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加特

弗雷德里克·约翰·梯加特（Frederick John Teggart，1870年5月9日–1946年10月12日）是爱尔兰裔美国历史学家、社会科学家，以文明史研究及将科学方法应用于历史与社会探究的开创性工作闻名。

梯加特于1870年出生在爱尔兰的贝尔法斯特。在那里，他先是在卫理公会学院求学，后来又就读于都柏林的三一学院。1888年他来到美国，1894年从斯坦福大学毕业。从1893年到1916年，他一直从事图书馆管理工作。他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担任过历史和政治学的教学工作，但更广为人知的是他在1919年创立了社会制度系，并一直担任系主任直至1940年退休。该系因梯加特开设的关于进步观念史的入门课程而在校园内外声名远扬。这是美国开设的首个此类课程，影响了众多后来成为教授的学生，并推动了相关文献的扩充。1935年，他被大学授予教员研究讲师的荣誉职位，并于1943年被授予法学博士学位。

泰格特关注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年代久远或历史性的材料是否可用于叙事之外的目的。在他看来，由于此类资料“构成了人类经验更广泛方面的记录”，因此弄清楚这些年代久远的记录在经过恰当整理后是否能接受科学验证的要求，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在他看来，验证取决于接受三条将历史研究与科学探究联系起来的准则。他坚持认为，首先，希望运用科学方法的历史学家的目标应当是将某个问题孤立出来并加以研究。其次，该问题应当与某一类现象相关——就历史学家而言，应当与某一类可确定年代的事件相关。第三，他呼吁研究者像在所有科学探究中一样，以比较这一基本技术为基础开展研究——即对不同时期和不同人群中的可确定年代的事件类别进行比较。

这种拟议的历史探究类型的相关阐述或例证在两项主要研究中有所呈现：《历史进程》（1918年）和《罗马与中国》（1939年）。

对于“科学方法能否应用于历史研究？”这一问题，两本书都给出了肯定的回答。在《历史过程》一书中，这一观点得到了一个研究计划的支持，该计划阐述了被视为人类研究者所面临的最普遍的问题，以及据梯加特所言，这一问题最有可能的普遍解决办法。

由于人类和他们的动物同类一样，被划分成无数的群体（通常称为文化），所以对于所有的人文学者来说，一个核心问题，也是一个几乎难以承受其规模和难度的问题，就在于人类是如何变得如此——文化上各不相同的。这个终极问题曾摆在环境主义者、种族主义者和社会进化论者面前；但都没有找到令人满意的答案。那么，泰格特问道，如何才能重新开始？历史学家们凭借其丰富的文献资料和科学方法的帮助，怎样才能得出一个更可信的解决方案呢？

梯加特在《历史过程》中就此提出的第一个观点是，人类历史并非单一的，而是多元的；它并非一个按时间顺序排列的单一事件序列，而是与多种文化相关联的多个序列。第二个观点是地理方面的。欧洲和亚洲（在这两个地区，按时间顺序排列的人类历史进程表现得尤为显著）在地理上是不可分割的，欧亚大陆是多种文化和多种历史进程的发源地。当运用科学方法中比较这一基本方面时，它很快就会揭示出的不仅是大量按时间顺序排列的历史系列，而且是一个在其中可以观察到政治、地理和心理方面的一致性的系列集合。它揭示出（1）政治组织，或者说从早期亲属关系体系向更高级体系的发展，仅限于大陆上某些地理上的小区域。（2）这些小型政治化或先进地区不仅出现在地理上的某些角落，还出现在旅行路线或群体迁移的终点；因此，（3）政治组织、公民社会或文明往往在人类接触、压力、冲突或战争的交汇点兴起，随后至少在一定程度上释放了个人的主动性。在此阶段，为了强调将过时材料用于叙事以外目的的至关重要性，为了说服未来的学者相信将科学方法与年代学研究相结合的可行性和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