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汝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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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汝愚（1140—1196），字子直，宋恭宪王赵元佐七世孙。原籍饶州余干（今江西余干县），祖不求，宋建炎间（1127—1130）迁居崇德洲泉（今桐乡市洲泉镇）。赵汝愚出生于洲泉。少有大志，曾说：“丈夫得汗青一幅纸，始不负此生。”乾道二年（1166），取进士第一，累官秘书少监兼权给事中。淳熙八年（1181），任吏部侍郎兼太子右庶子。次年，以集英殿修撰帅福建。后进直学士，制置四川，兼成都知府。时边境各族相扰为患，赵汝愚以计分散其势力，始渐平息。孝宗赞其有文武之才。光宗即位，进敷文阁学士，知福州。绍熙二年（1191），召为吏部尚书，后迁知枢密院事。五年六月八日，孝宗崩，子光宗与父有隙，称病不执丧礼。两宫隔绝，大臣累奏不复，迁延多日，朝野忧虑，左丞相留正出城他去，人心浮动。赵汝愚以国事为重，临危不惧，屡进两宫疏通，又与工部尚书赵彦逾等密议，推知阁门事韩侂胄禀请宪圣太后垂帘，暂主丧事；并迫使光宗退位，拥立其子嘉王赵扩即皇帝位，改号庆元。命赵汝愚兼代参知政事，特进右丞相枢密使。赵汝愚请召还留正，使续长百僚；任命朱熹等待制经筵；召回外出官员，以安定朝政。留正至，赵汝愚请免除兼职，遂任光禄大夫、右丞相。时外戚韩侂胄以拥戴定策有功，出入内宫，渐见亲幸，居中用事，乘间争权。待制朱熹、吏部侍郎彭龟年以其窃弄威福，劾之，未果。韩侂胄遍植党羽，垄断言路，排斥贤良，诬赵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将不利于社稷，罢右丞相职，以观文殿学士出知福州。谏官等以赵汝愚勋劳卓著，精忠贯于天地，先后上疏挽留，太学士多人伏阙上书，皆遭贬斥。韩侂胄乃诬赵汝愚倡引伪徒，谋为不轨，诏谪宁远军节度使副使，贬放永州（今湖南零陵）。赵汝愚怡然就道，对送行者说：“观侂胄之意必欲杀我。我死，君等尚可免也。”庆元二年（1196）正月，行至衡州，发病，为守臣钱鍪所窘，暴卒，年57岁。天下闻而冤之。宁宗开禧三年（1207），韩侂胃诛，党禁渐解，追复赵汝愚原官，赐谥忠定，赠太师，追封沂国公。理宗诏配享宁宗庙廷，追封福王，复进封周王。赵汝愚学务实用，著有《忠定集》、《太祖实录举要》、《国朝诸臣奏议》等。

赵汝愚，宋太宗之子赵元佐的七世孙，祖籍在饶州馀干县（今安徽境内）。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正是南宋前期。当时，江北广大中原地区正处于金的统治之下，北方人民热切盼望南宋朝廷收复中原；江南经济虽有一定发展，但沉重的赋税、没完没了的兵役等给人民造成了沉重的负担，引起了人民的不满。正是在南宋朝廷内外交困、风雨飘摇之际，赵汝愚的出现似乎给人们带来了一线生机。

汝愚少年就有大志。他常说：“士大夫只有名垂青史，才算不负此生。”他考中状元后被任命为签书宁国军节度判官，从此踏上了坎坷的仕途。

赵汝愚任吏部侍郎时，内侍陈源被高宗宠信，添差浙西副总管。汝愚就此事上奏说：“祖宗让童贯掌握兵权，结果边境爆发战事。陈源是宫廷内侍，不适合当军队统帅。”孝宗立即传旨：内侍不得兼任军职。按照旧例，枢密院文书都经门下省审核，而西府的张说却以边防机密不便泄露为由，要求独立行事。汝愚上奏说：“东西两府关系到国家治乱，中书的政务没有一个不属东省管辖，为何枢密院就可以例外呢？”孝宗听从汝愚劝谏，传旨按旧例办事。知门事王抃招权纳赂，干预朝政，汝愚将其调到地方任职。

后来，汝愚以集英殿修撰的身份帅福建。当他向皇帝辞行时，认为当前国家面临四项主要任务，而最主要的是加强对四川的控制。“吴氏四代统领蜀兵，对国家的中央集权极为不利，望陛下从此以后逐步削弱其势力。”于是皇帝提升汝愚为四川制置使兼任成都府知府。那时边外的羌族多年来一直威胁南宋西南边防，汝愚上任后，用计瓦解了他们的势力，使边防得以稳固。孝宗认为汝愚文武两全，又有雄才大略，便召他回朝廷任职。

绍熙二年（1191），汝愚被召为吏部尚书。绍熙四年迁知枢密院事。次年，宁宗继位后，拜官右丞相。至此，走上了仕途生涯的峰巅。

赵汝愚一生中的最大功绩就是在光宗不大同意的情况下，在太皇太后的支持下，与外戚韩胄毅然定议，让光宗禅位，立嘉王赵扩为帝（宁宗）。

光宗赵惇是孝宗赵的第三子。绍兴三十二年（1162），高宗赵构禅位给35岁的赵惇，让他当新皇帝。孝宗继位后，封赵惇为恭王。乾道七年（1171），26岁的恭王赵惇被孝宗立为太子，成为皇位的合法继承人。同年四月，孝宗又命太子兼任临安府尹。在这段时间里，太子赵惇多方关心民政，熟悉民情，勤勤恳恳料理公务，多次受到孝宗的称赞和鼓励，父子之间的关系比较融洽。

转眼间16年过去了。太子做的时间长了，就感到无聊。劝孝宗禅位吧，又难于启齿。慢慢地，赵惇真有些心烦意乱，甚至情绪失常、神经兮兮了。后来，皇太后劝孝宗禅位，孝宗以太子年龄不大、不谙世故为由一口回绝。这时，赵惇对其父亲贪恋皇位、不肯放手让自己干已有一些怨言，父子二人产生了裂隙。

淳熙十四年（1187），81岁的太上皇高宗赵构死去，孝宗十分悲恸，不免心灰意懒，无意朝政，也想效法高宗，禅位给太子赵惇。只是大臣苦谏，他又孝服在身，不好马上行禅位之礼，只得作罢。不过孝宗下诏，让太子参预政务，内外官吏的升迁，刺史以下都可自决。上朝时太子也侍立一旁，逐渐熟悉朝政。好不容易捱过两年，63岁的孝宗自觉心神交瘁，体力不支，而守丧期也已满，便不顾丞相周必大、留正等人的劝阻，在紫宸殿举行了受禅之礼，由太子赵惇承继大统，是为光宗。光宗继位后，由于皇后李氏的挑拨离间，父子二人之间的关系骤然紧张，甚至达到互不往来的地步。

李氏是安阳人，庆远节度使李道的女儿，小名叫凤娘。她虽然长得面若桃花，但却生性悍妒。早在做太子妃时，就常常在高宗、孝宗面前，诉说太子亲信的过失。高宗对此很不高兴，曾对吴太后说：“太子妃终究出身将门，不堪母仪天下。”孝宗也多次训诫她，要她好好学习皇太后的品行，修身养性，不得再与太子争斗，否则就要废掉她。后来鉴于李氏刁蛮无礼，赵惇身边又无别的侍妾，高宗与孝宗便一起商量将宫女黄氏派到东宫去侍奉太子。黄氏本是谢皇后宫中的侍女，温柔贤淑，很受赵惇宠爱。光宗即位后，李氏被册立为皇后，黄氏则被封为贵妃。李氏一直把黄贵妃视为眼中钉，早想除掉这个情敌，一直苦于无机可乘。转眼到了冬至，按照惯例，皇帝须在这一天祭祀天地和祖宗，光宗只好抱病前往斋宫。李氏见光宗离宫，正是天赐良机，便指使手下将黄贵妃杀死，然后以暴死上奏光宗。光宗听说黄贵妃暴亡，又加上祭祀那天受了风雨袭击，经受不住这两场打击，当晚就病倒了，只得卧床静养，不再料理朝政。李后乘机独揽了朝政大权。

寿皇（孝宗）得知光宗病重，亲自到宫中探望。忽然，寿皇发现李后不在宫中，询问宫人，才知她越俎代庖，忙着替光宗批阅奏章。按照宋朝惯例，皇后、妃子不能干预朝政，李后竟敢违犯祖宗之规，寿皇十分恼火，派人把她叫来，狠狠训斥了一通。李后嘴里虽不说，心里却恨极寿皇。

等到光宗病情稍有好转，李后特于内宫设宴庆贺。酒过三巡，李后突然说道：“扩儿（赵扩，即后来的宁宗）已经长大成人，陛下既已封他为嘉王（光宗即位时册封），何不索性册立他为太子？”光宗回答说：“朕也有此意，只是立储关系重大，应该禀告父皇，再做决定。”隔了一天，李后偷偷跑到重华宫向寿皇谈及此事，寿皇略略一想就反驳说：“皇上（孝宗）受禅刚刚一年，就忙着册立太子，未免过于草率，嗣后事关社稷，应从长计议。再说你一个妇道人家，怎能随便议论国事？”李氏怒气冲冲地反问道：“臣妾系六礼所聘，扩儿是妾亲生，册为太子，名言正顺，有何不可？”原来孝宗不是高宗亲子，太后谢氏也是由贵妃升为皇后，并非明媒正娶。李后如此无礼，借鸡骂狗，直气得年迈的寿皇浑身颤抖，拂衣而去，李后也气鼓鼓地回宫去了。

回到宫中，李后挽着儿子赵扩的手向光宗哭诉道：“寿皇将要废逐臣妾，另立中宫，我们母子就要见不到陛下了！”光宗茫然不知所云，催问李后，李后便添油加醋地把朝见寿皇的事叙述了一遍，说到最后竟嚎啕大哭起来，哭得光宗心软，便安慰她说：“朕自继位以来，海内承平，没有失德之举，量他不能将朕废去。朕既为天子，难道不能保护妻儿？从今以后，朕不再踏进重华宫半步！”

以前，光宗常常每五天到重华宫朝拜问安寿皇一次，但从此以后，光宗常常传旨不见寿皇。到会庆节孝宗做寿，光宗也没出面。冬至节将临，按照宋朝礼节，皇上应该在节日偕同皇后到重华宫朝贺问安，光宗竟拂袖退朝，依然不去。都城里谣言流传，人心纷纷，惶惶不安，感到灾祸降临。在此情况下，赵汝愚反复进谏，不厌其烦地在两宫中做调解工作，并嘱咐嗣秀王伯圭从中劝解，光宗醒悟，便常偕李后到重华宫去面见父皇，有时竟整天在寿皇那里拉家常，谈笑风生，两宫间坚冰般的关系开始化解。

可是，好景不长。与许多封建统治者一样，光宗也生性多疑。在他尚未来到重华宫探望时，对于汝愚的许多劝谏，他都是先领悟，后挖掘其思想根源。绍熙五年（1194）春天，68岁的孝宗忧郁成疾。到了阴历五月份，病势加重。一天，光宗在后殿上朝，丞相留正率众臣入朝，请求皇帝到重华宫看望寿皇，从臣和台谏官员也陆续入后殿进谏，阁门吏按旧例阻止他们入宫，大臣们并未退却。光宗更加疑心其中有诈，便起身入宫，与李后到玉津园游玩去了。此后，不管大臣怎样挥泪苦谏，光宗只是置之不理，万不得已时，才派嘉王前去探病。

六月九日，寿皇病逝。这日夜晚五更时分，重华宫的大宦官关礼到各位宰执大臣的私宅敲门，报告孝宗驾崩的消息（当时中书已知道此事）。汝愚恐怕光宗怀疑此事，不去上朝，所以未上奏札报告此事。第二天，光宗上朝，汝愚递上了提举重华宫关礼的状子。皇帝答应到重华宫去，可直到太阳下山也没有出宫，宰相留正只好率文武百官到重华宫去。十四日，即将要发丧的时候，留正与汝愚商量，让太傅吴琚请求宪圣太后垂帘听政，暂且代光宗主持丧礼。但宪圣太后一向胆小怕事，不愿这样办。留正等人只好让吴琚捎一奏章给她，文中说：“臣等连日到南宫请求皇帝操办丧事，但一直没有结果；多次上疏，亦石沉大海。我们现在只好率领文武百官前去恭请皇帝出宫。如果皇帝不出来，文武百官在宫门恸哭，怕人情骚动，小人趁机作乱，不利于国家社稷，只好请求太皇后降旨，以皇帝有病为由，暂且代他在宫内发丧。国丧不可无主，祝文上写上‘孝子嗣皇帝’，我等职微，不敢代行，而您是寿皇的母亲，请您代光宗主持祭典之礼。”留正和汝愚认为，嘉王是龙子龙孙，固国之本，应当让他当皇帝，但作为臣子是不能决定这件事的。他们想通过太皇太后垂帘听政，说服她，让她发出命令，由朝廷执行，这样就可以名正言顺，不会留下后患。然而吴琚一向胆小怕事，借口外戚不便参与国事，竟将此事耽搁下来。

十九日，宰相以下的官员都聚集在和宁门要求进谏皇帝，然而门卫奉命不报。于是便入朝上奏，奏章上写道：“皇子嘉王仁孝夙成，应早正储位，以安定人心。”奏章交上了，却没有回音。六天后，大臣们又去请命，得到皇帝批示：“甚好”。第二天，众臣共同为皇帝写好圣旨草稿，请求皇帝亲自审批后，由学士院降诏。当天晚上，皇帝在给丞相留正的御批上写着“历事岁久，念欲退闲”八个大字。留正接到含糊其辞的诏书，害怕皇帝加罪给他，就决定解甲归田。而对这种危险的局势。汝愚思忖了一番，他认为自己是宗室大臣，在国家危难的时候，岂能坐视不救？况且朝廷还有许多事等待他去处理，需要他去处理。当然，他也知道，留正走后，自己少了一个志同道合的合作者，力量有所损失。按照旧例，寿皇死后，光宗不主持丧礼，又不愿禅位，应派兵加强皇宫警戒，以防意外之事发生。可汝愚又和殿帅郭杲并不是很合得来，他的任务无形中又加重了。请谁去做郭杲的工作呢？

恰巧此时工部尚书赵彦逾来到汝愚府上，两人谈及当前国家局势，感叹不已，情不自禁地面对面失声痛哭起来。彦逾对汝愚视他为知己感到很高兴，汝愚知道彦逾和郭杲关系不错，就想借他去通融郭杲，就对他说：“如果郭杲与我们意见不合，又怎么办呢？”广彦逾说：“他的事你就放心好了，包在我身上。”彦逾答应明天给汝愚回话。汝愚着急地说：“这是国家大事，我们已经说出口，岂能等待明天？”说完便让彦逾去郭杲处，自己退下坐在屏风后面，以等待彦逾的到来。不一会，彦逾到府上报告事已办妥，这才算最后定下禅位大计。第二天，留正在五更时分乘轿逃出城门，从此，朝廷内外更是人心惶惶，不知又有什么灾难降临。只有汝愚心里有底，处之泰然。

自从与吴琚商议不通，汝愚便和徐谊、叶适商量派一个人直接把众臣的意见反映给太皇太后。最后决定派宪圣的外甥韩胄带着内禅的意见向她请示，希望通过内外呼应的办法使太皇太后出面主丧。韩胄让与自己关系不错的内侍张宗尹去劝说，并上奏说明具体情况，结果行不通。第二天再去劝说，还是没答应。正在韩胄犹豫不决的时候，重华宫提举关礼看见他，问他是怎么回事，胄就详细叙述了汝愚的意思。关礼让他等候一会，自己去见宪圣太后，见到太后，泪水不禁潸然而下。宪圣问他为什么哭，关礼说：“圣人读书破万卷，见识广，可又有谁见过国家处于这么一种混乱状况，谁能保证小人不乘机作乱呢？”宪圣说：“这不是你所知道的。”关礼声泪俱下道：“这件事人人皆知，现在留（正）丞相已经逃跑，赵（汝愚）知院成了朝廷的中流砥柱，而他迟早也要离开呀。”宪圣惊奇地说：“赵知院是赵氏族内人，皇帝同姓，事体与其他人不同，他怎么也会离开呢？”关礼说：“知院未走，不是仅仅出于皇帝同姓的缘故，而是因为有太皇太后您可以依靠呀。现在他定下的内禅大计却未被允准，孤立无援，形势逼迫他不得不走了。他走后，赵氏天下又靠谁来辅佐呢？望太皇太后三思。”宪圣问他韩胄现在在哪里，关礼说：“我已让他在外面等候命令啦。”宪圣说：“事情能顺顺当当完成就行了，让他们起草好诏谕，好自为之。”关礼出来后报告韩胄说：“明早太皇太后将在寿皇的梓宫前垂帘听政，召引执政，你去通知汝愚他们做好准备吧！”韩胄立即把太皇太后的命令告诉汝愚，汝愚又马上将此事通知陈、余端礼，让郭杲和步帅阎仲连夜派兵警戒好皇宫，关礼则派他的姻亲宣赞舍人博昌朝秘密赶制黄袍，以备嘉王登基。

同一天，嘉王面见赵汝愚，说他不想参加祭典礼了，汝愚急忙劝说道：“祭是国家大事，不可不去。”第二天，是祭日，百官齐集，举行仪式，结束丧期。嘉王浑身缟素，前来主祭。赵汝愚率文武百官来到寿皇灵柩前，见吴太后垂帘而坐，叩拜再三，随即上奏说：“光宗皇帝染病，不能主持国丧，臣等请求他册立皇子嘉王为太子，以安定人心。皇帝批示有‘甚好’二字，继而又有‘念欲退闲’之语，臣等不敢擅作主张，请太皇太后定夺”。宪圣说：“既然皇帝已有御批，你们就按旨行事好了。”汝愚又说：“此事关系重大，流播天下，载入史册，必须由您亲自指挥才行。”宪圣答应了他。汝愚又从袖中抽出已经拟好的太皇太后的懿旨进呈，上面写道：“皇帝因为有病，不能亲执国丧，曾有御笔，‘念欲退闲’。皇子嘉王扩可即皇帝位，尊皇帝为太上皇帝，皇后为太上皇后。”宪圣看完后说：“很好。”汝愚上奏说：“从今以后，臣等有事上奏，大小政事当由嗣君处理。但恐怕两宫父子之间还有什么难处的地方，还需请太皇太后拿主意。”随后，汝愚又上奏说：“现在皇帝的病还没好，突然听到这事，不免会有些惊疑，就让都知杨舜卿提举本宫，负起侍奉光宗的责任吧。”宪圣于是马上召见舜卿到帘前，并当面交待清楚此事。随即宪圣命令皇子嘉王即皇帝位，皇子固执地推辞说：“不是我不愿从命，实在担负不起不孝的罪名。”汝愚上奏说：“天子应当以安邦治国为孝，现今天下混乱，万一发生变故，太上皇又会面临一个什么样的处境呢？”群臣便将嘉王扶进素幄，由韩胄替他披上黄袍，刚刚站定还没等坐下，赵汝愚就率群臣叩拜再三，一起劝进，嘉王这才接受百官朝贺，当了新皇帝，是为宁宗。

宁宗继位后，与群臣一起在几筵殿行了祭礼。这时，汝愚召回丞相留正掌管百官，让朱熹为宁宗讲经谈道，并广招天下贤才。不久，宁宗因策立之功，任命汝愚为兼权参知政事。这时正值留正回朝，汝愚便请求辞去兼职。皇帝便改任他为特进和右丞相。汝愚推辞不拜，他说：“我是赵氏同姓，处于君臣变局，没过错就可以了，哪里来的功劳呢？”皇帝又让他以特进的身份做枢密使，汝愚又辞去特进一职。后来，皇上又任命汝愚为光禄大夫和右丞相，汝愚再三推辞，终究没有辞掉，算是得到了应有的报偿。

早在绍熙四年（1193），赵汝愚知贡举时，就有小人说汝愚的坏话。当时，汝愚与监察御使汪义端之间有隔阂。汝愚被拜官同知枢密院事时，汪义端就借故说，祖宗定下来的规矩，与皇室同族的人不能当执政大臣，并诋毁汝愚沽名钓誉、结党营私，犯有讥讽祖宗之罪，还说台谏和给舍官员都暗地里依附汝愚，光宗置之不理。于是他又想出别的花招来，但都没成功，反而被皇帝降调为军器监。给事中黄裳赞扬汝愚说：“赵氏尽孝于父母，尽忠于皇帝，廉洁奉公，忧国爱民，天性善良。汪义端嫉妒他的贤能，这种挑拨事非、诬陷忠良的小人不可不罢黜。”皇帝便降义端补郡。而汝愚则升官知枢密院事。

宁宗继位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原来，宁宗能够早日登基，大臣赵汝愚和知门事韩胄功劳最大。韩胄是外戚，他的母亲是太皇太后的妹妹，他又是新任皇后韩氏的叔祖，身兼两重外戚，他渐渐地不安于现状了。韩胄本想靠定策之功获得节度使的头衔，掌权的赵汝愚开导他说：“我是宗室大臣，你身为外戚，辅佐太子登基，正是份内之事，怎能居功求赏呢？”奏知宁宗，赏赐了其他有功的定策人员，韩胄只加迁一级，兼任汝州防御使。这样的任命，使韩胄大为失望，便寻求机会，对赵汝愚反戈一击。从此韩胄将赵视为不共戴天的仇敌，开始结交外援，植党营私，图谋占据台谏职位，堵塞言路，以排挤汝愚。汝愚万万没想到韩胄会如此奸恶狠毒。

赵彦逾曾经帮汝愚传意给郭杲。事情办成后，他希望汝愚拉他一把，但希望落空。这时，彦逾被调到四川当制置使，心里很不舒服，便与胄合谋攻击汝愚。在辞别皇帝的那天，他向皇帝交了一份忠臣的名单，却指诬为汝愚的私党，皇上对此将信将疑。汝愚请求皇帝让近臣举荐御史，胄乘机秘密授意中司，让他们举荐与自己关系亲密的大理寺簿刘德秀为检察官，皇上内批允准。后来，韩的党羽串通一气，霸占了言路。这样一来，朝廷上下的各个角落都布满了韩的耳目。黄裳、罗点死后，胄又提升其党羽京镗代之，这样汝愚更加孤立无援，而皇帝身边也更少可以依靠和信任的人了。

韩胄急于找个罪名将赵汝愚赶出朝廷，而又苦于没有理由。有人献计说：“我们告他是皇姓，企图谋反，危害社稷，就可将他及其同党一网打尽。”胄依计行事。提拔他的党羽将作监李沐为正言。李沐是李彦颖的儿子，他曾经向汝愚求当节度使，但没得逞，因此一直怀恨在心，正好借此机会报复。他上奏说：“赵汝愚是皇族同姓，而又高居相位，这不利于国家社稷，请皇帝罢去他的宰相职位。”糊涂的皇上采纳了这一意见，结果赵汝愚先是到浙江亭待罪，随即被免去了右丞相一职，改为观文殿学士、知福州，后又以大学士的身份提举洞霄宫。

汝愚被罢职一事，遭到群臣的极力反对。国子监祭酒李祥说：“去年国难当头，中外汹汹，留正弃相而逃，朝臣们惶惶不可终日，军民将发生叛乱，两宫不合，国丧无主。正是汝愚挺身而出，冒着杀身灭族之祸，遵奉太皇太后的懿旨，辅助陛下登上皇位，他的勋劳昭著于社稷，精忠贯穿于天地，不料却被小人陷害，罢职贬官，天下后世将会如何评说呢？”博士杨简也对此事忿忿不平，说了类似的话。结果李沐就弹劾李祥和杨简，皇帝下诏罢免了他们的职务。太府丞吕祖俭也上书为汝愚辩解，诉说汝愚之忠直，结果以朋比罔上的罪名被送到韶州安置。太学生杨宏中、周端朝、林仲麟、蒋傅、徐范等联合伏阙上书说：“去年国难当头，人情惊疑，国家眼看就要发生变故。如果没有汝愚舍生忘死定下禅位之计，即使有千百个李沐，也无济于事。当国家危难之时，汝愚位到枢府，掌握兵权，若有异志，何事不成？现在，国家安定，他怎会谋反呢？”上书不久，他们就被送到距京城500里外的地方关押起来了。

韩胄担心赵汝愚以后会东山再起，便越发忌恨他，常对皇上讲，如果不重贬汝愚，就不会令百姓心服口服，一定要把汝愚置之死地。他的党羽胡竑在上皇帝的奏章中大讲汝愚的坏话，说他结党营私，图谋不轨，乘龙授鼎，借梦为符。原来，孝宗生前汝愚曾梦见孝宗授他汤鼎，然后背负白龙升天而去，当时不解，后来拥戴身穿孝服的宁宗即位，才恍然大悟。得意之际，信口带出，自己不以为意，没想到这事反而成为韩党攻击他谋反的口实。当时汪义端上奏，他用汉朝刘屈、唐朝李林甫被杀的事影射赵汝愚；迪功郎赵师召也上书要求斩杀汝愚。面对这种局面，汝愚心中有数，处之泰然。临行前，他对他的子女说：“看胄的意思，一定要置我于死地才罢休。我死后，你们就可以幸免于难了。”

庆元二年（1196）正月，汝愚到达衡州，由于受到该地守臣钱鍪的为难和逼迫，便忧忿成疾，突然死去，享年56岁。噩耗传出，全国上下大都认为他是含冤而死。

汝愚死后，伪学之禁逐渐解除，并恢复了他生前资政殿学士、太中大夫的荣誉职位。不久，皇上又追赠他为少保。韩胄被杀后，汝愚被赐谥号“忠定”，特赠太师，追封为沂国公。理宗即位后，下诏让汝愚配享宁宗庙廷，追封福王，后来进封周王。

《宋史·赵汝愚传》评论说：当孝宗刚刚驾崩、光宗因病不能主持国丧、中外汹汹之际，一些大臣畏难而逃。只有汝愚奋不顾身，将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果断地定下大计，广收天下明德之人辅佐宁宗新政，令天下人士为之一振，可谓功高盖世。但却被小人陷害，含冤而死，实在令人痛惜。这种分析和评价应该说还是十分中肯和客观的。

赵汝愚不但为官政绩斐然，他还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著述，计有诗文15卷、《太祖实录举要》若干卷和《类宋朝诸臣奏议》300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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