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曾

0

胡曾[céng]（约839年—？），字静轩，又号秋田先生，所以后来人们就把竹山湾改名叫作秋田村。竹山湾在唐朝的时候，属江南道邵州（今邵阳市）城西，距邵州城不过二十公里。唐宪宗元和五年（810），胡曾的父亲胡安命，看中了这里的山水，从邵州城东佘湖山搬迁到这里辟庐而居，安家落户。大约在唐文宗开成四年（839）的时候，胡曾，这位以写咏史诗著称的诗人，就呱呱坠地于竹山湾的一个叫盖井石的小院落里。晚来得子，胡安命夫妇自然对年幼的胡曾倍加宠爱，并对他寄予了很大的期望，希望他长大后能光耀门庭。

胡曾从小就聪明好学，读书非常刻苦，少年时即能诗善文，在乡里很有名气。《唐才子传》称赞胡曾“天分高爽，气度不凡”，《宝庆府志》说他“少负才誉，文藻煜然”。胡曾为人也堂堂正正，光明磊落，“视人间富贵，亦悠悠”。周围的读书人都非常喜欢和赞赏他的文章与才气，都愿意和他交朋友。青年时代的胡曾，“遨游四方，马迹穷岁月”，他目睹了晚唐时期农村封建社会的黑暗现实，因而非常关心下层劳动人民的疾苦。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胡曾表现出了相当强的社会责任感。他利用咏史诗这种文学形式，借古讽今，警告和规劝统治者们以史为鉴，不要荒淫无道，乐极生悲。他对统治者的腐败给予了辛辣的讽刺和揭露，对老百姓的苦难生活寄予了深切的同情。

唐懿宗咸通年间，胡曾赴京城长安参加进士考试，结果考了多次都未能考中。胡曾对此心中很是不平，愤然而作《下第》诗，以寄发感慨。诗云：“翰苑何时休嫁女，文昌早晚罢生儿。上林新桂年年发，不许平人折一枝。”从此以后，胡曾闲居长安，经常和一些朋友互相往来，诗酒唱和，“所在必公卿馆谷，上交不诌，下交不渎”，充分展现了他好交游但又刚正不阿的人品和文品。这样，使他一方面结识了一些文人和官场上的朋友，另一方面也使他有机会对封建社会官场上的黑暗内幕有更深一步的了解。虽然他未能进入官场，穷困潦倒，政治上很不得志，但他的咏史诗和他的文名在社会上的影响却越来越大，长安城里知道胡曾的人也越来越多。后来，他好不容易考中了进士。咸通十二年（871），有一个叫路岩的朝廷重臣被派往四川去担任剑南节度使，他很看重胡曾的文章，便邀请胡曾去做他的幕僚。多年怀才不遇的胡曾，突然得到这样一个能施展才华的机会，心里非常高兴，他踌躇满志，立即打点行装，从长安奔赴成都。在路岩的节度使衙门，胡曾受命为掌书记。胡曾给路岩当幕僚的时间不长，但功绩卓著。其时，西南夷族小国经常侵扰唐王朝的蜀地边境，使镇守蜀地的历任地方官都无法对付，颇感头疼。胡曾到蜀地后，仅用一纸大气磅礴的檄文，便劝谕西山八国来朝，从而使胡曾闻名遐迩，这对他后来的经历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后不久路岩被害，高骈接替路岩担任剑南节度使，他也十分仰重胡曾的人品和才气，又召胡曾为幕府从事、掌书记。高骈很器重胡曾，经常让他参与机要。胡曾担任高骈的幕僚以后，凡剑南节度使衙门的所有奏折和公文，都出自胡曾的手笔。晚唐的时候，我国西南边陲的南诏是个非常剽悍的民族，南诏国王割据今云南一带，不断侵犯骚扰西蜀边境，使蜀地边民和南诏的少数民族百姓都不堪战祸，流离失所，苦不堪言。胡曾刚到高骈任所的时候，正碰上当时的南诏王骠信兴兵进犯隽州（今四川西昌）、雅州（今四川雅安市），并派人以木夹书送到高骈任所，向高骈下战表。书信中，骠信态度十分傲慢，向高骈提出“欲借锦江饮马”的狂言，企图攻占蜀地，进窥中原，气焰十分嚣张。由于连年混战，双方已经民不聊生，如果重开战端，人民又将卷入战争的苦难深渊。为了制止这场战争，以保边境安宁，使蜀地人民和南诏少数民族重修和好，高骈和胡曾经过再三权衡，决定由胡曾起草一篇牒文回复南诏王骠信，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答南诏牒》。牒文对南诏王的无理要求和狂妄气焰，进行了义正词严的劝诫和驳斥，并以“众星拱北辰，百谷趋东海，天地尚不能违，而况人乎”的比喻，来说明唐王朝中央集权的强大和多民族团结统一的合理性与必然性。牒文既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又威之以兵，字字铿锵，情真意切。胡曾的牒文一出，高骈大兵随发。南诏王骠信读了胡曾的这篇牒文以后，既对牒文中所说的道理心悦诚服，又为牒文中的凛然正气和唐王朝的强大军威所慑服，再也不敢造次，马上派出使者，并把自己的儿子送到唐王朝作为人质，请求罢兵和好。就此兵不血刃，使南诏王诚心归服。从这以后，南诏和唐王朝再也没有发生战事，边境的人民相互友好，安居乐业。胡曾的《答南诏牒》一纸退兵，在历史上无论是兵家还是文人，都引为美谈。同时，《答南诏牒》又是古代散文中的精品力作，它不仅使胡曾赢得了很高的政治声誉，而且奠定了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胡曾自己也把《答南诏牒》看成是得意之作，他在起草牒文的同时，还即兴写了一首《草檄答南蛮有咏》。诗云：“辞天出塞阵云空，霞卷霞开万里通。亲受虎符安宇宙，誓将龙剑定英雄。残霜敢冒高秋日，秋叶争禁大段风。为报南蛮须屏迹，不同蜀将武侯功。”充分体现了诗人的民族自尊感和抚国安边的壮志豪情。

胡曾在高骈幕府从事大约有6年时间。以后，高骈调任荆南节度使，渐有异志，不听朝廷调遣。他的幕客吕用等人秘密为他策划谋反的事，高骈对吕用之辈也越来越信任，于是胡曾决然辞去了幕府之职，离开了高骈。不久，高骈被朝廷免职。胡曾离开高骈以后，又一度出任延唐县（今宁远县）县令。在担任延唐县令期间，他编著了介绍湘南九嶷山地情的书《九嶷图经》。又经奏请朝廷后，在玉瑁山下修建了一座舜祠，这对于今天研究九嶷山和舜文化，仍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胡曾一生写了很多文章和诗，新唐书·艺本文选自《邵阳市志》录其《安定集》10卷，已佚。另有《九嶷图经》和《咏史诗》3卷。胡曾的诗多杂咏史事，“皆题古君臣争战，兴废尘迹”。他写诗主张“美盛德之形容，刺衰政之怠忽，非徒尚绮丽瑰奇而已”。他的诗语言通俗，风格平易，寄意浅白，“庸夫俗子，亦知传诵”。诗以假设导译、惋叹点题、以问造境、托物寄意、托景寓意、旁衬点题、循题直至等多彩多姿的艺术创作手法，“采前王得失”，“虽则讥讽古人，实欲裨补当代”，每感辄赋，使人奋飞。中国文学史上，自班固、左思作咏史以来，文人中不乏咏史的名家和许多咏史名篇。但是，像这样自成体系的系统创作并且以《咏史诗》名集的，胡曾是第一人。大凡历史名人、重要历史事件、胜地古迹，多荟萃于胡曾的诗中，在他的笔下，展现了一幅极为阔大的历史画卷。胡曾的咏史诗忠于史实，立论公允，不虚美，不隐恶，褒贬得当，追述历代兴亡，吊古悲歌，意存劝诫。史传蜀后主荒淫无道，沉溺酒色，有人诵胡曾《咏史诗·姑苏台》：

吴王恃霸弃雄才，贪向姑苏醉醁醅。

不觉钱塘江上月，一宵西送越兵来。

蜀王闻诗后即为之罢宴，可见胡曾诗在当时的影响力之巨。胡曾的诗还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地方性。其妻为四川人，胡曾有《戏妻族诗》云：“呼十却为石，言针唤作真，忽然云雨至，总道是天因。”有价值地保留当时邵阳方言“十”与“石”“针”与“真”“阴”与“因”的读法有明显的区别（在四川方言中这种区别早已消失），符合古音，为中国语言音韵学的研究留下了生动具体的资料，至今语言音韵学者均乐于引用。

胡曾的诗，在当时及以后对诗歌创作追求艳丽、雕镂、骈俪的文人中不被看重，甚至被认为是“庸浅不足成家”。他的诗真正受到人们重视是在宋代以后，而且影响越来越大，是宋代至明代数百年中最有影响的启蒙读物。明代“儿童入学，教以胡曾咏史诗入门”。明、清以来创作的历史演义如《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等，皆引胡曾的咏史诗以证史实。明代人王志远说，胡曾的诗“得味外味”。当代学者施蜇存说，胡曾的诗是当时的大众文学。郑振铎在《中国俗文学史》中评论：“胡曾的咏史诗，写得很驽下，却是为了写得浅，能投合民众口味，至今还为俗人所传诵。”文史学家马少侨评价：“胡曾咏史诗，具体而全面地反映了唐末的政治危局……表现了一个身处末世的正义诗人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和鲜明的政治见解。特别是在唐末重声律、竞绮靡的诗风中，敢于以通俗的文字，写深刻含义的诗篇，这正是胡曾咏史诗的独到之处。”

胡曾晚年，被朝廷册封三恪，赐衣锦还乡。后“终老于家”，病卒于邵州城西竹山湾（今邵阳县长阳铺镇秋田村）家中。

关于胡曾的死，还有另外两种说法：一说是“终于幕府”，死于任上；另一说是被朝廷杀害。被朝廷杀害的说法在邵阳民间传说中，又有好几种“版本”。有的说胡曾受了高骈叛逆罪的牵连被杀，有的说胡曾和皇帝打赌被皇帝砍了头等。但这些“版本”的共同点都说胡曾被杀后，皇帝马上意识到杀错了，为他进行了平反昭雪。然而苦于找不到他的头，只好赐以金头，以朝礼葬之。由于受这个“金头”传说的牵连，致使胡曾的墓多次被盗。这是民间传说，虽不足采信，但亦可以此证明胡曾在老百姓心中的位置。

胡曾为一介书生，一生仅从事于幕府，没有显赫的头衔和荣耀，但他的满腹文章和才气，仍不失为宝庆人的骄傲。

据传，胡曾卒后，朝廷为表彰其功德，曾赐玉石泐碑为志，墓前有联曰：

草檄平南万古功勋昭日月，

吟诗咏史千秋翰墨壮山河。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