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九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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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九龄（678—740），唐玄宗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中书令、尚书右丞相。字子寿，一名博物，韶州曲江（今广东韶关）人。自幼聪慧好学，擅长诗文，十三岁文词大进，广州刺史王方庆称赞说：“此子必能致远。”中宗景龙初进士及第，任校书郎。玄宗先天元年（712），登道侔伊吕科，迁右拾遗。开元十年（722），迁司勋员外郎。翌年，拜中书舍人。开元十三年，改太常少卿。寻出为冀州刺史，转洪州都督、桂州都督，充岭南道按察使。后拜秘书少监、集贤院学士，迁中书侍郎。开元二十一年十二月，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次年，迁中书令，监修国史。开元二十三年，加金紫光禄大夫，封始兴县伯。开元二十四年，迁尚书右丞相。主张破格用人，唯才举用。提议选十道采访使，监察地方官吏。关心朝政成败，曾预言安禄山包藏祸心，日后必至叛乱，劝玄宗消祸患于未发之时，未被采纳。玄宗想加封幽州节度使张守珪为宰相，以表彰他大破契丹有功，张九龄反对这种做法。玄宗又欲拜河西节度使牛仙客为尚书，因他积谷边疆有贡献，他又反对。玄宗怒说：“事皆由卿耶？”他答辩说：“陛下不知臣愚，使待罪宰相，事有不允，不敢不言。”时李林甫同居相位，与张九龄不和，暗中对玄宗说：“仙客宰相才也，何有于尚书。九龄书生，不达大体，苟有才识，何必辞学。天子用人，有何不可。”此话正投玄宗所好，结果，被贬为荆州大都督府长史，在州唯以文史自娱。不久病故，赠荆州大都督、司徒，谥曰“文献”。为相期间，建议复置十道采访使；教河南数州民众种植水稻；反对朝内大臣任意为边将，并劝玄宗诛灭安禄山。种种卓见，玄宗皆未采纳。擅文词，有《曲江张先生文集》传世，并曾参与《朝英集》的编撰。

张九龄长安时期（701—704）举进士及第，被拜为校书郎，以后又担任过右拾遗、左补阙。开元十年（722），又三迁为司勋员外郎。开元十一年，又任中书舍人。后来，由于受到宇文融等人的排挤，先后在洪州、桂州等地担任地方官。开元十八年以后，诏拜为秘书小监、集贤院学士、知院事，并升为中书侍郎。不久，张九龄因母丧去职归乡。开元二十一年，玄宗诏拜他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张九龄以母丧上表固辞，未被批准，在这种情况下只得入朝为相。第二年，他又升为中书令，兼修国史，与佞臣李林甫同朝。二人政见多有不同，在李林甫的暗算下，开元二十四年张九龄被解除宰相职务后，改任尚书右丞相。后来又因事被贬到地方，任荆州大都督府长史，开元二十八年病逝。张九龄是一位步入政坛的文学之士，因此，他在从政过程中表现出一派儒臣的风度。

张九龄自幼聪明敏给，刚刚七岁就能下笔为文。13岁那年，他写信求教于广州刺史王方庆，其文采使这位朝廷命官深为折服。他感慨地对人讲：“这个小家伙前途远大，不可限量！”还在很年轻的时候，张九龄就当上了乡学的教授。他衣冠整齐，态度严肃，严格乡学的规章，教育劝导学子潜心学业。这段教读生活对张九龄后来的进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使他顺利地通过科举考试，并担任了校书郎这样一种校勘书籍、订正讹误的文职官员。

开元十三年，担任司勋员外郎的张九龄，以其卓越的才识受到当朝宰相张说的赏识。由于二人都姓张，于是就通了谱系，视为同宗。张九龄所表现出的文采，也使张说佩服不已，他经常对别人说：“张九龄必将成为以后词人之首。”

张九龄不仅以文学见长，就是当时朝廷中通用的各种文体，他也无所不能。每当遇上较难撰写的文牍和诏命，人们自然就会想到他。一次玄宗准备给渤海国下诏书，但分管诏书起草工作的官员都感到无能为力，于是就让张九龄担任这项工作。他受命以后，很快按玄宗的意思草拟了诏命。

唐玄宗为了表示重学尊贤之意，在一次宴请文学之臣的酒宴上，将集仙殿改为集贤院、丽正书院改为集贤书院，并授张说为学士、知院事。张说熟知张九龄的才学，他曾向玄宗推荐张九龄担任集贤院的顾问。张说去世以后，在考虑集贤院首领人选的时候，玄宗记起张说生前屡屡谈起的张九龄，于是就诏拜他为秘书小监、集贤院学士、知院事。

张九龄以文学入仕，以其才识被擢为宰相。他温文尔雅，鉴识俱佳，在各方面都表现出有别于一般朝臣的儒相风度。开元二十四年八月，举朝上下都在为庆贺玄宗51大寿的“千秋节”而奔忙。有的大臣进献奇珍异货，有的官员贡献宝镜。但张九龄却与众不同，他认为奇珍异货不足贵，即使是宝镜也只能照看自己的面容而已，这一切对天子来说都不足称道。他发挥了自己贯通典籍的优势和特长，搜集整理了历代王朝兴废的事实，分析总结了各朝盛衰的根源，撰成《千秋金镜录》五卷，上献玄宗，作为庆贺玄宗生日的礼物。富有四海的唐玄宗对其他朝臣的贡献无动于衷，唯有对张九龄的《千秋金镜录》赞叹不已。为此颁诏嘉奖了张九龄这种雅而不俗、深明大义的举措。

张九龄也是一位才华出众的诗人，他既善于用诗文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也善于以此与玄宗、朋友们沟通。他担任宰相以后，因其正直敢言、文雅博学遭到李林甫等人的忌恨。张九龄担心被李林甫诬陷，但一时又难以抓住李林甫的把柄，又不便对玄宗直言，于是他便借用古人常用的献诗形式坦露自己尽忠国事、死而无怨的心迹。其中两句是：

苟效用之得所，虽杀身而何忌？

纵秋气之移夺，终感恩于箧中。

唐玄宗出于雅兴，虽然有时也与张九龄唱和，他也清楚张九龄的心思，但他在李林甫、牛仙客等人的包围、影响下，最终还是罢免了张九龄的相位。

张九龄被贬为荆州长史以后，也不象一般士大夫那样痛怆欲绝。他去留随意，任其自然，放形山水之间，潜心经史子集。他时而挥毫自娱，时而以诗会友，表现出一个文学之士的胸怀和风格。在此期间，他的诗作《感遇诗》12首，抒怀感事，格调刚健，堪称诗赋之佳品。张九龄一生著述颇丰，曾参与《朝英集》的编撰工作，自己也有《曲江集》传世。

较高的文学修养，丰富的历史知识，传统的儒家文化，造成了他独特的从政特点。

开元十三年，玄宗东巡泰山，进行封禅大典，张九龄也有幸参预了这一盛大的活动。在典礼结束后的论功行赏中，当时的宰相张说处事不公，与他有关的两省录事主书以及跟随登山的人员都被超级提拔为五品，其他多数官员未沾恩受惠。张九龄当时担任中书舍人，他在为此起草诏命时就给张说指出，封官加爵的标准应该是首先看道德声望，再看业绩功劳。他婉转对张说的作法提出批评，建议在诏命未正式公布之前斟酌更改，免得引起朝野的不满。张说却固执地坚持己见，并说：“悠悠人言不足多虑！”结果封赏的诏命一出，多数官员因封赏不公而口出怨言。张九龄的一份苦心付之东流，张说由此招致了内外的非难。

张九龄有着鉴人之识，他善于识别忠奸也为时论所称道。安禄山发迹之前，曾以范阳偏校的较低军职入朝奏事，这个在边塞长大、不知深浅的番将，当着百官的面趾高气扬，骄横之声溢于言表。张九龄见后曾警觉地对裴光庭说：“这个家伙必将在幽州一带兴兵作乱！”后来范阳节度使张守珪命令安禄山讨伐骚扰边塞的奚族和契丹。安禄山恃勇轻进，结果大败而归。若按军法，安禄山应当斩首，但张守珪惜其骁勇，便将安禄山押送京师，将这桩本该由他处理的公案推给了朝廷。张九龄立即在呈报的公文上批示，他指责张守珪执法不严，认为安禄山不应免死。但玄宗也被安禄山的一些假象所迷惑，爱惜安禄山的一些歪才，所以下诏赦免了他。张九龄仍坚持自己的意见，他对玄宗说：“安禄山丧师败绩，按军法不可不杀。况且我通过长期的观察发现，安贼有谋叛的先兆，此贼不除必为后患。”但此时的唐玄宗已鬼迷心窍，任凭张九龄如何苦争苦谏，他就是听不进去，最后还是保住了安禄山的脑袋。等到安史之乱发生后，狼狈逃亡的唐玄宗才想起张九龄的忠言和预见，不觉潸然泪下。

对口密腹剑的李林甫，张九龄也有所认识。诡计多端、阿谀顺旨的李林甫采取多种手段取得了唐玄宗的信赖。唐玄宗曾对张九龄表示了要任用李林甫为相的意思，张九龄则对玄宗讲：“宰相是朝廷重臣，它关系到国家的安危，朝廷的治乱。陛下现在要用李林甫为宰相，我担心他将来会给朝廷带来祸患。”他当即明确地表示了反对意见。但此时的唐玄宗已听不进张九龄的忠正之言了。

张九龄在担任宰相期间，还能做到识大体，重名器。在这个问题上，他曾多次与唐玄宗发生过争执。开元二十三年，范阳节度使张守珪击杀了屡屡兴兵犯边的可突干。唐玄宗闻报后龙颜大悦，竟要诏拜张守珪为宰相。张九龄对玄宗这种轻率的态度提出了异议，他对玄宗说：“宰相是辅助天子、管理天下政事的重要官职，不是可以用来赏赐有功人员的平常官位。”但玄宗仍不算完，他又对张九龄说：“只给张守珪挂个宰相之名而不让他担任实职，总算可以了吧！”张九龄还是不同意。他引用“唯名与器不可以假人”的古训苦劝玄宗，他说：“张守珪仅仅是打败了契丹，陛下就想让他担任宰相。如果全部消灭了奚族、突厥，陛下将赏给他何种官位？”玄宗在张九龄的坚持下，最后不得不同意他的主张。类似的争论第二年又发生了一次，并且比这一次更加激烈，更加复杂。

原来朔方节度使牛仙客在职期间，忠于职守，业绩卓然。玄宗闻报后，又要委任牛仙客为尚书。于是，围绕着如何对待牛仙客的问题，玄宗与张九龄君臣之间又发生了几次尖锐的争执。在张九龄反复谏止下，唐玄宗始则默然，继则怒而变色，再加上李林甫从中捣鬼，最终使唐玄宗和张九龄都作出了让步。不久，牛仙客在李林甫的活动下也入朝当了宰相。这次斗争为张九龄最终被罢免宰相留下了祸根，因为他既因此触怒了唐玄宗，也因此得罪了牛仙客，并被李林甫钻了空子。

张九龄坚守正道，不为利动，具有古大臣的风度和气节。开元时期，在朝廷和后宫之内发生了一场废除和力保太子李瑛的明争暗斗。玄宗在武惠妃、李林甫等人的包围和影响下，轻信流言蜚语，怒而欲废太子李瑛。他曾为此事征求过宰相的意见。张九龄基于国家长治久安的大局和封建的传统礼法，坚决不同意轻废李瑛。他为玄宗讲了李瑛不可废的三条理由：其一，太子日受圣训，已长大成人，并没有大的过失；其二，太子是皇帝的继承人，是国家兴衰治乱的根本，不可轻易动摇；其三，历史上凡是听信谗言妄废太子的王朝，或者引起政治动乱，或者身死国亡，教训极其惨痛。他最后明确地向玄宗表示，如果一定要废掉太子李瑛的话，他就不奉诏命。张九龄一席有理有据的剖析，虽然使玄宗感到不快，但却动摇了玄宗立即废除李瑛的决心。当武惠妃知道了张九龄的态度以后，私下派官奴牛贵儿去见张九龄。牛贵儿对张九龄说：“关于太子一事，有废就有立。宰相如果能帮助废掉李瑛，另立武惠妃之子寿王李瑁为太子，那你的宰相之职就可以长期担任下去。”张九龄激于大义，严厉地斥责了牛贵儿，将来自后宫的收买引诱顶了回去。他给玄宗讲了这件事以后，玄宗也为之震动。在张九龄的全力回护下，直到张九龄被免去宰相之日，李瑛的太子地位没有被废掉。张九龄严守朝廷体制，正直无私的主张和行动，受到《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等人的称颂。

张九龄从步入仕途之日起，就十分关注人才的选用。开元元年，当时担任左拾遗的张九龄就给朝廷提出了“远谄躁、进纯厚”的用人原则，他自己也具备识别贤愚忠奸的能力。在吏部举行科举考试选拔人才的时候，他经常和左拾遗赵冬曦一起被邀参加对考生等级的评定工作。由于他公平允当，取舍认真，得到朝廷内外的好评。他自己正直无私，一生所交的朋友也多是正人君子。他入仕之初，推崇名相姚崇，入朝以后又与宰相张说关系密切。他与中书侍郎严挺之、尚书左丞袁仁敬、右庶子梁升卿、御史中丞卢怡等贤良之辈，交谊甚深，始终不渝，为当时舆论所推重。

张九龄还耻于与献媚取宠、奸邪无行之徒为伍，他力挫牛仙客，阻抑李林甫，几次倡言诛杀安禄山等，就是他这种思想的集中表现。对那些不学无术、靠走门路拉关系混迹官场的平庸之徒，张九龄也从不手软。萧炅由于投靠李林甫而被引为户部侍郎，此人素无才学，经常当众读错别字，闹出不少笑话。有一次，他当着中书侍郎严挺之的面将“伏腊”读成“伏猎”，严挺之把此事告诉了张九龄，并说：“朝廷省台之中岂容‘伏猎侍郎’，真是遗笑天下！”张九龄为此专门奏明玄宗，很快将萧炅逐出京师，贬为岐州刺史。

为保证进贤良去不肖，张九龄十分关注选拔官吏制度的整顿。他曾上书朝廷，力主废除压制人才的“循资格”旧制。“循资格”是由裴光庭在开元十八年提出并得以施行的一种官吏的升迁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官吏的升迁标准和条件主要是资历年限。所有官吏在任职期间，只要没有受到朝廷谴责和流放处罚者，均有升无降，但不准越级提拔。它为庸愚卑劣之徒的晋升提供了方便之门，严重地束缚和压制了贤达之士的进身之阶。这种制度一经提出，就遭到了宋璟的反对，但由于它得到多数平庸吏员的支持，所以得以延续下来。此次在张九龄的坚持下，终于被废止。

为了加强对地方官吏的监督、检查和指导，张九龄还建议在全国范围内重新恢复十道採访使的制度。张九龄也曾指示黄河以南的部分州县将旱田改造为水田，引种并推广水稻的种植。自己以宰相之尊亲自兼任河南稻田使，表现出对农业生产的高度重视和浓厚兴趣。张九龄是一位具有相当影响的名臣，朝廷上的某些礼仪和惯例，也曾因他的一些习惯而发生了变化，如朝臣的笏囊之设就是由他创设的。本来用以记事的朝笏是没有笏囊的，过去百官在上朝之前均将笏板插在腰间的带子上。只有张九龄经常将笏板装于囊袋之中，时间一久，其他大臣也都照此办理，笏板插入腰间的现象越来越少，于是笏囊之制就推广开来，流传下来。

在封建时代，忠孝是作人的根本，张九龄的一生也在努力地实践着这种道德。张九龄体质较弱，但待人宽和而有涵养，他对父母克尽孝道。他在进士及第之前父亲已经去世，居丧期间，他悲痛欲绝，为此损伤了自己的身体。据说他的至诚至孝使他的家族之中出现了吉祥的征兆，连庭院中两棵大树的枝干都长到一起来了。

在后来御史中丞宇文融承恩用事的日子里，张九龄因事得罪了他，被免去朝中职务后，赶到黄河以北的冀州当刺史。而此时张九龄的老母仍在南方老家，母子二人天各一方，相见十分困难。为此，张九龄上书玄宗，以冀州地处北方事奉老母不便为由，要求改任洪州（今江西南昌）都督。玄宗闻奏后，不仅成全了张九龄的孝心，而且还将他的弟弟也调任为岭南刺史。这样一来，张九龄兄弟得以就近探视母亲，按时拜祭祖先。当张说去世以后，张九龄又被征召入朝，并担任了中书侍郎。后来，他又因母丧解职还乡，在为母亲服丧期间，张九龄更加哀毁不已。当年，朝廷又命令他回朝担任宰相，张九龄以未尽丧期为由，上表辞谢玄宗的美意。

由于张九龄孝事双亲，忠于朝廷，友于忠正之士；还由于张九龄才华横溢，温文尔雅，所以他与玄宗结下了比较深厚的君臣之谊。后来张九龄虽然被免去相位离开了朝廷，但玄宗对他仍念念不忘，旧情难断。每当起用新人之际，玄宗就会想起张九龄，心不由己地询问左右说：“此人的风度与张九龄比如何？”他将张九龄的风度视为用人的重要条件，足见张九龄在玄宗心目中的地位。

张九龄虽然是一位正直忠孝名臣，但他性格急躁，容易动怒，经常因事骂人。开元二十八年二月，担任荆州长史的张九龄去世。玄宗闻报后，追赠他为荆州大都督。

安史之乱爆发后，玄宗一行避难到达蜀地。这时他又想起张九龄劝他诛杀安禄山一事，越发敬佩张九龄的先见之明。落难中的玄宗，在这种时刻，感慨无限，不觉泣下沾襟。为此，他专门下诏褒赠张九龄，称张九龄是大厦之柱石，帝业之辅臣，对其一生给予了较高的评价。他还派出专使前往祭奠这位亡故的老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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