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夷简

0

吕夷简（978年－1044年10月3日），北宋仁宗时参知政事、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字坦夫，寿州（治所在今安徽凤台）人。咸平年间（998—1003），进士及第，补绛州（今属山西）军事推官，稍迁大理寺丞，累迁太常博士。河北（治所在今河北大名县东）大水，选知滨州（治所在今山东滨县）。代还，请废农具之税，以劝力本。擢提点两浙（治所在今浙江杭州市）刑狱，迁尚书祠部员外郎。时京师大建宫观，他请暂缓南方伐木运京之役，纾缓民困。真宗称其有为国爱民之心，擢刑部员外郎兼御史知杂事，累擢刑部郎中、权知开封府（今属河南）。治事严办有声，真宗书其姓名于屏风，将大用之。仁宗即位，进右谏议大夫，以给事中参知政事。迁礼部侍郎、修国史，进户部。天圣七年（1029），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同年，除吏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明道元年（1032），加中书侍郎、门下侍郎、兼吏部尚书。二年，仁宗亲政，他手疏陈八事：正朝纲、塞邪途、禁贿赂、辨奸佞、绝女色、疏近习、罢力役、节冗费，其劝仁宗语甚切。以郭后言，与夏竦等同罢，岁中复相。助仁宗废黜郭后，贬逐力谏的言官孔道辅、范仲淹等。景祐二年（1035），除左仆射，进封申国公。三年，因范仲淹言仕进者多出其门，他指范仲淹荐引朋党，加以贬黜。四年，因与王曾不协，并罢相，授检校太师、同平章事、充镇安军（今属广西）节度使、判许州（今属河南），徙天雄军（治所在今河北大名东北）。康定元年（1040），以右仆射复入相。逾年，徙许国公。庆历二年（1042），兼枢密使。时契丹聚兵幽蓟，声言将攻宋，要求割关南十县地，他请建大名府（今属河北）为北京，以示有备，而终以增加岁币求妥协。未几，以病拜司空、平章军国重事。次年，罢相为司徒、监修国史、军国大事与中书枢密院同议。谏官蔡襄劾其自执政来屡贬言官、招权收恩、万事隳堕、尚贪权势，有退而不止之心，遂以太尉致仕。四年，卒，赠太师、中书令，谥号“文靖”。

清代著名学者赵翼在论述历史上“继世为相”时说：“再世为相，汉推韦、平，唐推苏、李，宋则有三世为相者。”他所说的宋代三世为相者，即北宋时期的名门世家吕氏家族。吕夷简就出生在这个“奕世勋猷，辉映史册，可谓极盛”的名门之中。他在宋仁宗时期三次拜相，深谋远虑，被人称颂为有古大臣风度。史称：“仁宗之世，天下承平，因时制宜，济以宽厚，相臣预有力焉。”

吕夷简祖籍本为莱州（今属山东），他的祖上吕龟蒙任寿州（治今安徽寿县）知州时，全家迁往寿州，其子孙遂为寿州人（一说其先世居河东，后徙河南开封）。

吕氏为世宦名族，在五代时期即有三人仕至尚书侍郎。入宋以后，其后代亦多名宦，史称世家之盛，古所未有。吕夷简的伯父吕蒙正（其祖吕梦奇为后唐兵部侍郎）是太宗时的宰相。

吕夷简的父亲吕蒙亨亦才华出众，他参加科举考试时，本有望举进士高第，但因当时吕蒙正位居中书大臣，避嫌而放弃廷试而直接入仕做官，历任下蔡（今安徽风台）、武平（今属福建）主簿，至道初年，以考课文学、政绩皆为优等，擢为光禄寺丞，后改大理寺丞。

吕夷简自幼随父游学各地，闻见颇广，学业日进。咸平三年（1000），他参加每三年一次的科举大考，中进士及第。在此之前，夔州路转运使冯亮与吕蒙亨相友善，冯亮到吕蒙亨家做客，第一次见到吕夷简时，就对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面将女儿许配给吕夷简。为此事，冯亮的妻子还不高兴，埋怨冯亮说：“你不是说要让你的女儿将来为国夫人吗？怎么选了这么个女婿。”冯亮对妻子说：“我正是为女儿能做国夫人而选了他，你等着瞧吧！”

吕夷简中进士后，初补绛州军事推官，寻迁大理寺丞。大中祥符初年，真宗下诏欲行“材识兼茂明于体用”特科，以选取才智之士为朝廷重用。吕夷简在被举荐应试的名单中。但这时有人上书反对说，设特科取士是用以弥补常科之阙，今朝廷刚刚举行了泰山封禅大典，政通人和，哪里有什么阙政。真宗以其言之有理，即令停止特科考试，但仍擢升被举荐人的官职，吕夷简遂改任通州（治今江苏南通）通判。后徙濠州（治今安徽凤阳），迁太常博士。

河北发生水灾，朝廷选派官员安抚灾民，吕夷简又被选知滨州（今属山东）。到任后，他亲临各县，讲求民间利害，动员力量修固黄河堤，又凿河渠以分水势，使水灾损害减少到最低限度。又劝农安业，耕垦种莳，农业生产很快得以恢复。但他在调查中发现，农民的赋税负担却很重，尤其是有许多无名杂敛，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就此，吕夷简写了一道要求减轻赋税的奏疏上交真宗，其中提到免除农器税等税目，说：“国家现在连农民的农器工具也列为征税名目，实在不符合历代贤君重视发展农业之意。”真宗采纳他的意见，颁诏全国，规定自此以后全国一律不再征收农器等税。参知政事王曾和宰相王旦读了他的奏疏，皆认为他人才难得，极力向真宗推荐，遂改任吕夷简为提点两浙刑狱。

此时真宗崇信祥瑞，东封西祀，广兴土木，粉饰太平，自大中祥符初年，在不断有“天书”降临后，真宗即命在京城修建专门安放“天书”的玉清昭应宫。此宫建成后，共计房屋二千六百一十间，朱碧藻绣，极尽绝巧，皍栱栾楹，全部饰金。后又以“圣祖”下降显灵，复在京城建景灵宫、太极观等，所用楩楠杞梓等珍贵木料，都是不远千万里，从南方砍伐输运，全国各地的奇宝异物，珍树怪石，搜罗数以万计，动用的人力物力亦数以十万计。有些工程期限紧迫，有关部门便不顾老百姓的死活，肆意妄为。如修建玉清昭应宫，真宗命三司使丁谓为修宫使，负责整个工程的修建。由于工程浩大，丁谓计划用十五年完成，真宗则嫌时日太长，速度太慢，于是有司便令工匠日夜施工，有的便因劳累死在工地上。有关部门为逃避罪责，对死者不仅不抚恤，而且诬称这些工匠逃亡，进而把他们的妻子儿女拘来顶替，继续服役，引起朝野有识之士的担忧。龙图阁待制孙奭即上书说：“比年以来，水旱相继，土木之功累年未息，水旱洊沴，饥馑居多，今陛下始毕东封，又议西幸，劳民费神，枉图虚名，现今民心未宁，江淮困于调发，国困民疲，故恐变起肘腋，祸起边陲。”继之，吕夷简亦上书，极言相谏，亟请朝廷爱惜民力，缓其劳役。他说：“如今隆冬季节，各地征发民夫运送木材，非常艰辛。臣认为，莫若等冰融河通，再让州县运送也不迟。”真宗阅完他的奏章后说：“这个吕夷简还真有些为国爱民之心呢！”遂采纳他的建议，诏缓征其役，并擢吕夷简刑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

早在淳化四年（993），川蜀地区曾爆发了著名的王小波、李顺领导的农民起义，农民军攻克成都，建立大蜀政权，一时影响颇广。后在宋朝政府的镇压下，起义失败。“大蜀王”李顺在成都失陷以后，下落不明，为此心有余悸的宋政府曾下令查访李顺，但一直没有任何结果。这时，广州地方官府奏报说，已捕捉到李顺，并已把李顺押解来京。朝廷大臣听说后，都纷纷向真宗祝贺。真宗亦高兴异常，令御史台审理该案。及李顺押至，经审讯，此人根本不是什么领导川蜀农民起义的李顺。先前已向真宗表示祝贺的知枢密院王钦若等人认为，此事不好向真宗交代，不如将错就错，赶快了结此案。惟独吕夷简提出异议，他说：“此事岂可欺骗皇上？”他最终据实上奏了真宗，却因此得罪了一些权贵。

当年，全国范围发生了蝗旱之灾，吕夷简又上书建议真宗下自责诏，顺天安民，改革政治，严励督责宰辅大臣，勤于政事，激浊扬清，补偏救弊。又上书弹劾制置江淮等路茶盐矾税兼发运使李溥，随意变更茶法，专利罔上。又恰逢判永兴军寇准将一批罪犯施以黥刑，流放湖南路过京师，有人便借此上告朝廷，诬称寇准心存异谋，存心给朝廷之政抹黑，企图转移皇帝的视线，替自己开脱。真宗对此疑虑未解，欲问寇准之罪。吕夷简于是又上书为寇准辩解说：“寇准历来治下严急，尽职尽责。这些人说寇准如何如何，无非是中伤寇准，替自己辩护，请皇上不要轻信这些人的议论，并严加惩处。”终使真宗解除了疑心，并采纳他的建议。

京师地区这时又盛传有一些会“妖术”的人，能在天上飞，能在飞行中攫取人头，闹得人心惶惶，一时大白天，街上也少有行人。宋朝廷下令拘捕那些“飞人”，一时又捕人成风，草木皆兵。吕夷简即上书说，朝廷对此事不必大动干戈，“飞人”云云肯定是少数人的预谋活动，只要责成有司派人暗地查访就可以了，如此大规模的捕人，恐牵连太广，不免冤枉。他建议对所逮捕的人要派人严格监察审问，防止诬陷。真宗又采纳他的建议，才渐渐稳定了人心。

吕夷简这时因与新任御史中丞赵安仁有亲戚关系，要求避嫌，遂改任起居舍人、同勾当通进司兼银台封驳事。寻奉使契丹，使回，迁知制诰。以川蜀地区发生饥荒，复任两川安抚使，进龙图阁直学士，再迁刑部郎中、权知开封府。在一个接一个的新的任职中，吕夷简却没有辜负真宗对他的期望，兢兢业业，以办事严格、干练称名。真宗还特意把他的名字记在内宫的屏风上，欲加以重用。只是因为他的鲠直，得罪了一些朝内权贵，故在仕途上受到阻抑。

乾兴元年（1022）二月，真宗病逝，年仅13岁的赵祯即位，是为仁宗，奉遗诏尊真宗皇后刘氏为皇太后，并爵赏众臣。吕夷简晋右谏议大夫。

宰相丁谓这时受命为真宗永定陵山陵使，与宦官雷允恭一起选择陵址，被有人告发他们擅自迁徙陵址。垂帘听政的刘太后命吕夷简与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判吏部流内铨鲁宗道一起审查此事。经调查证实，变更陵址确为雷允恭所为，同时他还盗没宫中金宝数以万计，而身为山陵使的丁谓，却没有及时向朝廷汇报。刘太后听说后大为恼怒，下令处雷允恭以极刑，并说要杀丁谓。吕夷简等认为，丁谓固然有罪，但与雷允恭不同，不宜在仁宗即位之初，诛杀大臣。刘太后最后采纳了这一建议，只将丁谓罢官贬谪。这年七月，吕夷简由龙图阁直学士迁给事中、参知政事，又晋礼部侍郎。

刘太后为了尊崇真宗，同时也主要是为了树立自己的威信，下令将安放在玉清昭应宫的“天书”移入宫内供奉。真宗神主入宗庙后，刘太后为其布置得如同生前在宫中享用的一样，并用银罩盖在神主上，礼仪搞得相当繁琐。吕夷简于是上书劝谏说：“臣认为表面上的形式不足以报答先帝。现在天下之政由太后与皇帝共同执掌，只要太后疏远奸邪，奖励忠直；辅佐皇帝养成圣德，爱惜民力；选拔栋梁之才，因时制宜，就能使国家强盛，人民富庶。报答先帝，莫过于此。”太后点头称善，于是下令撤消原来那些繁琐的礼仪。

吕夷简又以仁宗年少，劝太后宜为其择师劝学。经刘太后首肯，他亲自选拔了著名学者孙奭等人任仁宗侍讲，为其讲解辅导经义。又建议增置了崇政殿说书、天章阁侍讲等职务，使仁宗能广泛接触臣下，增广见闻。按旧例，无论是皇帝登基大典，还是郊祀大典等等，朝廷百官皆迁官晋爵，由此导致冗官日益严重，冗费无节制地增加，形成越来越严重的财政困难，因此这年的郊祀大典后，吕夷简带头与同僚谢绝奉恩迁官进级，经太后同意，以后遂成为定例。

刘太后最初御殿处政，欲穿帝服，吕夷简与参知政事夏靖上书力谏，乃止。太后继又专门制造了名为“大安辇”的轿舆，亲定出入仪仗人员800人。吕夷简不便直接反对，于是编撰了有关宋代制度的《时政记》进上，又多次委婉地陈述了前代母后临政所以致祸之道，以劝为谏，为太后称赏。故刘太后的纳谏和任贤黜邪、抑制佞幸等，为时人称道。后人也评价刘太后“有吕武之才，无吕武之恶。”

天圣七年（1029）二月，吕夷简由礼部侍郎、参知政事晋尚书户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景灵宫使，任为宰相。

这年六月，真宗曾竭尽国力民力修建的玉清昭应宫被雷击起火，使极尽豪华奢靡的宫观，一旦焚为灰烬，刘太后为此痛心疾首，她当时把宰辅们召来，哭泣着说：“先帝尊道奉天而营建的这座宫观，如今被一把火烧毁，我们怎能对得起先帝呢？”她虽未明言，但言外之意甚明，即要重新修复这座道观。吕夷简明瞭太后的用心，他上前奏道：“先帝奉天祐民，创业垂统。宫观被焚，正是天戒之意。”宰相王曾等人，亦引《洪范》灾异之事，极力劝谏。尽管太后心中不乐意，但也没有再说什么。借此，吕夷简又奏请免掉辅臣们宫观使等兼官。

不久，宰相王曾因事忤刘太后意，罢相出知兖州（今属山东）。吕夷简进吏部侍郎、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为首相。天圣末年，他主持编修的国史完成，加尚书右仆射、中书侍郎，更官高权重。

仁宗的生身母亲李氏，真宗时仅为顺容，仁宗出生后，刘皇后夺为己出，并由刘皇后抚养长大，故仁宗母子一直未能相认，李氏的身份也未变。明道元年（1032）二月，李顺容在长期的孤独中忧郁而死，刘太后闻讯后，欲将李氏照一般宫人的礼仪悄悄将其埋葬。吕夷简得知消息后的第二天早晨，就立即进宫。他装出什么也不知道的样子问刘太后：“听说宫中刚死了一位妃嫔？”刘太后心虚，面色立即显得很难看，她声调严厉地反问吕夷简：“难道宰相也要干预宫中的事吗？”说完，气呼呼地带领仁宗退入内宫，同时早朝的辅臣们都感到很紧张，为吕夷简捏一把汗。不一会，刘太后一人复走出来，单独召见吕夷简。她仍不高兴地诘问吕夷简：“你为什么要离间我们母子？”吕夷简镇静而委婉地说：“难道太后不愿保全刘氏家族日后平安吗？”一句话说到了刘太后的痛处，她的神情马上有了改变，也不像刚才那样怒气冲冲了。她又搪塞说：“有司说近些天没有出殡安丧的好日子。”言外之意，仍不愿为李氏举行隆重葬礼。吕夷简则坚持要公开治办丧事，并主张要给李氏穿戴皇后服饰，葬礼一定要隆重。刘太后终于默许，允准李氏穿戴后服，用水银棺，按一品礼，将李氏权殡于洪福院。

还在真宗晚年病重、诸子相继夭折之时，真宗曾把自己弟弟荆王元俨的儿子收养宫中，这时已长大成人，刘太后让其继续留在宫中为仁宗伴读，还要晋元俨为皇太叔。吕夷简亦就此上书太后，要太后从长远利益处置此事，建议从维护仁宗嗣位考虑，主张遣元俨的儿子出宫。刘太后以其言之有理，即日将元俨的儿子遣返府邸。

及至后来有一次，宫内发生大火，百官早朝时，宫门不开，宰臣们请求面见皇帝，但内廷传旨在拱辰门接见百官。到拱辰门后，刘太后与仁宗坐在楼上的房间内，百官在楼下远远地跪拜成礼，惟独吕夷简站立楼下，不跪也不拜。有人报告刘太后，刘太后传下话来诘责吕夷简，吕夷简回答说：“宫庭有变，作辅臣的理当尽责，但臣愿亲见圣上一面。”刘太后无可奈何地让仁宗走出房门面见百官。吕夷简看清仁宗后，才行跪拜礼。事后，廷臣们皆称赏吕夷简有大臣之智谋。刘太后也委任吕夷简为修葺大内使，直接负责内宫的整修。内宫整修竣工后，他主持编撰的《三朝宝训》也最后完成，吕夷简因此加官门下侍郎兼吏部尚书。

明道二年（1033）三月，刘太后病死，仁宗开始亲自主持朝政。吕夷简首先上书论述了整顿朝政的八项首要任务，即端正朝廷纲纪，堵塞奸邪行径，明辨佞幸邪说，严禁后宫干预政事，防备亲近小人，减轻力役征发，节省冗费开支等，劝勉之辞甚为恳切，使仁宗颇受感动，命他主持编撰《景祐法宝新录》。

仁宗亲政后，对朝廷的人事安排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特别是在组建中枢领导班子时，吕夷简曾与仁宗密议过，以枢密使张耆和参知政事夏竦都是刘太后非常信任的人，主张把他们罢免。仁宗退居内宫后，把此事告诉了皇后郭氏，郭皇后顺口说道：“难道他吕夷简就不阿附太后？他不过为人更机智巧妙，善于应变罢了。”说者无心，但听者有意。

第二天早朝，吕夷简领班朝见皇上，仁宗命人宣布罢免令：张耆由枢密使罢判许州，夏竦由参知政事罢知襄州，吕夷简由同平章事罢判陈州……。吕夷简听到唱名，如雷轰顶。他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退朝回府的。后来，他托与之关系密切的内侍副都知阎文应打听，才知道与郭皇后有关。

吕夷简罢相后，仁宗起用东宫旧臣张士逊和李迪为相。但张、李很快遭人弹劾而罢，仁宗又重新起用吕夷简为相，召见他，借刘涣之事，称赞他对朝廷的忠心，也借以掩饰罢免他的轻率。

原来，在刘太后当政期间，将作监主簿刘涣上书请太后撤帘还政，惹恼了太后，要把他贬谪岭南，等太后怒气稍缓之后，吕夷简即上言，以刘涣所言，完全是出于一片忠心，建议把刘涣留在朝中，太后当时未表示可否。因不久太后病亡，刘涣才得以留下。仁宗亲政后，刘涣旧事重提，仁宗便念他有功于自己，擢任他为右正言。仁宗对吕夷简说：“过去枢密院要远贬刘涣，亏了你，他才得以幸免。”吕夷简却并不掠为己功，而是说：“刘涣敢于提撤帘归政之事，那是因为他与朝廷关系比较疏远的缘故。若朝中大臣提及此事，则太后会怀疑是受陛下的指使，那样便会导致陛下母子不和。臣下为刘涣说话，也正是为了太后与圣上。”仁宗认为他说的很对，因此也更加信任他。

仁宗亲政前，畏于太后管教较严，不敢多亲近女色，太后死后，便无所顾忌，开始放纵色欲。仁宗皇后郭氏是太后为之做主婚配于仁宗的，郭氏立为皇后也是太后的旨意。但仁宗却自始对郭皇后感情淡漠，这时，更极力疏远郭皇后，而宠爱迷恋后来入宫的尚美人等，郭皇后为此心怀愤懑。有一天，郭皇后竟当着仁宗的面，与尚美人争吵打骂起来，仁宗袒护尚氏，结果郭皇后误打了仁宗一巴掌，伤了仁宗的脖颈。仁宗大怒，当即召见执政大臣们，指着自己被打伤的指痕，商议如何处置郭皇后。吕夷简因前次落相的宿怨，主张废郭皇后。仁宗心怀疑虑，再三询问这样做是否合适。吕夷简坚持说：“历史上光武帝刘秀为汉代明主，当时的郭皇后只因心怀怨望就被废黜。现在郭皇后抓伤陛下脖颈，这是何等大不敬的行为？”吕夷简执意坚持废郭皇后，便暗地通知有关部门不要接受传达台谏官员们上奏的章疏。当时有御史中丞孔道辅和右司谏范仲淹率领台谏官员集体请愿，要求仁宗对废后之事作出解释。仁宗让他们去中书门下省问吕夷简，吕夷简独断专行，把孔道辅等人都贬出朝廷，终于废掉郭皇后。吕夷简因此还加官右仆射，封申国公。

吕夷简任参知政事时，当时执掌大政的宰相王曾曾举荐吕夷简为相，吕夷简此时也对王曾非常尊重，处事谨慎。及至吕夷简做了宰相后，官职也高于王曾，便对王曾不太尊重了。吕夷简任相不久，其专断的作风便越来越不为王曾所能容忍。俩人常因政事不和，发生争执。当时朝野多传吕夷简纳贿市恩，有收受贿赂的行为。王曾以此密奏仁宗。仁宗召责吕夷简，吕夷简矢口否认，并要与王曾当面对质。在对质时，吕夷简托辞极力为己开脱，王曾则说得含混不清，也确有言过其实之处。仁宗为此很是生气，下诏把他们俩人同时罢免。吕夷简以镇安节度使，同平章事的名义出判许州，后徙天雄军（治今河北大名东）。但仁宗意在贬谪王曾，故没过多久，吕夷简就被召入京复相，次年，又徙封许国公。

此时，宋朝廷整饬边备，抵御西夏，防范契丹，仁宗以吕夷简为重臣，命他以宰相身份兼判枢密院事。谏官田况上言，说判名太重，才改为兼任枢密使，主持军政。宝元二年（1039），西夏入侵保安军（今陕西志丹），兵临延州（今陕西延安），宋夏军交战，宋军多败。议者上书认为，宋军屡屡失利的原因，就在于朝廷委派宦官监军，要求罢宦官监军之制。仁宗以此征询吕夷简的意见。吕夷简对宦官监军，也认为弊多利少，但碍于是祖宗之制，自己身为宰相，若明确表示罢废，恐招口实。于是他对仁宗说：“臣认为也不必遽罢，但只要选择谨厚老实的担任监军即可。”仁宗于是便欲委托吕夷简为之拣选。吕夷简回答说：“臣待罪宰职，不应当直接与内侍打交道。臣建议皇上命入内内侍省都知、押班保举，若有不称职者，都知、押班同罪不赦。”仁宗遂传下令去，命内侍都知、押班选择可为监军者。但都害怕保荐有误而引火烧身，便在仁宗面前力请废除监军之制，将诸军监宦全部罢免。外有廷臣反对，内有内侍反对，仁宗只好下诏罢宦官监军。此事传出，朝臣们都叹服吕夷简善自为谋。

北方契丹这时也乘宋之危，遣使来宋，要求宋朝割让关南之地（即今河北雄县、霸县以南地区）。朝臣中也有人上书，以契丹聚兵幽蓟地区，虎视眈眈，建议修建洛阳城，外以显示国威，内作临时非常之用。吕夷简则认为，契丹的这些举动不过是虚张声势，若朝廷此时修建洛阳城，不仅无以壮国威，反而是示弱。真宗景德初年之所以能制服契丹，是由于真宗皇帝越过黄河北上亲征的缘故。因此，修洛阳城不如建大名（今属河北）为北京，以示朝廷将亲征之意，则必使契丹有所畏惧而不敢贸然入侵。仁宗采纳他的建议，下诏建大名为北京。后契丹又遣使来，欲借宋师以伐高丽，意有所求。吕夷简奏明仁宗又选派朝臣出使契丹，晓以利害，终使契丹未敢轻举妄动。

庆历初年，仁宗久病不愈，辍朝多日，引起朝野上下的诸种猜疑，传言纷纷。仁宗等身体稍微康复以后，有一天传谕在勤政殿召见执政大臣。因仁宗久不视朝，诸大臣接到口谕后，都急忙入宫。吕夷简离府骑马赴朝，途中缓马而行，底下人催促他快走，他仍不慌不忙。及至宫时，其他大臣皆到，惟他迟至。仁宗非常不高兴地说：“朕病了这么久，一直想和诸卿见面，别人都来了，吕相怎么这么半天才到？”吕夷简平静地回奏道：“陛下久病辍朝，外面的议论颇多。臣戴罪宰相，大白天在大街上骑马进宫，能急驰而来吗？”仁宗闻听，连称言之有理。其他执政大臣也都自叹不如。

不久，吕夷简感染风病病倒，仁宗诏拜他司空、平章军国重事，以为殊恩，加以慰抚。又命他在病体稍好以后，可数日一到中书，裁决军国大事。为了表示对他的特别关心，仁宗特赐万金药，并赐手札说：“古人说胡须可以治病，今剪朕的胡须赐卿疗疾。”庆历三年（1043）春，吕夷简奉诏骑马至延和殿见仁宗。仁宗以其病体虚弱，特让人拿杌子让他坐下。吕夷简以君臣有别，引避不坐。当年四月，以病辞相，仍授司徒、监修国史、军国大事与中书枢密大臣同议。吕夷简推荐范仲淹、韩琦、文彦博、庞籍、曾公亮等入朝辅政。九月，以太尉致仕家居。次年九月病卒，享年65岁，赠太师、中书令，谥文靖。仁宗书其碑额曰“怀忠之碑”。

吕夷简自仁宗即位后，三次为相，前后主持大政30年。史称当时天下晏然，吕夷简出力为多。在对付西夏、契丹的要挟入侵时，又是他殚思谋划，运筹帷幄，使西、北边境赖以安宁。但他在扩充军队时，主张建“万胜军”，招募的兵士多为市井无赖，不能胜任战斗。他主张置大宗正官以管理宗室，并建“睦亲官”以教授宗室子弟，尤其是主张以宗室补充朝廷环卫官，也使朝廷的财政开支骤然增加。在他主持的与契丹的谈判中，轻易答应增加岁币达二十万，同样成为宋政府日后不堪负担的大包袱。故当时范仲淹等敢言之士，上书要求改革朝廷弊政，革除冗官冗费，还上《百官图》论迁除之弊。吕夷简则指斥他们狂妄。

吕夷简为相，为固结权位，也曾排挤持不同政见者出朝。其实，他也很爱才。据说有一次一位穷书生为生计所迫，写了一首诗给吕夷简：“近日厨间乏所供，孩儿啼哭饭罗空，母因低语告儿道，爷有新诗上相公。”读了这首诗，吕夷简很赞赏他的学问，于是赠钱百缗聊度困乏。仁宗也曾以边境不安，叹人才之乏，下诏臣僚举荐才干之士。都转运使杜衍曾举荐布衣雷简夫大器可用。仁宗特召见他，亲自面试。雷简夫很善谈，所论边防之事也头头是道。仁宗颇为高兴，即欲降诏引真宗任用种放故事，破格任用雷简夫。而吕夷简则颇不以为然，他对仁宗说：“臣观士大夫，有口才者，未必有实际才干，能说会道者，并不一定能胜任实职。臣认为不宜一下给雷简夫高官重任，万一到时其才不可用，就不好处理了，不如先任命他一个小官，看看他是否果有才能，若果可用，用也不晚。”仁宗同意，遂任命雷简夫为耀州幕职。后来雷简夫虽官至三司判官，但也证实，他并没有过人之才。

吕夷简对历代典章制度较为熟悉，他先后主编了《宋三朝国史》155卷，《三朝宝训》30卷，《五朝宝训》60卷，《三朝太平宝训》20卷，《一司一务敕》30卷，《天圣编敕》12卷，《景祐宝录》21卷，另有文集20卷。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