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今二十年前,在南京北极阁下两江师范学校之旧址,因苏省教育界诸先生之建议,创设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其后蜕化演进,实为今日国立中央大学所肇始。夫当前之盛事,今人所习见;往事之沿变,世俗所易忽。今中央大学既有宏大之规模,方亟亟于迁校新建之举;举其千余年之历史上文化地位犹将轻弃之,则此南京高师十年间进行之事实,或更非当局所措意。虽然,南雍弦诵之后事,两江草创之规设,或与学校迥异,或亦作始太简,其与今制之关系犹不甚密,兹可勿论;若南京高师则固确然为今日中央大学始基之所自,不唯其图书设备犹多沿用至今,而其精神的遗产保留于今之中大优良之学风者,尤有非言语所能形、资力所可致者,岂可以前事之渐湮而遂忽之乎?

十二年前,吾人毕业南京高师文科,曾以《校史》之作,为奉贻母校之礼物(此文长一万四千言,登于《南高文史地部第一级会纪念刊》,当时仅印一百册,今中大图书馆尚保藏一册。十九年间,中大出版组编分册概况,于《校史》一编,于十三年以前之事,犹多据此文云)。凡明季南监与清季两江师范之往事,皆有溯述。而于南高自筹备迄归并于东南大学之经过,尤备详之。此文因同人之殷属,得自师友之咨求,由余任执笔之役。南京校友以际此南高二十周纪念,抵书嘱有所言。余维昔年生活之追忆,足资今日之观感者正多,将欲摭述一二,辄病其琐细无当。无已,即据旧作加以重订删节,以成南京高师之始末。按事纪实,期于无忤。纵使“听者藐藐”,亦窃比于“劳者自歌”之旨耳。

渊源——两江师范说略 南高之直接渊源,厥为清季之两江师范学校,兹虽不及详述,自不能不略及之。初南皮张文襄公之洞在鄂时已奏请变法兴学,既任两江总督,益奖进教育,遂就南京北极阁下明国子监旧址,创设三江师范学校(光绪二十八年即一九〇二年),其后改名为两江师范(光绪三十一年)。先后主校务者,多为硕学时彦(文襄尝延缪筱珊荃孙、方玉山履中、陈伯严三立诸公先后任总稽查,杨锡侯觐圭为第一任监督,宣统间监督为李梅庵瑞清);设科有理化、农学、博物、史地、手工等科,后亦附设中小学。今之南高院与教习房,即当时所建之校舍,而今建科学馆原址已毁之口字房,则在宣统初增建者。约当宣统初年,两江师范计有职员二十人,教员三十二人,学生三百七十一人(已毕业者亦三百余人),常年经费十余万两。是校毕业者多出任中小学教员,传播新学之功实多。至武昌起义,南京振动,经营十年之两江师范,遂以停办闻(参据宣统元年两江同学录,并有问自柳翼谋先生及武霞峰先生者)。

南高之筹备 辛亥革命间两江虽归停顿,但监督李公犹留南京,校舍亦有人照料,未遭损害。顾共和建国之初,设学未遑,而癸丑之役,宁垣军队云集,校舍始被军队所驻,房屋遭毁,设备荡然,损失达四十万金。迄民国三年,韩公紫石国钧巡按江苏,颇重设学,于是苏省省立学校校长贾丰臻等建议即两江旧址,设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齐公耀琳继任,复将此事呈部批准。是年,教部即委任婺源江易园先生谦为校长。又请袁观澜希涛、黄任之炎培、沈信卿恩孚就前省议会着手商榷,后在原校舍设筹备处,袁先生主持筹备之事尤力。所有驻兵,于五月、七月二次撤尽,房舍先后修理竣事。内部则江校长于四年一月,即委江浦郭鸿声先生秉文为教务主任,松江陈主素先生容为学监主任,并派郭、陈二先生赴京津保济各处考察,六月又赴日本考察,以资借镜。而点收器具及进行修理,则由事务李仲霞先生文□任之。迄八月间而校舍已告修竣,曾为兵队侵占之学府,至是乃渐复其旧观矣。

南高之成立 筹备之事略竣,遂以四年八月着手招生,暂定先设国文部、理化部与国文专修科,计共录取新生百二十六人。四年九月十日,举行开校式,于是国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正式成立。当时适值欧洲大战开始后一年,西方各国方大兴兵戈,而东方之一古国方从事于此教育上之一新建设,要尤有足纪者。而自此迄于今兹,适为二十周岁也。

范围之扩充与设科之增加 南高初设之时,仅有二部一科(专修科初定二年或三年毕业,后亦改四年),后乃陆续增设,至民国七年秋以后乃有二部七专修科;本部为国文史地部、数学理化部,专修科则有国文专修科(四年设),体育及工艺专修科(五年设),农业商业及英文专修科(六年设),教育专修科(七年设)。学校组织分教务、斋务(即学监)及庶务三处,各设主任。学生亦由百余人增至四百人(七年)。复以附属学校有裨于师资实习,乃仿两江之旧例,谋添设小学部、中学部。民国六年二月十七日,附属小学举行开校式,同年九月二十四日,附属中学正式开学,此实为高师整个范围之扩充。民国七年春,江校长以病辞职,由教务主任郭秉文先生代理校长职务,至八年始正式继任(陶知行继为教务主任)。七年六月,又成立校友会(设议事会,分七部,有校友会杂志一册)。今将各部各科招生毕业之先后人数略志之,以见南高扩展之趋势,亦足推知后来东大、中大各科系之渊承也。

(一) 国文部(后改文史地部) 四年九月开校时始办,八年扩充称文史地部,四年、五年、八、九、十年共招生五次,合计一六九人,自民八至十五年共毕业六次,计一五五人。

(二) 理化部(后改数理化部) 四年开校时始办,八年扩充改名数学理化部,四、五、八、九、十年共招生五次,计一六九人;八年、九年、十二三四五年共毕业六次,计一三四人。

(三) 国文专修科 四年开校之始,为应实际师资之急需,曾招生一次二十八人,后即停招;六年毕业时凡二十六人。

(四) 体育专修科 五年四月增设,五、七、九、十年共招生四次,合计九十八人;七年、十年、十三、十四年四次毕业共六十九人(各专修科初为三年毕业,后亦与本部同为四年毕业)。

(五) 工艺专修科 五年七月增设,五、六、八、九年招生四次,合计九十三人;八年、九年、十二、十三年四次毕业,共五十四人。

(六) 农业专修科 六年七月增设,六、七、九年共招生三次,合计七十六人;九、十、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年皆有毕业(因后行学分制,各科有不及三年而毕业者),合计七十五人(十四五年毕业共仅六人,系因病或事在十三年未修足学分者)。

(七) 英文专修科 六年七月增设,六、九、十年招生三次,合六十七人;九年、十三四五年皆有毕业,合计四十七人(十五年毕业仅二人,系因事未修足学分者)。

(八) 商业专修科 六年七月增设,六、七、九年共招生三次,合九十三人;九年、十年、十三年毕业三次,合计八十二人。

(九) 教育专修科 七年七月始增设,在各部科中创设为最后,七、八、九年招生三次,共一百〇七人。十年、十二三四五年皆有毕业(十五年毕业仅二人,系上年未及修满学分者),合计一百十七人(教育科招生查旧册仅得三次,而据毕业同学录毕业人数转比招生数为多,盖多英文科等科转入教育科者)。

就上所列,可见南京高师自四年成立,以迄十年(十一年夏招生,仅有东南大学预科生,而停招高师新生),先后七年间,共招二部七科新生三十一班,合计八百余人。而毕业学生,自六年夏为始,迄于民国十五年六月最后一次毕业,共计七百五十九人(此数或因重复或延长而稍有出入,未能绝对准确,自须以学校所存旧卷为准也)。毕业以后,分布于全国中等以上学校任教师者为最多,十年树人启导作育之效,可以推知也。

盛时之概述 南高之极盛时期,当在民国九、十年间(九年毕业学生甚多,计六科各一班共一三九人,其后惟十三年超过之。招生八科各一班共一七五人,在历届中为最多)。当时校舍增建,连中小学农场,占面积共三七五亩,房屋二百余间。学生五百十一人(九年秋情形),而教职员则共约九十余人。然国家于此所负担之经费并不多,依七年度预算仅十四万九千元,连附中(二万九千元)、附小(一万三千元)合计亦不过十九万元有奇(八九年间虽加列临时费若干,为数亦不多)。学校虽负担学生之学膳宿费(当时学生仅纳书籍费杂费等),而耗国帑不过此数,亦可见教授待遇与行政各费之撙节矣。以言组织,则初设总务处及教务、学监、庶务三处。至民国八年秋,学监主任陈主素先生辞职,十一月刘伯明先生继其任。十二月校务会议决定组织系统之变更。九年一月取消学监处,特设校长办公处,请刘伯明先生为副主任(实即副校长,当时谋扩充大学,郭校长向外接洽之事较繁,校内事多刘先生处理),庶务处改成事务处,教务处仍其旧,皆承属校长办公处。盖自是以后,南高乃有一重大变迁,此变迁之趋向,即扩充其规模,蜕变而成为大学是也。

蜕变之趋势 南京高师成立之初,延师颇重专才硕学,学科亦倾向专门研究。先后所设专修科之多,海内各高师(如北京、武昌、成都等高师),殆无出其右者。自民国九年以后,各科学程增设尤多且专,益寖成大学之规模,而选课分系之制为其枢纽。方九年一月改变组织系统之际,当局于选课制已加讨论筹划,旋于是年九月实行。自是各部科本已有分系之倾向者,遂各明分为若干系。学校于施教与训育,亦渐变以往由尚管束之意味,而奖掖学生之自觉自动。至学生方面风气之转变,亦有足述者。南高学生向多埋头修学,及民八五四运动起,南京各校学生亦成立联合会,而高师学生会实为其中坚。参与群众运动与社会服务,风习渐趋活跃(而不流于嚣浮,如于罢课多数主张反对)。当时高师学生分会,已有自治之工作,至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遂正式成立自治会。自治会分科任事,成效颇佳,其最可注意者,则为学艺科中之各研究会(校友会原有学艺科,各科学生所设之各研究会属之,至是即改属于自治会,校友会旋即于次年一月取消)。此种研究会,皆为各科学生自动组织,征他科同学有同志者之加入,请教授与外间学者为指导员,研究讲演之外,竞出刊物。初多油印自相观摩,继则多由书局出版,虽学生时代之作述,不无未成熟之作,然裒然成帙,亦颇有开创风气之效者(有《数理化杂志》、《史地学报》、《农业丛刊》、《体育季刊》、《国学丛刊》等,皆商务承印;又有《教育汇刊》、《文哲学报》则由中华出版,别有自印之《工学丛刊》等)。此期间之学生活动,此为最要,亦最有足称者。盖当日之经费规模,自远不逮今日,惟学术研究空气之浓厚,则殆过今日焉。

东大之筹备与成立 南高规模之扩充,既日渐有倾向大学之势,于是筹备大学之事,遂由理想见于实现。九年四月九日,高师校务会议,通过筹备大学之议案,遂拟具大要计划,由郭校长与江易园、袁观澜、蔡孑民、黄任之、沈信卿诸先生联衔向教育部正式陈请。时范静生先生(源濂)长教部,深表赞同,阁议旋即通过。是年十二月六日,东南大学筹备处正式成立。十年七月,教部核准东大组织大纲;复以前议商科移设上海,爰在沪别组筹备处,议与暨南大学商科合办。至是东大筹备之端绪略定,遂于八月招考大学预科生百五十余人,而同时南高仍续招文理二部体育科英文科学生共百十九人。盖学校当局一部分当时之观念,以为师资之造就,高师原有其特殊之使命;而贫寒优秀之士求学之机会,亦惟高师可资其普及。故东大虽在筹备之中,而南高仍拟并存。为谋专门学术之提高,新办大学;为谋师资之供给,续办高师:此过渡期间之理想也。

南高之归并 顾此并立之理想,于事实颇有困难,而学校当局为谋精神之贯注,亦渐有集中新制之倾向。于是南高学生方面,念将来东南各省中学升学者必须纳多量之学膳费,又恋恋于历史渊远之校名之取消,遂颇持异议。校长陈词,初谓二者为极密切之二校,继则解释两方学生之误会,而微露完全改组为大学之为既定事实。十一年夏招生,仅有大学预科生,而停招高师新生,归并之趋势尤显。惟南高多数学生,旋即体念国家教育之方针,以为改组之后,正亦南高精神之发扬光大,故不复斤斤于名义之争。至十一年十二月二十日及十二年一月三日,评议会、教授会两次联席会议正式决定将国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归并于新成立之“国立东南大学”(议定归并办法四条)。十二年六月南高举行毕业典礼时(毕业学生一百〇八人),郭校长复正式宣布南京高师之归并于东南大学。秋季开学,校门前之二校名牌,其揭南高者亦不见。于是南京高等师范之名义,自四年成立,历八年而告一段落,以其物质与精神上之一切,扩而为一大学,其后复蜕化更名,以成今之中央大学。绳以名称,虽若南高之消迹;而准事论实,则正为高师之发扬光大也。

南高之余波 南高在十一年即停招新生,十二年宣称归并,然实际上则南高学生保存其旧有之学制办法与固有之良好风气,犹继续三年之久。十三年夏,八科皆有毕业学生,共达一百五十六人之多;十四年夏,凡五科毕业生计九十人;而十五年夏间,则一部分因事因病休学之学生,补续修习至是始告结束者,文理教育英文各科各有数人,计十七人。至是而南高制度之学生完全结束,南高始完全蜕化而为东大。至高师学生之继续修习新知,以符合于大学之定章,则由校务会制定《南高毕业生入东大补修学程办法》四条,凡四年间修习学分皆予分别计算,修习非过多者,大抵皆续学一年之时间,方取得大学毕业之学位。此种学分制与名义上之计虑,自非甚足重;然有已毕业三五年而再来东大续学一年吸收新智以增益其教学之经验,盖亦往往于劝教进学,著不少之佳效焉。

不愉快的回忆 南高十年之往事,富有实质与生趣,吾等求学四年期中之生活,至今犹留无限愉快的回忆,固有非文字所能形容者。惟在民国十二年中,连续有二种不幸事件之发生,其一为副校长刘伯明先生之逝世,其一为口字房之遭火,后者为重要物质上之损失,前者则为一精神上之打击,其于学校与社会之损失为尤大也。时南高学生犹未尽毕业,规型犹在,而此二事乃竟为其不祥之结束,是诚追述前事所不忍忽也。

刘伯明先生之学问与道德,并世论者多耳熟能详(本杂志一卷九期二十一年十一月刘先生专号可参考),而其温和高雅之态度,实为与刘先生曾相接者终生所不能忘。刘先生早年任南高教授(约在民国五年间,初为兼任,八年始专任),后复兼训育主任及文史地部主任,后复任副校长(九年一月以后,时称校长办公处副主任)。其施教(教授哲学等)于智识传授之外,独重人格之感化。及学校改组扩充之中,郭校长常南北奔走,不遑宁居,刘先生实际主持校务,为全校重心所寄。庶政蝟(猬)集,而讲学不倦,竟于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以积劳病故。综刘先生一生精力,悉瘁于南高之充实与扩展,且倡导学风,针砭时俗,尤为时论所推,全校学生,爱戴无间。犹忆吾人送葬之日,不期而集者无计,悲笼校园,嗟声载途,人格感化之深,求之今日大学,信不易得也。

刘先生逝世后,学校当局与学生正已预定十二月十四日开会追悼,不料“祸患荐臻”,而全校精华所萃之口字房,竟于前二日失火。凡曾在南高求学以至初期之东大学生,莫不以此校东之口字房为听讲诵习实验之中心。方形建筑,为室百余,其东首则为图书馆,虽规模远逊今日,而读书之精神甚笃。失火之事,在十二年十二月十一日之晚上十二时以前,师生聚合谋救而无效;十余年之学舍(原为宣统年间两江师范所建,形制多仿东邻,四年南高成立修成,以乏资增建新宇,久为高师讲诵之要地),图书设备,一旦荡然。犹忆当年深晚起视,全校哭泣之景象。至刘先生追悼会时,校长郭先生对余烬而悼哲人,亦不禁声泪俱下。此二事者,十二年时在校之老同学,必与余有同感,留深切之印象。其后即口字房原址以建科学馆,图书馆亦事另建,于是物质之设备转扩,而口字房中师生讲习至诚契接之精神,似不可复见矣。

自是以后,国家多故,东大遂续谋发展而不懈。然政治之推移,且将学校卷入漩涡,于是有十四年三九之不幸事件。又三年而国民革命作,学校复因军事影响而受波折。至十七年五月,始正式更名为国立中央大学。本文旨在纪念南高,所述以南高始末为范围,于十一二年之情形虽连类略及,惟于东大成立以后之演进事迹,概置不复述云。

余话——南高之所遗留于吾人者与南高学风之光大 南京高师自民国四年九月成立,迄于十二年一月决定归并于东南大学,前后凡有七年有四月之历史;若推至民国三年之筹备,以迄十五年六月南高学生之最后毕业,为时亦不过十二年有半。然南高之渊源,固上溯于千四百余年前之萧梁五馆,五百余年前之明代南雍;而其直接之前绪,则承沿清季两江师范之旧业,至其流派推衍,则自扩为东南大学以至蜕成今日之中央大学,固亦已有十年之成绩,而其前途且方兴而未有艾。所谓源深者流长,在全国大学中固不易得此丰富光荣之历史也。南高之名称与规制,今虽不复存在,然南高之实质,不惟未尝消失,且更见光大。不惟今之“南高院”(旧称一字房)系后进之追慕,一部分校舍与设备犹为今日所沿用,可谓为物质的遗存。抑其尤可贵者,厥为精神上之遗产,即优良之学风是也。学校改组以还,南京旋复宅建首都,时异势移,论者谓中央大学之学风颇复殊昔。然其间融化旧粹,发扬新猷,亦自有足称,且为国内其他大学所不易觏者。此则积绪深厚,其沾泽殆有不可迹寻,而收莫与比伦之效者矣。作者曩岁学于南高,后复曾忝中大讲席,回首前尘,依恋在抱。辄于缕述往事之余,绸绎吾校当时优美之精神,略陈梗概。大抵南高当日所处之自然与都市环境,朴而不华,实而不浮,以语波澜之壮阔,虽远逊于今日之首都,而衡诸环境之陶冶,容有胜于现时之繁华。肤略以言当时共通之佳风,曰诚、曰爱、曰勤、曰俭,殆皆为今时所不能逮。(一) 以言乎诚,则上下相接,往往出之真诚,虚矫不发诸当局,浮动稀见乎学者。教授于授课之外,颇多“身教”之功;至诚感孚,其效以渐。同学之中,虽少殷勤周洽之作态,常存坦白诚挚之真情。(二) 以言乎爱,则真诚互感,互爱斯生。师生之间,时多课外之联络,或访谒请益,或同乐谈话,相处既迩,相接常频。而同学之间,概以级别(自九年行学分制后虽同异稍多,但分级无改,以至于结束始已),同级之间,弥见款洽。饮食起居,休戚与共,守望相助。即异科各级之间,亦赖自治会与各研究会之媒介,颇多往还互助之乐。(三) 次则为勤,勤于治学,固为当时极普遍之学风。如选课初行,毕业仍循年级;而同学选习,率好增其学分,厌其智欲。星期休沐,什九犹留斋舍,深夜电息,时见烛光继射。推之于公众服务,亦有人勇于负责,不囿小我;而生活上之操作,如洒扫习劳,尤为常见。(四) 次则为俭,尤为大多数生活之共态。今日中大学生虽自营膳宿,然学费非巨;学生岁费,大宗实为其他日用,正与其他大学相同。高师之设,由国家供其食宿,故来学子弟,强半清寒;间有富者,习与俱化,节用惜物,感染成风。故当时求学费用之低,初非全由于免费,而实在于生活之简朴(例如自定日报,甚为罕见,衣履自制服外,多数布衣,此非皆由时代使然,盖当时北方海上之大学,已多浮奢成风也)。及今回忆,膳堂中在“咬断菜根,方知人世至味”大字揭示下之菜食,犹有余味;而宿舍中白毯布被之洁朴,莫非脑际愉快之印象。凡上所云,纵或不无因人而各异其程度,因时而稍变其气质,然自民国四年迄十二三年间之南高同学,一般之风尚如此,多数同学所共忆共信,自非一人凭臆之言。此种遗产,与学校四年师授自学之所得,同时浸渍于吾南高八百余人之生活中,以分布于全国,迄于今个人犹受用不尽,而各地中小学学生之受其感染以益智进德者,殆尤未可言尽。而其更伟大之影响,则此种无形之精神,迄今犹保其若干分于中央大学之学风中。中大之时代与环境既殊,范围又扩,其不能与昔无异,自无足奇。但就余所接所识之中大同学言之,固多忠实勤朴,较之平沪之大学生,显有不同。而出校后服务社会,其负责务实,殆尤有共通之优长,即此前后共通之优点。推原其故,固不能不深切感念此十年树人功成而去之“南高”之陶铸作育,以留贻后人于无疆也。往事如烟,来日大难,泚笔话旧,百感交集。南高之留贻于后人者,自不在有限之校舍与设备,而为朴茂优良之学风。吾人惟祝此南高之精神,既已沾溉深入于其承教之数百人,尤将更发荣滋长于中大无限之将来,以有造于吾国之学风与国运之中兴。昔刘伯明先生主讲南高,辄兢兢以振作学风为言(先生论学风一文见《学衡》十六期,本刊一卷九期转载)。吾人之所以纪念南高者,亦惟自勉于无堕此纯良之风习,益愿与国人共起抉发今日一般学风之缺弊,而致力于转挽颓波,以振导良好之学风于全国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