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南北社会的差异
南北朝有先后高下之分，南朝比北朝要先进，这可从经济生活、社会习俗等各方面的情况看出。兹分别言之。
经济。
《魏书》六八《甄琛传》略云；
“琛表曰：‘今伪弊相承，仍崇关鄽之税，大魏恢博，唯受谷帛之输。’ ”
《隋书》二四《食货志》云：
“晋自过江，凡货卖奴婢马牛田宅，有文券，率钱一万，输估四百入官，卖者三百，买者一百。无文券者随物所堪，亦百分收四，名为散估。历宋、齐、梁、陈，如此以为常。以此人竞商贩，不为田业。”
甄琛的话，说出了南朝与北朝经济生活的差别。甄琛说南朝“仍崇关鄽之税”，并非说南朝的农业不重要。古代以农业为本，工商为末。统治者总是强调重本轻末，只有少数经济思想家才说要兼开本末之途。北朝要到孝文帝以后，方始注意到工商业的问题，南朝的工商业特别是商业，无疑要比北朝发达。商税是南朝的一项重要收入。“人竞商贩，不为田业”之言有些夸张，但可知南朝的商税如值百抽四，并不为重。要突破古代闭塞的农业社会，只有工商业特别是民间工商业得到发展，才有可能。南朝商业的发达，表明在经济生活上，南比北要进步。
嫡庶。
《颜氏家训》一《后娶篇》云：
“江左不讳庶孽，丧室之后，多以妾媵终家事。疥癣蚊虻，或未能免，限以大分，故稀斗阋之耻。河北鄙于侧出，不预人流，是以必须重娶，至于三四。母年有少于子者。后母之弟与前妇之兄，衣服饮食，爱及婚宦，至于士庶贵贱之隔，俗以为常。身没之后，谤辱彰道路，子诬母为妾，弟黜兄为佣，播扬先人之辞迹，暴祖考之长短，以求直己者，注往而有。悲夫！”《魏书》二四《崔玄伯传》附《崔道固传》云：
“（崔道固，清河东武城人）琰八世孙也。道固贱出，适母兄攸之、目连等轻侮之。时刘义隆子骏为徐、兖二州刺史，得辟他州民为从事。（父）辑乃资给道固，令其南仕。既至彭城，骏以为从事。会青州刺史新除，过彭城，骏谓之曰：‘崔道人身如此，岂可为寒士至老乎？而世人以其偏庶，便相陵侮，可为叹息。’青州刺史至州，辟为主簿。”
南朝不讳庶孽，丧室之后，多以妾媵管理家事。北朝则鄙于侧出（庶出），不预人流。崔道固因为是庶出，为嫡出兄崔攸之、崔目连等所侮，不得不跑到南朝去。从社会的发展来看，南朝不讳庶孽比北朝鄙于侧出要进步。
家族。
《魏书》七一《裴叔业传》附《裴植传》略云：
“植（河东闻喜人），叔业兄叔宝子也。植母，夏侯道迁之姊也。植虽自州送禄奉母及赡诸弟，而各别资财，同居异爨，一门数灶，盖亦染江南之俗也。”
《宋书》八二《周朗传》记周朗之言云：
“今士大夫以下，父母在而兄弟异计，十家而七矣；庶人父子殊产，亦八家而五矣。凡甚者乃危亡不相知，饥寒不相恤，又嫉谤谗害，其间不可胜数。”
同书四六《王懿传》略云：
“字仲德，太原祁人，晋太元末，徙居彭城。北土重同姓，谓之骨肉，有远来相投者，莫不竭力营赡。若不至者，以为不义，不为乡里所容。仲德闻王愉在江南，是太原人，乃往依之。愉礼之甚薄，因至姑熟投桓玄。”
裴植所染江南之俗，即周朗所说“父母在而兄弟异计”，“父子殊产”之俗”。“北土重同姓，谓之骨肉”，王愉为太原人，王懿以为王愉会重他这个同姓，却不知王愉几代人都在江左，习俗是江南之俗而非北土之俗了。王懿去投王愉，王愉礼之甚薄，是必然的。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江南士大夫与庶人的异计、殊产，比之北土保持大家族制度不变，也是一个进步。
《颜氏家训》二《风操篇》写到南北对族人称呼的不同，从中亦可见南北家族观念的不同。其言云：
“凡宗亲世数，有从父，有从祖，有族祖。江南风俗，自兹已往，高秩者通呼为尊，同昭穆者，虽百世犹兄弟。若对他人称之，皆云族人。河北士人虽三二十世，犹呼为从叔。梁武帝尝问一中土士人：‘卿北人，何故不知有族？’答云：‘骨肉易疏，不忍言族耳。’当时虽为敏对，于礼未通。”
梁武帝所问的中土士人，即夏侯亶。《南史》五五《夏侯祥传》附子《亶传》云：
“亶侍御座，（梁武）帝谓亶曰：‘夏侯溢于卿疏近？’亶答云：‘是臣从弟。’帝知溢于亶已疏，乃曰：‘卿伧人，如何不辨族从？’亶对曰：‘臣闻服属易疏，所以不忍言族。’时以为能。”
“从”与“族”不同。从兄弟是堂兄弟的意思，族兄弟便疏远了。江南对同昭穆的人，见面都称兄弟，在他人面前，则都称族人。北方不同，如夏侯溢和夏侯亶亲属关系已很疏远，夏侯溢只能是夏侯亶的族弟，在江南，二人见面只能称兄弟，在他人面前，只能称族人。可是夏侯亶却称夏侯溢是他的“从弟”。故梁武帝说夏侯亶这个北人，“何故不知有埃？”“如何不辨族、从？”夏侯亶说“服属易疏，所以不忍言族”，即虽为族弟，还是不称族弟而称从弟为好。颜之推以为“于礼未通”。
称“从”，是“重同姓，谓之骨肉”。这是北方的习俗。这种习俗与北方的大家族制度相应。称“族人”，则与南朝大家族的离析，父子兄弟异计殊产相应。大家族的瓦解是社会进步的反映。在这个问题上，南朝也比北朝先进。
不愿分居而要保持大家族制度的人，总是有的。出于保守观念，统治者对这种人也加以旌表。如《南史》七三《孝义传上·封延伯传》所说：“义兴陈玄子四世同居，一百七口。武陵邵荣兴、文献叔并八世同居。”等等。齐高帝“诏俱表门闾，蠲租调”。但这种家族制度在南朝毕竟过时了，再旌表也难扶起来。
士族。
南朝士族与城市相联系，北朝士族与农村相联系。
南朝商业的发达，大家族制度的破坏，带来的一个结果是，士族喜欢住到城市中去，且喜欢住在建康、江陵。大家族制度的破坏，为士人脱离土地、宗族，迁居城市，创造了条件或提供了可能性。当然，迁居城市，并不意味着他们抛弃农村的产业。第十二篇说到建康、江陵两大士族集团的灭亡问题，便与他们迁居城巿有关。城市被打下之日，也就是他们灭亡之时。
“大魏恢博，唯受谷帛之输”。这决定了北方的士族与农业土地的难分的关系。北方大家族制度的继续维持，又决定了北方的士人与宗族的难分的关系。北方士族除了在京城和地方上做官，都不在都市。都巿被攻破，士族很少受到影响。因此，北方士族的势力可以延长或延续下来。这影响到隋唐的历史。在隋唐史籍中，我们犹能见到北方崔、李等姓，而难发现南朝王、谢还有什么人物。原因便在南北士族所联系的事物的不同。一个主要与农村、土地、宗族相联系，一个主要与城市、商业相联系，宗族则已分解。
（二）南北学术的沟通
这里说的南北学术的沟通，主要是指南学的北传。
经学。
永嘉之乱，中州士族南迁，魏晋新学如王弼的《易》注，杜预的《左传》注，均移到了南方，江左学术文化思想从而发达起来。宋时青徐二州为北魏所占，新学北传。至隋王弼《易》注、杜预《左传》注盛行，旧学浸微。
《隋书》七五《儒林传序》云：
“江左《周易》则王辅嗣（王弼）、《尚书》则孔安国，《左传》则杜元凯（杜预）。河、洛《左传》则服子慎，《尚书》、《周易》则郑康成。《诗》则并主于毛公，《礼》则同遵于郑氏。大抵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
这说出了南北学术的不同处。就王氏《易》、杜氏《左传》而言，南有北无，南尚新学，北尚旧学。南学约简，北学深芜。南北相较，南学胜于北学。
《北史》八一《儒林传上·序》云：
“晋世杜预注《左氏》。预玄孙坦，坦弟骥，于宋朝并为青州刺史，传其家业，故齐地多习之。”
又云：
“河南及青齐之间，儒生多讲王辅嗣所注（《周易》），师训盖寡。”
按魏取青、徐在宋明帝泰始五年（魏献文帝皇兴三年）。此年慕容白曜攻拔东阳，宋青州刺史沈文秀被俘，青、冀之地尽入于魏。《资治通鉴》一三六齐武帝永明五年语及：
“显祖（献文帝）平青、徐，悉徙其望族于代。”
则青徐新学杜预《左传》注、王弼《周易》注传入北朝，当在献文帝之时。
《隋书》三二《经籍志一》《周易》类云：
“梁、陈郑玄、王弼二注，列于国学。齐代唯传郑义。至隋，王注盛行，郑学浸微，今殆绝矣。”
《春秋》类又云：
“至隋，杜氏盛行，服义及《公羊》、《谷梁》浸微，今殆无师说。”
据此可知南方新学王氏《易》、杜氏《传》，到隋朝的时候，在北方也占了统治的地位。
佛学。
这里主要是谈南朝佛教新义的北传。先说写经。
南朝齐、梁时期，佛教最盛。可是从敦煌写经题记（北京图书馆所辑敦煌石室写经题记汇编）所记写经时间与地点来看，其著有南方地名或南朝年号的，前后七百年间，却仅得六卷。此六卷除齐武帝永明元年所译的《佛说普贤经》一卷外（汇编误题为《妙法莲华经》），其余五卷皆写于梁武帝之时，而其中天监五年所写的《大涅槃经》，特著明造于荆州。这有两个问题，其一，永明之世，佛教甚盛，梁武帝尤崇内法，而江左篇章之盛，无过于梁时（见《广弘明集》三阮孝绪《七录·序》），则齐、梁时代写经必多，何以仅此六卷？其二，写经题记中又何以全不见梁武帝以后南朝帝王的年号？何以全不见隋唐统一时代南方郡邑的名称？（汇编惟仁寿元年所写《摄论疏》有辰州崇敬寺之语，赵万里先生以为“辰”字当是“瓜”字的误认，甚是。）
考道宣《续高僧传》一六《僧实传》云：
“逮太祖（宇文泰）平梁荆后，益州大德五十余人各怀经部，送象至京（长安）。以真谛妙宗，条以问实。既而慧心潜运，南北疏通，即为披抉，洞出情外，并神而服之。”
五十余蜀僧各怀经部，北至长安，使僧实得通南朝佛教的新义，这件事说明宇文泰取得江陵之后，益州经典曾大量输入长安。即南经北输。
天监五年造于荆州的《大涅槃经》一卷，颇疑为梁元帝承圣三年江陵陷没时，西魏将士虏获的战利品。考西魏所遣攻梁诸大将中有杨忠（隋文帝杨坚之父），其人最为信佛。周武帝保定四年，杨忠出任泾、豳、灵、云、盐、显六州总管、泾州刺史，在州五年。（见《周书》—九《杨忠传》）梁武帝时荆州所写佛典，可能是杨忠随军所收，因而携往西北，遂散在人间，流传至于今曰。
又《续高僧传》一三《吉藏传》略云：
“王（晋王杨广）又于京师（长安）置日严寺，别教延藏，往彼居之。欲使道振中原，行高帝壤。既初登辇，道俗云奔。在昔陈、隋废兴，江阴凌乱，道俗波迸，各弃城邑，乃率其所属，往诸寺中，但是文疏，并皆收聚，置于三间堂内。及平定后，方洮简之，故目学之广，勿过于藏，注引弘广，咸由此焉。”
吉藏因胨亡之际，得大收经卷，其后入长安，则他所洮简的南朝精本，当亦随之入北。
又《广弘明集》二二隋炀帝《宝台经藏愿文》略云：
“至尊（隋文帝）平陈之日，道俗无亏，而东南愚民余熸相煽。爱受庙略，重清海滨。深虑灵象尊经，多同煨烬，结鬘绳墨，湮灭沟渠。是以远命众军，随方收聚。未及朞月，轻舟总至。乃命学司，依名次录，并延道场义府，覃思澄明所由，用意推比，多得本类。庄严修葺，其旧惟新。宝台四藏，将十万轴。因发弘誓，永事流通，仍书愿文，悉连卷后。频属朝觐，著功始毕。今止宝台正藏，亲躬受持。其次藏以下，则慧日、法灵道场，日严、弘善灵刹。此外京都寺塔，诸方精舍，而梵宫互有大小，僧徒亦各众寡，并随经部多少，斟酌分付。必欲传文，来入寺写。”
《隋书》三《炀帝纪上》略云：
“江南高智慧等相聚作乱，徙上为扬州总管，镇江都。每岁一朝。及太子勇废，立上为皇太子。”
按隋平陈后，江南高智慧等曾起兵反隋。杨广以扬州总管镇江都，命令军队随方收聚佛经。所收佛经分为正藏与次藏，次藏以下所分贮的寺院慧日等道场，都不在南而在北。正藏杨广用以自随，到他被立为皇太子时，也必运往北方，以便“亲躬受持”。然则，隋炀帝所广为搜集的南朝佛典，到他被立为皇太子后，已经尽数输入北方了。
吉藏所收，炀帝所藏，都在陈亡之后。数量很大，其中必有写在陈时及造于吴地的佛典。又从唐初至北宋末年，历四百年，其间佛教流行既然南北相同，则南方写经的数量也不会比北方少。吾人不能因为汇编所收写经题记无梁武以后南朝帝王年号及隋唐南方郡邑之名，而否定陈朝及南方写经的存在。
切韵。
我国音韵学上的切韵，也是南朝士大夫带到北方的。故宫博物院影印唐写本王仁煦刊误补缺《切韵》，载陆法言序文略云：
“昔开皇初，有刘仪同臻、颜外史之推、卢武阳思道、李常侍若、萧国子该、辛谘议德源、薛吏部道衡、魏著作彦渊等八人，同诣法言宿，夜永酒阑，论及音韵，古今声调，既自有别，诸家取舍，亦复不同。吴、楚则时伤轻浅、燕、赵则多涉重浊，秦、陇则去声为入，梁、益则平声似去。吕静《韵集》，夏侯该（巴黎国民图书馆藏敦煌写本伯希和号二一二九及伦敦博物院藏敦煌写本斯坦因号二〇五五之《切韵》残卷并作“咏”。）《韵略》，阳休之《韵略》，李季节《音谱》，杜台卿《韵略》等，各有乖互。江东取韵，与河北复殊。因论南北是非，古今通塞，欲更捃选精切，除削疏缓，颜外史、萧国子多所决定。魏著作谓法言曰：‘向来论难，疑处悉尽，何为不随口记之？我辈数人，定则定矣。’法言即烛下握笔，略记纲纪。后博问辩，殆得精华。今返初服，遂取诸家音韵，古今字书，以前所记者，定为《切韵》五卷，剖析毫厘，分别黍累，非是小子专辄，乃述群贤遗意。于时岁次辛酉大隋仁寿元年也。”
此有二事可注意。一，陆法言自述其书之成，乃用开皇初年刘臻等八人论难的记录为准则，以抉择诸家音韵古今字书的是非而写成。决定原则的刘臻等八人，为关东及江左儒学文艺之士。特别是颜之推、箫该二人值得注意。序文谓“颜外史、萧国子多所决定”，即主要取决于颜、萧二人。考《北史》八三《文苑传·颜之推传》（《北齐书》四五《文苑传·颜之推传》同）略云：
“颜之推，字介，琅邪临沂人也。祖见远，父协，并以义烈称。之推年十二，遇梁湘东王自讲庄老，之推便与门徒。湘东遣世子方诸镇郢州，以之推为中抚军府外兵参军，掌管记。（侯）景平，还江陵。时湘东即位，以之推为散骑侍郎，奏舍人事。后为周军所破，大将军李稷重之，送往弘农，令掌其兄阳平公远书翰。遇河水暴长，具船将妻子奔齐，文宣见，悦之，即除奉朝请，引于内馆中，后以为中书舍人，寻除黄门侍郎。齐亡入周。大象末，为御史上士。隋开皇中，太子召为文学，深见礼重。寻以疾终。”
按琅邪颜氏乃江左侨姓高门。据《颜氏家训·终制篇》云：“先君先夫人，皆未还建邺旧山。”知颜氏世居建邺。颜之推入北，在江陵被西魏军攻破之后。
又《隋书》七五《儒林传·何妥传》附《萧该传》略云：
“兰陵萧该者，梁鄱阳王恢之孙也。少封攸侯。梁荆州陷，与何妥同至长安。开皇坊，拜国子博士，奉诏与妥正定经史，该后撰《汉书》及《文选》音义，咸为当时所贵。”
按萧该为梁的宗室，即梁武帝的从孙（鄱阳王萧恢为梁武帝的第九弟）。他入北也在江陵陷于西魏之后。
其他数人，刘臻也是南朝的侨人，原籍沛国相县。江陵陷没，归于萧詧。后宇文护辟为中外府记室。（见《隋书》七六《文学传·刘臻传》。《北史》八三《文苑传·刘臻传》同。）卢思道属于北方四姓之一的范阳卢氏。（《隋书》五七有传）李若属于顿丘李氏。（见《北史》四三《李崇传》）辛德源为陇西狄道人。族人皆出仕于北齐，陇西为其郡望。（见《隋书》五八、《北史》五〇《辛德源传》）薛道衡为河东汾阴人。（《隋书》五七、《北史》三六有传）魏澹，字彦深（渊），为钜鹿下曲阳人。（《隋书》五八、《北史》五六有传）陆法言之“陆”本鲜卑步六孤氏，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改步六孤氏为陆氏，籍贯改为河南洛阳。《隋书》五八《陆爽（陆法言之父）传》称陆爽为魏郡临漳人，这是由于北齐自洛阳迁都于邺的缘故。
二，陆法言编撰《切韵》所用的主要材料，据序文于叙述五家之书“各有乖互”下，即接之以“江东取韵与河北复殊”之句，似多为河北人士的著作。按《韵略》的作者夏侯该（咏），据《颜氏家训·书证篇》云：
“《易》有蜀才注，江南学士，遂不知是何人。王俭四部目录，不言姓名，题云王弼。后人谢炅、夏侯该并读数千卷书，皆疑是谯周。”
则夏侯该本南朝儒流。李涪刊误（百川学海本）下又云：
“切韵始于后魏校书令李启（登）撰《声韵》十卷，游（当是“梁”字之形伪）夏侯咏撰《四声韵略》十二卷。”
则夏侯该（咏）实为梁人。
《韵集》的作者吕静，本贯为任城。（见《魏书》九一《艺术传·江式传》）《韵略》的作者阳休之为右北平无终人，终于洛阳。（见《北齐书》四二《阳休之传》）《音谱》的作者李季节（名概）为赵郡平棘人。（见《北史》二三《李灵传》附《公绪传》）《韵略》的作者杜台卿为博陵曲阳人。（见《隋书》五八《杜台卿传》）此四人是河北士人。要知陆法言写定《切韵》，主要取材于江左、关东名流的著作。
由上二者可知决定《切韵》原则的人既是江左、关东的儒学文艺之士，《切韵》据以取材的韵书，又是江左、关东名流的著作。而东晋南朝建邺的衣冠礼乐及士族所操的音声，实源自永嘉南渡以前的京邑洛阳。高齐邺都文物亦承自太和迁都以后的洛阳。是《切韵》的语音系统，特与洛阳及其附近的地域有关。
须知永嘉南渡，侨寓建邺的胜流，都是出仕西晋，居于洛阳的名流。其远祖则又是东汉时期以经明行修致身通显的儒士。而东晋、南朝的侨姓高门，源出此数百年来一脉绵延的士族，所操的语言为北语，这种北语以洛阳及其近傍语言为标准。即南朝史料中常见的“洛生咏”或“洛下书生咏”。江表士族自吴平以后，便羡慕“上国众事”，乃至“转易其声音，以效北语”。（《抱朴子·外篇·讥惑》）史籍记载“宋世江东贵达者，会稽孔季恭，季恭子灵符，吴兴丘渊之，及（顾）琛，吴音不变”。（《宋书》八一《顾琛传》）则其余江东贵达不操吴音可知。《世说新语·雅量》记谢安“方作洛生咏”，《南齐书》四一《张融传》记张融“方作洛生咏”，一北方士族，一南方士族，在语言上统一起来了。
南方庶人仍操吴语，颜之推说，“易服而与之谈，南方士庶，数言可辨”，即从语音便可辨别对方为士族还是庶族。颜之推又说：“隔垣而听其语，北方朝野，终日难分。”这是说洛阳朝野士庶语言无所差别。颜之推以为“冠冕君子，南方为优。闾里小人，北方为愈”。（上引均见《颜氏家训·音辞篇》可知颜之推以建邺士族所操的洛阳语音为最上，以洛阳本地士庶共同操用的洛阳语音为次，以建邺庶人所操的吴语为最下。为什么呢？
江左二百余年来，乃侨人统治的世局，当初侨人以操洛阳正音标异于南人，洛生咏遂得见重于江表。此后北语、吴语成为士、庶阶级的表征，洛阳旧音的保守，自必因此而愈牢固。而中原地区则几经大乱，洛阳的音辞，经二百年嬗蜕变化，到魏孝文帝迁洛，禁断胡语，一从正音之时，已非永嘉之旧。颜之推以为南方士族的语音更胜于北方朝野，是以洛阳旧音为标准，比较而言。
明乎此，则陆法言《切韵》的语音系统的来源便可了然了。《切韵》准则既由南朝来的士族颜之推、萧该“多所决定”，《切韵》音辞无疑为南朝士族所保持的永嘉以前的洛阳旧音。颜之推以此为优。“洛生咏”疑即东晋以前洛阳太学生诵读经典的雅音。洛阳旧音中又以此为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