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的历史可分为三个阶段，一为东晋，二为宋、齐、梁，三为陈。东晋为北来士族与江东士族协力所建，宋、齐、梁由北来中层阶级的楚子与南北士族共同维持，陈则为北来下等阶级（经土断后亦列为南人）与南方土著掌握政权的朝代。
东晋之际，北来士族与东吴本地士族在种族、地域、文化、宗教、社会阶级、名教观念及实际利益上，虽有冲突，但可调和。东吴士族对中州士族有一种羡慕与钦佩的心情，此或由于孙吴与西晋均为世族专政，在阶级上一致使然。从《抱朴子·吴失篇》可知孙吴士族亦极奢侈贪鄙（见本书第一篇）。然建业不及洛阳局面大，故孙吴士族对洛阳士族在钦羡之余，处处都欲仿效洛阳士族。《抱朴子·外篇》三《讥惑篇》讲到吴地士族在书法、语言乃至于哭上，都学“中国”。其言云：
“余谓废已习之法，更勤苦以学中国之书，尚可不须也，况于乃有转易其声音，以效北语，既不能便，良似可耻可笑。所谓不得邯郸之步，而有匍匐之嗤者。此犹其小者耳，乃有遭丧者而学中国哭者、令忽然无复念之情。……又闻贵人在大哀，或有疾病，服石散以数食，宿药势以饮酒，为性命疾患危笃，不堪风冷，帏帐茵褥，任其所安。于是凡琐小人之有才力者，了不复居于丧位，常在别房，高床重褥，美食大饮，或与密客引满投空，至于沉醉，曰：‘此京洛之法也。’不亦惜哉！”
吴人这种钦羡、仿效，对于东晋立国于江左，极为重要。
晋既平吴，武帝曾以“吴人趑睢，屡作妖寇”，岂“吴人轻锐，难安易动”策华谭，华谭的对策是：“吴始初附，未改其化”，非为“吴人易动”。“所安之计，当先筹其人士，使云翔阊阖，进其贤才，待以异礼”。（《晋书》二五《华谭传》）刘颂上疏也主张用吴人。他说：“孙氏为国，文武众职，数拟天朝，一旦堙替，同于编户。”因此“用怀不靖”。他认为“今得长王以临其国，随才授任，文武并叙”，于事为宜。（《晋书》四六《刘颂传》）吴郡陆机到洛阳，为著作郎，上疏荐贺循、郭讷。他说：贺循、郭讷“皆出自新邦，朝无知己。今扬州无郎，而荆州江南乃无一人为京城职者，诚非圣朝待四方之本心。至于才望资品，循可尚书郎，讷可太子洗马、舍人。”（《晋书》六八《贺循传》）吴人既对洛阳士族表示钦羡，而洛阳朝廷也有起用吴人之意，吴、晋士族乃能结合起来。只是当起用吴人的政策开始实行不久，西晋便爆发了八王之乱，从而停顿下来。这有待于东晋去做了。
庐江陈敏曾乘中州之乱，据有江东，但基业未定，便告败亡，未能如孙氏的创业垂统。此事发生在东晋建国江东之前，原因值得考察。
《晋书》一〇《陈敏传》略云：
“陈敏，庐江人也。少有干能，以郡廉吏补尚书仓部令史。惠帝幸长安，四方交争，敏遂有割据江东之志。会吴王常侍甘卓自洛至，教卓假称皇太弟命，拜敏为扬州刺史，并假江东首望顾荣等四十余人为将军、郡守，荣并伪从之。东海王军谘祭酒华谭闻敏自相署置，而顾荣等并江东首望，悉受敏官爵，乃遗荣等书曰：“陈敏仓部令史，七第顽冗，六品下才，欲蹑桓王（孙策）之高踪，蹈大帝（孙权）之绝轨，远度诸贤，犹当未许也。诸君垂头不能建翟义之谋，而顾生俯眉，已受羁绊之辱，何颜见中州之士耶？’周玘、顾荣之徒常惧祸败，又得谭书，皆有惭色。玘、荣又说甘卓，卓遂背敏。敏单骑东奔，至江乘，为义兵所斩。”
同书五二《华谭传》云：
“顾荣先受（陈）敏官，而潜谋图之。谭不悟荣旨，露檄远近，极言其非，由此为荣所怨。”
按陈敏的失败，原因在江东名宗大族不愿和他合作。西晋末年孙吴旧壤内文化世族如吴部顾氏等，武力豪宗如义兴周氏等，都是当日最强的地方势力。陈敏不属于文化世家，又非武力豪族，故华谭一檄提醒了顾荣、周玘等人的阶级性。华谭说的陈敏是“仓部令史，七第顽冗，六品下才”，击中了顾荣等人的要害，奏效神速。顾荣等终于抛弃陈敏，归向晋朝。而东汉末年孙氏一门约相当于义兴武力豪宗周氏的地位，孙坚、策、权父子兄弟声望才智又远过于陈敏，孙氏之所以为江东豪家大族所推戴，陈敏之所以为江东豪家大族所离弃，原因在这里。对于江东豪宗来说，他们宁可拥护与自己阶级出身、思想信仰（儒家名教）相同的司马氏立国于孙吴旧境，而不愿看到陈敏这种令史、顽冗、下才在孙吴旧境称王。
当然，南北士族非无界限矛盾。如张华对陆机说过：“谓东南之室已尽，不意复见诸生。”（《世说新语·赏誉上》）意为东南除了你这几个人，便无人了。卢志于众人称陆机的家讳，“陆逊、陆抗于君近远？”陆机针锋相对，“如君于卢毓、卢珽”。（《晋书》五四《陆机传》）陆机兄弟往谒刘道真，刘道真“初无他言，唯问东吴有长柄壶卢，卿得种来不？”（《世说新语·简傲》）此可见北人对南人的轻视。三国时期的北人关羽，谓吴人为“狢子”，（《三国志·蜀志》六《关羽传》注引《典略》）也是看不起吴人。北人轻视南人有传统。但是在南北士族之间，占主要地位的，是阶级和信仰的一致。这决定了他们不是分，而是合。
还应看到，在匈奴刘渊起兵之后，南方也面临胡马凭陵的危险。南北实力对比，北强南弱，特別在东晋初年是如此。那时南方已经感到后赵石勒、石虎的严重威胁，《晋书》七《成帝纪》元：
“（咸和五年）石勒将刘征寇南沙，都尉许儒遇害，进入海虞。六年春正月癸巳，刘征复寇娄县，遂掠上虞。”
同书一〇五《石勒载记下》云：
“晋将军赵胤次克马头，石堪遣将韩雍救之，至则无及。遂寇南沙、海虞，俘获五千余人。”
同书一〇六《石季龙载记上》云：
“季龙自率众南寇历阳，临江而旋，京师大震。”
后赵在石勒时，曾打到南沙、海虞、娄县、武进。到石虎时，又打到历阳，兵临长江。单凭顾荣是否能以南人的力量不令胡马过江，是有问题的。为江东及本身利害计，江东士族也非与北方士族协力同心，以阻胡骑不可。南北界限比起夷夏界限，又微不足道了。南北士族如果不能协调，司马睿可能到不了南方，东晋南朝的局面也就不能成立。
明乎此，始可谈东晋的建国。
在东晋的建立与稳定上，最有功绩的人物是王导，他的功绩就在笼络吴人，协调南北各阶级特别是南北士族在南方的利益，以坚定地支持东晋对付北方胡族统治者的进攻，进而克复神州。
《世说新语·言语》云：
“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侯（周顗）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唯王丞相（王导）揪然变色曰：‘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 ”
“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二语，正是王导笼络吴人，协调南北人士利益的目的之所在。
当琅邪王司马睿（元帝）徙镇建康之初，“吴人不附，居月余，士庶莫有至者”。这种情势使王导十分焦虑。经过他的努力，才有了转机。《晋书》六五《王导传》云：
“会三月上巳，帝亲观禊，乘肩舆，具威仪，（王）敦、导及诸名胜皆骑从。吴人纪瞻、顾荣皆江南之望，窃觇之，见其如此，咸惊惧，乃相率拜于道左。导因进计曰：‘古之王者，莫不宾礼故老，存问风俗，虚己倾向，以招俊乂。况天下丧乱，九州分裂，大业草创，急于得人者乎？顾荣、贺循，此土之望，未若引之，以结人心。二子既至，则无不来矣。’帝乃使导躬造循、荣，二人皆应命而至，由是吴会风靡，百姓归心焉。自此之后，渐相崇奉，君臣之礼始定。”
按晋之皇室及中州避乱南来之士大夫，大抵为曹魏末年拥戴司马氏集团的儒家大族的子孙，他们与顾荣等人虽属于不同的邦土，然就社会阶级来说，实为同一气类。这是江东士族宁可拥戴仇雠敌国的子孙为君主，而羞与孙吴旧壤寒贱庶族陈敏合作的原因。然而，若非王导亲自去请顾荣、贺循出来做官，要使“吴会风靡，百姓归心”，尚不知须待何时。
顾荣等虽然归附，但元帝仍然心怀惴惴。《世说新语·言语》有云：
“元帝始过江，谓顾骠骑曰：‘寄人国土，心常怀惭。’荣对曰：‘臣闻王者以天下为家，是以耿亳无定处，九鼎迁洛邑，愿陛下勿以迁都为念。’ ”
按东晋元帝为南来北人的领袖，吴郡顾荣为江东士族的代表。元帝所谓“国土”，即孙吴的国土；所谓“人”，即顾荣所代表的江东士族。从这二人的对话中，我们可以窥知当日南来的北人的心理及江东士族对此种情势的态度。顾荣的答语，实际上是一种默契，即允许北人寄居江左，并与之合作。双方协定既成，南人与北人戮力同心，共御外敏，赤县神州免于全部陆沉，东晋南朝三百年的世局因此决定。
下面再引史料以说明王导的政策及其功业之所在。
《世说新语·方正》云：
“王丞相初在江左，欲结援吴人，请婚陆太尉。对曰：‘培塿无松柏，薰莸不同器，玩虽不才，义不为乱伦之始！’ ”
同书《排调》云:
“刘真长始见王丞相，时盛暑之月，丞相以腹熨弹棋局曰：‘何乃渹’（刘注云：“吴人以冷为渹。”）刘既出，人问见王公云何？刘曰：‘唯闻作吴语耳。’（刘注引《语林》曰：“真长云丞相何奇，止能作吴语及细唾也。”）”
同书《政事》云：
“王丞相拜扬州，宾客数百人，并加沾接，人人有说色，唯有临海一客姓任（刘注引《语林》曰：“任名颙，时官在都，豫三公坐。”）及数胡人为未洽，公因便还到过任边云：‘君出，临海便无复人。’任大喜说。因过胡人前，弹指云：‘兰阇！兰阇’群胡同笑，四坐并欢。”
王导求婚陆玩，强作吴语，目的也在笼络吴人。所可注意的是东晋初年江东士族在社会婚姻上对北人态度的骄傲，与后来南齐以降迥不相同。吴语为当时统治阶级中北人及江东人士共同羞用的方言，王导乃不惜屈尊为之，以故为北人名士所笑，从中可见王导的苦心。临海任颙自是吴人，故王导亦曲意与他周旋。“兰阇”，疑庾信小字兰成与此有关。
上为王导笼络吴人的例证。不过王导的笼络政策并不是对所有的吴人都能立即生效。有一件事值得注意，此事即义兴周氏的造反及元帝、王导对义兴周氏的态度。下先引史料，后再论述。
《元和郡县图志》二五江南道常州义兴县条云：
“晋惠帝时，妖贼石冰寇乱扬土，县人周玘创义讨冰。割吴兴之阳羡并长城县之北乡为义兴郡，以表玘功。”
《晋书》五八《周处传》附《周玘传》云：
“玘宗族强盛，人情所归，帝疑惮之。于时中州人士佐佑王业，而玘自以为不得调，内怀怨望，复为刁协轻之，耻恚愈甚。时镇东将军祭酒东莱王恢亦为周顗所侮，乃与玘阴谋诛诸执政，推玘及戴若思与诸南士共奉帝，以经纬世事。先是，流人帅夏铁等寓于淮泗，恢阴书与铁，令起兵，己当与玘以三吴应之。建兴初，铁已聚众数百人，临淮太守蔡豹斩铁以闻。恢闻铁死，惧罪，奔于玘，玘杀之，埋于豕牢。帝闻而秘之，召玘为镇东司马。未到，复改授建武将军、南郡太守。玘既南行，至芜湖，又下令曰：‘玘奕世忠烈，义诚显著，孤所钦喜。今以为军谘祭酒，将军如故，进爵为公，禄秩僚属一同开国之例。’玘忿于回易，又知其谋泄，遂忧愤发背而卒。将卒，谓子勰曰：‘杀我者诸伧，能复之，乃吾子也。’吴人谓中州人曰‘伧’，故云耳。”
同书同卷《周勰传》云：
“（勰）常缄父言。时中囯亡官失守之士避乱来者，多居显位，驾驭吴人，吴人颇怨。勰因之欲起兵，潜结吴兴郡功曹徐馥。馥家有部曲，勰使馥矫称叔父札命以合众，豪侠乐乱者翕然附之，以讨王导、刁协为名。孙皓族人弼亦起兵广德以应之。馥杀吴兴太守袁琇，有众数千，将奉札为主。时札以疾归家，闻而大惊，乃告乱于义兴太守孔侃。勰知札不同，不敢发兵。馥党惧，攻馥，杀之。孙弼众亦溃，宣城太守陶猷灭之。元帝以周氏奕世豪望，吴人所宗，故不穷治，抚之如旧。”
同书同卷《周札传》略云：
“札一门五侯，并居列位，吴士贵盛，莫与为比，王敦深忌之。后（周）莚丧母，送者千数，敦益惮焉。及敦疾，钱凤以周氏宗强，与沈充权势相侔，欲自托于充，谋灭周氏，使充得专威扬土。乃说敦曰：‘夫有国者患于强逼，自古衅难恒必由之。今江东之豪，莫强周、沈，公万世之后，二族必不静矣。周强而多俊才，宜先为之所，后嗣可安，国家可保耳。’敦纳之。时有道士李脱者妖术惑众，弟子李弘养徒潜山，云应谶当王。敁敦使庐江太守李恒告札及诸兄子与脱谋图不轨。时莚为敦谘议参军，即营中杀莚及脱、弘，又遣参军贺鸾就沈充尽掩杀札兄弟子，既而进军会稽袭札。札先不知，卒闻兵至，率麾下数百人出拒之，兵散见杀。及敦死，札、莚故吏并诣阙讼周氏之冤，宜加赠谥。事下八坐，尚书卞壸议以札石头之役，开门延寇，遂使贼敦恣乱，札之责也，追赠意所未安。司徒王导议以宜与周顗、戴若思等同例。朝廷竟从导议，追赠札卫尉。”
按东晋初年孙吴旧统治阶级略可分为二类，一为文化士族，如吴郡顾氏等是，一为武力强宗，如义兴周氏等是。大概均系由武力强宗或地方豪霸逐步进入文化士族。朱、张、顾、陆进入文化士族的阶段较早，今江苏苏州地区（吴郡）为其最高文化区。浙江绍兴（会稽）孔、贺诸族文化程度亦高。吴兴及从吴兴分出的义兴周、沈、钱等族则为地方武力强宗，最为豪霸。孙吴时期的周鲂尝欺魏大司马扬州牧曹休，使曹休损兵万计。（见《三国志·吴志》一五《周鲂传》）西晋的周处，以“除三害”闻名于后世。（见《晋书》五八《周处传》）东晋之初，钱凤又欲以沈氏力量灭掉周氏（《周札传》。其豪霸可以想见。沈氏进入文化士族阶段在沈约以后，钱氏进入文化士族阶段在五代吴越钱镠以后。文化士族容易笼络，豪霸或武力强宗则难于驯服，而后者中推义兴周氏为首，钱凤所谓“江东之豪，莫强周、沈”，是实录。象周氏这样的具有武力与经济实力的地方强宗，最容易与南来北人发生利害冲突。元帝、王导委曲求全，绥靖周氏，原因即在周氏的势力特强。虽然周氏内怀怨望，发展到以讨王导、刁协为名起兵，能笼络还是要笼络。这牵涉到与东吴地区所有豪霸强宗的关系。
江东豪族不止义兴周氏，孙吴旧统治阶级中不满南来北人的，也不止义兴周氏，何以义兴周氏一门特别愤恨北人呢？颇疑其居住的地区曾为南来的北人所侵入，因而对北人（即周玘所谓“诸伧”）特别不满。按本书第八篇提及东晋初年的晋陵郡丹徒县“地广人稀”，流入此郡的淮河以北的北方流民特多，他们属于南来北人中的中层阶级，为当时具有战斗力的武力集团，与周氏一样亦带有豪霸性质。义兴郡就在附近，流人极有可能挤入义兴郡界，与周氏利益发生磨擦。王导在利害关系上，总是设法避免与东吴士族冲突。笼络义兴周氏为王导笼络吴人政策中最重要的一环。即使周勰起兵以诛他为名，他仍然主张笼络。周勰失败，之所以“不穷治，抚之如旧”，周札死后，之所以“加赠谥”，都与王导政策有关。元帝、王导在晋陵丹阳之京口里建立侨郡县，其目的不仅在安插流人，而且是有意识地使流人能避开吴人势力强大的义兴等郡，不致侵犯到吴人的利益，引起冲突与不安。王、谢等上层阶级不在吴人势力强大之处“求田问舍”，同此道理。这个政策是成功的。在胡马窥江情势下，东晋的建立有特殊的意义。而东晋是建立在南北各阶级协调的基础上的，之所以说这个政策成功，正是因为它促使南北各阶级的利益趋于协调。
说一下当时或稍晚的人对王导政策的看法。
《世说新语·政事》云：
“丞相（王导）末年略不复省事，正封箓诺之，自叹：‘人言我愦愦，后人当思此愦愦。’ ”（刘注引徐广《历纪》曰：“导阿衡三世，经纶夷险，政务宽恕，事从简易，故垂遗爱之誉也。”）
同书同类又云：
“丞相尝夏月至石头看庾公，庾公正科事。丞相云：‘暑，可小简之。’庾公曰：‘公之遗事，天下亦未以为允。’ ”（刘注引《殷羡言行》曰：“王公薨后，庾冰代相，网密刑峻，羡时行遇收捕者于途，慨然叹曰：‘丙吉问牛喘，似不尔。’尝从容谓冰曰：‘卿辈自是纲目不失，皆是小道小善耳，至如王公，故能行无理事。’谢安石每叹咏此唱。庾赤玉曾问羡：‘王公治何似，讵是所长？’羡曰：‘其余令绩不复称论，然三捉三治，三休三败。’ ”）
同书《规箴》又云：
“王丞相为扬州遣八部从事之职，顾和时为下传还，同时俱见，诸从事各奏二千石官长得失，至和独无言。王问顾曰：‘卿何所闻？’答曰：‘明公作辅，宁使网漏吞舟，何缘采听风闻，以为察察之政。’丞相咨嗟称佳，诸从事自视缺然也。”（参《晋书》八三《顾和传》）
按谢安叹咏的王导的“行无理事”，也就是谢安自己的“镇以和靖，御以长算”，“不存小察，弘以大纲”。（《晋书》七九《谢安传》）这是根据强敌压境，东晋新建，基础未稳的情况，提出来的政治方针。《后汉书》四七《班超传》记班超与任尚谈治理西域的方针，云：
“水清无大鱼，察政不得下和，宜荡佚简易，宽小过，总大纲而已。”
王导治理东晋的方针，其实也就是班超曾在西域采用过的方针。顾和所谓“网漏吞舟”，其实是“宽小过，总大纲”，或“不存小察，弘以大纲”。而“大纲”在当时就是求得内部的“和靖”，以共同对付北方胡族统治者。故不能把顾和说的“网漏吞舟”，解释成为王导主张什么事情都不要管，或任便豪族胡作非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