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常称无韵者为笔，有韵者为文（《文心雕龙》），今则统言之曰文。原夫两周金刻，散文、韵文各异其体，散文句法不拘字数，韵文则四言居多，散文之末，又可参入韵文（如宗周锺、叔弓镈、齐氏锺等）。在古经中，《易》之韵文常是卦辞，《左传》散、韵相杂者多是繇辞（皆即后世签语之类），此当别论。次之如屈原《卜居》，前后段都为散体，中间一段自“吾宁悃悃款款朴以忠乎”起，至“谁知吾之廉贞”止为韵文，又《渔父篇》之中间，插入韵文“举世皆浊”两句及“圣人不凝滞于物”八句，篇末之前，缀歌辞四句，其余起、收及中间都是散体。最显著者莫如《山海经·西山经》之一节，兹录全文如下：
又西北四百二十里曰峚山。其中多丹木，员叶而赤茎，黄花而赤实，其味如饴，食之不饥。丹水出焉，西流注于稷泽，其中多白玉，是有玉膏，其源沸沸汤汤，黄帝是食是飨。是生玉，玉膏所出，以灌丹木。丹木五岁，五色乃清，五味乃馨。黄帝乃取峚山之玉荣，而投之锺山之阳，瑾瑜之玉为良，坚栗精密，浊泽而有光，五色发作，以和柔刚。天地鬼神，是食是飨，君子服之，以御不祥。自峚山至于锺山四百六十里，其问尽泽也，是多奇鸟、怪兽、奇鱼，皆异物焉。（峚音密。凡_表韵。）
此后《史记》、《汉书》之传及赞，其格局大致与金文相类。唐代传奇或于末段作结论，并附入别人韵文（如李公佐《南柯太守传》附李肇赞），又如白居易作《长恨歌》，陈鸿同时作《长恨传》，无非对先秦文字之模仿，且承袭初唐两人合作之体裁（见下文），如认为受印度文学之影响，实属皮毛之论。
从语言学观之，吠陀成语，常为两字，然彼一字率两音或两音以上，我国则一字一音，衍为四言，颇极自然之发展；例如“张三李四”、“张冠李戴”及吴粤方言之“五颜六色”等，句调葆于今弗衰。近人或谓六朝四字句为受译梵影响，非也。下逮六朝，无韵之“四言”大侵入散文领域，智识日进，四言不能尽其意，再增两字为六言，是成骈四俪六之体；至隋及唐初，发达臻于极点，碑志等除间插散句外，都以骈俪出之，辞滞而旨晦，于斯极矣。
帝王得国，要靠人民支持，宗教推行，要靠人民信仰，同一样道理，文艺的演变亦取决于社会进步的要求能够表达真意的文字（见上节），如果无视此一点而归功几个人或甚至一个人（如韩愈），显有背于唯物论。
陈子昂生高、武间，承四杰之敝（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为初唐四杰，今存四杰集皆骈文），虽诗序小品仍参用骈俪，然大致能恢复古代散文之格局，唐文起八代之衰，断推子昂为第一。（今存《陈伯玉集》，又称《陈拾遗集》）唐人推崇之者极多；如李华《萧颖士文集序》：“君以为……近日陈拾遗子昂文体最正，以此而言，见君之述作矣。”（《全唐文》三一五）李舟《独孤常州集序》：“天后朝广汉陈子昂独泝颓波，以趣清源，自兹作者，稍稍而出。”（同上四四三）梁肃《补阙李君（翰）前集序》：“唐有天下几二百载，而文章三变，初则广汉陈子昂以风雅革浮侈。”（同上五一八）韩愈《送孟东野序》：“唐之有天下，陈子昂、苏源明、元结、李白、杜甫、李观皆以其所能鸣。”（《昌黎集》一九）又杜甫《陈拾遗故宅》诗：“有才继骚雅，哲匠不比肩，公生杨、马后，名与日月悬。”（《少陵集》一一）韩愈《荐士》诗：“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白居易《唐衢》诗：“致吾陈、杜间，赏爱非常意”（陈、杜即子昂及甫）。皆后来负有文名者之公评，非夫阿私标榜之语。（见《辅仁学志》十四卷一、二期拙著《陈子昂及其文集》一—二页）
继起者有：
张说（今存《张说之集》。说封燕国公，苏颋封许国公，开元时号燕、许大手笔，唯现存颋文都是四六之制诏）
吴少微及富嘉谟有声中、睿间，号富吴体（存文不多，参拙著《续贞石证史》二三三—二三四页）
李邕（终北海太守，天宝初被杀，世号李北海，尤以书知名）
李华（开、天间人，与萧颖士齐名）
萧颖士（存文不多，参前引《续贞石证史》二四七—二四八页）
李翰（见前引梁肃《序》，今无集）
独孤及（存《独孤常州集》，及官常州刺史，故名）
元结（存《元次山集》）
梁肃（卒贞元初）
符载（曾佐杜佑幕，以上二人都无存集）
皆子昂为之导也。
韩愈（字退之）与柳宗元（字子厚）齐名；韩有《昌黎集》，柳有《河东集》（河东系其郡望，言其终官则曰《柳州集》）。二人之文，已由平易而进于锤炼，注重“仿古”，是为“散文中之古文”。然而“真古文”是上古的真语言，时代悬远，语言经过变化，后人轻易模仿不来，勉强做去，便成非驴非马，画虎类犬，唯求其“仿”，于是佶屈聱牙之涩体随之而生。宋姚铉《唐文粹》自序云：“陈子昂起于庸蜀，始振风雅”，未尝不知拾遗为迎合革新之先锋。但其下又云：“惟韩吏部……首唱古文，……于是柳子厚……从而和之。”遂开九百多年来韩愈为文章革命家之错觉。按同时之文家，白居易少于愈四岁，柳宗元少五岁，韩登进士第仅先柳一年（贞元八），散文之年序可考者，柳始贞元元年，韩始贞元四年（据《韩柳年谱》），柳为文绝非受韩所鼓动，姚盖未深考而以意臆之者。欧阳修作文注重省（如《新唐书》）炼（如《醉翁亭记》），居洛阳时，与尹师鲁辈共效韩体，称曰“古文”，于是学者非韩不学，盛极一时。（见《昌黎集》八）近年人或更以革命巨子推韩，其实唐文革命，早在百余年前，韩、柳只集其大成耳。唐李肇《国史补》云：“元和之后，文章则学奇于韩愈，学涩于樊宗师”，裴度《寄李翱书》评愈文为“奇言怪语”，当时人所评如此，是知韩之作品，已走入好奇一途，并不能适应社会要求，作显浅革新的尝试，后世称为“古文”，义殊无当。誉以载道，更名实不符。总之，循着社会的演变，“真古”已不宜复，“仿古”更在所排除，唯文学界失去正确的方针，遂令千百年间陷于泥途而不拔。
与韩柳同时而有存集者为权德舆（《权载之集》）、吕温（《吕衡州集》）、李观（《李元宾集》）、李翱（《李文公集》）、皇甫湜（《皇甫持正集》）、欧阳詹（《欧阳行周集》）等。其较以诗鸣者别见于篇。
锤炼之极，入于艰涩，乃必然之势，而艰涩最著者又莫如樊宗师之《绛守居园池记》，然宗师早岁行文不如是也。自是之后，如刘轲（《刘希仁文集》，《云溪友议》一以为韶州人）、刘蜕（《文泉子集》）、孙樵（《孙可之集》）、沈亚之（《沈下贤集》）、皮日休（《皮子文薮》，黄巢之翰林学士）、黄滔（《黄御史集》）等，则皆强弩之末矣。
抑当日散体改革，只行于一般文字，若朝廷授官之制敕，则终唐代以迄两宋，皆用骈俪行之。长庆初年，元稹、白居易同知制诰，曾一度提倡复古，卒不能变。盖当日制诏体裁，迁擢者须铺叙其资历、政绩，降谪者须指斥其罪过，散文难于措辞，骈体易得含糊而已。
初唐文字又有两人合作之体裁，其中更可分为两类：（甲）各作一部分，如《宗圣观记》，欧阳询撰序，陈叔达撰铭；《窅冥君古坟记铭序》，陈子昂作序，薛稷作铭。《元希声碑铭》，崔湜作碑，张说作铭。《开凿大庾岭路序》，张九龄作序，苏诜作铭，是也。（乙）完全合作，如近世出土之《安平公崔志》，由吴少微、富嘉謩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