄三人，此时仍然主和。就是荣禄、立山，也主张维持和平。”《清室外纪》云：“赵舒翘本已答应荣禄，助其主持和议，后窥知太后之意，乃以游移之辞对……”当大沽陷落，朝廷震动，慈禧召见荣禄，荣答曰：“若继续开战，恐有覆亡之祸……”(75)开战后，荣禄暗中保护使馆，不遗余力，主战派忌之。杀五大臣后，又欲杀“奕劻、荣禄、王文昭……会城破而免”(76)。由是言之，荣禄主和，当无疑义。董主战，荣主和，参商若是。则董致荣函，非好事者故意为董福祥洗刷而作，即是阿董恶荣者之所为，自可无疑。
四
综上所述，可知董上荣禀与史实相悖，显系赝品，当为好事者流所伪造，借以嫁罪荣禄而为董洗刷者。荣禄虽奸险，然聪敏机智，识力过人。拳乱中，始终主剿，反对与外人开衅。而慈禧胸有成竹，不纳其谏，对荣氏言，实属不幸。盖自戊戌以还，朝野仇外日烈，尤以慈禧为最；清廷亦似早有迁都对外作战之意愿。《同文沪报》综论当日之时势云：“自义和团之事起，咎政府之失策者万喙齐声，而不知政府固筹之久矣。何以知之？戊戌以来，诏修山西陕西行宫，诏河南巡抚，查洛阳汉唐设都之旧址，此非深知燕京之近海口，易为列国所攻，故以此为退步耶？燕京东北接俄，东南滨海，俄得旅顺，英得威海，于燕京皆可朝发夕至，故必不可都。若忽然迁徙，叉恐违众意而招外侮，而适有义和团起，故不妨姑试一战。战而捷，则威海、旅顺复为我有，而燕京有磐石之安。战而不捷，则委而去之，如弃敝屣，而暂住太原，建都长安，唐尧周汉之故乡，形势巍然可恃也。此政府所规划，亦自以为谋定后动，而非猝然举大事也。”所论虽不免小人之见，然亦不无理由。
光绪二十五年十月癸巳上谕：
……现在时势日艰，各国虎视耽耽，争先入我堂奥。以中国目下财力兵力而论，断无衅自我开之理。惟是事变之来，实逼处此，万一强敌凭陵，胁我以万不能允之事，亦惟有理直气壮，敌忾同仇，胜败情形，非所逆计也。近来各省督抚，每遇中外交涉重大事件，往往豫梗一和字于胸中，遂至临时毫无准备。此等锢习，实为辜恩负国之尤。兹特严行申谕，嗣后傥遇万不得已之事，非战不能结局者，如业经宣战，万无即行议和之理。各省督抚，必须同心协力，不分畛域，督饬将士，克敌致果。和之一字，不但不可出诸口，并且不可存诸心。以中国地大物博，幅员数万里，人丁数万万，苟能矢忠君爱国之诚，又何强敌之可惧，正不必化干戈为玉帛，专恃折冲尊俎也。……
可知慈禧当时已储对外开战之决心，并强调宣战后万无即行议和之理，力斥“豫梗一和字于胸中”之非。光绪廿六年六月初七上谕“……现在中外业经开战，断无即行议和之势。各直省将军督抚平日受恩深重，际此时艰，惟当戮力同心，共扶大局。谨守封圻，惟尔之功；坐失事机，惟尔之罪。功多有厚赏，不迪有显戮。各将军督抚等，务将和之一字先行扫除于胸中，胆气自为之一壮。所有一切战守事宜，即著一面妥为布置，一面迅即奏报。务各联络一气，以慑彼族之骄横，以示人心之固结。朕于尔将军督抚不得不严其责成，加以厚望也。……”（见夏季档，实录未载。）再次强调“务将和之一字先行扫除于胸中”；此两道上谕，虽相距八月，实一脉相承，一贯相生。可证慈禧之对外开战，深思熟虑，筹之已久。“谋定后动，而非碎然举事。”慈禧既决心仇杀洋人，以雪积恨，“胜败情形，非所逆计”(77)。庚子五月十四日，俄使格尔思呈云：
……本使臣所以敢沥陈者，深知义和团不但在外省，即在畿辅重地，猖獗作乱，中国必遭不料大患。窃维此乱害及洋人者，不能不使欧洲各邦想贵国政府或偏庇义和团，抑或无力弹压。其欧洲各国能容无约束匪党，肆虐各国属民，况在各国钦差一节。谅此皇太后、大皇帝自然片刻不能存此意也。欧洲各邦必当设以绝计，以救其民。此计仅能亏及中国国家，而其后患极为可忧。然本使臣深知皇太后、大皇帝如肯降一果决之谕，在下认真遵奉，足可一气净绝义和团之乱，而预杜以上所陈极危大患。本使臣固信皇太后、大皇帝圣明，且专以睦谊为念，故敢具此烦渎圣听，沥陈于皇太后、大皇帝。为救中国，必须片刻不缓，极切极严，谕令净绝义和团毫无意图之不法所为……
俄使此呈曾严重警告慈禧，如不剿平义和团，中国必遭不料大患。为救中国，剿团已刻不容缓。慈禧非但不纳，翌日竟有惨杀日本书记生之事。是慈禧对外开衅之心早决，永难动摇矣。荣禄虽属慈禧亲信，并无转移慈禧意向之力。亲暱如立山，不免骈诛；荣禄何人，焉能回天。其致刘坤一、张之洞等电云：“……以一弱国而抵十数强国，危亡立见；两国相战，不罪使臣，自古皆然，祖宗创业艰难，一旦为邪匪所惑，轻于一掷，可乎？此均不待智者而后知也。上至九重，下至臣庶，均以受外欺凌至于极处，今既出此义和团，皆以天之所使为词，区区力陈利害，竟不能挽回一二……”实坦诚肺腑之言，不能视作虚妄饰词。然则使馆之所以未破，清廷之所以未覆，荣有力焉。慈禧回銮后，痛定思痛，始深感之，畀以重寄，“宠礼有加，赏黄马褂，赐双眼花翎、紫缰，随扈还京，加太子太保，转文华殿大学士”(78)等等，良有以也。故董福祥致荣中堂禀之异伪，关系中国近代史者甚巨，实不可不辨。
（原载《大陆杂志》第十九卷第十二期，1959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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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上册，页二〇七一二〇八。
(2) 《西巡回銮始末记》，于光绪二十八年出版，系辑录当时的邸报及各种文件而成者。
(3) 罗惇曧：《拳变余闻》云：“徐桐逢人誉福祥，谓他日强中国必福祥也。福祥益自负，遂浸骄。”（见左舜生辑《中国近百年史资料初编》，以下皆简称“左辑初编”，页五五三）
(4) 许景澄字竹筼。
(5) 身云即樊增祥，字云门，号樊山，为荣禄幕僚。
(6) 略园相即荣禄。略园或为荣禄居处（待考），当时以园名人者，不一而足。如沈涛园即沈瑜庆，叶泊园即叶德辉。
(7) 误，陈学棻于庚子时任吏部右侍郎。
(8) 左辑初编，页四七二。
(9) 王彦威：《西巡大事记》，卷二，页二六。
(10)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卷二，“戊戌废立详记”。
(11) 长辛店在京兆宛平县西南，接房山县界，为近畿往来冲要，旧有把总驻守。一作长新店（见《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
(13) 左辑初编，页四六八一四六九。
(14) 王彦威：《西巡大事记》，卷二，页四七。
(15) 同上，卷三，页十四。
(16) 王彦威：《西巡大事记》，卷四，页十四——十五。
(17) 山西巡抚毓贤奉令正法。（见《德宗实录》光绪二十七年正月癸酉上谕。）
(18) 礼部尚书启秀、刑部左侍郎徐承煜、山西归绥道郑文钦、浙江衢州府守营都司周之德、山西前阳曲县知县白昶等均著斩立决。（见《德宗实录》光绪廿七年三月丁丑上谕）。
(19) 庄亲王载勋、刑部尚书赵舒祥翘，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等赐令自尽。（见《德宗实录》光绪二十七年正月癸酉上谕。）
(20) 已故直隶总督裕禄、驻藏办事大臣庆善等多人，均著追夺官职。（见《德宗实录》光绪廿七年三月丁丑上谕。）
(21) 塔拉善王革爵查办。（同上。）
(22) 端郡王载漪、辅国公载澜发往新疆极边永远监禁。（见《德宗实录》光绪廿七年正月癸酉上谕。）
(23) 盛京副都统晋昌、巴彦稣稣统领鄂英、湖南衡水郴桂道隆文等数十人发往极边充军，永不释回。（见《德宗实录》光绪廿七年八月丙申上谕。）
(24) 河南河北道岑春荣、武安县知县陈世炜、江西吉南赣宁道涂椿年、山西临县知县孔繁昌、四川名山县知县卢鼎智等，多人均著革职。（见《德宗实录》光绪廿七年三月丁丑上谕。）
(25) 浙江巡抚刘树堂、仓场侍郎长萃、呼兰城副都统倭克津恭、直隶大名镇总兵王连三等数十人均著革职，永不叙用。（见《德宗实录》光绪廿七年八月丙申上谕。）
(26) 阿拉善王、中喀尔王均著传旨申饬。（见《德宗实录》光绪廿七年三月丁丑上谕。）
(27) 见《德宗实录》光绪廿六年十一月乙巳上谕。
(28) 《景善日记》系赝品（请参看《燕京学报》第廿七期，程明洲著《所谓景善日记者》）。
(29) 《景善日记》云：“六月初四日，戍刻，刚相来谈，云以董军门今早至荣相府等请谒，因欲借大炮也。……荣不应，隐几而卧。董不悦，乃荣相哂笑之。云以如君必用我炮，请君向老佛恳求鄙人之头。”又云：“七月初四，荣中堂为大帅，不给董军大炮地雷。”
(30) 左辑初编，页四七二。
(31) 陈捷：《义和团运动史》，页六一。
(32) 同上第二篇第二章第二节围攻西什库教堂云：“时堂中有西人七十，男教友一千，妇孺二千二百。”
(33) 洪寿山：《时事志略》，第七段炮打西什库。
(34) 防守西什库教堂之外兵，计法国水兵三十人，意兵十人，共四十人工。（见陈捷撰《义和团运动史》，页五七。）
(35) 围攻西什库教堂起于五月二十三日，至七月二十二日解围，为时两月。
(36) 朴笛南姆威尔 (B. L. Putnam Weale) 英人，庚子时任职英使馆，于围困时，曾亲身参与防守之事。所著《庚子使馆被围记》颇详实可信。
(37) 陈捷撰《义和团运动史》作三千余人。
(38) 朴笛南姆威尔：《庚子使馆被围记》，中卷第十四章。
(39) 王彦威：《西巡大事记》，卷首，页八。
(40) 左辑初编，页五五三。
(41) 同上，页五五一。
(42) 同上，页五二八。
(43) 王彦威：《西巡大事记》，卷二，页二六。
(44) 袁昶：《乱中日记残稿》。
(45) 当时北洋四大军（宋庆之豫军、聂士战之淮军、董福祥之甘军、袁世凯之新建军。）俱归荣禄节制。荣又自领武卫中军。
(46) 防守使馆之外兵计英，俄各七十人，法、美各七十二人，德五十人，奥义各四十人，日本二十六人，共四百四十人。（见《陈捷撰义和团运动史》，页四七。）
(47) 朴笛南姆威尔：《庚子使馆被围记》，原序。
(48) 同上，中卷，第十一章。
(49) 朴笛南姆威尔：《庚子使馆被围记》，中卷，第十四章。
(50) 恽毓鼎：《崇陵传信录》。
(51)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钞》云：“（五月）二十八日……闻荣相眷属亦变姓名北来昌平。”
(52) 见董上荣禀“戊戌八月时，中堂为非常之举”。
(53) 戊戌时董福祥之甘军，归荣禄节制。
(54)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卷“二戊戌废立详记”。
(55) 见《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
(56) 董福祥之甘军、聂士成之武毅军、袁世凯之新建军。
(57) 王彦威：《西巡大事记》。亦见佐原笃介：《拳事杂记》及《拳纪乱闻》。
(58) 王彦威：《西巡大事记》，卷首，页四。
(59) 左辑初编，页四六九。
(60) 王彦威：《西巡大事记》，卷首，页八。
(61) 濮兰德、白克好司：《清室外纪》，页一四五。
(62) 罗惇曧：《拳变余闻》。
(63) 同上。
(64) 濮兰德、白克好司：《清室外纪》，页一四七。
(65) 王彦威：《西巡大事记》，卷首，页八一九。
(66) 柯劭忞等纂修：《清史稿》列传二百五十二徐桐传。
(67) 同上。
(68) 袁昶：《乱中日记残稿》。
(69) 柯劭态等纂修：《清史稿》列传二百五十三“徐用仪传”。
(70) 同上，“许景澄传”。
(71) 左辑初编，页五二〇。
(72) 同上。
(73) 柯劭忞等纂修：《清史稿》列传二百五十三“联元传”。
(74) 左辑初编，页五二一。
(75) 濮兰德、白克好司：《清室外纪》，页一四五。
(76) 左辑初编，页五二〇。
(77) 见《德宗实录》，光绪二十五年十月十九日上谕。
(78) 柯劭态等纂修：《清史稿》，列传二百廿四“荣禄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