寇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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寇凖[准]（961年—1023年10月24日），北宋大臣。政治家、文学家。字平仲，华州下邽（今陕西渭南）人。太平兴国五年进士，授大理评事，知归州巴东县。后三年，移大名府成安军，三迁至殿中丞，通判郓州。召见称旨，给纸笔试于禁中，授右正言，充三司度支推官。擢尚书虞部郎中、充枢密院直学士。淳化元年，授左谏议大夫、充枢密副使，改同知枢密院事。出知青州。明年，召赴阙，任参知政事。至道元年，加给事中，助太宗立皇太子。二年，出知邓州。真宗即位，迁尚书工部侍郎。咸平元年，移知河阳军，改知同州。三年，徙凤翔府。五年五月，诏赴行在，转刑曹，权知开封府。六年六月，迁兵部，充三司使。景德元年，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二年十一月，加中书侍郎，兼工部尚书。澶渊之盟后，寇凖罢相，进刑部尚书、知陕府。大中祥符初，扈从真宗东封，迁户部尚书，知天雄军。改兵部尚书，权东京留守，再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充枢密院使。八年四月，罢政，行邓州刺史，充武胜军节度、邓州管内观察处置使，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移判永兴军。天禧元年，徙襄州。三年，诏赴京，特授行中书侍郎兼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时真宗得风疾，准请太子监国，黜丁谓、钱惟演，谋泄，罢为太子太傅，封莱国公。四年，降太常卿，知相州，移安州。行至枣阳，贬道州司马。乾兴元年二月，再贬雷州司户参军。天圣元年闰九月，改衡州司马，未受命而以疾终于贬所，年六十三。没后十一年，复太子太傅，赠中书令、莱国公，后又赐谥忠愍。寇凖笃学喜属文，其诗宗尚晚唐，“曲尽风雅，藻思宏逸，峻格高远”（范雍《忠愍公诗序》）。任巴东县令时，尝赋《春日登楼怀归》诗，有“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句，化用唐韦应物诗语，妥帖自然，清新俊逸，为诗家所赏，人呼之为“寇巴东”（《湘山野录》卷上）。其咏吟江南风光之诗，如“江南春尽离肠断，蘋满汀洲人未归”（《江南春》），“日落汀洲一望时，愁情不断如春水”（《追思柳恽汀洲之咏，尚有余妍，因书一绝》），也都诗思凄惋，情意深致（《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二○）。其馀如《送人》、《春日书怀》、《水村即事》、《南浦》诸诗均为脍炙人口之作。词均为小令，辞藻清丽，体制高妙，有花间词派气象（《词洁辑评》卷一）。《踏莎行》（春色将阑），借闺情抒写忧郁之思，意致深沉，与古人美人香草之意合（《蓼园词评·梅花引》）。其《点绛唇》（小陌轻寒），陈廷绰以为“遣词凄艳，姿态甚饶，自是北宋人手笔”（《白雨斋词话》卷七）；《阳关引》（寒草烟光阔），化用王维诗语入词，沈际飞以为“语语悲壮”，当为送别词第一（《草堂诗馀》正集卷二）。《直斋书录解题》卷二○著录有《巴东集》三卷，为准知巴东县时所作，收诗百馀首。范雍又集其诗二百馀首，编为《寇忠愍公集》三卷，刻于道州。今存《寇忠愍公诗集》，宋刊数种失传，今有明嘉靖四年刊本、清吴调元辨义堂刊本、《四库全书》本及若干清钞本等。《全宋词》第一册收其词四首，《全宋词补辑》录其词一首。《全宋诗》卷八九至九二录其诗四卷。《全宋文》卷一八二收其文九篇。事迹见孙抃《寇忠愍公准旌忠之碑》（《名臣碑传琬琰集》上卷二）、《宋史》卷二八一本传。巴蜀书社1995年出版有王晓波编《寇凖年谱》。

提起寇凖，人们就会想到长篇评书《杨家将》中那个刚正不阿、机智幽默的寇青天。至今，民间还流传着许多关于寇凖的传说，比如智审潘仁美、寇凖背靴等，歌颂他的公正执法、为国尽忠的事迹。这些都是经过人们的想象发挥而编成的故事，反映了人们对寇凖高贵品质的崇敬。那么，史书中记载的寇凖是什么样的人呢？

寇凖，显德七年（961）生于华州下邦（今陕西渭南）。父亲在五代后晋时曾做过魏王府参军的小官，但在寇凖少年时代，他父亲去世，家庭并不富裕。尽管如此，寇凖为人豪迈，经常在家里宴请贫苦的朋友。少年时的寇凖喜爱读书，聪慧过人，通晓春秋三传，并且有与众不同的理解。讲出的一些道理，常令有学问的老先生惊叹不止。断定寇凖日后必成大器。“学而优则仕”，寇凖19岁时考取了进士，做了巴东县（今四川奉节）知县，开始了其一生坎坷、曲折的仕途生涯。

寇凖19岁任巴东县知县，年轻有为，体察民情。巴东是穷苦的山区，人民生活比较贫困，但是由于徭役繁重，耽误农事很多，更加重了人民的痛苦。寇凖工作却很有办法，他严禁乱派赋役，每年只收一次赋税。秋收后，他把民间应缴的赋税税额及各户姓名认真核实，工整地誊抄在公文纸上，张贴在县衙大门上。这样，巴东县的赋税比较合理，不仅避免了官吏对农民的劫掠，也不耽误农时，是有利于劳动人民的举措。寇凖爱民如子，对百姓的案件及时处理，从不积压。寇凖的名声渐渐地传开了。寇凖做了几任地方官后，由于政绩突出，调到中央政府，历任盐铁判官、尚书郎中，直至枢密副使，这已是全国最高军事长官的副职。

寇凖为人正直，敢于据实陈奏，逐步为太宗皇帝所器重。淳化三年（992）春天，华北大旱，长期无雨，人心惶惶，北宋统治出现了危机。宋太宗急忙召集群臣商讨对策。大臣们都说由于天旱才导致了政局动荡，寇凖不以为然，上奏说：天和人是相通的。天气大旱，大概人间又有什么不公平的事了吧？皇帝忙问有什么不公平的事，寇凖泰然地说：我听说祖吉、王淮两人都因受贿触犯了刑律，但惩处却是王淮只受杖刑，事后还官复原职；而祖吉相比罪行轻些却判处死刑，这是因为王淮是参政王沔的弟弟。这难道不是不公平的事吗？参政王沔此时也在殿中，他听完寇凖的话后立即吓得面如土色，忙下跪认罪，承认寇凖所说属实。宋太宗重新判王淮为死罪，立即正法。

不仅如此，寇凖对皇帝也敢于犯颜上谏，不惜冒罢官的危险。有一次，他对太宗皇帝上奏，皇帝不赞成他的意见，甩袖要走。寇凖上去拉住皇帝的衣服，要求再坐下，仔细听他的说明，终于把太宗说服了。宋太宗对他敢于负责，认真做事态度很赞成，曾说：我有寇凖，正如唐太宗有魏征一样啊！这期间，寇凖曾两次被贬到登州、青州做地方官，都是因为触怒了太宗。但每次寇凖被贬到地方后，宋太宗总觉得缺少了什么，整天郁闷不乐，向手下人打听寇凖的情况，过了几天，又向手下打听，太监知道太宗的心情，说：“陛下的恩情寇凖肯定不会忘的，听说寇凖在青州整天喝酒赌博，无所事事，大概也想陛下了吧？”宋太宗听后默然无语。此时宋太宗真正意识到寇准已成为自己的股肱之臣，于是毅然拜寇凖为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此时是淳化四年（993）。

中国历代的宰相，一般都是五六十岁的老人，办事持重，俗称“宰相肚里能撑船”。寇凖在32岁就任副宰相，在中国历史上是少有的。这位年轻的宰相敢说敢做，政绩突出，在政治上主要表现在下面两件事上。

一是，安抚边疆少数民族，加强民族团结。北宋时在陕西渭河以南居住着众多少数民族，自唐代时就聚居在此地。而当时知州温仲舒为防犯少数民族的反抗，把他们强行驱赶到渭河以北，并在少数民族居住地内建堡垒，树栅栏，严格限制各族间的往来。一时间渭河流域各族人民人心激昂，怨声载道。消息传到京城后，寇凖急忙上书太宗说：古时候羌、戎各族都杂居共处。现在假如各少数民族被迫作乱，我们只能困在关中，这多危险啊！唐朝宰相宋璟是不奖励边功的，因为边疆如果请功那就预示着一场大乱会很快兴起的。我们应该谨慎对待这件事。宋太宗采纳了寇凖的建议，撤换了知州温仲舒，驰派寇凖赴渭北安抚各少数民族。寇凖到渭北后，安抚各族，采取了加强各民族间经济文化联系的措施，局面开始稳定下来。现在看来，寇凖力主安抚边疆民族的主张是极有远见的，显示了这位年轻宰相的超群卓识。当时北方契丹族建立的辽朝开始强大，经常南下侵扰北宋边疆，兵锋直达渭河流域。契丹骑兵飘忽不定，来去自如，已令北宋统治者大伤脑筋。如果渭河流域各族趁机起义，势必使北宋陷入内外交困的窘境。寇凖认为“攘外必先安内”，这为以后北宋反契丹入侵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二是，寇凖在太宗立储过程中起重大作用。建储是封建社会王位更替的关键，易引发宫廷内争，导致流血政变和政局动荡，历朝皇帝对此都小心谨慎。自唐朝末年以来，中国战乱频仍，处于五代十国割据状态，立储之礼也停了100多年。至道元年（995），太宗病重，大臣冯拯上疏请立太子，太宗大怒，把他贬到岭南，从此再也没人再敢议论立储之事。此时皇后拉拢太监阴谋立一位受其控制的太子，寇凖得知后挺身进见太宗说：“陛下为天下人选择君主与后宫、太监商议，是不行的；与近臣商议，也不行；只有陛下自己决定才行啊！”太宗听后沉思良久，让左右之人退下，问寇凖：“你看襄王行吗？”寇准说：“知子莫如父。陛下认为襄王可立为太子，那就赶快决定吧！”宋太宗随即任命襄王为开封府尹，正式立为太子，从而挫败了皇后谋立太子的阴谋。立储大典时，开封老百姓上街庆贺，齐呼“少年天子”。太宗听后对寇凖说：“现在人心都归属太子了，把我放在何处呢？”寇凖却向太宗庆贺：“陛下，这是社稷的福份啊！”太宗这才转忧为喜，请寇凖饮酒，直到大醉才止。寇凖在太宗建储的过程中，提出了“神器不可谋及妇人、中宫和近人”的理论，使停止了百余年的立储制度开始恢复；重要的是寇凖促使太宗打消了种种顾虑，迅速地选定太子，对于权力更替的顺利实现和政局的稳定起了重大作用，从而提高了北宋王朝抵御外族入侵的能力。

至道三年（997），宋真宗即位，仍拜寇凖为宰相。北宋面临着辽国的进攻，辽国萧太后采取了加紧整顿军备的一些措施，妄图扫平中原，频频派军队侵袭北宋边境，抢掠财物、人口，北宋边境连连告急。身为宰相，寇凖主张坚决抵抗辽朝的进攻，其政策也由内政方面转向抵御外族入侵方面。

景德元年（1004），北方契丹族又一次大举南侵，萧太后命达揽为统领，兵分三路，向北宋进攻。辽军一路攻城掠地，兵锋直抵澶州城下（今河南濮阳），震动了北宋朝野。一夜连送急报5起，寇凖饮酒谈笑，泰然自若。第二天，宋真宗知道后，很恐慌，召寇凖计议对策。寇凖说：“关键是陛下愿不愿解决问题，如愿解决，就应御驾亲征，陛下亲自到澶州，不过5天就可取得胜利。”真宗犹豫不定，大臣们也多不赞成。事后，江南人王钦若劝说真宗迁往金陵（今南京）；大臣陈尧叟，是四川人，则劝真宗迁往成都。有一天，寇凖和王钦若、陈尧叟都在真宗面前，真宗问寇凖迁往金陵，还是迁往成都？寇凖知道这些主意都是陈、王二人出的，却假装不知道，故意说：“是谁为陛下出这些主意的？这些人该杀！陛下智勇双全，文武将士愿效命，如果御驾亲征，契丹人定会被赶出国境去；即使一时难以取胜，我们坚守城池，以逸待劳，使辽军疲于奔波应付，最后胜利肯定是我国，而不是辽国。现在正是陛下鼓舞士气以保卫国土的时候，怎么能远逃到金陵、成都去呢？陛下如果后退一步，那就四方瓦解，万众云散，敌人乘势进攻，要逃也逃不成。”

宋真宗不得已听从寇凖的主张，下令亲征。此时辽军正在围攻澶州北城，宋真宗到了澶州南城后，不敢渡河到北城去。寇凖就对他说：“陛下如果不渡河，还是不能鼓舞士气。现在辽军尚在北城的北面，我军王超将军率精兵屯住中山扼制辽军的咽喉，李继隆、石保吉分领军攻击敌人的左右两翼，加上四方援助而到的勤王军队，陛下还顾虑什么呢？”真宗仍犹豫不定，众大臣也极力劝阻。唯有寇凖据理力争，双方相持不下。寇凖走出帅帐找到真宗的侍卫高琼，问其是否在此危难之际为国效力，高琼慨然同意，随寇凖来到帐中。寇凖再次劝真宗过河，高琼也随之说：“寇丞相说的对，陛下应该到北城去。”寇凖随即命高琼推动皇帝的辇车，这样宋真宗勉强渡过了黄河。当他与寇凖一起登上北城楼时，宋军望见城楼上飘扬着的黄龙旗，全军感奋，高声欢呼，声闻数十里，军威大振。辽军闻声后却惊骇不已，军心已开始动摇。

宋真宗把军权完全交给寇凖，寇凖重申军纪。宋军号令严明，士气高昂。辽军数千骑兵几次攻城，寇凖指挥若定，辽军每次都死伤过半，被迫停止了攻势，双方进入相持阶段。宋真宗借机回到南城，留寇凖在北城指挥全军，每天派人互相联络。一天，宋真宗听说寇凖在北城与杨亿饮酒、下棋，高兴地说：“寇凖在北城这样轻松自如，我还怕什么呢？”可见，此时宋真宗对寇凖的信赖和倚重。

经过十几天的相持后，辽军统率达揽亲率精兵发动了又一次攻势，欲与宋军决战。寇凖重新部署了兵力，全力迎击达揽。在激战中，宋威武将军张瑰亲自操作床子弩，把乱箭射向辽军。达揽也被弩机中飞出的乱箭射中额头，掉下马后当即死去。辽军主帅一死，无心恋战，大败而去。辽军进退两难，派人赴宋营求和，真宗命曹利用同辽使谈判，辽国要求割占河北，曹利用不答应，只表示每年可送些银绢。至于送多少，真宗表示：每年送百万以下都可答应。对于宋辽和谈，寇凖坚决反对。寇凖主张乘辽军求和之机发动攻势，把辽军赶出国土；宋真宗急于班师回朝，想“乘胜即收”，与辽军签定万年和约，主张羁縻。寇凖仍据理力争，反对和谈。有人借机离间真宗和寇凖的关系，上奏称寇凖拥兵自重，无视皇帝等。寇凖被迫同意议和，但指出必须让辽国称臣且献出幽州给宋朝。寇凖曾对曹利用说：“虽有皇帝旨意，但你去交涉，答应辽方的不得超过30万，超过了，我就杀你。”曹利用依寇凖规定的数额签订了和约，答应每年给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辽军撤回；辽国皇帝向宋朝皇帝称兄，两国间保持和平关系。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澶渊之盟”。

“澶渊之盟”是与寇凖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在外族入侵面前，寇凖苦劝真宗亲征，力阻众议，“竟成建功”；到澶州后，寇凖指挥若定，取得澶州之战的胜利；双方议和，寇准坚持减少岁币，乃成“澶渊之盟”。从此宋辽双方得以休兵，使节往来不绝，持续了120多年。寇凖反对侵略，坚决维护民族利益，保卫了宋王朝的安全，使北方人民免遭游牧民族铁骑的蹂躏，有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对此，历代名士都给予高度评价。王安石称澶州之战，丞相莱公之功居第一；范仲淹评曰：“寇莱公当国，真宗有澶州之幸，而能左右天子，如山不动，保宗社天下，谓之大忠。”

澶州之盟后，宋真宗愈加重用寇凖。寇凖为相，用人选贤任能，严惩贪官污吏，触犯一些奸臣的利益，这期间他们上书诬陷寇凖，暗中离间。宋真宗听信奸臣的佞言，两次贬寇凖为地方官，可贵的是寇凖仍刚直如故，决不屈服于邪恶势力，显示出精忠报国的气节。

第一次遭贬是王钦若离间所致，时间是景德二年（1005）。王钦若是江南人，澶州之盟时曾劝真宗迁往金陵，是朝廷内妥协势力代表。王钦若凭过人的智谋权术官至高位，为人阴险多诈，早为寇凖所厌恶。面对寇凖威望的提高，王钦若深感不安，阴谋取而代之，因而伺机诬陷寇凖。有一天退朝时，宋真宗目送寇凖下朝，王钦若乘机走到真宗面前，问真宗是否因为澶州之盟寇凖对社稷有功才敬重寇凖。真宗点头称是。王钦若继续问：“澶州之役，陛下不以为耻辱，反而认定寇凖有功，这是什么原因？”真宗不解其意，忙问为什么。王钦若厉声说道：“城下之盟，远在春秋时就以为耻；澶州之盟就是城下之盟。陛下有威武之师完全可战胜辽军却订立城下之盟，这是我大宋国的耻辱！”真宗听后极不高兴，默然无语。王钦若见时候已到，语锋一转，低声对真宗说：“陛下大概知道赌博的害处吧。赌徒在即将输光时，会倾其所有的，这称为孤注。陛下，澶州之战，寇凖就象赌徒一样拿社稷作赌注，这多么危险啊！”宋真宗听信了王钦若的佞言，把澶州之盟的耻辱完全归罪于寇凖，贬寇凖为地方官，改用王旦为相。对于澶州之盟，责任完全在于宋真宗的妥协动摇，把责任推给寇凖是不公正的。即便如此，寇凖在地方仍刚毅如初，不久再次被贬。

第二次被贬是由岁绢之事引起的。当时寇凖在河北任职，注重休养生息，减轻人民的赋税。因而河北岁输中央绢仅5万，而全国岁绢总额是100万，主管岁绢的三司使林特又私自扣留部分岁绢。为弥补私吞岁绢，林特加重各地岁绢数量，并督促河北转运使李士衡尽快把河北的岁绢输送京师。寇凖憎恨林特的贪污腐化，暗中帮助李士衡与林特对抗；并且上书真宗弹劾林特私吞岁绢，呼请皇帝严厉惩治林特。宋真宗早知河北输绢过少，对寇凖已心怀不满，接寇凖奏章后不加考虑，再次贬寇凖为河南府判。

寇凖两次被贬，都是由于宋真宗听信奸臣诬陷所致。在宋真宗和寇凖长达20多年的君臣关系中，交织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宋真宗对寇凖既有信用、提拔的一面，更有贬斥、牵掣的另一面。但是由于寇凖勤于吏事，忠于职守，以杰出的才干、卓著的政绩，最终博得了宋真宗的信任。到天禧四年（1020），宋真宗封寇凖为尚书右仆射，集贤殿大学士。在寇凖赴京前夕，其门生劝寇凖留在地方，寇凖不以为然，“知进而不知退”，以59岁高龄再次入朝为相。

宋真宗时已患重病，不能理政，刘皇后把持朝政，政局混乱。再次入阁的寇凖心忧如焚，随即向宋真宗上一密折：呼请宋真宗以社稷为重，把帝位传给太子，选择正直的大臣辅助太子执政，结束太后干预朝政的局面。在奏折最后，寇凖推荐翰林院学士杨亿辅政，要求罢处丁谓等佞臣。当时大臣周怀政也密请传位皇太子，不让皇后干预政事。宋真宗同意了寇凖和周怀政的主张，密令杨亿着手草写传位太子的诏书。恰在此时，丁谓知道了这个消息，当晚着便服报告曹利用等佞臣。第二天，寇、周的密奏都泄露了出去。刘太后勾结丁谓等杀死周怀政，贬寇凖为相州知州，以后又移至安州、道州等地。对于此事，宋真宗一直蒙在鼓里。一天，他问身边的人：“我怎么这么长时间没见寇凖了呢？”左右之人不敢如实相告，借口搪塞过去。乾兴元年（1022）年，宋真宗死时，嘱托朝臣中唯有寇凖和李迪两人可以重用，足见真宗对寇凖的器重。

宋真宗死后，寇凖迁到雷州，任司户参军的低级官吏。当时丁谓等佞臣当政，正直的大臣受排挤打击。丁谓原是寇凖的门生，寇凖为相时一直跟随寇凖左右。有一次，寇凖宴请宾客，丁谓在旁坐陪。寇凖不小心把菜汤溅在头发上。丁谓恭敬地站起来小心地为寇凖拂去菜汤。寇凖对丁谓的举止十分反感，当即讽刺说：“丁谓也是朝廷的高官，怎能甘为自己的上司拂去污汤呢？”丁谓羞得无地自容，自此对寇凖憎恨起来。丁谓为人奸诈、圆滑，在真宗患病时，勾结皇后罢免了寇凖，真宗死后，官至宰相。一次，丁谓南巡路过雷州，求见寇凖。寇凖听说后派人把一蒸羊放在州界上，表示拒绝会见丁谓。丁谓到寇凖家门外，只见大门紧闭，府内家仆争吵着要为寇凖报仇，丁谓听后怅然离去。由此可见寇凖不甘与奸臣同流合污的高尚情操。

天圣元年（1023）的一天，寇凖取出珍藏多年的犀牛带，这是宋太宗特意赐给寇凖的。寇凖沐浴后，穿上朝服，系好犀牛带，象是要准备上早朝似的。随后来到院中，向着北方京师恭敬地拜了三拜。这位61岁的老人望着苍茫的天空，长叹一声，回到房中。仆人们扶侍他躺下，老人静静地躺着，却再也没有醒来。北宋名臣寇凖就这样平静安详地客死在他乡。

寇凖死后，各族人们都用不同的方式来纪念他。在其遗体运送西京洛阳的途中，人们都聚集在官道旁，把新伐的竹子插在路旁，竹杆顶端挂着纸钱，道边摆着祭桌，燃着文香。一个月后祭桌才撤走，而路旁遍插的竹杆竟发出了新芽。各地的莱公祠也相继建立，供人们祭祀。宋仁宗在1034年，宣布恢复寇凖的官职，并赐谥号为“忠愍”，翰林学士孙抃为寇凖墓撰写了碑文，宋仁宗也亲自在碑文的上方题写了“旌忠”二字。

“千秋论定归青史”。寇凖一生历太宗、真宗两朝，先后为相。寇凖为官清廉，性格刚正不阿，厌恶贪官污吏和邪佞之人，不避锋芒，置个人荣辱于度外。正是出于这样的信念，才有“挽衣留谏，面抵同列”。寇凖宦海中几次沉浮，先后5次遭贬，不改其直言之风，尽管受非议被罢革，仍尽力向皇帝据实直奏，至老弥坚。太宗朝论建太子，恢复了停止百年多的立储制度，可为后世借鉴；真宗朝反对太后预政，再度遭贬客死雷州。“雷霆雨露总君恩”，尽管他对皇帝有感激之情，对皇帝忠贞不二。但对关系到民族生存、国家命运的大是大非问题，则始终保持民族气节，坚持反侵略的正确道路。在契丹族入侵面前，泰然自若，力阻众议，促使宋真宗御驾亲征；澶州之役，指挥若定，终却拒敌；宋辽和谈，维护民族尊严，遂成澶州盟约。宋辽边境安定120年，寇凖功不可没。当然，寇凖思想中的忠君思想以及对人民态度有其历史、阶级的局限性，我们不能苛求古人。总之，寇凖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其言其行无愧于寇青天的称号。千百年来，人们把寇凖作为清官的化身，产生了许多带有传奇性的故事和传说，一直流传到今天。尽管这些传说故事与史实有些不符，但表现了劳苦大众对清官寇凖的敬仰和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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