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从台湾来的长途电话里，得知一个噩耗，说郁达夫的好友，也是我的好友胡健中先生已在台北市溘然长逝了。我接到这个电话，发呆了好一会，好久说不出话来。五年前，我还在《传记文学》杂志上读到了他写的《郁达夫与王映霞的悲剧》，《悲剧》一文，他说：“不仅为方正清廉之好友许绍棣兄与相交已久、知之有素的王映霞辟谣，亦所以对历史负责，不容史实为悠悠之口所混淆。”我很感激他，给历史还了它本来的面目。两年多以前，我应《传记文学》和胡健中先生之邀，去台湾探亲访友三个月，我就住在胡健中的家里。那年他是八秩晋九，我们为他做寿。他虽然是高龄老人了，而且有过小中风，不良于行，但神志清楚，声音响亮，怎么分别没有多久，竟遂然离开了人间？起初我不相信这个电话，认为我在做梦，但事实证明，这不是幻梦。我与他相交六十年以上的老友，尚健在的，已寥寥无几，现在又走掉了胡先生，能不令人感慨系之？
我之认识胡健中是由于郁达夫的关系。郁达夫认识他，比我早十年，胡健中只有二十岁，尚在上海读书，郁达夫刚从日本回国。在上海期间，两人一见如故，同居一室，睡在地板上书堆之中，生活得很穷困，但他很愉快。
一九二八年我与郁达夫结婚后，一直住在上海赫德路（今常德路）嘉禾里，几年下来，我们对大都市的生活颇感厌倦。我是杭州人，难免游子思乡，飞鸿倦旅，而且杭州的生活程度低于上海的二分之一。郁达夫也有类似的想法，他在《移家琐记》中明确记载，此次迁徙，是为了生活，迫于经济。但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躲避白色恐怖，他在《迁杭有感》中有“伤乱久嫌文字狱，偷安新学武陵渔”的诗句，在《毁家琐记》中又有断句一联：“烽火满天殍满地，儒生何处可逃秦？”从此可窥见郁达夫当时的苦闷情况。
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五日，我们冒着霏微的细雨，举家搭火车赴杭州，很快，四小时就到了。由于友人徐葆炎的帮助，租下了杭州大学路场官弄六十三号的一所旧式房子。我们到杭州后，第一个派记者来采访的，就是胡健中，当时他在杭州《民国日报》（即《东南日报》的前身）主持笔政。这篇访问记的题目叫作“郁达夫望子成龙”，因为我们第一个孩子取名郁飞。郁达夫已是风靡全国的著名作家，加上与胡是知己朋友，文中自然颇多赞美之词。
我和郁达夫把杭州的寓所略加安顿以后，他偕我去胡健中家看望他们，我与胡健中是初次见面，而他的夫人王味秋却早就相识了。她是浙江安吉人，我与她是杭州女子师范先后的同学，又是我好友刘怀瑜的同乡。她举止文雅，朴素大方，性格内向，沉默寡言，是当年我们在杭州女友中最贤淑的一个。
郁达夫与胡健中一别十年，我与王味秋也是多年不见，旧雨重逢，心中有说不完的高兴，他们夫妇当即设宴为我们洗尘。胡健中是文章能手，《民国日报》社论多半由他撰写，下笔千言，倚马可待，尤擅长诗词，即席写了一首词寄《采桑子》，赠给郁达夫：
十年离乱音尘断，忽漫相逢，往事重重，犹在鲜明记忆中。
人生踪迹知何在？似梗如蓬，酒洌烟浓，且染今宵醉颊红。
郁达夫也喜欢写古典诗词，而且是个快手。听了胡健中的《采桑子》以后，不觉技痒，即席口占一首《和蘅子先生》，蘅子是胡健中的笔名。词曰：
当年同是天涯客，故里来逢，奇事成重，乍见真疑在梦中。
谱翻白石清新句，爱说飘蓬，意淡情浓，可惜今时没小红。
从此以后，我家与胡家经常来往，或小聚，或出游。郁达夫是个喜欢游山玩水的人，曾经游遍浙江各地的名胜，出版了一本游记《屐痕处处》。我有时陪他出游，有时他独个儿出门。我与胡夫人王味秋当时都只有二十几岁，每逢春秋佳日，两人手挽手地在苏白两堤上漫步轻谈，在葛岭、六和场等名胜地区都留下了我们的足迹，那时我们是多么快乐，多么逍遥。如今悠长的岁月已染白了我的头发，老了，老了，时间过得真快，那时候游西湖的情景仿佛还在我的眼前，而王味秋却早已走完了她的人生旅程。
一九九〇年十二月底，由于胡健中先生的帮助，我偕女儿钟嘉利作台湾之行。一到胡健中的寓所，他已经等候在会客室里，端正地坐在沙发上。我奔到他的身前，双手拉着双手，兴奋地说：“我们终于见面了！”他微笑地立即接上一句：“不必再等来生！”十分钟以后，我们兴奋的心情才悄悄地平静下来。我问他味秋姐病故的情况，他带着抑郁的情调一一作了回答。我见到墙壁上挂有王味秋的大幅遗像，我说：“我没有机会参加老同学的葬礼，今天来补个礼吧！”说着，我走到遗像前深深地鞠了一躬，并说：“你走得太早了。”我悲痛得几乎要掉下泪来，胡健中也为之唏嘘不已。
住了几天以后，知道胡健中家里的情况，他没儿没女，孑然一身，晚景是够凄凉的。他不管家务，也不会管家务，由一位司机张景训先生代劳。会客室很大，房间有好几间，每间房间都装有电话，胡健中是靠电话来与外界联系大小事情的，平日不大出门。每天早晨吃五只汤糯，不多也不少，必然是五只。然后他看各报的大标题，或与来客聊天，或看看彩色电视。中晚两餐都吃面条，名为阳春面，实则其中有鸡汤、鸭汤或火腿汤，午后休息三小时。我想起他在年轻时，口齿伶俐，谈笑风生，现在性格变了，变得沉默了，他不爱跟佣人聊天，对朋友们也谈话不多。
那次我去台湾，名为观光，其实除了游过一次阳明山公园外，什么地方都没有去，每天总是与胡先生相对而坐。他非常怀念风光明媚的西湖，他说：“我在杭州住过二十多年，你是杭州人，咱们可称是同乡了。”所以我们谈话的热门话题，主要是西湖。谈到西湖，我与他都觉情趣盎然。胡健中对今天的西湖一无所知。他以疑惑的口吻问我：“西湖怎样了，天竺灵隐仍然照旧么？平湖秋月呢，还是那么清静风雅？我们以前常常去吃饭的镜湖厅还存在么？楼外楼、天香楼还有么？”显然，他已浸沉在半个世纪前我们大家在西湖游玩的记忆之中，脸上浮起了淡淡的浅笑。
我回答说：“西湖一切照旧，而且湖水变清了，风景更变美了，西湖这个西子比过去更漂亮了。楼外楼已经修葺一新，不久前我们还在那里吃过一顿饭呢，还吃了东坡肉。”他听了很高兴，说：“那就很好，可惜我老了，行动不便，不能再去了。能够再去玩一趟，该是多么美啊！”
我们在台湾三个月，他不断地关心我和钟嘉利的生活，嘘寒问暖，无有已时，还几乎天天计算我们的归期，盼望我多留一天好一天。但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我们将要离开台湾的那一天，胡健中一反常态，独个儿睡在床上不起来，眼睛闭得紧紧的。我们进房门去看了几遭，都是如此，不讲话，也装着没有听见别人的话，我知道他是陷入于分离的苦闷之中。最后我再一次到他的卧房里，轻轻地向他说：“胡先生，我们要走了，隔二三年我会再来的，愿你多多保重！”我走到房门口，再回头望一望，只见他眼睛睁得大大的，在望着我这个正要远去的人。这是为什么？“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
万万想不到我们这次的别离，竟成了我们的永诀。虽然胡先生行动困难，但凭着优越的生活条件，再活上五年十年，是不成问题的。如果我下次再去台湾，已经见不到他那慈祥的脸孔了。味秋走了，他也走了，我内心的悲伤不是笔墨所能形容的。
我往床上一躺，头脑里是乱哄哄的，想这想那；又好像是一张白纸，什么也没有想，房间里是静悄悄的，我不做一声，沉默着，直到一道月光从窗外射进来的时候，我才知道夜已经很深，该睡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