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二年
启超谨按：关于东原先生传记之资料，最详者为洪初堂所著《行状》及段茂堂所著《年谱》；次则王述庵著有《墓志铭》，钱竹汀著有《传》，凌次仲著有《事略状》，孔巽轩著有《遗书总序》；次则阮芸台之《国史儒林传》稿，钱东生之《文献征存录》，江子屏之《汉学师承记》，李次青之《先正事略》，咸各有专篇。洪为先生同里后学，其《状》作于乾隆丁酉六月，先生卒后之一月耳。洪于先生所学，能深知其意，且时近地切，见闻最真，故所记实为一切资料之基本。段为先生门下老宿，所作《年谱》，最为详赡，但书成于嘉庆甲戌，谱中未记著作年月，据《经韵楼集》卷七《东原先生札册跋》知之。距先生卒三十八年，茂堂年且八十矣，所追忆或涉影响，其大节目则多取诸洪也。王、钱、凌、孔皆先生同时挚友或后辈，所记足互相补者尚不少。阮《传》为国史馆稿，芸集众篇，务取简洁。钱、江、李以下则钞录旧文而已。本篇以洪、段二氏为主，参以诸家，其本集及他文集笔记中有可取材者亦附入焉，不敢云备，庶可见先生风裁学诣之崖略云尔。体例依前代史稿，专采前人成文，不自撰一语，时或为行文便利起见窜易增加数字而已。私见所及，则别为按语缀各段之后。所据重要篇目及其略号如下。
洪 榜 《初堂遗稿》内《戴先生行状》。略称洪《状》。
段玉裁 《戴东原先生年谱》。略称段《谱》。
王 昶 《述庵文钞》内《戴先生墓志铭》。略称王《志》。
钱大昕 《潜研堂集》内《戴东原传》。略称钱《传》。
余廷灿 《戴东原事略》。略称余《略》。
凌廷堪 《校礼堂集》内《东原先生事略状》。略称凌《略》。
孔广森 《巽轩骈俪文》内《戴氏遗书总序》。略称孔《序》。
江 藩 《国朝汉学师承记》。略称江《记》。
李元度 《国朝先正事略》。略称李《略》。
先生姓戴，讳震，字慎修，一字东原。戴氏当唐时有自江西饶州乐平迁安徽歙州者，卒葬休宁之隆阜，因家焉，故世为休宁人。父名弁，母朱氏。（洪《状》）先生以雍正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乙巳生于里第。（段《谱》）乾隆十六年补县学生，二十七年举于乡，三十八年奉召充《四库全书》馆纂修官，四十年同赐进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越二年卒于官。（王《志》）实乾隆四十二年五月二十七日，时客京师崇文门西范氏之颖园，年五十有五。（段《谱》）
先生生而体貌厚重，性端严。（洪《状》）十岁乃能言，盖聪明蕴蓄者深矣。（段《谱》）就传读书，授《大学章句》至“右经一章”以下，问其塾师曰：“此何以知其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其为‘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师应之曰：“此先儒朱子所注云尔。”即问：“朱子何时人？”曰：“南宋。”又问：“孔子、曾子何时人？”曰：“东周。”又问：“宋去周几何时？”曰：“几二千年矣。”又问：“然则朱子何以知其然？”师无以应，大奇之。（洪《状》）读《诗经》至《秦风·小戎篇》，即自绘《小戎图》，观者咸讶其详核。（凌《略》）读书每一字必求其义，塾师略举传注训解之，意每不释然。师不胜其烦，授以许氏《说文解字》，先生大好之，学三年尽得其节目。（洪《状》）性强记，《十三经注疏》能尽举其辞，尝语段玉裁曰：“余于疏不尽记，经注则无不能背诵也。”（段《谱》）时年十六七耳。（洪《状》）
先生家极贫，无以为业。（洪《状》）年十八，随父客南丰，设塾于邵武，课童蒙自给，越二年乃归。（段《谱》）时婺源江慎修先生永治经数十年，精于三《礼》及步算、钟律、声韵、地名沿革，博综淹贯，岿然大师。先生一见倾心，（段《谱》）偕其县人郑牧、歙人汪肇漋、方矩、汪梧凤、程瑶田、金榜师事之，先生独能得其全。（凌《略》）及江先生卒（乾隆二十七年），先生为之状其行实及著书数上之史馆。秦惠田纂《五礼通考》，延先生商榷，先生因出所藏江氏《推步法解》示秦，秦全采载入。后朱筠督学安徽，为祠祀江，且檄取江书尽上之朝，亦由先生力为表扬也。（洪《状》）
启超谨按：魏默深谓：“戴为江永门人，及名既盛，书中称引师说，但称‘同里老儒江慎修’，不称先生‘背师盗名’。”（周寿昌《思益堂日札》引）启超谓先生所以推崇慎修者，具见于所撰《江慎修先生事略状》。（文集卷十二）其不背慎修不俟辩。至其曾否受业慎修称弟子，则难确考。先生与姚姬传书谓：“古之所谓友，固分师之半，仆与足下无妨交相师。”（文集卷九）段茂堂上书称弟子，先生复札云：“古人所谓友，原有相师之义，我辈但还古之友道可耳。”（段《谱》页十六）其平时持论如是，则其所以慎修者，固当率此义以行，况其学原非尽出慎修耶？且子贡、子思，皆字称仲尼，未有疑其慢者。甚矣！魏氏之责人无已也。
自宋以来，儒者多剽袭释氏之言之精者以说经。其所谓学，不求之于经而但求之于理，不求之于故训、典章、制度而但求之于心。好古之士，虽欲矫其非，然仅取汉人传注之一名一物而辗转考证之，则又烦细而不能至于道。于是有汉儒经学、宋儒经学之分，一主于故训，一主于义理也。先生则谓义理不可舍经而空凭胸臆，必求之于古经；求之古经而遗文垂绝，今古悬隔，然后求之故训。故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义理明，而我心之同然者乃因之而明。义理非他，存乎典章制度者也。彼歧故训、义理而二之，是故训非以明义理，而故训何为？义理不存乎典章制度，势必流入于异学曲说而不自知。（凌《略》）先生自十七岁时即有志闻道，谓当先从事于字义、制度、名物，以通六经之语言。为之三十余年，灼然知古今治乱之原。（《与段茂堂书》，段《谱》引）盖自其早岁，稽古综核，博闻强识，而尤长于论述。晚益窥于性与天道之传，于老庄释氏之说入人最深者辞而辟之，使与六经孔孟之书截然不可以相乱。其学之本末次第大略如此。（洪《状》）
先生之论治学也，曰：“寻求所获，有十分之见，有未至十分之见。所谓十分之见，必征之古而靡不条贯，合诸道而不留余议，巨细毕究，本末兼察。若夫依于传闻以拟其是，择于众说以裁其优，出于空言以定其论，据于孤证以信其通，虽溯流可以知源，不目睹渊泉所导，循根可以达杪，不手披枝肄所歧，皆未至十分之见也。以此治经，失不知为不知之意，而徒增一惑以滋识者之辩也。”（文集九《与姚姬传书》）又曰：“为学之道，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不为一时之名，亦不期后世之名。有名之见其弊二：非掊击前人以自表襮，即依傍昔贤以附骥尾。二者不同，而鄙陋之心同。”（文集九《答郑用牧书》）又曰：“学有三难，淹博难，识断难，精审难。三者仆诚不足以与其间，其私自持暨为书之大概端在乎是。”（文集九《与是仲明书》）又曰：“知十而皆非真，不若知一之为真知也。”段玉裁《经韵楼集·娱亲雅言序引》。又曰：“学者莫病于株守旧闻而不复能造新意，莫病于好立异说而不深求之以至其精微所存。”（文集十《春秋究遗序》）其治学之方大略如此。时东吴惠栋，三世传经，信而好古，王鸣盛尝合评两家曰：“方今学者，断推两先生，惠君求其古，戴君求其是。”（洪《状》引）钱大昕曰：“先生实事求是，不偏主一家，亦不过骋其辨以排击前贤。每立一义，初若创获，及参互考之，果不可易。”（钱《传》）可谓知言。
先生之学无所不通，而其所由以至道者则有三：曰小学，曰测算，曰典章制度。（凌《略》）
先生以为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辞也，所以成辞者，字也。必由字以通其辞，由辞以通其道，乃可得之。（洪《状》）尝谓今人读书，尚未识字，辄薄训诂之学。夫文字之未能通，妄谓通其语言，语言之未能通，妄谓通其心志，此惑之甚者也。（钱《传》）于是考诸篆书，由《说文》以睹古圣人制书本始，更念《尔雅》为承学津筏，又殚心其书，旁推交勘，尽得古画、古义、古音声。有一字不准六书，一解不贯群经，即无稽者不信，不信者必反复参证而后即安。（余《略》）其小学之书，有《声韵考》四卷，《声类表》十卷，《方言疏证》十三卷。夫字书主于故训，韵书主于音声，二者恒相因。音声有不随故训而变者，则一音或数义；音声有随故训而变者，则一字或数音。其例或义由声出，或声同义别，或声义各别，唯洞究其旨。凡异字异音绝不相通者，其误自能别之，庶释经论字，不至茫然失据也。自汉以来，转注之说失传，徐铉、徐锴、郑樵、戴仲达、周伯琦，皆穿凿附会不得其解，而萧、楚、张有诸人以转声为转注之论为尤谬，虽好古如顾炎武，亦不复深省。先生则谓指事、象形、谐声、会意四者为书之体，假借、转注二者为书之用。一字具数用者为假借，依于义以引申，依于声而旁寄，假此以施于彼也。数字共一用者为转注，如初、哉、首、基之皆为始，卬、吾、台、予之皆为我，其义转相为注也。转注与假借正相反，说文于“考”字训之曰“老也”，于“老”字训之曰“考也”，即转相为注也。以《说文》证《说文》可不复致疑矣。（凌《略》）
自汉以来，古音寝微，学者于六书谐声之故，靡所从入。《广韵》东、冬、钟、江、真、谆、臻、文、欣、元、魂、痕、寒、桓、删、山、先、仙、阳、唐、庚、耕、清、青、蒸、登、侵、覃、谈、盐、添、咸、衔、严，凡共三十五韵有入声，外此如支、脂等二十二韵无入声。顾氏《古音表》反是。先生则谓有入无入之韵当两两相配，以入声为之枢纽，真以下十四韵与脂、微、齐、皆、灰五韵同入声，东以下四韵及阳以下八韵，与支、之、佳、咍、萧、宵、肴、豪、尤、侯、幽十一韵同入声。侵以下九韵之入声，则从《广韵》无与之配，鱼、虞、模、歌、戈、麻六韵，《广韵》无入声，今同以铎为入声，不与唐相配。而古音递转及六书谐声之故，胥可由此得之。此古人所未发也。（凌《略》）
其测算之书，有《原象》四篇，《迎日推策记》一篇，《勾股割园记》三篇，《续天文略》三卷，《策算》一卷。（凌《略》）先生以算在六艺，古者以宾兴贤能，教习国子。《周髀》之书虽传于今，历家不能通其用，有“正北极”及“北极璇玑”之名，有“七衡”“六闲”“冬至日当外衡，夏至当内衡，春秋分当中衡”之规法，释《周髀》者数家，未解“北极璇玑”所指。先生以为“正北极”者，今之赤道极也，所谓“北极璇玑”者，今之黄道极也。赤道极为在左旋之枢，黄道极为右旋之枢。自中土言之，皆在北方，故通曰北极。赤道极不动，黄道极每昼夜左旋环绕之而过一度，每一岁而周四游，故《周髀》谓赤道极曰正北极。而黄道极无其名，取诸测器之名命之。用是知唐虞时设璇玑环转于中，拟夫黄道极者也。此论匪惟得《周髀》之解，并以见古璇玑玉衡之遗制。（洪《状》）曾自指点巧匠，制成其器，藏于孔继涵家，继涵又曾命工仿造云。（段《谱》）
自汉以来，九数佚于秦火，儒者测天，多不能尽句股之蕴。明末西人传弧三角之术，推步始为精密。其“三边求角”及“两边夹一角求对角之边”加减捷法，梅氏用平仪之理为图阐之，可谓剖析渊微。然用余弦折半为中数，则“过象限”与“不过象限”有相加相减之殊，犹未为甚捷也。先生则谓用余弦者或加或减，易生歧惑，乃立新术，用总较两弧之矢相较折半为中数，则一例用减，更简而捷矣。盖余弦者，矢之余也，八线法，弧小则余弦大，弧大则余弦小，弧若大过象限九十度，则余弦反由小而渐大。唯矢不然，弧小则矢小，弧大则矢大，弧若大过象限九十度，则矢更随之而大。是矢与弧大小相应，不似余弦之参差，故以易之。此二法之限，先生所常言者，亦皆古人所未发也。（凌《略》）先生在《四库》馆，校《周髀经》，悉心正其讹舛，补图以进。又于《永乐大典》内得《九章》《五曹》算经凡七种，自通人王寅旭、谢野臣、梅定九诸子，皆以算名家，未之获见，先生则正讹补脱。审知刘征法内旧有图而今阙，补之以进，而古书之晦者以显。（洪《状》）
启超谨按：先生于天文学，所言不能与今世科学家吻合，此自时代所限，不容苟求。先生之功，则在能考古术，知吾国二千年前《周髀》时代。之天文学如是而已。其在数学上所创造，上不逮王（寅旭）、梅（定九），下不逮汪（孝婴）、李（尚之），然搜校诸遗籍于暗忽既久之后，能理棼正舛而复其旧，使人知三国六朝间此学之若何发达，而因以引起研究兴味以促斯学之独立，则先生之功也。
清初治地理学者，有顾景范、顾亭林、阎百诗、胡朏明、黄子鸿、赵东潜、钱竹汀诸家，然皆以郡国为主而求山川。先生则以山川为主而求郡县，（李《略》）尝谓因川原之派别，知山势之逶迤，由山镇之阴阳，水行所经过，知州郡之沿革迁徙。大凡水之上流，川出于两山之间，历千百年如其故道；至其委流，地平衍而土疏斥，不数岁辄迁徙不常。是以滹沱、桑乾、漳水之流，号最难考。先生屡应志局之聘，文书图册，杂错纠纷于前，先生披图览册，有谬误即图上批示令再图以进。户吏始不服，及亲履其地，果如先生言，无不惊叹以为神奇。后魏郦道元《水经注》一书，流传至今，经注混淆，前后错简，文章家以为掇拾辞采之书而已。先生究心于是者八九年，寻其义例，按以准望，整之俾还其旧，（洪《状》）其所得经与注分别之例有三（段《谱》）：一曰独举复举之不同。经文甚简，首举水名，下不再出；注文繁，一水内必详其注入之小水，是以主水名屡举而不厌。一曰“过”与“径”之不同也。经必曰“过某”，注则必曰“径某”，所以别于经。一曰某县及某县故城之不同也。注所谓某县故城者，即经之某县也；经时之县，注时多为故城，经无言故城者也。执此三例，沛乎莫御，厘之有如振槁，承学读至白首不解者，豁然开朗。《经韵楼集》卷七《与梁耀北论戴赵二家〈水经注〉》。时杭州赵东潜研磨《水经注》数十年，鄞县全谢山七校是书，深窥秘奥，而其说皆往往与先生同。（段《谱》）先生又尝应直隶总督方观承聘，修《直隶河渠书》百十一卷，未成而方卒，稿藏后任总督周元理家。嘉庆间，为王履泰所窃，删其半，益以乾隆己丑以后事实，易名《畿辅安澜志》。后先生嗣子携原稿人都欲为辨正，不果云。（李《略》）
启超谨按：赵东潜与先生同时先后并校《水经注》，而所校十九相同，于是孰为剽窃，成为学界一场公案。以启超观之，盖纯属闭门造车出门合辙，绝不成为道德责任问题。其事实始末及两造争论之点，别于拙著《东原著述考篇》中详叙之。
又按：《直隶河渠书》稿晚出，故初堂、述庵、竹汀、次仲诸《状》《志》皆未言及，惟段《谱》记其大略。此书亦与东潜有关，段氏复有《与方葆岩》两书及《赵戴直隶河渠书辨》，记始末颇详，具见《东原著述考》中。
其典章制度之书未成。（凌《略》）有《考工记图》二卷，盖少作。（据段《谱》）又因西人龙尾车法，作《赢旋车记》，因西人引重法作《自转车记》，皆见文集。（凌《略》）
启超谨按：此两篇及《原象》卷四所记璇玑玉衡制法，皆足见先生之垂意工学。先生发愿成七经小记，七经者，《诗》《书》《易》《礼》《春秋》《论语》《孟子》也。谓治经必分数大端以从事，各究洞原委，始于六书九数。故有《诂训篇》，有《原象篇》，继以《学礼篇》，继以《水地篇》，约之于《原善篇》。《诂训》《学礼》两篇未成。《水地篇》三十卷，成者仅一卷。《原象》《原善》则已成。节段《谱》文。
启超谨按：七经小记之著述体例，略见段《谱》卷末，观此可见先生治学方法及其精神。盖先生虽以考证名家，然所考证并非枝枝节节、疲精神于一字句一名物之间，彼每研究一对象，必贯通群籍而断之以己之所自得，其言曰：“最要体会‘条理’二字，得其条理，由合而分，由分而合。”段《谱》卷末引。所谓极分析综合之能事也。
先生之言曰：“六书九数等事，如轿夫然，所以舁轿中人也。以六书九数等事尽我，是犹误认轿夫为轿中人也。”又尝与段玉裁书曰：“仆生平著述之大，以《孟子字义疏证》为第一，所以正人心也。”噫！是可以知先生矣。经韵楼本《东原集·段玉裁序》。先生以为：“宋以前，孔孟自孔孟，老释自老释。谈老释者高妙其言，不依附孔孟。宋已来，孔孟之书，尽失其解，儒者杂袭老释之言以解之，于是有读儒书而流入老释者，有好老释溺于其中，既而触于儒书，乐其道之得助，因凭藉儒书以读老释者。孔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言徒纷然词费也。”文集卷八《答彭允初书》。于是为《原善》三篇，寻衍之为三卷，又著《绪言》三卷，晚更改名为《孟子字义疏证》，约段《谱》语。盖先生至道之书也。（凌《略》）其大旨以为释道自贵其神识，而儒者在善治事情。凡人之患二：曰私，曰蔽。私生于欲之失，蔽生于知之失。异氏尚无欲，君子尚无蔽；异氏之学，主静以为治；君子强恕以去私，而学问以去蔽，主以忠信而止于明善，凡生于其心必发于其事。私者，逞己以纵欲，无良而憯不畏明，无私矣，尚不能无蔽。蔽者，不求诸情事，以其意见信为义理，公而不能明，廉洁而流于刻。《记》曰：“夫民有血气心知之性，而无喜怒哀乐之常，应感起物而动，然后心术形焉。”凡有血气心知，于是乎有欲；性之征于欲，声色臭味而爱畏分。既有欲矣，于是乎有情；性之征于情，喜怒哀乐而惨舒分。既有欲有情矣，于是乎有巧与智；性之征于巧与智，美恶是非而好恶分。生养之道，存乎欲者也；感通之道，存乎情者也。二者自然之符，天下之事举矣。尽美恶之极致，存乎巧者也；宰御之方，由斯而出。尽是非之极致，存乎智者也；圣贤之德，由斯而备。二者亦自然之符，精之以底于必然，天下之能举矣。君子之治天下也，使人各得其情各遂其欲，勿悖于道义；君子之自治世，情与欲使一于道义。夫遏欲之害，甚于防川，绝情去智，充塞仁义！人之饮食也，养其血气；而其问学也，养其心知。是以贵乎自得。血气得其养，虽弱必强；心知得其养，虽愚必明。是以贵乎扩充。君子独居思仁，公言言义，动止应礼。竭所能谓之忠，履所明谓之信，平所施谓之恕。驯而致之仁且智，不私不蔽者也。君子之未应事也，敬而不肆以虞其疏；事至而动，正而无邪以虞其伪；必敬必正而要于致中和，以虞其偏与谬。戒疏在乎戒惧，去伪在乎慎独，致中和在乎达礼精义至仁尽伦。天下之人同然而归之善，可请至善矣！夫以理为学，以道为统，以心为宗，控之茫茫，索之冥冥，不若反求诸六经。此《原善》之书所以作也。洪《状》。
启超谨按：先生之学，体大思精，《原善》《孟子字义疏证》两书，语极简而义极丰，殆于一字一金。洪氏此《状》，颇能撷其要点，故全录之。其他精语，别于拙著《东原哲学篇》中分别征引。
先生自述其著书之意曰：“……当孟子时，群共称其好辩，而孟子曰：‘我知言。’盖言之谬，非终于言也，将转移人心，心受其蔽，必害于事，害于政，……是又后乎孟子者之不可已也。苟吾不能知之亦已矣，吾知之而不言，是不忠也！是对古圣人贤人而自负其学，对天下后世之仁人而自远于仁也，吾用是惧。”……《孟子字义疏证序》。然则所谓害政者如之何？先生曰：“理与事分为二而与意见合为一，是以害事。”《疏证》页十。又曰：“惟以情洁情，故其于事也非心出一意见以处之；苟舍情求理，其所谓理无非意见也。未有任其意见而不祸斯民者！”《疏证》页五。又曰：“程朱以理为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启后世人人凭在己之意见而执之曰理，以祸斯民。更淆以无欲之说，于得理益远，于执其意见益坚，而祸斯民益烈！岂理祸斯民哉？不自知其为意见也。离人情而求诸心之所具，安得不以心之意见当之。”文集卷八《答彭允初书》。又曰：“圣人之道，使天下无不达之情，求遂其欲而天下治。后儒不知情之至于纤微无憾是谓理，而其所谓理者同于酷吏之所谓法。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文集卷九《与某书》。先生所不能已于言者以此。
先生终身在贫困中,年三十时，家中乏食，与面铺相约，日取面屑为饔飧，以其时闭户著《屈原赋注》。三十三岁避仇入都，行李衣服皆无有，寄旅于歙县会馆，饘粥或不继，而歌声出金石。是时纪昀、王鸣盛、钱大昕、王昶、朱筠俱甲戌进士，以学问名一时。耳先生名，往访之，莫不击节叹赏，于是声重京师，名公卿争纳交焉。秦惠田方纂《五礼通考》，延主其邸，朝夕讲论。王安国延之课子，子即念孙，最能传先生学，复以传其子引之，所谓高邮王氏父子也。既屡试不第，旅食诸方，尝游山西，修《汾州府志》《汾阳县志》，游直隶，修《直隶河渠书》，尝主讲浙东金华书院。五十岁当乾隆三十八年，《四库》馆开，以举人充纂修官，盖异数也。旋特赐进士出身授庶吉士，在馆五年，校《水经注》《算经》等书，积劳卒于官。以上约举洪《状》段《谱》语。先生事亲至孝，夫妇躬操井臼，酒浆饮食，亲自进之。父性方严，先生怡怡孺慕，曲得其欢，治家和而有法。尝言子弟有小过，当立加斥责，至有大过，当微示以意，苟显揭之，令不可为人，则自弃于恶矣，所谓“中也弃不中”也。行己严介，然不为矫激之行。谋人之事，惟恐其不忠，扬人之善，如恐其不及。其教诲人终日矻矻，不以为倦也。先生之言，平正通达，近而易知，博极群书，而不事驰骋。有所请各如其量以答之，未尝不有所得也。其学虽未设施于时，既没，其言立，所谓不朽者欤？（洪《状》）
先生终其身未尝废学，《声类表》一书，为临终十数日前所作，五日而成。《答彭允初书》五千言——段茂堂所谓“以六经孔孟之旨还诸六经孔孟，以程、朱之旨还之程、朱，以陆、王、佛氏之旨还诸陆、王、佛氏”者，亦临终前一月作也。约段《谱》语。易箦时语人曰：“生平读书，绝不复记，到此方知义理之学可以养心。”王惕甫未定稿引戴衍善所述。世人或引为先生忏悔所学而复归于宋儒，焦理堂（循）曰：“不然。东原所著书，惟《孟子字义疏证》最为精善，盖精魄所属，故临殁时往来于心。其所谓‘义理之学可以养心’者，即东原自得之义理，非讲学家《西铭》《太极》之义理也。”（《雕菰楼集·申戴篇》）
梁启超曰：同治间，戴子高撰《颜氏学记》，谓“东原之学，衍自颜、李”，信也。李恕谷尝南游，而程绵庄、恽皋闻大弘其学于江介，东原合有闻焉，不然，何其揆之相合若此甚也？然习斋尊行绌知，东原则言“强恕以去私而学问以去蔽”，知行并进，视习斋周矣。其踸踔蹈厉不如习斋，弟子中又无恕谷其人，故学中斩焉。当时学者虽万口翕然诵东原，顾能知其学者实鲜。王述庵、钱竹汀所撰《传》《志》，美其能考证，而于其自得之学无所发明。洪蕊登之《状》，善矣，原稿全载《答彭进士书》。而朱笥河怫然，谓“何图更于程、朱之外复有论说，戴氏可传者不在此”。蕊登虽上书力争，看《初堂遗稿·上朱笥河先生书》。然无如何，其孤竟削状中此文云。凌次仲极能知东原者，犹曰：“义理固先生晚年之极诣，非造其境者亦无知其是非。”是又以《原善》诸篇所谓为东原一家之“意见”，而侪诸其所谓“探之茫茫、索之冥冥”者，岂为知东原哉！乾嘉诸老揭橥汉学以傲宋学，乃其神识所濡染所充塞，皆宋学之余也。汉学则以哗世而自文已耳，其不能有契于东原也固宜。东原之学，其朋辈中能受之者，莫如程易畴，次则金檠斋。其乡后学能受之者，莫如洪蕊登，次则凌次仲。蕊登寿仅三十五，倘假以年，亦东原之恕谷也。其弟子最著者段茂堂、孔巽轩、王怀祖及其子伯申，语其一曲，知或过师，虽然，未可云能传东原学也。无已，则私淑艾之焦里堂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