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近年史学界有种种看法，或以为对国内部落和种族实施军事镇压和民族压迫的政策所酿成，或以为唐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或认为无数农民参加了那个造反[144]，其中亦已有人提出异议[145]。余尝细思之，此一动乱实深关乎中外之大防，应先分清敌我，勿庸轻易作公式的断论也。
要抉出禄山谋叛的动因，先须明了东北发展及其住民之历史。周代燕国领地达于朝鲜，汉元帝以后乃渐收缩（见前《隋史》十七节），然辽水以西营、平、燕诸州，自汉至隋，皆吾有也。
隋文时，粟末靺鞨有厥稽（突地稽）部渠长率数千人内附，处之柳城郡（营州）北，炀帝为置辽西郡，（《通典》一七八）后改燕州[146]。开皇初又置玄州，处契丹李去闾部落。（《旧书》三九）入唐以后，增设尤多，如：
慎州 武德初置，处涑沫（即粟末）靺鞨乌素固部。
威州 武德二年置，处契丹内稽部。
崇州 武德五年置，处奚部。
鲜州 同上。
昌州 贞观二年置，领契丹松漠部。
师州 贞观三年置，领室韦部。
瑞州 贞观十年置，处突厥乌突汗达干部。
带州 贞观十九年（《新书》作十年）置，处契丹乙失革部。
夷宾州 乾封中置，处靺鞨愁思岭部。
归义州 总章中置，以处新罗人，后废，开元中复置，处契丹李诗部。（此条参《新书》四三下）
黎州 载初二年置，处粟末靺鞨乌素固部。
沃州 载初中置，处契丹松漠部。
信州 万岁通天元年置，处契丹乙失活部。
归顺州 开元四年置，处契丹松漠府弹汗州部。
凛州 天宝初置，处降胡。（以上均《旧书》三九）
其中又多向南移动，如突地稽部先迁幽州昌平，（《旧书》一九九下）其孙李秀又住范阳，（《云麾将军碑》）秀父谨行有家僮数千，以财力雄于边塞。（同上《旧书》）
综览上表，可知东北在百余年间，已招致许多外族（契丹、奚、靺鞨、室韦、新罗、突厥、胡人等）入居，大有喧宾夺主之势，此等人原为照顾其有家可归，特辟地安顿，与开皇末之突厥情形相同，但与久处边疆非新近迁入之弱小民族有异；既属托庇，自应服从主人，若其诡谋弄兵，阴期夺国，直是侵略举动，岂能视为敌对斗争？如果把安史之乱如此处理，则武德、贞观间突厥之对我侵略，亦得以振振有辞矣，乌乎可。
图七 大食东侵的形势
以如是复杂之边区，分应慎选忠诚爱国之干才，为之监护，玄宗老年昏愦，溺宠艳妻，信任黠胡，遂启狄人之贪惏，累民生之涂炭。《旧唐书》三九云：“自燕以下十七州，皆东北蕃诸降胡散处幽州、营州界内，以州名羁縻之，无所役属，安禄山之乱，一切驱之为寇，遂扰中原。”（参《寰宇记》七一）其为胁从作乱而非农民起义，事迹甚明。正如桑原藏所指出，从禄山者孙孝哲、李怀仙等为契丹人，阿史那承庆、阿史那从礼为突厥人，安忠志、张孝忠为奚人，达奚珣为鲜卑人，苟读李泌“今独虏将或为之用，中国之人惟高尚等数人”（《通鉴》二一九）之语，则知贼军之中坚，大半为外来异族[147]。再从官军干部检之，高仙芝、王思礼均高丽人，哥舒翰，突骑施人，与郭子仪齐名之李光弼，契丹人，浑惟明、浑释之、仆固怀恩均铁勒人，荔非元礼，西羌人，论惟明，吐蕃人，白孝德，龟兹人，对安史之乱，均曾在官军下建立相当功绩[148]。由此观之，其能简单地公式地承认为民族压迫之后果耶？必持此论，则是溃中外之防篱而为敌作伥也。陈珏人曾大致说，农民决不能是这回主要参加造反的人，禄山所凭藉的兵马，依《新书》本传，养同罗、降奚、契丹曳落河八千人为假子，是最基本的队伍，后来又并吞了阿布思的部落，故兵雄天下，主要是以畜牧为生的，不会都是汉人[149]。吾人试再看颜真卿辈振臂一呼，河北响应者十五郡，求诸公私史乘，并未见农民乐意参加禄山行列之痕迹，主张农民起义说者亦可以休矣。
说至此，吾人可进行审查禄山之履历。九姓胡于后汉为粟弋，北魏为粟特（Sogd），言语属吐火罗语系，与月氏无关，惟五胡之羯，从其以石为姓及多须两点观之，可能属于此一种，羯（古读kiät）之语原则未详。俗呼其战士曰柘羯或赭羯，但非必善战之军队，吾人研究安史之乱，首须要廓除此类误会及成见[150]。
禄山胡父而突厥母，生于突厥，开元初逃来，为互市牙郎（即今之经纪），给事幽州。廿四年失律，幽州节度张守珪请诛之，大约武惠妃、高力士受其贿，为之缓颊（详说见拙著《通鉴唐纪比事质疑》），幸免于戮。性狡黠，常厚赂往来，为之延誉，天宝元年，遂擢为平卢节度，初无赫赫之边功也。越二年，递升范阳节度，交结内宠，请为杨贵妃养儿。七载赐以铁券，进封东平郡王。九载兼河北采访，听于上谷铸钱五垆，十载入朝，求为河东节度，又许之，权兼三道，阴作反计。国忠及太子屡奏禄山必反，玄宗不听，反授以陇右群牧等都使，十年不调。十四载（七五五）十一月，反于范阳，以讨国忠为名。先三日，集大将观绘图，起燕至洛，山川险易攻守悉具；又下令，有沮军者夷三族，可见其蓄反谋非一日。陈寅恪谓：“安史叛乱之关键，实在将领之种族[151]”，未尝无片面之理由；然封建时代将领称兵以反抗其统治阶级者，常多为同族之人，而当时异族派兵援唐者数却不少（见下文），则亦未可一概论也。窃谓中亚胡族自古习于贩贸，东来者多唯利是图（可参看下卅二节九姓胡之屡屡生事），禄山本出身市侩，复加以玄宗不次超擢，宠任无间，遂欲效法王世充而作统治汉土之计。突厥可汗之击波斯（见前《隋史》五节），成吉思汗之西征，均以中亚胡商为发动原因之一；更观禄山事起，阿史那从礼说诱六胡州诸胡数万，拟寇朔方，武威九姓商胡安门物等合河西兵马使共杀节度使周泌，武威大城中七小城，胡据其五，（《通鉴》二一八—二一九）事前则“潜于诸道商胡兴贩，每岁输异方珍货百万数”，（《禄山事迹》上）又肃、代间曾官安南都护之商胡康谦被告谋叛，（《新书》二二五上）此种潜势力，吾人不应忽视。禄山既抱野心，其亲信部属热中利禄，当然乐听驱策，但以异族之故，汉将随附者无多，（《新》一三九《李泌传》）且承开元之盛，农民经济，尚属优裕，非群众所归，所以亡不旋踵而唐祚得延也。简言之，国内阶级矛盾，未算尖锐，故引不起农民起义，从另一面看，经济尚属繁荣，故惹起禄山之野心（参注393引傅安华说），其情况恰可互相说明。
于时承平日久，民不知战，六军宿卫皆市人，不能受甲，高仙芝、封常清等师出均败。十二月，陷东京，前锋西至陕郡。玄宗使哥舒翰“为副元帅，领河、陇诸蕃部落奴剌、颉跌、朱邪、契苾、浑、林、奚、沙陁、蓬子、处密、吐谷浑、思结等十三部落[152]，督蕃、汉兵二十一万八千人，镇于潼关。”（《通鉴考异》引《安禄山事迹》）十五年（即至德元）正月，禄山建国曰燕，改元圣武。六月，郭子仪、李光弼出土门路（井陉）攻常山（恒州）禄山窘急图却。同月，哥舒翰军覆没，潼关不守，玄宗幸蜀，至马嵬驿，军士鼓噪，杀国忠，缢贵妃，众遮留太子亨（即肃宗），太子于是收兵灵武，长安遂陷。至德二年（七五七）正月，禄山被其宠人杀之于东京，子庆绪继。
庆绪懦弱，政不自主。唐遣仆固怀恩请援于回纥，是年八月，回纥以四千骑至。九月，广平王俶（后改名豫，即代宗）领蕃、汉之众收西京，战屡胜。庆绪奔回邺郡（相州），乾元元年（七五八）九月，郭子仪等九节度之师合攻之，贼大溃，求救于史思明（时方驻范阳），子仪等九节度围相州，数月未下。二年（七五九）三月，思明引兵来援，子仪等大败，解围而南，思明入邺，杀庆绪及其四弟；安氏起事，未足四年而灭。
思明亦突厥杂种胡人，与禄山同为牙郎。天宝十一载，禄山奏授平卢节度都知兵马使。（据《旧书》二〇〇上）十五载正月，受禄山命，攻拔颜杲卿所守之常山，郭、李军自土门来，思明屡败（据《事迹》中，十五年六月八日，郭、李败思明于嘉山），光弼进围之于定州（博陵）。潼关失守，光弼解围去，思明军势复振，河北悉陷。至德二年正月，思明进围光弼于太原，会禄山死，奉庆绪召归范阳，寖与庆绪贰，十二月，遂以范阳降。唐授为河北节度使，奈肃宗、光弼图思明过急，未发而谋泄，明年（乾元元）二月复叛。二年四月，自称大燕皇帝，改元顺天。九月，再陷洛阳。上元二年（七六一）正月，又改元应天。二月大败光弼等军，进围陕州。三月，为其子朝义所弑。宝应元年（七六二）十月，雍王适（即德宗）会诸道节度及回纥兵马于陕州，数路并入，朝义败，走幽州。二年（七六三即广德元）正月，朝义部将李怀仙擒朝义于莫州，枭首送阙下；自思明僭号至朝义之灭，亦未足四年。
唐代处置安史之失策，先误于光弼之引还。方光弼收常山，子仪取赵郡（赵州），进围思明于博陵，于时饶阳（深）、河间（瀛）、景城（沧）、平原（德）、乐安（棣）、清河（贝）、博平（博）诸郡，犹能募兵自固，众达廿万（《事迹》中称，广平等十五郡归国），复有颜真卿辈联络于其间（李萼说真卿力言清河之富），贼后空虚，乘胜而前，不难覆其巢穴；根据既失，贼势自摇，所谓围魏救赵之法也。计不出此，引军遽退，既不能远解西京之危，复使河北多郡陷于水火[153]。原夫郭、李初意，本主张北取范阳，固守潼关，后来竟不能坚持其说，李泌说肃宗先取范阳，亦不见纳，（《新》一三九）此一失也。
用兵最要有统一之指挥，如各自为政，则军队愈多，溃败愈易。九节度之师（朔方郭子仪，淮西鲁炅，兴平[154]李奂，滑濮许叔冀，镇西、北庭李嗣业，郑蔡季广琛，河南崔光远，河东李光弼，关内、泽潞王思礼），因郭、李皆元勋，难相统属，不置元帅，已现必败之征；又复使昧于军旅、毫无功绩之阉人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以牵率之，更非败不可。且当日九节度之师，号称六十万，转饷者南自江淮，西自并、汾，势以速战为利，光弼主张分军逼魏州，阻思明南下，期早日拔邺，本是上策；奈被妄人朝恩所阻，使思明得觊官军之弱点，以少破众，此二失也。
思明入邺，杀庆绪而夺其位，贼军根本未固，（见《通鉴》二二一）使唐朝当日能收拾残旅，专任大将，乘其未定，再行急击（据《通鉴》，光弼、思礼全军以归），未始不可雪丧师之耻。而乃任其从容整军，致洛阳再陷，此三失也。
安史虽乱，唐代过去之声威，犹未尽落，外方入援者除回纥外，尚有于阗（至德元）、安西、北庭、拔汗那、南蛮、大食（至德二）、吐火罗及西域九国（乾元初）。回纥之对唐，与突厥无异，止贪财货而非贪土地，诚能利用回纥兵力，对幽州策乱地，扫穴犁庭，忍一朝之痛，仍可易百年之安，乃见不及此，此四失也。
讨叛须拣忠诚之将，代宗竟毫无抉择，入宦官程元振、鱼朝恩之言而任仆固怀恩，发端已错。及朝义授首，所余李怀仙、田承嗣、薛嵩、张忠志辈，乘战胜之威，本可更易，即曰赏功，予以一州足矣；更不然则废去节度名称。而乃一误再误，听怀恩言（李抱玉、辛云京已上言怀恩有贰心），各授大节（如怀仙授幽州节度使，承嗣擢魏、博、德、沧、瀛五州都防御使），承嗣辈俱图自固，修缮兵甲，署置官吏，户版不籍于天府，税赋不入于朝庭，河北三镇非复唐有，此五失也。
总言之，肃、代昏暗，辅弼无谋，安、史虽死，而安、史之乱却未定，于是形成晚唐藩镇之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