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人少所儆惕，故极盛往往转入始衰。开元之治，在历史上号称隆盛，旧纪开元十三年，“东都米十钱，青、齐米五钱。”《新书》五一，“海内富实，米斗之价钱十三，青、齐间斗才三钱，绢一匹钱二百。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驿驴，行千里不持尺兵。”论者多归功于贤相姚（崇）宋（璟）。崇奏十事，如政先仁恕，不倖边功，宦竖不与政，绝外边贡献，停道、佛营造，皆切要之图；璟却谀尚实，不事虚文；比之初唐房、杜，确加一等。然二人执政各不过三年有奇（崇，开元元年十月—四年闰十二月，璟，开元四年闰十二月—八年正月），窃以为有更要之偶然性存焉。
先是，朔方军北与突厥以河为界，河北岸有拂云堆神祠，突厥将入寇，必先诣祠祭酹求福，因牧马料兵而后渡河。会突厥默啜尽众西击突骑施（Türgiš，即西突厥十箭之一），朔方总管张仁愿奏请乘虚夺漠南之地，于河北筑三受降城，绝其南寇之路；唐休璟以为两汉以来皆北守黄河，恐劳人废功，终为寇有。仁愿固请不已，中宗许之，遂以景龙二年（或误景云三年）筑三城于河北，三旬而就，以拂云祠为中城（约今包头左右，突厥文呼佛为Burxan，拂云即其音译），与东、西两城相去各四百余里，首尾应接，北拓地三百余里，于牛头朝那山北置烽堠一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得度山放牧。及开元四年，默啜被铁勒九姓所杀，骨咄禄子小杀与其弟阙特勤收集余部，继立为毗伽可汗。于时旧部酋长南投者颇多，西方十姓亦不为之用，毗伽方事抚绥，无力南犯。开元六年两次下诏，期以八年秋大举北伐，无非志在恫吓；而八年秋突厥入侵甘、凉，亦不外先发示威，双方政策，可谓针锋相对。毗伽有谋臣暾欲谷（Tonjukuk），年已七十余，号称足智。毗伽欲入寇，暾欲谷曰：“我众新集，犹尚疲羸，须且息养三数年，始可观变而举。”又毗伽闻唐定期北伐，大恐，暾欲谷曰：“王晙兵马计亦无能至此，必若能来，候其临到，即移衙帐向北三日，唐兵粮尽，自然去矣。”（《通典》一九八）质言之，两方均不欲战，故数年后毗伽便认玄宗为父，偃旗息鼓，言归于好，唐亦得以休养生息，《旧书》本纪赞所以提“虏不敢乘月犯边”也。
突厥之外，西北患在吐蕃，惟开元末以前无大争战。东北两蕃（契丹、奚。奚原称库莫奚[17]，始见于《魏书》二登国三年，三八八），虽时服时叛，然影响极微。乘武后峻法之余，易以宽仁，民尤得各安其业，凡此种种皆造成开元致治之要素也。然中唐以后之危机，亦于是形成。
（一）藩镇 “节度使”非官也，终唐之世，不列于品秩，故除授之制只曰“充[18]”，都督乃其本官也，自隋炀罢总管，唐兴复旧，仍加号“使持节”，武德七年，改总管曰都督，（《通典》三二）不过名义上之变更，权限如旧。大都督从二品，中正三品，下从三品，并为职官。睿、玄继统，官制渐紊，差遣尤繁，天宝之末，杨国忠至身领四十余使。（《旧书》一〇六[19]）
节度使名目之流行，既非如总管改都督经过明诏颁布，复废置无恒，缺厘正之条例，是以追溯其朔，书说不同。（参《十七史商榷》七八[20]）原夫“节度”字最初之用法，只是术语[21]，换言之，即规定其职权之范围；试观贞观三、四年诏诸军并受李靖节度，（《会要》七三）太极元年有诏令幽州都督裴怀古节度内发三万兵赴大武军（《册府元龟》二五九；于时幽州未设节度使），开元二年制姚崇可持节灵武道行军大总管，管内诸军咸受节度，（《文苑英华》四五九）三年制郭虔瓘可持节充朔州镇军大总管，和戎、大武及并州以北缘边州军并受节度，（《元龟》一一九）又李邕《臧怀亮碑》，“复拜公朔州军副大使，节度河东道诸军州兵马”，（《全唐文》二六五）上项之“节度”字皆是“节制”之谓，可见直至开元九、十年顷，犹有用“节度”作术语而不入使衔者。惟因其语已流行，“节度使”之称，遂变为不成文之惯例。质言之，节度使本初唐都督所嬗化，至于晚世，然后“都督”、“节度”之名，参差互见。据《唐六典》，开元廿五年顷节度使有八[22]。藩镇之祸，不由于有节度使而由于赋与之职权太重，故酿成尾大不掉之势[23]。
元朱礼论方镇云：“其所隶之州，初无定域，或兼十余州，或只三四州，今日以其州隶于彼，明日又以其州隶于此”；（《汉唐事笺》后集三）此则唐代因承六朝弊习，将区域作调剂之具，对行政系统，确属纷纭，但非如朱说“自太宗启之”耳。
（二）宦官 中唐以后，宦官之祸，与藩镇同烈，其弊则肇自唐初，至开元、天宝，乃更进而干预政事矣。贞观时，宦官张阿难官至监门将军、银青光禄大夫，封汶江县开国侯，食邑七百户（《昭陵碑录》下；将军、银青、开国侯均从三品）。贞观四年，内侍王某授右监门将军，进爵为公，曾与李靖同征吐谷浑及出使吐蕃。（《关中金石记》二）武后临朝，喉舌之任，出阉人之口。（《新书》一二四）又神龙三年，吴文授镇军大将军、右监门卫大将军（开元九年《吴文残碑》；镇军从二，大将军正三品），势力日增，故姚崇有宦竖不与政之要约。考唐制内侍省置内侍二人（据《旧唐书》四四。《旧书》一八四及《新书》二〇七作四人）管领，阶不过从四品上。武后时宦官数稍增，中宗时更至三千余，（《旧书》一八四）然衣朱紫者尚少。玄宗在位既久，中官衣朱紫乃至千余，稍称旨者即授三品左右监门将军，门施棨戟[24]。杨思勗屡亲行阵，黎敬仁、林招隐奉使宣传，尹凤祥主政书院，其余尚有牛仙童（使幽州，受张守珪厚赂被诛）、边令诚等；凡殿头供奉、监军、入蕃、教坊、功德主当，皆为委任之务。监军权过节度，较富之地，一至军所，便冀千万。《南诏德化碑》称，玄宗“降中使贾奇俊详覆，属竖臣无政，事以贿成”，则更因任宦官而招致属国离叛。尤甚者，政事可否皆操于高力士，每四方进奏，必先呈力士，然后进御，小事便决之，宇文融、李林甫、李适之、盖嘉运、韦坚、杨慎矜、王、杨国忠、安禄山、安思顺、高仙芝辈皆因之以取高位。玄宗在禁中呼为将军，（《语林》一）肃宗在春宫时呼为二兄，诸王、公主呼阿翁，驸马辈呼为爷，（《旧书》一八四）其妻（唐代宦官常有妻，见《潜研堂·吴文碑跋》）吕氏之祖处贞，且烦张说、张九龄为作碑志，势焰熏天，不言而喻，遂开中唐以后宦官干政之先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