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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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谦（1398年5月13日－1457年2月16日），明朝大臣、民族英雄、军事家、政治家。字廷益,号节庵。钱塘(今浙江杭州)人。

关心边防

明朝推翻元朝在中原地区的统治后，元朝的残余势力向北撤退到蒙古高原一带，历史上称为“北元”。以后，“北元”分裂为鞑靼和瓦剌两部分，到15世纪中叶，瓦剌逐步强大起来，成了明朝北方的一大劲敌。

明初北方的边防线，在大同镇所统辖的范围内，东北方面最远在龙门、万全、宣府等卫所（今河北张家口、龙关一带），西北方向最远在东胜、云川等卫所（今内蒙古凉城、和林格尔一带），但永乐之后，迫于北方的压力，防线逐步内迁，原来处于防线第二线的大同、宣府，成为第一线的要塞。在于谦任山西、河南巡抚时，他就注意到了大同在边防上的重要性，但由于自己管辖的事情太多，难以专心加强大同的边务，就向朝廷建议，设立宣府、大同的专任巡抚，全力筹划当地的边防。他的这一建议被采纳后，就支持新任命的宣大巡抚罗亨信，恢复官兵的屯田，充实粮饷，加强边防城堡的建设，以抗击瓦剌的侵扰。

于谦从小就有献身报国的大志。他青年时期就非常赞叹文天祥那种殉国忘身、舍生取义的爱国精神。永乐十九年（1421年），于谦二十四岁时中进士，被任命为山西道监察御史。后来奉命巡按陕西，就曾上书朝廷，弹劾山西、陕西的边镇官军，随意扰民，破坏了边防前线的安定。皇帝派人去调查，逮捕法办了一些违法军官。由于于谦的刚直和处处以国事为重，因而得罪了一批当权的权贵，特别是太监王振对于谦更是恨之入骨。正统十一年（1446年），于谦以山西、河南巡抚的身份到北京奏事，荐举参政王来、孙原贞暂时代理自己的职务。王振便借机指使通政使李锡诬告他这是因为“长期得不到升官，所以任意推举他人自代，以发泄自己的不满”。于谦因此坐了三个月的牢。后来，山西和河南的百姓和官吏纷纷联名上书保释，王振被迫释放于谦，把他降为大理寺少卿，后来由于山西、河南官民的请求，才又恢复其原职。正统十三年（1448年），迫于瓦剌的不断南侵，朝廷下令召于谦入京，任命为兵部左侍郎，直接参加了边务的筹划工作。

土木之变

王振是明英宗的亲信太监，他与瓦剌每年派到北京的贡使勾结，私下进行军火贸易。瓦剌的贡使由于有利可图，每年派到北京的人数由明初的不过五十人，到英宗时增至两千人。正统十四年（1449年）春，两千瓦剌贡使诈称三千来到北京，王振想显示一下自己的威风，一反过去对瓦剌有求必应的常态，下令核实瓦剌的实际贡使人数，又削减贡马价的五分之四，结果引起瓦剌的不满。七月，瓦剌的太师淮王也先分兵四路进攻明朝的边境，也先亲率主力进攻大同。大同的守军和朝廷派出的四万援军，相继战败。

边境战败吃紧的消息传到北京，王振乘机鼓动英宗御驾亲征，自己想借机浑水摸鱼，冒滥边功。兵部尚书邝埜和左侍郎于谦，力谏不可轻易出征，都不被采纳。王振急于求功，匆促准备了两天，就命英宗的弟弟王朱祁钰留守北京，于谦代理兵部事，协助王卫戍北京，自己随英宗于七月十五日率领号称五十万大军和一百多名文武大臣，匆匆从北京出发了。

由于军事组织的不健全，后勤供应的困难，明军在行进过程中多次惊扰不定，经过半个月，才到达边防重镇大同。将士看到大同城外明军，战死的士卒尸体漫山遍野，惊恐不已，加上宣府和山海关外失败的战报又陆续到达，更是胆战心惊。英宗和王振看到形势不妙，在大同停了两天，就秘密决定退兵。王振的家乡在蔚州，他想退兵时顺便让皇帝去他家乡的府邸小住，以显示威风，因而下令向南往紫荆关（今河北易县西北）方向撤退。但部队走了四十里后，王振突然想到几十万大军路过自己的家乡，必然会踩坏他的庄稼，因而又改变主意，下令军队往东撤退，改道宣府回京。

也先率领瓦剌军，在英宗的军队进入大同时，为了诱使明军深入，主动北撤。当他看到明军不战而退时，就日夜兼程，尾追不舍。如果明军直接往北京撤退，本来有从容的时间，现在经过王振的迂回周折，就延误了时间，在宣府被瓦剌军追上。明军殿后的军队一再力战拒敌，均战败溃散。英宗和王振匆匆逃出宣府，到了离怀来县城二十里的土木堡时，因为等候辎重，留驻土木堡狼山上。土木堡地势高，无水源，被瓦剌军围困后，人马饥渴。瓦剌军乘明军移营就水，阵势动摇之机，突然袭击，明军阵势大乱。英宗率亲兵突围未成，为瓦剌军队俘虏，王振被痛恨他的明军部将所杀。号称五十万的明军，在两万瓦剌军追袭下，全军覆没，二十多万匹骡马和无数的衣甲器械，全部成为瓦剌的战利品。这就是明朝历史上所谓的“土木之变”。

北京的战守辩论

明英宗是八月十五日被俘的，十六日深夜三更，他被俘的消息第一次送进北京的皇宫。这是英宗让和他一起被俘的锦衣卫校尉袁彬写的，送给怀来县守臣的一封信。信中谈到他被俘的情况，并希望用金钱把他赎回来。皇太后孙氏和皇后钱氏接到此信，秘密把宫中的金宝文绮装上八匹马的背驮，派太监给瓦剌送去。十七日早晨，上朝的大臣们听到皇帝被俘、全军覆没的消息，大家一片恐慌，只是号啕大哭。

当时，北京只剩下不满十万的老弱残兵，更缺少战马盔甲。整个京城，笼罩着一片惶恐的气氛。一些富户士绅，认为北京难守，纷纷携带家珍，向南逃亡。为了稳定政局，皇太后十八日下诏立英宗年仅两岁的长子朱见深为太子，命王监国，总理国政。

王朱祁钰召集大臣商量战守对策。翰林院侍讲徐珵（后改名有贞）高声说：“我夜里观察天象，荧惑星曾入侵南斗，这说明天命已去，只有南迁才能保证国家的安全。”他是个失败主义者，在这之前，他已经将自己的妻子儿女送归苏州老家，妻子不愿走，他威胁说：“你是不愿做中国人的老婆了！”徐珵的话立即遭到礼部尚书胡和太监金英的反对，接着，于谦声色俱厉地斥责了徐珵的逃跑主义主张，他说：“京师是天下的根本，一动根本就不可收拾了，宋朝的南渡就是一大教训！现在应当立刻调天下四面八方的兵马支援首都，誓死守卫京师。谁要再说南迁的话，就是动摇军心，应立即斩首。”他的意见得到了皇太后和王的支持，金英把散布逃跑主义的徐珵轰了出去。朝野上下，决心守卫北京。

处决王振死党

“土木之变”失败的主要罪魁祸首是王振，他虽然已经被乱军所杀，但他的余党在朝廷中仍有势力，要守卫北京，刷新内政，必须清算王振祸国殃民的罪恶，肃清其余党，以激励士气。有一次王在午门处理朝政时，右都御史陈镒等乘机向王哭奏说：“王振的罪恶造成国家现在的危机，使皇帝成了瓦剌的俘虏，应当把王振的全家都杀了，没收他们的财产，这样才能平抑民愤，安定人心。”　王深知王振党羽的势力，下不了这个决心，犹豫没有答复。王振的党羽锦衣卫指挥马顺，乘王态度不明朗，就上前大骂群臣，并下令让太监把大臣们轰出午门。给事中王竑、曹凯上前捉住马顺的头发，狠狠地咬下他肩臂上的两块肉，大骂马顺说：“你过去仗着王振作威作恶，现在你还敢这么放肆？”其他的大臣也一拥而上，揪住马顺一阵乱打，当场就把他打死了。大家还要找王振的另外两个死党毛贵和王长随算账，另一个太监金英对王振也不满，乘机把他们两个人从宫中推出来，让群臣把他们打死了。马顺等三人的尸体，放在东安门外示众，以平民愤。这时，有人又主动把王振的侄子王山捉来，群臣又纷纷上前唾骂，群情振奋，一片混乱。王见此形势，非常害怕，他想借机逃避，被于谦发现，他上前制止王离去，要他明确宣布：“马顺等罪当死，其他人不再论处！”这样才将混乱的局面安定下来。于谦的袍袖，在混乱中竟被撕裂，可见当时局面的紧张。

这一场群臣自发惩办王振余党的乱局，由于于谦处理得法，达到了既处决了王振死党，平息了民愤，又争取到王的支持，恰到好处地将混乱局面制止下来。当事情了结，于谦退出左掖门时，吏部尚书王直握着于谦的手说：“今后国家大事全靠你了。今天的事即使有一百个王直，又有什么用处呢？”

王表态支持清除王振余党的斗争后，群臣除将王振的侄子王山缚赴刑场处死外，还将王振的家族不分男女老少，一概斩首，并抄没了其全部家产。王振在京城内外有私人住宅多处，从其家中共抄出金银六十余库，玉盘百余面，珊瑚高六七尺者二十余株，其他珠宝币帛不计其数。王振的另外两个死党郭敬、彭德清后来从大同逃回北京，也被监禁起来，并被抄了家。经过这一场斗争，王振的势力受到打击，朝廷暂时摆脱宦官的控制，从而为于谦集中力量加强北京防御创造了条件。

加强北京防卫的措施

瓦剌击溃明朝的大军并俘虏了英宗后，没有马上进军北京。但明朝的精锐部队已被消灭，北部的防线也已解体，瓦剌进军北京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摆在明朝最高统治阶级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整顿北京的防务，准备迎接瓦剌的进攻。王监国之后，晋升于谦为兵部尚书，命他全权筹划北京的防务。于谦毅然担当起社稷安危的重任，全力以赴地加强北京的防御工作。

征调各地的精锐军队前来守卫北京，这是当务之急。于谦首先抽调南北两京、河南备操军士、山东及南直隶沿海备倭军士、江北及北京诸府运粮军士，紧急集中北京，以应守卫之急。然后，他又调靖远伯王骥的湖广兵、宁阳侯陈懋的浙江兵，北上京师充实首都的防御力量。还调辽东提督王翱、河南巡抚王来等率精兵增援北京。另外，他还在京城和北直隶、山东、河南、山西等地，招募壮士入伍，进行军事训练，以备调遣。经过这一系列的调迁后，于谦就在北京组织起二十二万人的守卫大军。

当时在北京的郊区通州有官府的一大粮仓，存粮数百万斤，可充京军的一年饷粮。有人怕这些粮食落入敌人之手，建议加以焚毁。应天巡抚周忱认为，焚毁可惜，而且守卫北京也急需粮食，不如下令让京官和军队自己去领取粮食搬运进城，由官府支付运费。于谦赞同他的意见，立刻下令文武京官都预支本年九月到明年五月的俸粮，士兵预支半年饷，各自前往通州粮仓领取。同时号召百姓都去运粮进城，能运粮二十石交给京仓者，奖给一两银子的运费。余下的粮食，征用顺天府大车五百辆，日夜搬运进京。这样，就为北京保卫战提供了粮饷的保障。

于谦还撤换了一批腐败无能、贪生怕死的将领，将一批作战勇敢、奋发有为的将领，提拔到重要的岗位上来。大同总兵广宁伯刘安，出城到瓦剌军营朝拜被俘的英宗，并送给瓦剌库银两万多两。他在进京奏报敌情时，还宣扬瓦剌愿与明朝结亲的轻敌麻痹思想。于谦将他撤职禁锢，而提拔大同副总兵郭登为大同总兵。郭登上任后，积极加强大同的防卫，使之成为保卫北京的前线堡垒。右都御史陈镒对王振死党的斗争坚决，于谦让他负责安抚京畿内外军民，管理通州粮食的运京工作，对稳定京师民心和军心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原军事重镇宣府的将领杨洪、罗亨信等人，在抗击瓦剌进攻中表现勇敢，坚守宣府而未被瓦剌攻破，于谦仍让他们镇守宣府，并给以赐谕嘉奖。忻城伯赵荣主管三千营的训练，他不亲自带兵操练，军队纪律松散混乱，于谦奏报王将他下狱禁锢。于谦还破格提拔了一批年轻有为的将领如卫颖、张軏、张仪、雷通等操练士兵，分守各个城门。经过于谦的整顿，军队的战斗素质大为提高，北京军民的战斗精神空前高涨。

英宗被俘以后，成为瓦剌手中的一具傀儡。瓦剌常借他的名义来要挟明朝的守将。为了从政治上打击瓦剌，抵消英宗在瓦剌手中的作用，明朝必须尽快再立一个皇帝，以与瓦剌相对抗。在清除王振余党后，文武百官就联名上书皇太后，请立王做皇帝。皇太后表示同意，但王是个胆小鬼，不敢在危难的局势下挑起君主的重担，竟然躲在王府不见群臣，说：“有皇太子（朱见深当时只有两岁）在，我怎么敢当皇帝！”于谦严正地对他指出：“我们都是从国家的利益出发才请你出来当皇帝，并不是为了个人的私利。”王这才同意登基即位，改明年为景泰元年，他也因此被称为景泰帝。为了给英宗留点面子，遥尊他为太上皇。

北京保卫战

正统十四年（1449年）十月，就在土木之变后仅仅三个月，也先经过充分准备，亲率大军，挟持英宗，在太监喜宁的引导下，扬言送英宗回京，南下进抵大同城下，要求大同守将去瓦剌军营朝见明朝皇帝英宗。也先的如意算盘是用英宗做招牌，胁迫边防守将出见，乘机将其扣留，迫使边关守军不战而降。大同总兵早已识破其阴谋，派人告知也先“明朝已有国君”，使也先无计可施。也先在大同诈骗不成，未敢强攻大同，就率军从大同城东门外南下，分兵两路，一路攻陷居庸关西南的白羊口，另一路攻破紫荆关。两路瓦剌军队，兵锋直指北京。

于谦接到大同总兵关于瓦剌入侵的战报后，就积极进行北京保卫战的准备。明廷下令各地的宗室诸王，急率精兵来京勤王，并任命于谦提督各营兵马，都指挥以下不听从于谦命令者，可以先斩后奏。又赦王安、王通等出狱，要他们协助守卫京城，戴罪立功。同时还宣布了分奇功、头功、齐力的三等赏功办法，鼓励将士卫国杀敌。

如何才能守卫北京？当时朝野上下议论纷纷。兵马司建议，拆毁城门外民房，以便屯驻军队，利于战守；都督王通主张，发动军民在城外挖深壕据守；总兵石亨认为，军队全部撤入城内，坚壁据守。于谦都不同意这些意见。他认为：“瓦剌现在非常嚣张，据守不战，表示我们害怕他们，更会助长敌人的气焰。”因而主张列阵城外，坚决迎战敌人。他分别将二十多万明军，列阵北京的九个城门外面，具体的部署是：于谦自己和石亨及副总兵范广、武兴等率主力列阵德胜门外，都督陶瑾在安定门外，广安伯刘安在东直门外，武进伯朱瑛在朝阳门外，都督刘聚在西直门外，副总兵顾兴祖在阜成门外，都指挥李瑞在正阳门外，都督刘德新在崇文门外，都指挥汤节在宣武门外。部署到位后，关闭九个城门，以示断绝退路决一死战的决心。

十月十一日，瓦剌的大军进抵北京城下。也先率主力列阵西直门外，而让英宗前往德胜门。英宗在瓦剌的指使下，给皇太后、景泰帝和文武大臣各写了一封劝降信。瓦剌把英宗拥到德胜门外的土城上，要明朝派大臣“迎驾”。明廷临时升通政司参议王复做礼部侍郎、中书舍人赵荣做鸿胪寺卿，派他们二人出城去见英宗。瓦剌为了夸耀自己的武力，在接见明朝这两个使者时，大摆兵仗，杀气腾腾，并借口这两个人的官职小，不与他们谈判，要明朝派于谦、石亨、胡、王直前来谈判，并开出大量金帛的价码。

这时，景泰帝和一些朝臣，畏于瓦剌的军势，想派大臣去与瓦剌进行和谈。他们派人去问于谦的意见，于谦果断地回答说：“现在我只知道抗击瓦剌，和谈的事我不愿听到。”大家见于谦没有商量的余地，也就再没有人敢提和谈的动议了。

于谦密切注意瓦剌军队的动向，寻机加以袭击。瓦剌军抵达北京城外的当天，于谦就派副总兵高礼、毛福寿等率军至彰仪门北进行迎击，　斩其前锋数百人。明军首战获胜，士气大振。接着，于谦又在夜间派兵偷袭瓦剌军营，也取得小胜。十三日，瓦剌军和明军在德胜门外展开决战。于谦先派石亨率军埋伏在道旁的空房内，然后派骑兵诱使数千敌骑进入埋伏圈内，伏兵发射火炮火铳，敌军死伤无数，连号称铁颈元帅的也先弟弟孛罗，也被火炮击毙。瓦剌的主力转攻西直门。南北的明朝援军赶到，与驻守的明军三面夹击，当地百姓也升屋呼号助战，投掷砖石击敌。瓦剌军不支，向西南退去。围攻居庸关的瓦剌铁骑五万，由于明朝守军汲水灌城，水结成冰，他们根本无法接近城垣。也先见瓦剌军在明军的顽强抗击之下，屡战不利，手中的英宗失去诱降作用，又听说各路援军即将到达北京，担心后路被切断，只得下令退兵。十五日夜间，瓦剌军偷偷拔营，带着英宗，经过良乡西，向北退去。于谦得知瓦剌撤退的消息，立即派石亨率各路军发火炮袭击敌营，并乘机追击，杀伤瓦剌军一万余人。

至此，北京保卫战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战后，明廷论功行赏，晋升于谦为少保，总督军务。于谦辞让说：“边境还有敌人的营垒，这是我们做大臣的耻辱，还有什么脸得到国家的赏赐呢！”表明他保卫国家的赤诚之心。

英宗复辟

瓦剌从北京退兵后，于谦抓紧时机，进一步加强北京的防卫力量。他调镇守宣府多年的名将杨洪和镇守居庸关有功的将领罗通入京，负责训练北京的守军。推荐善战的左都督朱谦去镇守宣府，佥都御史王竑镇守居庸关。瓦剌军屡犯宁夏、大同、宣府等地，都被当地的守军击退。对于瓦剌派来的间谍如小田儿、喜宁等，于谦都主张明正典刑，坚决镇压，以除后患。对于想和瓦剌议和，对敌人存在侥幸心理的将领，他都谕之以理，坚决予以斥责。

明朝的边防在于谦的整顿下，日益严密，瓦剌攻不能取胜，诱降、反间等政治计谋也都遭到失败。英宗在瓦剌手中，已失去任何利用价值，也先决定把他送归明朝。景泰帝不愿接英宗回来，怕影响自己的皇位。于谦认为，英宗在瓦剌手中，毕竟对明朝不利，如果瓦剌送英宗回来不是诡计，迎回英宗对明朝有利。于谦对景泰帝做工作说：“你的皇位已经确定，英宗回来也不会影响你的地位。如果瓦剌要送英宗回来，我们不去迎接，自己就理亏了。”景泰帝被迫同意，派人去接回英宗。

英宗回到北京后，以太上皇的名义住在皇城内的南宫。瓦剌借送英宗回来的机会，不断派使臣前来，表示与明朝的友好，并要求恢复通使朝贡和互市的关系。一些大臣认为，与瓦剌的和局已成，今后不会再与瓦剌交战了。于谦针对这种和平麻痹的思想，向朝廷提出“英宗虽然已经回国，但土木之变战败的国耻未雪，要继续提高警惕”的劝告。他继续在北京周围的军事要地修缮加固城堡，增加防守人数，惩办贪官，募民屯田。他还改革京营的军制，加强战术训练，研究改进兵器。在于谦的积极筹划整顿下，明朝的军队素质和边防力量，都日趋加强了。

在于谦积极整顿国防的同时，在明朝的宫廷中却在酝酿着一场争夺皇位的宫廷政变。英宗回到北京后，景泰帝为了提防他复辟，把他软禁在南宫，切断他与外边的联系。他还废黜太子朱见深，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太子。但朱见济不久死去，于是再建皇储就又成为斗争的焦点。但是景泰帝只有朱见济一个儿子，他死后再没有儿子可立为太子。有人建议恢复朱见深的太子地位，触犯景泰帝的心病，遭到了残酷的拷问。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景泰帝病重不能临朝，石亨、徐有贞勾结太监曹吉祥等，在夜里秘密将英宗拥上皇位，早朝时向大臣宣布：“太上皇现在已复辟，大家快快祝贺！”英宗复辟成功后，废景泰帝为王，没有几天他就死在西宫。这个事件在历史上称为“夺门之变”。

惨遭杀害

英宗复辟后，当即在殿上传旨逮捕于谦和大学士王文于朝班内，其他坚决支持于谦抗击瓦剌的大学士陈循、肖镃、商辂，尚书俞士悦、江渊，都督范广，太监王诚、舒良等，也都被捕下狱。

英宗复辟以后为什么要马上就逮捕于谦呢？根本原因是于谦组织了坚决抗击瓦剌的斗争。英宗被俘以后，他希望明朝和瓦剌讲和，能把自己赎回来。于谦坚决进行抗击瓦剌的斗争，对英宗的要求一概置之不理，使他在瓦剌军中吃了不少苦头。他对于谦恨之入骨，这当然是意料中的事。但是他复辟之后马上就把于谦逮捕起来，这和复辟的主谋人徐有贞和石亨也有关系。

徐有贞就是当年主张迁都的徐珵。他当时受到于谦的斥责，心里当然不高兴，后来他想当国子监祭酒，也没有得到于谦的支持，所以对于谦一直怀恨在心。石亨在北京的保卫战中立了功，被封为侯，他觉得于谦比自己功大，就推荐于谦的儿子于冕为千户，于谦不但没有感激他，反而认为这不是一员大将所应做的事，上书对他进行斥责。石亨认为他出于善意，于谦太不给他面子，所以心里对于谦也很不满。

英宗复辟以后，徐有贞、石亨因为助其复辟有功，都得到英宗的信任，掌了大权。他们首先诬陷于谦等人谋迎襄王朱瞻墡的儿子当皇帝。迎藩王入继大统，这在明朝的法律中是叛逆大罪。在审问于谦等人时，徐有贞指使手下人对他们痛加拷打，王文当面质问徐有贞：“召亲王入京须有金牌相符，遣人必有马牌，你们可到兵部查验是否动用过？”于谦知道这只是陷害他们的借口，笑着对王文说：“这都是石亨他们的意思，你辩白有什么用呢？”徐有贞一伙于是就以“虽无行动，但有那个思想”为根据，以谋逆罪判处于谦死刑。在行刑时，英宗因于谦有功，怕杀了他对自己的名声不利，有点犹豫。徐有贞怂恿说：“不杀于谦，复辟就没有理由了。”英宗于是下定决心，斩于谦于市。

于谦被害后，他的家属被发配边疆充军。被抄家时，除了一些书籍之外，没有发现什么值钱的东西。这说明于谦一生为官清廉，他把自己一生的精力，都花在保卫国家的事业上，不屑于捞取什么钱财。

于谦是在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二十二日被害的，他死的时候已经是六十岁的白发老人了。他被害的消息传出后，天下妇孺，无不为之哭泣，认为这是一桩冤案。北京很快流传一首怀念于谦的童谣：“京都老米贵，那里得饭广（指范广）；鹭鸶水上走，何处觅鱼嗛（指于谦）。”指挥同知陈逵感于于谦的忠义爱国，不顾个人的安危，收殡了于谦的遗骸。过了两年，于谦的女婿朱骥把他的灵柩运回家乡杭州，葬于西湖三台山麓。

于谦被害的同时，王文和抗击瓦剌有大功的都督范广也被杀，其他抵抗派的人物如陈循、江渊、俞士悦等被充军铁岭，商辂、肖镃、王伟等被革职。凡是于谦推荐和重用过的文武官员，都以“于谦党”而榜示天下，一一遭到迫害。于谦的长子于冕，被充军龙门，他的少子于广被人秘密藏匿于河南考城县的民间，才免于被害。

于谦死后，一批贪生怕死的小人掌握了朝政，他们只知贪赃枉法、争权夺利，因而国防又陷废弛。瓦剌不断地侵扰边境，在军事上明朝又陷入处处被动挨打的局面。杀害于谦的凶手英宗也不得不叹息说：“如果于谦还在，瓦剌就不会这样猖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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