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 魏 玉杯
1. 曹操遗物
曹操为三国时期封建地主阶级大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而于书法艺术亦所爱好。曹操喜师宜官弟子梁鹄书，悬之帐中。操善草书，见《魏志》一裴注引张华《博物志》。梁庾肩吾《书品论》列操书于中之中，称其“笔墨雄赡”。曹操手迹至南宋犹有存者。朱熹题曹操帖云，“余少时曾学此表”，刘共父至讥为“公所学者汉之篡贼”，见《晦庵题跋》一。
《陆士龙文集》八载陆云“与平原书”，记其所见曹操遗物。卢弼《三国志集解》惜只录介帻一事。书云，“一日案行并视曹公器物，床荐席具寒夏被七枚，介帻如吴帻，天平冠远游冠具在。严器方七八寸，高四寸余，中无鬲〔同隔〕，如吴小人严具状。刷腻处尚可识。蹀批剔齿纤仚〔同线〕皆在。拭目黄絮二在〔疑当作有〕垢，垢黑，目泪所沾洿。手衣卧笼挽蒲棋局书箱亦在。奏案大小五枚，书车〔？〕又作歧案，以卧视书。扇如吴扇，要〔同腰〕扇亦在。书箱，想兄识彦高书箱，甚似之。笔亦如吴笔，砚亦尔。书刀五枚，琉璃笔一枚。景初三年〔239〕刘婕妤析之。见此期复使人怅然有感处。器物皆素”。又一书云，“一日三上台〔台当指邺之铜雀、金虎、冰井三台，三上疑当作上三〕，曹公藏石墨数十万斤，云烧此消复可用。然烟中人，不知兄颇见之不？今送二螺”。又一书云，“近日复案行曹公器物，取其剔齿歼〔当作纤，下当有仚字〕一个，今送以见〔犹言示〕兄”。案：从陆云书中可以想见曹操所用器物颇为俭朴，“如吴小人”。严即庄严，谓装饰，严具盖即盛装饰用品之器具。蔡邕《独断》记园陵寝庙中“宫人随鼓漏理被枕，具盥水，陈严具”。隋人《鸡鸣歌》亦云，“曲终漏尽严具陈，月没星稀天下旦”。曹操“上杂物疏”有“油漆画严器一，纯金参带画方严器一”（《太平御览》七一七），乃呈送汉帝者。《南史》四三《齐宜都王铿传》载时人发桓温女冢，“得金巾箱，织金篾为严器”。曹操“内诫令”所云“孤不好鲜饰，严具所用杂新皮韦笥，以黄韦缘中。遇乱无韦笥，乃作方竹严具，以帛衣粗布作里，以孤之平常所用也”（《北堂书钞》一三六）。陆云所见，当即此类“平常所用”者也。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有漆奁盒，内盛梳篦、毛刷等用具。所谓严器严具，当即此种奁盒。《和名类聚抄》六调度部容饰具门严器下引魏武疏，注云“俗用唐栉匣三字”，知严器所盛主要为栉梳之类。又有绣花手套，只拇指分出。曹操之手衣当即如此。马王堆一号汉墓遣策有岰，裘锡圭同志据《广雅·释器》“岦褽栘也”及《说文》“岦载米栘也”之文，定岰为手衣。盖前者旧名，后者乃俗称也。《晋书》四《惠帝纪》言“寒甚，尚书高光进面衣”，则手衣当亦御寒所用。《西京杂记》载赵飞燕为皇后，女弟昭仪上“金花紫罗面衣”。新疆吐鲁番古墓中随葬衣物清单中，有所谓覆面，亦称故覆面，当即面衣之类。言故覆面，知是死者生时所用。《酉阳杂俎》续集一支诺皋上言死人入棺著面衣，卷一三尸穸门言遭丧妇人有面衣，是唐代犹有面衣之习。剔齿纤仚当是细线用以剔齿。高似孙《纬略》四剔齿纤条记陆云事，引《酉阳杂俎》，谓治齿疾“拔彪〔即虎〕须，及热插齿间即愈。更拔数茎与之”。以为“所谓纤者当是此类。若以金类丝类为之，无足奇者，何必寄耶”？然高氏之言未必可信。陆云之寄盖因是曹操遗物，另一札中明言为仚，自非虎须之类也。个字原用指竹，引申作量词用于各种事物，故仚亦曰个（参看刘世儒《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抱朴子·备缺篇》云，“擿齿则松槚不及一寸之筳，挑耳则栋梁不如鹪鹩之羽”。筳意为折断之小竹，已似今日之牙签。元代赵子昂戏作《老态》诗中有句云，“食肉先寻剔齿签”，盖与今日牙签无别矣。
2. 鲑
《南齐书》卷三四《庾杲之传》，“清贫自业，食唯有韭菹、肊清韭、生韭杂菜。或戏之曰，谁谓庾郎贫，食鲑常有二十七种，言三九也”。案：《广韵》“鲑户佳切，音鞋，吴人谓鱼菜总称”。称菜殽曰鲑，盖自东汉已然。河东卫汛引高平王熙（即王叔和）论摄生之道云，“又食啖鲑肴，务令简少”（见余嘉锡先生《四库提要辨证》十二《金匮要略论注》条引《千金方》二六）。卫汛为张仲景弟子，仲景建安时人也。《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云，“交广市鲑珍”,鲑亦泛指，而非谓鲑鱼。《真诰》十七握真辅，“柈亦如世间柈，柈中鲑也”。《搜神记》十五吴国富阳人马势妇条云，“架上有白米饭，几种鲑”。《魏书》六一《毕众敬传附义显义敬传》言其“善营鲑膳，器物鲜华”。《金楼子·杂记篇》下言孔静居山阴，“仍留帝〔刘裕〕宿，夜设粥，无鲑。新伏鸡卵，令煮以为肴”。《宋书》六五《纪僧真传》言扬法持“坐役使恃客，夺其鲑禀”。皆以菜殽为鲑。所谓鲑禀（同廪），犹今言菜金也。《陈书》三五《周迪传》，“复遣人潜出临川郡市鱼鲑”。《通鉴》一六九胡注，“吴人总称鱼菜为鲑”。《隋书·食货志》言梁诸王诸主出就第婚冠所需“衣裳服饰并酒米鱼鲑香油纸烛等”。《隋书·百官志中》记齐制，光禄寺所统肴藏署“掌器物鲑味等事”。盖南朝人副食以鱼及菜为主。如东晋吴隐之为广州刺史，“清操逾厉，常食不过菜及干鱼而已”（《晋书》九十本传）。齐武陵王晔以俭素著称，留王俭设食，“柈中菘菜弨鱼〔弨、腌同字，古代所谓鲍鱼〕而已”（《南齐书》三五）。《南齐书》卷五《海陵王本纪》，“思食蒸鱼菜”。卷五五《乐颐传》，“为设食，枯鱼菜菹而已”。《陈书》十八《沈众传》，“又携干鱼蔬菜饭独啖之”。皆以菜配鱼。唐人诗中犹言鲑菜。宋赵与时《宾退录》二，“《靖州图经》载其俗居丧不食酒肉盐酪，而以鱼为蔬，今湖北多然，谓之鱼菜”。王观国《学林》鲑条论之尤详，谓鲑字有三音：音鲑者鱼名；音暌者汉代复姓，有鲑阳鸿；音鞋者鱼菜之总名。又云，“先达李建中诗曰，频年水国饫鲑羞。所谓鲑羞，不特菜茹也。虾鱼之属皆在其中。吴地近江海，菜茹海错之物名品最多，故以鲑该之也”。鲑菜之称宋人诗中犹用，如陆游有“盘箸无时缺鲑菜”之句，可能为文人习用旧词。宋代记载当时社会生活著作，如《东京梦华录》、《梦粱录》等，俱只称菜而不见鲑字矣。
东晋南朝之上层分子用餐情况，据《世说新语·德行篇》，殷仲堪“食常五碗盘，外无余肴”。《晋书》八四本传同。《宋书》六一《江夏王义恭传》，“高祖为性俭约，诸子食不过五盏盘”。似俭约者以五样菜为一般规格。西晋何曾之日食万钱，自当远过此数。《晋书》九八《桓温传》称其俭约，“每宴唯下七奠柈茶果而已”。所云七奠柈，未审即七碗盘或七盏盘否。
3. 晚有子
《魏书》卷三《明元纪》，“登国七年生于云中宫。太祖晚有子，闻而大悦”。案：魏太祖拓跋珪死时年三十九，则登国七年不过二十三岁，遂言晚有子，知北朝习惯娶妻生子之早。故卷四八《高允传》称，“今诸王十五，便赐妻别居。然所配或长少差舛，或罪入掖庭，而作合宗王，妃嫔藩懿”。以本纪所载诸帝生卒年及享年核之，如明元帝拓跋嗣十八岁生长子太武帝拓跋焘，太武二十一岁生长子恭宗拓跋晃。恭宗死于正平元年（451），年二十四岁，而长子文成帝拓跋浚生于太平真君元年（440），则十三岁生子也。文成十五岁生长子献文帝拓跋弘，献文十四岁生长子孝文帝拓跋宏，孝文十七岁生次子宣武帝拓跋恪，宣武亦十七岁生次子孝明帝拓跋诩。更稽之魏晋以来诸帝本纪可考者，曹操三十二岁生魏文帝曹丕，然丕非长子。文帝十九岁生长子明帝。晋武帝年二十三岁生惠帝，惠帝亦次子也。东晋则元帝二十二岁生长子明帝，明帝亦二十二岁生长子成帝。成帝二十岁生长子哀帝，孝武帝二十岁生长子安帝。宋武帝年五十始生长子少帝义符，故《宋书·少帝本纪》称“武帝晚无男”，不足说明结婚之早晚。宋文帝即位后，“谅暗”中生刘劭，宋武帝死于422年，文帝即位在424年，姑定刘劭生于425年，则文帝时年十八。孝武帝生长子前废帝时年十九，明帝生长子后废帝时年二十四。梁武帝生昭明太子时年三十七，故《梁书》八本传称“初高祖未有男”。陈世祖生长子废帝时年三十二，高宗生长子后主时年二十五。综观魏晋及南朝诸例，结婚及生育之早未有如北魏皇室者。文成文明冯后、宣武于后，皆年十四立为贵人，见《魏书》卷十三《皇后列传》。西魏文帝柔然郁久闾后年十四立为皇后，见《北史》十三。孝文帝为太子恂聘刘氏郑氏女为左右孺子，时恂年十三四，见《魏书》卷二二本传。《北史》五西魏孝武大统十二年纪，“诏女年不满十三以上勿得以嫁”。皆足证北魏长期有早婚习俗。一般热带地方结婚生育较早，而拓跋氏来自代北高寒之地亦风习如此，不可解也。北魏皇室成员早婚，因而行冠礼“加元服”亦远在二十岁之前。孝明帝生于510年，而本纪载其加元服在520年。卷一〇八之四礼志四言肃宗加元服时年十一。然南方皇室成员一般冠礼亦早，如昭明太子即于十五岁行冠礼。
4. 乐舞杂伎
《宋书·义恭传》载所陈有关诸王禁令中，关于乐舞杂伎云，“胡伎不得彩衣；舞伎正冬〔当指正旦及冬至日〕著袿衣；不得装面；冬会不得铎舞、柸柈〔杯盘〕舞、长稈、透狭、舒剑、博山、缘大橦、升五案”。案：冬会指冬至日宴会。类似杂伎之乐舞，自汉代已有。透狭即投狭。《晋书》八一《王逊传》，“透水死者千余人”。《梁书》三九《羊侃传》，“〔侯〕景欲透水”。《南史》十二《徐妃传》，“乃透井死”。透皆通投字。《通俗编》三一俳优门引《西京赋》注、《抱朴子·辨后篇》等，解释此戏为卷席以矛插其中，投身从中穿过。唐赵璘《因话录》六，“军中有透剑门伎。大燕日，庭中设幄数十步，若廊宇者，而编剑刃为榱栋之状。其人乘小马，至门审度，马调道端，下鞭而进。铮焉闻剑动之声，既过而人马无伤”。此戏即由透狭发展而来，而犹用透字。
《宋书·乐志一》叙杯柈舞引《搜神记》，“矜手以接杯柈反覆之”，《晋书·乐志》文略同，唯接作按。今本《搜神记》七晋世宁舞条作“其舞抑手以执杯盘，而反覆之”。抑手即手掌向下之意。矜字疑误。志并引张衡、王粲、颜延之、鲍照等人文中“七槃”等语。魏晋南朝诗文中多言七盘，如魏卞兰《许昌宫赋》“兴七盘之递奏，观轻捷之翾翾”（《艺文类聚》六二）。晋陆机《日出东南隅行》“妍迹陵七盘”。梁简文帝《七励》“飞七盘之妙节”（《文苑英华》三五一）。又《三月三日曲水诗序》“舞艳七盘”（《艺文类聚》四）。沂南及彭县画象中皆有七盘，参看王仲殊《沂南石刻画象中的七盘舞》（《考古通讯》1955年第2期）、林巳奈夫《汉代之文物·娱乐篇》两画象石皆列盘于地，与王粲所云“七盘际于广庭”相合。从彭县画象观之，似舞者往来盘旋于七盘之间，当即张衡所谓“历七盘而纵蹑”及颜延之所云“递间关于盘扇”也。晋杯盘舞歌诗，“舞杯盘，何翩翩，举座翻覆寿万年。天与日，终与一，左回右转不相失”（《全晋诗》一）。鲍照“七盘起长袖”及梁简文帝“飞七盘之妙节”等语，则与志文“手接杯盘反覆之”之语相合。盖舞者手托盘而飞舞故云尔，惜画象中未表现耳。河南唐河新莽郁平大尹冯君孺人画象石墓中画象，有大汉赤上身，左手舞六盘，右手掷二丸。又南阳东汉建宁三年许阿瞿墓画象石亦有舞六盘（见《考古学报》1980年第2期）。知舞盘者不必定为七盘。宋叶适谓“流传至今犹有杯舞”（《习学记言》三一）。今日蒙古族之杯舞，犹有古代杯盘舞之遗意。《通俗篇》谓曹植乐府“促尊合坐行觞，主人起舞弤盘”，亦是指舞盘之戏。其实子建诗句乃言主人起舞，弤盘形容舞姿，与盘无干，参看黄节《曹子建诗注》。七盘之舞必训练有素始克为之，亦决非一般人所能也。成都汉画象石中有以棒支盘而舞者，林巳奈夫氏以为乃另一种杂伎，与七盘舞无干，其说是也。铎舞亦见宋志、晋志，其详不得而知。汉代之铎形如铃而大，参看《汉代之文物·乐器篇》，盖即执之而舞。
长跷当即后代之高跷。缘大橦为攀缘而升长竿。升五案指叠案而升，进行表演。《宋书》卷九《后废帝纪》言五六岁时“好缘漆帐竿，去地丈余，如此者半食久乃下”，当即模仿缘橦之戏，半食久犹言半顿饭时间。此戏即张衡《西京赋》之都卢寻橦。《艺文类聚》六一载晋傅玄《正都赋》，记述杂伎云，“乃有材童妙妓，都卢迅足。缘修竿而上下，形既变而影属。忽跟挂而倒绝，若将坠而复续。虬萦龙蜒，委随纡曲。杪竿首而腹旋，承严节之繁促。手戏绝倒，凌虚寄身，跳丸掷堀，飞剑舞轮”。沂南汉画象中有额上立柱，柱上三人表演，与傅玄所云可相印证。参看曾昭燏等《沂南古画象石墓发掘报告》及林巳奈夫《汉代之文物·娱乐篇》。五案见于四川画象砖，参看吴荣曾《和林格尔汉墓壁画中反映的东汉社会生活》（《文物》1974年第1期）及林氏书。盖汉晋以后此种杂伎迄未断绝。《邺中记》载，石虎时“正会殿前作乐，高汋龙鱼凤凰安息五案之属，莫不毕备。有额上缘橦，至上鸟飞，左回右转。又以橦著口齿上亦如之。设马车，立木撞其车上，长二丈。橦头安横木，两伎儿各坐木一头，或鸟飞，或倒挂”。盖五胡占据北方后，旧日音乐艺术尚流行中原，而南方反有不逮。东晋于“太元中苻坚败后，关中担橦胡伎进太乐”（《南齐书》十一《乐志》）。担幢为中原所固有，胡伎当另有所指，疑即安息五案之类。可见肥水之胜不仅政治上保障南方政权之安全，遗留于中原及关中之文化艺术亦有因此而传入东南者，从而丰富南人之文化生活。《南史》五《东昏侯纪》亦言“能担幢。初学担幢每倾倒，在幢杪者必致踠伤。其后白虎幢七丈五尺，齿上担之，折齿不倦”。竿长七丈五尺，未免太高，不知是否有误字。叶梦得《避暑录话》下载，宋仁宗初即位，“秋宴百戏，有缘橦竿者，忽坠地，碎其首死。上恻然怜之，命以金帛厚赐其家，且诏自是橦竿减去三之一。……余往在从班侍燕时，见百戏橦竿才二丈余，与外间绝不同。一老中贵人为余言”。据此则宋时宫中百戏缘竿只长三丈余，民间可能稍长，即使后代尺度较南北朝为长，南朝七丈之数恐亦过大也。唐人著作如张彽《朝野佥载》、王建诗歌等，皆曾描述一人戴大竿，余人缘竿而登。日本正仓院藏漆绘弹弓上亦绘有一人戴竿，数人攀登，一人高踞竿顶之景象，见傅芸子《正仓院考古记》。《通雅》三五戏具门载明末京师“爬竿”诸戏，描述甚详。此类杂伎历代相传未断，以至于今。
宋志载晋成帝时顾臻表文，言“末世之伎设礼外之观，逆行连倒，头足入筥之属，皮肩〔当从晋志作肤〕外剥，肝心内摧”，盖状其奇险惊人。又举“杂伎而伤人者”，有高汋、紫鹿、跂行、鳖食、齐王卷衣、笮儿等乐。晋志文同。所列诸杂伎与此传之舒剑、博山等，内容多不能详，博山或以舞博山炉为戏。葛洪《抱朴子》主要部分完成于南渡之前（参看宫川尚志氏《六朝史研究·宗教篇》第七章第二节葛洪在道教史上之地位）。其《辨问篇》列举杂伎有“跳丸、弄剑、逾锋、投狭、履汋、登幢、擿盘、缘案”，疑皆记在中朝时所见。擿盘当即七盘之戏，履汋即高汋。《魏书》一〇九《乐志》言天兴六年（东晋安帝元兴六年）所备百戏，亦有“高汋百尺、长忞、缘橦、跳丸、五案”。宋志言后汉时“以两大丝绳系两头柱，相去数丈，两倡女对舞，行于绳上，相逢切肩而不倾”。晋志文同，即《西京赋》之“走索上而相逢”也。履汋、高汋即此种绳伎。至唐代绳戏技艺更有发展，见《封氏闻见记》绳伎条。四川出土汉画象砖、和林格尔东汉墓壁画以及正仓院藏唐弹弓上漆绘，皆有当时乐舞杂伎图画，如担幢、弄丸、升五案等表演，可与文献记载相印证。《隋书》十三《音乐志上》载梁代乐舞及诸伎约三十种，其名目又多有晋宋时所未见者。然所云铎舞、舞盘伎、长跷伎、五案幢咒愿伎、缘高汋伎等，当即晋宋记载所言者。《梁书》三九《羊侃传》言，“又有孙荆玉，能反腰贴地，衔得席上玉簪”，亦今日杂伎所有。顾臻表文中所谓“逆行连倒，头足入筥”，以腰部柔软见长者，或即孙荆玉所表演之类与？
晋代又有猿猴之戏，傅玄《猿猴赋》云，“戴以赤帻，袜以朱巾。先装其面，又丹其唇。扬眉蹙额，若愁若嗔。或长眠而抱勒，或嚄咋而忥龂，或颙仰而踟蹰，或悲啸而吟呻。既似老公，又类胡儿。或低眩而择虱，或抵掌而胡舞”（《艺文类聚》九五）。装面疑指傅粉，刘义恭奏文中言舞伎不得装面。嚄咋同嚄唶，大呼之意。忥龂疑同龂龂，戏笑之意。后赵承西晋之风，亦盛行猿戏。罗振玉《后丁戊稿》有石赵太武殿猿戏绞柱刻字跋云，“此石广建初尺二尺，中有圆穿。穿侧刻字二行，曰‘赵建武四年〔338〕太武殿前造猿戏绞柱石孔’十六字，隶书。廿余年前出磁州，乃石虎都邺时物也”。猿戏绞柱之用途如何尚不得知。《晋书·石季龙载记下》记石宣遣人杀石韬于佛精舍，“缘猕猴梯而入”，未知其物与猿戏有关否。载记言石虎积材用火烧杀石宣，“以绳贯其颔，鹿卢绞上”。则猿戏绞柱云者，或即以鹿卢绞绳使猿猴升高时所用耶？梁有狝猴幢伎，见《隋书·音乐志》，未审是一事否。《邺中记》言“又衣伎儿作猕猴之形，走马上，或在胁，或在马头，或在马尾，马走如故，名为猿骑”。以人而模仿猿形，知必猿猴之戏盛行始有此想。其所描述，则与后世猿骑马之戏无异矣。
记述两宋风俗之书，如《东京梦华录》等，皆有百戏，其品目又较南北朝及唐代为多。《都城纪胜》瓦舍众伎条称为杂手艺。《梦粱录》百戏杂艺条言“杂手艺即使艺也”。其名称与所述内容，于杂伎表演之外，且包括“藏人、烧火、藏剑、吃针”等，显系魔术性质，故云“此艺施呈，委是奇特，藏去〔疑当作弆〕之术则手法疾而已”。宋代百戏较南北朝及唐代大有发展，亦反映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变化之一端也。
5. 珠襦玉匣及其他
近年考古发现之金缕玉衣，汉代文献中多称为珠襦玉柙。杨树达先生《汉代婚丧礼俗考》第二章丧葬第二节衣衾部分具录汉史中有关资料。葛洪《西京杂记》亦言“汉帝送死皆珠襦玉匣，匣形如铠甲，连以金缕。武帝匣上皆缕为蛟龙鸾凤龟鳞之象，世谓为蛟龙玉匣”。《三国志》中亦有此种制度之记载。《魏志》二文帝“作终制曰……无施珠襦玉匣，诸愚俗所为也”。“丧乱以来，汉氏诸陵无不发掘，至乃烧取玉匣金缕，骸骨并尽”。《魏志》二三《常林传》注载沐并终制，告子俭葬，谓时俗“乃有含珠鳞柙”。所谓终制，犹后世之遗嘱，多关于殡藏之事。《晋书》三三《石苞传》载其“豫为终制”，嘱子薄葬。《梁书》五二《顾宪之传》，临终敕其子曰：“吾今豫为终制，瞑目之后，念并遵行。”《南齐书》五四《沈怭士传》言自作终制，《南史》七六本传具列其内容。《魏书》一〇八之三《礼志》言文明太后有终制，又卷七二《阳固传》载“作终制一篇，务从俭约”。《金楼子》及《颜氏家训》皆有《终制篇》。
《后汉书》八五《东夷夫余传》称，其王葬用玉匣，汉朝常豫以玉匣付玄菟郡，王死则取用。《三国志·魏志》三十《夫余传》亦载此事，文略同，并云，“公孙渊伏诛〔公孙渊死于魏明帝景初二年（238）〕，玄菟库犹有玉匣一具”。汉代史料多言形如“铠甲”，而沐并则称为“鳞柙”，皆状玉衣之形制。《后汉书·礼仪志下》注引《汉旧仪》，言“以玉为襦，如铠状，连缝之，以黄金为缕。腰以下以玉为札，长一尺广二寸半为柙，下至足，亦缝以黄金缕”。《后汉书》六四《梁竦传》注引《汉仪注》（即《汉旧仪》）亦云，“王侯葬，腰以下玉为札，长尺，广二寸半，为匣，下至足，缀以黄金缕为之”。章怀谓“匣字或作柙也”。似汉代之制，腰以上用珠，腰以下用玉。《说文解字》训襦为短衣，以珠为襦，盖汉代统治者生时男女通用之服装，大典时所着，如《汉书》七八《霍光传》记废昌邑王事，“太后被珠襦，盛服坐武帐中”。晋灼曰，“贯珠以为襦，形若今革襦矣”。《后汉书》九五《张奂传》章怀注引陆翽《邺中记》云，“永嘉末，发齐桓公墓，得水银池，金蚕数十箔，珠襦玉匣，缯彩不可胜数”。《史记·齐太公世家》正义引《括地志》亦有此事。《北史》七《齐文宣纪》，“先是霍州发楚夷王女冢，尸如生焉，得珠襦玉匣”。夷王即刘邦之侄也。《释名·释衣服》云，“襦煗也，言温煗也”。《方言》四谓“襦，西南蜀汉谓之曲领”。据《释名·释衣服》，“曲领在内，所以中襟领。上横壅颈，其状曲也”。似襦又是圆领内衣。林巳奈夫氏《汉代之文物》一衣服穿戴物篇引孝堂山画象石为例证，与此作外衣之襦，似为两事。
三国以后，玉匣之制盖已不行。梁刘歊遗命薄葬，梁武诏称赞为“贤夫玉匣石槨远矣”（《南史》四九本传），说明当时似已无此风习。《南史》四三《齐始兴王鉴传》，“鉴曰，皇太子昔在雍，有发古冢者，得玉镜、玉屏风、玉匣之属，皆将还都”。以玉匣与镜及屏风并列，疑与金缕玉匣非复一事。晋张载《七哀诗》，“珠柙离玉体，珍宝见剽虏”。珠柙乃珠襦玉柙之省称。《文选》李善注引《西京杂记》为释，然张载乃慨叹往事，指汉帝诸陵被掘，非指当时（参看姚范《援鹑堂笔记》三八张孟阳七哀诗条）。
魏文帝终制又言，“无施苇炭，无藏金银铜铁”。沐并亦诫其子云，时俗“圹穴之内锢以纻絮，藉以蜃炭，千载僵燥，托类神仙”。《晋书》一〇七《石季龙载记下》云，“邯郸城西石子堌上有赵简子墓，至是季龙令发之。初得炭深丈余，次得水板厚一尺，积板厚八尺，乃及泉，其水清冷非常”。皆言墓葬中用炭，以求干燥，可以与马王堆汉墓保存尸体之方法相印证。《搜神记》十五记孙休时戍将于广陵掘墓，“棺中有人，发已斑白，衣冠鲜明，面体如生人。棺中云母厚尺许，以白玉璧三十枚藉尸”。此事亦见《吴志》三孙休注引《抱朴子》（《太平御览》数处引此文，见平津馆本《抱朴子·内篇》佚文）。汉代杨王孙所谓“口含玉石，欲化不得”（《汉书》六七），《抱朴子·对俗篇》所言“金玉在九窍，则死人为之不朽”，《西京杂记》六所记晋灵公冢发后“棺器无复形兆，尸犹不坏，孔窍中皆有金玉，其余器物皆朽坏不可别”，皆与玉衣用意相同。盖古人以为玉可使尸体不朽也。《魏书》三三《李预传》载预日服玉屑经年，及死，“时七月中旬，长安毒热。预停尸四宿而体色不变”。“因嘘属其口，都无秽气”。其事之真实与否不可知，然亦反映南北朝时尚有玉能使人不朽之信仰。河北省平山县战国中山王墓中陪葬玉器甚多，除口中玉唅而外，尚有玉制“盖眼”、“盖指”、“塞鼻”等，足见此种信仰之古矣。
云母当亦求其防湿。《抱朴子·仙药篇》言云母“埋之永不腐败，故能令人长生”。棺中置云母，定是出于此种想法。《西京杂记》六记周幽王冢“羡门既开，皆是石垩。拨除丈余深，乃得云母，深尺余。见百余尸，纵横相枕藉，皆不朽”。《异苑》载曹操北征，逾顿升岭，发看大冢，“有矾石满堂”。用矾当亦为求干燥，与用云母意同。葛洪所谓周幽王冢如可信，则墓中用云母自西周已然矣。《文物》1979年第3期《河北景县北魏高氏墓发掘简报》载，东魏高雅尸骨四周满布云母片，其薄如纸，形似杏叶。知墓中用云母之习至南北朝犹存。《晋书》五愍帝建兴三年纪，“盗发汉霸杜二陵及薄太后陵，太后面如生”，惜未详载墓中所见。此时上距薄后时约五百年。从两千余年后马王堆之例推之，面如生之语当可信也。
（选自《魏晋南北朝史札记》）
附录一 学术自述
我于1913年1月19日生于青岛。原籍安徽东至县，在北京、天津生长。自八岁起在天津家塾读书，计十年之久。在这期间，我读了四书、五经、《古文辞类纂》等，学习写作古文，对清儒考据著作也有所接触。塾师中受益最深的是二十四岁来周家、二十八岁即去世的南皮张潞雪先生（张曾敭次子）。在家塾里我还曾先后学习日语和英语。
1930年我考入北平燕京大学国文专修科。因专修科不算“正途”出身，1931年秋进入创办不久的辅仁大学历史系。辅仁的历史大师们不担任一年级的课程，因而次年又转回燕京大学历史系，成为二年级的插班生。在燕京大学，我受知于邓之诚（文如）、洪业（煨莲）先生。邓先生学识渊博，口才极佳，他讲授魏晋南北朝断代史，娓娓而谈，引人入胜。我对这段历史的兴趣，就是由邓先生这门课培养而成的。洪先生教授史学方法（初级和高级），给了我考证和处理史料的严格训练。作为邓先生课程的学年论文，我在三年级时写了《魏收之史学》。我毕业论文《大日本史之史学》，则是由洪先生出题并指导的，这是中国学人第一篇全面评价日本重要史学著作的文章。大学毕业时，我被推选为斐陶斐荣誉学会会员。毕业后我在燕京大学研究院肄业一年，此时曾去清华大学旁听陈寅恪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史课，感到眼前放一异彩，由衷佩服。后由陈先生推荐，我进入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史语所的一年中，我尽情享受了自由自在无拘束地遨游书海的乐趣。在陈寅恪和傅斯年两先生的指导和熏陶之下，我水到渠成地写成了几篇文章。《南朝境内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研究南人北人等各社会阶层的政治地位及其消长，以及南朝少数民族问题，采用的视角在当时颇为新鲜。其中某些问题我曾写信请教陈寅恪先生，他的回信使人深感其思想的敏锐与活跃。《领民酋长与六州都督》一文解释了北朝史上这两个重要名词的含义，遂成定论。《论宇文周之种族》是根据傅斯年的启示写成的，以后也为学术界所承认。
1939年秋，母校燕京大学推荐我领取哈佛燕京学社奖学金，赴美国哈佛大学远东语言系（后改名东亚语言文化系）学习。燕京给我的任务是研究日本语言文学。我深深服膺陈寅恪先生，感到要走他的学术道路应先具备他的条件，亦以到哈佛有机会学习梵文而私喜。在哈佛大学，我主要受教于叶理绥先生和柯拉克先生。叶理绥先生为俄裔法籍，是明治年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第一个在国文学科毕业的外国人，后来被誉为“西方日本学之父”。柯拉克先生是哈佛第一代梵文教授兰门的弟子，兴趣在印度佛教，故而指导学生通读《佛所行赞》、《妙法莲华经》等为教材。1944年，我以论文《唐代印度来华密宗三僧考》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此文包括天竺密教三位大师汉文传记的英译，以及脚注和考据性的附录二十则，因是第一手资料，对西方佛教史学界颇有裨益。论文发表后，当即有哥伦比亚大学汉学家富路特教授致书称道，一本英文佛教史论著索引也推荐介绍了此文。我在1982年访美时，几位青年佛教史学家得知我是“三僧考”一文的作者，便告知曾复印此文以供随时参考，颇致钦挹。在哈佛读书期间，我曾担任美国陆军特别训练班的日文助教约两年。1944年毕业后，又在哈佛大学任日文教员两年。
1946年夏归国后，我先在燕京大学国文系任副教授一年，讲授高级、初级日语及佛教翻译文学。1947年起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任课相同。1949年转任历史系教授。回忆初回国三四年间，意气风发，时时思如泉涌，研究精力颇为旺盛。这期间我在魏晋南北朝方面完成了《乞活考》、《南齐书丘灵鞠传试释》等，佛教史方面写了《牟子理惑论时代考》（胡适之先生曾致长函反驳此文观点）、《能仁与仁祠》等，敦煌学方面写了《杂抄考》，还参加了对“俗讲”的讨论。解放前夕，我与北京大学的季羡林、马坚、金克木、王森，清华大学的邵循正，燕京大学的翁独健等发起组织了东方学会，轮流举行学术报告，并准备出版刊物。在学会中，我曾做过关于牟子的报告。此时北京高校无人教授日本史，燕京、清华、北大三校的日本史课程由我一人承乏包办。
解放后，我在195l—1952年兼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1952年秋院系调整后，到北京大学历史系任教授。这期间，先后兼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亚洲史（后改亚非史）教研室主任，副系主任，系主任。历年在各校所教课程，有初级及高级日文、佛典翻译文学、中国通史（宋以前）、魏晋南北朝史、日本史、亚洲史、中国历史文选等。1986年离休。
解放后一段时间中，和许多单纯而正派的知识分子一样，长期有一种负罪感，其来由不外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留学美国、脱离政治等等；因而自我改造的要求严格而迫切，对历次政治运动，思想上始终感到要紧跟、要革命。五十年代初，北大历史系学习苏联教学计划，准备开设亚洲史的必修课和建立亚洲史教研室。领导提出要我负责，我觉得责无旁贷，毅然放弃从事多年的中国古代史而承担下来，着手草拟亚洲史教学大纲，编写教材，培养青年教师。这时我自己的亚洲史研究重点仍在日本史，以一分为二、合二而一的辩证观点，对日本“明治维新”的各个方面进行了探讨，其成果有《日本“明治维新”前后的农民运动》（写于1956年号召“向科学进军”之时）、《关于“明治维新”的几个问题》（写于1962年所谓“回潮”之时）。还有一篇《明治维新前夕的对外关系》，原为1968年纪念维新百年而作，但因“文革”灾难未能完稿。这些文章把明治维新的性质确定为未完成的资产阶级革命，这被中国学界接受为主流观点，《几个问题》一文还被日本左派史学家译成日文发表。八十年代中期退休后，我得以把重点放在更感兴趣的江户时期。1990年我出版了《中日文化关系史论》，共收有论文十八篇，除去两篇关于明治维新的论文外，其余各篇均为这些年中完成。近年来我致力研究新井白石，并翻译了他的自传。
新中国成立后，与亚非各国的友好往来日益频繁。我广泛搜集资料，先后写作了一系列中国与亚非国家关系的文章，并出版了《中朝人民友谊关系与文化交流》、《中国与亚洲各国和平友好的历史》。这些工作不足以称研究，但很好地完成了当时的政治任务。
1958年“大跃进”时代曾兴起学生自编教材之风，六十年代初周扬同志便采取纠偏措施，成立文科教材办公室，由武汉大学的吴于廑同志和我共同主编了四卷本的《世界通史》。此书力破“欧洲中心论”观点，材料具体丰富而确切，观点不求新奇，采用可信有据的公认结论；增加了大量亚非史及文化交流方面的内容。比起前苏联的教材，这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各大学历史系教师普遍认为相当合用。
八十年代我还参与主持了两项工作。一是受周扬同志委托，主编了一部《中外文化交流史》。我发凡起例，邀约十九位有关专家，分章撰写了中国与二十二个国家地区的文化交流史。力求以原始史料为基础，尽量吸收前人成果，重点放在文化的相互交流与促进上，避免只谈单方面影响。这是一部对史学工作者和外事工作者都有裨益的参考书。另一项工作是在《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常务副主编孙毓棠逝世后，我接替了有关任务；同时并兼任魏晋南北朝部分的主编，还参加撰写了“南朝”等条目。中国历史卷计四百三十万字，是四十年来中国史研究成果的总检阅，也是第一部以中国历史为对象的百科全书。此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持编写的七卷本巨著《人类科学文明发展史》，我在1980年应邀担任其第三卷（公元前七至后七世纪）编委会的委员。与旧版相比，对我所写日本、朝鲜两节，国际学界有“事增于前，文省于旧”之誉。
解放后我多次到亚、非、欧、美国家访问。八十年代以前的访问，着重在文化学术交流名义下发展人民间的友谊；八十年代后则多以交流学术为中心，同时也自然增强了友好关系。1997年2月我应邀赴日，接受大阪府所赠的山片蟠桃奖。这个奖项，是日本方面为介绍和研究日本文化成绩卓著的外国学者而设，每年颁予一人，已有十几人获奖，但中国人获得此奖尚属首次。
在敦煌研究方面，我在解放前的工作多是为发现的个别文献作跋；八十年代进而接触了大量新材料，得以对敦煌书仪进行全面研究，这是“敦煌学”中极少有人耕耘的领域。我先后写作了《敦煌写本书仪考（之一与之二）》、《敦煌写本书仪中所见的唐代婚丧礼俗》、《书仪源流考》、《唐代的书仪与中日文化关系》等，并与赵和平合作出版了《唐五代书仪研究》。这些论著，对于写本书仪的类型、其所反映的社会文化现象等做了系统论述，填补了“敦煌学”的研究空白。我在日本所做报告，被收入《讲座敦煌汉文文献编》等书中。
少年在家塾读书时，就最喜读王引之的《经义述闻》和王国维的《观堂集林》，佩服其分析推理之细密周到。后来遂打算继承郝懿行《晋宋书故》，着手对魏晋南北朝文献中的语词进行研究。七十、八十年代之交，我完成了《魏晋南北朝史札记》。《札记》中对大量名物制度进行追根寻源，充分利用了史书、诗文、敦煌写本、考古报告以及金石等材料，时或引证西周金文铭文、《仪礼》一类史料与古籍。而且对日本文献的熟悉也给我颇多助益。例如在“相闻、相知”条中，我不但说明了“相闻”是“通知某某”之意，而且指出此种用法沿袭至唐代并传入日本，日本古歌集《万叶集》中专立“相闻”一门，即指相互酬答。
《札记》除疏通语词本义之外，也尽力“通古今之变”，对诸多历史表象背后的重大政治线索予以深究。例如“刘义庆传之‘世路艰难’与‘不复跨马’”条，通过两段话语，揭示了宋文帝时身为宗室的临川王刘义庆在面临猜忌和诛杀时力图免祸之窘境，显示了“元嘉之治”的光晕之下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之尖锐。又如“曹氏司马氏之斗争”、“名教自然‘将毋同’思想之演变”、“西晋王朝对待吴人”、“东晋南朝地理形势与政治”、“东晋以后政权嬗代之特征”、“王敦、桓温与南北民族矛盾”、“尔朱世隆传中所见官制”等条，都包括长篇综论，对当时政治、军事、文化、制度发展中的一些重大关节点深入剖析。
《札记》的这些工作，我认为还未能构筑巍峨大厦，而只起了加瓦添砖作用；但也扫除了不少研究魏晋南北朝史时的“拦路虎”。日本学者川胜义雄1981年1月7日曾来信说：“……诸条中该博之知识与精密之考证，至为叹服。要之，实痛感我辈外国人终难与本国学者相匹敌耳。”日本学者吉川忠夫称此书“是卓越见解与渊深广博知识的精彩结晶，堪以名著相称。”
八十年代我针对魏晋南北朝史学作了一些探讨。解放前我对魏收之史学的研究，虽然细密，但今天我感觉还未超出传统史学的史例、史法之类衡量标准，是比较死板的一种做法。例如对崔浩“国史狱”这个重大事件，以往未能提出新的看法，视野也比较狭窄。八十年代重新思考这个问题，深度和广度都不相同了，进而提出，崔浩所修国史的“备而不典”，如实记录了拓跋早期失国、乱伦等事，暴露了北魏统治者祖先的羞耻屈辱，是其罹祸的主要原因。我对拓跋氏早期历史和世系的有关辨析，被誉为“自来暧昧不明之北魏初期皇帝世系，可谓从此最后解决”。
在讨论史学史上的编年体和纪传体时，我指出最早的历史记载，大抵都是依年代顺序来叙述。中国最早的历史《春秋》是编年体，晋国、楚国的国史大约与鲁国史一样也是编年体，汲冢发现的魏国国史《纪年》也是编年体。编年体流行了约五百年后，才出现了纪传体的司马迁《史记》。西方最早的历史著作，如公元前五世纪号称“历史之父”的希罗多德的《历史》和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基本上是按年代顺序编写的。罗马著名史学家李维的《罗马史》，更是明确的编年体史书。约在希罗多德之后约六百年，才出现了普鲁塔克的列传体《希腊罗马名人合传》。这就显示，要从人类思想的脉络和中外史学的比较，认识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阶段和意义。
史学的变迁与社会文化政治密切相关，因而我对魏晋南北朝史学的研究，也不限于史学史本身。魏晋以来王朝更迭多用禅代，政权交接以及其间的政治斗争，就直接体现在“国史断限”这类纠葛之上。西晋编撰国史时，曾有人提出把晋朝历史断限上延到曹魏正始元年或嘉平元年，我指出其目的就在于使曹芳被黜、曹髦被害等大事的非正义性有所减轻，以掩饰冲淡禅代过程中的阴谋与暴力；西晋和东晋的史学家，在这个事件上各自显示了不同面目。
我对南朝、北朝之史学特点加以比较，认为各有异同。南朝史学注重议论的“精意深旨”，看重对历史发展的洞察能力。如范晔《后汉书》的《党锢传序》从春秋以后世风的变化谈起，《宦者传序》从古代寺人制度谈起，《儒林传序》论述了东汉二百年学官发展，《西羌传论》纵论了东汉以来羌人活动及汉廷迁徙政策的失误，这都是通过贯通今古、思辨分析而得出的深刻看法。沈约《宋书》和萧子显《南齐书》也有同样风格。而北朝如魏收《魏书》的“序”或“论”，就给人以就事论事、拘泥具体功过得失的感觉，缺乏通观全局的评论和对变化发展的把握。我进而从更高层次上，就南北文化的总体风貌来分析其南北史学异同的缘由。在文学上，“江左宫商发跃，贵于清绮；河朔词意贞刚，重乎气质”；在佛学上，南朝重佛理辨析，北朝重修持实践；在经学上，也有“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方深芜，穷其枝叶”的情况。南朝文化在玄学和佛学的推动促进下，偏重于分析思辨，故与北朝不同。用《论语》之言来概括，就是北方偏于“学而不思”，南朝偏于“思而不学”。这样，就可以更深入地把握南北朝史学发展的不同趋势。
从南北朝史学异同入手，就可以体察到文化是既区分不同层次、类别的，又往往有一种共同的东西贯穿其中。由此我提出，文化可以分为三个层次：文学、艺术、思想等属于“狭义文化”；这些之外再加上政治经济制度以及衣食住行、生产工具等，可算“广义文化”；而在一个民族的各个文化分支中，还可能潜存着一种共同素质，贯穿于各个方面，我名之为“深义文化”。南北史学的异同，与文学、宗教、经学等等的异同密切相关，从而显示了南北朝文化在格调和风貌上的总体差异，这就证明了“深义文化”的存在。
与之相类，我感到日本与中国的文化差异，也同时体现在“狭义文化”、“广义文化”和“深义文化”诸多方面。日本文化对自然的亲近和敏感，衣食住行上朴素、纤细的特点，重视体现责任与义务的“义理”，包容性、实用主义和善于模仿，以及蕴藏于日本文化深处的“苦涩”、“闲寂”情调等等，都构成了日本独有的文化特性。这就说明，文化是个整体，各个特点之间的联系是非常密切的，离开了哪一方面，都解释不了这个文化整体。这三个层次由狭而广、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共同组成一个立体的文化定义和文化类型的分析模式；而“深义文化”，则最终构成了一个民族的灵魂。
在研究不同文化之间的文化交流现象时，我发现有些影响在对方国家和民族中生根、发芽、结果，交流的结果长期存在；但也有一些影响在较短期间风靡一时，却未能生根发芽，不久即成陈迹。为什么会出现这两种不同的情况呢？通过对具体例证的研究，我认为这取决于：一、交流的内容本身是否属于某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中有长远价值、经得起考验的精华；二、这种影响是否适应对方国家或民族的政治、经济、社会变化发展的需要。例如日本从七到九世纪尽力仿效唐代典章制度，但进入十世纪后庄园制兴起，贵族控制了政权，幕府取代了皇室地位，唐制不再适用，就形成了另一套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上层建筑。而中国古代的考试制度，则不仅影响到了高丽王朝、越南李朝，还影响到了西方文官制度的诞生，这是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一大贡献。中国与印度的文化交流，则显示了文化交流中存在着相互影响的不平衡现象。印度的佛教文化，影响了中国文化近两千年，在中国土地上结出了丰硕的果实；而印度接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殊不显著。这都值得深思和进一步研究。看来，狭义和广义的文化是比较容易相互学习、引进的，而深义文化，却不大容易被移植或引进。
培养研究生应是一个教授的职责，但我在这方面是有欠缺的。我的第一位研究生沈仁安同志是由助教转来，他识见敏锐，理论修养较好，研究的题目是日本现代工人运动，我不能赞一辞。他后来转而研究日本古代史和德川时代，取得很好成绩，现在已是将要退休的博士导师。1963年又通过考试招了两名日本史研究生——叶昌纲、周启乾。由于1964至1965年的“四清”运动和1966年“文革”开始，既没有课程考试也没有作论文。其中，周启乾根据当时中央文件规定的“在职调干研究生原则上一律回原单位”的精神，于1968年回到天津市历史博物馆，次年又随天津市万名干部“转”为工人，1972年入天津市历史研究所日本史研究室，1981年赴日本一桥大学进修，1987年任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1989至1995年任所长，1999年退休，著有《明治的经济发展与中国》（日文）、《日俄关系简史》等，译有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一、四卷等，以及论文多篇。叶昌纲考取研究生后开始接触日本史并学习日语约一年。“文革”开始后，号召研究生揭发导师，叶昌纲农民出身，为人淳朴，积极追随“老佛爷”把我打倒，后分配至山西大学，未再见过面。
1978年梁效审查结束回系之后，曾招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生。其中一人被派出国后主持百科全书出版社事务；一人原喜音乐，辗转数年以后终于归队成为音乐编辑；另一人出国，除取得历史学博士学位外，还攻读商业贸易获硕士学位，在公司中工作。三人可谓皆得其用，然与魏晋南北朝史无关。另有胡宝国在历史研究所，郭熹微被分配至宗教研究所，皆喜爱专业，努力奋斗，成绩卓著。
1998年秋，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周一良集》五卷，包括一、魏晋南北朝史论；二、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三、佛教史与敦煌学；四、日本史及中外文化交流史；五、杂论与杂记。
我以往的研究工作主要在史学方面。早年进学，受的是乾嘉朴学教育；在解放前的大学阶段和研究所中，又受到了西方近代史学的训练；建国以后，进而逐渐树立了另外两个观点：唯物的与辩证的，进入了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阶段。我今天的看法是，这三种类型的训练有一共同之点，即要求历史必须真实或尽量接近于真实，不可弄虚作假，编造窜改。只有真实的历史，才能成为“后事之师”，起参考、借鉴以至教育的作用。而研究历史最根本的态度和方法只有四个字：实事求是。如何才能实事求是呢？一个合格的历史学家应当具备鲜明的辩证观点，既见树木，又见森林；能由此而及彼，因小以见大；看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等不同领域之间的关联；看到纷纭错杂历史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看到历史是辩证地发展。如果说五十年来我的学问多少有些进步的话，那就是由于初步建立了这些观点。
1999年1月12日，由本人口授，阎步克执笔
（原载《郊叟曝言》）
附录二 怎样研究魏晋南北朝史
我们伟大祖国的历史漫长悠久。以封建社会的历史而言，如采取西周封建论，到1840年就将近三千年；按照战国封建论，有两千三百年；即使认为魏晋时期才进入封建社会，也有一千五百多年之久。所以，学术界往往把封建社会的历史按朝代进行分段研究。这不是尊重什么王朝体系，而是为了使研究能细致深入。因为每个时间比较长、比较重要的朝代，它的历史都各自有其丰富多彩而又不同于其他王朝的内容。等到将来研究工作愈加深入，对于中国历史的分期和封建社会内部的阶段划分等问题，得出比较一致的看法，我们就可以进一步按照封建社会内部的发展规律和阶段，划分历史时期来进行研究了。
魏晋南北朝时期，下限算到589年隋朝灭陈，统一中国，是没有疑义的。但上限却有不同看法。有人从184年黄巾起义算起，有人认为应当始于192年董卓之死和曹操镇压黄巾军。我个人以为，196年（建安元年）也许更合适。因为这一年曹操迎汉献帝建都于许，从此挟天子以令诸侯，汉室名存实亡。魏虽尚未代汉，但正如翦伯赞同志所说：曹操已经“把皇袍当作衬衣穿在里面”了。如果从196年算起，到589年总共将近四百年，则魏晋南北朝时期之长，仅次于绵延四百余年的两汉，比起唐、宋、明、清等时期都更为长远。单从这一点看，魏晋南北朝也是古代史中应当重视的时期。
学习和研究某一时期的历史，首先要弄清楚时、地、人。时，就是应该知道并且尽可能记住，这一时期中有哪些主要年代。主要年代记牢之后，重大历史事件的先后次序便有条不紊，了然于胸中，进一步分析、研究历史事实，才有可靠的基础。魏晋南北朝时期中的若干重要年代，如果在头脑中构成一副框架，形成一个个路标，重大历史事件便有所归附。遇到发生在这些路标之间的史事，立即会察觉到，它是在哪些事件之前，哪些事件之后，因而比较容易寻找来龙去脉，当然也就比较容易记住它发生的年代。例如，记住曹操给袁绍以致命打击的官渡之战是在公元200年，那么，八年以后，曹操大军南下，与孙权刘备所进行的赤壁之战在208年，就容易记忆了。记住苻坚大败于东晋的淝水之战是383年，因而苻秦统治下的北方各族人民纷纷思动，那么，三年之后，北魏道武帝拓跋珪自立称代王在386年，就容易联想起来。又如，司马炎代魏，建立晋朝，在265年，这显然是乘263年灭蜀的余威而采取的行动；杨坚代周建立隋朝，在581年，而周之灭北齐也只在四年以前的577年，情况与司马氏代魏很相似。因此，曹魏灭蜀和北周灭齐的两个年代，可以由司马氏建晋朝和杨氏建隋朝的年代联想起来。所谓时，就是从纵的亦即时间方面来建立框架，帮助记忆，理解历史。
地，是指历史人物所活动的地理舞台，亦即空间方面。对于所研究的时代的疆域四至、行政区划的沿革等等，都应当有所了解。西汉时，今天江苏省长江以南和浙江、福建两省，只设立了一个会稽郡。东汉在长江以南又设立了吴郡，会稽郡仍然包括今天的两省。经过孙吴和南朝，南方得以开发，经济大为发展，反映在地理建制上，就是郡县数目大为增加。魏晋南北朝不是汉唐宋明那样长期统一的局面，州郡建制和地理沿革特别错综复杂。汉代的十三部州到三国时，魏得其九，蜀得其一，吴得其三。西晋时，全国分为十九州，州下有郡和县。这些都还容易掌握。西晋末年，北方各族纷纷在中原地区建立政权，汉族人民大批向淮南江南流移，形成了一次民族大迁徙。由于流寓到南方的北方人怀念桑梓，同时享有豁免赋役的权利，所以，东晋政权在这些北人所居的南方州郡中，暂时建立了北方州郡名称。这些虚设的州郡，后来逐渐划定了实土。刘宋以后，又在地名前冠以南字。如兖州原在山东，在广陵设置了南兖州；徐州原在苏北，在丹徒设置了南徐州。雍州原来是关中的地名，南朝却从荆州分出了雍州，设在襄阳。西晋时司州在洛阳一带，南朝却在信阳立司州，所辖河南及湖北的一部分。某些南方原有的州下面，又设有侨郡侨县。南朝侨州郡县的设置与分合，错综复杂，当时的学者已经说，精于历算的人都难于搞清楚。北方的情况稍为单纯一些，但也有借南方建制之名来称呼北方土地的。如北魏在河南鲁山设置荆州，东魏又在鲁山设立广州之类。与此相关联，从东晋到陈朝，实行过九次规模和范围不等的所谓“土断”，即改变北来侨户的特殊身份，就地划归当地郡县管理，从而取消其免除赋役的特权，借以扩大政府的财源和兵源。侨州郡县与土断，是南朝历史上的特殊现象，为此前和此后各历史时期所无，研究魏晋南北朝史需要注意。
人，是指活跃于当时历史舞台上的是哪些民族。这个问题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尤其突出。中国虽然始终是多民族国家，在封建社会各个历史时期中，各少数民族建立独立的地方政权，如此之多的，却仅见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活跃于这个时期的汉族以外各族，北方塞外过着游牧生活的，先后有柔然、高车、突厥。进入中原建立政权的，有匈奴、羯、氐、羌、鲜卑，即当时所谓“五胡”，加上勗人称为“六夷”。五凉、四燕、三秦、二赵、成汉、大夏这十六国中，除张氏的前凉、李氏的西凉和冯氏的北燕是汉族外，都是他们所建的地方政权。这些少数民族中，鲜卑所建政权最多。统一北方达百年之久的北魏，就是鲜卑族建立的。鲜卑族在历史上留下的影响和痕迹，一直存在到唐代。南方的少数民族，一般说有巴、蜀、蛮、僚、奚、俚、楚、越。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民族的频繁活动，一系列有关民族的问题成为研究这段历史必须注意的对象。各民族的社会发展阶段问题，汉族与各少数民族之间的斗争与融合问题，少数民族统治者为了维护其统治而采取的汉化政策或加强胡化政策问题，少数民族统治胡汉人民的各种制度问题，以及魏孝文帝改鲜卑姓为汉姓以及西魏、北周改汉姓为胡姓问题，等等，都是研究魏晋南北朝史时必然会触及到的。
在时、地、人这样的历史框架之外，还有类似骨骼的成分，这就是政治、经济、军事、社会这些方面的典章制度问题。政治制度是封建帝王赖以统治和实行剥削的主要制度，体现在封建政权的官制和法制上。汉代选拔官吏，是通过乡举里选和辟召察举方式登用人才。曹魏开创了九品中正制。这个制度，作为南北朝特有的登用人才的办法，持续沿用了三百多年，到隋时才正式废止。这期间中正的作用颇有变化，逐渐趋于减弱，这是和皇帝与大族之间的权力斗争及势力消长有关的。中央与地方官制，东晋、南朝大抵沿袭魏晋旧制。东晋时，门阀士族担任高官，掌握实权。南朝的大族虽也担任高官，而不能从事管理，因而出现一种现象，社会地位低下的人不居高位而实际掌握国家机要。北朝在魏孝文帝推行汉化政策以前，实行胡汉糅杂的制度。汉化以后所定官制，更接近于南朝。法制方面，皇帝统治的工具在刑律法典以外，汉代往往以皇帝诏敕形式来颁布行政法规。西晋时开始采用完整的形式，用“令”来表现行政法规，与“律”并称为“律令”，这种作法一直延续到唐代。
像任何封建王朝一样，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朝代统治阶级内部政治上的矛盾不曾间断过。如魏末皇室曹氏与司马氏之争，西晋八王之乱，东晋皇室司马氏与大族王氏、桓氏的斗争，以及宋、齐、梁、陈王朝禅代的斗争。北朝统治阶级内部又有胡汉对立的因素，更形复杂。这些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共同之点和不同之点，各次禅代过程中有无带有规律性的东西，都是值得探讨的。东晋渡江以后，民族矛盾居于主要地位，所以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孙恩起义，直到八十年之后才爆发。在北魏少数民族政权统治之下，不断发生以汉族人民为主的暴动和起义。到六世纪初的六镇大起义，则是鲜卑族下层所发动，并联合了广大汉族及其他各族人民的大起义，终于覆灭了拓跋氏政权。政治制度的特点与演变，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根源、发展和解决，都是魏晋南北朝政治史上的课题。
经济和军事制度方面的资料，魏晋南北朝不如唐宋以后那样丰富，因而不少问题一时还难于彻底明了。但是，这一时期南方经济有显著发展，则是时代的特征。经济方面，曹魏的田租户调制度，北魏的均田制度；军事方面，曹魏的兵户制，西魏北周的府兵制，皆前代所未有，是这时期所创始。其中有的成为唐代租税制和兵制的原型，起了很大作用。我们必须结合这些制度在唐代的发展来进行研究，才能充分估计出这些制度的意义，从而给予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以适当的地位。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社会门阀制度由形成到极盛发展的时期。社会上的不成文法约定俗成，区别士族与庶族，他们之间不通婚姻，甚至不相交往。在担任的官职，赋役的负担，刑罚的承受等方面，也有区别。所谓高门士族，一般广占田园，垄断山泽，但也不一定尽是富有之家。他们依靠家门的社会地位和文化教养，垄断某些属于所谓清官的官位（这个清官是与浊官相对的，和清官海瑞的清官不是一回事）。士族内部有高下不同阶层，在南朝，不同阶层一般也不通婚。士族中又有不同集团。如南朝士族中有来自北方的侨姓王谢袁萧诸家，又有江南孙吴以来的土著即吴姓朱张顾陆诸家。北朝有鲜卑贵族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各家，又有中原旧族崔卢李郑诸姓。其中也有高下之别，如清河崔氏就自以为在博陵崔氏之上。庶族寒门社会地位低下，但不一定都贫穷，也可能经济上很富有而社会地位仍属寒庶。这就是封建社会里封建地主阶级内部又有等级的区分。寒庶也分成许多阶层，包括依附身份的部曲、杂户，直到奴隶等等。南朝人喜欢说士庶之别实自天隔。我们只能把士庶之别理解为阶层的区别，要经过细致的研究来划分当时对立的阶级，因为封建社会里的阶级对立是远不像资本主义社会那样明白单纯的。研究魏晋南北朝史，门阀制度与士庶关系是理解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很多问题的关键之一。士庶区别与两者内部的阶层，处于人身依附关系的各色人等，门阀制度的起源、发展，南北士族的异同，门阀与皇权的关系等等，都是研究这个时期的历史必然会遇到的重要问题。
在文化思想方面，魏晋南北朝时期也是具有灿烂成就的。这个时期不仅出现了不少著名文学家、艺术家，而且出现了评论诗、文、书、画的著作。残缺不全的姑且不论，保存完整的就有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羊欣、王僧虔、虞和、萧衍、陶弘景、庾肩吾、袁昂等论书法的文章，谢赫的《古画品录》、姚最的《续画品录》等等。这些著作提出有关文学艺术作品的评论和一些初步形成的理论，说明这时文学艺术的发展达到了较高的阶段。史学也有较大发展，修成了不少史书。西晋时期开始改变了汉代把史书附于《春秋》之后的图书分类法，使史书成为四大部类之一，这种分类法一直沿袭到近代。历来被人称赞的前四史中，就有两部成书于魏晋南北朝时期。魏晋玄学对于汉儒谶纬神学和烦琐章句之学，起了解放思想的作用，构成中国哲学思想史上重要的一章。印度佛经的翻译，这时进入高潮。小乘和大乘经典都广泛流传。不仅过去零碎不全的经、律、论三藏有了完整译本，而且开始了佛典的结集著录工作。佛教对中国的思想、文学、艺术，都产生过巨大影响。由于佛教的盛行，反佛教的唯物主义思想，其代表人物如范缜，也在这个时期出现。道教方面，对原始道教进行改造的寇谦之、陆修静、陶弘景，也都是南北朝时的人物。至于马钧、刘徽、贾思勰、祖冲之等在科学技术上的贡献，云冈、龙门的雕刻，各地石窟壁画等等，都是人所共知的，不待列举。研究魏晋南北朝史，当然不能忽略这些内容。
总之，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史上十分重要、值得研究的时期。过去往往被目为一团漆黑乱糟糟，显然是不正确的。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肯定欧洲中世纪巨大进步的名言，其精神恰恰也可以适用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历史。
如果学习研究魏晋南北朝史，最好先读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诸老主编的中国通史中的魏晋南北朝部分。然后读有关这一时期或详或略的断代史：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柳春藩《三国史话》、何兹全《魏晋南北朝史略》、程应镠《南北朝史话》。关于这一时期各方面问题的论著有：陈寅恪《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及续编、何兹全有关魏晋南北朝经济军事的论著、缪钺《读史存稿》、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等。关于这一时期专门问题的论著，社会经济方面有：杨筠如《九品中正与六朝门阀》、王伊同《五朝门第》、唐长孺《三至六世纪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韩国磐《南朝经济试探》、《北朝经济试探》；民族方面有：姚薇元《北朝胡姓考》、马长寿《乌桓与鲜卑》、《北狄与匈奴》；文化思想宗教方面有：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魏晋玄学论稿》、汤用彤及任继愈《魏晋玄学中的社会政治思想略论》、任继愈《汉—唐中国佛教思想论集》、贺昌群《魏晋清谈思想初论》、陈国符《道教源流考》、胡国瑞《魏晋南北朝文学史》。没有集结的论文，解放以前的可以查《中国史学论文索引》。解放以后，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研究魏晋南北朝史各种问题的论文，就更多了。有几种经过编排整理的原始材料：唐长孺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第二册（魏晋南北朝）、张泽咸及朱大渭《魏晋南北朝农民战争史料汇编》、历史研究所《柔然史料辑录》。如果有志于进一步从事这段历史的研究，就必须广泛阅读掌握原始材料，同时还应当参考国外特别是日本学者的著作，这些就不是本文所能细谈的了。
谈到史料，我想引用前北大历史系主任、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翦伯赞同志的话，供青年读者参考，来结束这篇入门介绍的小文：史料譬如一堆散乱在地上的大钱，必须用一根绳才能把它贯串起来，这根绳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
（原载《文史知识》1982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