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桢

竺可桢（1890年3月7日—1974年2月7日），字藕舫，杰出的科学家和教育家。1890年3月7日(清光绪十六年二月十七日)出生于浙江绍兴东关镇(今属上虞县)。同胞六人，他最年幼。在本镇天华府小学读书时，受民主革命思想影响，为探求救国救民的道理，1905年去上海入澄衷学堂读书，1909年考进唐山路矿学堂(唐山铁道学院前身)工土木工程，学习勤奋，成绩冠全班。他认为我国自古以农立国，发展农业是治国之本。1910年考取公费留美，入伊利诺斯大学农学院学习。1913年毕业后，转入哈佛大学地学系攻读气象学。1916年发表第一篇气象学论文，之后在美国气象、地理等刊物上多次发表关于雨量和台风方面的文章。1918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同年秋回国，到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武汉大学前身)讲授地理和气象学。1920年转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改东南大学，即南京大学前身)与柳诒徵共同主持史地学部，讲授地学通论、气象学、世界气候、地质学等课程。我国最早的一批近代地理学家如胡焕庸、张其昀等人和气象学家，多属这一时期该校的学生。1925年，竺受上海商务印书馆之聘任编辑，一年后又应邀赴天津南开大学教书。1927年，应中研院院长蔡元培的邀请，赴南京筹建中央气象研究所，次年该所建成，竺担任所长。在此之前，中国基本上没有自己的气象事业，沿海和长江下游虽有一些气象所，多半是帝国主义控制下的海关所设立的，主要为外国资本家在华航运服务，气象资料和台风警报全为外国人所办的徐家汇天文台所掌握。

在旧中国办研究所，经费短缺，人员不足，困难重重。竺可桢经过七八年的苦心经营，到抗战前夕气象研究所已有四十名工作人员，并在各省设置四十多个气象站和一百多个雨量站，先后开展了高空探测、无线电气象广播、天气预报等工作，出版了中国气象资料，发表了许多研究论文，为我国的气象学奠定了基础。

1936年，竺可桢出任浙江大学校长，同时仍兼任气象所所长和中央研究院院士。他锐意整顿浙大，废除前任校长强制推行的军训制度，增强民主和学术空气。他认为“教授是大学的灵魂”，四处聘请有造诣的教授，还尽量充实图书仪器。抗日战争爆发，他率领师生向内地转移，两年中四迁校址，最后在贵州遵义和湄潭定居下来。每到一地，即使只有两三个月的间歇，他仍然坚持科研和教学活动。

竺可桢艰苦创业，提倡“学理之研究重于物质之享受”。贵州物质条件十分困难，就以炭炉代酒精灯，土制瓷杯做培养皿，祠堂、庙宇权充试验室。尽管这样艰苦，科研与教学却取得了优异的成绩。理学院的数学系和生物系，工学院、农学院、文学院和史地研究室，都有相当数量较高水平的论文和专著在国内外发表。1944年4月和10月，英国剑桥大学生物化学教授李约瑟曾两次访问浙大，对浙大师生在战时物资设备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教学与科研居然获得了可观的成果，学术风气也颇浓厚，表示惊叹。他在为浙大师生作“战时与平时之国际科学合作”的讲演时，称赞浙大为“东方的剑桥”。1945年6月，浙大生物学教授谈家桢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作《中国西南果蝇之调查及分类》报告，美国学者以中国抗战八年尚能做出如此研究，无不惊讶。

浙大在抗战胜利前夕，已拥有六院、二十五系、四个研究所，另有一个拥有八个系的龙泉分校，学生比抗战初期增长了四倍。由于竺可桢苦心经营，浙大逐渐成为国内著名的高等院校之一，对抗战时期的教育事业作出了优异的贡献。

竺可桢从年轻时候就抱着“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的理想，可是现实总是和他的愿望相左。国民党当局对文化机关千方百计地加强控制，对进步师生残酷迫害。竺可桢主持正义，珍惜人才，对受迫害的进步师生总是设法给予维护。1941年12月日军占领香港前夕，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慌忙用飞机接他的家眷离港，连哈巴狗都带上，而对滞留香港的大批文化界和其他知名人士却弃而不顾。再加上平时人民对国民党统治的不满，于是爆发了反对孔祥熙的运动。当时在昆明的西南联大首先发难，接着在遵义浙大学生也举行示威游行。为防止国民党当局开枪镇压，竺可桢亲自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头，卫护学生。

1945年3月5日凌晨，浙大教授费巩在重庆江边码头被国民党特务秘密绑架，竺可桢得知费巩失踪消息后，立即四处奔走，打探营救，竭尽了全力。他的日记中有关营救费巩的记载，就有七八十处之多。

1947年5月，国民党统治区掀起轰轰烈烈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国民党特务为此大肆逮捕进步学生。这年10月24日，浙大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被捕，29日被杀死在浙江保安司令部狱中。国民党反动派为掩盖罪行，伪称于子三是自杀身死。竺可桢闻讯赶往保安司令部察看，反动当局要他证明于子三系自杀，他严词拒绝，愤然离去。接着反动当局在“御用”的《华南日报》上刊登“于子三畏罪自杀”的歪曲报道。竺可桢为说明事实真相，11月4日亲到南京，向《申报》、《大公报》、《中央日报》记者发表谈话，指出“于生致死主要凶器及创口之真相，均尚需调查，其死因或将成为千古疑案”。《申报》记者问:“于子三是否自杀?”竺答:“此事将成为千古奇冤。”他的谈话登报后，引起很大反响。国民党教育部长朱家骅要竺可桢在报上更正。竺斩钉截铁地回答:“报载是事实，我无法更正。”之后，一个“反迫害于子三运动”在蒋管区内兴起。

解放前夕，国民党教育部曾一再催促竺可桢去台湾，后来又送来飞机票，他毅然拒绝，只身潜赴上海。为躲避国民党特务追踪，他机警地躲在上海一处实验室里，直到解放。

1949年7月，竺可桢接到周恩来的邀请，立即赶赴北京参加全国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会。7月19日，周恩来设宴招待竺可桢和其他几位科学家，共商发展我国科学事业的大计。9月，他出席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对发展科学事业提出建议，被大会采纳并在《共同纲领》第四十三条中有所说明。同年11月，中国科学院成立，竺可桢被任命为副院长。他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至四届代表、人大常委会委员。他还是全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院生物、地学部主任，综合考察委员会主任，中德友好协会会长。他虽然社会活动繁忙，仍然不遗余力地从事科学研究工作。

竺可桢从新旧社会对比和革命实践中，逐渐加深了对共产主义事业的认识，1962年他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入党的时候说:“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归宿。”这是一位终生孜孜不倦地从事科学事业，执着地追求真理的学者满怀欣慰的自白。郭沫若为竺可桢入党写了祝贺词:“雪里送来炭火，炭红，似熔钢。老当益壮高山仰，独力更生榜样。”

竺可桢致力的研究工作，跨越不少学科，在气象学、地理学、自然科学史方面，均有卓越贡献，是中国气象学、近代地理学的奠基人。他对教育、科研组织和科学普及工作的贡献也很大。

他是我国高等学校中讲授近代地理学的先驱者，他创办的东南大学地学系，是我国最早具备近代地理教学内容和教学设备的地理系。他编的《地学通论》是我国最早的近代地理学教科书。他在浙大建立的史地系的地理组，培养了不少人才。解放后，他又亲自主持和筹建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我国地理的综合考察、自然区划、国家大地图集的编纂，以及历次地理学规划，都是在他领导或直接指导下进行的。

竺可桢认为地理学是研究现代地面环境的科学，应着重研究“现代地球表面的岩石圈、水圈、气圈和人类的相互作用”，应向实验科学方向发展，将了解自然与利用改造自然结合起来，特别强调地理学要为农业服务。

竺可桢用了很大的精力领导和指导我国自然资源的综合考察工作。他根据国家的需要，先后组织了华南热带生物资源、黄河中游水土保持、西北沙漠、西南南水北调地区，以及黑龙江、新疆、甘肃、青海、宁夏、内蒙古、西藏等省、区的综合考察。此外，对海洋综合调查和冰川、盐湖的考察也积累了系统资料，为国家建设提供了参考数据。

竺可桢一生著述甚丰，公开发表的文章为二百七十二篇，还有大量的手稿、油印稿、书信和日记。

竺可桢是我国最早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研究台风的人。1918年在美国发表《台风中心若干新事实》，提出台风眼中温度剧升，是由于有下沉气流。1924年发表的《远东台风新分类》和1925年发表的《台风的源地与转向》，分析了1904年至1925年二百四十七次台风的季节分配源地、运动途径及其转向地点，并提出新的台风分类法，将台风分成中国、日本、印支、菲律宾、太平洋、南海六个类型。

关于季风研究，1933年在第五届太平洋学术会议上，他提出《中国气流之运行》一文，总结我国30年代气象台站网资料，阐述我国天气与气候的变化规律。这是我国最早的有关东亚大气环流的研究。1934年发表《东南亚季风与中国雨量》一文，讨论季风成因，指出夏季东南季风强盛时，长江流域主涝、华北主旱的规律。这篇文章为我国长期天气预报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基础。

关于气象和区域气候，1922年发表《南京之气候》，1936年出版《中国气象概论》，系统地概述了当时所掌握的气象资料，对中国气象作了全面论述并对高空气候作了分析。1936年发表的《气候与人类及其他生物关系》，是他着重研究气候与人类和生产的关系方面的重要论述，同年发表《杭州之气候》。解放后，他更加重视农业气象和气候的研究工作，培育人才，设立机构。1963年发表《论我国气候若干特点及其与粮食作物生产的关系》，着重论述光能在作物生产量形成中的作用，分析了温度、降水对粮食作物的影响，从而指出我国农业生产有很大潜力以及可采取的途径。这篇论文综合分析气候因素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为科学种田提供了依据，得到毛泽东主席的赞许。

物候是竺可桢很重视的学科之一。他每天亲自观测、记录物候与天气，特别注意物候在农业中的作用，并注意搜集古代有关物候的文献。1931年发表《论新月令》一文，分析1921年至1931年南京物候记录，论证按物候安排农事比依据二十四节气更为适宜，主张以物候观测为基础，制订新农历。1934年至1937年，他开始建立物候观测网，“七七”事变后中辍。解放后，从1950年至1973年，连续二十四年，他每天观测物候，从未间断。在他倡导下，中国科学院地理所、植物所和北京植物园于1962年共同组织全国物候网，观测记录一直在正常进行。他的《物候学》1963年出版，1973年科学出版社修订重版，是一本非常有实用价值的科普读物。

关于气候变迁，他对古今中外有关的气候资料广征博采，以新的科学方法加以整理，形成完整体系。1925年曾发表《南宋时代我国气候的揣测》，在30年代又多次发表中国气候变迁的论文，分析我国两千年的水旱资料。他长期注意搜集世界历史上各个时期气候变迁的资料，从动植物分布、冰川进退、雪线升降、河流湖泊冻结等变化中，研究从古迄今的气候变迁，注意考古和气象仪器观测记录中所获得的资料。1961年发表《历史时代世界气候波动》一文，阐述20世纪上半期气候变暖的事实，追溯整个历史时期以至第四纪各国水旱寒暖的历程，以中国历史上的寒冬与欧洲记录相比较，发现17世纪后半期长江下游寒冷期与欧洲“小冰期”是一致的。1966年写成《我国五千年气候变迁初步研究》(英文稿)，后来的中文稿于1972年发表在《考古学报》，英文稿1973年发表于《中国科学》上。这一著作，立论严谨，博大精深，深受中外学术界推崇，美、英、苏、日等国的书刊竞相介绍。日本气象学家古野正敏说:“在气候学的历史中，竺可桢起了巨大作用。”“经过半个世纪到今天，他所发表的论文，仍然走在学术界前面。”英国《自然周刊》说:“竺的论点是特别有说服力的，着重说明了气候变迁的途径。西方气象学家无疑将为能获得这篇综合性研究文章感到高兴。”这篇水平很高的著作，是他八十二岁时发表的。

在自然科学史方面，自20年代开始，他先后发表过三十多篇文章，涉及天文、地理、气象和一些理论问题的探讨。1944年发表《二十八宿起源之时代与地点》，曾得到国内外学术界好评。1926年发表《沈括对于地学之贡献及记述》，全面评述了沈括的成就。1942年发表《徐霞客之时代》中指出:“欲求霞客之以求知而探险者，在欧洲并世盖无人焉。”竺可桢对我国另一位科学家徐光启也评价极高，认为徐超过了培根。1962年、1963年竺可桢写过专门纪念徐光启的文章。

竺可桢治学谨严，提倡“求是”。他强调科学实验，注重亲临第一线观测试验，取得第一手资料。1965年8月，他已七十五岁高龄，放弃去北戴河休假的机会，却到甘肃河西走廊考察农业区划，先后到兰州、酒泉、玉门、安西、敦煌等地，每日行程二百余公里，完成他一生最后一次野外考察。

竺可桢每天必写日记，就在出国参加会议或在野外考察十分繁忙劳累的情况下，都坚持不断。他1936年以前的日记，已在抗日战争中散失。自1936年1月1日至1974年2月5日，共三十八年零三十六天的日记，全部保存下来，竟无一日间断，共八百余万字。天气与物候是他每日必记的内容，其他如中外科研的新动向、新观点、新问题以及其他大事，无不扼要记载。这是竺可桢为后人留下的非常有价值的科学遗产之一。

1974年2月6日，竺可桢病逝于北京。