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隋的统一和统一前后的政治经济措施
（一）隋的统一
从三国以来，虽出现过西晋的短期统一，但总的来说，这几百年一直是一个南北分裂的局势。西晋灭亡以后，全国长期分裂的主要原因，是民族问题。到了南北朝后期，特别是经过了六镇起义以后，北方民族的融合已经成熟了。过去南方政权的存在是有利于防止少数族统治者的侵入，保证南方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的，所以南方政权的存在有它的积极意义。但到了此时，民族已经融合了，这是有利于统一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在分裂时期，南北的社会经济都是发展的，南北的经济交流从来也没有断绝过。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南北交流也就愈多，所以南北统一的要求就更迫切了。虽然封建经济是自然经济，但也有它交流的必要性，即使在分裂的时候，这种交流也没有断绝过。因而从南北长期的分裂走向统一是必然的。
公元581年，杨坚建立了隋朝。杨坚是府兵将领系统里面的一员，属于军事贵族，但他却是汉人。他得到了军事贵族的支持，因此在公元581年轻而易举地取代北周做了皇帝，虽然后来有人反对他，但结果都被他打败了。在江陵建立的后梁，早先是周的附庸，公元587年就被灭掉了。到了公元589年（隋开皇九年），隋文帝大举南下灭陈。而南方的陈朝，其政治已非常腐败，因此迅速为隋所灭。这样隋就统一了全中国。但是江南地区，在侯景之乱以后，地方势力也非常强大，如江西、湖南、广东等地方上的豪强武装势力很大。隋灭陈后，他们就纷纷组织力量进行武装对抗。但是这时统一已是南北各族人民的要求，也是南北经济发展的要求，所以要分裂也分裂不了。这些地方武装力量很快就被隋平定，全国的统一也就正式确定了。
我们说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是为什么是北方的隋来统一，而不是南朝来统一呢？原因很多，首先是北方的政治比较好，南朝的政治已经很腐败。灭陈以前，隋文帝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灭陈后也推行了不少改革措施；其次是北方的实力已超过了南方，无论是从兵力与财力方面，领土大小方面，人口多少方面来讲，都比南方优越，现在又经过了隋文帝的改革，北方比南方就更强大了。
（二）隋在统一前后的改革措施
隋文帝有哪些政治经济措施呢？
在经济方面：隋文帝即位后，不久，重新颁布了“租调令”。调整了赋税，一般说来赋税比过去减轻了一些。在北周统治时代，每一个农户交租达到五石之多，隋文帝时代减到三石；绢帛在文帝初年是一匹，后来减到半匹（二丈）；在北周时规定每人每年服役一个月，有时甚至达到四十五天，隋文帝减为二十天，同时规定了不服役就收庸的办法，即不服徭役的，就以缴绢来代替。但是用收绢代役，并不是由人民自己选择的，不是说我不愿意服役，就可以缴绢代替，而是政府在没有征发徭役的人中间征收庸绢。所以对不服役用征绢代替这一点，不能估计过高，但它却有深远的意义。这就是说，开始有了一个规定，用绢来代替服役，这正是以后要发展的。
隋政府还进行了户口检查。把户口清查出来，可以保证它的赋税收入增加。检查户口主要在过去的北齐境内。北齐的政治很腐败，户籍特别混乱，据说有一个郡，在户籍上没有一个人登记结婚的。为什么呢？因为结了婚赋税就要加倍，所以都说没有结婚。还有不少人口为地主豪强所荫庇，是他们的荫户，依附人口。公元583年，隋文帝灭陈以前，在他统治的区域内，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户口检查，叫“大索貌阅”。检查结果，共得四十四万多丁，一百六十四万馀口。这些人口原来绝大部分是门阀豪强的苞荫户，现在清查出来了。所以能清查出来，是由于赋税减轻了，人民感到充当豪强的荫户，所受的奴役剥削更加沉重，因此，愿意自己报户口，作为政府的编户。同时，隋文帝接受宰相高颎的建议，制定了定户等的标准。因为当时服徭役和征收各种附加税，都是按照户等征收的，户等高的，附加税就多征，徭役也要先服。但当时的地方官没有一定的定户等的标准，因此往往富人定为下等，而穷人反而定为上等。隋文帝订出了定户等的标准，名曰“输籍定样”。这样可以使人民的负担比较合理，地方官不能从中作弊，而依附人口也愿意归于编户。因而国家掌握的编户就大大增加，国库也充实了，在一定的程度上打击了占有依附人口的贵族，特别是北齐地区的门阀豪强。
全国统一以后，隋文帝又在不服役收绢（凡是政府没有征发服役的人，用交绢代替）的基础上，进一步规定；凡是年龄到了五十岁的人，可以缴绢免除兵役。过去不服役的人用缴绢代替是由政府规定的，政府要你缴绢就缴绢，要你服役就服役，而现在五十岁以上的人缴绢免兵役，则是固定的，凡是到了五十岁，不愿意服兵役的就可以缴绢。后来推广到一切徭役都可以用缴绢来代替。这都是对徭役制度的改革。
隋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因此它又规定了货币的标准，统一了货币。我们知道从魏晋南北朝以来，货币是非常混乱的，甚至在较长时期里，北方不通用货币，完全是以物易物的。货币的质量坏，标准也不统一。为了适应南北统一、经济交流的需要，隋朝统一了货币，重铸五铢钱。
隋朝的水利灌溉工程也在各地区兴建起来了。
以上都属于经济方面的一些措施。应当承认这些对人民、对社会都是有好处的。另一方面，隋文帝仍然允许贵族官僚在土地占有方面享有特权。隋朝规定，贵族官僚按品级获得所谓“永业田”，多的可达一百顷；还给各级官僚俸禄田，叫“职分田”，从一百亩到五十亩；另外，还有皇帝特别赏赐的“赐田”。隋政府一方面对山东地区的豪强、门阀贵族进行了某些压制；但另一方面对当权的贵族官僚又特别保护，而且还给他们土地占有的特权。这是地主阶级封建政权性质所决定的，它必须为地主阶级的利益服务。
在政治方面，隋朝也实行了很多政策、措施。公元583年，文帝改革了地方制度。原来的地方机构分为州、郡、县三级，在南北朝时期，设置的州、郡越来越多，以至州、郡名为从属关系，实际上州与郡大小没有什么区别，甚至有两个州共管一个郡的（原来是一个州管几个郡）。这就是说，地方机构很混乱，官僚机构增多，官员也增多，人民的各项负担加重。所以文帝把郡一级废除了，改为州、县二级。后来炀帝又把州改为郡，成为郡、县二级。（唐时有时又把州改郡或郡改为州。隋唐时代，州与郡不是两级，只不过是易称而已。）这种改革，省掉了许多地方机构和地方官僚，同时也加强了中央集权。
文帝时代，又废除了地方官自己委任属员的权利。从秦汉以来，地方机构里面的属员，都是由地方官自己委任的。这叫做辟举。隋文帝把这个权利剥夺了，所有地方政府机构里面的官吏，一概由中央政府委任。本来中央政府只委任太守、刺史、县令，其他各级衙门的属员就不管了，由地方官自己去委任。而现在的改变，就把从秦汉以来的辟举制度明确地废除了。在北齐的时候，已经有皇帝委派地方属官的情况，可是还不是作为一种制度定下来的，现在隋朝把它制度化了。剥夺了地方官的权利，同时也就是剥夺了地方豪强在地方机构里作属员的特权，实际上也就是削弱了地方豪强在地方上操纵政治的权利。这对削弱门阀贵族、豪强的势力是有积极作用的。也就在此时，实际上废除了“九品中正制”。“九品中正制”是门阀贵族专政的工具。为什么说实际上废除了呢？因为并没有把“中正”这个官职废掉，只是因为隋文帝的父亲叫杨忠，为了避讳，凡是用“中”的都要改，所以州的“中正”称为州都，郡中正叫郡正，县中正叫县正，废郡之后，郡正当然也废了。州都县正虽然还存在一个时期，可能炀帝时才废除，但已不起作用了。不像过去把地方上有资格做官的人，抄一个名单送给吏部，吏部按照中正所给的“品第”分别派官，现在不这样做了。所以在事实上是废除了，只是保留了官位而已。
在南北朝后期，科举制度已经出现，通过考试取得做官的资格。在隋文帝时代，科举制度还不十分发达，进士科相传是在隋炀帝时代才设立。至于秀才和明经二科，这时已经有了。这样也是对门阀制度的进一步打击。关于科举制度的意义，放在唐朝再讲，这里我不再详细谈它。
总之，“九品中正制”的废除和科举制度的确立，在门阀衰弱的情况下，是符合于一般地主阶级的要求的。但不管是“九品中正制”，还是科举制度，从它的本质来说，都是保证地主阶级专政的。不过“九品中正制”是保证门阀专政，而科举制度是通过考试，在地主阶级专政的范围内公开选拔人才罢了。这种科举制度，在当时来说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因为门阀制度已经是极端腐朽了。
在南北朝时期军与民是分籍的，就是在北周执行府兵制度的时候，也是军民各籍。公元590年，隋文帝下了诏书，将所有兵士户口归入地方，登上州、县户籍，和一般人一样受田，交租纳税。这就把从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军民分治的制度取消了。这样的一个改革，是军事制度上一个很大的改革。士兵多数是从农民中间征发来的，这样士兵和农民，二者没有多大区别了。这也是民族融合的结果。过去之所以分治，有它复杂的原因。在北朝基本上是鲜卑人当兵，目的是利用本族成员来统治被征服各族。这时各族人民与汉人基本上没有什么不同了，才有可能把兵农合一起来。从秦汉时期起士兵由农民中征发出来，经过魏晋到南北朝后期一直是兵农分离，发展到隋（590年）才又恢复了秦汉时期的制度，兵农合一。当然所征发的不尽是农民，其中也有地主阶级，但这毕竟是少数，大多数还是农民。
在隋文帝和炀帝统治的时期，还做了一件大事，就是开凿大运河。这件事主要是炀帝时代做的。我们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在文帝的时代，就已经注意到南北的运输问题。隋是统一的王朝，为了便于把南方剥削来的物资运到长安，以供各项财政支出以及统治者享受，需要一条运输的道路；同时为了控制地方，特别是江南，也需要开辟一条水上通道。但是不管统治者主观上怎么打算，是为了剥削还是为了镇压人民，从客观效果来说，南北当时归于统一，经济、文化交流频繁，这一条运河的开凿是有利的。而且不单是隋朝需要，一直到后来的一千几百年，运河一直还是发挥南北水路运输的作用。这件事基本上是隋炀帝统治时做的，可是我们把它放到前面来讲，这是因为在隋文帝的时候，公元587年，就已经把淮河、长江之间的运河——山阳渎重新疏浚，同年又把在关中、河南的水道，有淤塞的也开通了。到了公元605年，炀帝的时代，开了通济渠。这是一条由黄河到淮河的大运河。同时又把山阳渎加宽加深。公元608年，又开了一条永济渠。这一条永济渠由河南贯通河北到天津白河入海。公元610年，又开了江南河，由长江一直到钱塘江。这样一来，永济渠、通济渠、山阳渎、江南河串通起来，成为串通南北的大运河。
在开凿运河的时候，大量的劳动人民被征发来了，这是劳动人民劳动的成果。隋炀帝做了许多坏事，但他开凿运河这一件事，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隋文帝在政治上、经济上实行那些措施以后，全国统一了，户口也迅速增加，达到了八百九十万户，四千六百万口（这个数字是炀帝初年的）。从汉以后，由政府掌握这么多的人口，这还是第一次。户口如此迅速地增长，一方面是由于自然的增殖，因为南北统一以后，这些轻徭薄税的措施，使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因而人口增加快，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也是由于大规模地进行了清查人口，许多户口从地主豪强私家依附中检查出来，重新成为国家的编户。还应当说明一点，史籍记载隋初的北方只有三百多万人，是有错误的，实际数字远远超过此数，所以隋文帝统治时期户口确实很快增长，但增长幅度并非如此之大。炀帝初年没有发动对高丽的战争，这时政府的国库收入扩大了，其征收的对象主要是均田农民，户口的增长，实际上也是均田农民的增加。在隋文帝时代，为了把剥削来的物资，从南方运到北方，从山东运到关中，因而在运输要道上建立了许多仓库，以储藏运输来的粮食和绢帛。这些仓库中，以洛阳一带的最大。洛阳附近有一个大粮仓叫洛口仓，后来为农民起义军瓦岗军占领了，起义军打开仓库让饥民拿粮食，当时整个河南地区的人民都来拿，一共拿了几十天，有许多粮食掉在洛水里面浪费了。就是这样的拿法，洛口仓里面的粮食也没有搬完，由此可见储藏之多了。一直到唐朝，据说还在利用隋朝积存下来的粮食。这些粮食都是从人民身上剥削来的，国家的粮食积存这么多，证明当时人民受的剥削不轻。但在隋文帝时代没有浪费，文帝是非常节俭的，当时认为他简直是吝啬。隋文帝还在农村设置了所谓社仓，就是准备在饥荒的年代作为救济粮用的。他采用的办法，开始是在当地劝募，后来是把民户分为三等缴纳，实际上已成为赋税。这样的社仓在各地普遍设立，起先社仓由民间掌握，后来由官吏掌握了。
据说现在的开封一带，是当时由南到北的运输要道，那里装着运往长安的绢、布的船只往来不息。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在隋文帝统治的时候，隋朝是强大的，当时户口增加，国库富裕，同时一般人民还可以生活下去。在隋朝的前期，是很兴旺的。正因为这样，隋朝在边境民族及其邻近的各族之中，威望也大大提高了。
（三）隋和突厥、吐谷浑、西域的关系
当时在隋朝北方最强大的民族是突厥。突厥原来住在准噶尔盆地，即现在新疆北部，5世纪中叶，被住在蒙古高原上的一个民族——柔然所征服。在北朝的时候，柔然是一个很强大的奴隶制国家，它是一个游牧民族，经常威胁北魏边境。柔然征服突厥后，强迫他们迁徙到阿尔泰山南麓（现在的蒙古人民共和国）。突厥人在这时有很大的发展，他们善于制造铁器。柔然人征服了他们之后，对他们加以奴役，要他们替柔然人制造铁器。在北朝后期，突厥人对柔然奴隶主进行了反抗，灭了柔然，也把当时在蒙古高原的铁勒族征服了。所以，在北朝后期，突厥已成为北方的一个最强大的民族。大致在这个时候，突厥已经走上了向奴隶社会发展的阶段。因为北朝当时忙于对敌，北齐和北周两国时常打仗，因而彼此都企图取得北方民族的帮助，不管是柔然还是突厥，双方都在拉拢。以致于突厥可汗（国王）扬言，我南方的两个儿子都很孝顺，还怕没有钱花。这就是指北齐和北周的两个皇帝。可见当时突厥的强大。它与北周、北齐交界，一直到蒙古地区，在西方一直到现在的新疆和今苏联境内一部分。突厥成为强大的奴隶主国家。这个突厥国家，在公元6世纪中叶发生了王室内部的矛盾，东西突厥分裂了（在蒙古高原的叫东突厥，在现在新疆与苏联交界的附近地区的叫西突厥），力量也就弱了。而且东突厥统治阶级内部之间经常发生矛盾。隋文帝利用了突厥内部的矛盾，使他们成为隋的藩属。东突厥的可汗（始毕可汗）在内部矛盾之中，希望依靠隋的帮助，要求把他的人民迁徙到隋朝境内来，成为隶属于隋朝的一个部族。这样一来，在隋朝的北境上解除了从北朝以来的威胁。在西方，住在青海地区的是吐谷浑。它原来是鲜卑族，自东北迁徙到青海去的，到了青海和当地的羌人杂居，是一个游牧民族。隋炀帝的时候，派兵征服了吐谷浑，并设置郡、县。在西域方面，即现在的新疆地方，有许多小国，它们都纷纷来与隋朝联系，接受隋朝的封号，从属于隋。
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台湾的高山族。隋炀帝曾经三次派人到琉球（当时叫琉球，实际上就是现在的台湾）。他派人去的主观意图，不外是要宣扬他的国威，但这样便加强了台湾高山族和大陆的联系。从东汉末年以来，台湾经常和浙江、会稽有商业的来往。隋朝三次派人到台湾，这在加强联系方面有一定的作用。
从以上的一切，我们可以看到，从隋朝统一以后，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民族关系上，都是一个向上发展的形势。但是这个王朝，也像秦朝一样，是一个短命的王朝。
二 隋末农民大起义
（一）隋炀帝的残暴统治
隋文帝死后，隋炀帝继位。在隋文帝统治的时候，正是隋朝全盛的时代，当时隋朝掌握了八百九十万户，四千六百万人，隋朝的版图很大，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从对外关系来说，它也是国威远扬的。隋炀帝认为这样的家当是花不完的，同时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进一步发展，他就更加为所欲为了。现在把他统治时的暴政作一个简单的介绍：
第一，奢侈浪费。他继位以后，盖宫殿、开运河、筑长城，连年不断，自己到处游玩，叫做巡行。征发了成百万的人从事各种劳役，就是为了要显示他的阔气。可以举一个实例，当时西域各国的使者要来朝见他。为了接待他们，隋炀帝下令把长安城里街上的树，都用绢装饰起来。西域各国的使者看见之后，大为惊奇地说，我们沿路来，看到有人身上没有衣服穿，为什么这里把绢挂在树上呢？隋炀帝说，我们生产的绢多了，所以拿来包树。他这样做并不能使西域人佩服。著名的下扬州巡行就不用说了。总之，他为了连年大修工程，盖宫殿、修路、开河等等，把人民征发出来服劳役，男的不够就征发女的，这样就把法令规定的丁男每年服役二十天的规定完全破坏了。那时仓库里很充实，没有浪费完，但他要重新搜刮。关于这方面记载的材料是很多的。
第二，严刑酷法。炀帝继位以后，认为隋文帝时代的法律太重。本来文帝的法律是重的，甚至于几个人共偷一块木料，发觉后，几个人都处死刑。隋炀帝统治初年把刑法减轻了些。但是后来由于人民起义多了，他就说天下的人不要太多，多了要出乱子。某一次的“盗案”中，有“嫌疑”的二千人（实际上只有几个人有“嫌疑”，其他的人都与此无关），他不管三七二十一全部处死。隋朝在这样的统治下，当然要遭到人民的反抗。
第三，发动对高丽的战争。在隋文帝的时候，突厥已和隋朝和好了，作为隋的臣属国，住在隋境上；吐谷浑也被击败了，隋在今青海以至新疆东南部设置了郡县；西域各国也纷纷来朝见。仅有东北的高丽，此时占有从古以来一向属于中国的辽东。炀帝要想收复辽东，这点也是无可非议的，因为辽东一向是中国的领土，被高丽占去了。但他的目的不只如此，他还要征服高丽。因此，战争发动以后，得不到广大人民的支持。在公元611年炀帝做好了准备，自己到前线，把所有的辎重物资从各地区集中到涿郡。他又在淮南、江南造五万辆车子，征发六十万推车的劳力，叫鹿车夫（鹿车就是独轮车），二人一个车，推三石粮食，从遥远的南方运到涿郡，而这些车夫旅途的口粮都是自备。路途遥远，自备粮食吃光了，只好吃运输的三石粮，交不足要受重罚，只好逃走。据说为了准备征讨高丽，要在山东海边造船，造船的人昼夜不息，半身浸在水里，以致腐烂生蛆。运粮死掉的人以及为了造船死在水里的人是很多的。到了公元612年，他集中了一百一十三万人，分为二十四军大举进攻高丽。但是由于战争不能得到人民的支持，同时由于高丽人民的积极抵抗，虽然他的军队包围了平壤，但结果还是被高丽人打得大败而回。二十四军，一百一十三万人渡过辽河，回来的不过一千人。其中有不少是逃亡了，因为都不支持这种战争。这次打了败仗，但他没有吸取教训，在公元613和614年，又发动了两次对高丽的战争。隋炀帝三次打高丽都没有成功。最后，由于高丽是一个小国，经不起这样连年的战争，便要求和隋讲和，答应国王入朝，但实际上始终没有来。那时全国的起义军风起云涌，隋朝已处于崩溃前夕，炀帝再也不敢组织东征了。
这样的奢侈、严刑酷法和进行黩武性的战争，耗费太大。在这样的情况下，农业生产几乎陷入停顿。大量的壮丁被征发出来从事各种各样的徭役和兵役，动不动就是几十万、乃至于上百万，使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的破坏，无数的人民在他的统治下死亡了。而且在这个时候，山东等地又遭受严重的天灾。就在隋炀帝开始准备征讨高丽的时候，人民起义便已经爆发，并且以后越来越发展。
（二）农民起义的爆发与发展
公元611年，正在隋炀帝准备征伐高丽的时候，在山东章邱长白山，爆发了以王薄为首的农民起义。起义军作有《无向辽东浪死歌》，这是人民反对隋炀帝黩武战争而爆发起义的最早记载。山东是隋朝征伐高丽的水军根据地，人民受的压迫比较严重，同时这地方又连年遭受水旱灾害，所以就首先在这个地方爆发了起义。
从公元611到614年，也正是隋炀帝三次征讨高丽的时候，各地的起义也就广泛地爆发了。根据现在的统计，隋末农民起义，除了四川这个地方没有见到记载以外，全国各地都有。从公元611年到614年，我们可以称为起义的第一个阶段。其特点是：分散性大。几千人、几万人形成一支，分布在各个地方，从北方到南方都有，彼此互不相助。与此同时，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也尖锐了。公元613年，正是炀帝第二次征讨高丽的时候，杨玄感起兵。杨玄感是隋朝大功臣杨素的儿子，隋炀帝之所以能做皇帝，杨素帮了不少忙。本来炀帝是文帝的第二个儿子，照例他是不能继位的，但他博取了母亲独孤皇后的宠爱，外面依靠杨素煽动，使文帝废掉长子，而立他为太子。这样隋炀帝就继位了。杨素是最有势力的大臣，也是关中贵族军事首领之一。公元613年（杨素已死），杨玄感乘隋炀帝征讨高丽的时候，包围了洛阳。隋炀帝知道后，仓促回兵把他镇压了。杨玄感起兵是统治阶级内部的事情，说明此时人民纷纷起义，对统治阶级压力很大，统治者内部也看到隋朝统治不下去了，于是有人想代替隋。也说明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深化，力量削弱了。农民起义第一阶段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起义军声势浩大，到处都有，但由于分散，力量不集中，因而与隋政府军作战时，互有胜败。
公元615到616年是第二个阶段。这时隋和高丽，已在公元614年隋第三次出兵后讲和了。隋炀帝可以腾出手来把征讨高丽的军队调回来镇压农民起义军。于是他委派杨义臣和张须陀统率军队镇压义军，同时下令，强迫人民迁居到城市里面来。他建筑了许多城，把人民迁进去，以便控制，实行一种好像堡垒政策的办法。公元615到616年，隋政府把它的军队集中在山东、河南一带，对义军进行了镇压。由于隋政府军集中，义军比较分散，所以在战争中义军连遭挫折，甚至有几支义军，特别是最早起义的几支义军的领袖被镇压了。义军被打败了，这就是第二个阶段。
从公元616年以后，进入了第三个阶段。在这一个阶段里，义军由分散而逐渐集中到几个大的起义军的旗帜下面。这时在河南、山东一带形成了以瓦岗军为首的起义军（瓦岗在现在河南的滑县），开始时的领袖是翟让，队伍并不太大。这时期内，李密参加了这个队伍。李密也是关中军事贵族的后裔，他的父祖几代都是做大官的。他参加过杨玄感的起兵，在被俘以后逃跑了，投入了瓦岗军。现在史学界对李密的评价有不同的意见。从他的阶级出身来说是关中大贵族、官僚，可是我们要看他参加瓦岗军以后做了些什么事情。他对起义军的贡献较大。第一点，他团结了小股起义军。当时义军的特点是分散，这种分散对起义是不利的。李密参加瓦岗军以后，向翟让建议，由他去说服附近许多小股义军服从瓦岗军的领导，这样就把河南地区许多分散的义军的力量集中起来了。第二点，李密向翟让建议，要夺取隋朝的粮仓。这可以巩固自己的力量，也便于发展自己，扩大队伍。后来实行了这个计划。瓦岗军夺取了洛口仓、回洛仓，把隋在洛阳附近的几个大粮仓都占领了，打击了隋军，使它缺粮。而义军有了粮食就开仓赈济饥民，这样很多饥民跑到瓦岗军队伍里来了，巩固和扩大了力量。第三点贡献是，翟让不想攻城夺地，而在李密的建议下，占领了好多城市，特别是沿黄河和运河边的。这样就切断了隋的南北交通运输，包围了隋朝的东都——洛阳，使强大的隋朝陷入一种瘫痪状态。
在翟让和李密的领道下，瓦岗军成为隋末在河南的一支强大的义军。张须陀的军队数次打败过义军，是隋朝一支强大的军队，公元616年被翟让、李密领导的瓦岗军击败了。公元617年瓦岗军占领了黎阳仓、回洛仓，包围了洛阳。这时隋炀帝在扬州，想回长安也回不去了，因为中间要道为瓦岗军截断了。瓦岗军的声威大震，成为各路起义军的盟主。河北方面的义军窦建德与山东方面的起义军都表示服从瓦岗军，接受它的领导。这时是瓦岗军最强大的时候。
在河北方面，有窦建德领导的起义。窦建德是在公元612年参加河北高鸡泊的起义的。公元615年，高鸡泊的义军被隋军打垮，领袖被杀。于是在公元616年，窦建德领导了河北方面的义军。在他的领导下，不但打败了隋朝薛世雄的军队，而且在公元617年以后，基本上占领河北。这时他们表示愿意接受瓦岗军李密的领导。这也是一支强大的起义军队伍，并且建立了政权，窦建德称长乐王，后改称夏王。
在江淮方面，起义军很分散，有些是外来的，有些是本地的起义军。其中有一支是杜伏威领导的，声势比较大。杜伏威原来参加长白山起义的队伍，被隋政府军打垮后，就带领一部分队伍南下。公元617年，在杜伏威领导下的义军，打败了隋政府陈棱的军队，到江南占领了丹阳。
所以，我们说从公元616年以后，基本上形成了这样三支最强大的力量，即首先是瓦岗军；其次是窦建德领导的河北起义军；最后是杜伏威领导的江淮流域的起义军。虽然河北起义军表示接受瓦岗军的领导，实际上这三支义军还是没有统一。
（三）贵族官僚的乘机举事 江都之变 起义军被镇压
在这个时候，贵族、官僚也乘机举事。特别是在西北地区，统治阶级中许多人物纷纷起兵。这时隋炀帝在江都（现在的扬州），他的禁卫军是从关中来的，大多数是关中人，他们要求回长安去。但炀帝知道长安回不去了，因为几支强大的义军截断了他的归路。他想迁都到江南去，而那一批关中军士想北上回家，结果造成了一次政变，公元618年炀帝被杀。这次政变是由隋炀帝宠任的一个贵族宇文化及率领一批想要回关中去的军士发动的。这时在北方的豪强贵族，如梁师都、李轨、薛举、李渊等，已经纷纷起来想窃取起义军胜利的果实。炀帝死后，宇文化及率领一批军队北回。公元618年瓦岗军进攻洛阳，没有攻下来，处于胶着状态。这时瓦岗军的内部发生了内讧。我们肯定李密是一个农民起义军的领袖，他对推翻隋朝的统治是有功的。但李密有很大的缺点和错误，做了许多的坏事，这一点也是要提出来的。首先是他杀死了翟让，使瓦岗军发生了深刻的裂痕。瓦岗军原来是李密和翟让一起领导的，后来李密的威信高了，称为魏公，他怕翟让势力太大了不服从他，就把翟让杀了。同时他信任一些地主阶级分子。在他身边等于左右二丞相的长史，都是地主阶级分子。这两个长史，一个劝他用米和洛阳城内交换绢帛。当时洛阳城内缺粮，但绢帛很多，要和李密交换。李密答应了这个要求。这就使得洛阳有充足的粮食坚守不降了。另一个长史唆使他杀害了翟让。这引起许多老战士的不满，特别是和翟让同时起义的农民老战友更为不满，造成了内部的裂痕。这些都是李密做的错事和坏事。当时宇文化及统军北上，而洛阳又没有攻下来，在这种情况下，瓦岗军就处于南北夹攻的形势之下了。当时在洛阳的隋朝残馀政权要求瓦岗军抵抗宇文化及，还说平定宇文化及，就请李密进入洛阳掌政事。李密接受了这个要求，和洛阳的残馀政权讲和了，接受了给他的官号，把主要力量用来对付宇文化及。当时一方面是宇文化及的军队要北上，另一方面是洛阳的残馀政权又没有消灭，瓦岗军处于两面对敌的形势。这是不利的。但洛阳隋残馀政权不怀好意，要起义军和宇文化及作战，互相残杀，他们坐山观虎斗。李密用了很大的力量和宇文化及作战。结果，宇文化及的军队被瓦岗军击溃了（宇文化及带领他的残馀部队跑到河北，被窦建德消灭），但瓦岗军也受到很大的损失。洛阳城里这时候分成两派，但对于农民起义来说，这两派都是不怀好意的。一派主张请李密到洛阳来，想利用这支军队，来恢复隋朝的统治；另一派不同意这种主张，认为李密靠不住，把李密接到城内，政权必然归李密。这两派的斗争，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结果以王世充为首的主张拒绝李密的这一派胜利了，于是又重新和瓦岗军打起来。隋朝的这股残馀势力的反攻，是在瓦岗军击溃宇文化及的军队中受到了损失以后进行的。李密打了败仗，他手下的地主阶级分子，有的私通敌人，背叛了他。在李密没有打败仗时，受他领导的义军很多，没有人动摇，现在李密打了败仗，有一些人就动摇了。那时关中为李渊所占领，当李密势盛时，李渊曾假意拥护。李渊也是军事贵族，和李密是同一阶级出身的。这时李密想保全自己，居然丢掉了义军，率领一部分军队投降了李渊，后来又想逃还河南，再图起兵，终于被唐朝杀死。
所以，对李密这个人，我认为他基本上是起义军的领袖，对推翻隋朝有大功。瓦岗军是在他的领导下壮大起来的，张须陀、宇文化及的军队，是在他的领导下打败的。推翻隋朝是广大人民的要求。但由于他本身阶级的局限性，做了许多错事，甚至于是坏事。最后动摇妥协，投降了唐朝。他留下的一批义军，有的被打败了，有的被消灭了。公元618年瓦岗军瓦解了，这和李密的错误是有关系的。王世充本来只有一个洛阳城，现在领土扩大了。王世充篡位称帝，国号为郑。
这时河北方面的义军仍然存在，在窦建德的领导下，在公元618年至620年之间，把李渊派来的军队驱逐了。河北义军继续和统治者（这时的统治者不是隋朝，而是唐朝）进行激烈的战斗。但是他们内部此时也发生了裂痕，几个义军的领袖之间不团结。窦建德本人和地主阶级开始妥协，把坚决抵抗起义军的最顽固的分子擒获以后，不但没有杀掉，反而尊敬他们。这是错误的。河北义军刚起来的时候，对山东、河北地方的许多士族子弟毫不客气地镇压，而在窦建德领导时，停止了这种镇压，逐渐走向和地主阶级妥协的道路。但是，窦建德坚持与隋、唐统治者作战，始终没有投降，还是义军的领袖。
这时的局面是：瓦岗军已经被消灭；王世充占领了河南；窦建德占领了河北；李渊占领了关中；杜伏威在江南。
李渊是关中军事贵族出身，是隋炀帝的表兄弟。隋炀帝派他镇守太原，要他镇压山西地区的起义军。他看到隋朝不行了，就于公元617年在太原起兵，随即进攻关中，占领了长安。在公元620年，关陇的农民起义军以及地主武装，基本上都被他征服了，有的是投降的，这样他就占领了关陇地区。瓦岗军已经为王世充所镇压。李渊代隋称唐。唐军进攻王世充，王世充派人向窦建德求救。窦建德内部关于如何救王世充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认为应当直接去洛阳救王世充；一种认为不要直接派兵去洛阳，而应由河北去山西，由山西向长安，抄唐军的后路。这两种意见，究竟哪一种正确，现在我们很难断定。当时窦建德是直接派兵到洛阳救王世充的。公元621年，夏军救王世充时，军力还是很强大的。当时唐军处于被夹攻的危险之下：一面是王世充的军队，一面是窦建德的军队。李世民是率唐军进攻王世充的大将，当时有人向李世民建议，不如把包围洛阳的军队撤回来，全部迎击夏军。但是李世民没有采纳这个建议，他认为假若把包围洛阳的军队撤回，那就会使自己处于被夹攻的形势之下。所以，他分兵迎敌。战斗时，窦建德非常轻敌，结果被唐军打败了，窦建德本人被俘。窦建德战败，王世充很快就投降了，唐军没有费多少功夫，就占领了河南、河北。也就是说，这时唐朝已经基本上统一了北方。
但是河北地区，并没有因为窦建德的失败而停止对唐的斗争。公元621年，唐军占领了河北。也就是从这一年起（621—623年），窦建德的部将刘黑闼两次起义反唐。这两次起义的旗帜一举起来，立刻得到河北人民的响应，打败了唐朝占领军。唐朝最有名的将领李勣、李神通、李道玄被刘黑闼的起义军赶走或杀死。刘黑闼的两次起义，虽然先后都被唐朝所镇压，但对唐朝来说，教训是很大的。在第一次镇压刘黑闼的时候，李渊想把河北地区的壮丁都杀光，把老弱迁到关中来，使河北成为空地。由于李世民的谏阻，才没有实行，但屠杀是残酷的。尽管如此，刘黑闼第二次又起来了。这样就教训了唐朝的统治者，单凭残酷镇压是无用的。唐朝对河北人民特别害怕，直到唐太宗乃至于武则天的时候，都怕河北人民造反。所以太宗在河北地区没有设置府兵。为什么呢？就是觉得河北人民不好办。河北地区的徭役，在唐朝初年比其他地区要轻些。这说明刘黑闼的两次起义对统治者的教训是很大的。到了公元623年刘黑闼的起义被镇压了，从此北方完全被唐朝统一了。
南方的情况和北方不同，南方的形势比较复杂。杜伏威在公元621年，把江南的各种武装和起义军都征服了。但就在第二年，杜伏威被唐骗到长安（唐朝封他为王，要他到长安来朝见），一到就被扣留了。杜伏威手下的将领辅公祏又在公元623年重新起义反唐，但在公元624年被镇压。这样江南地区也被唐军占领了，唐朝也就统一了全中国。
（四）隋末农民起义的巨大作用
我们看到，这次隋末农民大起义，是黄巾起义以后最大的一次起义。这次起义除四川之外，其他地方都有义军的旗帜，起义的规模是大的。同时，这一次起义对山东地区的地主阶级的打击是严重的。这一次起义推翻了强大的隋王朝。隋王朝在炀帝统治的初年，掌握的户口之多，军力之强，府库的充裕是历朝少有的，但是在农民起义的冲击下迅速地崩溃了。这使新的唐王朝认识到人民的力量，所以唐初出现了所谓“贞观之治”的历史时代。从这次起义，我们还看到民族大融合的巩固。六镇大起义的时候，还有各个民族的区别，而在隋末农民大起义以后，一般看不见这种区别了。各民族在南北朝后期已经融合了，但是通过这次共同的战斗，通过这一阶级斗争，民族融合更加巩固了。我们也看到这次起义失败的原因：一是由于比较分散，虽然最后瓦岗军成为各支义军的盟主，但义军基本上还是分散的；同时这次失败，特别是瓦岗军的失败跟地主阶级分子在中间捣乱很有关系。李密很受他们的影响。就是河北的义军窦建德也和初期的农民起义不一样，他优待隋朝的官吏，优待那些士族分子，这都使得地主阶级分子有机会钻到起义军里面去进行破坏，或者是把起义军的方向歪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