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查我的思想(1)
上海文艺整风时，我担任了美术界的主任委员。我虽不胜任，却很愿意担任，因为我是最需要思想改造，最应该自我检讨的一个文艺工作者。现在把我的思想作初步的自我检讨如下：过去三十多年间，尤其是在这期间的上半，即抗战之前，我写了许多艺术理论，画了许多画，由开明等书店出版，流通于中国。我写这些艺术论和绘画，完全不是出于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而是出于资本主义艺术思想的；我的立场，完全不是无产阶级的，而是小资产阶级的。因此我过去的文艺工作，错误甚多，流毒甚广。现在检查我过去思想错误的根源，发见下列四点：
（一）趣味观点：我过去写作，一向很看重自己的趣味，兴之所至，任情而动，不问为何人服务。当时自以为是天才流露、性灵表现；今日回顾，完全是个人主义的思想！拿事实来讲：我十七岁入浙江第一师范，最初三年为好高的自尊心所驱使，勤于一切课业，每年考第一名；但到了最后两年，李叔同先生教我们艺术课，我的趣味忽然集中于绘画和音乐，把其他一切师范功课都抛弃，因此后两年我都考在第二十名以下。我在这两年中，常常背了画箱在西湖上写生，或者躲在音乐室里弹琴，后来勉强地师范毕业。现在回想，前三年的普遍用功，是出于个人英雄主义的好高心的；后两年的不顾一切而热衷于艺术，是出于趣味观点的。我家家境不好：父亲中了举人，科举即废，闲居在家，肺病而死，其时我只九岁。母亲靠一爿祖遗的小染坊店的收入，来抚养我们姊弟五人，家庭经济很困难。照理我师范毕业后，应该当教师，帮母亲赡家。但我不顾这一切，我又为趣味所驱使，一定要专修艺术。我向富有的亲戚借了一千多块钱，东游日本。我在日本，入洋画研究会、音乐研究会，晚上又读外国语学校。因为我的趣味普及于绘画、音乐和文学，就不自量力，三者兼修。结果一年之后，金尽归国，落得个一事无成。归国之后，不得不当教师，拿薪水来维持生活又还债（那时我已娶妻，生二女）。生活负担压迫了我的趣味观点。然而在生活压迫略略放松的时候，我的趣味观点又抬头。直到现在，这种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思想在我心中还没有出清，我正在用马列主义思想来根除它。
（二）利名观点：不说名利观点而说利名观点，因为我回国后生活担负很重（我共有子女九人，死了二人，现存七人），我译著的动机主要是为利的。我最初在上海专科师范等学校任课。后来到浙江上虞白马湖春晖中学当图画音乐教师，与夏丏尊先生等共事。那时我年二十五岁，开始翻译屠格涅夫的《初恋》，接着又译日本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翻译的动机，小半是趣味所在，大半是为稿费和版税。因为那时我月薪只七十元，还债和家用是不够的。然而前者《初恋》因为当时认为诲淫，没有人肯出版，一直搁了十年才由开明书店出版。所以我第一次译稿问世，还是《苦闷的象征》。那时我有许多朋友在书局任编辑，我译的《苦闷的象征》，由朋友介绍，居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以后我便继续译述欧美、日本的各种艺术论，向杂志投稿，或者出单行本。胡愈之编的《东方杂志》，沈雁冰、叶圣陶编的《小说月报》，周予同编的《教育杂志》，杨贤江编的《学生杂志》等，都是我当时的稿费的来源。凡我所理解而略有趣味的欧美、日本的书，我都翻译或节译。绘画、音乐、雕刻、建筑、文学，甚至教育、儿童，我都染指，我的译著形似一爿杂货店。所以变成杂货店的原因，就是为了我作这些工作的动机完全是为利。凡是有销场而我的能力所及的，我无所不为。我的画，即所谓《子恺漫画》（郑振铎先生给我取的名词），起初是由于趣味观点而作的（因为回国后生活困难，无力作油画，偶用毛笔作简笔画，聊以满足趣味），后来发见有稿费可得，就为利而作。尤其是逃难到四川以后，卖画为生，迁就买主的趣味，在人物画中加些我所不擅长的山水为背景，以册页、立轴的姿态卖给老板们及富裕的知识分子作为房间装饰。这时候，我的利名观点已经完全制胜了趣味观点，我已经变成一个商人，跟在资产阶级的后面，想分他们剥削来的肥利的一瓢羹，而结果所得又极微细。因为我不会交际，开画展都是硬碰硬的，成功时少，失败时多。当时我也发觉这工作的无聊，几次想投笔。但是流亡中的家庭担负（其时子女七人均未成长，从浙江流亡到四川，连亲戚共十二三人，全靠我一人担负），不许我如此，我就以此为理由，一直卖画。现在回想，这全是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家庭本位的和利名观点的思想所使然。
（三）纯艺术观点：我过去的艺术观，完全是从资产阶级的为艺术而艺术的思想出发的。我探究这思想的来源，发见有两个：第一，是李叔同先生的影响。李先生是写实派而略带印象派的油画家，而我独崇拜印象派画风。所谓印象派，是不讲画的内容意义，而专重光线和色彩的画派。稻草堆、水面、朝阳、落日、器什、花果……只要光线好、色彩好，都是杰作的题材。我当时曾经醉心于这种纯技术。其实李先生并不注重这画风，我这学生却“青出于蓝”，变本加厉地爱好它。我少有作油画的机会，但在我的艺术译著中，除了普遍地、不加批评地介绍欧美各种画派之外，特别强调地介绍印象派画风。我眼中完全看不见世界、社会、国家和人民大众，而只看见光线、色彩和形状，这是养成我的纯艺术观点的最初的原因。第二，是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的影响。前面说过，这是我平生第一册译作，我从它受得的影响更大。《苦闷的象征》中有这样的话：艺术是脱离实际、脱离实用的；文艺创作是无条件的创造生活；人只有在游戏（无条件的活动）时是完全的人；为艺术的艺术，即个人自由创造，才是真正的为人生的艺术。我对这话发生共鸣，更巩固了我的纯艺术的立场。其实，现在我才知道：我全是断章取义，全是对于厨川白村的误解。厨川白村所以作这种论调，因为处在日本反动统治之下的缘故。倘若那时日本解放了，他一定不把艺术称为苦闷的象征，也许要称为团结、斗争、和平、幸福的象征，而决不作这种论调。不然，鲁迅先生为什么也翻译这册书，而至今还载在《鲁迅全集》中呢（我与鲁迅先生不约而同地同时翻译此书，同时出版。后来我由陶元庆介绍去访鲁迅先生，说明我的无心的冲突。这是我与鲁迅先生的初面）？可见我心灵的深处原有资产阶级的纯艺术思想，里应外合地结合了《苦闷的象征》中的断片句语，造成我过去的思想错误。
（四）旧人道主义观点：这种思想的来源，也有两个：第一是家传的旧道德思想。我父亲是举人，我祖母是女知识分子，我幼时读过四书五经。“温柔敦厚”是我的家教。我小时曾以“忠恕”、“温良恭俭让”为座右铭。因此一向缺乏斗争心，而确信感化主义。我的参加创办立达学园，就是这思想的事实表现。立达的创办人以匡互生先生为首，有夏丏尊、刘薰宇、陶载良先生等许多人，我也参加在内，而且以七百元卖脱了一间房子来作为创办费。我所以如此热心，是为了立达的感化主义的教育：不记过，不开除，教师与学生同兄弟姊妹一样共同生活；每个教师都担任导师，教课而外又指导学生的生活；学生犯了过失，教师苦口地说服他，匡先生甚至对他们流涕；校中捉牢了偷儿不送公安局，也用劝导和说服来帮助他改过自新。凡此等等，我都衷心地同意，因此热心地参加。我读夏丏尊先生译的《爱的教育》，常常流泪。现在回想，立达的精神，有几点是有意义的（例如导师制、说服主义），然而我的参加，完全为了我个人缺乏斗争性，有着温情的旧道德观念的缘故，也不外乎对于匡先生、夏先生的教育精神的片面的强调。第二，是佛教的影响。我生来不吃肉，是生理的素食者；后来李叔同先生出家为僧，我从他学习大乘，皈依了他，做了佛教徒，虽然我这佛教徒是不念佛、不念经，又不戒酒的。佛教本身怎样，现在不谈；现在要谈的，是我局部强调了佛教中的“护生戒杀”与“人世无常”的意义，造成了慈悲与悲观的错误思想。我的《护生画集》（此书三册，由佛教书局出版，大半非卖品，卖品亦只收印本，欢迎翻印，是一种善书），便是前者的表现，我的随笔中时时透露人世无常的悲观色彩，便是后者的表现。在封建资本主义恶势力统治的时代，我不关心被压迫人民的苦痛，而斤斤于动物生命的保护，真是“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对于扩展于全世界的反帝国主义火热的斗争，我视若无睹，而独自感伤于人世的无常，正是个人主义的典型表现。这种思想使我远离了集体主义生活，而变成孤独。我的画中，描写儿童生活的甚多，便是生活局限于家庭的小圈子而从来不知道集体生活的缘故。我的画集《人间相》等，也描写穷人的苦痛，对社会的不平等表示讽刺，又多写劳动者的姿态。表面看来好像是前进的，其实，正如毛主席所说，我是屁股坐在小资产阶级而描写这些工农生活的。我有一幅画，描绘女人为一军阀拔去头上的白发，题曰“公道世间惟白发，贵人头上不曾饶”。表面看来是讽刺贵人的，其实正是人世无常的思想的表现。可知我过去旧人道主义思想很浓重。这旧人道主义有时表面上会用进步的形式出现，而根本上全然是不健康的、病的表现。
上述四点，合力造成了我的思想的混乱与错误。此外，我的二十六年来的（我三十岁起不任职务，闲居家中，直至现在。惟其中逃难到大后方时因生计关系，在浙江大学等任课三年）离群索居，助成了我的脱离群众的习惯；解放(2)以来虽然常常出席各种会议，然而旧习的影响还是存在。总之，我的思想错误，由于过去脱离群众，不问政治，不能认清阶级立场，对于阶级斗争袖手旁观，因而长年地从事于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纯艺术工作，而使我的错误思想广泛地流毒在人间。今天，我要向广大群众表示由衷地忏悔。
我的思想改造的动机，发生于一九四九年冬。在先我读了毛主席《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不能全般接受；续读马克思《资本论》，再读《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方才信服了。我要求再多学习，但旧日的好高心使我不满于阅读国内的译作，想向社会主义的先进国家苏联求深造。一九五一年元旦开始，我摒除一切，从事俄文学习。埋头两年，总算能够看俄文的文艺书了。然而苏联革命已有三十多年，比我国先进得多；我在俄文的书籍中所看到的，大都是民主文化前途的光明灿烂，而其中可以帮助我的思想改造的，并不很多。
因此我确定了，我的思想改造，主要的还靠学习本国的政治，即马列主义结合中国革命实际的毛泽东思想。因此我定下三条具体计划：一、加强政治学习，普遍地阅读各种文件和书籍；二、加强业务学习，多多地把今日中国人民所需要的苏联文艺介绍过来；三、加强集体生活思想，参加各种应该参加的集会。
我过去好比患了肺病，整风的X光检查出了我的病状。今后只要好好地疗养，定能恢复健康。马列主义结合中国革命实际的毛泽东思想，好比是空气和日光，是我的最良好的营养品。我确信，在党的领导之下，在群众的督促之下，我认真学习，必能改正过去一切错误思想，而成为一个能为人民服务的文艺工作者。
以上是我的初步的自我检讨。我在美术界同志的小组中最初发表这篇检讨的时候，同志们给我的帮助极少。除了某同志劝我把《护生画集》加以批判，劝我举旧日的画作为实例之外，并没有给我别的具体的批评。所以这差不多全是我的自我批评。昔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我虽不才，心窃慕之。此文公布后，倘蒙读者惠赐批评，则幸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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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载《大公报》1952年7月16日。
(2) 即新中国成立。为尊重原作起见，书中类似情况均未改动。
我的心愿(1)
读了周总理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我表示衷心的拥护。我确信这个报告一定会使我国所有知识分子毫无例外地发挥每个人的力量，一定会使我国的文化科学也来一个飞跃突进，赶上世界水平。我们一定可以在不很长的时间内实现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我们将以一个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
我想我们每一个知识分子读了这个报告之后，大家一定奋发自励。我也不例外。
我因为患肺病，近年来一直在家休养，又患了风湿，不能用毛笔作画。到现在只能半天工作半天休息，来从事译述。解放六年来，我用了约两年时间来学习俄文，用了约三年时间来译述苏联美术音乐教育书籍，其中一年多是在生病，不能工作。六年中，我译述的书，关于美术教育的有三册，关于音乐教育的有六册（其中几册是和丰一吟、杨民望合译的），关于文学的有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在数量上看来似乎不算少，倘若仔细检查起来，在质量上一定有很多缺陷。我读了周总理的报告，深深地觉得自己的译述工作做得还不够多不够好。今后除了积极参加我们知识分子必不可缺的政治学习之外，更要努力从事业务学习，并在我的健康所许可的最大限度内，尽量增加我的工作量。
我现在正和丰一吟合译柯罗连科的《我的同时代人的故事》，全书共有一百二十多万字，要在两三年内才能译完，我要尽快完成它。我要求自己尽最大的能力，把它译好。再来译其他的书。
我们不久将以一个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上。我们每一个知识分子都要对此献出自己最大的力量，我自己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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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载《文汇报》1956年2月8日。
敬礼(1)
像吃药一般喝了一大碗早已吃厌的牛奶，又吞了一把围棋子似的、洋纽扣似的肺病特效药。早上的麻烦已经对付过去。儿女们都出门去办公或上课了，太太上街去了，劳动大姐在不知什么地方，屋子里很静。我独自关进书房里，坐在书桌前面。这是一天精神最好的时光。这是正好潜心工作的时光。
今天要译的一段原文，文章极好，译法甚难。但是昨天晚上预先看过，躺在床里预先计划过句子的构造，所以今天的工作并不很难，只要推敲各句里面的字眼，就可以使它变为中文。右手握着自来水笔，左手拿着香烟，书桌左角上并列着一杯茶和一只烟灰缸。眼睛看着笔端，热衷于工作，左手常常误把香烟灰落在茶杯里，幸而没有把烟灰缸当作茶杯拿起来喝。茶里加了香烟灰，味道有些特别，然而并不讨厌。
译文告一段落，我放下自来水笔，坐在椅子里伸一伸腰。眼梢头觉得桌子上右手所靠的地方有一件小东西在那里蠢动。仔细一看，原来是一个受了伤的蚂蚁：它的脚已经不会走路，然而躯干无伤，有时翘起头来，有时翻转肚子来，有时鼓动着受伤的脚，企图爬走，然而一步一蹶，终于倒下来，全身乱抖，仿佛在绝望中挣扎。啊，这一定是我闯的祸！我热衷于工作的时候，没有顾到右臂底下的蚂蚁。我写完了一行字迅速把笔移向第二行上端的时候，手臂像汽车一样突进，然而桌子上没有红绿灯和横道线，因此就把这蚂蚁碾伤了。它没有拉我去吃警察官司，然而我很对不起它，又没有办法送它进医院去救治，奈何，奈何！
然而反复一想，这不能完全怪我。谁教它走到我的工场里来，被机器碾伤呢？它应该怪它自己，我恕不负责。不过，一个不死不活的生物躺在我眼睛前面，心情实在非常不快。我想起了昨天所译的一段文章：“假定有百苦交加而不得其死的人；在没有生的价值的本人自不必说，在旁边看护他的亲人恐怕也会觉得杀了他反而慈悲吧。”我想：我伸出一根手指去，把这百苦交加而不得其死的蚂蚁一下子捻死，让它脱了苦，不是慈悲吗？然而我又想起了某医生的话：“延长寿命，是医生的天职。”又想起故乡的一句俗语：“好死勿如恶活。”我就不肯行此慈悲。况且，这蚂蚁虽然受伤，还在顽强地挣扎，足见它只是局部残废，全体的生活力还很旺盛，用指头去捻死它，怎么使得下手呢？犹豫不决，耽搁了我的工作。最后决定：我只当不见，只当没有这回事。我把稿纸移向左些，管自继续做我的翻译工作。让这个自作孽的蚂蚁在我的桌子上挣扎，不关我事。
翻译工作到底重大，一个蚂蚁的性命到底藐小；我重新热衷于工作之后，竟把这事件完全忘记了。我用心推敲，频频涂改，仔细地查字典，又不断地抽香烟。忙了一大阵之后，工作又告一段落，又是放下自来水笔，坐在椅子里伸一伸腰。眼梢头又觉得桌子右角上离开我两尺光景的地方有一件小东西在那里蠢动。望去似乎比蚂蚁大些，并且正在慢慢地不断地移动，移向桌子所靠着的窗下的墙壁方面去。我凑近去仔细察看。啊哟，不看则已，看了大吃一惊！原来是两个蚂蚁，一个就是那受伤者，另一个是救伤者，救伤者正在衔住了受伤者的身体而用力把他（自此不用它）拖向墙壁方面去。然而这救伤者的身体不比受伤者大，他衔着和自己同样大小的一个受伤者而跑路，显然很吃力，所以常常停下来休息。有时衔住了他的肩部而走路，走了几步停下来，回过身来衔住了他的一只脚而走路；走了几步又停下来，衔住了另一只脚而继续前进。停下来的时候，两人碰一碰头，仿佛谈几句话。也许是受伤者告诉他这只脚痛，要他衔另一只脚；也许是救伤者问他伤势如何，拖得动否。受伤者有一两只脚伤势不重，还能在桌上支撑着前进，显然是体谅救伤者太吃力，所以勉力自动，以求减轻他的负担。因为这样艰难，所以他们进行的速度很缓，直到现在还离开墙壁半尺之远。这个救伤者以前我并没有看到。想来是我埋头于翻译的期间，他跑出来找寻同伴，发见这个同伴受了伤躺在桌子上，就不惜劳力，不辞艰苦，不顾冒险，拼命地扶他回家去疗养。这样藐小的动物，而有这样深挚的友爱之情、这样慷慨的牺牲精神、这样伟大的互助精神，真使我大吃一惊！同时想起了我刚才看不起他，想捻死他，不理睬他，又觉得非常抱歉，非常惭愧！
鲁迅先生曾经看见一个黄包车夫的身体大起来。我现在也是如此：忽然看见桌子角上这两个蚂蚁大起来，大起来，大得同山一样，终于充塞于天地之间，高不可仰了。同时又觉得我自己的身体小起来，小起来，终于小得同蚂蚁一样了。我站起身来，向这两个蚂蚁立正，举起右手，行一个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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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56年12月13日作于上海。原载《文汇报》1956年12月26日。
小感
前天晚上，女儿一吟因久咳忽然吐血，吐了半痰盂。邻居的贾医生给她打止血针并服药，吐血停止了。然而第二天下午又吐起来，又是半痰盂。贾医生不在家。连忙叫救护车送广慈医院急诊室。把病人交给了医生，我透一口大气。开救护车的同志来向我收车费，票子上写着一元二角。我惊诧地叫出：“这样便宜？！”他随口回答道：“急诊应该便宜。”
这寥寥六个字的答语，引起了我无限的感动、兴奋和庆喜。我想：在解放前黑暗时代上海这万恶社会里，急诊正是趁火打劫的好机会，“急诊应该敲竹杠！”在八年前，我做梦也想不到会从开汽车的人口中听到随便说出的“急诊应该便宜”这六个字！短短八年间的教养，已经使得这位开车子的同志体会了新社会的道德，所以他能够随便地、不做作地说出这六个字来。在医生替一吟治疗的期间，我心中的兴奋和庆喜驱散了我两天来的操心和忧虑。我确信她的病就会痊愈。
止血后，我走到病床旁边，把这感想告诉病人，她的苍白的脸上现出微笑。我相信这精神的安慰可以帮助治病，她一定可以起床来参加国庆。
胜读十年书(1)
我怀着最热诚、最虔敬的心，到火车站去欢迎四川省革命残废军人演出队。在路上我想：这是世界上最可感谢的人，因为他们为了保护我们的安全和幸福，不惜牺牲了自己的肢体；这是世界上最可钦佩的人，因为他们受了敌人的伤害，还用残废的身体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他们都具有最高尚的共产主义道德和最可贵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他们是我们的恩人兼导师。他们今天到上海来，是上海的光荣；我能够到站参加欢迎，是我的骄傲！
我到车站时，月台上已经挤满了许多欢迎者：有的拿着乐器，有的捧着鲜花，有的带着爆竹，有的背着照相机。大家不时伸长了脖子向轨道的西端探望。不久，火车居然开到了。从最后的一节车厢里，我们所热望的英雄们慢慢地陆续下车。这时候月台上充满了欢呼声、鼓掌声和爆竹声，几乎连说话都听不清楚。月台上所有的人的目光都集注在这车厢上。这车厢显得特别注目，好像比别的车厢特别高大，特别美丽，似乎发散着光彩。我一面拍手，一面在想：这车厢真有功，会载着这许多可爱的人来给我们。这队英雄下车后，一一和我们握手。欢呼声、鼓掌声和爆竹声妨碍了我们的说话，难得听清楚。但见欢迎者和被欢迎者大家脸上堆着无限的笑容，表示真心的欢喜。英雄们有的走路跷拐，有的由人扶着，有的由人背着，有的脸上带着伤疤。然而个个精神勃勃，喜气洋洋。我和一位英雄握手的时候，我的手感觉得特别贴切而温暖。原来我所握的不是他的手，而是他的腕。他是没有手而只有腕的。他的腕特别温暖，足证他的身体非常健康，精神非常旺盛；足证敌人只能摧残他的手，万万不能摧残他的心！我紧紧地握住他的腕，一时不肯放手。我心中想：他这手是为了我们而牺牲的；但他不但绝不怨恨我们，却还要用无手的腕来给我们表演艺术！这使我多么惭愧，多么感谢！我恨不得立刻把自己的手扯下来装在他的腕上。这时候我禁不住两行热泪夺眶而出。这不是寻常的眼泪，这是惭愧、感激、钦佩、崇仰的结晶，我平生没有淌过这样高贵的眼泪。所以我不肯揩拭，挂着两行老泪和其次的一位英雄握手。她伏在另一人的背上，满面笑容，紧握着我的手，剧烈地摇动，一面对我说话。我从鼓掌声和爆竹声的间隙中听出了她的话中的三个字：“老人家……”我猜想是“老人家也来迎接我们……”是表示谦虚的意思。我想回答她说：“倘使没有你捍卫祖国，我这副老骨恐怕早已委诸沟壑，今天轮不到来欢迎了。”又是两行热泪夺眶而出。
不久英雄们全部下车，通过月台上的长长的音乐队和献花队徐徐出站。五彩的纸片和纸条天花乱坠，撒在英雄们的头上和身上。我和周信芳同志紧跟在被背着的女英雄后面，两人头上和身上也积了许多五彩的天花。走出站的时候，我看见不戴帽子的徐平羽部长的头发已经变成五彩，周信芳同志的肩上挂着长长的红条子，回看我自己身上也绕着一条鲜艳的绿带子。大家相视而笑。这真是“人世难逢开口笑”！
送一队英雄上汽车赴寓所休息之后，我们各自回家。我在归途上想：我今天不是来欢迎，是来上课。我上了一堂最充实的社会主义教育大课。上这一堂课，胜读十年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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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58年11月20日作于上海，为欢迎四川省革命残废军人演出队志感。原载《文汇报》1958年11月21日。
古稀之贺(1)
翻译《源氏物语》时偶然放笔，抬起头来，看见座右挂着一个条幅，上面写着一首俳句：
古稀の贺の近ずき鹤の空晴る。（中译为：吉稀之贺行看近，万里晴空任鹤飞。）
这是长于俳句的老朋友葛祖兰先生送我，预祝我七十之寿的。
我吟唱了一遍，想起自己已经年近古稀，觉得又惊又喜。惊的是流光如水，年华迅速；喜的是生逢盛世，老而益壮，年近古稀，还能抖擞精神地担任世界古典巨著《源氏物语》的翻译工作。我自己也觉得可贵。
我从三十岁起就辞去教师职务，从事绘画和译著，至今已历三十多年。这三十多年的长时期中，我究竟写了些什么呢？今天回想：前面二十多年中所写的只是些零星琐屑的小文和漫画；后面十几年中却作了四种巨大的译著，即《猎人笔记》、《西洋美术辞典》(2)、《我的同时代人的一生》(3)，以及正在工作中的《源氏物语》。又画了许多大幅的绘画。
屠格涅夫著《猎人笔记》，我是在初解放的时候译的。所根据的原本是俄文本。中译本三十多万字，记得是在一年内译成的。
《西洋美术辞典》是我和女儿丰一吟合编的，字数共约百余万。所根据的书籍是日本版的西洋美术辞典、苏联的百科全书，以及其他美术参考书。
柯罗连科著《我的同时代人的一生》，也是和女儿丰一吟合译的，全四卷，字数共约百余万。这部苏联古典巨著，不听见有英译本及日译本，中国过去也不曾译过。我们这回是最初的中译。
《源氏物语》这部世界最早（一〇〇六年完成）的长篇小说，英国和德国都有译本，中国却没有，我这回是初译。估计字数约有一百多万，预计约三年完成。
我自己觉得奇怪：二十多年的壮年期中写不出什么东西，十几年的老年期中反而写出了四部巨大的译著，这是什么缘故呢？仔细回想，原来这是生活安定与不安定的关系。首先：在解放前，出版事业大都是私营的。书店老板剥削作者的劳动力，克扣稿费；他们大都不顾文化，惟利是图。译著者虽然有心从事富有文化价值的巨著的译作，却不容易获得出版的机会。因此我壮年期的工作，只是些零星的短文和漫画，谈不上什么成果。其次：更重要的原因是解放前作家生活没有保障，全靠稿费糊口，因此不得不迁就书店老板的需要，不能如意称心地从事富有文化价值的工作。我回想解放前，对每种译著工作，都不得不先计算一下稿费收入；有时还不得不和书店老板讨价还价，以防遭受剥削。但在解放后的今日，“稿费”两字我几乎已经忘记；我对每种译著工作，只是考虑它的文化价值，全不想起它的物质报酬。因为我的生活早有终身的保障（我是受国家月俸的），绝不贪图稿费；即使没有稿费也不妨，何况付稿费的不是剥削图利的书店老板，而是公正贤明的国营出版社呢！因此最近十几年来，我能够专心一志地从事译著和绘画，能够随心所欲地表现我的思想感情。因此在短短的十几年的老年期中，我的工作反而获得了成果。
还有一个附带的原因：我的女儿一吟能够经常替我当助手，也是促成这成果的一股力量。我在译著工作中，有时要查考书籍，有时要校勘原稿和校样，或者编制索引，抄写文稿，我不耐烦这些细致工作，这都是由她代劳的。倘在旧时代，她为了自己的生活问题，不得不进书店当编辑或者当教师，没有时间来替我当助手，我也没有力量另雇助手。但是现在她是上海编译所的所员，这编译所的制度是各人自由在家工作的，不必每天上办公室。她既有按月的生活津贴，又有稿费，生活不成问题；在她个人的工作之外，尚有时间可以帮助我的工作；而且天天在我身边，接洽十分便利。我最近十几年来的工作比过去廿几年的工作成果较大，这不可不说是一个附带的原因。
关于绘画，前后两时期的对比更是显著：在旧时代，我画小幅的漫画。这些漫画的题材，大都是人生社会的黑暗相和悲惨相。我曾在一九三六年出版的画集《人间相》的序文中说：“吾画既非装饰，又非赞美，更不可为娱乐；而皆人间之不调和相、不欢喜相与不可爱相，独何欤？东坡云：‘恶岁诗人无好语。’若诗画通似，则窃比吾画于诗可也。”我当时有一个图章，上面刻的是“速朽之作”四个字。因为我希望这种黑暗相和悲惨相早日消灭，让我另画一种欢喜相和可爱相。我这希望，果然在解放之后实现了！我早已把这颗图章毁弃。
解放之后，我眼前的黑暗都变成了光明，因此我的画笔活跃了，我的画面扩大了，我的画材丰富多彩了。我每次旅行，画材满载而归。全国许多报纸上都登载我的画，许多地方挂着我的画。我已刊行了一册儿童画集，不久又将刊一册更大的画集。十几年来，我在绘画方面的成果并不亚于译著方面呢！
“古稀の贺の近ずき鹤の空晴る。”我的老朋友送我这首贺诗，足证他是深知我近来的生活情况的，我自己也要对自己作“古稀之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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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61年岁暮作于上海。本篇日语译文曾载1962年《人民中国》（日文版）第2号。中文原文曾载1962年9月26日香港《大公报》。
(2) 《西洋美术辞典》迄今未出版。
(3) 即《我的同时代人的故事》（［俄］柯罗连科著），译者一度拟改为此名。
新年随笔(1)
一九六一年的新年即将来到了。上海解放已经十一年半了。在十一年半以前，上海一向戴着“万恶社会”的帽子。我是浙江乡下人，乡下有一句描写上海社会的话，叫作“打呵欠割舌头”。这是极言上海社会之混乱，人心之险恶，恶霸流氓扒手之多，出门行路之难：在路上开口打个呵欠，舌头会被割掉的。然而十一年来，由于政治教育的移风易俗，“万恶社会”这顶帽子已经摘掉，上海早已变成一个光明幸福的亚东大都市了。从下面这段记事里便可窥见一斑。
前天我出门访友。走到弄口，看见一辆三轮车停在路旁，驾车员正坐在车上看报。他看见我来雇车，就跳下车来，把报纸折好，藏进坐垫底下，然后扶我上车。（雇车早已不须问价，按照路程远近，划一规定。从前那种讨价还价和敲竹杠，早已没有了。）开进一条横路，地方僻静，行人稀少，驾车员就和我谈话：“老先生今年高寿？贵姓？”我回答了，接着同样地问他。他说姓邱，今年三十岁。又说：“丰这个姓很少。我只知道一个老画家丰子恺，是不是您本家？”我问：“你怎么知道他？”他说：“我在报上常常看到他的画。”我向他表明就是我。他停了车，回过头来，看着我说：“啊，我真荣幸……”我们就攀谈起来。他说出我所作的几张画来，评论画中的意义，表示他的看法，都很有见解。接着谈到他的身世。原来他只读过几年小学，解放后学习文化，现在已经能够读书看报。我推想这个人一定很聪明，很用功，并且爱好文艺。我望着他的背影出神，回想十一年半以前上海的“黄包车夫”，和这个人比较一下，心中发生剧烈的感动。十一年半以前，上海的“黄包车夫”在重重的压迫和剥削之下喘不过气来，口食难度，衣衫褴褛，哪里谈得到学习文化、读书看报，乃至欣赏图画？我在黑暗社会里度过了几十年，在垂老的时候能够看到这光明幸福的世界，心中感到说不出的欢欣。
车子经过热闹的马路，又转入一条横路。忽然他放缓了速度，回转头来，不好意思似地笑着说：“丰老先生！我想请您签个名，最好画几笔画，好吗？机会难得啊……”我说：“我很愿意。这里清静，你停一停车，我就在这里替你画吧。”他说：“不，我要买本手册来。四马路有文具店，待我买了再请您画。”车子开到四马路，在一家大文具店门口停下了。他连忙进去，一会儿带了一本很漂亮的手册回来。我接了手册，问他花多少钱。他说八角。我说：“这里太热闹，到了那边再画。”车子继续前进。我又望着他的背影出神地想：一本手册八角钱，足见他的生活很充裕。要是从前的“黄包车夫”，血汗换来的钱买米还不够，哪里会拿出八角钱来买手册？
不久车子在目的地停下了。地方很清静，我就坐在车子上展开手册来，用钢笔作画。我画一个儿童，手掌上停着一只和平鸽，题上“和平幸福”四个字，又加上他的上款，签了我的姓名。我又和他交换了一个地址，希望以后再见，然后下车。我问他车资多少，他摇摇手说；“哪里哪里……谢谢您……”就想跨上驾车台去了。我拉住了他，说：“很远的路，怎么可以叫你白费劳力？”就拿出一张五角钞票来，定要塞进他手里。他一定不受，用力推我的手。我也用力推他的手，然而要他不过。我就左手抓住了他的一只臂膀，右手把钞票塞进他的衣袋里去。岂知他气力很大，一下子摆脱了我抓住他臂膀的手，双手阻挡我的钞票。正在不得开交的时候，一个人民警察走来了。我就喊警察。警察走过来，惊惶地问：“什么事？”我说：“他从沪西踏我到这里，这么多的路，不肯受我车钱，请您……”他不等我说完，抢着对警察说：“我，我应该……”警察脸上的惊惶之色变成了笑容。我乘他们对话的时候突然把钞票丢在车子里，快步走进门去了。但听见背后警察在阻止他追赶：“老先生客气，你莫推却了吧！”接着是他的咕哝声和警察的笑声。
我通过朋友家的长长的走廊时心中想：刚才这一幕很像“君子国”里的情景。“万恶社会”已经变成“君子国”了。地狱已经变成天堂了。我就用这句话来庆祝一九六一年的新年。
这三轮车驾车员姓邱，名以广，家住闸北共和路二百六十弄三十五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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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60年11月29日为中国新闻社作。
我译《源氏物语》(1)
我是四十年前的东京旅客，我非常喜爱日本的风景和人民生活。说起日本，富士山、信浓川、樱花、红叶、神社、鸟居等都浮现到我眼前来。中日两国本来是同种、同文的国家。远在一千九百年前，两国文化早已交流。我们都是席地而坐的人民，都是用筷子吃饭的人民。所以我觉得日本人民比欧美人民更加可亲。过去我有许多日本人的先生和朋友。名画家藤岛武二、三宅克己、大野隆德、已故的日中友好协会副会长内山完造等，我都熟悉。我曾经翻译过日本的文学家夏目漱石、石川啄木的小说，以及德富芦花的名作《不如归》。这些译本现今在我国刊印流传，为广大人民所爱读。而在另一方面，我所著的《缘缘堂随笔》，也曾经由日本的文学家吉川幸次郎翻译为日本文。谷崎润一郎曾经在他的随笔《昨今》里评论我的随笔，并向日本读者推荐。原来我们两国人民，风俗习惯互相近似，所以我们互读译文，觉得比读欧美文学的译文更加亲切。
日本在世界上是文化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日本的《古事记》和《日本书纪》，都是一千几百年前的作品，即我国唐朝时代的作品，文章都很富丽典雅，不亚于我们汉唐的古典文学。那时候，欧洲文化还非常幼稚，美洲更谈不到。只有中日两国的文学，早就在世界上大放光辉，一直照耀到几千年后的今日。而日本文学更有一个独得的特色，便是长篇小说的最早出世。日本的《源氏物语》，是公历一〇〇六年左右完成的，是几近一千年前的作品。这是世界上最早的长篇小说。我国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和《水浒》、意大利但丁的《神曲》，都比《源氏物语》迟三四百年出世呢。这《源氏物语》是世界文学的珍宝，是日本人民的骄傲！在英国、德国、法国，早已有了译本，早已脍炙人口。而在相亲相近的中国，一向没有译本。直到解放后的今日，方才从事翻译，而这翻译工作正好落在我肩膀上。这在我是一种莫大的光荣！
记得我青年时代，在东京的图书馆里看到古本《源氏物语》。展开来一看，全是古文，不易理解。后来我买了一部与谢野晶子的现代语译本，读了一遍，觉得很像中国的《红楼梦》，人物众多，情节离奇，描写细致，含义丰富，令人不忍释手。读后我便发心学习日本古文。记得我曾经把第一回《桐壶》读得烂熟。起初觉得这古文往往没有主语，字句太简单，难于理会。后来渐渐体会到古文的好处，所谓“言简意繁”，有似中国的《论语》、《左传》或《檀弓》。当时我曾经希望把它译成中国文。然而那时候我正热衷于美术，音乐，不能下此决心，况且这部巨著长达百余万字，奔走于衣食的我，哪里有条件从事这庞大的工作呢？结果这希望只有梦想而已。岂知过了四十年，这梦想竟变成了事实。这是多么可喜可庆的事！
我国人民政府一向维护中日友好，重视日本古典文学。解放后十余年，民生安定、国本巩固之后，便大力从事文艺建设，借以弥补旧时代的缺陷。关于日本古典文学介绍方面，首先提出的是《源氏物语》。经过出版当局的研究考虑，结果把这任务交给了我。我因有上述的前缘，欣然受任，已于去年秋天开始翻译，到现在已经完成了六回。全书五十四回，预计三年左右可以译毕，一九六五年左右可以出书。我预料这计划一定会实现。
关于《源氏物语》的参考书，在日本不下数十种之多，大部分我已经办到，并且读过。在译本中，我认为谷崎润一郎最为精当：既易于理解，又忠于古文，不失作者紫式部原有的风格。然其他各本，亦各有其长处，都可供我参考。我执笔时，常常发生亲切之感。因为这书中常常引用我们唐朝诗人白居易等的诗句，又看到日本古代女子能读我国的古文《史记》、《汉书》和“五经”，而在插图中，又看见日本平安时代的人物衣冠和我国唐朝非常相似。所以我译述时的心情，和往年译述俄罗斯古典文学时不同，仿佛是在译述我国自己的古书。我相信这译文会比西洋文的译文自然些，流畅些。但也难免有困难之处，举一个例：日本文中，樱花的“花”和口鼻的“鼻”都称为“hana”。《源氏物语》中有一个女子，鼻尖上有一点红色，源氏公子便称这女子为“末摘花”，而用咏花的诗句来暗中讥笑这女子的鼻子，非常富有风越。但在中国文中，不可能表达这种风趣。我只能用注解来说明。然而一用注解便煞风景了。在短歌中，此种例子不胜枚举，我都无法对付，真是一种遗憾。为了避免注解的煞风景，我有时不拘泥短歌中的字义，而另用一种适当的中国文来表达原诗的神趣，这尝试是否成功，在我心中还是一个问题。
现在我已译完第六回“末摘花”，今后即将开始翻译第七回“红叶贺”。说起红叶，我又惦念起日本来。樱花和红叶，是日本有名的“春红秋艳”。我在日本滞留的那一年，曾到各处欣赏红叶。记得有一次在江之岛，坐在红叶底下眺望大海，饮正宗酒。其时天风振袖，水光接天。十里红树，如锦如绣。三杯之后，我浑忘尘劳，几疑身在神仙世界了。四十年来，这甘美的回忆时时闪现在我心头。今后我在翻译《源氏物语》的三年之间，一定会不断地回想日本的风景和日本人民的风韵闲雅的生活。我希望这东方特有的优良传统永远保留在日本人民的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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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载《文汇报》1962年10月10日。
新春试笔(1)
岁历更新，喜气充塞人间，我提起笔来，想写些感想，又觉得无从说起。忽见儿童穿着新衣吃甘蔗，便想起了顾恺之的一句话。晋朝有一位画家顾恺之，吃甘蔗时，总喜欢从梢上吃起，渐渐吃到根上。别人怪问他：“梢上不甜，你为什么从梢上吃起？”他回答说：“渐入佳境。”
我今已年近古稀，回想过去六十多年的生活，正像顾恺之吃甘蔗一样，渐入佳境。怎样“佳”法呢？且不说别的，单讲身体的健康情况吧。我从小多病，中年曾患眼疾，严重的角膜破裂，几乎失明；又患伤寒，几乎丧命；抗日战争时曾在贵州患痢疾，濒于危境；抗战胜利复员时又在陇海路上洛阳旅舍中患时疫，几乎不能返乡。身体经过几次斵丧，弄得十分虚弱，真成了个所谓“东亚病夫”。同时精神也弄得萎靡不振，曾长期闭门谢客，日与茶灶药炉为伴，自叹不能永年了。岂知近十四年来，知命之后，反而日趋健康；到了如今耳顺之后，身体竟越来越好了：一年四季，茶甘饭软，酒美烟香；工作之余，还有充分余力应酬宾客，逗玩儿童，真所谓“不知老之将至”。古语云：“老当益壮。”吾乡俗语云：“甘蔗老头甜，越老越清健。”在从前，这些话原不过是勉励或安慰人心而已，但如今我却实际地做到了。
这是什么缘故呢？原因很简明：从前生活困难，忧患多端；而现在生活安定，精神舒畅故也。古语云：“忧能伤人。”又云：“心广体胖。”确是至理名言。在从前，社会黑暗，弱肉强食，不论是非，欺诈剥削，不讲公道，贪官肆虐，恶霸横行。因此为人在世，提心吊胆，战战兢兢，苟全性命。像我这么一个文人，既无产业，又无权势，全靠教书与写作度日，维持八口之家的生活，天天要担心衣食，提防失业，心中常常忧患恐惧，身体怎么会健康呢？我的眼疾，全是由于经常为衣食而写作到深夜所致。我的精神萎靡不振，长年闭居，实是由于恐怕这恶劣环境，深恐失足遭殃之故。过去我有许多消极的文和画，正是“愤世嫉俗”的表现。
解放以后，这黑暗社会变成了光明世界。我心中的忧患恐惧也忽然消散，变成了欢欣鼓舞。我在上海生活数十年，亲眼看见它由黑暗变成白昼，感动特别深刻，曾在上海解放十周年时吟一首长诗，其中有句云：“盼到英勇解放军，虎口余生得保全。”又云：“巩固主权明法令，肃清败类任贤能。十年生聚兼教训，都城面目焕然新。今朝庆祝乐无疆，饮水思源莫忘恩。”这和我过去愤世嫉俗的消极诗文恰恰相反，也由黑暗变成了光明。同时我的身体也就由虚弱变成了壮健。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一年胜似一年，人民生活一年好似一年，我的身体也一年强似一年，真正是“返老还童”，前途光明。这情况不是我个人所特有的，画家齐白石、黄宾虹、姚虞琴、商笙伯等，都活到九十以上。上海文史馆中，今年有四位九十岁以上的老馆员。其中有一位还健步如飞。我比较起他们来，还只是个小弟弟呢！我的祖父只活三十三岁，我的父亲只活四十三岁，我年近古稀还在做小弟弟，可见我真是“强爷胜祖”的了。
身体好，工作成绩也好了。我现在担任上海中国画院院长，又兼任上海美术家协会主席。公余还有时间和精神来从事作画与作文。我的新作画集正在印刷中，不久可以出版，我又在翻译日本古典文学《源氏物语》。这是一千年前出世的一册一百多万字的古文长篇小说，分四册刊行，一年来我已译完一册，一九六三年夏季可以出版，预计一九六五年可以全部完成。完成之后，我一定还可做更多更好的工作。
身体好，游兴也好了。每年春秋佳日，我必偕老妻小女等同作游玩。大前年曾游黄山，黄山管理处的处长见我年老，定要我坐轿，我坚决拒绝，徒步登山，爬上海拔一千九百米的天都峰。前年我遍游江西各大城市，又上井冈山参观。去年也遨游江浙各名区。今年，明年，后年……我将继续游览我国名胜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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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写于1963年。
新的欢喜(1)
我住居上海，前后共有三十多年了。往日常常感到上海生活特点之一，是出门无相识，街上成千成万的都是陌路人。如果遇见一个相识的人，当作一件怪事。这和乡间完全相反：在乡间，例如我在故乡石门湾，出门遇见的个个是熟人。倘有一只陌生面孔，一定被十目所视，大家研究这个外来人是谁。
我虽然有时爱好上海生活，取其行动很自由，不必同人打招呼，衣冠不整也无妨，正如曼殊所云：“芒鞋破钵无人识，踏过樱花第几桥。”然而常常嫌恶上海生活，觉得太冷酷，有“茫茫人海，藐藐孤舟”之感。
然而这是往日的情况。近几年来，上海与我的关系变更了：出门常常遇见认识我的人，和我谈话，甚至变成朋友。有种种事实为证：
有一次我坐三轮车，那驾车人在路上问我：“贵姓？”我说：“姓丰。”他说：“这个姓很少。我所知道的只有一个老画家丰子恺。”我问他：“你何以知道丰子恺？”他说：“我常在报上看到他的画。”我向他说穿了，他就在途中买册子要我画，又和我交换通信地址，变成了朋友。我曾经特写一篇短文，叙述此事。
有一次我上剃头店，那理发师对我看看说：“你老先生的相貌很像画家丰子恺呢。”我问他何以认识丰子恺，他说常在报纸杂志上看到我的照片。我也就说穿了，他很惊奇，仿佛以为我是不该剃头的。从此我们就成了相识。
有一次我自己上邮局寄挂号信。挂号信上必须写明发信人姓名。那邮局职员见了，便告诉邻桌的人，一传二，二传三，弄得柜台里面所有的职员都看我，有的还和我谈话。我去寄信，仿佛去访问朋友。
有一次我上咖啡馆吃冰淇淋。几个穿白制服的服务员聚在一角里向我指点窥探，低声议论。我觉得很奇怪。后来一个服务员走过来问我：“你是不是丰子恺老先生？”我承认了。他就得意洋洋地向他的同事们说：“我说是，果然没认错！我在报纸上看见过相片的。”以后我就常到这店里去吃东西，有人相识，就觉温暖，仿佛在家里吃。
再举一例吧：有一次我带了一个孩子到附近食品店买糖果，照例有一个店员因报纸上的照片而认识了我。他的一个同事不认识我，他便怪他：“你不看报吗？”这一天我多买了些糖果，摸出钱包来一看，钞票不够付了，便要求他减少些货物，因为钱带得不多，下次再来买。这店员说：“不妨不妨，下次补付吧。”我觉得不好意思。另一人说：“我们替你送去，向家中取款吧。”我觉得好，便把门牌号码告诉他。我带了孩子又在别处走走，回家时东西早已送到了。
好了，不该再啰唆了。总之，近年来上海对我的关系变更了。我住在这七百万人口的大都市里，仿佛住在故乡石门湾的小镇上，不再有“茫茫人海，藐藐孤舟”之感了。
这变更的原因何在？很明显的：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识字，都看报，都读杂志，因此认识我的人多起来了。我的画和文和照片登在报纸杂志上，并非近来开始，已有三四十年了。何以从前在上海滩上“芒鞋破钵无人识”呢？就为了车夫、店员等人大都不看报，不读杂志，甚至不识字。而解放以来，扫除文盲，提倡文化，一般人的知识都大大提高，因此认识我的人多起来了。
这在我是一种新的欢喜。乘这新年将到之时记录下来，以助新年佳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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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写于1962年。
韶华之贱，无过于今日(1)
1969年4月28日 致新枚
你一定天天候好音，等得不耐烦了。所以我今天把详情告你，以资慰藉。并有好消息，即林×××报告中提及：“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或一批二看，或一批二用，或一批二养，不作为敌我矛盾，而作为内部矛盾。”（大意如此，想你已看到了。）近一二月来，变化甚多，总之是一步一步地使斗批对象与群众接近：起初拆牛棚，与群众住在一起；改请罪为请示；改三鞠躬为一鞠躬；与群众一起学习；今天又废止劳动（本来每天早上劳动半小时，我是揩玻璃窗），前天起，大家戴像章。——总之，是渐渐地使我们与群众相融合。看来是逐步进展，直到解放。前天有工宣队声言，即日要定性定案，但二三天来杳无消息，想来是被“九大”耽搁了。总之，时间不会长了。我身体甚好，每天早上六时四十分出门，廿六路电车常有座位。星一、三、四、六，五时下班。星二、五，八时下班。但今天（星二）忽然六时下班了，可见此例也将改变。贺天健每天来，有时请病假。陈××捉进派出所了。马公愚病死了，此外无变化。我每天廿六路去，四十二路回家。走资派程亚君隔离了一年多，最近放出来了，和我们住在一起。
……
1969年5月17日 致新枚
我很健康。生活也习惯了。北面房间，上星期已还给我，现在家里很舒服，我同母睡在北室，前室作吃饭间，阳台空着。可惜你不来看看。我单位“文革”进行迟缓，别的单位也如此，听说五月内要定性定案，但是否实现，很难说。总之，我现在不希望它早结束，反正总有结束的一天。林×××报告第四部分中指出对于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一段，你想必看到了。这证明党处理从宽。我放心了。我近来相信一条真理：退一步海阔天空。退一步想，对现在就满足，而心情愉快。例如你，远在石家庄，不得见所亲的人，但退一步想，如果到了更远的地方，还要苦痛，则现住石家庄，可满足了。你不在此，家中全靠阿姐，凡对外对内种种事体，都是阿姐主持。她近日观察，她不会下放插队落户。故可放心。我劝她重温日本文，因俄文无用，而英日文尚有用，是毛主席说的。
我们请罪已改为请示，鞠躬取消，身戴像章，劳动废止，与群众混处一起。只欠缺“解放”二字。由此看来，这不是一刀两断的，而是逐渐逐渐的，近日来，我完全无事，全面交代早已通过。现在天天看别人交代，也快交代完了，故前途看来不很远了。总有一天将好消息报告你。
……
1969年8月23日 致新枚
久未写信给你，有许多话想对你讲，拿起笔来不知从何说起。
首先：政策拖延，上周解放了三人，我不在内。还有二人未解放，不知何日轮到我。反正时间问题，我现在也不盼望了。我把上班当作日常生活，注意健康，耐心等候，我准备等过国庆，等到春节。
秋天到石家庄，已成泡影，明春一定可靠。其间，好毛要来生产，你要来探亲，见面有期了。今天阿姐说，她也许要派外码头工作。我劝她要求派到石家庄，我与母跟她走。倘能如此，我们可以长久团聚了，至于石家庄物质生活条件，我实在看得很轻，不成问题的。只要有酒（威士忌也好），我就满足了。近我酒量甚好，每日啤酒一瓶，黄酒半斤。
唐云撤销隔离已久，我与他很投合，互相勉励，得到安慰。我们近来星期一、二、三到博物馆，四、五、六到药厂或画院劳动。劳动很轻便，而且有兴味，往往三四点钟下班。我闲时用各种方法消遣，有时造“平上去入”四言句（前已告你），有时作“一声诗”，即个个字用平声，或上声，或去声，或入声。古人有“全仄诗”：“月出断岸口，影照别舸背。且独与妇饮，颇胜俗客对。月渐入我席，暝色亦已退。此景最可爱……”以下忘了。我近作了“去声诗”：“种豆又种菜，处处要灌溉……”未完，真乃无聊消遣也。
前日有人评一画，写“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画一人坐看红叶，是画错了。因为“坐”是“为了”之意，非真坐也。例如“坐罪下狱”，即为了犯罪而下狱也。此“坐”字我过去亦不解，以为真坐也。
……
1969年9月7日 致新枚
……
“八二八”命令后，加紧战备，诸事延搁，我已有思想准备，耐心等候，并不烦恼。听说，“退休”之风盛行。则我问题解决后，即可求退休，大愿遂矣。
你诗兴好，集“一”字起的七十多句，我无暇补集，想来可得一百句。我亦集句如下：新丰老翁八十八，儿童相见不相识，爱闲能有几人来，古来征战几人回，诗家清兴在新春，能以精诚致魂魄，记拔玉钗灯影畔，几人相忆在江楼，千家山郭尽朝晖，首阳山上访夷齐。(2)
今日华瞻来，欣赏你的集句，一字开头的，他加了几句。
“三”字开头的：三山半落青天外、三春三月忆三巴、三晋云山皆北向、三月三日天气新、三年谪宦此栖迟、三边曙色动危津、三千宠爱在一身、三月残花落更开、三春白雪归青冢、三分春色二分愁、三杯不记主人谁。“三”字很少。
……
1969年约10月上半月 致新枚
看花携酒去 携来朱门家 动即到君家 几日喜春晴 冷落清秋节 可汗大点兵 莫得同车归 死者长已矣 玄鸟殊安适 客行虽云乐(3)
你那集句，我看不懂，阿姐研究出了。现我也仿作如上，真乃无聊消遣，但亦雅事。
上周起，不到博物馆，到画院。可以不乘电车，步行十七八分钟。晨七半至下午五时。无甚事，真乃拖延时日，不知何意。“八二八”命令后，局势加紧，每天要写思想汇报。我货色多，不觉其苦，每天写一张耳。
贺工资已定，是一百七十元，如此看来，我将来不会比他少，但不知何日实现耳。我准备到春节，大约不会再延了。阿姐言，退休者甚多，我就希望退休耳。
……
1969年12月21日 致新枚
我二十日（星六）上午由乡返市，要在画院上班（博物馆已取消），约二星期，过元旦后再下乡。本定二十日上午在乡开大会，解决八个人的问题，岂知十九日下午上海发生了大事——文化广场失火——别的单位连夜返市，只剩我们一个单位，大会就作罢了。我看来，我们要在画院的二星期中解决。大都无甚问题，总是要解放的，不过拖延而已。
我身体很好，返家后，又吃补药，母也健康，眼很好，能写信。阿姐元旦前必返家，可与我见面。上次我返家，请假五六天，共住九天，曾到联娘家看好毛及新生儿丰羽。他们都很好。上次已函告你了？
天照顾：下乡后天天晴明，只有一个半天小雨。我在乡，吃早饭很好，粥、腐乳等。但午餐夕餐都不好，他们都是肉，我全靠自己带酱瓜、腐乳。但每餐二三两饭，并不饿。
唐云对诗词颇有理解，他有一次说“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末句的意思是“诸葛亮应该联吴攻曹操，不应企图吞吴，故吞吴是失策的，是遗恨”。他说老杜诗用字仔细，故对李白粗枝大叶不满，有“重与细论文”之句。
我之所大欲，是退休。据说，大家解放后，才可申请。大约不久了。那时我首先到石家庄。
1970年4月10日 致新枚
嵌字之诗句，宜少作。我们是游戏，被人误解为“隐语”，何苦。但我还是不能忘情，有时要搜索“一、二、三……十”开头的诗句，甚多。“一枝秾艳露凝香……十三学得琵琶成。”可集几套。你信上“谢”字第三、第七，我与华瞻皆想不出。
……
1970年4月20日 致新枚
今日是我回家第六天（四月二日），日见好转。惟体温仍在三十七度二左右。
昨上午有二青年来，态度异常客气（母称他们为“好人”）。他们持画院介绍书，来调查抄家情况。我与母将几次抄家情况如实答复。他们记录了，给我看过，然后叫我签字，然后辞去，连称“打扰”，所以母称他们为“好人”。此事不知说明什么？大约调查抄家物资贪污问题；或者是要发还抄家物资？不得而知了。
……昨夜梦“新丰老翁”，他折臂，我伤腿，颇相似。他对我说：“我是‘新丰’，你是‘老丰’，我们大家活过八十八吧。”我卧床看字帖消遣，难得看书。
……
1970年6月6日 致新枚
想到就写些，有便寄给你。
我生病，是因祸得福。天天吃鸡汤牛奶，以及好菜蔬（鸡、鱼、蛋、火腿、干贝）。如果不生病，决不会吃这些。酒不喝，省的钱正好买菜蔬。
……
Red Chamber（《红楼梦》），很可解闷。我桌上的PAS及雷米丰，倘能送给黛玉吃了，曹雪芹这部书的结尾就要改换面目。
阿姐等猜量，六月内或七月初，会解放我。我不急，迟早总要定案。上月去看病，挂号的、看病的、透视的，都知道我，和我谈了许多看病以外的话，很好笑的。尤其是那挂号的，知道我很详细，并替我打算今后生活。
……
我回想过去，颇觉奇怪。二月二日早晨，我病明明是全身抽筋，是神经痛发作。为什么你和阿姐、好毛会带我去看肺病，而且果然验出严重的肺病来？秋姐很难得来，当天晚上会来苦劝我住院。凡此种种，好像都有鬼神指使的。可谓奇迹。
赖有上述奇迹，使我摆脱了奔走上班之劳。假定不病，即使解放了，到现在还要奔走（贺天健是其例）。到七月十六止，我已病半年，半年即为“长病假”，永不再上班了。近日，猜想画院的人也下乡“三夏”了，我倘不病，也要参加。
近每日早上五时半起来，大便后即坐在窗口洗面、吃粥、临帖。直到八时，吃了药，睡觉。睡到九时半起来吃牛奶，在床上看书写信，直到正午，在床上吃午饭，睡觉，三时起来，再看书休息，六时吃粥，黄昏闲谈，八时半就寝，旧梦甚多。——每天刻板似的，预感七月会好全，腿病亦渐愈，能独自步行，但不能持久，日后一定痊愈。
……
1970年6月约16日 致新枚
前日宝姐替我送痰去验，回说“活动性”，即“开放性”，要传染的。于是家人大家去打预防针。结果小明抵抗力最强，其余都有传染可能，须打针。我本已没有参与人群的资格，如今又属开放性，更是“隔断红尘”了。近日体温照旧在三十七左右，不想喝酒。看来还得二三个月方可下床。
……
听说画院的人都下乡“三夏”了。那八十八岁的朱姓的也去，我很同情他。去冬他被上（因屋漏）落了许多雪，我睡的地方好些，枕边略有些雪。
我足疾好些，大便可以自己去，扶墙摸壁。这是神经痛。二月二日病发时，原是此病，不知你们为何拖我去看肺病，现在回想很奇怪。
……
我不想吃酒，足见体温未复正常。本来可以“掩重门浅醉闲眠”，今只能“冥想闲眠”。冥想常入非非。有时回想过去，有许多事深悔做错了，但无法更正。此亦可以勉励今后，勿再做后悔之事。例如说，当年我花了七八千元（合今三万余）造缘缘堂，实在多事。还有，解放前夕，我顶进闸北汉兴里房子（十三根小金条），不久，以十根小金条顶出，也是多事。但五四年顶进这屋（出六千元），并不后悔。现在只差煤气在楼下，不方便，倘能把煤气改装在楼上，十全了。朱幼兰正替我设法。但我也并不十分盼望，因为以后住处未定。要看人事而定。
王介甫势盛时，有人（东坡？）作诗：“乱条犹未变初黄，欹得东风势便狂。解把飞花蒙日月，不知天地有清霜。”讽得甚好。后来王罢相，微行返乡，暮宿一农家，有老妪呼猪：“王安石！王安石！”盖其人家破人亡，皆害在王手里。恨极，以其名呼猪。
母眼还好，能缝纫，杭州寄来丸药，颇有效云。
再过三天，叫阿英妈去取药。再过一个月，七月十六，再去看病。算来已费了国家好几百元的医药费，这不可不感谢毛主席，祝他万寿无疆。
在重庆时，马一浮先生送我一诗：“红是樱桃绿是蕉，画中景物未全凋。清和四月巴山路，定有行人忆六桥。”他回杭时住六桥蒋庄。可惜迟死了一二年，被逐出，到城中促居。在“文革”前死了，落得干净。
平生记得，关于吃酒，有两人最有趣：其一，你出世前一二年，抗战初，我家逃难到桐庐乡下，租屋而住，邻人盛宝函老人坐在一圆凳上，见我来了，揭开凳盖，取出热酒（用棉花裹好，常温）及花生，与我对酌。其二，西湖上（你八九岁时）有人钓虾，钓得三四只，拿到岳坟小酒店中，放在烫酒炉中煮熟了，讨些酱油，叫两碗酒，吃得津津有味。
居杭州时（你八九岁）客堂中挂一小联，用东坡句：“酒贱常愁客少，月明都被云妨。”那时每月到楼外楼“家宴”，必请一外客，郑晓沧、苏步青、易昭雪等。楼外楼老板要我写额，我写古人句“湖光都欲上楼来”。此额解放后仍保存，但把老板之名割去，现在一定废弃了，作者，写者都是放毒呀。
岁晚命运恶，病肺又病足，日夜卧病榻，食面或食粥。切勿诉苦闷，寂寞便是福（全仄）。
1971年3月2日 致新枚
阿姐言：上次两人来看我，是准备开一批斗会，然后宣布解放。所以我必须准备到会一次。我记得那天他们问我“能下楼否？”看来就是要我再出席听骂一次，我已有心理准备，只要他们派人来扶。
你准备在城中觅屋，甚好。今秋我一定到石家庄，我对上海已发生恶感，颇想另营菟裘，也许在石家庄养老。你说有绍兴酒，那更好了。
……
1971年4月3日 致新枚
……
昨天来了个解放军，石门人，名周加骎，同我谈了多时，曾把你的住址抄去，他以后也许会来看你，所以我把本末详告你：
石门有一周紫堂，我年轻时，他在上海银楼工作，我与母常去看他（此时母在上海入学），此周加骎，即周紫堂之子，现在遵义某工厂（此厂造导弹云）当军管组。两三个月之前，此人从遵义来信，说起他一九五六年曾向我索画，我送他一幅。现在他又向我索新作。我看了此信，想不起他是何人（昨天才明白）。大家笑他冒昧，没分晓，此时还来向我索画。昨天他同我谈，才知道他都分晓，并不冒昧。他说：他室中向来挂我送他的一幅画。“文革”初，人们劝他勿挂，他就收了。去年，人们又说可以挂了，因此他又挂起来，并且向我索新作。我许他稍缓画给他。周加骎的通信地址是“凯山四七八信箱军管组”（保密不写遵义）。此人（他的夫人在长春，也未调拢）常常出差，周游全国。故也许会来看你。
上月来了一个新的工宣队，问问我病，最后对我说：“将来病好到画院来白相相。”前天又来一新工宣队，向我详细查问我家让出房子的经过。不知是何用意。阿姐说，如果将来要还我们，要求把煤气装到楼上来。华瞻说：现在，万事都要“落实”，所以房子也要调查，不知究竟何意。
我正在写“旧闻选译”（古书上所见有意义的故事，用白话译出）。将来再写《往事琐记》。（前与你说过，写我幼时事。）两事都很有兴味。陶诗：“但愿长如此，躬耕非所叹。”又“在世无所需，惟酒与长年”。颇有同感。
1971年7月13日 致新枚
今日去看病，透视报告，照旧。约定十月十四再去看，给药三个月量。“衰年病肺惟高枕”，大约老人患肺病只要高枕而卧就好了。我自觉除肺外，百体皆健。语云“抱病延年”，因病，多休息，反而可以延年。
宝姐言，虽有“三还”消息，恐实行须拖延至国庆。因有许多头面人物（巴金等）还在斗批。我已等了多年，再等也不在乎。病人本来叫作patient，是最会忍耐的。反正不会拖得很久了。
……
上次给你信，说及“译大乘”，此信须毁去，勿保留。此信也毁去。
1971年7月22日 致新枚
……有人劝我，将来可要求将你调上海，因你笔译口译皆能，上海用得着。此言不一定过分，也许能成事实，未可知也。我身体甚好，肺已入吸收好转期，在家日饮啤酒，早上研习哲学（已成五分之一，已给朱幼兰拿去看），真能自得其乐。
前日来的胡问遂是沈尹默的学生。言沈已于上月逝世，八十九岁。可见现在长寿者多。
尼克松访华后，中美关系势必加密，上海英译必多需要。故那人言调你来沪，并非空中画影，有希望也。来信勿言经济事，因信大家要看，我不愿大家知道。
1971年10月14日 致新枚
昨去看病，照旧。休假九十天之内，一定诸事都解决了。
以后来信，用“语录”二字代“画”字。因此间别人不知我寄你这许多画。我勿愿他们知道。
……
过去寄你的“语录”，已超过七十余幅，那序文将来要改。因尚有新的“语录”续作。
……
闻画院中老人大多上半天班，或全不上班。我将来一定不须再去上班。只要去看病，照例给假三个月也。
……
1972年4月16日 致新枚
此次诊治，X光透视，无变化。照旧给三个月药，七月十二再去看。
近日各方面（有三方面）向我报喜讯。大约不久可以打完牛皮官司（然而日期难说，我也不希望太早）。阿姐已在作各种具体计划：关于还款的，关于房子的……再见你们时，情况恐大变了。
一个插曲：我去看病时，旁边有一病客说：“此人姓名与上海一个大画家完全相同。”宝姐向他笑笑，我也不说。大约我的样子不像腔，他想这个人总不是大画家。
1972年5月9日 致新枚
……关于我的牛皮官司，各方喜讯都说得很确实，但是直到今天，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此间清和四月，柳絮已尽。窗外一片绿荫。
我很盼望初秋到杭州去一下，到石家庄去一下。余无话。
1972年6月2日 致新枚
我的官司至今没有打完，无颜写信给你们。目今万事拖延，我也不在乎了。
香港有读者，无端寄我港币一百元，即四十元二角。我分二十元给小羽买东西，另行汇出。（你们切不可买东西回敬我，使我反而扫兴。）
……
我盼望官司打完，到杭州去，到石家庄去。现在好像一根无形的绳子缚住我，不得自由走动。虽然我早上的工作很有兴味（译日本古典文学），总是单调。
我近来吃烟大减（日吸六七支）。吃酒也换一种方式：同外国人一样，把酒一气吞下，取其醉的效果。因我不爱酒的味道，而喜欢酒的效果（醉）。
……
1972年8月4日 致新枚
……
我最近早上翻译日本古典物语，很有兴味。因此幽居小楼，不觉沉闷。日饮啤酒二瓶，高级烟十余支，自得其乐。
今天是八月四日，一年前七月三日，画院老孙来，给我一信，内有十几个问题，要我答复。老孙说：“简单回答些，问题就解决。”
……
市革委也有一女人来，口头问我几个问题，特别指出我歌颂新中国的作品。后来阿仙和民望都来报喜，说可靠消息，我是意识形态问题，毫无政历问题，故不久可无事解放。岂知直到今天，还是杳无音信。可见拖延得厉害。我已下定决心，从此不再等候，听便可也。好在我有丰富的精神生活，足以抵抗。病假两年半以来，笔下产生了不少东西，真是因祸得福。
……
联阿娘说：邵远贞写信与李先念，替你叫屈，说你因我关系，远放在石家庄，应该出来北京、上海当译员。此女如此肯管闲事，倒也想不到。好毛必知其详。
1972年9月9日 致新枚
……
昨来了市革委二人，同我谈了许久，几乎都是闲话，问病，问房子，问钱够用否？我与母都如实答复。最后说：“你的问题快解决了。房子、工资等，那时一同解决。”看来，此次是真要解决了。也许深秋我可到石家庄来。我告那人：“我要转地疗养，问题不解决，不好出门。”他答：“快了，耐心一点。”
近来万事拖拉得厉害，所以对此事我也半信不信。且看。
……
1972年11月2日 致新枚
久不写信与你们，天寒，我室十一度，遥念北国，心思黯然。但你等决不会久居北地，不久可以图南，后事难料。此数年北地生活，亦是人生一段经历，可作他年佳话也。
此间，用不满足的心来说，是岑寂无聊，用满足的心来说，是平安无事。我是知足的，故能自得其乐，翻译日本王朝物语（一千年前的），已有三篇，今正译第四篇，每篇皆有十余万言，“文革”前完成的《源氏物语》（其稿现存北京文学出版社）有九十八万言，乃最长篇。此等译文将来有否出版机会，未可必也。
1972年11月7日 致新枚
好多天不写信了。今略有事相告：
（一）阿姐到画院去，问他们，书及画集已出版了（《猎人笔记》在北京再版，《丰子恺画集》在上海发卖，每册五元八角，我题签的字帖皆已发卖了），为何不定案。画院工宣队答言：他们亦盼望早解决，因为账早已算好，只等上头指示，立即交还物资。但他们只管“定性”，无权管“定案”。因我是“头面人物”，须中央宣布定案。他们已将“性”报告中央，所以书都出了。但何日宣布，他们也不得知。最后慰我们说“快了快了”。
如此我也安心了。性既定，则大事已定。迟迟宣布定案，且耐性等待，想来不会太长久了。我在此，眠食俱佳，身体很好。来客甚多，多年不通消息者，今皆已来访。
……
1972年11月8日 致新枚
……
郑晓沧来信，给一吟的，寥寥一行半，只问“令尊安否”。我亲复了。他又来信说：有刘公纯者（马一浮先生的学生），在杭州盛传我已死了。造成这误会。这在我是替灾免晦的，已经假死过，不会真死了。余后述。
1972年12月30日 致新枚
今日画院工宣队人来，告知我，我已于上周五解放，作为自由职业者，内部矛盾。
工资照长病假例，打八折，电视机嘱即去领回。房屋亦将全部还我。抄家财物，过年后，可派人去领回云云。
……
1972年12月30日 致软软
告诉满娘，我今日被解放。工资照长病假例打八折。抄家物资、电视等，开年叫一吟去领回。他们派我自由职业者，属于内部矛盾。总算太平无事。
过春节后，我即将到杭州，在你家住多日，六七年来不曾离上海，也觉气闷。今后当走动。新枚在石家庄，近迁居，房屋较大，我也想去。
1973年1月23日 致新枚
今日阿姐到画院，带了四大箱书画来。从前抄去的，都还来。
存款要等春节后原经手来，如数发还。至于扣发补不补，正在打报告请示。阿姐说：“既是内部矛盾，大家都发还的。”他们说：“可能发还，但不一定。”如此看来，至少，存款是一定发还的。
……总之，他们解放我，使我精神愉快，亲朋都为我庆贺，此精神上的收获，已属可贵。“皇恩浩荡”，应该“感激涕零”，少收回些钱，终是小事。
……
1973年4月2日 致新枚
我到杭州去了一星期，胡治均陪去，照顾十分周到，竟像照顾小孩一样管我。我的脚力也操练出了。以后到石家庄，不须人陪了。满娘八十三岁，甚健，吃得比我多。看来可以长命百岁。软姐和维贤都竭诚招待，……杭州供应极差：馆子无好菜（西湖醋鱼吃不到），交通工具难觅。不可久留。我身体健好，尽日闲居休养。余后述。
1973年4月2日 致软软
此次我游杭，非常快活。第一是看见满娘健康，甚为欣慰。今世长寿者多，此间有九十八岁之婆婆自去泡开水者。可知百岁以上不稀奇也。
……
1974年4月24日 致佩红
新枚大约即将回石，此信你看后留给他看，下面说的是上海等处文艺界近况。
北京有个画家，是林派，画一个树林，下面三只老虎。——意思是“林彪”。
又有一画家，画一个弹琵琶的女人，题曰“此时无声胜有声”。此人曾入牢狱，此画上一句是“别有幽愁暗恨生”。借此发牢骚也。
有一工厂中，贴一张大字报，说我的“满山红叶女郎樵”是讽刺。红是红中国，樵取红叶，即反对红中国。然而没有反响。见者一笑置之。由此，我提高警惕，以后不再画此画，即使画，要改为“满山黄叶女郎樵”。
……
北京的名画家李可染、吴作人等，向一个外宾发牢骚，说画题局限太紧，无画可作，此言立刻在外国报上发表。
……
唐云画一只鸡，也被批评；说眼睛向上，不要看新中国。但也无反响。
此种吹毛求疵的办法，在“文革”初期很新鲜，但现在大家看伤了，都变成笑柄。
……
1974年7月11日 致新枚
来信语重心长，我很感动。此次为巩固“文革”成果，上海又开批判会，受批判的四人，我在其内。原因是我自己不好，画了一幅不好的画给人，其人交出去，被画院领导看到了，因此要去受批判。但很照顾，叫车子送我回来（上海现在三轮车绝少，三轮卡也少）。第一次在画院，不过一小时，一些人提出问题，要我回答，我当然都认错，就没事。送我回来，外加叫一个小青年骑脚踏车送来，防恐我走不上楼。第二次在天蟾舞台，那是听报告，不要我回答，不过报告中提到我的画。这次南颖陪我去，他们叫三轮卡送我回来。事过两月，我的工资照旧一百五十元，“内部矛盾”的身份也不改，你可放心。
自今以后，我一定小心。足不出户，墨也不出户。真不得已，同阿姐等商量过行事。我近日正在翻译夏目漱石的小说，是消闲的，不会出门。每天吃酒一斤半，吸烟一包半。近日已有蟹，吃过几次了。
……
有一个人从洛阳来，向邮局探得我的地址，来求写字，我写了毛主席诗及另一幅白居易诗给他。
文彦难得来。上周来，带一包田鸡（青蛙）给我，我不吃，让他带回去。
……
有一个人在杭州放谣言，说我死了。害得许多朋友来信给华瞻、一吟，问我健康否。我亲笔写回信辟谣。我到今年阴历九月廿六，是实足七十七岁。现在百体康强（只是右足行路不便），看来当比章士钊寿长。（章九十三岁死在香港。）
海外极少通信，大都不复。香港《大公报》（是党办的）的记者高朗，有时来信，问候而已。
1974年8月24日 致新枚
……
我气喘病，早已好了。有人（石门湾同乡）送我一棵灵芝草，此物难得，乃从深山中采得，据说煎汤服用，可治气喘。我现已好全，暂时不用。放在抽斗里，香气溢出，闻之气爽。昔人有联云：
芝草无根，醴泉无源，人贵自立。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民生在勤。
……
前信我说“足不出户，墨不出门”。今应改为“画不出门”。因求字者甚多，未便拂其意，写毛主席诗词，万无一失。求画者，婉谢之。
1975年4月24日 致新枚
我到乡下十天，他们招待周到，我很开心。只是来访的亲友甚多，应酬亦很吃力。送土产的很多，满载而归。胡治均照顾我，非常热心。他也收得许多土产。石门湾新建的石门镇“人民大会堂”，正在工作中，门额是我写的，每个字二公尺见方。
我写了许多张字去送人，是贺知章诗：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
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我每次入市，看者人山人海，行步都困难。有人说我上海不要住了，正在乡间造屋，养老。如此也好，可惜做不到。
1975年6月11日 致软软
知道满娘患病，甚为挂念。我又不能亲来探望，心甚焦急。我想，满娘年纪不算大。生育少的人，元气充足，小病定能复健。今世寿长的人很多。古语云：“夜饭少吃口，活到九十九。”满娘定可向他们看齐。你和维贤都请假侍奉，甚好。但望不久收到好消息。
1975年7月29日 致新枚(4)
与宝姐信我已看过。你送妻子入京，端居多暇，作嵌字诗，亦是一乐。时人对你评判甚好，深为喜慰。不批评别人，亦是厚道存心，无伤也。我一向老健，读书写字消遣，今晨写二纸，附寄与你，赠人可也。此间来客，闲谈笑乐，颇可慰情。母亦健康。姐仍多忙。嫂（志蓉）昨日赴京省亲，须二十余日还来。我日饮黄酒一斤，吸烟一包，可谓诗酒尚堪驱使在，未须料理白头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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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标题见作者1970年11月1日 致幼子新枚信。
(2) 此十句集句之首字连起来，是：新儿爱古诗，能记几千首。
(3) 此十句集句之首句首字与第二句第二字、第三句第三字……连接起来，是：看来到春节，可得长安乐。
(4) 此信是绝笔，丰子恺因患肺癌，于1975年9月15日在上海华山医院急诊观察室与世长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